五四时期“打倒孔教”的呼声喊出之时，就有许多不同的声音。但总的来说，青年当中倒孔派是为主流，老年当中护孔派是主流。
　　此番“打倒”逝去几近百年的今天，复兴儒学在中青年学者中一时似乎蔚为时尚。这不禁让人疑问：这个时代儒学有没有复兴的价值？
　　朋友们有什么看法呢？一同来探讨一下...............................

既然要讨论，楼主何不先谈谈自己的看法，也好让大家明白你所说的“儒学”、“价值”等等的涵义？  

    今天的“儒学”，说来让人尴尬。八九十岁受过清末民初儒学教育的这一代已近凋零殆尽；六七十岁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成长的这一代大多并无儒学根衹；四五十岁这一代中年人正是当今新儒学中坚分子诞生的代际基础，但他们的儒学与其说是传统的儒学，不如说是西化的儒学。
　不论是言说话语，还是逻辑结构，现代新儒学反映的都是西方的思维。他们把儒家文化当成自己阐释当代人文价值的思想资源，颇有在思想界“托古改制”的遗风。因此，谁也不至于愚蠢到呼吁当代社会再度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至于愚昧到象西方和中国科举制严格按经书解释儒家文化的地步。也正是新儒学的这种现代化取向，它才有了今天的生存价值与发展空间。

对儒家经典也读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在目前有多少现实价值,不就是主张一套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礼制吗?今天已不是春秋时代,普天之下苍生皆说平等.
至于微观层面的做人处世之道,不把人格平等做底线,终究是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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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3楼两寸小鱼于2008-06-17 09:48发表的  :
对儒家经典也读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在目前有多少现实价值,不就是主张一套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礼制吗?今天已不是春秋时代,普天之下苍生皆说平等.
至于微观层面的做人处世之道,不把人格平等做底线,终究是南辕北辙.

儒者玉品。

本人认为儒学在当代还是有其存在的价值的和发展的需要的！从古至今，儒学深深地统治着中华民族，但是就其对我国国民的影响，我们对待事物的态度，还有很多哲理等都与儒学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当然了，任何一本学说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断补充进去新的内容。

梁启超先生言：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岂敢在前，岂敢在后。看待事物，范围越大，越不易把握准确，复不复兴，复兴什么都是应运而生的，这才有基础，生活中该渗透的已渗透了，儒学一途，知难行更难。

      我觉得，要讨论儒学的复兴，首先要看看儒学是如何兴起的。儒学的兴起有其历史必然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学只是其中的一家，虽然是显学，但是竞争者还是有的，墨家就是强有力的竞争者；而从秦统一到汉武帝近百年的时间，法家、道家接连压倒了儒家。秦朝的统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实质性的大一统时代，为了适应这个局面，迫切需要一种思想哲学作为官方哲学来统领新的上层建筑的建设。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也是痛苦的。秦朝选择了法家，结果二世而亡，造成了秦末的社会动荡，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及其严重的损失；汉初几十年，占统治地位的是道家学说，虽然修养了生息，但对内无法解决诸侯王尾大不掉，对外无法解决匈奴的边患。最后，由汉武帝出面，变更了官方哲学，儒学压倒了其他一切学说，居于统治地位。儒学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究其原因，就在于儒学的三大特点：一儒学是入世的，即通过参与变革来使社会达到自己理想的状态：二儒学承认阶级分化和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并试图将其制度化；三儒学认为阶级和阶层分化这个框架是不可改变的，但人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并通过制造这样鼓励改变的制度来巩固阶级分化的框架。道家是出世的、消极的；墨家反对阶级分化和阶层分化；法家虽然承认阶级和阶层分化，但反对人在阶级和阶层内部改变地位；当然儒家还有其他的特点，比如它是基础性的学说，不是技术性的，高于兵家、农家、阴阳家、纵横家等。由此可见，儒家很好地适应了秦以后的大一统的封建社会的需要，因而在大多数时候一直居于官方哲学的地位。
    但是，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儒家就不适应了。资本主义是不承认阶级分化和阶层分化的，它认为人的政治地位从根本上说是固定的，均一的，即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天赋的，人的政治地位与其经济地位无关（这么说是因为资本主义哲学无法解决政治与经济的关联性带来的问题，一旦人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相联系，双方就会发生矛盾：如果人是平等的，那么显然私有产权阻碍了这种平等；如果承认私有产权是合理的，那么显然人始终生活在不平等中。这个矛盾太大，无法解决，所以只能不承认双方有联系了。）由于资本主义的这个特点，实际上把儒家的三大特点中的后两大都取消了，或者说是在这两点问题上，儒家学说和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矛盾，而这两点显然又是很重要的，带有根本性的分歧——大陆学者对儒家学说的研究结果认为，儒家不管怎么变，如何新，它的根本哲学还是从传统哲学而来的，而传统哲学是无法引申出“民主与科学”这样的命题的，新儒家也没有做到。“民主与科学”其实更多的就是政治上的范畴：民主概念是反对人的不平等；科学概念反对神秘性，反对君权神授——于是，儒家哲学面对资本主义始终水土不服，无法将其纳入到自己的哲学范畴里，而儒学统治下的清王朝也始终无法引进和消化资本主义从而进化到资本主义社会。

