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号“秒空”却无人就诊
今年3月，上海闵行警方接到辖区某三甲医院反映线索称， 医院线上挂号小程序显示大量专家号已约满，然而实际到诊率却不高，不少号源无人就诊。与此同时，部分患者向院方投诉， 即便他们准时“卡点”守在挂号页面，专家号依然会在放号后几秒内被抢空，挂号难度远超正常人操作。院方介绍，医院线上小程序每个账号可关联3名就诊人。在发现大量号源被预约后无人就诊的异常情况后， 医院尝试通过预留电话联系就诊人，却发现不少号码无法接通。这些“占而不用”的号源，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接报后，警方迅速从无人就诊的异常号源入手展开研判。民警发现， 有一批账号极为活跃，频繁更换不同的就诊人信息。据统计，这些账号累计预约挂号超过3000次，但实际就诊仅950余次， 取消和过期占比近七成，明显不符合正常患者的就医规律。警方判断，异常数据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不法分子利用技术手段入侵医院线上挂号系统、恶意抢占号源的情况。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李某。经查， 李某利用脚本软件持续刷新医院挂号系统，通过摄像头实时监测医院号源，达到快速抢号的目的。在李某背后，警方发现了一个以“陪诊服务”为幌子的中间销售网络。4名所谓的“陪诊师”通过网络渠道发布“代办医院预约挂号”的广告信息， 以每单130元至500元不等的价格向李某购买抢到的号源，再转售给急需就医的患者，层层加价、牟取暴利。李某从“陪诊师”处接单后，或直接为指定患者抢号，或通过退号再抢号的方式，更改就诊人信息进行“洗号”转卖， 从中累计非法牟利100余万元。警方还发现除了李某之外，郑某、兰某等犯罪嫌疑人也以类似方式牟利。其中，郑某侵入医院注册挂号系统，借助软件脚本、虚拟机等技术手段快速抢占专家号源。根据测算， 普通患者从登录系统到成功付款，整个过程至少需要1分钟，而郑某通过自动化脚本，仅需1秒即可抢到一个号源。为进一步提升“效率”， 郑某还专门委托他人开发了一款“预约挂号软件”，患者可直接在该软件上填报信息，由郑某按需抢号。 仅此一项，郑某累计牟利就高达310余万元。在掌握充分证据后，4月1日至2日，警方兵分多路，分赴安徽、福建等地展开集中收网行动， 在当地警方配合下，一举抓获10名犯罪嫌疑人。目前，李某、郑某等人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已被闵行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目前，针对案件中暴露出的医院挂号系统安全漏洞，警方已督促相关医疗单位、软件开发企业完成隐患整改，提升挂号系统的网络安全防护水平。实话实话，中国国内的医疗供给要大于国外。现在不少华人回国看病就说明了这种情况。
按道理来说，供给越充分，黄牛就会越少。但实际情况是国内医疗黄牛很多，国外则医疗黄牛很少甚至没有。
如何解释这种反常？其实只有一个解释：道德水平。
国外不是没有黄牛，体育竞赛的黄牛就很多，说明他们也想挣钱。但是医疗黄牛很少，说明他们认为这个太缺德。
道德水平为什么低？这个显然与人种无关。有关的是文化和制度。 gongqi 发表于 2026-4-23 11:16
实话实话，中国国内的医疗供给要大于国外。现在不少华人回国看病就说明了这种情况。
按道理来说，供给越充 ...
