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新科学》+《心灵的新科学（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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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华德·加德纳这本书是一本介绍认知科学史的经典作品，原作是一本书，而译本是分两次出版，这次把译本合在一起。

以前做过一个中英文混合的版本，没有做完，发现那样太乱了。现在把中英文分开，先发中文的部分，英文的书摘等我慢慢输入。

全书的章节：

第一章  引言：  《美诺篇》的启示
第二章  建立认知科学的基础
第三章  认知科学：最初的十年
第四章  心理学：方法与实质的结合
第五章  人工智能：专家工具
第六章  语言学：寻求自律

《心灵的新科学（续）》
第七章 理性、经验以及哲学的处境
第八奄 人类学：对个案的超越
第九章 神经科学：与还原论若即若离
第十章 感知的世界
第十一章 心理意象：想象是一种臆造吗?
第十二章 范畴化的世界
第十三章  人类有多大程度的理性?
第十四章 结论 计算的困境和认知的挑战
第十五章  1984年后的认知科学的发展
译者附记

全书梗概：

第一部分由本世纪发生的各种跨学科对话和研究项目组成，包括50年代中期认知科学非正式创立前后发生的事件。第二、三两章中叙述认知科学的诞生。第二部分(第四至第九章)由前面提到的认知科学六大领域的发展简史组成。  (其中可以渗入其它学科，诸如社会学或经济学，也可以消除人类学和神经科学的“边界’’，但是作者认为，认知科学的主要论点是由这六个领域卓有成效的研究提出的。)这本有关认知科学各个领域有所选择的简史提出了当今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探索这些问题的现行方法，和未来可能采取的工作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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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美诺篇》的启示
   如果我能够的话，有一件事我将在言语和行动上为之奋斗到底，这就是：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必
须力图认识未知之事，而不是认为，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就无从发现，甚至不必尝试去做，那么，我们
将更有教养、更加勇敢、更少懒散。
   ——苏格拉底《美诺篇》

据柏拉图(推测起来，还有苏格拉底)看来，卓越知识的主体根源于数学及其孕育的精密科学。确实，知
识的最纯粹形式就是那些在世俗的现实中仅能略见一斑的理想化形式或原理。对几何问题的理解，甚至对真实知识的所有问题的理解，在出生伊始即已灌注在人的灵魂之中。正如《美诺篇》所论述的，教学的任务仅是使这种先天知识为意识所知。

今天，一批新的、号称认知科学家的思想骨干正在研究许多使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腊人心醉神迷的问题，他们所拥有的工具和概念即使是一个世纪前的人也难以想象。与他们的先辈一样，今日的认知科学家力图探明，了解某种事物，以及人们抱有准确的信念、无知或犯错误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更想了解已知的事物(外部世界的客体和主体)和从事认知活动的人(他的知性结构，学习、记忆和推理的机制)。他们思索知识的本质？它来自何方?如何被存储和提取?又如何被遗忘?他们痴迷于个体之间的差异：哪些人学得早些或有何困难?一个儿童、一个无文字社会的居民、一个大脑受损的个体，或一个成熟的科学家可以知晓什么?

此外，与古希腊人一样，认知科学家不断揣摩知识的各种体载：什么是形式、表象、概念、词等等?这些“表征方式"如何相互联系?他们探求特定感官相对于重要的“一般理解"或“常识"的优势，他们思考语言，注意到语词作用的力量和陷井，以及它们可能存在的、对思维和信念的支配性影响，他们苦苦推测认识活动的性质：我们为什么想知道?制约认识活动的条件是什么?有关人类认识的科学知识有何局限?



                                认知科学的定义和范圈
   

在提出和建立一个知识新领域的过程中，许多人会概括出自己的定义。事实上，从七十年代初开始，  “认知科学"一词就被到处谈论，数十位科学家曾经尝试定义这个领域的性质和范围(例如希鲁纳l 983，柯林斯，1977，曼德勒，1981 ，米勒 1979，诺曼，1980，鲁姆哈特，1982)。因而，在本书的开篇，我认为有必要谈淡自己对认知科学的看法。
   
我把认知科学界定为当代一次以经验为基础的探索，它试图回答根深蒂周的认识论问题，特别是那些与
知识的本质，成份，来源、发展和展开有关的问题。虽然“认知科学"一词有时也被广泛地使用，并囊括所有形式的知识——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人类的与非人类的——但我主要用它来意指对解释人类知识的探索。我们对那些曾使我们的哲学祖师迷惑不解的问题是否能肯定地予以回答、并予以富有启迪性的再阐述、抑或一劳永逸地摆脱这些困扰?对此，我尤感兴趣，而当今的认知科学的确掌握了解答这些问题的钥匙。
   
在对一般认为与认知科学的探索有关的各个特征或侧面的研究中，我认为其中有五个最为重要。诚然，并非所有的认知科学家都赞成每个特征；但可以认为，这些特征是认知科学事业的“核心"。如果出现了所有或大部分的特征，一个人就可以认为他所研究的是认知科学，如果没有出现这些特征或是仅仅出现一、两个特征，那么，他所研究的就不属于我所定义的认知科学范围。本书将在第三章的末尾详尽地介绍这些特征。并在整本书中不断提及·然而，现在能初步地认识它们也是相当重要的。
   

首先，认知科学家认为，在谈论人类认知活动时，我们有必要讨论心理表征，并假定出一个分析水平。这个水平既不属于生物学和神经学，也不属于社会学或文
化学。
   
其次，认知科学家还相信，对人类心灵的任何了解都离不开电子计算机。计算机不仅在进行各类研究时不可缺少，尤为关键的是，计算机也可以作为有关人类心灵如何发挥功能的最为可行的模型。   ．
   
上述两个特征体现了目前认知科学的基本信念，而后三个特征则与方法论或策略特性有关。认知科学的
第三个特征是，它有意不强调某些因素。这些因素对认知功能的发挥来说可能相当重要，但此时把它们囊括在内刚会不必要地使认知科学事业更为复杂化。这些因素包括情感的因素或情绪、历史和文化因素的作用、以及背景环境对行为和思维的影响。
   
对于第四个特征，认知科学家抱有这样的信念，即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我们对认知的了解将更为深入。目前，大多数认知科学家来自特定的学科，特别是哲学、心理学、人工智能、语言学、人类学和神经科学(我将把这些学科分别称为“认知科学”)，他们热切希望，将来有一天，这些学科之间的界线会变得模糊不清或者完全消失，最终产生一个单一的、统一的认知科学。
   
第五个也是最具争论性的特征是，认知科学家声称，当代认知科学的关键成份是有关问题的课题。长期
以来，这些课题一直激励着活动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的认识论学者。依我之见，如果没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哲学传统，我们很难想象认知科学能够存在，更不用说具有现在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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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建立认知科学的基础

                   希克松专题讨论会与行为主义的挑战

1948年9月，一群来自几个学科的杰出科学家云集于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参加由希克松基金会主办的有关行为的大脑机制的会议(杰夫雷斯，1951)。这次会议旨在促进对一个经典问题的讨论；神经系统控制行为的方式。然而，讨论的内容却远远超出了正式主题所隐含的范围。例如，第一位讲演者，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在电子计算机(当时，这项发现显得新颖无比，带有科幻小说的韵味)与大脑(已研究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间进行了惊人的比较。下一个发言者，数学家和神经生理学家瓦伦·麦克卡洛旁征博引，以富有挑衅性的标题(“心灵为什么是在大脑中?”)开始了他对大脑如何加工信息的广泛讨论与冯·诺依曼一样，为了弄清我们为什么以现在的方式感知世界，他试图在神经系统与“逻辑装置”之问发掘某些相似之处。

另一个讲演者，心理学家卡尔·拉什利的报告则很少涉及最新的技术成就，但更侧重于人类行为的解释问题。他激烈地抨击传统观念，给与会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拉什利就“行为的序列问题"，向在过去几十年中支配心理分析的信念(或教条)提出了挑战，并设计丁一整套全新的研究课题。用我的话来说，拉什利严厉申斥了那些阻碍认知科学出现的势力；同时，他也意识到这门科学所需要的主要成份。
   
不幸的是，当时，受到大多数研究者青睐的科学方法是内省：指受过训练的观察者对其本人思维模式的性质和进程的自我反省。这种内省虽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事实上，它经常“启发”得过份了)，但并没有导致对科学来说至关重要的知识积累。内省主义也许会因自身的重要而坍塌崩溃。实际上，它是被一群年轻的美国科学家以更具有攻击性的方式推翻的，这群人很快就以“行为主义者”而闻名于世。
   
行为主义者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命题。首先，那些对行为科学感兴趣的研究者应该严格制约自己，只使用任何人均可运用和衡量的一般观察方法，不给主观的沉思或个人的内省以立足之地。一门学科要想成为科学，它蕴含的成份必须象物理学家的实验室或化学家的曲颈瓶一样是可观察的。其次，那些对行为科学感兴趣的研究者应把自己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行为上。研究者应当千方百计地避开心灵、思维或想象之类的课题，以及计划、欲望或意图之类的概念。他们不应该赞成假设性的心理构造，诸如符号、观念图式、或心理表征等其它形式。而早期的哲学家从来没能恰当地澄清过这些构造，所以，给内省主义者带来灭顶之灾的正是它们。按照行为主义者的说法，所有的心理活动都可得到恰当的解释，不必诉诸这些神秘的心灵主义实体。
   
