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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祚庥：一个忠实于科学的科学家

作者: alvinwoolf 发布日期: 2008-5-10 查看数: 出自: 网上读书园地

傅宁军

　　何祚庥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对于一般的人来说，他默默探索的专业领域太深奥了。但他以科学家的胆识和勇气带头向伪科学宣战的响亮声音，却为普通百姓所熟知。《奇人张宝胜败走麦城实录》的披露，“大气功师”严新外气实验的质疑，对“水变油”神话的公开驳斥……一个个不可一世的“特异功能”、中国第五大发明“、诺贝尔奖课题”在何祚庥等科学家们有理有据的猛烈“炮轰”下无以招架。

　　杨振宁教授一见到何祚庥就告诉他，《奇人张宝胜败走麦城实录》在海外获得了极高的“转载率”。美国、欧洲、香港和台湾大大小小的报纸，纷纷以全文或以摘要转载，成为轰动一时的文章。

　　我面前的何祚庥貌不惊人，鼻梁上架着近视眼镜，一看就是个做学问的人，略显清瘦的他在家里爱穿深色运动服，住在七层楼常常舍弃电梯徒步上下以健身。他每天晨练太极拳已经十几年。他喜欢听戏曲，是个高层次的“戏迷”。他爱看武侠小说，只是对其中的“神功”一概不信。何祚庥是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博士生导师，同时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生导师。“两栖学者”大概是何祚庥教授的魅力所在吧。

　　何祚庥１９２７年生于上海，其祖辈早年在安徽望江县是望族，曾祖父是管盐务的道台，家里很有钱，辞官后在江苏扬州盖了很漂亮的园林，叫何园。

　　然而何祚庥祖上的光耀，到他出生时只是家里人闲聊的话题了。他曾祖父跟外国人打过交道，得风气之先，对现代文明颇为向往。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何氏家族举家东迁，搬到黄浦江畔的上海。曾祖父一心想投资现代工业，听信了他孙子，即何祚庥大伯父的游说，盲目投资把全部家产赔了个净光。

　　何祚庥的父亲何世杰，是何家新一代中的佼佼者。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祖父母变卖家产送他去美国康奈尔大学读学位，学成回国却不幸患伤寒去世。

　　何祚庥对父亲没有任何印象，家里只有一张他的照片，父亲去世时他两岁，弟弟才三个月，巧岁的父亲何世杰临终嘱托“不管多困难，一定要让两个孩子念大学。”母亲那年２３岁，极爱丈夫的她悲痛万分几欲自杀，家人日夜守护，劝她念及孩子，实践夫君遗言。从此，她虽年纪尚轻面容姣好，却没有改嫁，把孩子培养成有文化知识的人是她生活的希望。母亲很要强，她四处求职，挣钱供孩子读书。何祚庥说，“我们这个大家族破落了，还维持破落家族的习惯，整天打麻将！我妈妈有时也被拉去，她一上桌，我和弟弟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站着看。她一想不行，这样的'教育'不太坏了吗？她就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打麻将了，……”

　　当何祚庥以优异成绩考人中学时，母亲高兴得流了泪，大儿子考上的学校正是他父亲当年读书的学校。后来，何祚庥的弟弟何祚榕也考上了这所中学。何祚榕日后则成了社会科学专家。兄弟俩都没有辜负母亲的一片苦心。

　　１９４５年，何祚庥考进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向来喜欢数学和物理的何祚庥之所以报考化学，是想毕业后在上海某个小化工厂谋个差事，早些挣钱养家。两年后他转考人北京清华大学物理系，还是回到了他喜欢的专业。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于光远来到清华大学，找青年学生召开了理论学习座谈会。那时的青年十分醉心于革命，尤其醉心于阶级斗争学说，以为一切事物无不带有阶级的烙印。何祚庥在会上提出了与众不同的问题：“自然科学有没有阶级性？”于光远深入浅出地作了解答，给这个思想进步而又活跃的青年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时隔一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的何祚庥接到通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报到，在于光远分管的理论教育处。不久他调至中宣部新成立的科学处顶头上司都是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有卓越贡献的权威人士：秦川、胡绳、于光远等，分管科学处的副部长胡乔木在处长缺位时还直接管过一段时间。

