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回)薛蟠笑道:“你提画儿,我才想起来。昨儿我看人家一张春宫,画的着实好。上面还有许多的字,也没细看,只看落的款,是‘庚黄’画的。真真的好的了不得!”宝玉听说,心下猜疑道:“古今字画也都见过些,那里有个‘庚黄’?”想了半天,不觉笑将起来,命人取过笔来,在手心里写了两个字,又问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黄’?”薛蟠道:“怎么看不真!”宝玉将手一撒,与他看道:“别是这两字罢?其实与‘庚黄’相去不远。”众人都看时,原来是“唐寅”两个字,都笑道:“想必是这两字,大爷一时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只觉没意思,笑道:“谁知他‘糖银’‘果银’的。
黄庚,字星甫,号天台山人,天台(今属浙江)人。出生宋末,早年习举子业。元初“科目不行,始得脱屣场屋,放浪湖海,发平生豪放之气为诗文”。以游幕和教馆为生,曾较长期客越中王英孙(竹所)、任月山家。与宋遗民林景熙、仇远等多有交往,释绍嵩《亚愚江浙纪行集句诗》亦摘录其句。卒年八十馀。晚年曾自编其诗为《月屋漫稿》。事见本集卷首自序及集中有关诗文。其自序曰:“仆龆龀时习举子业,何暇为诗。自科目不行,始得脱屣场屋,放浪湖海,凡平生豪放之气,尽发而为诗。若醯鸡之出瓮天,坎蛙之出蹄涔而游江湖也。”今观其句法,如《幽居》云:“斜阳明晚浦,落叶瘦秋山。”《别山阴诸友》云:“柳色独青眼,梅花同素心。”《夏夜小酌》云:“分茶醒酒客,添烛了残棋。”《观渔》云:“鸣榔舟叶聚,撒网浪花圆。”《病中》云:“气味如僧淡,形容似鹤癯。”《兰亭会饮》云:“钟带夕阳来远寺,碑和春雨卧平芜。”《寄毛素轩》云:“清夜梦分千里月,同乡人各一方天。”《灯花》云:“自喜结根依小草,不愁飞片落苍苔。”《偶题》云:“细柳雨中垂绿重,残花风里乱红轻。”《清明》云:“浸花窗下分红影,插柳檐前借绿阴。”《杂咏》云:“耽书自笑已成癖,煮字元来不疗饥。风月满怀诗可写。雪霜侵鬓镜先知。”类皆风致清远,用意推敲。星甫尝于越中诗社试《枕易》诗,推第一,名盛于词场。当是时,江南初定,遗民故老,无所寄兴,往往发之于吟咏间。时际宴安,禁网疏阔,骚坛树帜,奔走争先,蔚为一代文章之盛。其所由来者远矣!《书馆即事》
武状元黄庚年考
黄赓,字仲叙,明休宁县龙湾人。生卒年不详。明崇祯十六年(1643)武科状元。生来肩宽背阔,力大无穷。精通武艺,特别善使铁鞭,人称铁鞭王。清兵入关后,曾随抗清义士金声抗击清兵。后出家为僧。血战宣州城:1644年,明崇祯皇帝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后上吊身亡,清兵随之入关。黄赓闻此噩耗,悲痛欲绝,发誓要手刃清兵魁首,为光复大明效力。于是日夜操练兵勇,集结乡兵数千人,与清兵在宣城大战19次,都取得胜利。清兵见势不妙,便调集重兵将黄赓为首的乡兵们围在宣城水东镇港河一带,黄赓挥舞铁鞭奋勇迎敌,清兵纷纷落马。就在这节骨眼上,铁鞭忽然折断。黄赓的座骑,见到清兵之马,即跪不前,黄赓大怒,用半截铁鞭将自己的马杀死,徒步与大清骑兵交战。黄赓挥舞残鞭,用力向清兵将领击去,清兵将领用刀挡住,黄赓连击三鞭,均不得手,便边退边用左手在腰袋中取出一支淬以桐油的数寸长竹箭,猛的回身向清兵将领射去,正中其左眼,跟着又扬鞭一击,清兵将领立即毙命。可是,清兵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围上来,乡兵被杀的杀,砍的砍,尸横遍野。黄赓见寡不敌众,便杀开一条血路,全身而退,伺机再起。心灰遁空门:金声英勇就义后,黄赓万分悲痛跑到池州九华山一带又拉起一支队伍抗击清兵。结果势单力薄,再遭惨败。便南下福州,投奔南明皇帝朱聿键。朱聿键年号隆武,却一点不威武,皇帝宝座没坐两年,便在重兵围攻之下,投降了大清。清军钦佩黄赓是个难得的武将,想以高官厚禄招黄赓为清廷服务。但黄赓曾眼见自己的同族兄长黄澍充当清兵内奸,引狼入室,杀害忠良;现在又看见自己拥戴的大明皇室归降清军,早已心念俱灰,宁死不从。清廷不再勉强,黄赓便在福州当地一座山庙削发当了和尚。后来,他居然还被清廷封为“天下都纲僧”,在佛门净土得以善终。