行为主义准则的一个坚强部分就是相信环境具有至高无上的决定性力量。个体如何表现行为，并不是出于他们自身的观念和意图，也不是因为在他们的认知装置中含有某些自律性的结构倾向，个体只是他自己环境中各种力量和因素的被动反映者。为了解释这种特定行为的学习和形成是如何发生的．一些学者颇费苦心，构造了一套以条件和强化原则为必要成份的解释装置。  

行为主义亘称，在科学界的许多方面都需要大规模的变革。其中包括，现在看来相当合理的一部分：不满意于接受只有表面价值、没有科学控制措施或任何反驳可能的内省证据，不满足于使用目的或意志之类模糊不清的总体概念I以及借用一套构造来解释人类行为的愿望，这套构造一度曾被用于解释动物行为，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事实上，在人们意识到依赖内省法所产生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在第四章中阐述)之后，本世纪初行为主义的出现就好似吹来一阵清新的空气。毫不奇怪，它很快就风靡世界，从此，占据了一代优秀学者的头脑。

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为严格信守行为主义原则所付的代价也太大了。在行为主义支配一切的时代，即本世纪20、30和40年代，有关人类语言的本质、计划，问题解决，想象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即使能够被宽容，也只是偷偷地、艰难地加以研究。拉什利的文章集中代表了一部分科学家的觉醒。他们瞻前顾后，逐渐意识到，坚持行为主义教条只会使对心灵的科学研究成为泡影。


拉什利认识到，在有关大脑或汁算机的新见解被引入心理科学之前，直接和行为主义对抗将是很有必要
的。因此，在开场白中，拉什利就大声疾呼，任何有关人类活动的理论都必须能够解释经过复杂组织起来的行为，诸如打网球，弹奏某种乐器，尤其是讲话。他还评论道，  “据我看，语言组织所产生的问题代表了几乎所有大脑活动的特征”  (转引自杰夫雷斯，195工，第12l页)。在这句话中，拉什利把为其行为主义同事所长期忽视、以至湮没无闻的课题重新提到人类心理学核心的高度。同时，他进～步阐述道，与心理学中的情形相差无几，在神经生理学中同样占支配地位的理论解释框架——即刺激与反应之问的简单联想链——不可能说明任何序列性的行为’理由是，这些行为序列展露迅速，链中的下一步绝无可能建立在上一步的基础上。例如，一个人在专心演奏琶音(arpeggio)时，根本就没有时间听取反馈，更没有时间使下一个音调受制于或反映出前面的音调。与此类似，个体的失误——例如，口误经常呈现这样一种情况：在序列中，应在后面产生的词却被提前说出口。同样，这些现象无法根据“A唤起B，”的线性链得到解释。

拉什利认为，“这些行为序列肯定是预先计划和组织好的，失败，因为它们的如发点是一个假定的静态神经系统·可现有的每个证据都表明，神经系统是一个动态的、持久活动的系统，或者说，是许多相互作用的系统的结合体"(转引自杰夫雷斯1951，第135页)。

参加希拉松专题讨论会的学者，其双脚正站在科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上。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前几个世纪中物理科学所出现的惊人成就以及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的新近突破。事实上，到20世纪中叶，古代的两大奥秘物理世界的本质和生命的本质，正逐渐为人们所揭示。然而，与此同时，使古人如痴如醉的第三奥秘——人类心灵之迷，还有待于获得类似的阐释。
      
但还有一些因素正阻碍着认知科学基础的恰当奠
定。有几个哲学学派——实证主义、物理主义和证实主义(V erificationism)——与行为主义情投意合，它们竭力回避不易观察和测量的实体(如概念或观念)。另外，还表现在对精神分析学的过分陶醉。虽然有许多学者为弗洛伊德的直觉所倾倒，但他们认为，在临床交谈和由内省构造的个人历史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起科学学科的，再者，他们对一个无法证否的领域所表现出的装腔作势也感到深恶痛绝。在标准(Establ ishment)行为主义的“强硬路线"与弗洛伊德学派肆无忌惮的推测之间，人们很难以科学的方式集中探讨人类的思维过程。
   
最后一点，世界的政治形势对这一科学事业也起到了摧残作用。起初是欧洲的科学界被极权主义的兴搞
得七零八落，而后是美国的科学界为支助战争被迫放弃对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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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科学的重要理论来源
                        
一、数学和计算

19、20世纪转折之际正是数学和逻辑学发展的重要时刻。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亚里士多德在古典时代创立的三段推理逻辑一位及至尊，从未受到挑战。令人感到钦佩的是德国逻辑学家戈特洛布·弗雷格富有价值的工作，使一种涉及抽象符号演算的新逻辑形式在19世纪末勃然兴起。正如，我将在第四章中详细阐述的，早在20世纪初期，英国数理逻辑学家伯特兰·罗素和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就相当成功地提出把算术的基本法则还原为基础逻辑的命题。而怀特海、罗素的工作影响了整整一代具有数学倾向的思想家，包括对认知科学的建立作出杰出贡献的诺伯特·维纳和约翰·冯·诺依曼。
   
到了本世纪30年代，最终成为认知科学重要来源的逻辑——数学工作是由当时相对说来默默无闻的英国数学家阿伦·图灵发展起来的。1936年，他曾提出了一种简单机器(后来被称为“图灵机”)的概念。对于那些感兴趣于计算装置的研究者来说，图灵的论证及其所证明的原理具有深刻的重要性。它表明，两进制代码(仅由0与1组成)使无数的程序设计和执行成为可能，而按这一原则进行操作的机器也能在现实中被制造出来。图灵本人越是思考计算装置，对制造这种机器的可能性就越充满信心。事实上，在自杀身亡前不久的1950年(其时他四十岁刚出头)，图灵就指出，一个人可以为机器编制程序，使得它对一个会话者的反应如同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作出的回答——这个概念被后人奉为“图灵机检验。”它可以用来反驳任阿对计算机能否真正思维持怀疑态度的人：如果一个观察者不能区分已编程序的计算机的反应与人的反应有何相异之处，那么，这台机器就等于通过了图灵检验(图灵，1963)。
   

这些观念的潜在意义很快为有志于研究人类思维的科学家所吸取。这些科学家认识到，如果能够精确地描述一个有机体的行为或思维的过程，他们就能够设计一台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进行操作的计算机器。或许还可以在计算机上检验某个有关人如何发挥功能的观点是否成立，甚至可以制造这样一台机器，它使我们能够信心十足地说，它与人一样能够进行思维。
   

在图灵观念的基础上，约翰·冯·诺依曼探求了一个新的想法，即设计一个能指令图灵机复制自身的程
序。这是一个有关已存程序(St0、red Program)的有价值的观念：即可以通过一个自身已存储在计算机内部存储器中的程序来控制计算机，这样，人就不必为每一项新的任务而煞费苦心地重新编制程序(见戈德斯汀1972)。这是人们第一次设想，计算机或许可以准备并执行它自己的程序。

二、神经元模型

第二条思维路线是在本世纪40年代初由希克松讨论会的第二位发言者互伦·麦克卡洛与年轻的逻辑学家沃特·匹茨共同提出的。麦克卡洛和匹茨(1943)指出，一个神经细胞的活动及其与其它神经细胞的联系(即所谓的神经网络)可以根据逻辑学加以模拟，可以把神经设想为逻辑陈述，把神经冲动发送与否的全部或完全丧失的性能比作命题演算的操作(一个陈述或是真实的或是虚假的)  (海姆斯，1980，第211页)。在这一模拟中，一个神经元受到刺激，然后又发送冲动刺激另一个神经元，就如同逻辑序
列中的一个因素或一个命题可以暗示其它命题一般。因此，不管一个人面临的是逻辑还是神经元，实体A加实体B可以隐含实体C。此外，神经元与逻辑之间的类比也可用电子专门术语来表达，如是否能通过一个电路的信号。麦克卡洛～匹茨论证的最终结果是；  “任何可以穷尽和明确描述的东西……都可由合适的有限神经网络来实现，  (冯·诺依曼，转引自伯恩斯坦，1982，第68页)。
   
新计算装置的设计者为麦克卡洛和匹茨的观念所倾倒。多亏了他们的论证，图灵机的概念才能被引向两个方面：一个由无数全部或部分神经元组成的神经系统，以及一台可以实现任何明确描述过程的计算机。图灵只在原则上证明了建立具有巨大能力的计算机器的可能性，而麦克卡洛和匝茨则证明，至少有一个令人敬畏的机器——人脑，可被认为是按照逻辑学的原理活动，这就是能力非凡的计算机。
   
麦克卡洛也许最终把自己的推理链趋于一个极端。他确信，只有依据有关中枢神经系统的知识，某些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才能得到阐述和解决(麦柯达克，1979)。他还把自己有关思维的论断紧紧地束缚在当时已知的神经系统的知识上。有的评论家甚至感到，麦克卡洛及其同事直接匹配逻辑机器与神经系统的尝试是认知科学发展中的倒退成份。

三、控制论的结合
   
在普林顿斯，约翰·冯·诺依曼试图拼合来自数学、逻辑学和神经系统的各种证据，与此同时，在麻省理工学院，数学家诺伯特·维纳也在从事类似的工作(海姆斯’19803维纳，1964)。比起冯·诺依曼来，维纳甚至更是一位数学奇才，与他的竞争对手一样，维纳二十刚出头就已在数学领域做出了根本性的发现(维纳致力于研究布朗运动，冯·诺依曼则注重探讨量子理论)。显而易见，在早期生涯中，两位伟人都表现出对实际运用数学的偏好，后来，他们又都渴望对本社会中数学和技术的发展施予自己的影响。
   