从无神开始
tjzh1 发表于 2026-4-23 11:50
从无神开始
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是很多年前听梁晓声的一个讲座。他的原话大概是：在有宗教的地方，警察管老百姓，警察头子管警察，宗教管警察头子；在没有宗教的地方，没人管警察头子。
当时觉得很有道理。
但其实事情要更复杂一些。比如在毛时代，虽然没有宗教，但有类似于宗教的毛思想，也能管警察头子。
不过要是进一步分析，毛思想管什么呢？打倒地主资产阶级，打倒美国苏联，都是宏观叙事，和个人品德无关，所以其实是不管普通社会生活的，或者不直接管。
比如贪污受贿，这个算资产阶级思想，不直接管，间接管。比如号贩子，这个算资本主义尾巴，也是间接管。
但后来不打到资产阶级了。通过资产阶级的间接管就没有了。道德不管了，只剩下法律管，也就是警察管。
本帖最后由 jotis 于 2026-4-23 14:41 编辑
罗永浩不是讲过黄牛吗？正常现象，那你说医疗供给充足，那专家号为什么难抢，一天就看那么多号
对富人来说能花钱搞定的那就不叫事，有黄牛帮他搞最好，他省事了，他哪有那么多空去抢号或者抢票呢？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jotis 发表于 2026-4-23 14:36
罗永浩不是讲过黄牛吗？正常现象，那你说医疗供给充足，那专家号为什么难抢，一天就看那么多号
对富人来说 ...
我没说中国医疗供给绝对充足，我说的是相对国外更充足。
以我有限的经验，真正难抢的是个别医院个别科室的专家号，其它并不难抢。
比如我曾经挂北医三院的治疗胆结石的专家号，该专家在全国排名第二，应该算顶级专家了。但是我上午临时起意就抢到了他的下午号。
但是我也的确有去协和医院早上5点去排队挂某科号的经历，而且还只挂到了普通号，没抢到专家号。
至于富人，其实真正的权贵跟老百姓根本就不是一个赛道。
穷一点的富人都是挂特需门诊。富一点的富人则是挂高干门诊。至于富人是怎样成为高干的，这个老百姓应该也没几个知道。
黄牛抢了叼，可以转让吗？
如果可以转让，说明制度设计、小程序设计，还是有漏洞。
我印象中，谁挂号，就必须谁去，几次不去，就会列入一个什么名单。 网络初建，民生水电燃气，衣食住行等等，纸质票据凭证差不多全废。
高铁购票、贺岁币发行、医疗挂号、……
资源供应一窝风全转网络，网络资源被霸占，视而不见无治理！
公德与自律，管治与懒政，谁说与人种无关？ 这个可以在制度上堵住漏洞吧
严格实名制----预约人姓名跟实际纠正人不符的，一律拒绝，并在诊室配置保安 还是产业链 资本运作垄断号源 实名挂号即可，另外某人扯到道德，体育竞赛黄牛就道德些？这是想跟他们洗白的节奏？美国实行的主要是家庭医生制度，所以很大程度避免了黄牛，而非什么道德
另外富人存在挂号吗？即使存在，主要还是和熟悉医生的对接，专家接几个号外的本就是寻常之事，不要扯什么道德水平，这本就是人情往来罢了。 中国国内的医疗供给要大于国外？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如果真的算人均的话还要说这话，那不是傻就是坏了。
如果真的深入底层，好多看不起病吃不起药怎么算？不是他们不想去治疗，是他们无能为力。
好多有病就自己买点药自行解决了，根本就没去占用医疗资源， 说实话，专家坐诊多数就是为了捞钱的，根本就不是看病的。挂专家号，来了开个单子，然后你到处跑的检查个遍，等检查完了，一天就完了，要第二天才能找他看检查结果。问题是专家坐诊都是半天或半天，他开的单子只能找他看。找别人还得重新挂号。重新挂了号，换人了，可能还有些要检查。看病多了，对国内医疗机构和医生品德实在是失望的很。当然不是说没有好医生，只能叹息。国外怎么样，没在外国看过，不做评论。但我看有人说国内医疗供给大于国外，或比国外充足之类的话，我只能说，身在庙堂之中的人永远不知道现实是怎么样的。 网络安全是个首选治理的安全领域。凡是预售有利可图的地方都会存在。 力度不够
犯罪成本低
造成目前这样
还有就是“专家”太多，专家太少
有些怪事，或许是“特色”。
朋友住院了，其实没啥大病，而且虽说住院，其实只要每天去医院报个到，就可回家。那为什么住院？因为不住院就不给开进口药。 国外则医疗黄牛很少甚至没有
不是，外国都是管理式医保啊
你要去大医院看病，不得家庭医生先开转诊单啊 agent124 发表于 2026-4-25 20:33
有些怪事，或许是“特色”。
朋友住院了，其实没啥大病，而且虽说住院，其实只要每天去医院报个到，就可回 ...