退守丛山关:黄赓带着部分杀出重围的残兵,退到宣州与徽州绩溪县交界的丛山关,恰与崇祯元年进士金声及其学生江天一率领的大队人马相会。黄赓知道,金声是休宁瓯山人,不久前已被在福州称帝的唐王朱聿键封为兵部右侍郎兼左都御史,总督江南各地兵马。黄赓非常敬佩这位同乡前辈,金声也早闻黄赓骁勇善战,两人双手紧握,黄赓便拜在金声麾下。丛山关山势陡峻,石城坚固,大有“一夫守关,千人气缩”的气势。黄赓随着智勇双全的金声率领众将士扼守在关隘上,大队清兵发动无数次进攻,却始终不能突破防线。清军见硬的不行,便施诡计。假装退兵,暗里却派早已投降清军的明朝湖广巡按御史黄澍率兵投靠金声和黄赓。黄澍是黄赓的同族兄长,金声与黄澍也素来相识,没有防备,结果清军里应外合,丛山关失守,金声与江天一被俘,押解南京杀害。黄赓凭着一身武艺再次突出重围。
唐寅(1470年3月6日—1524年1月7日),字伯虎,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明代著名画家、书法家、诗人,被誉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人。苏州阊门内旧有一处桃花坞,就在今天苏州市桃花坞大街一带。唐宋时期,桃花河西北遍植桃树,故称“桃花坞”。唐代杜荀鹤曾作《桃花河》一诗,宋代范成大的《阊门泛槎》诗有“桃坞论今昔”句。可见,“桃花坞”之名由来已久。后来,唐寅用卖画所得的积蓄,购得章楶的桃花坞别墅以隐居,将其取名为“桃花庵”,并在四周种桃树数亩,亦自号“桃花庵主”。据唐寅生前好友祝允明撰《唐寅墓志铭》,唐寅生于大明成化六年(1470年)二月初四。虎年,干支庚寅,故名唐寅;因是长子,故字伯虎,后改为子畏。卒于嘉靖癸未(1523年)十二月二日,享年54岁。唐寅出身于小酒店主家庭,被父亲唐广德寄予厚望。唐寅早慧,“性极颖利,度越于士”,且与一般早慧儿童只知读书不同,他是有远大抱负的:“幼读书,不识门外街陌,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气。”唐寅很少与人往来,只与祝允明趣味相投,甚为相得。唐寅的同学中还有文征明,其父文林对于唐寅很器重。弘治十二年(1499年),唐寅深情地写下了《祭文温州文》,以纪念这位去世的敦厚长者。唐寅远祖是前凉的陵江将军唐辉,由其始定居于西北的晋昌郡。唐辉的曾孙唐瑶、唐谘,都做过晋昌郡守。唐谘之子唐揣,唐瑶之孙唐褒,均曾受封为晋昌公。唐褒六世孙唐俭,隋唐之际跟随李世民起事,因开国之功被封为莒国公,图像凌烟阁。唐寅落款的“晋昌唐寅”,表明他认可晋昌原籍,并不忘其祖先的伟绩。这从他早年的《出塞》诗也能读解出来。唐寅早年有侠客之梦,崇尚朱家、郭解之为人。并希望能为国建功,这种心态在其《出塞》诗中表露无遗:“烽火照元菟,嫖姚召仆夫;朱家荐逋虏,刀间出黥奴。六郡良家子,三辅驰刑徒;笳度乌啼曲,旗参虎落图。宝刀装革毕埲,名驹被镂渠……”这类诗参照唐人边塞诗,抒发自己奋战沙场,像其祖先一样功成受封的理想。还有一首《侠客》诗,表达了他“酬知性命轻”的豪迈心态:“侠客重功名,西北请专征;惯战弓刀捷,酬知性命轻。孟公好惊坐,郭解始横行;相将李都尉,一夜出平城。”友人祝允明壮其志,赠与古剑两把。后又试图索回,写诗致意。诗为《为唐子畏索剑》,诗前小序云:“昔年承唐子惠爱,曾以双剑赠答其意,别来恒念之。其一镂青萍二文者尤忆,间以一章问之,或肯假抑更惠乎?”唐寅在《与文征明书》中也回忆自己早年“跌宕无羁,不问生产;何有何无,付之谈笑。鸣琴在室,座客常满……愿赉门下一卒,而悼世之不尝此士也。”唐寅初意不在科举,只是“一意望古豪杰”。但其父唐广德望子成龙,专门请人教授唐寅举业,希望他将来能光宗耀祖。唐广德去世后,祝允明劝唐寅,如要实现远大理想,前提还是“时业”,即考科举。唐寅答应了,准备花一年时间准备,参加第二年的科举考试,“若弗售,一掷之耳”。如果考不上以后也不再考了。弘治十一年(1498年),唐寅29岁,考中应天府乡试第一。是为“南京解元”一印之由来。次年赴北京参加会试,传云又是第一名,这是他“龙虎榜上名第一”一印的来源。会试主考官为程敏政,时任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朝中有人弹劾他曾将试题泄露给唐寅。但经李东阳调查,否定了此事。然后又有人揭露唐寅考前和主考官过从太密。此外和唐寅同行的江阴巨富徐经被传曾贿赂程敏政的家童盗窃试题。这些事都和唐寅沾边,所以徐经、唐寅皆因科场舞弊案入狱受审,程敏政也被革职回乡。经调查,唐寅是无辜的,他只是被牵涉到官场的权力斗争中。但这一经历彻底宣告唐寅仕途的中断,他被贬黜到浙藩为吏。唐寅耻不就,“放浪形骸,翩翩远游,扁舟独迈祝融、匡庐、天台、武夷,观海于东海,浮洞庭、彭蠡”。