本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期间，隐居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诺伯特·维纳参与了一系列世界性的研究计划。
他坚信，这些纷繁多采的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是贯通一致的。事实上，在他看来，这些发展本身组成了一门新科学，一门建立在控制和通讯问题基础上的科学。他相信，这门科学将成为20世纪中叶的核心学科。维纳对自己这一观点的首次公开阐述发表在1943年“行为、目的和目的论”一文中(罗森布思、维纳和毕格罗，1943)。在文章中，他与其他两位作者指出，控制工作和通讯工程的问题混然一体，不可分割。而且，他们集中探讨的不是电子工程技术，而是更为基本的信息(message)概念——“它是否应该由电子、机械或神经手段来传递。”作者们引进了一个当时颇为激进的观念：可以堂而皇之地说，表现出反馈的机器是在“力求实现目标”，是在推算目标和实际操作之间的差异，并采取行动，力求减小这些差异。机器是具有目的性的。作者们还进一步发展了一个有关中枢神经系统的新颖观点。正象维纳后来所表述的中枢神经系统不再是一个从感觉接受输入，再释放冲动到肌肉的独立自足的器官。相反，它的某些最具特性的活动只能解释为环形过程。这个循环是从神经系统出发，进入肌肉，再通过感官(不论是本体感受器官还是特殊感觉器官)返回到神经系统。据我们看来，这标志了神经生理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阶段，这一部分神经生理学不仅涉及到神经和突触的基本过程，而且涉及到神经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活动。这种看法与拉什利有关神经组织的思想——及其对行为主义反射学的挑战——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不久，维纳设法综合了各种相互连锁的观念，并把这种综合表达在里程碑性的专著《控制论》中(这本书最初出版于1948年，即希克松讨论会召开的同一年)。他是这样阐述自己独创的这门科学的：“我们决定把控制和通讯理论的整个领域叫做控制论，既适用于机器也适用人类。”(1961，第11页)。在下面的行文中，维纳解释了一个整合的观点——这个观点连结了对人类神经系统、电子计算机和其它机器的操作的理解。他着重强调了自己的信念——这一信念反映了冯·诺依曼、麦克卡洛和匹茨的观点，认为有生命的有机体的机能发挥与新通讯机器的操作极为类似。虽然维纳的综合并不是认知科学最终顶礼膜拜的范式(它在苏联则接近于达到这一辉煌的地位)，但它仍是一个表现跨学科工作活力所在的先驱事例。


四、信息论

认知科学的另一位先驱是克劳迪·申农，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电气工程师，因创立信息论而闻名于世。30年代后期，早在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生时，申农就有一种开创性的目光。他认为，可以用逻辑的原则(通过真或伪命题)来描述电子机械中开关的两种状态(开或关)，在其硕士论文中，申农最早指出，电子电路(计算机中的那种)完全可以体现思维的基本操作。我将在第六章中进一步描述这项工作——这项工作对后来计算机方面的所有工作都极为重要。

在以后的十年中，申农一面与魏沃尔共同工作，一面继续发展信息论的关键概念：可以从其种角度来设想，信息完全脱离特定的内容或客体，仅仅是在同等的两个可能性中进行抉择。信息的基本单位是比特(the bit)(“两进制数的”概念)，就是在两个同等可能中选择一个所需的信息量。因此，从八个同等可能中选择一个就需要三比特的信息。第一个比特把选择从八选一缩小到四选一，第二个比特从四选一缩小到二选一，第三个比特则是从剩下的部分选择一个。维纳是这样解释了这一概念化的重要性：  “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或能量。唯物主义如不承认这一点，就不可能在当今时代生存下去”(维纳，196l第132页)。
   
五、神经心理学综合症
   
对初露端倪的认知科学做出另一个贡献的则是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偏僻的科学角落——对人脑损伤后认知能力丧失的描述。例如，无论各语言之间的差异如何巨大，失语症却具有同样的形式。看来，神经系统中认知能力的组织有许多规则性，且没有得到有关心理过程的环境描写的完全认同。而且，认知无能的模式也不能由简单刺激——反应的中断而轻易得出解释。相反，在许多情况下，行为反应的层级被改变了。例如，在某种形式的失语症中，病人保存了语句的一般框架，但不会把单个的词正确地插入这个框架中。在其它的失语症中，句子框架被打破了，但单个的内容词仍具有意义。因此，这种现象又给思维的反射弧模型以沉重一击。与此同时，有关脑损伤后能力和无能的特定表现又孕育了许多涉及到正常个体的人脑该如何组织的看法。
  
到40年代后期，主要在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国，某些研究课题开始出现在通讯工程、神经心理学等形形色色的领域之中。认知科学的奠基人之一赫伯特·西蒙当时还是芝加哥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他曾忆及
40年代那种盛行一时的“无形学院”(西蒙，1982)。他认识了在芝加哥工作的麦克卡洛，他也听说过申农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论文；他还知道维纳和冯·诺依曼正在研究符号逻辑问题——这种逻辑渊源于怀特海、罗素和弗雷格的哲学著作；而西蒙本人则在芝加哥跟随鲁道夫·卡尔纳普学习，后者当时正在提出逻辑句法的关键概念。一些杰出的生物学家(和希克松讨论会的参加者)，如拉尔夫·杰拉德、海因里希·克吕弗、罗杰·斯佩里和保尔·魏斯，正在自己的实验室里研究神经系统的问题。这一期间，杰罗姆·布鲁纳、诺姆·乔姆斯基、约翰·麦卡锡、乔治·米勒、阿伦·纽厄尔，以及认知科学的其他奠基人，均受到许多相同的影响。促进性的相遇和影响深远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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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认知科学：最初的十年

一个一致公认的诞生日期
   
业余的历史学者很少会取得如此一致的看法。今天依然健在的认知科学大师几乎毫无异议地认为，认知科学是在1956年左右得到正式认可的。心理学家乔治·米勒(1979)甚至还为之确定了一个具体的日期：1956年9月11日。
   
米勒强调：1956年9月10日至12日在麻省理工学院召开的信息论专题讨论会。通讯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许多权威人士入场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的第二天，两篇极有个性的文章，在米勒脑中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由阿伦·纽厄尔和赫伯特·西蒙提交的第一篇论文描述了一种“逻辑理论机”，这是首次完全由计算机器论证的定理。第二篇论文是由年青的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提交的，它勾勒了“语言的三个模型”。乔姆斯基指出，源于克劳迪·申农的信息论的语言产生模型不可能成功地运用于“自然语言”方面；接着，他陈述了自己对语法的看法，这一看法是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正如米勒所回的，  “其他的语言学家也曾提出语言具有数学般的形式精确性，但乔姆斯基是第一位论证这种看法的语言学家。  

远离经验科学的学者同时也在思索新机器的含义。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1960)在普林斯顿曾提出了一套富有革新精神的概念。正如他所描述的，图灵机概念的发展和计算机的发明确实有助于解决或分解经典的心身关系问题。显然，不同的程序在同一台或不同的计算机上可以解决结构上一致的操作问题。因此，可以分别描述逻辑操作本身(“软件”)以及使它们得以完成的特定“硬件”。说得更为专业化一点，对一台图灵机的“逻辑描述”并不包括它们物理实体中的任何特定性。它与人的系统和人的思维过程的类似是相当明显的。人的大脑(或“身体状态)"对于相应的计算硬件、思维或问题解决模式(“心理状态”)可以完全脱离人的神经系统的特定构造下加以描述。而且，人类与计算机一样，也具有程序；同一种符号语言还可以用来描述这两种实体的程序。这样的观念不仅澄清了人工智能中所涉及到的各种论证的认识论含义，而且也使得当代哲学和经验研究在认知科学中发生更为密切的接触。
   
另一项较有意义的工作路线是有关动物行为的习性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并不属于通常所认为的认知科
学。它起源于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欧洲康拉德·劳伦茨(1935)和尼科·廷伯根(1951)的探索。在美国比较心理学家顽强坚持有控制的实经室研究的同时，欧洲的生态学家已经得出结论，对动物的研究应在它们的自然栖息地进行。他们在自然条件下对动物进行仔细的观察，然后逐渐做一些非正式的现场实验，进而揭示动物与其自然环境之间的高度吻合性、各个物种典型的周围环境(看待世界的视野)，以及在“关键”期或“敏感”期中促进发展的里程碑早日到来的特定刺激(或释放物)。在某种程度上，生态学依然是欧洲而非美国的产物，但在自然环境中选择一系列更为广泛的行为样板之做法对认知研究中的概念类型和探索方式均具有解放思想的作用。


六十年代：加速前进的时代
   
五十年代播下的种子在下一个十年中迅速地生根发芽。政府和私人渠道为此提供了大量的经济上的支持。奠定智能基调的是那些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确立关键研究路线的杰出研究者和许多被吸引到认知科学领域的天才学生，此种吸引在很大程度上近似于物理学和生物学诱惑更早的几代杰出人才的情形。
   
