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香阁】]
周汝昌和他哥哥周祜昌的另类求学生涯
- 1# 横槊赋诗
- 31852024-3-10 16:06:37
周汝昌大家都知道，他哥哥周祜昌就鲜为人知了，其实他们有不少故事。
幕后推手周祜昌
在论及周汝昌如何走进红学研究领域时，很少人有人关注到另外一个人作用——周汝昌的四哥周祜昌。其实，在周汝昌的研红路上，四兄祜昌是他最大的支持者。周汝昌在回忆兄长的文章中说：“我的红学道路是他引导的，而且数十年来是‘同行共命’的为《红》辛苦者。我这个‘著名红学家’的头衔，其实是他给我准备和赋予的。他对曹雪芹与《石头记》的痴情挚意，远胜于我。”
周祜昌年长周汝昌六岁，也是天津名校南开中学的高才生，投考北大时因大雨误了考试，无奈入读天津南开大学国文系。他在那里无精打采，难有进境，就在毕业前夕，他忽然坚决退学，到天津浙江兴业银行任职员，解放后在咸水沽供销社工作，后担任南郊业余中学教师。了解他的人说，当年周祜昌研究《红楼梦》如醉如痴，别的事一概不放心上。“文革”时周祜昌被拘禁，儿女送来的饭菜无论量大量小从没剩过，天黑不久便鼾声大作。问他为何？他答，要好好“为曹雪芹活着”。
1947年，周祜昌偶读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卷首胡适的考证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胡适谈到自己有敦诚的《四松堂集》，而未得敦敏的《懋斋诗钞》，深以为憾。周祜昌随即致信正在燕京大学西语系读书的周汝昌，要他搜寻《懋斋诗钞》，予以查证。周汝昌果然在燕大图书馆找到敦敏的《懋斋诗钞》，发现书中有六首诗咏及曹雪芹，而《四松堂集》中只有三首。
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在《天津民国日报》副刊发表。看到文章的胡适当即复信周汝昌，自此，胡、周书信往来切磋讨论《红楼梦》，成就周汝昌与胡适师承关系。
其时，周汝昌在西语系学英文，没有迹象表明他对《红楼梦》研究有特别的兴趣；而在银行做职员的周祜昌能及时读到胡适的考证文章且嘱咐胞弟去查询有关资料，足见其对《红楼梦》的痴迷。
周汝昌后来回忆说，他在燕京大学就读期间，胞兄与他的“鱼雁往还便成了他唯一的‘精神生活’和‘文化事业’”；“他所有的信，内容都与《红楼梦》有关”；“是他将我引入了研究《红楼梦》这一巨大无比的中华文化课题上来的”。
周祜昌（1913—1993），津南咸水沽镇人，周汝昌之四兄。字金言，早年号岘云、叔向、季纯，又号君度、缉堂、讷堂、笃庵，顾随先生赐号寿白、受白、受百，还曾戏号营缮郎、闻味、墙根尊者等。曾任津南区政协委员。早年就读于南开大学，未毕业即入天津浙江兴业银行当练习生。1949年后在咸水沽供销社工作，再后为南郊区业余中学教师。他一生倾心《红楼梦》版本研究，并做了大量校勘考证工作。
《藤荫馀话》得名于周氏兄弟的父亲周景颐的书斋号——藤荫斋，收录了周祜昌寄给周汝昌的一批笔记体书信。“藤荫”二字对于周氏兄弟来说又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周氏兄弟正是在家乡老宅的藤荫下手抄甲戌本而走上研红道路的。目前整理出的书信始自1971年6月20日，终自1972年1月21日。根据周氏兄弟的记录，《藤荫馀话》本应有216篇，目前能见到的只有71篇，可惜尚未在周汝昌先生的遗物中发现这批书信的前半部分。
《藤荫馀话》的内容大约可分为五个方面：研红治学、回忆人物、诗词书法、地方民俗旧生活、兴趣爱好。
研红治学，包括《全篇全人》《文风》《安居乐业》《石头记英译》《曹雪芹》等21篇文字，周祜昌把自己写笔记的缘由、愿望、方法、格调，表述得一清二楚。他认为，古人的笔记类文章，益神志、存轶闻，值得“学为札记”。他的这些笔记的意义，在于使“后之‘研究红楼梦’‘研究曹雪芹’者”，从中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从中也大体可以看出，周氏兄弟研读《红楼梦》的起始缘由。这对于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也是有所补益的。
