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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1 22: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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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關內藤說的論爭
1934年內藤去世之前，他的有關中國史時代分期的論述沒有引發學術論爭。內藤的唐宋變革說之受重視，並不是在內藤提出此說之後的1920年代和1930年代。當時日本學界普遍遵循的毋寧是另一位碩學加藤繁（1880-1946）的見解。加藤是國粹主義者，以忠君愛國的“絕對忠誠”著稱，但是，在做學問上，他絲毫不被他的政見所左右，一本純客觀主義的實證精神從事深邃精審的研究，是日本研究中國經濟史的祖師。加藤認為，唐宋一體，沒有差別，都屬於前期官僚制時代，即“世族勢力衰歇，主要靠科舉產生的新官僚階級主持政務的時代”。唐宋相提並論，可以說是當時學者的一致立場[105]。看來，當內藤提出唐宋變革說及宋代近世說的時候，人們既沒有措意於他的創見，也沒有理會他的歷史論域中哪些地方有欠周密：例如，進行歷史分期和判斷時代性格的準則是什麽? 何以見得宋代是中國的近世? 什麽是內藤理解的宋代以來經歷千年的中國社會自身的近世因素的內涵？中國古代、中世和近世的下限各是什麽時候? 什麽是中國歷史和文化傳統自身發展的現代因素，與19世紀中葉西方大舉入侵之後自外傳來的現代因素有何異同，是否相關？等等。具體問題沒有被提出，所以談不到展開爭論。內藤說之受到重視，尚有待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新形勢的配合。
1920年代和1930年代是日本左翼理論和左翼史學急速發展的時代。蘇聯和中國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社會史論戰引起日本學界的注意，“講座派”和“勞農派”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影響在日本東洋史學界日益顯著。但是，除了若干例外，當時出身於史學專門領域的人，在理論方面都是貧乏的，年輕學者的唯物史觀的解釋，並不為史學大家所看重，換句話說，他們“轉手”販運的唯物史觀打不進學院派的圈子。據濱口重國的生動描述，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後數年，日本處於蕭條不景氣時期，即便是東京大學歷史系的畢業生，找不到全職工作的人也每年遞增。社會的不公平日益引起憤慨。言談之間，激昂慷慨，稱滿洲事變為帝國主義戰爭，把大學教授叫做封建教授。朋友聚會，討論馬克思，討論亞細亞生產方式，進而從世界史的觀點把握中國史，蔚成風氣。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並未因此失勢。恰恰相反，因為迫切需要理解有如汪洋大海的現代中國，一時之間討論反而更加活躍。這批年輕學者所以皈依唯物史觀，大多是出於自我苦悶。不過，少壯派史學者的苦惱和熱忱，不久就轉化為行動：出版了平凡社《世界歷史大系》，組織了“歷史學研究會”[106]。當時在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有一群朝氣勃勃的青年學者，為首的是仁井田陞（1904-1966），其餘的有牧野巽、東京大學的山本達郎等多人，他們和周藤吉之、西嶋定生、崛敏一等一批俊彥風華正茂，行將嶄露頭角。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史學研究狀況由於國內國外的形勢劇變而大為改觀。日本軍國主義的高壓解除了，人們不再擔心因自由思考而受迫害，或因言而獲罪。史學家在檢討、反省戰前史學責任的過程中重新起步。不過，那些埋頭學問、超然時勢的學者戰後仍有進退狼狽之感，和田清慨歎說：“我在戰爭中被說成污垢（あか），戰後被說成反動。”[107]