到了六十年代，书籍和其它出版物使得中心与其它研究基地的思想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乔治·米勒和他的同事——神经科学家卡尔·普里布拉姆与数学心理学家尤金·加兰特一道，以一本对心理学和有关领域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揭开了这个十年的序幕。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名为《计划与行为的结》(1960)。在书中，作者们敲响了标准行为主义及其丧失了信誉的反射弧概念的丧钟，取而代之，提倡根据行动、反馈回路和依据反馈重新调节行为等概念来对行为进行控制论探讨。为了替代反射弧，他们提出了一个活动的单位，谓为TOTE单位”(即“检验——操作——检验——退出”的简写)。。TOTE单位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本身就可以合嵌在另一个。TOT‘E单位的层次结构中。作为把这利用TOTE单位概念化的载体，作者们选择了计算机及其程序。如果计算机能够有一个目标(或…系列目标)、以及一种实现目标，并可证实目标已经实现的手段，那么，对于继续实现新的目标还是终止行为表现所作的选择就等于模拟了人类的行为。计算机使得研究者能够理直气壮地在理论中依据计划(层次性组织的过程)、表象(有关世界的所有知识)、目标和其它心灵主义概念来刻划人类。通过这三位杰出科学家所做出的不可动摇的论证，实践中的另一种做法也取得了合法地位。这种作法就是，抛弃刺激一反应的狭隘阐述，转而采用更为开放的、相互作用的、目的性的模型。
   
这种思维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在几年之后则变得更为明显。其时，认知心理学的教科书也开始问世，其中最具影响的是精通计算机的实验心理学家尤里克·尼瑟尔的《认知心理学》(1 967)。尼瑟尔提出一个有关人类活动的高度的“创造性”观点。据他看来，从感知的第一刻起，所有的认知都包含了创造性的分析和综合的过程。他从计算机科学家那里吸收了“执行器”的概念，并象信息科学家一样讨论了数据的获取、加工和转换。但同时，尼瑟尔又反对全盘接受分析的计算机——信息形式。他认为，对多少比特信息被加工的客观计算与心理学毫无关系，因为人类的注意力是有选择的，一个象电话一样的纯粹通道是不存在的。尼瑟尔对有关计算机程序的主张也表现了类似的怀疑：[这些程序]中甚至没有一个可以略微公正地对待人类心理过程的复杂性。与人不同，“人工智能力的程序似乎思想单一，不会分神，没有情感……这本书可被看作是反对这种模型和认知过程其它简单化理论的一种广泛论争。  (1967第9页)

在尼瑟尔之后，我们就有可能从总体上接受认知科学的观点，但依然面临着与“虔诚信徒”的激烈论战。
   
此期间，模拟的热情拥护者当然不甘沉默。在1969年康普顿讲座所用的讲稿《人工科学》中，赫伯特·西蒙阐述了其观点的哲学本质：用他的话说，计算机和人脑都应被视为“符号系统”，即以加工、转换、精细化和以其它方式操纵各种符号的物理实体：1972年，阿伦·纽厄尔和赫伯特·西蒙也发表了不朽杰作《人的问题解决》。在这本书中，他们描述了“一般问题解决者”程序，解释了他们对有关认知研究的观点。在有关发展史的附录中，他们还详细阐述了自己对这一研究领域的观点之变迁。
   
认知科学的其它领域也出版了许多教科书和阅读文选。一本极具影响的选集是杰里·福德和杰罗德·卡茨的《语言的结构))(1964)，本书收入了代表乔姆斯基学派有关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看法的文章，并试图证明，为什么是这个学说而不是更早的语言学说有可能成为一种恰当的科学观点。在人工智能领域，爱德华·费根鲍姆和米利安·费尔德曼出版了论文集《计算机和思维》(1963)，它阐述了许多在当时风靡一时的程序。这本论文集被看作是“卡内基观点”的综合，而由马文·明斯基编辑的选集《语言信息力IIT》(1968)则强调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立场。此外，在认知人类学领域，除了肯鲍尔·罗姆尼和罗伊·德安德雷德(】964)颇具影响的著作之外，斯蒂芬·泰勒的教科书《认知人类学》也于1969
年首次问世。
   
但是到了1969年，短时记忆的数目位置已被超越——没有相当的价值，我们就不再不厌其烦地列举认知科学领域出现的重要杂志、文章和人物。  (事实上，虽然我的列引也许有些冗长，但我仅仅触及到1970年左右的认知科学的一点皮毛。)在相关的几个领域中，我们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正如一个热情洋溢的与会者在一次会议上所宣称的：或许我们正站在一个重大的智能探险的开端，颇有点类似于物理学站在文艺复兴的尾声。许多发现都有待于验证，如何使这些发现变为现实已不是很遥远的事。就现代物理学的早期发展而言，这门科学的开拓，包括形成一种新的智慧结晶：新的数学、新的本体论和新的科学方法论。我猜想，目前也需要同样的演化(顺便说一句，还需要同样的时间尺度)。与当时一样，现在可能还要有一场反对过时的智慧和机构习惯的艰苦战斗。  (斯隆基金会，1976，第10页)
  
在70年代早期和中期，认知科学把个体、兴趣和学科融为一体，建立一个组织性的结构之时机已经成熟：斯隆基金会参与认知科学研究的主要事件。早在1975年初，基金会还在打算支持几个领域的研究项目，但是到了下半年，一个有关认知科学的特殊支助计划则成了该基金会认真考虑的主要目标。1976年，基金会曾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在会上，一些主要的认知科学家相互交流他们各面的思想。也许是感觉到将有大笔金钱投入到这个领域，几乎每个受到斯隆基金会邀请的科学家都在想方设法改变他或她的日程安排，以参加会议。尽管对新的认知科学运动肯定也会有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但绝大多数参加者(他们被公认为是一个信心十足的集团)都强调了这一领域的前途和对变通研究与训练予以支持的必要。

基金会的官员虽然认识到，认知科学还没有达到基金会投资神经科学时后者所具有的成熟水平，但还是推断出，“有许多迹象表明——这些迹象得到了参加最初探索的权威的证实——认知科学的许多方面正在走向集合，而且，对发展不同的沟通路线也具有相应的重要需求，只有如此，在建立理论知识的实体时，各方面的研究工具和技术才能为大家所共有”(斯隆基金会，1976，第6页)。在经过仔细商议之后，基金会决定执行一项五至七年的支助计划，投入资金多达一千五百万美元(这个赞助最终增加到二千万美元)。投资的形式最初是小额拨款，分发给许多研究机构，最后是不多的大型拨
款，直接授予担负主要研究的大学。
   
与上一代梅希基金会所提供的策励一样，斯隆基金会的首创对这一领域具有催化剂般的影响。不止一个人妙语连珠般地感叹道：  “我突然惊醒，发现自己终生已成为一位认知科学家了。”不长的时间内，  《认知科学》杂志也宣告问世——第一期出版于1977年1月，不久之后，一个同名的协会宣告成立，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唐纳德·诺曼在这两项事业中立下了汗马功劳。1979年8月，在一片喜庆的气氛中，这个协会于加州拉霍亚举行了第一次年会。国内外的各种计划、课程、业务通讯和有关的专用设备均汇集一堂，甚至还出版了有关认知科学的书籍，包括奠顿·亨特(1982)的通俗的《我们内部的普遍性》和我本人有关认知科学历史的著作，这些著述的出版都是由斯隆基金会资助的。

由斯隆基金会支持认知科学研究而引起的争议表现在对基金会1978年度报告的反响之中。这篇《学科状态报告》)  (很快就简称为“SOAP”)是由这个领域的十二位杰出学者共同起草的，并吸收了几十位顾问的意见。据这些作者看，  “使这个领域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它有一个共同的研究目标：指发现心灵的表现能力和计算能力，以及它们在大脑中的结构和功能显现”(1978，第6页)。作者们在报告中描绘了认知科学的六个子领域之间相互关系的略图——它被称之为“认知六边形"。

多亏了斯隆基金会的慷慨大度，更感谢当今的牛顿和达尔文把次序带进了认知科学领域，神秘的一致性终于称心合意地出现了。然而，如果缺少了这两个奇迹般的事件之一种，我们这些渴望了解科学的人就只能对这一领域提出自己暂时的构想。
  
认知科学是以这样的信念为基础的：它有权力——事实上，也有必要——假定一个独立的分析标准，谓为“表征标准"。当一个科学以这一标准从事研究时，他就可以自如地穿行于符号、规则、表象之类的表征实体中——这些表征的材料见之于输入与输出之间，此外，他还要探索这些表征实体的联接、转换、或相互对比的方式。对于解释人类行为、动作和思想的多样性，这一标准乃是十分必要的。
   
在选择一个表征标准时，认知科学家声称，用于解释人类思维的某些传统方式其实是不恰当的。神经科
学家也许要选择神经细胞来展开自己的研究，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可能要选择文化影响，而普通人或小说家则要以经验的或现象学的某方面为其标准。认知科学家并不怀疑这些标准对实现各种目的的有效性。同样，他也可以把自己的学科建立在这样的假定基础之上：为了科学的目的，人类的认知活动应该根据符号、图式、表象、观念和其它形式的心理表征来进行描述。
   