借壮游抒发郁闷之气,同时也为其以后的山水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来唐寅既中解元,名声大振。入京会试,公卿竞相造请,不料却因科场舞弊案的株连,被捕入狱,受尽刑罚。上至“天子震赫,召捕诏狱”,下至“童奴据案,夫妻反目”,又自以为“海内遂以寅为不齿之士,握拳张胆,若赴仇敌,知与不知,毕指而唾,辱亦甚矣”,以至于他“扶案而思,仰天而叹”,“愤悒而哀伤”。当年的“剑客大侠”梦已然破灭,唐寅在给好友文征明信中说,自己之所以忍辱活下去,有自己对人生独特的看法:“窃窥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丧;孙子失足,爰著兵法;马迁腐戮,史记百篇,贾生流放,文词卓落。不自揆测,愿丽其后,以合孔氏不以人废言之志。亦将隐括旧闻,总疏百氏,叙述十经,翱翔蕴奥,以成一家之言。传之好事,记之名山。”尽管经受打击,早年报国理想无望,唐寅仍准备以司马迁等前人为激励,在学问上“成一家之言”,以便成果能像《史记》一样“传之好事,记之名山”。可见他并未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只是要换一种方式。此期自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说是这样说,但唐寅显然不甘老死于书画典籍之间。宁王朱宸濠到处礼聘文人,唐寅的同学文征明断然拒绝邀请,而唐寅欣然去往南昌,期望有所作为。后觉察宁王有谋反志,装疯逃出。宁王谋反不成,被江西地方官、哲学家王守仁所擒获。唐寅又一次经受打击,从此遁入佛教,号“六如居士”。此期有印“逃禅仙吏”。对于人生中这段坎坷,唐寅一时间很难释怀。在写给王宠的《伏承履吉王君以长句见赠作此以答》可能就是他在功名彻底无望后的心态表露:“岁月信言迈,吾生已休焉;春滋未淹晷,暑退大火流。洒扫庭户间,整饰衣与裘;元鸟乐高荫,攀援聊淹留。仲尼悲执鞭,富贵不可求;杨朱泣路歧,彷徨何所投?”以孔子、杨朱之才,欲求富贵而不可得。人到中年的唐寅承认“吾生已休焉”,基本上也就这样结束了。《漫兴十首》之二,表达了他历经坎坷后甘愿从此隐居苏州的决心。而《四十自寿》诗似表示他已习惯隐居生活:“如此福缘消不尽,半生无事太平人。”唐寅的几个突出特点:豪迈任侠、精于书画、好酒色、诗文迥异时流。唐寅的英年早逝,在朋友中激起一定的反响。好友祝允明、王宠帮助安排后事,祝允明并撰写了《唐寅墓志铭》。又有诗《哭子畏》 二首,其一为:“万妄安能灭一真,六如今日已无身。周山既不容神凤,鲁野何须哭死麟。颜氏道存非谓夭,子云玄在岂称贫。高才剩买红尘妒,身后犹闻乐祸人。”祝允明《唐寅墓志铭》惋惜唐寅的英年早逝说:“气化英灵,大略数百岁一发钟于人,子畏得之。一旦已矣,此其痛宜如何置?有过人之杰,人不歆而更毁;有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摈,此其冤宜如何已?”这种“气化英灵”的思想,为曹雪芹所继承,并作了扩展,发展出一套仁者秉正气,恶者秉邪气的理论。《红楼梦》第二回就说唐伯虎、祝枝山等艺术家都是秉正邪二气而生的。
公元1470年是庚寅年,那年,明孝宗朱祐樘出生(1470年-1505年),年号弘治,明宪宗成化帝朱见深三子。明朝第9帝(1488年-1505年在位),在位18年,享年35岁。葬于泰陵,谥号为建天明道诚纯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英宗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被誉为“中兴之令主”,清人编写的《明史》多用史笔贬低明朝皇帝,但对孝宗以“恭检仁至、勤政爱民”八个字来形容。由于孝宗的励精图治,使得当时明朝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富裕,天下小康,被称为“弘治中兴”,虽末年宠信宦官李广,但是立刻改过自新,历代史学家对他评价极高,朱国桢就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孝宗雄才大略,不亚于太祖、成祖。