他在《安居乐业》中写道：“旧乡年轻人一出门，回来身体发胖，乡音顿改，夸耀闾里，说明春风得意，用《红楼梦》语言来说，安居乐业了。余学业并荒，半途而废，没得过意，也没胖过。汝老就学蹭蹬，屡废屡復（复），也没胖过。一个柜台售货，一个打杂状态，而心心念念，犹是为《红楼梦》做研究文章。说穿了，不是只为了安居乐业。贾宝玉正是不安居乐业自寻烦恼的一个人。曹雪芹是在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的情形下，为创作奋斗的人。我们认为这种不安居乐业应是一种进步要求，这和不务正业是两码事。为了探索真理，这种追求还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参考资料：
http://jinwanbaoepaper.enorth.co ... nt_87663_155194.htm
http://style.sina.com.cn/col/books/2012-06-24/110098840.shtml
幕后推手周祜昌
在论及周汝昌如何走进红学研究领域时，很少人有人关注到另外一个人作用——周汝昌的四哥周祜昌。其实，在周汝昌的研红路上，四兄祜昌是他最大的支持者。周汝昌在回忆兄长的文章中说：“我的红学道路是他引导的，而且数十年来是‘同行共命’的为《红》辛苦者。我这个‘著名红学家’的头衔，其实是他给我准备和赋予的。他对曹雪芹与《石头记》的痴情挚意，远胜于我。”
周祜昌年长周汝昌六岁，也是天津名校南开中学的高才生，投考北大时因大雨误了考试，无奈入读天津南开大学国文系。他在那里无精打采，难有进境，就在毕业前夕，他忽然坚决退学，到天津浙江兴业银行任职员，解放后在咸水沽供销社工作，后担任南郊业余中学教师。了解他的人说，当年周祜昌研究《红楼梦》如醉如痴，别的事一概不放心上。“文革”时周祜昌被拘禁，儿女送来的饭菜无论量大量小从没剩过，天黑不久便鼾声大作。问他为何？他答，要好好“为曹雪芹活着”。
1947年，周祜昌偶读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卷首胡适的考证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胡适谈到自己有敦诚的《四松堂集》，而未得敦敏的《懋斋诗钞》，深以为憾。周祜昌随即致信正在燕京大学西语系读书的周汝昌，要他搜寻《懋斋诗钞》，予以查证。周汝昌果然在燕大图书馆找到敦敏的《懋斋诗钞》，发现书中有六首诗咏及曹雪芹，而《四松堂集》中只有三首。
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在《天津民国日报》副刊发表。看到文章的胡适当即复信周汝昌，自此，胡、周书信往来切磋讨论《红楼梦》，成就周汝昌与胡适师承关系。
其时，周汝昌在西语系学英文，没有迹象表明他对《红楼梦》研究有特别的兴趣；而在银行做职员的周祜昌能及时读到胡适的考证文章且嘱咐胞弟去查询有关资料，足见其对《红楼梦》的痴迷。
周汝昌后来回忆说，他在燕京大学就读期间，胞兄与他的“鱼雁往还便成了他唯一的‘精神生活’和‘文化事业’”；“他所有的信，内容都与《红楼梦》有关”；“是他将我引入了研究《红楼梦》这一巨大无比的中华文化课题上来的”。
周祜昌（1913—1993），津南咸水沽镇人，周汝昌之四兄。字金言，早年号岘云、叔向、季纯，又号君度、缉堂、讷堂、笃庵，顾随先生赐号寿白、受白、受百，还曾戏号营缮郎、闻味、墙根尊者等。曾任津南区政协委员。早年就读于南开大学，未毕业即入天津浙江兴业银行当练习生。1949年后在咸水沽供销社工作，再后为南郊区业余中学教师。他一生倾心《红楼梦》版本研究，并做了大量校勘考证工作。
《藤荫馀话》得名于周氏兄弟的父亲周景颐的书斋号——藤荫斋，收录了周祜昌寄给周汝昌的一批笔记体书信。“藤荫”二字对于周氏兄弟来说又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周氏兄弟正是在家乡老宅的藤荫下手抄甲戌本而走上研红道路的。目前整理出的书信始自1971年6月20日，终自1972年1月21日。根据周氏兄弟的记录，《藤荫馀话》本应有216篇，目前能见到的只有71篇，可惜尚未在周汝昌先生的遗物中发现这批书信的前半部分。
《藤荫馀话》的内容大约可分为五个方面：研红治学、回忆人物、诗词书法、地方民俗旧生活、兴趣爱好。
研红治学，包括《全篇全人》《文风》《安居乐业》《石头记英译》《曹雪芹》等21篇文字，周祜昌把自己写笔记的缘由、愿望、方法、格调，表述得一清二楚。他认为，古人的笔记类文章，益神志、存轶闻，值得“学为札记”。他的这些笔记的意义，在于使“后之‘研究红楼梦’‘研究曹雪芹’者”，从中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从中也大体可以看出，周氏兄弟研读《红楼梦》的起始缘由。这对于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也是有所补益的。