用日常语言的措词来谈论人类及其具有的观念，形成的表象，以及操纵心灵的符号、形象或语言，似乎
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之处。然而，日常语言中这些概念的使用与它们可接受的利·学结构标准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谨小谨微的理论家希望能避免对要素或解释标准进行假定，除非在绝对必要时}他们也希望能够在某一标准为“公众所知”之前就能够描述该标准所涉及到的结构和机制。相对说来，谈论神经系统的结构和机制是不会引起任何麻烦的，因为它的组成单位能够(至少在原则上)为我们所见或探查，但在心理表征水平上谈论结构和过程，则被证明远远不止是引起麻烦的事了。

对表征观点的批评通常来自行为主义阵营。这些人就象是挥动着一把“奥克海姆”剃刀，他们只相信研究心灵的构造完全是弊大于利，而谈论神经结构或外显行为要比谈论观念、概念或规则更有意义，详尽地阐述表征标准既没有必要，没有条理，也易把人导入歧途。
   
另外一种批评虽然不那么趋于极端，但最终也能削弱认知科学的基础。这些观点认为，我们有必要在常识意义上谈论计划、意图、信念或诸如此类的概念，但没有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科学语言和分析标准以及专门描述这些概念的心理表征：仅着眼于这一角度，一个人是可以从计划直接深入到神经系统，因为最终而言，所有的计划或意图肯定要在征表那儿：把这一看法写成公式，即，日常语言加神经学就消除了谈论心理表征的需求。
      
所有的认知科学家都接受这样一个自然法则，即心理过程最终要表征在中枢神经系统中，但对于脑科学与当前认知研究的关联性，这些科学家却是见仁见智，各执一端。直至最近，绝大多数人的观点还是认为，对认知科学的探求最好能脱离有关神经系统的细节知识——这既是因为这种知识还未为人知，也是出于保证独立的心理表征标准之合法性的愿望。随着认知标准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脑科学研究也取得更大的发现，这种自命不凡的疏远逐渐有所减弱。毫不奇怪，神经科学家(作为一个整体)对表征说明是非常缺乏热情的，而这一说明却是构成大多数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信念的一部分。
   
计算机
   
虽然并不是每一个认知科学家都能使计算机在其日常工作中占据核心地位，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它的强烈影响。计算机首先作为一种“存在一证据"；如果说人造机器能够推理，具有确定目标、修正行为，转换信息等功能，那么对于人类，当然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加以描述和刻划。毋庸置疑，对致力于解释人类心灵的学者来说，三、四十年代计算机的发明和五十年代计算机“思维"的论证的确具有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
   
除了作为人的思维模型之外，计算机也是从事认知科学工作必不可少的宝贵工具：大多数认知科学家用它来分析数据，越来越多的人则试图在它上面模拟认知过程。事实上，还有许多人认为，围绕计算机模拟而建立的人工智能，是认知科学的核心学科，是一门最有可能把其它陈旧的研究排挤出去，或使其成为余赘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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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心理学：方法与实质的结合

50年代以来的三条关键性研究路线

1.乔治·米勒的神奇数字7
1956年，乔治·米勒在《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匠心独运的文章——“神奇的数字，7±2：我们加工信息能力的某些局限”。这篇文章不是报告一个关键性的实验或阐述一个正式的理论，而是更象一篇综述。在开场白之后，米勒运用了大量的经验性证据来支持他的论点：  “我的问题是，我一直为一个整数所困扰。七年来，这个数字徘徊在我的左右，贸然侵入我最为隐密的数据王国，并赫然出现在我们最为公开的刊物之中。”(第81页)米勒指出，个体有能力对刺激作出绝对的区分，他区别不同音素，准确估计数字，以及记忆一系列离散项目的能力，似乎都是在7个项目这一水平层次上发生关键性的变化。在这个数字以下，个体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这些任务，而在这个数字之上，个体很可能会劳而无功。这种间断性似乎并不是偶然出现的。

2.英国人对信息加工的探讨

这个运动直接起源于二次大战中英国的应用心理学研究。那时，心理学家与其他科学家齐心协力，试图破译敌人的密码，理解夜视现象，布置空袭预警，帮助发现敌机，以及满足战争的其它各种需要。柯林·彻丽和唐纳德·希罗德本特参与了这些应用研究，他们在50年代的工作孕育了英国对信息加工心理学的探讨。事实上，据最近的一本教科书声称，希罗德本特是当代心理学家用流程图描述认知机制的第一人。  (拉赫曼、拉赫曼和巴特菲尔德19 74，第188页)  这张早期的流程图意指什么?它形象地描绘出信息首先通过各种感觉进入，然后被放在短时记忆中，在进入能力有限的知觉系统之前被有选择地过滤。一个感觉器官可以同时接受大量的信息，并在短时间内保住它，而选择过滤器的功用则是阻止那些不速之信息的来临，从而只让那些应受追加分析的信息进入。选择过滤器的另一个性能是它可以调谐变化，在任何时候都能让那些符合某种要求的信息进入。缓冲器可以在短时间内保持住未经分析的信息，从而使得一个人能够在讲出第一只耳接收的三个数字之后，再报告出第二只耳听到的内容。根据希罗德本特的早期模型，只有为意识所知的信息——即通过了有限能力的通道的信息——才能进入长时记忆，成为活性知识的一部分。非注意通道中的信息或非注意信号中的信息被假定在几秒钟之内就衰退，不会再受到超过最初“前注意(Pre—atlentive)"的分析水平的加工。

3.杰罗姆·布鲁纳的策略观点
   
在杰奎琳·古德诺和乔治·奥斯丁的协助下，杰罗姆·希鲁纳于1956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思维研究》的著作。这本书出自于布鲁纳在哈佛领导多年的认知计划。正如大多数心理学家所周知，他研究的课题是分类、范畴，即(如心理领域中通常称呼的)概念形成或概念获得。这是一个经典的问题；在遇到一系列成份后，一个人是如何可信地把它们组合成范畴——它们是椅子?是原子?还是大的蓝色三角形?
布鲁纳的研究虽在表面上与以前的工作并无二致，但在实质上已经背离了早期范畴研究者采用的方法。首先，布鲁纳及其同事不象对待既聋又哑的动物那样对待被试者，仅仅是告诉被试者应当做什么，至于如何做则由被试者自己决定；在分析结果时，他们还极为依赖被试者的解说。在此，研究者公然违抗了老资格的行为主义方法论，把被试者看作是积极的、建设性的问题解决者，而不是一个受到刺激的简单反应者。因此，被试者的内省实际上非常重要，不可掉以轻心。


                    认知心理学的纲领

由米勒·希罗德本特、彻丽和布鲁纳开创的研究路线使得50年代后期{1160年代的心理学充满了活力。面对行为主义强加于认知研究的粗暴束缚，这些年轻的心理学家却引进了许多长期以来被“赶出殿堂”的观念。谈论人接受信息的内在限制，追踪加工这些信息的步骤，假定人为解决问题的整体策略——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一种人心所向：直接讨论心灵问题，不必乞求冗长的刺激一反应链，尽管它们可以当众验证。


          在任何一篇概述心理学头一百年历史的短文中，还有两个趋势必须提及。

第一个趋势是这个领域的不断膨胀。单是美国心理学会就有五万多会员(其中包括几千名活跃的研究者)，他们分属于四个分会和几百个特别的兴趣团体，有许多人对本学会和本学科的发展是一无所知。在这种气氛中，寻找统一概念的努力就显然极为重要·但也难以持久。
   
第二个趋势是寻求一种完美的方法论。


也许上一世纪的事件已经表明，心理学是一门难以趋向完美的学科，至少在没有其它学科帮助的情况下是如此。但更为清楚的是，自从将近两个世纪前康德宣称不能有一门心理科学以来，我们已经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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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强调1900年具有认知倾向的心理学与今日认知心理学的直接联结——格式塔心理学。
                格式塔心理学：自上而下的观点   

起源
   
格式塔心理学可被看作是一个扎根于几个戏剧性论证之中的学派。这些论证似乎是极其生动而富于说服
力，因而激起了某种思考心理现象的方式。格式塔现象的最初论证是布伦塔诺的奥地利学生斯托夫·冯·厄棱费尔在1890年作出的。厄棱费尔对旋律的感知尤感兴趣。他认为，不能简单地把旋律的知觉“形质”看作是它的几个音调元素的总和：事实上，这是一个超越了特定元素的整体的质，是一个格式塔(Gestalt)。正如他所指出，一个人可以用同一套元素或音调产生迥然不同的旋律。换一个角度讲，一个可选择一整套完全不同的音调——例如，另一键上的音调——可以产生一个被感受为与原先旋律“一模一样”的旋律。
   
一般认为，厄棱费尔是格式塔运动的先驱而不是其真正的奠定者。奠定者的桂冠应属于马克斯·维台默，他于1912年发表了一篇有关视觉运动的论文。维台默在两个年青的助手沃尔夫冈·苛勒和库特·考夫卡的协助下，对似动或“phi”现象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大致说来，这个现象就是，一个人在一排灯或图形一个接着一个出现时(如霓虹广告牌或电影胶片)对运动的感知经验。维台默并不是第一个发现似动的人——人们知道这个现象已有一段时问了，但他表明，对这个现象作以标准的心理学说明是站不住脚的。
   
维台默特别排除了运动知觉是由于眼球运动的一般假设，他证明，即使间断非常短暂而不致于产生眼球运动，即使被试严格保持一个注视点，似动也会被感知到。维台默也令人信服地证明，运动知觉不是不同基本感觉的叠加或联想：在要求被试报告而不是分析他们的所见时，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直接感受到的是运动本身，而不是什么运动或什么东西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的运动。这一一发现表明，对这种知觉现象进行思考需要有一个新的途径。
   