　　“乔木同志非常喜欢年轻人，爱和我们聊天。我的名字是我祖父给我起的，乔木同志问我什么意思我说不上。他就查字典，才知道'祚'是绵延不绝，'庥'是吉祥如意，合在一起就是好人一生平安的意思。在此以前我只明白我在何家是'祚'字辈的。”

　　“乔木同志了不得，一个字不认得都要查字典”何祚庥举起食指对我说，“像这些高级领导一丝不苟的作风我在中宣部算是领教了。”

　　当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是党内老资格的革命家和理论家，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在中共中央领导层里文化层次算是很高的了，但他并不满足。何祚庥分到中宣部，因工作关系跟陆定一打过几次交道、部长比他想象的要好接近得多。陆定一对他说：“小何啊，我多年没有接触自然科学了，你来了正好，给我讲点物理吧。”何祚庥以为部长说说而已，他工作这么忙，哪里顾得上听他这个才毕业的大学生讲课。过了一段时间，陆定一请何祚庥去讲课，说他是学电机的，近代物理在学校没学过。何祚庥也不拘束，直率他说：“定一同志，学物理是要用到微积分的，你忘记了没有？”陆定一说：“还记得还记得。没关系，你尽管用。”

　　那时中宣部机关在中南海，陆定一部长的家也在中南海的一个小院里。陆定一和何祚庥约好，每隔一天上他家讲一课，每次讲一个小时。何祚庥夹着书本进门，陆定一夫人给他倒上一杯茶，寒喧两句走开了。何祚庥就打开厚厚的教课书讲起来……

　　何祚庥自己是知识分子，他和科学家的共同语言很多。“科学处的工作重点就是管科学院，管全国科学工作，管科技政策，在科技界做调查研究。曾经给我一个任务，是找前辈科学家谈话，一个一个地谈。” “我当时虽然还年轻，但是代表中宣部去找他们谈话，他们都很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我们党的领导机关。我前后同一百多位科学家谈过话。我写了详细汇报，把科学家的想法反映上去，这样的事情我们作了好多。”

　　昆曲《十五贯》享誉国内外，还跟何祚庥有些关系呢。

　　那时何祚庥还在中宣部科学处，他晚饭后有出门散步的习惯，这天走到附近的长安大戏院门口，一见上演的是昆曲《十五贯》，他多年没看到昆曲这个历史悠久的戏种了，就买了张票进场观赏。偌大的剧场空荡荡的，不过十几个观众。锣鼓伴着丝竹弦乐一响，大幕拉开，一向以“戏迷”自许的何祚庥在精采的演出中沉醉了，不禁连连叫好。

　　第二天一上班，何祚庥就在中宣部里到处宣传，他昨晚看了一场好得不得了的昆曲。有人说，何祚庥的欣赏水平不会低，那去看看吧。林默涵、胡绳等理论家和文艺评论家都去看了，他们看后评价也很高，回来一说，领导重视啦，中宣部机关组织集体观看，还请中央领导同志观看，毛泽东主席先后看了两次，感慨很多，赞扬这出戏有现实意义。

　　在《十五贯》的座谈会上，周恩来总理做了近一个小时的长篇发言，结论是：“一个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后来，昆曲《十五贯》搬上了银幕，一时全国上下争说《十五贯》。

　　１９５５年，中央决定搞原子弹，成立二机部（核工业部）。钱三强教授奉命组建原子能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汇集了一大批著名的前辈科学家，也起用了一大批年轻的出类拔革的科学家。钱三强想到了他的弟子何祚庥，在清华大学任物理系主任的钱三强教授，是青年学生极为敬重的老师，也是进步学生十分信赖的进步教授。何祚庥在北平尚未解放时，就已经加入党组织，是清华大学理学院支部书记兼学生工作负责人。他常常去钱三强府上，有时向老师请教学术问题，有时和前辈交流思想，探讨时局走向。钱三强对何祚庥勤奋刻苦的学业给予很多点拨，而在向往光明、向往中国富强的共同话题里他们是“忘年交”。工业刚刚起步，钱三强找到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希望能把何祚庥调给他。胡乔木把此意见转告了于光远。从机关工作角度于光远当然不想放何祚庥，但于光远早年也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是周培源教授的学生。他更懂得核工业需要科技骨干的道理，那么就给何祚庥开“绿灯”吧。