      可是，面对新形势，儒家学说毕竟还是发展了，出现了所谓的“新儒家”。新儒家出现的时间，按照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的说法，大体是在抗日战争前后，20世纪30、40年代。其标志之一，就是以《新理学》为代表的、借鉴西方哲学而对传统儒家哲学加以改造的新的儒家哲学思想的诞生。新儒家思想诞生后，命运一直多舛。新儒家的诞生之际，是抗日战争期间，就是所谓的“贞元”之际；抗战胜利后，紧接着是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新儒家在大陆基本销声匿迹了。新儒家研究的中心转移到了香港和台湾，以后又散布到东南亚以致欧美，但研究中心始终在港台。20世纪70年代，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新儒家思想获得了重视，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的焦点。改革开发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也掀起了研究新儒家学说的热潮，以致出现了大陆学者拜台湾的新儒家学说权威之一的牟宗三为师的事情。当前，在大陆，研究新儒学正方兴未艾，许多新儒学专著纷纷出版，各个新儒家学说的大师被研究的热火朝天。
    如何来解释新儒家的出现以及其后的变迁呢？说“新儒家适应了社会的需要”，那是假话；说“新儒学理论先进，大师辈出”，那是半真半假的客气话；说“中国社会走了弯路，选错了官方哲学”，那是鬼话；说“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生命力顽强”，那是神话了。新儒家出现乃至发展的真正原因，还在于资本主义学说给儒家哲学留了一条后路：资本主义哲学虽然否认阶级和阶层分化，否认人的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但它没有否认人的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所以，如果我们单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完全符合了上面说的儒家哲学的三个特点，因此，儒家哲学从这里找到一条通往新儒家的道路。而实际上，人的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还是会导致人的政治地位的不平等的，于是新儒家还能在距离经济不远的政治和社会关系方面发挥一些指导作用。比如，我们经常能从华人写的励志书上看到新儒家的影子，励志书鼓励人要进取、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这是儒家学说特有的，因为西方只会说成就自我，对社会有益那是其次的，不是重点；还有一部分书说的是如何相处人际关系，上级与下属、老板与员工、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老师与学生、市民与警察。一般的书，写到市民与警察的都很少了，再往上，公民与社会，国民与政府，那是纯政治的领域了，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领地，新儒家无法进入，因为无力进入。