维台默和他的同事把似动之类的知觉经验归因于大脑组织知觉输入的方式。据他们看来，在大脑的“生
理场”中发生了一种短路，因而，不需要假定一个来自单个元素的构造：大脑中的激动模式保证了运动直接被感知。
   
格式塔心理学检查了大量的“形质”(form qualities)，这些形质的现象学表现可以根据模拟的大脑过
程得到解释。他们还提出了旨在解释知觉组织方式的法则。例如，他们表明，那些相近的客体会被分在一组(接近律)，一个封闭的区域越是匀称，就越被看作是一个图形(匀称律)；人们喜欢的图形与背景的安排涉及到那些在直接线或平滑曲线中变化最小或中断的重要角色(良好连续律)  (霍契伯格，1978)。这些定律虽然通常是指视觉现象的，但它们的翻版也适用于听觉序列，如节奏模式。贯穿在格式塔心理学家有力论证之中的是他们对原子主义的、自下而上的、或纯粹分子的分析的坚决反对。他们提倡一种新的知觉组织的观点，在这个观点中，部分被看作由整体的结构决定，而不是相反。

科勒的广泛研究
   
也许是因为格式塔法则可以轻而易举地运用于心理学家早已熟悉的一系列知觉现象——如各种错觉和恒常性——格式塔运动很快就风靡一时，特别是在欧洲大陆。但格式塔心理学家并不满足于停留在他们的知觉声誉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问，科勒在滞留北非的坦尼里夫岛时，对黑猩猩进行了一系列里程碑式
的研究。科勒的兴趣集中在类人猿解决问题的方式，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对情景中的成份进行某些改变或“重构”。因此，为了得到够不着的香蕉，一个类人猿就不得不把一张椅子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把两根棍棒连接起来，或对所见的情景进行某些其它的重新组织。

科勒(1925)认为，标准的试误说不能恰当地说明类人猿的行为。相反，所发生的一切更类似于人的思维过程。类人猿会停住动作，陷入沉思，突然顿悟的光芒仿佛在头脑中一闪即逝，它会搬来一把椅子或找出一条能解决问题的绳子。根据科勒的分析，黑猩猩“重新构造”了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场”(field)。它们这么做，应归功于顿悟时刻——即符兹堡学派所谓的“阿哈经验”  (Aha experience)。
   
科勒还把类人猿区分为聪明与愚笨的两种。聪明的类人猿经常会在顿悟的时刻有所表现，而愚笨的类人猿则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事。即使它看到了正确的榜样行为，仍不能取得食物。相反，这种类人猿只会零零碎碎地模仿行为的片断，甚至明显不会把这些片断联结起来以获得奖赏。
   
格式塔心理学认为，学习的战原始形式可以根据纯粹的重复或零碎的联想而得到解释。与之相对，不管是谁的高级学习或“智慧”过程，都是以掌握情景中基本关系的能力为特征的。这里是顿悟的标准：“出现一个考虑到整个布局的完全解决”  (曼德勒和曼德勒，1964，第248页)。
   
信守格式塔传统的其他学者把这条研究路线一直延伸到对解决人类问题的研究上。维台默本人(1945)对几何问题、算术谜题的解决，甚至对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时经过的步骤进行了考查。卡尔·邓克尔(1945)集中探讨了工程问题的解决，如研究一个人如何操纵X射线杀死肿瘤细胞丽又不损伤其它组织的方法。亚伯拉罕·卢钦斯(1948)还研究了一种功能固定现象，即一种材料的习惯用途阻止个体(类人猿或教授)感知到为解决某一问题而以新颖方式使用同一材料的方法。
   
请注意，这里提出的克分子问题与早期德国结构主义者和美国行为主义者通常提出的分子问题有着鲜明的区别。这些克分子问题有点接近景符兹堡学派提出的问题，但却没有内省和精确解释术语的累赘。同时，这些问题也是当今许多人工智能研究者偏爱的问题，其解释的方式也不可同日而语。维台默和其他格式塔心理学根据自己对结构特性的认识，提出了一个更加积极的、策略性的方法.

格式塔主义者认为最好的思维是产生性的、新颖的，而不是再生性的。在遇到问题时，一个人总是发生规则性的知觉组合；或迟或早，随着时间问题的解决以及至关重要的元素的出现，一个关键性的重组就伴随顿悟而诞生了。康德的观点支持了这种信念，即心灵是如此构造的：某些逻辑关系是由外部加于世界，而不是从一个人对世界的经验中“辨认"出来的。
   
在大多数当代观察家看来，格式塔心理学的具体理论纲领漏洞颇多。诸如接进律和对称律之类的知觉原
则，的确为了解信息如何组织提供了粗糙而又迅捷的指导，但例外或不确定的情况太多了。格式塔心理学对大脑的操作及其对现象知觉的作用的思考已经受到了神经学发现的驳斥，主要的解释性概念已模糊得无法使用。正如心理学家尤里克·尼瑟尔在一篇对格式塔心理学表示同情的评论中所归结的：
   
        格式塔的组织概念在当今的认知心理学中几乎不起多大作用。它已在神经心理学不断涌  
        现的事实中触礁搁浅(神经系统被证明比科勒相信的更为元素化)，它也被机械的计算机模
        型所压倒，这些模型给予同样的事实以一些可能成立的说明……根据眼动和特定的运动检
        测器来解释运动现象在当前也颇为流行，但这种解释似已最大限度地偏离了格式塔心理学
        的精神。  (1980，第4页)

然而，尼瑟尔以更为肯定的语气评价道；  “不管我们有什么分歧，大家仍然在继续研究维台默提出的问题："从上面’  (如科勒所说的)而不是从下面看世界。因为事实上，从那儿看视野更好“(第6页)。这就是说，自上而下的观点依然可以得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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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克·巴特莱特的围式观点
   
在格式塔主义者坚持关注大型问题，整体论的解决方法和思维的创造性方面时，一个在英国工作的孤独的心理学家同样也保持着认知的信念。在他本人对记忆的探索中，弗里德里克·巴特莱特企图运用艾宾浩斯首创的严格实验方法，但发现这些方法并不恰当，它们似乎遗漏了许多在记忆有意义内容时至关重要的东西。巴特莱特由此得出结论，我们不可能在使用完全任意的材料同时仍然抓住不断变化中的记忆的显著特征，所以，提出一个根本不同的观点已势在必行。
   
巴特莱特模糊地认识到，记忆更象一个社会的或文化的现象，伴随刺激经验的“定势”，一个人可能对记忆什么，和如何能更好地记忆，产生关键性的影响。然而，根据他自己的回忆，巴特莱特在与朋友诺伯特·维纳交谈之前，一直为实验方法所困扰。在认知心理学智慧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维纳给予巴特莱特一个重要的观念。正如后者回忆到：
   
    我时常为不同的人提出的形形色色的解释而神魂颠倒……一天，正当我谈论自己的实验，以及在研究惯例化这种惯例化被看作是在时间上或多或少具有连续性的过程的利用次序时，维纳说：  “你不能使用我们通常所说的‘俄国丑闻’吗?”这导致产生了我后来称之为“序列性重新生成的方法”，这个方法及其各种变式，对我的实验取得最后的结果有很大的贡献。  (1958，第139，144页)
   
在有关巴特莱特最终实施的一组研究中，被试者首先要听一个怪异的故事，然后在间隔不同的时问之后再回忆它们(在这个程序的变式中，他们首先看到几何网式或逻辑论述，保持住它们，以备后来的“汇报)。巴特莱特(1932)发现，个体不能准确地回忆出这些输入；更具有启发性的是，这种不准确表现出了自我系统的模式。以印第安人的民间故事“鬼的战争”为例，这个故事(对一个现代西方人来说)似乎充满了离奇古怪的断断续续和异乎寻常的因果关系。被试者通常会加进自以为是的因果联系，丢掉难以同化的信息，并修改里边的情节，直到它类似于一个标准的西方传说。而且，在后来的回忆中，这些修改会逐渐增多，直至故事达到一个相当稳定的形式——这个形式接近典型西方故事的程度要远远超过接近最初呈现的民间故事的程度。

巴特莱特试图根据图式概念来解释他的发现。这个术语曾为康德(在稍微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并由英国
神经学家享利·海德引进了当时的心理学。巴特莱特声称，人类使用的典型记忆系统包含了有关抽象认知结构或图示的信息。这些图式来自于先前与环境的接触，是某种信息以特殊方式加以组织的结果。因此，在听“鬼战”故事时，被试就利用处理一般E'}常经验的图试来处理特定的冒险故事或鬼的故事。为了使这个有关一群战士划着独木舟去杀敌人的故事听起来更有意思，听者就调动了自己的经验——如夜晚泛舟水上的经验——以及从前听故事时得到的结构信息——一个典型的冒险故事一般涉及到原始的人和鬼。就巴特莱特故事中的信息符合这些预先构造的图式的程度来说，这种符合有助于回忆，并使回忆变得相当准确。另一一方面，先前图式与现在故事细节之间的差异会在故事最初的追忆中引起系统
的歪曲，很可能在以后的不断重述中引进进一步的偏差。
   