1945年末1946年初，戰爭甫告結束，戰前的“歷史學研究會”就恢復了活動。1946年6月“歷史學研究會”復刊《歷史學研究》雜誌，復刊的第1號為通卷的第122號。同年10月，該會開始舉辦連續十次的講習會，由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石母田正（1912-1986）講演《中世成立史的兩三個問題》。“歷史學研究會”的成員通稱“歷研派”，以東京學者為主體。“歷研派”遵奉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為研究歷史的指導思想，也就是遵循歷史唯物論一元史觀研究歷史，反省戰前日本的歷史學教育的作用，關心戰後世界的社會主義潮流，消除中國歷史停滯論的影響，按照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的演變研究普世性的歷史發展規律，積極參預中國歷史分期及其社會性質的探討，為此，也重視從世界史角度劃一各個國家的歷史分期問題。
“歷史學研究會”所選擇的每年一度的大會專題一仍1937年以來之舊，1949年大會的專題是“世界史的基本法則”，旨在討論如何把亞洲各國各地區的歷史?#123;入世界史的普遍規律之中。1950年的專題是“古代國家權力的諸階段”，1953年是“世界史中的亞洲”，1955年是“歷史和群眾”。總之，1950年代的日本的歷史學界盛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把西歐的歷史發展模式奉為世界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同時大力批判停滯論，並以此作為預設而試圖將日本、中國等都?#123;入世界一個模式，並就此準備討論中國的歷史分期。
正是在這一時刻，1947年11月，宇都宮清吉在《東光》第2號上發表了本文前面提到的文章《東洋中世史的領域》，宇都宮在肯定內藤的歷史分期之同時，對內藤歷史分期體系中的不夠確切處提出意見。宇都宮的文章正好提供由頭，引出東京“歷研派”針對內藤說的蓄勢待發的質詢。
1948年，前田直典（1915-1949）在《歷史》雜誌第1卷第4號發表題為《東亞的古代之終結》的文章。前田在肯定內藤湖南是真正能夠洞察中國歷史的少有學者之同時，基於唯物主義的立場和觀點，依據他的老師加藤繁在中國經濟史方面的實證研究成果，對內藤說的宋代近世說提出異議，進而對內藤說繼承者宇都宮清吉和宮崎市定做了尖銳批評。前田站在世界史的立場，把東亞各國的古代社會的下限和封建社會的上限放在9世紀前後，也就是說，中國的古代也在9世紀前後結束。這樣，由於唯物史觀的影響，中、日和東亞國家的歷史有了兩個“近代”，一是有如內藤，根據考察各國自身文化發展脈絡而判定的有“近代”因素的“近代”，一是以西方歷史普遍規律為參照系而判定的“近代”。
前田直典的文章揭開了二戰後日本的中國史學界的“歷研派”和內藤派論爭的序幕。但是，前田直典不幸翌年逝世，沒有來得及展開他的宋代中世說的論證。他委託“歷史學研究會”編輯長石母田正代為完成他的學說。石母田在大戰末期1944年10月只用了一個來月的時間完成《中世的世界之形成》一書（刊行於1946年6月），享有盛譽，他依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加藤繁的大莊園制與周藤吉之的宋元時期佃戶制的實證研究，建立了宋代中世說，他的宋代中世等同於世界史普遍規律中的封建主義社會。就這樣，前田—石母田的宋代＝中世＝封建主義說出世，該說與內藤—宮崎的宋代＝近世說形成對立。按照前田—石母田的論證，唐宋變革期不是轉向前近代的突破，而是建立在農奴依附地主的基礎上的封建社會的成立階段。對於前田－石母田說，仁井田陞沒有採?#123;石母田關於中國和日本的歷史發展道路不同的見解，而是從法制史上給前田說以雄辯的論證。仁井田在戰前刊行了《唐令拾遺》、《唐宋法律文書研究》、《支那身分法史》三部巨著，是日本的唐代法制史研究的泰斗。他依據周藤吉之的佃戶制研究的成果，從法制史、法社會學、共同體論等方面論證了宋代是中國中世封建主義時期。