他在《安居乐业》中写道：“旧乡年轻人一出门，回来身体发胖，乡音顿改，夸耀闾里，说明春风得意，用《红楼梦》语言来说，安居乐业了。余学业并荒，半途而废，没得过意，也没胖过。汝老就学蹭蹬，屡废屡復（复），也没胖过。一个柜台售货，一个打杂状态，而心心念念，犹是为《红楼梦》做研究文章。说穿了，不是只为了安居乐业。贾宝玉正是不安居乐业自寻烦恼的一个人。曹雪芹是在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的情形下，为创作奋斗的人。我们认为这种不安居乐业应是一种进步要求，这和不务正业是两码事。为了探索真理，这种追求还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参考资料：
http://jinwanbaoepaper.enorth.co ... nt_87663_155194.htm
http://style.sina.com.cn/col/books/2012-06-24/11009884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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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横槊赋诗
- 2024-3-10 16:08:43
红学家周汝昌与燕京大学的渊源甚深，前后达13年。1937年他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正逢中日战争开始。1939年考上了燕京大学，又因为遭水灾，推迟到第二年才入学。英语系读了仅一年，1941年冬便遭日寇封校。待到1947年又重新考入，继续学英语。
燕园里的老师，与周汝昌关系最好，日后最念念不忘的，是顾随。但两人实际上并没有正式的师生之缘，周汝昌只是在第一年里，作为外系学生去蹭听过中文系顾随老师的诗词课，便开始书信往还和诗词唱和。后顾随转去辅仁大学和天津师范学院任教，再无当面教学的机会，但一直保持密切的通信联系。严格说来，两人是函授或诗友的关系。
1947年秋开学后不久，周汝昌收到四兄祜昌的来信，说他近读亚东版《红楼梦》，见胡适先生在《红楼梦考证》中说，由于他得到敦诚的《四松堂集》，世人方知曹雪芹其人其事，而敦敏的《懋斋诗抄》却遍寻未得。你在京校，何不一试，查觅此书？周汝昌立刻直入图书馆，居然一查即得，在《懋斋诗抄》中发现了六首有关曹雪芹的诗。继而写出文章，在天津的《民国日报》上发表，并因此提出了曹雪芹卒年的“癸未说”。
细想想这里似乎有一个问题：胡适在1921年已公开访求此书，燕大图书馆并非偏僻，多少硕学鸿儒抬手可查，为什么竟然暗藏了26年，留给学生周汝昌去发现呢？这就引出了第二位老师邓之诚。当周汝昌请教他时，没想到邓先生说：“我早知道，胡适早就来问过我。因我不喜欢他——已成‘半个洋人’了，我没告诉他。”据《邓之诚日记》，他于1946年6月21日在藏主徐家还见过有胡适题跋的庚辰本《石头记》，也不感兴趣，态度是“非吾所知矣”。
却原来，邓之诚早就是胡适的老对手，当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方兴时，他也在北大当教授，是与“新派”对立的“老派”之典型。他憎恶白话文，凡学生试卷中有用“的”字处，必一律改成“之”。后来任教燕京，年年都要讲几回：“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当胡适通过燕京陆志韦校长向他询问《懋斋诗抄》时，邓之诚明知不告，也就合乎情理，不足为奇了。如此才给周汝昌留下了发现的机会，周汝昌的人生，因此才定位于红学。
此后事情的发展，既获益于邓先生消极的“知而不告”，还要感谢报纸兼职编辑、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赵万里先生积极的穿针引线。赵先生组织来红学名家胡适、俞平伯的来信在报上发表，周汝昌再连写两篇文章与二位名家答辩。新秀周汝昌对胡、俞两人的感觉很不一样，他对胡适的来信感到“欣幸无已”，并继续通信，求借书籍；但是却认为俞平伯是“冷水浇头”，“微词见讥”，从此结怨，这该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了。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730/c404064-32175547.html