天文学家张衡属虎。他出生于汉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农历戊寅年出生。他是河南南阳人。他以天文学家著称,他发明了能够预知地震的地动仪。现在这个仪器放置在北京古观象台。张衡天文学家身份掩盖了他文学家的身份,他赋写的很好,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并称“汉赋四大家”。“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这句就是张衡写的。他是个文理兼通的人才。
李时珍是属虎的。这是一个科举不第终成名医的故事。早在他之前,范仲淹就曾有过“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志向,悬壶济世被读书人看作如果不能入仕兼济天下的第二优选择。李时珍出身医药世家,父亲也是良医。他有感于当时的中药良莠不齐,耽误疗效,遂有了采集研究药物的志向,最后终成《本草纲目》大作,造福后世。
公元688年,越王李贞因对武则天不满,起兵叛乱,宰相张光辅被任命为大军总指挥,出兵平叛。越王银样蜡枪头,张光辅在包围豫州后,迅速就平定了越王之乱,朝廷也派了狄仁杰担任新任的豫州刺史。到任的狄仁杰却发现,张光辅麾下的士兵变成了新的叛军,或者说,比叛军还特么叛军,他们在豫州土地上疯狂的烧杀劫掠,欺辱百姓,抢夺平民财物,还将已经投降的叛军家属及部分平民脑袋砍下来去计算军功。他愤怒的制止士兵的暴行,主张对投降的叛军“细查轻缓”,直接的与当朝宰相站在了对立面上。感到被挑战的张光辅态度蛮横,偏袒士兵,对狄仁杰横加斥责,后者并不吃这一套,以刺史的薄弱身份愤慨道:“若我有尚方斩马剑,一定砍了你的脑壳。”愤怒的张光辅回朝参奏,将狄仁杰流放到了千里之外的复州做官。在狄仁杰早年的政治经历里,充斥的都是这样为民请命的回忆。在宁州,他缓和民族矛盾,被百姓们立碑赞扬;在江南,他捣毁淫祠1700多所,扭正思想;最后,被他解救的囚犯到了流放地丰州,又给他立了一块碑。可以看出,这是一位在官场浮沉中,始终坚持本心未曾动摇的理想主义者,不论是复杂的民众关系还是难以挑战的上级强权,都不曾让他的这份初心和理想有过任何的动摇。狄仁杰年少时,曾经在家中读书,附近发生了命案,别的人都争先恐后的向官员报告案情,唯有他一丝不苟,专心致志。官吏问他,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狄仁杰回答:“我正在与圣贤交谈,哪里有空搭理你这种庸俗的官员呢?”这份初看之下颇有些做作意味的轻狂发言,被狄仁杰用了几乎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去证明了出来。初心未改,恪守如一,堪称武周时期,恐怖氛围浓厚的官场上,为数不多的一抹亮色。那个从宁州、豫州、一直带到丰州去的传颂,那个敢于直面当朝宰相呵斥的轻狂,那份永远力图多体恤一分苍生的初心。在大理寺丞(类似于如今最高法院审判庭庭长一级的官员)任上,狄仁杰一年之内处理了大量积案,涉及近两万人,但无一人上诉。武卫大将军权善才不小心在昭陵陵园内砍了一棵树。在讨论如何处罚的问题上,狄仁杰据法上奏,认为应该免职。但唐高宗对此很不满意,认为应该处以死刑。对大多数人而言,事情做到这个程度,已经算得上是秉公执法、无愧于心了,毕竟该提的建议都提了,但皇帝不采纳,又有什么办法。可狄仁杰依旧上奏,认为权善才罪不至死,免官即可。此举惹得高宗大怒,但狄仁杰依然据理力争,认为法律既然已经设立,就应该依法行事;如果觉得法律有问题,那应该改法律,而不是变通执行。最终,在狄仁杰的坚持下,权善才得以免死。这些,才是狄仁杰最令人叹服之处:他在处理法律事务时,靠的始终是自己的专业能力。狄仁杰六十一岁这一年,武则天改唐为周。第二年,任狄仁杰为相,但仅仅几个月以后,即被来俊臣诬陷下狱。九死一生之后,狄仁杰逃出生天,被降为彭泽令。也正是在这次飞来横祸中,狄仁杰将自己的政治态度准确地传达给了武则天。狄仁杰这次下狱,并不是来俊臣单独针对于他的诬陷,而是一次“有组织的批量生产”,大量官员都受到牵连。因此,与其说这是一系列“冤假错案”,更不如说这是武则天的一次政治甄别行动:新朝建立,鉴别群臣的立场是首先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狄仁杰说,“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李显从房陵回到洛阳后,武则天故意把他藏起来,跟狄仁杰又聊起了太子的事。狄仁杰依旧慷慨陈词,甚至于激动到流泪。武则天看着狄仁杰激动的样子,突然把李显叫出来给狄仁杰看,说“把你的储君还给你”。