在1950年代，日本研究日本史、東洋史、中國史的學者幾乎都捲入了論爭之中，商榷不限於東京和京都雙方，東京學者之間照樣有不同意見的熱烈爭執。激辯促進了對秦漢到唐宋時期深入的實證研究，對於中國宋代是中世的形成之始還是邁入了近世初期，也就是說，如何闡釋宋代爾後的時代性質，成了聚訟的焦點。這或許可以稱之為日本的中國史學界的唯物史觀派與文化史觀派的一場世紀性大辯論。
為了辨明唐宋之際究竟是中國古代和中世的分野，還是中世和近世的分野，日本學者空前深入地翻檢文獻史籍，對中國秦漢以來的社會性質、社會結構、良賤身份制、生產關係中的人身依附關係、專制體制等諸多關鍵問題進行了反復的檢討和多樣的詮釋。加藤繁的紮實的實證研究啟動歷史學家，讓他們看到內藤在經濟領域比較薄弱，持論尚欠謹嚴。雙方的詰難實際是相互啟發、相互補充。此外，內藤的古代說也是薄弱環節，因為他對中國古代與中世有何顯著差別，尤其是社會結構的變化如何，幾乎沒有什麽交待。就是這樣，這場辯難以理論層次的闡釋和實證層次的考據開場，催生出來琳琅滿目的實證性論文和專著。有了這批翔實謹嚴、深入細緻的著述，辯論雙方逐步達成唐宋之際確實發生了重大變革的共識。每位參加辯難的學者各自提出各自的見解，這等於每個人都在發表各自的唐宋變革觀，內藤首倡的唐宋變革說到此化生為無數的唐宋變革論。與此同時，人們看清楚了，唐宋之間發生的變革大多是實質性的或結構性的變革，唐宋之間的差異既大於漢代與六朝之間的差異，也大於六朝與隋唐之間的差異。這一點，無待“歷研派”和“京都派”之間“交攻”的消歇，已不言自明，殆無置疑的餘地了。
1961年，“歷研派”的西嶋定生（1919-1998）刊出《中國古代帝國的形成和構造》[108]，西嶋放棄原來的秦漢帝國是豪族支配小農體制的意見，提出皇帝通過二十等爵制對人民建立“個別人身的支配”觀點。西嶋提出“個別人身的支配”說，可以看做是論爭重點的轉移。通過對作為世界史普遍規律的封建社會論的反省，學者開始意識到，不應該僅僅根據生產者的身分是奴隸還是農奴來爭辯時代性質，而應該更多地注意國家、農奴制與“個別人身支配”之間的實際關係。與此同時，學者也開始注意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區別，認真研究地主和佃戶、國家和農民兩種並存著的關係。簡言之，進入1960年代，專制國家論和小生產經營論日益受到重視。
1950年代和1960年代是這一辯論的盛世，佳作迭出，成績斐然[109]。但是，在交鋒過程中，學者遇到了方法論方面的困難。看來，在社會發展中，東方西方似乎有著不同的內在理路，歷史唯物論的普遍規律在運用到中國的時候，難於解決其中的很多具體問題。例如，從春秋到戰國，中國傳統史學的說法是從封建到郡縣，這在歷史唯物論謂之從奴隸制到封建制，於是，如何按照西方模式處理中國歷史上的“編戶齊民”的身分問題，則令人大為躊躇。又如，西歐政治概念上的封建制度和經濟概念上的領主制度很難應用於分析中國中世社會，因為中國中世與歐洲中世恰好相反：中國有的是西歐沒有的專制制度，缺的是歐洲存在的領主制度。
到了1970年代後半期，戰後日本崇尚理論的熱忱日益消退。經過辯難，人們看到，西方史學和社會學的“近代”是根據西歐社會發展經驗總結出來的架構，將西歐的歷史發展模式奉為世界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並以此作為研究中國歷史分期的預設進行的東西比較一旦流於牽強，必然造成歪曲和混亂的後果。具體說來，西方的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模式難以套用於中國，中國前近世資本主義萌芽的探討也證明不了中國會自發地邁入資本主義。