　　１９５６年底，何祚庥奉调原子能研究所。他拿着介绍信兴冲冲去报到，一去就对干部部门说，我要去下面研究室，千万别留在机关。管干部的同志很高兴，说中央大机关下来的，像你这样不要做官，想到下面去的还是第一个。

　　在中宣部的五年对于何祚庥来说似乎是场“热身赛”，而原子能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才是他切实投身于祖国科技事业的“竞技场”。“为什么时隔好几年，我还能较快地进入科研领域？一个是因为我过去的基础还可以，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前辈们的指教。他们都肯教我，我跟他们的关系也都是很好的”

　　何祚庥在原子能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工作，开始由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教授指导，彭先生指导的方法是让何祚庥自己去找有关文献阅读，每星期讨论一次，在每次约定的时间内，除了由何祚庥向他报告所阅读和消化的材料外，还由彭先生详细评论各种科研问题的“得”与“失”，使何祚庥懂得如何评价所研究的主攻方向。

　　何祚庥曾向填补我国原子核理论空白的于敏请教；科学研究的本领是怎样锻炼出来的？于敏回答说：“我常常注意观察前辈科学家的思想方法。”短短的一句话，使何祚庥记到今天，他告诉我们：“可能于敏自己已经不记得他对我说过这句话了，这是一句使人终身难忘的重要的话，它让我学到了活的科学方法论。”

　　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０年期间，何祚庥来到苏联莫斯科，在中苏合办的核子研究所进行粒子物理的研究。紧张的研究之余，每个星期六或星期天，何祚庥可以乘研究所的班车进城，到莫斯科大学去找在苏联留学的恋人庆承瑞。庆承瑞也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她比何祚庥低三届。她是班里的青年团支部书记，在中学就人了党，她拿着介绍信找支部书记转关系，支部书记就是何庥。他们的交往和友谊是从学校开始的。

　　１９６０年，庆承瑞学成回国，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何庥也奉调回国，参与以“乙项任务”为代号的氢弹理论研究。

　　早在１９５８年，毛泽东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刘杰部长和钱三强副部长探讨了中国缩短原子弹到氢弹时间的可能性。钱三强的看法是：“ 氢弹以原子弹作引爆器，但它有自己的原理和规律，与轻核聚反应有关的理论问题，确实需要尽快进行探索，宜早不宜迟。”

　　于是，他们决定由原子能研究所组织力量，开展氢弹理论的超前研究。钱三强打破论资排辈，先后任命卓有建树的黄祖洽和于敏担任轻核理论组的正副组长。

　　钱三强把何庥从国外召回，参与轻核理论组的研究，并兼任党总支委员。那时的何祚庥，刚刚进入粒子物理研究领域，就需要他转变研究方向，从基础研究转向武器研究。他毫无怨言，十分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安排。

　　中国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就由黄祖洽。于敏和何祚庥等许多年轻人承担起未。由于黄祖洽在核武器研究所兼职，限于时间和精力，氢弹理论组更多的是由于敏主要负责，是于敏和何祚庥携手，在攀登科学高峰的过程中攻克了很多难题。

　　钱三强知人善任，起用于敏是有远见的，但周围对于敏的非议很多。不只一次，业务上拔尖的于敏被批评为“专而不红”，虽不至于说他是“白专道路”，也说他是“粉白色道路”，还批他是“知识私有”。于敏不服气，有人就说他“顽固不化”。

　　有一次党总支委员会开会，研究批判于敏。理论研究室支部书记何祚庥表示反对。最后表决，与会一共１１个人，９票赞成，1票反对，还有1票弃权。总支委会决议这样通过了，少数服从多数，投反对票的何祚庥还得回室里主持批判会。

　　何祚庥总得交差，但又怕开会时有人“上纲上线”，伤于敏的心，就先发言定个调。他大谈了一通知识分子学习改造的重要性。学习改造是包括每个人在内的，谈到于敏就很有分寸感，说对别人的意见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又说为人民服务贵在有自觉性，不“三请诸葛亮”才出山。说到“诸葛亮”，不免有半开玩笑的味道，一时气氛轻松了许多。

　　在那时的极左空气下，这是尽可能做到的有节制的批判了，于敏当然理解何祚庥的良苦用心，所以他们就结下很深的友谊。他们一投人工作，就忘却了世间的所有烦恼。

　　何祚庥很怀念那时的日子：“氢弹理论没有可抄的，要独立分解、解剖和提炼很多科学问题，我和于敏天天讨论、争论和辩论，常常直至深夜。这是我在科学生涯中最愉快的一次合作，我向于敏同志学了不少从事科学工作的本领。”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８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它的冲击波在世界上引起连锁反应。