狄仁杰一时间竟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但镇定下来以后,狄仁杰还是怕事情有变故,又跟武则天说,太子还宫是大事,应该让天下人都知道,这样才能安定人心。武则天听从了狄仁杰的劝告,“具礼迎归”。狄仁杰更大的贡献,在于对未来人事布局的谋划。某年,武则天请狄仁杰为她推荐一个人才。狄仁杰于是郑重推荐了张柬之,说这个人虽然老,但真的是宰相之才。神龙元年,武则天病重,张柬之联合桓彦范、敬晖、崔玄暐、袁恕己等人,发动政变,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太子李显复位,重新恢复唐朝。事后,张柬之等五人均被中宗李显封为王爵。这五人中,曾经被狄仁杰提拔过的有三个:张柬之、桓彦范、敬晖。此外,还有另一个被狄仁杰提拔过的重要人物:玄宗时期的名相姚崇。在唐周变革的年代中,大臣们何去何从,拷问着每一个唐朝士大夫的内心。如果以忠君的标准,那么对于武则天这种“乱臣贼子”,是应该人人得而诛之的。但问题是,武则天同时又是唐朝的太后,她的权力是高宗遗诏赋予的,似乎又存在法理上的“合理性”。两难之间,有大量正直的唐臣依违两可,无所适从。而狄仁杰的选择和行为,则是两者兼顾的最好范本:以官员本身的操守而言,他能做到为官正直,不徇私利;以国家利益而言,他做到了求同存异,着眼未来。他没有像徐敬业等人一般奋起反抗,也没有像来俊臣之流自甘堕落,而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这才是一个成熟而现实的政治家的正常行为。眼前的局面既然已经不可改变,那就不去强求。不如尽自己之能,最大限度的改善眼前的局面,然后布局未来,以期在将来机会出现的时候,能够改变甚至扭转局势。他深受武则天信任,但这却从来没有改变他是一个“唐臣”的本色。有很多时候,“无道而仕”远远比“有道则仕”,要来得艰难。
庚寅年记:一个严苛的税吏到英勇的将军的蜕变史。公元前271年,赵国有一个收田租的小税官名叫赵奢,一次他到赵国国君的弟弟平原君赵胜家去收租税,平原君家的家丁仗着自己主公的势力不肯依法纳税。而税吏赵奢也没有退让,直接依法处置,逮捕并杀死了平原君家中相关的管事仆人达九名之多。俗话说:“打狗也得看主人。”赵奢打狗不看主人的行为激怒了位高权重的平原君赵胜,恼怒之下平原君下令将赵奢抓了起来并准备将其处死。动手之前平原君很想听听这个胆大包天的小税吏有什么想说的,于是便让赵奢述说一下临终遗言,而赵奢也不含糊直接对着平原君做起了思想工作,只听他对平原君说道:“您在赵国是宗室贵族公子,可以说赵国就是您的家业,如果今天您因为纵容家人而不奉公守法,法纪的尊严就会被削弱,法纪如果没有的尊严,国家也就会陷入混乱,如果国家陷入混乱的话其他的诸侯国就会趁势来侵犯,到时赵国也就不会再存在于世了。如果赵国灭亡了的话,作为赵国贵公子的您又怎么能独善其身、得以富贵呢?以您目前尊贵的地位,如果能够带头奉公守法的话,则赵国上下也会上下一心并效法您的品德,赵国如若上下一心则国家就会强大,国家强大江山便会稳固,而您作为王公贵族,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做后台,试问还有哪个国家会轻视与您?”赵奢的一番言语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理论充分说服性极强,顺理成章的也就说服了平原君。平原君不但改变了要处死赵奢的想法,而且他还认为这个赵奢是个很贤明的人才,便通过自己的关系将赵奢举荐给了赵国国君赵惠文王。赵惠文王也很干脆,直接指派赵奢负责管理整个赵国的赋税,而赵奢也由一个地方的小税吏一跃成为一个正部级的领导。而赵国的赋税征收工作在赵奢的主持管理下非常的高效合理,全国百姓也因此生活富庶,国库也日渐充实。第二年,秦国进攻赵国,秦军包围了阏与城。赵惠文王召见赵国将领廉颇、乐乘询问道:“阏与城可以救援吗?”两位将领都用同样的理由回答道:“此去道路遥远,更皆路况险峻,难以救援。”廉颇和乐乘的回答让赵惠文王有些失望,他不愿就此放弃救援阏与城的想法,又向税务工作者赵奢提出了相同的问题。虽然赵惠文王此举颇有些病急乱投医的味道,但是赵奢的回答却没有让他失望,只见赵奢信心满满的回答道:“此去虽然道路遥远而且险峻,但是对于秦军来说也是相同的条件,这就好比两只老鼠在洞穴中遭遇并撕咬争斗,只有勇敢的一方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赵惠文王不但从赵奢那里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同时还引申出了一句军事名言:狭路相逢勇者胜!赵惠文王直接命令赵奢统率军队前去救援阏与城。赵奢经此一役正式踏入了名将的行列,并被赵惠文王册封为马服君,与赵国名将廉颇、国相蔺相如地位相同,同时还任命提建议的许历为国尉。
