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懂不懂的年代！

这是一个飞速发展的年代，
这是一个变幻莫测的年代，
这是一个让人半懂不懂的年代！
北京的人们急匆匆的走在大街上，打着电话或者发着短信，赶着去参加国际会议或者挤332支路公共汽车。
春天来了，来自蒙古草原上的强风带着沙尘，即将侵袭这个富贵已久的城市。繁华的气息在沙尘中迎面而来。在这个终身学习的时代，人们都在狂热的学习。一种学说哪怕是一个概念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全体人共有的知识，然后经过反复的传颂，从而指望最终能够在人类知识积淀的历史上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
诺贝尔的名字被不止一次的提起。在知识经济来临的时代，你可以不知道诺贝尔是什么人，但你必须知道是什么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瑞典银行在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奖项已经完全超出了它学科本身的范畴，在全世界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随着科斯、弗里德曼、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弗农•史密斯等人的名字从陌生到熟悉，交易成本、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等名词也依次主演了我们从正襟危坐到茶余饭后的谈话。诺奖总是能够一如既往的触动我们最敏感的神经。
学术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学科的分工。随着人类文明的渐次加速发展，学术也逐渐从简单走向了复杂，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各自繁衍了一个纷繁芜杂的家族谱系。学科的渐次分化必然的带来了学人的分化。他们甚至都有了自己专有的名字。这是个必然的趋势，无论是非学术还是学术。做工的叫工人，经商的叫商人，务农的在骚人的嘴里叫做农人，此外还有踢足球的叫足球人，打篮球的叫篮球人，搞经济的叫经济学人，搞法律的就叫做法律人。照此规律，研究机器的少不了叫做机器人，研究植物的不用说就叫做植物人。
学科的精细分工固然促进了专业化的研究，但是专业化对思维的桎梏也越来越成为学人的共识。与此相适应，跨学科的研究也正方兴未艾。学人们纷纷游走于多种学科之间：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此外还有等等以及等等。学人们尤其是年轻的后起之秀们尝试着将诸多学科做各种可能的排列组合，以试图从中找出前人所未曾发见过领域，期冀由此一炮打响，走上诺奖或者别的什么奖的圣堂。
由此，也就不难解释法律经济学、法律与文学、法律社会学等诸多新进显学的诞生了。人们如饥似渴的读着让自己云里雾里的别的专业的专著或者文章。读过或者没读过的人们都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渴望抓住任何一个可以显示自己博学的机会。人们热切的渴望交谈，渴望参加一个又一个的论坛，希冀在这样的机会里展现自己广博的一面。
于是，我们看到，搞法律的整天半懂不懂的念叨着科斯、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博弈、帕累托最优、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搞经济的则反复的摆弄所谓严格责任、过错责任、缔约过失责任。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比如海龟派流行谈传统，谈黄仁宇，谈本土资源，谈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土鳖派则流行谈现代，谈后WTO，谈全球化，谈与国际惯例接轨。再比如良家妇女的风骚以及青楼妓女的端庄。
我们都在用这些流行词语，真正懂得其实在意义的却没有几个。我们沉湎于这种表面的博学而不能自拔，我们以知道尽可能多的人名与概念为荣。我们大谈哈耶克、哈贝马斯、维特根斯坦、马克斯•韦伯，在自己云里雾里的同时也让对方云里雾里；我们尽管不懂却不敢发问，生怕因此而失去博学的光环，让人窥见自己的浅薄与无知。
在所谓的后WTO时代，一切的一切都加上了一层国际化的光环，都叫人似懂非懂。费孝通曾经用过的一些名词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显赫与荣耀：在现在学人的嘴里熟人社会已经演变成无限重复博弈，与此相对应，陌生人社会则改称一次博弈。技术研究变成研发，人事处成了人力资源部，会计主任变成财务总监，业务员都成了业务经理，冷不丁回头叫做蓦然回首；道路改叫进路，作用改成绩效，贴切变成恰切，规范叫做规制，学术传统现在叫做路径依赖。
新名词层出不穷，新概念百变不厌。我们还没有弄明白第五项修炼怎么修炼，又来了第六项修炼、第一项修炼，甚至还有更为玄通的零项修炼。我们还没有查出究竟是“谁动了我的奶酪”，就要被迫的思考“我要动谁的奶酪？”或者“谁敢动我的奶酪？”，之后还要自信地宣称，“我不想动你的奶酪”乃至“谁也动不了我的奶酪”。直到有人高喊：“奶酪够了！”
在半懂不懂的年代里，我们说懂也懂，说不懂也不懂，似懂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