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与1920年代上海公园问题

jack911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与1920年代上海公园问题


一成不变的看法往往导致种族主义和偏见，它使群体相隔离，促成一方的傲慢和另一方的愤恨。到了1920年代中期，民族主义运动和殖民势力接触的过程中被激发起强烈的政治抗争。例如郑振铎就公开呼吁“‘公园运动’表面上看来，也许比之最根本的办法，‘收回租界’，是不重要些。然而区区公园运动而尚不能成功，则还谈什么收回租界！”廖沫沙也撰文《中国人与狗》，谈到在公园门口“那时读书的中国人看见了，真是‘人生识字忧患始’，免不了感到侮辱，愤慨万分”。诗人蒋光慈哀叹道：“法国花园不是中国人的土地么？可是不准穿中服的人们游逛。唉哟，中国人是奴隶呀！”一般民众也感知到“富丽堂皇的法国公园，在从前，我们中国的同胞和狗是不许入内的；纵是要走进去，也一定要穿西装；因为穿上了西装，可以冒日本人的牌。”可见，一个重要的思潮或文化运动，其“话语”意义总是深嵌于社会之中。
然而，所谓集体记忆往往是构建、想象而成的。譬如，引发人们争议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实际上掺杂着传说与真实。《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笔鲍惠尔就回忆道：
那时，外滩公园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到这个公园来的注意事项和若干规定。在这些规定中，除了禁止攀折花木，毁损公共财物外，还有一条是禁止携带家犬入内；而紧接着这一项，下面一项是：“中国人，除前来工作的苦力外，不许入内。” (No Chinese，excepting work coolies，are admitted．)。就是这一块木牌上的规定，后来变成中国人和外国人间很严重的一个政治问题。当这个问题愈闹愈严重，愈闹范围愈扩大之后，专做学生运动的煽动家便很巧妙地、很有效地把它说成：“狗与中国人不许入内。”
可见，外滩公园门口的确挂有限制中国人和狗入园的告示牌，而一般所想象的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中文告示牌却未必存在，仅仅是个传闻而已。把一块告示牌的存在与否赋予救国保种的观念意义，本质上讲是观念的象征性物化。在某种意义上，这样一种民族性的观念或者民族主义情绪的灌输和规训，仍然难脱知者掌控被知者的窠臼。公园游园问题在当时所形成的集体记忆，给新兴的中产市民群体以相当大的伤害。租界公园作为殖民者营建的殖民性空间，无时不给身处上海的中国人以受压迫的感觉。并藉由此种“受害性（victimization）”，衍生出一系列激进的话语表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一掺杂着传说与真实的故事，其意涵由民族受压迫的屈辱象征，进而“创造转化”为凝聚人心、同仇敌忾的政治符号，被知识精英纳入其所掌控的话语空间，据此建构成了普遍认知的集体记忆，这一集体记忆随后转化成了民族主义意识和实践。