万历十八年(1590年)冬天,朝鲜国王宣祖李昖接到日本关白丰臣秀吉的一封信。信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丰臣秀吉在吹嘘自己统一日本的“丰功伟绩”。但在信的末尾,丰臣秀吉给李昖提了个小要求:日本要向朝鲜借道前往唐国(大明),要朝鲜人配合他们当向导。日本国关白奉书朝鲜国王阁下:吾邦诸道,久处分离,废乱纲纪,格阻帝命。秀吉为之愤激,披坚执锐,西讨东伐,以数年之间,而定六十余国。秀吉鄙人也,然当其在胎,母梦日入怀,占者曰:‘日光所临,莫不透彻,壮岁必耀武八表。’是故战必胜,攻必取。……人生一世,不满百龄焉,郁郁久居此乎?不屑国家之远、山河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国,欲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中。贵国先驱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者乎?远方小岛在海中者,后进辈不可作容许也。予入大明之日,将士卒,望军营,则弥可修邻盟,余愿只愿显佳名于三国而已。——天正十八年庚寅仲冬日秀吉奉复书。李昖没把这封信当回事,只是照例写了份报告,通知了一下明朝有关方面。大明也没当回事。因为明廷上下当时乱的一团糟。都在忙着掰扯让谁当太子。就这样,日本喊了几年的狼来了。直到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十三日,丰臣秀吉派出二十万大军穿过对马海峡,登陆朝鲜釜山的时候,整个朝鲜还是毫无思想准备。一个月之内,朝鲜八道尽丧。李昖一溜烟跑到了鸭绿江边(义州),着急忙慌跟大明打报告,请求内附。七月份,明廷援军才一前一后分两队入朝参战。分别由游击将军史儒和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领。日本人来了20万,明朝史儒带了2000人;祖承训带了3000人。史儒全军覆灭,战死沙场;祖承训的运气稍微好一点,没有壮烈牺牲,一个人跑回了辽东。“万历三大征”的第一仗——平定宁夏拜之乱还没打完,暂时凑不齐很多人投入到朝鲜战场。时任正二品龙虎将军、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的努尔哈赤,就向朝廷建议,由他自己率部出征朝鲜,为大明当先锋官。不过,努尔哈赤的拳拳爱国之心遭到了朝鲜方面的强烈反对。因为女真历来是朝鲜的头号大敌。在朝鲜人眼中,他们比日本人还要可怕,尤其怕女真诸部以出兵为名,对其进行渗透。九月份,宁夏拜之乱终于被平定,万历中意的领兵主帅李如松,也终于可以腾出手来收拾朝鲜乱局了。
李如松于十二月二十五日,率领明军四万余人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明史·李如松传》载:二十一年正月四日,师次肃宁馆。行长以为封使将至,遣牙将来迎,如松檄游击李宁生缚之。倭猝起格斗,仅获三人,余走还。行长大骇,复遣亲信来谒,如松慰遣之。六日,次平壤。行长犹以为封使也,踔风月楼以待。抵平壤城,诸将逡巡未入,形大露,倭悉登陴拒守。正月初八,明军正式开始攻城。李如松在攻城前的部署是:中军杨元、右协都督张世爵领兵进攻城西七星门;左协都督李如柏、参将李芳春领兵进攻普通门;副总兵祖承训、游击将军骆尚志进攻城南含毬门;浙兵吴惟忠进攻平壤城的制高点城北牡丹峰;并让出东城地区,取“围师必阙”之意,让日本人觉得有路可逃,不会太多过多抵抗。其中,杨元和李如柏两路看上去声势浩大,其实他们都不是主力。真正的奇兵,是祖承训部。祖承训自从上次在平壤城下大败,单人独骑跑回辽东,时刻都在想着报这一箭之仇。这此,他带着的明军,清一色穿着朝鲜军服。日军以为他们真是朝鲜人,就不以为意,不但笑嘻嘻看着他们攻城,还让自己的同伴去驰援其他被明军攻打的地方。等到这批“朝鲜人”,“慢吞吞”的爬过含毬门的城墙之后,露出里面穿着的制式铠甲,日军才跳着脚的大声疾呼:“是明军!”可为时已晚,大局已定......战斗最激烈的,应数吴惟忠进攻的牡丹峰方向。牡丹峰与平壤城互为掎角之势,上面驻守着前藤忠一率领的五千多日军,装备有新式火绳枪。