        从思想家人数、著作等方面来说，新儒家显然是很活跃的，的确是大师辈出、著作等身，比起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一个“思想”、两个“理论”来，比起我们的三代领导人十余卷文选来，新儒家真可以说是实践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了。但是，不管新儒家的大师做了多少工作，写了多少佶屈聱牙的著作，新儒家学说始终不能进入政治领域，也就是说，依靠新儒学无法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和政治路线，这就导致了新儒学实际上不再是一种基础性的学说理论，而像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家、农家、纵横家一样，成为技术性的一种学说理论了，只能反映社会的某一个方面。古代的儒家，从孔子开始，儒学大师一般都是政治家，在政治上地位很高，就算政治地位不高，社会影响也很大，也很有鲜明的政治主张。但是新儒家的几位代表人物，却都是地地道道的学者，他们之中并无政治家，也无政治思想家，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社会级的影响力了。国共两党的大决战终于造成了新儒家的分裂：一部分人支持了共产党，留在大陆；一部分人追随蒋介石去了台湾；还有一部分人对国共两党都不满意，去了香港、东南亚和欧美。由此可见，新儒家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当年儒家学说的地位，已经下降为官方哲学的从属了。从前面的理论分析就可以发现，新儒学其实是选择了一个与资本主义学说的结合点或者说空白点，从而使自己融入了资本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学说的一部分，所以它只能成为一种哲学的补充而不是哲学的全部。当然，新儒家的出现也说明了，传统儒家哲学也是可以现代化的，经过新儒家大师的呕心沥血的工作，儒家学说的这根毛，已经附在了资本主义这张皮上了。这是它的成功。
但是，儒家思想可不可以和社会主义结合，成为社会主义思想上的毛，建国60年了，好像还是不成功。因为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留给儒家学说的那个后门也彻底地堵死了：社会主义不但反对人政治上的不平等，更反对经济上的不平等，并且认为经济上的不平等是政治上不平等的原因。这样，社会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唯一结合点就只剩下积极入世这一点了，可惜的是，能在这上面做的文章，实在是太少了，积极入世这是哲学对待人生和社会的基本态度，而这种态度就在其哲学思想、政治主张、经济纲要中体现出来的，偏偏这些新儒家做不到或者做不好。
    至于改革开放后，新儒家学说在大陆开始流行，研究者日多，这不是儒学与社会主义结合的证明，而是儒学与资本主义结合的证明。因为改革开放的中国，日益从纯社会主义的社会，转变到了半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的社会。资本主义因素在大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正是新儒学在大陆试点引进到热烈讨论的过程。
    最后，可以谈一谈如何复兴儒学的问题了。我的理解是：如果我们追求的是儒学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流行，那么其实我们已经做到了；如果我们追求的是儒学在社会主义的流行，那么我们还在起点原地踏步，而成功的可能性，是不大的，起码现在还看不到。要说明的是，我说的是儒学的流行，而不是复兴。我理解的复兴是儒学重新成为官方哲学，而流行相对的要求就低一些，作为官方哲学的附庸，也是可以流行的；如果把握得好，即使作为官方哲学的反对者，也是可以流行的，比如道家学说，在中国流行了近两千年。但我只能说儒学的现代社会的流行前景如何，至于复兴，在我看来，可以断然地说：这是不可能的。

儒者爱人 讲的自是人伦纲常 是不会被偏废的 那段历史不算什么  十秋耳 

社稷尚在宗庙尚存典章尤承仁心不泯 传奇戏曲还在民间流传

儒者仁也仁者義也愛我者仁吾愛者義 心淨而往之 無爲而閑也

我们怎么看待儒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说他重要，那是因为我们是否践行一种学问直接取决于我们对待这门学问的态度，儒学在我国传播了两千年多年，各家各派的学说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数不胜数，唯有儒学传播至今，面对一个经受了千年考验的学问体系，还是应该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和认识。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有大肆贬低儒学的，有极力维护儒学的，1949年以来，我国政府主要的态度是“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但在实践中，“古为今用”不如“洋为中用”做得好。儒学被扫入了故纸堆，学校不再专门系统教育学生文言文的阅读和写作，而是系统教育学生英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懂西学不懂中学的人才。
儒学是关注现世的学问，是求善的学说体系，和政治密不可分，很多大儒都通过政治途径来改变社会，谋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即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使我们的民族饱受磨难，有志之士通过西学寻求治国良方，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的政治思想之一。政治思想的选择不可能是两可的，只能是非此即彼的选择，所以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就必然不可能同时高举儒学的旗帜，儒学从此只能是研究者在书斋里诵读的学问，而脱离了政治的儒学，就失去了它赖以发展的根基。
但是这不等于说儒学从此会消亡。其实鸦片战争以来尚不到200年，200年对人类历史长河来说，其实也不过是一瞬，即使再过200年，对时间老人来说，也是短暂的。近几十年来儒学不能成为官方理论，并不意味着100年以后，200年以后的社会也如此。我们看5000年的中国历史，1000年以后的华夏子孙看6000年的中国历史，其实这区区百十来年的事情也许不过是寥寥几笔而已。对儒学而言，有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资历，大可不必为当下不见用而发愁。是金子，总会在历史长河中发光的。