當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歷史學研究會”在年度大會上提出“地域和民眾”為大會主題的時候，表明學術風氣開始扭轉。“地域社會研究”近年在日本備受關注，可能是由於歐美開始流行區域研究的影響，特別是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從經濟地理學和社會人類學觀點出發而提出重層的地域區分論的影響。研究前近代地域社會的問題，實際上是研究國家與地域的關係問題，並且首先是研究與個體農業經營和個體手工業經營連鎖著的多層次再生產結構的問題[110]。就這一意義而言，研究地域社會比研究官僚制國家更為重要。研究地域社會的方案是森正夫在1981年中津川會議上提出的。該方案界定了構築中國帝制晚期的地域社會的四個框架：1，家庭和宗族網絡的血緣紐帶；2，經由經濟交換而?#123;節的社會關係，所謂社會關係，從人身奴役、地主—佃戶關係到商業集團和城市社會，全都包括在內；3，士紳掌控的文化和倫常道德；4，國家及其在社會秩序再生產和物質再生產中的地位[111]。在這一方案的指導下，與過去研究明清社會或帝制晚期的自理結構（autonomous structure）相比，他們更重視考察明清社會的混雜結構（heterogeneous structure）。據萬志英（R. von Glahn）的判斷，前近代地域社會研究得自谷川道雄研究六朝時期的士大夫和共同體的啟示。森正夫派與谷川道雄相同，注重社會的諧?#123;，而不只是階級的對抗。當然，地域社會研究派並不忽視經濟矛盾，相反，市場和商品交換的性質一直是他們的關注所在。他們注重的首要課題是：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當地方社會受到肌體之外的社會力量和經濟力量侵襲的時候，社會關係如何改組。這一問題有多種答案。有的學者，如濱下武志、重田德認為，明末清初的市場經濟的增長腐蝕了共同體的團結，加劇了階級摩擦。斯波義信、夫馬進、森正夫、岸本美緒則認為，城市社團和各種新形式的交往合作的出現，使社會紐帶得到了加強，緩和了經濟的階層分化的種種緊張。這不禁使人想起五、六十年代的辯論，當時，谷川道雄看到共同體的和衷共濟的一面，東京派周藤吉之、仁井田陞等則認為，封建社會關係正因為包封在“共同體”之內纔得以持續，這恰是中國現代化的主要障礙。地域社會研究是五、六十年代論爭之後內藤說在時間、空間兩方面延展影響的例證。流風所及，1999年刊佈的日本唐代史研究會報告第VIII冊即以《東亞史上的國家與地域》為標題，《前言》中也強?#123;了地域史、地域研究的重要。
學術風氣的轉變還表現在“中國史研究會”的學者直接拋棄了內藤說，也丟開了後宋時期是封建社會的模式。他們考察從戰國時代到20世紀的全部中國歷史上的專制國家的興起和沒落，致力於發展一種能夠據以解釋中國走向近代的特殊的國家理論[112]。在他們看來，中國獨一無二的歷史是中國專制制度的獨特的產物，它的特徵是：1，在“國家領有”而非國家所有的情況下，很早就發展起來小土地農民經濟；2，有相對開放的農村社會，卻只有孱弱的公共性建置（weak communal institutions）；3，通過公共行政機構的財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對農村社會進行直接控制；4，存在一種由國家掌控的“地主居間制”（intermediate landlordism），這既預防了佃戶之從屬地主，也預防了土地所有權的完全轉讓[113]。所有這些制度都可以追溯到戰國時代，但是，專制國家達到鼎盛則是宋元明時期。對於中國經歷專制體制的發展道路，中村哲為了補救失效的模式而提出了兩個模型: 一是農耕共同體—父權家長奴隸制—封建農奴制，一是農耕共同體—國家奴隸制—國家農奴制。島居一康和渡邊信一郎便根據中村哲理論研究唐宋社會構成，把唐宋變革視為從國家奴隸制向國家農奴制的轉變。
“中國史研究會”的學者們所從事的每項研究都有值得我們注意的價值[114]。例如，他們注意中國歷史上傳統的小生產經營方式，強?#123;明末清初的“小商品生產”經濟的腐蝕效果，認為這既加速了專制國家的解體，又沒有催生出資本主義社會。正因為這樣，所以，20世紀的中國呈現出一種獨特的現代化方式——一個工業化的民族國家，卻明顯缺少市民社會的種種制度和代議制政府[115]。