　　论物质条件，中国不能和发达国家相比。抢占高科技领域，我们的优势西方国家很难理解。在氢弹理论研究中曾经作出贡献的何祚庥，对此十分感慨地说：“科技工作者曾经和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邓小平说，'他们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我想就靠一个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史无前例的文革浪潮涌来，钱三强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钱三强和何祚庥的关系人所共知，有人揭发何祚庥是“钱派”，自“在劫难逃”。好在两派“革命群众”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何祚庥等专家由“革命对象”慢慢变成了旁观者。

　　科学家的目光是理性的，如此不讲科学的混乱，他们坚信长不了。但时光一点点白白流过，一个科学家离开了科研课目比什么都痛苦。天天坐在办公室“反省”的何祚庥，表面上无所谓，头脑却在高速运转中寻找突破现状的出路。

　　１９６８年，清查所谓“５.１６”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波及到何祚庥所在单位。何祚庥庥的办公桌后面，新添了一个挨整的“造反派”头头的桌子，他叫黄涛，是朱洪元教授的学生，红了一阵子莫名其妙地成了“５.１６”分子。看黄涛坐在那里也很无聊，何祚庥悄悄地对他说“小黄，我们来合作研究束缚态场论吧！”

　　于是，这位“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那位“极左”的“５.１６”分子之间，开始了奇妙的合作。在局外人看来，他们两个人每天一上班，就老老实实地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放着一大堆满是革命口号的报纸，不时在稿纸上记些什么，似乎是在写检查交待或学习体会，其实他们在稿纸上龙飞凤舞写的全是公式，奋斗半年，他们基本建立起“复合场量子场论”的体系。

　　在中国大地上，文革恶梦终于过去，人们喜悦地欢呼科学春天的到来。１９８０年何祚庥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他保持着旺盛的精力，投入到他的宇宙论和基本粒子的研究，他形象地比喻，他是研究宇宙间最大的和最小的。他的研究成果《层子模型的理论》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中微子的质量》论文在国际物理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我向何祚庥提了个读者想了解的问题。“那么，您是一位专业性很强的科学家，什么原因促使您近年对社会热点问题特别关注呢？”

　 “本来我就是很关注的，但你关注不一定要付诸行动。因为选了我当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当政协委员你就要参政议政，你要提意见。提意见瞎说是不行的，这就要从以前光是理论问题的研究，转到现在实际问题的研究上”何祚庥自我分析道：“我参政议政有我的优势。我的科学知识比较多，接受新事物要快些。我是搞理论物理的，有一套研究问题的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研究中来会比较容易地搞清楚一些问题。”

　　他的那篇题为《关于教师工资国际水准的研究》的论文，第一个提出了工资问题比较式研究的新思路，既探讨了中国教师工资收入指数偏低的实际状况，又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比较中寻找工资比例和客观标准，从而成为组织和人事部门研究工资改革的常用方法。以后不仅是研究教师的工资，研究所有行业的工资都用何祚庥教授的这个办法。

　　“我的办法为什么受到欢迎啊？因为我的方法是科学的，有量的比较：一尺布跟一只鸡是没法比的。我是为教师说了话了，但是，我是有根据地说话，同时也反对'哎呀，要提高工资啊，就应该提高十倍提高一百倍啊'，这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

　　《宣传信息高速公路应该降温》，是何祚庥教授把我们中国人从不切实际的“发烧” 中拽回现实。他说，美国总统克林顿讲的信息高速公路是个什么概念，有的人还没有搞清楚，就宣传我们要迎头跟上。 “我们国家现在设计的光缆通道的容量，跟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相差５０倍到１００倍！为什么呢？因为人家信息库有８万个，我们的信息库才８００个，入库只有十几个。”何祚庥打了个比方，“就像天安门广场，汽车很挤我给它放宽就可以了。长安大街放大十倍，就够我三十年二十年跑的，我把这条街的宽度放大１０００倍，这实际吗？”