燕园里的老师，与周汝昌关系最好，日后最念念不忘的，是顾随。但两人实际上并没有正式的师生之缘，周汝昌只是在第一年里，作为外系学生去蹭听过中文系顾随老师的诗词课，便开始书信往还和诗词唱和。后顾随转去辅仁大学和天津师范学院任教，再无当面教学的机会，但一直保持密切的通信联系。严格说来，两人是函授或诗友的关系。
1947年秋开学后不久，周汝昌收到四兄祜昌的来信，说他近读亚东版《红楼梦》，见胡适先生在《红楼梦考证》中说，由于他得到敦诚的《四松堂集》，世人方知曹雪芹其人其事，而敦敏的《懋斋诗抄》却遍寻未得。你在京校，何不一试，查觅此书？周汝昌立刻直入图书馆，居然一查即得，在《懋斋诗抄》中发现了六首有关曹雪芹的诗。继而写出文章，在天津的《民国日报》上发表，并因此提出了曹雪芹卒年的“癸未说”。
细想想这里似乎有一个问题：胡适在1921年已公开访求此书，燕大图书馆并非偏僻，多少硕学鸿儒抬手可查，为什么竟然暗藏了26年，留给学生周汝昌去发现呢？这就引出了第二位老师邓之诚。当周汝昌请教他时，没想到邓先生说：“我早知道，胡适早就来问过我。因我不喜欢他——已成‘半个洋人’了，我没告诉他。”据《邓之诚日记》，他于1946年6月21日在藏主徐家还见过有胡适题跋的庚辰本《石头记》，也不感兴趣，态度是“非吾所知矣”。
却原来，邓之诚早就是胡适的老对手，当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方兴时，他也在北大当教授，是与“新派”对立的“老派”之典型。他憎恶白话文，凡学生试卷中有用“的”字处，必一律改成“之”。后来任教燕京，年年都要讲几回：“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当胡适通过燕京陆志韦校长向他询问《懋斋诗抄》时，邓之诚明知不告，也就合乎情理，不足为奇了。如此才给周汝昌留下了发现的机会，周汝昌的人生，因此才定位于红学。
此后事情的发展，既获益于邓先生消极的“知而不告”，还要感谢报纸兼职编辑、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赵万里先生积极的穿针引线。赵先生组织来红学名家胡适、俞平伯的来信在报上发表，周汝昌再连写两篇文章与二位名家答辩。新秀周汝昌对胡、俞两人的感觉很不一样，他对胡适的来信感到“欣幸无已”，并继续通信，求借书籍；但是却认为俞平伯是“冷水浇头”，“微词见讥”，从此结怨，这该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了。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730/c404064-321755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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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横槊赋诗
- 2024-3-10 16:09:21
62年以后，研究者梅节、沈治钧认为，在1948年“胡周交往中周汝昌欺瞒胡适、扣压甲戌本等”，或曾把书私自转借给他人（陶洙）。笔者认为证据不足，或定性过重，未敢附和。我相信青年周汝昌并无恶意，不过有些私心而已。这就是周汝昌红学事业的开端，也是他一生为人的塑型期。后来胡适说，“周汝昌是我‘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但是周汝昌直到晚年写《周汝昌与胡适》，从来没有承认胡适是他的师父或老师。