巴特莱特曾宣称记忆不是重新激活无数固定的、无生命的零碎的痕迹，它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重新构造或构造。这种构造出自于我们对待一整套活跃的过去经验的态度……因此，它几乎不可能是完全精确的，即便是在最为基本的死记硬背情况下也是如此，而且，它是否做到精确也不重要。实际上，态度是有机体活动的能力作用于自己“图式”的效应，是意识的直接功能。  (1932，第213页)

巴特莱特的工作不只是赋予一个克分子研究的模型以生气，而且直接预言了自我反思系统的存在，这个系统被乔治·米勒看作是人类认知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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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后几年里，若还有哲学家对人工智能发展的主要成就一无所知，那么说他们学识平平则毫不过分。在教授心灵哲学、认识论等课程时，如果不讨论人工智能的某些方面，就如在教物理课程时不谈量子理论一样是不负责任的。
                                -------阿朗·斯洛曼
1956年达特茅斯夏季会议  
   
1956年夏，十位从事数学和逻辑学研究的年轻学者聚集在新罕布什尔州哈诺佛的达特茅斯学院。他们的目的是探讨是否有可能设计出能智慧地“行动"或“思维"的计算机程序。正如他们在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资助时所声称：  “本研究基于如下假设，即，学习的每一个侧面及智力的任何其他特征在原则上都可以得到准确描述，因此我们可以制造出一台机器来模拟它。  (麦柯达克，1 979，93页)
                                 
四位杰出人物：第一位是约翰·麦卡锡，当时他是达特茅斯学院的数学助理教授，后来他成为麻省理工学院(1 957)和斯坦福大学(1963)两个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创建者和第一任主任。麦卡锡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他最早提出“人工智能拶这一术语(根据大多数报道)。其他三位重要人物是马文·明斯基，当时是哈佛大学的数学和神经学助理研究员，后来担任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赫伯特·西蒙和阿伦·纽厄尔，当时在圣奠尼卡的兰德公司工作，另外还在匹茨堡的卡内基工学院(现在的卡内基一梅隆大学)兼职，并在那一直工作到现在。

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很多权威都表达了这样的信念，即计算机应能够表现出类似人的思维的功能，但要检验这些假设是否成立，还得靠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们的努力。亚历克斯·伯恩斯坦当时是纽约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程序编制员，他介绍了他正在研究的奕棋计算机程序。当时也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工作的阿瑟·塞缪尔讨论了一个下跳棋的计算程序。纽厄尔和西蒙描述了一个他们设计的用来证明逻辑定理的计算机程序。波璀普西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内森·罗彻斯特介绍了设计神经网络模式的工
作，而马文·明斯基则讨论了计算机在证明欧几里得定理中的应用。
      
数周以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又召开了另一次会议。会上，参加过达特茅斯会议的部分学者，以及一些来自邻近学科的声誉鹊起的人物如语言学界的诺姆·乔姆斯基和心理学界的乔治·米勒，都对正在兴起的认知科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最后一点，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重要的著述，不仅有西蒙和纽厄尔的“逻辑理论家矽和广泛流传的马文·明斯基的“向人工智能
迈进"  (1963)，而且还出版了布鲁纳、乔姆斯基、列维一斯特劳斯、皮亚杰和其他许多对认知感兴趣的学者的专著。尽管还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事件可以作为整个认知科学“诞生"的标志，但达特茅斯的专题讨论会在人工智能领域内具有开拓意义。

                     

                      人工智能的理想

达特茅斯会议以后，人工智能经历了一个短暂却似暴风骤雨般的历史阶段，所谓风暴般的激烈争执，部分是围绕定义展开的。几乎所有的权威人士都同意，人工智能就是试图在计算机上产生一个输出模式，这个模式如果是人显示出的，就会被看作是智能；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把计算机程序看作是对有关某认识过程如何工作的特定理论的检验。但自此以后，意见就有了分歧。有些定义强调程序的设计，有些则重视编制程序的语言，还有一些定义既强调软件，又重视机器硬件和人的概念体系。有些实际工作者想精确地模拟人的思维过程，而另一些人则满足于设计出能产生任何智慧结果的计算机程序。

对如何理解这种与思维的类比，权威们的意见也不一致。有些研究人员采纳后来所谓的“弱观点(weak view)"，认为“智能"程序的设计只是一种检验有关人如何进行认知操作的理论的手段。其他一些人则就他们的研究领域提出了远为强硬的论断。根据“强人工智能(strong AI)”的观点，用哲学家约翰·塞尔的话来说，恰当编入某种程序的计算机实际上是一个大脑，说得明白点，在某种意义上，编入恰当程序的计算机可以说具有理解和其他认知状态。从强人工智能的观点来看，由于编入程序的计算机具有认知状态，因而程序就不仅仅是我们用来检验心理解释的工具。更确切地说，程序本身就是解释。”(1980，417页)

尽管弱观点与强观点间的对峙是最重要的争执之一，但分歧绝不仅仅是这一个。正如一位杰出的人工智
能专家罗伯特·威伦斯基近来所评论的，  “人工智能是一个以其在基本问题上的众说纷纭而闻名予世的研究领域。”(1983，12页)确实，在一篇有关人工智能略史的文章中，阿伦·纽厄尔(1983)所列举的不时引起争论的问题就不下36个。在这些问题中，有些完全是技术方面的，还有一些就仅是凭一时兴趣而提出的。这当中有两个问题在我看来应予以特别的注意。第一个就是有关“通才"和“专家”的争论——这个争论使人回想起现代心理学中有关模数(roodular)观和中心加工(central-processing)观之间的争执。通才推崇的是能用来解决大多类问题的通用程序(或程序系列)：专家信奉的程序包容了有关某一特定领域的相当详细的知识，但它的适用范围却相对有限。第二个争论的问题与
人工智能的科学地位有关。这一领域的某些创始者试图强调它的科学重要性(确实，他们认为人工智能取代了认识论)，而持怀疑态度的评论者则对人工智能是否有资格被看作是一门科学提出了疑问，在他们看来，人工智能只不过是应用工程学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一门真正的、有理论基础的学科。无庸讳言，在认知科学的其他学科中也存在类似的怀疑论的挑战，但或许是由于“思维机器"的巨大前途，有关人工智能科学地位的争论显得异常激烈。

                         人工智能之梦

人工智能的历史可能是短暂的，但有关机械脑的梦想却是很久以前的事。勒奈·笛卡尔很早就提出过类似的思想，他对能模拟人体的自动机器很感兴趣(在模拟人脑的问题上他是个怀疑论者)。不管是否是受笛卡尔的鼓舞，最先对有关机器能进行推理的思想开展研究的是受法国学术传统熏陶的思想家们。1741年，一名叫朱利安·奥夫雷·德·拉美特里的法国医生在巴黎出版了专著《人是机器》。在书中，他辩称，“人体就是一架能给自己上紧发条的机器”(引自麦柯达克，1979，36页)，而人脑作为思维器官，很容易被研究和复制。正如他所说的，“思维与有组织的事物如此相近，因此它的特性
之一就是在运动和玄不可测方面类似电荷。(引自洛里，1971，42页)

贾奎斯·德·沃肯松是从更实际的层次上来研究这一系列思想的。他在18世纪初叶曾研制出轰动全欧
洲的吹长笛的自动机、自动机器鸭和同时负责吹横笛和敲小鼓的自动机。在一份冗长的使用说明书中，沃肯松对吹长笛机器的每一部分实际上是如何模拟人体相应部分作了说明。按照心理学史专家约翰·马歇尔的看法，沃肯松“试图系统阐述并证实——以他所能用的最准确、最正式的语言——一个有关吹德国长笛的自动机的理论。”(弗赖尔和马歇尔，1979，216页)
  

现在我们来讨论19世纪英格兰学者们的工作，他们是以与我们非常相似的方法来研究思维机械化问题
的。剑桥大学的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是其中出色而又富有预见性的一位，他花了许多年时间来研究和设计能完成航行学和弹道学中复杂运算问题的台式自动计算机器，可惜他设计的机器需要成千上万高精密度的部件，虽然当今科学家都认为巴贝奇的机器可以工作，但当时的英国政府在投资一万七千英镑以后又撤回了对他的支持。其时，巴贝奇因受与洛维莱斯夫人合作的激励而变得更为自信了，他开始设想能表现出任何功能、且原则上能下棋的机器(麦柯达克，1979，25～2 7页)。这种“差异机器(difference machine)"(如其所称谓的)以数字平方差异表为基础，采用的是迄今还被用来控制特殊织布机的那种打孔卡：有旨在完成操作的操作卡，还有确定完成操作所依赖的特定变量的变量卡(道夫，1974)。它能列出任何算术试题；如果机器正常运转，它总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louselice^_^

有无色彩的绿色思想……令人迷惑的句子

乍一看，20世纪科学最著名的一个句子颇不寻常。这便是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矛盾修饰判断“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无色彩的绿色思想喧闹地睡觉)”。毕竟，思想没有色彩，也不会睡觉，某一事物也不可能同时既无色彩又是绿色的，何况任何东西喧闹地睡觉又是什么意思?