　　我采访何祚庥那天，看到了他刚送上去的一份意见书：中国有无建造新的高能加速器的国力？对国内有些高能物理学者建议，抢在西欧之前建成一个新的高能加速器，提出不同意见。他论证说，美国在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３年因类似工程连年投入基础研究费用的三分之一，认为过于奢侈而未能上马，中国却要拿出高达２０亿人民币搞这个工程（每年投入基础研究费用的两倍），这有无必要？

　　何祚庥提议，立足现有国力，发展高能物理的非加速器物理学，并开拓有重要应用前景的新的研究领域，他在大量的比较和分析之后写道：“我赞成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但是必须计算其单位人民币的投入产生的科学效益，我国必须优先投入于投入和产出比更为优越的那些科学领域。所以，基础研究必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何祚庥教授成为中国反伪科学的“重量级人物”决非偶然。这应了中国人常挂在嘴边的老话，“没有金钢钻，敢揽瓷器活”？融会贯通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的何祚庥，对于伪科学不仅不信，而且像他做研究那样，解剖得痛快淋漓。

　　何祚庥告诉我们，前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有个决议，要加强科普工作，文件特别提到“一些迷信、愚昧活动日渐泛滥，反科学、伪科学的活动频频发生，令人触目惊心”。从而要求“引导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掌握科学知识，应用科学方法，学会科学思维，战胜迷信、愚昧和贫穷”。中央号召中科院的院士带头。

　　在何祚庥教授面前最先“露馅”的，是名震京城的奇人张宝胜，还是１９８８年５月，何祚庥等对“特异功能”持高度质疑态度的科学家，邀请去科委的一个招待所大厅，参加中央有关部委组织的汇报会兼表演会，中心内容“鉴定张宝胜究竟有没有从某个封闭的瓶子里取出某些药片或有机玻璃或任何固态实物的能力”。

　　主办单位同意何祚庥等科学家提供测试的样品，井同意请来北京杂技团和铁路文工团五位高级魔术师和杂技演员，其中有我国魔术界最高奖“百戏奖”获得者金业勤，有世界魔术师协会榜上有名的提日立。这次汇报会兼表演很慎重，有国家安全部、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中央宣传部等几位领导同志参加。

　　长达三个小时，张宝胜竟然没有把任何一个药丸和玻璃片从试管里“引流”出来，只好改成张最拿手的“透视”识字。何祚庥和林自新在信封里写了一组物理常数，何祚庥祚庥在接缝处签了６“何”字，张宝胜拈了半天，无法“透出”。又改成名片嚼烂由他“拍”还原，何祚庥说：“在嚼烂前我能否签个名？这样一来张宝胜马上表示放弃。后来张宝胜表演其他项目，在何祚庥签名密封的信封里放进一块糖。”

　　事后何祚庥说： “我坐在张宝胜的右边，她（指庆承瑞教授）坐在张的左边，都以警惕的眼光盯着他。老实说我们并没有看出来，但是魔术师们很轻松地戳穿了他的'调包'。研究物理学我是内行，看变戏法还是魔术师比我要高明得多。”

　何祚庥等科学家曾向主办单位提出，“客观”报道这次汇报表演纪实，然而一直未能如愿。作为内部活动，何祚庥并没有太在意，只是在小范围谈了些看法。当《奇人“张宝胜》一书一版再版，张宝胜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越传越玄，以至于带动社会上类似的“大师”，“宗师”层出不穷，神秘主义浪潮来势汹猛，何祚庥教授感到不能再沉默了，于１９９５年５月发表“迟到的报道”：《奇人张宝胜败走麦城》。

　文章发表后何祚庥接到大量来信，很多人在信里诉说听信“气功大师”上当受骗的经历，其中就有因练功练偏了从高楼跳下送命的事例，其亲属写信给何祚庥，呼吁揭露这帮伪“大师”。何祚庥肯定气功练好了能健身壮体，但他气愤他说。

　　“比如说带功报告，带功茶，带功磁带等等。一杯带功茶２０块钱，这与旧社会巫师烧符念咒有什么两样？画了个符烧了以后，就什么都灵了，符水能治病。画符，只不过换了个名词，叫'带功'，实则一码事。居然有许多人上当受骗！”

　　严新也是一位一呼百应的“气功大师”。说起他的“神通广大”，人们不很陌生。国内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纸发表《严新在美国》，声称严新大师在美国发功２０分钟，其功力可以飞越重洋，“影响远在北京的原子核的衰变计数率”。