1950年夏天，年已32岁的周汝昌从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毕业生。这时中文系新成立了研究院，周汝昌考上了仅有的两位研究生之一，另一位是许政扬。然后他在燕园内经历了反美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不必细表。这时候，周汝昌结识了张伯驹、陶洙等老一辈旧式文化人，在燕园旁的“展春园”里参加诗词雅集，如鱼得水，却在燕大中文系研究生的学业上步履艰难。在1974年写的《红楼梦新证·重排后记》中他承认，“研究院给我开出的经史子集的长篇必读书目，我是一本也没有真去读”，并预料自己“大抵不能卒业”。当然，这是周汝昌在“读书无用论”盛行年代的自白，与“学历至上”的当下不可同日而语。而事实上，周汝昌的研究生终归没有读完。
在客观上，这也与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和院校调整的前景有关。消息已经在流传，不仅中文系研究院，连燕京本身如何下场，都难以预料。故也许“三十六计，走为上计”。1951年秋天，华西大学由于外籍教师离开而向燕京求援，急需一位英文讲师。校方想起了周汝昌，就商于中文系主任高名凯，动员他以旧燕大1949年西语系本科毕业生的资格就聘。也许周汝昌也觉得中文系研究院读得太辛苦，就接受了校方的安排。
这时他的中文研究生才读了一年，而工作却是对应本科的英语。这过程迁延了一个学期，研究生课业还差一个学期未修完。高名凯先生对周汝昌说：“你就先去就聘吧，所差的一学期可以不计，你到华大后在半年内将论文寄来，研究院就承认你的毕业资格。”周汝昌请问临别指教之言，高先生沉吟了一下，说了五个字：“多注意政治。”
因为周汝昌提前半年离校就业，自然不能现身毕业生合影，也不曾登入毕业生名册，给后人质疑他的学历留下了把柄。当年曾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梅节在2009年写道：“据中文系传出，是他的国学根底太差，五经、四史似未发蒙，语言学理论接受也不好。读了两年，系里评估，周同学恐难按期完成研究生课程。”梅节认为周汝昌的研究生是被劝退、除名。“不是中文系研究生提前毕业，是西语系本科毕业生滞后两年分配。这就是燕大将周汝昌中文系研究生除名的内情。”（见梅节《顾随的赞词与周汝昌的功底》，香港《城市文艺》2009年9月号。)另一位研究生许政扬于1952年夏如期毕业，分配至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
周汝昌之所以如此决绝地辍学赴蜀，在很大程度上还由于家庭因素。一方面妻子毛淑仁渴望脱离旧式大家庭的牢笼，她在敦促鼓励；另一方面在“土改”将临之际，周汝昌曾劝父亲卖地分家，被视为“不孝”。周家父兄皆反对他们离家出走，小家庭与大家族之间关系紧张，以致登程远行时，周家无人相送。
周汝昌刚刚离开燕京大学，院系调整、燕大撤销之令便在5月间下达。10月，北京大学迁入燕园，燕京大学彻底终结。此时正好到了周汝昌与高名凯系主任约定的半年之期，但是燕大安在哉？
如此看来，周汝昌的燕京大学中文研究生学历确实存在疑问。但是等到周汝昌去世六年后，2018年他百年祭的时候，恭王府里的周汝昌纪念馆展出了一张纸（复制品），可以视为周家子女们作出的回答。不是毕业证书，而是特殊年代的特殊证明。
周汝昌研究生毕业证明
学生周汝昌，系河北省天津县人，现年三十四岁，于一九五二年六月在前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研究部毕业。因该大学于一九五二年十月调入我校，特予证明。
北京大学校长 马寅初
公历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廿七日
据周汝昌女儿周伦玲编写的《周汝昌学术年表》，周汝昌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宋词语言的研究》，应该是离校后补寄的。周汝昌的学历由此得到了证明，但毕竟不太正常，略显勉强。其中既有时代大潮引起，北大取代了燕大这样的客观原因，也有他确实提前离校，未能修读期满的主观缺憾。周汝昌的成绩大概也委实不能令人满意，否则他怎么会半途远走就业，专业弃高就低呢？
话还要说回来，回头去看，学历并不太重要。周汝昌早已用他的一生功业，证明了自己，超过了太多学历坚挺却事业平平的众生。此事本无须追究。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730/c404064-32175547.html