對於戰後唐宋變革說所起的作用，寺地遵提出了審慎的評價。寺地遵的南宋政治史研究，和梅原郁的宋代官僚制度研究一樣，是日本近年有代表性的成果。寺地指出，二戰之後日本研究宋代政治史之所以出現偏頗，其遠因在於唐宋變革說的“比較類型論”，以往重視宏觀的、靜態的、文本主義的制度史研究，不免脫離歷史實際，現在應該認識制度自身的複雜性，考察制度的變遷、地方化過程，以求貼近實際，認識制度背後的種種關係。無論如何，研究政治過程，應該深入細緻地具體考察哪些人是政治主體（actor），他們基於什麽樣的力量泉源，通過什麽樣的過程進行政治活動。研究政治活動力量的輸入和輸出的動態，也就是研究產生政治權力的過程，研究精英以及領導者的政治互動過程，研究特定政策的醞釀、決定、頒行的運作過程[116]。
以上語焉不詳地提及的各種理論——谷川道雄等主持的中國中世史研究會的共同體論、森正夫等的地域社會論、中國史研究會的小經營生產方式論和專制國家論、寺地遵的動態研究論，都只是為了說明內藤的唐宋變革論，無論是被肯定還是受質疑，至今仍然發揮著直接間接的作用。關於1990年代以來對內藤的全面研究，見大谷敏夫[117]、真鍋俊一[118]、谷川道雄[119]的近著。
3. 3 美國學者有關唐宋轉型的見解
1969年，美國宋史奠基人之一劉子健和Peter J. Golas 刊出他們合編的一本宋史英文論文選編，題目叫做《宋代中國的變化：是更新（renovation）呢? 還是創新（innovation）?》。編者在《導言》中說: “近年來，人們看到，歷史不是除了思維史之外，就僅只是展示一系列的政治鬥爭和軍事征服。這一觀念導致[美國]歷史學家對宋代採取了另一看法。歷史學家在日本漢學家的激發之下，開始把宋代看做中國史上的真正具有型塑作用的時期之一，是社會、經濟、政治、思維各個方面都有廣泛發展的時期，這些發展大大有助於形成直到20世紀的中國的面貌。”[120]這一段話告訴我們，直到1960年代末，美國研究宋史的學者纔開始注意宋代的變化，此前則是把宋代看成積貧積弱，只有文學和哲學的朝代。編者將這本論文選編分為“總的評估”、“發展中的經濟”、“中央集權的政治”、“新儒學觀”四部分,選錄了二十餘篇論文摘要和若干書刊節錄。1955年宮川尚志在《遠東季刊》上發表的介紹“內藤假說”的英文文章被擇要錄入這一選編。從入選的不同觀點的文章看，當時還沒有人就內藤的唐宋變革論提出的問題進行討論。涉及宋代變化的文章只有一篇，即芝加哥大學的柯睿格（E. A. Kracke）教授的《宋代社會：傳統之內的改變?》[121]此文指出中國的生活方式是經歷了積累性變化的，從10世紀到13世紀也發生了急速的深遠的變化（文章對這些變化做了扼要敍述），但是，變化的力量無法突破 “傳統”的牢籠，雖然面對活力十足的宋代商人和商業，“傳統”也不是什麽強大的障礙。
可能是由於有宮川尚志介紹“內藤假說”的英文文章的緣故，美國研究前近代中國史的學者多宗內藤說。大致說來，美國學者之中，研究前近代的，認為唐宋之際是從中古轉向近世的階段，跨越兩宋研究明清史的，則傾向於日本“歷研派”意見。至於美國宋史學界對唐宋變革論本身做出回應，則有待於1982年郝若貝（Robert M. Hartwell）發表《750-1550年中國的人口、政治、社會轉型》一文[122]。郝若貝在1960年代從芝加哥大學轉到費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他原來主攻宋代經濟史，所以，轉向研究宋代社會和宋代士大夫的社會流動這一課題用了十年的轉軌時間。