　　人们正惊叹之余，突然看到了义正辞严的报道：《何祚庥院士谈严新的“外气试验” 》。何祚庥向大家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在１５００一２０００公里外爆炸一颗原子弹，在北京大气层测不到它所产生的冲击波信号，严新发功竟能超过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紧接着，我们读到了何祚庥在《工人日报》发表的长文《评一组甚不科学的“气功外气影响物质性质的科学实验”》。依然是毫不留情的揭露！

　　“大气功师”们在何祚庥的面前屡屡惨败。张宝胜气势汹汹，声言要告他。何祚庥一笑，等着他打官司，但并没有下文。严新则通过第三者打电话给何祚庥，说何教授要看病或治病，他可以义务上门。何祚庥的回答是：没时间。

　　还有何祚庥等科学家戳穿“水变油”，那个喧腾了多年的闹剧，已是尽人皆知的了。

　　何祚庥对气功从来就没有反对过，对气功的科学研究更是很赞成。说他反对伪气功就是反对中国的气功，不是不了解情况，就是出于其它目的。为此，他虽然科研教学很忙但他宣传反对伪气功、伪科学从不吝惜时间。近年他为党政机关和大专院校、工矿企业做报告几十场，只要时间能排得开，基本上是有请就到。在科技界，同何祚庥站在一起的科学家占压倒多数，而在社会上“气功大师”还很有市场，他说要做的事还很多。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应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求对所谓“透视”的特异功能作评估的华盛顿美国研究所，公开发表《对遥视研究及应用的报告》，结论是：利用所谓 “异能人”从事谍报工作，既不可能，亦无价值，而且实验研究并未确证特异功能的存在。据此，中央情报局决定取消称为“星门”的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项目。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正式意见，因此在西方报刊，连同英国《自然》等权威科学刊物掀起轩然大波，纷纷以专文报道。何祚庥从外文期刊上读到这个报告，认为如此重要的事情应该向中央汇报并共诸社会舆论，他很快将材料整理上报有关领导。

　在何祚庥的家里，我看到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０出版的美国《科学》周刊，其中有专文介绍中国科技界和新闻界向中国伪科学反击的几个案例，多次引用何祚庥教授在《中国科学报》发表的见解。最有意思的是，文章配发了一张采访何祚庥教授的照片，何祚庥坐在他的书房里，脚底下踩着一大摊宣传伪科学的书籍。

　　“我的个性就是不怕得罪人。我反对伪科学有人不高兴，而且是非常之不高兴的。但是用一个为人的准则来讲呢，尽管有许多人不喜欢我，这是个事实，我得到的后果是更多的人喜欢我。喜欢我的人数大大超过忌恨我的人。这也是个事实。”

　反伪科学的斗争，何祚庥觉得是他份内事，像工人做工、农民种地那样理所当然。“近几年精神文明严重滑坡啊！严重滑坡的原因很多，别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但是伪科学，是我们科学家应该管的事情。每个人要管好自己身边的事情嘛”

　　１９９８年的何祚庥，以年轻心态迈过古稀之年的门槛。在欧美同学会北大厅举行的生日庆祝会上，欢笑声不断，一百多名来宾随着钢琴伴奏齐唱《祝你生日快乐》。

　　最为精采的节目是著名魔术大师表演的“特异功能”：北京杂技团提日利表演的“意念制动”，中国魔术艺术家委员会傅和鸣表演的“透视”功夫，中国杂技团晴雪表演的“意念焊接”。请注意这些只是魔术而不是特异功能。

　　主持人司马南是与何先生并肩战斗“忘年交”。他的生日贺词激起了全场的掌声和笑声：“何先生近年来与伪科学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尤其是对所谓特异功能更是不留情面遭到许多'气功大师'的仇视，他们对何先生发了不少坏气，可是何先生不但毫发无损，相反非常健康，这不能不说是科学的胜利！”

（原载《传记文学》1999、5）

转自：http://www.taosl.net/wcp/wlcp_hezx.htm

何祚庥先生敢于对伪装的文化、科学进行无情的批判，一直心中充满敬仰之情。中国缺少像他这样敢于讲心里话的人。有的人出于阴暗的目的，有的干脆就是被批判的国有行业的人士，对他进行辱骂，其实支持他的人大有人在。只是不想加入谩骂的行列而已。敬佩你，何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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