1950年夏天，年已32岁的周汝昌从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毕业生。这时中文系新成立了研究院，周汝昌考上了仅有的两位研究生之一，另一位是许政扬。然后他在燕园内经历了反美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不必细表。这时候，周汝昌结识了张伯驹、陶洙等老一辈旧式文化人，在燕园旁的“展春园”里参加诗词雅集，如鱼得水，却在燕大中文系研究生的学业上步履艰难。在1974年写的《红楼梦新证·重排后记》中他承认，“研究院给我开出的经史子集的长篇必读书目，我是一本也没有真去读”，并预料自己“大抵不能卒业”。当然，这是周汝昌在“读书无用论”盛行年代的自白，与“学历至上”的当下不可同日而语。而事实上，周汝昌的研究生终归没有读完。
在客观上，这也与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和院校调整的前景有关。消息已经在流传，不仅中文系研究院，连燕京本身如何下场，都难以预料。故也许“三十六计，走为上计”。1951年秋天，华西大学由于外籍教师离开而向燕京求援，急需一位英文讲师。校方想起了周汝昌，就商于中文系主任高名凯，动员他以旧燕大1949年西语系本科毕业生的资格就聘。也许周汝昌也觉得中文系研究院读得太辛苦，就接受了校方的安排。
这时他的中文研究生才读了一年，而工作却是对应本科的英语。这过程迁延了一个学期，研究生课业还差一个学期未修完。高名凯先生对周汝昌说：“你就先去就聘吧，所差的一学期可以不计，你到华大后在半年内将论文寄来，研究院就承认你的毕业资格。”周汝昌请问临别指教之言，高先生沉吟了一下，说了五个字：“多注意政治。”
因为周汝昌提前半年离校就业，自然不能现身毕业生合影，也不曾登入毕业生名册，给后人质疑他的学历留下了把柄。当年曾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梅节在2009年写道：“据中文系传出，是他的国学根底太差，五经、四史似未发蒙，语言学理论接受也不好。读了两年，系里评估，周同学恐难按期完成研究生课程。”梅节认为周汝昌的研究生是被劝退、除名。“不是中文系研究生提前毕业，是西语系本科毕业生滞后两年分配。这就是燕大将周汝昌中文系研究生除名的内情。”（见梅节《顾随的赞词与周汝昌的功底》，香港《城市文艺》2009年9月号。)另一位研究生许政扬于1952年夏如期毕业，分配至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
周汝昌之所以如此决绝地辍学赴蜀，在很大程度上还由于家庭因素。一方面妻子毛淑仁渴望脱离旧式大家庭的牢笼，她在敦促鼓励；另一方面在“土改”将临之际，周汝昌曾劝父亲卖地分家，被视为“不孝”。周家父兄皆反对他们离家出走，小家庭与大家族之间关系紧张，以致登程远行时，周家无人相送。
周汝昌刚刚离开燕京大学，院系调整、燕大撤销之令便在5月间下达。10月，北京大学迁入燕园，燕京大学彻底终结。此时正好到了周汝昌与高名凯系主任约定的半年之期，但是燕大安在哉？
如此看来，周汝昌的燕京大学中文研究生学历确实存在疑问。但是等到周汝昌去世六年后，2018年他百年祭的时候，恭王府里的周汝昌纪念馆展出了一张纸（复制品），可以视为周家子女们作出的回答。不是毕业证书，而是特殊年代的特殊证明。
周汝昌研究生毕业证明
学生周汝昌，系河北省天津县人，现年三十四岁，于一九五二年六月在前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研究部毕业。因该大学于一九五二年十月调入我校，特予证明。
北京大学校长 马寅初
公历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廿七日
据周汝昌女儿周伦玲编写的《周汝昌学术年表》，周汝昌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宋词语言的研究》，应该是离校后补寄的。周汝昌的学历由此得到了证明，但毕竟不太正常，略显勉强。其中既有时代大潮引起，北大取代了燕大这样的客观原因，也有他确实提前离校，未能修读期满的主观缺憾。周汝昌的成绩大概也委实不能令人满意，否则他怎么会半途远走就业，专业弃高就低呢？
话还要说回来，回头去看，学历并不太重要。周汝昌早已用他的一生功业，证明了自己，超过了太多学历坚挺却事业平平的众生。此事本无须追究。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730/c404064-3217554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