吴惟忠率部仰攻,难度可想而知。交战中,吴惟忠身中弹丸数颗,可仍然重伤不下火线。浙兵大多数和日军都有着血海深仇,在吴惟忠强大的感染力下,浙兵奋力冲杀,将明军的旗帜第一个插在了平壤城头!而李如松亲自率领的一军攻城东南,一开始也打的很艰苦,不得不杀了想要退却的一名小兵立威,然后召集敢死队拼命爬云梯攻城。李如松的坐骑中了枪,换马再战时,马又被堑壕所绊倒,鼻血直流。但仍然没有收兵的意思。有了领导在前面带头,大头兵们啥也不说了,所有的困难都化成了动力。明军在一天之内就攻破了平壤的外城。明旦,如松下令诸军攻围缺东面。以倭素易朝鲜军,令副将祖承训诡为其装,潜伏西南。如松亲提大军直抵城下,攻其东南。倭炮矢如雨,军少却。如松斩先退者以徇。倭方轻南面朝鲜军,承训等乃卸装露明甲。倭大惊,急分兵捍拒,如松已督军自小西门先登。火器并发,烟焰蔽空。吴惟忠中炮伤胸,犹奋呼督战。如松马毙于炮,易马驰,堕堑,跃而上,麾兵益进。将士无不一当百,遂克之。根据朝鲜经略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中李如松自己的报告:整个平壤之战,明军阵亡796人,伤1492人;日军被砍下的完整首级有1500余颗。另有11000余人,或被烧死,或被赶进大同江里淹死……
更定祀典:嘉靖九年(1530年),明世宗以天地合祀不合古制为由,集群臣596人议郊祀典礼。明世宗“自为说,以示礼部”,将南郊的天地坛改为圜丘专以祭天,在北郊择地另建方泽专以祭地,并在东郊建朝日坛、西郊建夕月坛。这也是为明代的重要事件,史称“更定祀典”。明朝嘉靖年间更定祀典,在京城内外建造了全套祭坛,并且实现了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和先农坛环绕京城的规划模式,突出了紫禁城在京城的中心地位,标志着古代都城形制最终完成。完整保存的全套祭坛不仅成为北京特有的文化遗产类型、表现古代都城职能的标志性文化景观,也是研究古代祭祀制度的的建筑实例。
屈原在《离骚》中开门见山地交待了自己的生辰:“摄提贞于孟陬(zōu)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两句话也是我们现在推算屈原生辰唯一的依据,告诉我们屈原生于庚寅日。这两句话里有摄提、孟陬、庚寅三个与时间相关的概念。摄提、孟陬、庚寅三个词来源于先秦时期的一种历法---岁星纪年。岁星纪年就是藏在庚寅日里的第一个秘密。我国古代将木星称为岁星。在岁星纪年的体系里,古人认为太阳围绕地球公转,把想象中的太阳公转轨道称为黄道。又把黄道面由西向东等分十二段,叫做十二宫,或十二次。十二宫又与十二地支相对应。黄道附近的恒星被分为二十八个星座,叫做二十八宿,东西南北各有七宿。把十二宫与二十八宿相对应,又与地上的州、国相对应,就形成了分野。摄提是我国古代岁星纪年术语。岁星在寅被称为摄提。“贞”的意思是指向。因此屈原是出生在寅年。孟陬是指夏历正月,即寅月。庚寅就是庚寅日。也就是说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胡念贻: 楚宣王十七年(公元前353年)夏历正月二十三。以胡念贻先生的观点得到了更多的认同。依据庚寅日和岁星纪年推算出屈原的生辰,这就是庚寅日中岁星之谜的谜底。强调主人公出生于庚寅日,也是作者别具匠心的体现。据《史记·楚世家》记载,火正重黎是在庚寅日被诛杀,帝喾又以其弟吴回为火正,享有为祝融的称号。这一过程是楚人先祖新生的一个传说。《离骚》开篇就突出庚寅日,实质上是屈原为了凸显自己生而不凡,对于楚国来说是一个象征着新生的重要人物。如此高贵的出身,如此重要的人物,他的姓名自然也是件大事。于是,这个孩子被带到了祖庙里,进行了一番占卜后求得名字。名字中包含天地的法则,预示着终将有不平凡的一生。这样一个具有高贵的出身,特殊的生辰,不凡的名字的人物,他的一生注定要做出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本该成就大业的人,在后文中的叙述中却屡遭挫折,几经彷徨。在后文中,香草美人对现实的美好期待,主人公对明君贤臣的敬仰,主人公对于天帝、下女、神山的求索,全都落空了。叙述时都是采用了类似于开篇这样的形式,先构建一个场景来交待人物心境,逐步展开叙述,最终呈现的结果与理想有巨大的反差。作者在现实中一次次受到打击,又一次次满怀希望的去努力奋争,得到的是一次次失败。这样的表现手法,既能够生动地表现了作者的坎坷经历和波澜起伏的心理过程,又能够不断给读者以阅读的期待和想象,巧妙地将读者带入到诗歌的场景和精神世界中去。这样的表现手法正是屈原文学艺术的高妙之处。这就是《离骚》中庚寅日的秘密,是屈原个人品格、政治理想、求索精神的艺术凝练。