余论
公园、电影院、咖啡馆等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涌现，为近代上海人提供了一个现代生活方式的样板与日常公共性的展示舞台。这种生活方式即使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新事物，从而反映了这个城市曾经与世界的大融合。
然而，这座城市曾经被外国人统治的历史始终是中国人抹不去的创伤之一。以至不少论说在评说诸如法国公园这样一类近代公共空间的时候，往往更侧重其“殖民性”一面的表述。由于“西方”一词多层而含糊的意味，又进一步将“西方”与“现代”等同起来，从而将租界当局之现代化营建，理解为徒有近代化的躯壳，而非现代性。在这种表述之下，所谓殖民的现代性，并没有主体性可言。甚至进而认为在企图构建“东方巴黎”的论述内涵中，“公共领域”之实质涵义未能落实在以“自由”、“平等”为表征的“公民社会”体系之下，而使得公园等只是形式与符号表现之场域，是一个疏离的（alien）“殖民主义空间”。但是，这样的思维模式是由中国现代化开始时所处状态导出的，这也就是帝国主义的闯入。西方化和现代化的二元对立视野使得种族身份和在全球的社会位置，成为评说中国近代史的中心。在这个过程中，论述者往往趋向于遮蔽一些更基本之物：工业化的人类文明及其在全球背景中的作用是一种更为广阔和普遍的经历。
因此，倘若平心静气的理性重估西方在上海的确切位置，就可看到上海现代性不仅有殖民暴力，也有自由科学；不仅有关涉“现代化”的经济和物质指标，也有与现代性息息相关的价值和制度变革，它是多元多样的。揆诸史实，我们可以发现上海的公园固然是“殖民性的现代性”之产物。但受到西方影响之后，西方的烙印未必塑造了唯一的现代性。譬如，上海的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从早期纯粹的法式公园样式演变到今日中西合璧的海派风格，就充分体现了中法两大不同文明的对望与审视，在彼此的差异中可以相互发现并发现自己。进而言之，西方人在上海创造的这个新世界，既不单是西方文化也不单是东方文化。经殖民统治后，上海人的文化变成独特的“中西汇聚多元文化”，我们亦渐渐认同自身的“混杂”。从更宽广的历史尺度上来看，近代上海的演进与张力并不只是在老传统和现代性之间展开的，它是一个界定“多重现代性”的冲突与融合过程．其中现代性和西方化（殖民化）并不是同一回事。如是观之，上海公园所显现的那种现代性，以及作为其路径的现代化，表明其非但不是一个“疏离的”城市空间，相反是一个亲密的、日常的、在都市家庭私人领域之外，所创造的一个公共空间。凭借这类公共空间所提供的便利条件，使人们荡涤往昔的陈见，更善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城市生活中慢慢形成了一种启蒙式的更为敏锐、更为灵通的公众舆论。它也并不仅仅是某种外部力量用来支配社会，使社会在逻辑上能实现其后果的空间场域，更是一个新型的市民公共空间。在这些公共空间内，刚刚脱离乡村生活的上海人体验了以西方物质文明为表征的现代生活。这种现代生活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的愉悦和感受上，更反映在都市人价值观念层面的更新与变迁上。譬如，法国公园的庆典仪式带给华人观众的强烈体验，就慢慢启蒙了他们观念的变化——民族认同、国家意识、人的尊严、对人的权利的理解、公民文化、理性、进步与自由的追求。在这些情境中，在组织日常生活中发挥很少作用的国家与民族身份变得十分明显而且引人注目。通过将华人放置到法国国庆庆典这一特定的情境中去，并藉着这一情境来激活共同感与公民身份。这个过程也可称为情境基础上的激活（setting-based activation）。显然，这一现代生活方式超越了地域、种族所限，而是一种人类普遍的经历与体验，是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
当然，对于法国公园所展示的“现代生活”，人们不仅有向往、渴求的一面，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疑虑和不安之感。面对近代上海的多元化和紧张性，我们不禁要问，“摩登上海”的美好愿望真能轻易地被定义、辨认、识别和促成吗？

lamses

引用第0楼jack911于2011-02-04 09:09发表的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与1920年代上海公园问题 :
可见，外滩公园门口的确挂有限制中国人和狗入园的告示牌，而一般所想象的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中文告示牌却未必存在，仅仅是个传闻而已。把一块告示牌的存在与否赋予救国保种的观念意义，本质上讲是观念的象征性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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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疑！

whgfxy1981

强顶lamses 兄，东亚病夫年代的行文方法和社会意义不是和平年代的人仅从文字字面上就能感受判断的，那个年代有那个年代的特征。

parivraj

Robert A. Bickers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Shanghai's '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 Sign: Legend,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Symbol." China Quarterly, no. 142 (1995): 444-66.
关心的可以看看这篇。

这件事，前几年有人翻案，说是根本不存在什么“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说法，翻案者的目的，无非一是为外国列强的劣史作掩护，二是借机反诬控诉这件事的中国人（其实，说的更明白一些，就是反诬中国的某执政党）无中生有。

个人觉得，还是停止这类徒劳的努力吧，“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是公知的史实（虽然牌牌上的原文并非如此，但其意思并没有出入）。你“翻案”越起劲，就越暴露你的丑恶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