谈儒学我认为首先要弄明白儒学的含义和流派，他的内涵和定位。儒学亦称儒家，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发展。有些人认为中国儒学有四个比较明显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在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认为，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君子”）为己任。“士”者“仕”也。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士出来任职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一样，是他的职业。荀子在讲到社会分工时，也把“士”归于“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的一类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原始儒家学说也可以说是为国家、社会培养官吏的学说，是“士”的文化。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即怎样做才称得上“士”。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这句答话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份，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而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荀子写了一篇题为《儒效》的文章，其中对于儒者的形象和社会作用是这样来描写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美俗”就要不断修身，提高道德品质，以身作则；“美政”则要“善调一天下”，为社会制订各种礼仪规范、政法制度等，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原始儒家在先秦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是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显学”之一。他们提倡的道德修养学说在“士”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他们设计的理想政治制度和治国原则，则因其主要精神，即一统天下和礼义王道为上等，太脱离当时诸侯称霸、群雄割据的社会现实了，因而始终没有能得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采用。所以，原始儒家学说与以后成为实际社会制度依据的儒学不同，它还只是一种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

两汉政治制度化宗教化儒学
西汉大儒董仲舒不仅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更为突出的是，在他专攻的春秋公羊学中，充满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并使阴阳五行思想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董仲舒曾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这是以后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重要根据。但必须指出的是，董仲舒这里所说的“孔子之术”，显然已经不是原来的孔子学说，也不是原始儒家学说，而是经过他和汉初其他儒家学者发展了的，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学说之长的，董仲舒心目中的“孔子之术”。董仲舒把儒学推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方向，竭力宣扬天是有意志的，能与人相感应的，而王者是“承天意以从事”的等等一整套宗教神学理论。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自然也就成了教王。儒学社会政治层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强，同时也就减弱了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在原始儒学那里，它是通过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去启发出人们遵守道德规范、追求理想社会的自觉。所以，儒学对于士大夫们的修身养性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可是，当儒学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以后，它就成了不管你自觉与否，自愿与否，都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因而它的修养意义和作用就大大地被减弱了。这样，儒学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却成了它在道德修养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机。到了汉末，政治制度化了的儒学礼教（名教），一方面成为束缚和压制人的自然感情的东西，一方面又成了那些伪君子沽名钓誉的工具。

宋、明、清时期性理之学的儒学
    性理学以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和复兴儒学为己任。不过，他们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不是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因为，汉唐以来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虽然也有某些变化，但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它一直受到当权者的全力维护，而并未中断。因此，性理学家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是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儒学。他们希望重新充分发挥儒学道德修养方面的社会功能，夺回被佛、道占据了七百年优势的身心修养、思想理论领域。再则，性理学所复兴的儒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也都与先秦原始儒学有了很大的不同。
    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人们对儒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斥其为“吃人的礼教”，高喊要“打倒孔家店”等等。这在当时反封建制度的革命情势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也应当看到，这种对儒学简单的全盘的否定，也是不科学的。这里显然没有分清先秦原始儒学、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儒学与宋明性理学儒学这些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儒学之间的质的区别。同时，显然也没有分清自汉以来，尤其是自宋明以来儒学所发展出来的两个不同层面及其不同的社会功能。而这正是我们探求儒学未来发展所必需和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
    由于人们对于儒学的认识和评价的不同，因而对儒学未来也有不同的展望。儒学作为中国二千余年来流传不息的文化主体之一，具有丰富和深邃的思想理论，而且对东亚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甚至也是东亚一些国家，如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必将随着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振兴，而越来越被这一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所自觉与重视。同时，儒学作为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它与西方文化的互补性，也正在越来越为世界有识之士所瞩目。所以，对于儒学的未来发展，首先要求儒学有一种开放的精神，既要继续吸收和融会本国各学派的精华，更要积极吸收和融会西方文化的精华，同时还要对儒学自身已有的基本精神和重要概念、命题等，“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荀子·王霸》），作出符合现代社会精神的新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