郝若貝的文章指出，在750-1550年間，中國的人口、政治、社會面貌發生了絕大變化。在這一時段的前五百年內，亦即晚唐五代和北宋時期，人口和農業的變動顯著，乃至被有的學者形容為一次經濟上的革命[123]，但是，在後續的幾百年內，為什麽物質進步的速率和其他各方面伴生的成就都不能與之比擬了呢? 郝若貝受到施堅雅農業中國發展兩大宏觀興衰周期論的啟示[124]，試圖找到一種概念框架，用以解釋中國各個不同地域發展的內在動力。他論證，區域之間相對優勢的變化和整體上財富與人口的增長，不僅導致區際發展進程的變化，而且也對全國範圍的政治社會結構產生綜合影響。帝國內部高密度人口地區的擴散引發了行政上的困難，從而導致中央權威的下放，具體表現在“路”的出現和“縣”的獨立性的加強。與此同時，中央政府的官僚化進程即便不是倒退，也趨於停滯。過去壟斷著國家高級職位的半世襲的職業官僚階層日趨沒落，被地方性士紳家族所取代。於是，郝若貝質疑內藤的宋代發生了向君主獨裁制度的轉變的說法，就內藤的宋代君主成為絕對權力的主體、君權無限加強的說法提出駁議。他說:“皇帝君臨帝國所轄各個地區的直接行政權威實際被削弱了——306個府、州、軍、監的溝通渠道被化約為18個路。另一方面，皇帝直對御前重臣的地位得到了加強。”[125]另外，從江南經濟最發達的華南地區逐漸形成自在自存性的幾類大族考察，南宋的社會文化精英的志向和心態顯然與北宋的不同。北宋精英大多懷有報效朝廷、得君治國的抱負，因而不惜脫離故鄉。到了南宋，地域精英雖然不排除仍有躋身廟堂之志，但是紮根地方開始成為他們的主要選項。郝若貝注意考察兩宋之間士大夫的差異，這是他的貢獻。按，研究兩宋之際的延續和斷裂是一個重大課題。余英時先生的近年研究表明，到高、孝、光、寧時期，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進入余先生所說的“後王安石時代”，與神宗熙寧時期的型範相比已經發生了變異，但是，在這一變異時期，延續仍遠大與斷裂[126]。
韓明士（Robert P. Hymes）繼續郝若貝的工作，研究宋代政治社會精英在這一長期變革中的政治作為和社會作為[127]。他選定的個案研究對象是撫州地方士紳。他從考察撫州82家大族三百年的沿革著手，驗證其中可以認定的嫁娶情況，得出結論說，北宋通行跨越州域的婚姻，而南宋婚姻則多限於府州之內。郝—韓說(Hartwell-Hymes Hypothesis) 強?#123;兩宋的精英起了變化，兩個時期的士大夫的心態和作為不同，北宋的士大夫志在出仕中央，南宋則是地域精英的時代。簡言之，郝－韓說主張劃出北宋南宋之間的分野 (Northern Song-Southern Song divide)，研究趨向主要是把握南宋和後世中國社會的連續性。誠然，唐代某些因素在北宋還有延續，例如，唐代後期商業的日趨活躍可以部分地理解為唐宋結構的成熟，可是，南宋也是明清社會許多因素的濫觴，因此，郝—韓說寧將北宋視為唐代的延長，也要把南宋和後宋時代密切相聯繫。郝—韓說對內藤說的修改主要在於重視兩宋之間的斷層甚於重視唐宋變革。
上文提到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會，無妨在這裏做一比較，中國史研究會強?#123;專制國家論，郝—韓說恰恰相反，強?#123;“大地方”、“小國家”。
1980年代起，美國學界普遍接受宋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型期的觀點[128]，宋史領域佳作紛出，宋史研究成為美國研究前近代中國的最活潑領域。
關於最近十年來美國唐宋史學界對內藤的唐宋變革說的見解，包弼德的《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一文為我們做了全面而確切的表述[129]。包氏指出，在最近十年中，美國學者對8世紀中期到16世紀中期這一段中國歷史的理解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新一代歷史學家受到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逐步提出不同於內藤的闡釋唐宋轉型的意見，顛覆了內藤說的一些重要內容。為了說明這一變化為什麽是根本的，包氏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標題作《傳統的闡釋》) 概述了內藤說論證唐宋變革的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政治史四方面內容。