但是这个句子却孕育着某种含义。它当然比“ideaslurionshy green colorless sleep(思想喧闹地绿色无色彩的睡觉)”，或者这五个词的其他随意组合更明确。我们知道，乔姆斯基的句子对思想下了一个判断，我们还感到浅显的平和陈述与更为主动的有声有色的陈述相比截然不同。如果从喻义上理解，这个句子甚至具有相当的感染力。人们会想到诺姆·乔姆斯基那貌似无关宏旨的思想的革命性影响，这些思想是他在1957年写的专论《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中提出的。

我们凭直觉便可以认清那些明显的胡言乱语，如"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ly"，这是乔姆斯基对语言——并且由此从广义上讲对认知科学——的主要贡献。乔姆斯基这一专著及以后的大量著述的成就在于，它们使人类关注所有普通说话人和听话人都直觉地懂得的句子的某种贴切(properties)，但是那些需要更深刻理解的句子，其贴切性也许只有语言学家才确知。

乔姆斯基提醒我们注意貌似相同的句子之间的差异，如 John is easy to please(约翰易于取悦)”(在此约翰受取悦)和“gohn is eager to please(约翰渴望取悦)”(在此约翰是取悦者)；“Ted persnaded gohn  to learn(泰德说服约翰去学习)”(在此约翰是学习者)和“Ted promised gohn to learn(泰德答应约翰去学习)”(在此泰德是学习者)。他并且对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乔姆斯基拿一些即使移换主项其含义亦不会变化的句组“The cat chased the mouse(猫追老鼠)”和“The mouse was chased by the cat(老鼠被猫追)”]与另一些不能简单颠倒句型的句子[“Many men read few books(许多人很少读书)和a Few books are read by many men(很少有书被许多人读)加以比较。他选择并提出了基于人之能力的手段，以此探测和揭示下列这类句子中包含的双义性，如a 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意谓驾驶飞机是危险的，或飞行着的飞机是危险的)”，“The shooting of the hunters disturbed me(意谓猎人的射击使我不安，或
猎人被射击使我不安)”，以及“I didn’t shoot John because I like him(意谓我不向约翰射击是因为我喜欢他，或我并非由于喜欢约翰才向他射击)”。他还注意把似乎可行的句子——如“John seemed to eack of the men to like the other(在每个人看来，约翰好象都是喜欢别人)”，同那些虽与之貌似，但却违背某种语言的句子——如"John seems to the men to like each other(在那些人看来，约翰似乎彼此喜欢)——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可以说，“We 1ike each other(我们
彼此喜欢)，”意指我们大家相互喜欢，但是我们不能说，We expect John to 1ike each other(我们期望约翰彼此喜欢)"——的确，我们甚至无法确定这能意谓什么。
   
乔姆斯基认为心灵的一些领域(如语言)按照可以探测和从形式上陈述的规则和原理活动，这是他对当
代认知科学的主要挑战。
   
在《句法结构》里，乔姆斯基首先宣布了一系列目标，接着便描绘了一种语法，它对于辨明英语——或者任何语言——中恰当的规律性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乔姆斯基不像他的前辈通常所作的那样光是察看语言资料，相反，他认为原理不会从对话语本身的研究中产生。这需用演绎法来研究。我们必需了解语言是一种什么样的系统，就象我们要了解数学的某个分支是什么一样，

在从事这项研究时，乔姆斯基作了两个重要而又简洁的假定。一个是可以不依赖语言的其他方面，独立研究语言句法。假如句法同语言其他方面——如含义或者交际功用——的关系密不可分，那么也许就不可能拢出支配它的规则。另一个假定与前者紧密相联，而且不言而喻，即可以不依赖认知科学的其他领域，对语言学进行独立处理。同样，如果语言的研究不能够从人类认知的其他领域——如乔姆斯基所说的，其他精神器官——的研究中分割出来，那么科学的进展也许便不可能，或者极为缓慢。
   
这些关于语言学自律-----句法从语言其他方面的自律和语言学从认知科学其他领域的自律——的研究假定，多半一路顺风，从而使语言学飞速发展。但是，这些假定是否能够最终得到确认，
即自律的假定是否真正合理，仍属悬而未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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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总是埋葬它的研究者。
   ——埃辛纳·吉尔森
   
没有一种知识像精神哲学那样进展如此缓慢。通常，那些对物理学所知较少的哲学家，把人的心灵当作独立于身体的一个部分来研究。确实，从没有人试图凭借经验和观察去考察它的现象，或者分析它的变态形式……没有资料，没有原则，没有定义，  (心灵的科学)提出不可解答的问题……人的心灵避开感性和理性的认识，逃到一片朝北的荒原，在那里，每一位经过荒原的思想家都搬下他的精神垃圾，从而扼杀了一切可能发芽成长的良种。
   一戴维·布鲁斯特(1854)


                                  笛卡尔的心灵观

在本章里，我从研究哲学的历史观和现状着手去考察认知科学。这个选择是恰当的。因为哲学不仅是最古老的认知科学，而且它的认识论最初提出的一系列争端和论题，正是当今注重经验的认知科学的研究对象。的确，几百年来哲学家一直在试图解决目前这类时髦的问题，如精神表现的本质，在什么程度上人的思想不是一种机械过程(与精神过程相对)，以及理智和感觉之间的关系。

雷纳·笛卡尔也许是认识科学的哲学祖先。他是在现代纪元的真正开端从事研究的先驱(他本人也对确定和产生这个纪元起了一些推动作用)，在某些方面，他又回到对自我直觉的信任，对数学思想中心论的推崇，以及对与古希腊哲学相关的天赋思想的信仰。与此同时，由于他致力于研究感性系统的作用、人脑活动过程的本质以及自动机可能作为人性的一种模式这些问题，他又几乎成了一个当代人物。

笛卡尔哲学的核心是他自己的心灵，广义上讲，就是芸芸众生的心灵．通过对他自己的内涵所作的研究，笛卡尔发现他可以建立最合理，最难以置疑的学问。他寻找清晰、准确，因而无可非议的思想．在此，算术和几何学的思想占据了优先位置，因为它们似乎最无疑义，十分显而易见，所以必定是真实的。此外，这些思想并非来自外部，相反，应该认为它们是心灵本身所产生的。

在笛卡尔看来，心灵是人的存在中一种特殊的、关键性的东西，它基本上是可以信赖的。心灵与身体互不相干、独立发挥作用，而且完全是另一种实体。我们最好把身体视为一个自动机，可与人造的机器相比。它还可以分成几个部分，即使移植某个部分，亦不会对根基造成损伤。但是即使人能够设计出像身体一样复杂的自动机、它也绝不会同人的心灵相类似，因为心灵是统一的，不可分解的。此外，与人的心灵不同，身体机器决不可能利用语言或者其它表达方式向他人展示自己的思想。一个自动机也许能够机械地重复信息，但是“它不可能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安排它的话语，并对所有可能出现在它面前的事物作出恰当的反应，然而甚至智力最低下的人也能做到这一步。”
   
笛卡尔意识到，提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实体——理性的精神和机械的身体——之后，对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任何阐释都是荒谬的。一个非物质的实体怎么能够支配机械的实体，并与之相互作用，或对之产生反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做了种种尝试，但是(如他认识到的)没有一个结论是完全令人信服的。不过，在试图解释心灵和身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笛卡尔实际上成了倾向于生理学的心理学家：他建立了一些模式，以此说明精神状态如何能够存在于感性经验的领域之中，这些模式还表现了需要了解和研究的物质对象的特征。

他设问：
   为了让其中富有生气的灵魂有能力支配器官，人身体的神经和肌肉组织应该构成什么形态……为
了造成清醒，睡眠和梦，头脑需要产生什么变异，光、声音、嗅觉、味道，以及其他属于外界物体的
素质怎样由于感官的干涉而表现出各不相同的含义?

他甚至还提出了最早的“信息处理”模式。笛卡尔的模式展现了视觉传递的方式，它透过视网膜，沿神经纤维进入大脑，并带着由双眼再颠倒过来的信号，在松果腺汇成一个单个意象。在这个关键的结合处，心灵(灵魂)可以同身体相互作用，产生外界真实完整表象。这时心灵可以有意识地感受这个意
象，并且利用大脑作为思维工具，这真有点像音乐家利用乐器一样。
   
如同许多思考知识源泉的人，笛卡尔也曾认为一切经验和思想皆出自感官。但是经过深思之后，他最终降低了感官的作用，而把一切思想和创造均归功于心灵。虽然他不得不承认感官也是经验的源泉，但是他竭力贬低这种源泉的重要性：
   无可置疑，在我身体内有某种被动的感觉能力，这就是接受和认识感觉对象的观念的能力，但
是假如在我心里没有另一种形成和产生这些观念的主动能力，那么前一种能力便于我毫无价值，因为
我无法利用它。

正如柏拉图相信心灵能够了解(或记忆)一切事物一样，笛卡尔也认为，心灵，作为一种主动的理性实体，是真理的最终裁判者。他主张观念最终来自天赋，而不是经验：   
    没有一种以我们通过思维构想的形式而存在的有关事物的观念，是由感官展示给我们的。因此在
我们的观念里没有任何东西不是心灵或思想的能力所固有的，只是除了那些寻觅经验的环境……它们
传递某些事物，使心灵有可能在此时而非彼吐凭借天赋的才能形成那些观念。
如果笛卡尔能够根除外部经验，他一定会感到不亦乐乎l他也同柏拉图一样，把人的错误和反复无常归咎于变化多端的经验，而把理性、领悟和真正的知识归功于反省自身思想的心灵。这样，他便向未来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提出了可能是最强硬的挑战，他们的思想一定会激怒他。

louselice^_^

是我整理的书摘，这里不能发全文的，版权问题。

syy_910

有点深奥,但挺不错的,想买书看.

woi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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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民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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