《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尚书·吕刑》记载:“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国语·楚语》:“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绝地天通,实际上就是在颛顼帝和他的两个继承人重与黎统治时期,做了一件事,让天上与天下分归神与民、这样神与民各司其职,互不干涉。这是颛顼对天地间的秩序进行的一次大整顿。从历代文献中可以看到,“绝地天通”是中华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对中华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绝地天通”是颛顼帝在其祖父黄帝统一文字之后,第一次以部落联盟主的力量,实行“天地相分,人神不扰”大一统的文化制度,统一天文历法,明确祭祀的规矩,是一种有序化、制度化的社会文化秩序重建过程。是最早的礼制和法治,也是最早神的宗教体系,为中华文明奠定了5000年的基础。《尚书·吕刑》说:帝(顓顼)“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这个绝地天通,在科学上说是重黎将一岁分为阴阳两半,重为南正,管春夏,即管天;黎为北正,管秋冬,即管地。阴阳既分,二气不相混杂,天地(阴阳)也就隔绝了,故称绝地天通。
中国摆脱神权束缚史:始于颛顼绝地天通,终于商纣自绝于天。颛顼设置专门的职位,让其负责与天神沟通,的确整顿了乱象,但客观上也造成了少数巫祝垄断了与天神沟通的权力,以及对天神之意的解释权,由此代表天神的巫祝(巫统)与代表世俗的君王(治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两大力量,左右了夏商王朝的政局。商朝的巫祝地位应该比夏朝时还要高,长期左右朝政,由此引发王权与神权的激烈斗争,一直持续到纣王时期。根据甲骨文等文献记载,有三个商王贡献巨大,其中之一就是商纣王。首先,以魔法抑制魔法的祖甲。甲骨文记载,武丁之子祖甲(武丁之后继位的是他哥哥祖庚)创造了“周祭”之法,即将历史上的祖先排序,然后轮流祭祀。但祖甲隆重祭祀的不是天神而是祖先,本质就是“尊祖抑天”,必然会削弱巫祝代表的神权力量。与天神沟通必须经过巫祝,但祭祖却是商王可以亲自去做的。其次,手段激烈“射天”的武乙。在儒家眼里,武乙是一个无道之君,即“武乙无道,祸因射天”。但实际上武乙射天,背后箭指的是巫祝代表的神权,反映出当时神权与王权的矛盾激化。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武乙射天也导致晚商内部巫统与治统之间的权争越来越激烈。
第三,自绝于天的商纣王。商王对神权的抑制,在纣王时达到巅峰。根据甲骨文记载,纣王提拔地位低下的“小臣”,却昏弃代表神权势力的微子启、比干等人,同时纣王大幅度减少“人牲”,反映纣王几乎不给天神供应血食,于是导致巫祝阶层集体叛国,成为商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纣王虽是亡国之君,但他的改革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周朝建立之后,继承了商人文化,尤其继承了商朝几代人对神权的斗争成果,于是周朝基本终结了神权,“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摆脱了宗教信仰的束缚,不再迷信超自然的宗教力量,开始更重视人的世界,即从“以神为本”转向了“以人为本”(最早管仲提出,后来演化为民为邦本),这无疑是历史性的里程碑式的进步。从颛顼到纣王、到周武王与周公旦,持续数千年内的不断抗争、改革的结果,这也与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等精神一脉相承,其中颛顼、武乙、纣王值得我们铭记,尤其是武乙、纣王被称为“无道之君”,则是历史对他们极不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