这算什么特色
医保钱不够了要省着花
这也算特色？难道国际惯例是钱越少越要猛猛花
你要说有高干病房，那才是特色
毕竟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看钱的
有钱就看好医生，越有钱越好
当然，美国总统卸任后，也是有点特别待遇的
蜻蜓龙 发表于 2026-4-25 21:57
国外则医疗黄牛很少甚至没有
不是，外国都是管理式医保啊
说实在的，以现在的经济趋势加上阴谋论抬头，医药领域估计会成为第一个突破口。
用个简单点的比方，就是：研发疫苗只有高收入国家有科研能力，但这些国家的公民本身就去反疫苗了——其实反疫苗在疫情前好像是偏左的人干的多，特朗普一顿神操作让这议题与右翼合流了。
21世纪果然是生物学的世纪，教徒要反进化论，极右翼要给种族主义辩护，等等。
横槊赋诗 发表于 2026-4-25 22:01
说实在的，以现在的经济趋势加上阴谋论抬头，医药领域估计会成为第一个突破口。
用个简单点的比方，就是 ...
用ai翻了段英文参考
以下是你提供的英文段落的中文照字面翻译：
全球COVID-19大流行的爆发，展示了自20世纪中叶以来所建立的生物医学机构的能力及其局限性。面对一种新的病原体，生物医学机构运用了Krieger所指出的三个认识论原则（见第1.1节）：1）这场大流行本质上是一种生物学现象，其规范性和社会政治方面的内容被视为可以与核心问题分离的非科学附带因素；2）这种新的病毒病原体是一个需要利用实验室工具加以识别和提炼的问题；3）对这种新疾病的（恰当的还原主义）理解以及对疾病所造成问题的解决方案，同样都可以在实验室中找到。
在导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型（SARS-CoV-2）的病毒基因序列数据在线发布仅仅两个月后，美国生物技术公司Moderna就设计出了一种新的疫苗。疫苗的设计过程本身仅用了两天时间，两个月后就开始了初步的人体试验。这一过程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为该公司拥有基于信使RNA（mRNA）的灵活疫苗模板。从病毒被分离和测序起一年之内，首批大规模疫苗接种运动便已开始，多种疫苗接连上市。然而，将应对COVID-19视为一个生物医学挑战的思维方式，使其他形式的知识被边缘化，特别是社会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例如住房与劳动条件如何影响COVID-19的传播动态）（Lohse和Canali，2021）。此外，生物医学对实验性证据的优先考虑，尤其是对随机对照试验的偏好，导致专家之间在何种证据足以支持广泛佩戴口罩的推广问题上出现分歧。关于病毒大小和口罩过滤能力的机制性证据表明口罩是一种有效的工具，但许多专家坚持必须获得更多广泛的实验证据之后，才支持广泛佩戴口罩（Muller，2021）。这些分歧与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关于戴口罩的争论交织在一起。
美国利用了政府机构之间长期存在的联系，包括生物医学资助巨头国家卫生研究院（NIH）与私营制药行业之间的关系，为加速疫苗开发提供了几乎无限制的资金支持。在全球范围内，“疫苗民族主义”兴起，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通过与制药公司签订批量合同抢先购买大量疫苗，导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居民只能获得少量捐赠的疫苗剂量（Collste，2022）。在高收入国家内部，人们对疫苗的广泛犹豫态度使关于疫苗犹豫的讨论焦点从儿童转向了成年人。对科学的信任——更具体地说，是对生物医学这一科学分支的信任——成为新的争议焦点。人们对疫苗的不信任本质是什么（de Melo-Martin，2022）？是否应当给予更多的信任（Goldenberg，2021）？对疫苗犹豫者的伦理批评本身也可能不道德（见第3.4节“认识论不正义”）（Cassam，2021）。对官方疫苗指南的信任与对政府的信任是密不可分的（Jasanoff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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