包氏隨即在文章的第二部分 (標題作《新的闡釋》) 緊承以上四個方面，介紹了1980年代以來美國學者指出的內藤說的錯誤。包氏指出，內藤唐宋變革說的核心是，在宋代，專制制度加強，平民力量“擡頭”。實際上，唐宋的社會轉型只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亦即士大夫的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們逐步演變為“地方精英”的過程，而不是內藤所描繪的貴族門閥制的終結和“平民”的崛起的社會畫面[130]。
在這裏附帶一提，歐美史學近年流行“新社會史”(New Social History)，中國“帝國晚期”(the late imperial era/period)概念即由此而來，這一概念的提出影響及於中國前近代史的研究。“新社會史學”雖然仍舊研究帝制國家和統治著社會的階級，但是以研究非精英集團的作用為主要任務，也就是說，“新社會史學”將重心從研究士紳的領導權轉向研究權力的社會基礎——農民、雇傭、商人、城市社團、宗教結社等的作用。這一研究重心的移動，顯然已經對唐宋變革的研究發生了影響。
四、內藤史學的啟示
內藤湖南先生提出唐宋變革論將近百年了。內藤提出此說，反映的當然是他作為歷史學家的個人主觀判斷，但是，由於他的治學是採取增淵龍夫分析出來的“內在的理解”方式，也就是做到了深刻體驗過去，所以他的學說富於發明和創見[131]。可以說，內藤所強?#123;的深入研究中國歷史的潛運默移的經驗對於瞭解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有長久的價值。在1492年地理大發現以前，中國和歐洲在較少聯繫的情況下，各自沿著各自的歷史道路前進。內藤根據原始材料所顯示的內在脈絡研究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呈現了中國史在某些方面的特殊面貌。今天，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國文化作為一個源遠流長的獨特傳統，仍然需要從中國的內在發展理路考察它的過去。從內在理路思考中國的歷史，是內藤先生開創的內藤史學對中國史研究的至大貢獻。百年來內藤的唐宋變革說在唐宋史研究上所起的作用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這是我們從內藤先生治學得到的第一點啟示。
近年，海外學界研究中國前近代的歷史，除了撰寫傳統的史學著作之外，一批學者在檢討研究近代中國的模式，一批學者在把中國歷史?#123;入世界歷史大敍事。
1984年，美國學者柯文（柯保安、Paul A. Cohen）發表了《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132]。2003年，柯文再刊出《鬆綁的中國: 展望研究中國的過去之演化中的前景》[133]。1989年，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刊出了《方法としての中國》[134]。1993-1995年，溝口雄三等編刊七卷本《在亞洲思考》[135]。這幾部著述都是從方法論上考察美日學者研究近代中國、評述研究近代中國的方法、發現中國史自身內在之精神、反思已經成型的研究範式的得失的重要成果。對於我們研究中國前近代歷史的人來說，也具有莫大的方法論和史學史的參考意義。至於海外研究中國前近代史的情況，則有我國學者胡志宏做出了富有旨趣的介紹和評價[136]。
這些方法論和史學史著作提示我們，在整個世界日新月異的形勢下，研究中國歷史的論域視角日益多樣。在歐洲中心論已經過時的情況下，人類共同體說（William McNeill）、亞洲中心說 (Marshall Hodgson) 、近代世界體系說（Immanuel Wallerstein）、歐亞中心體系說（Janet Abu-Lughot）、依附理論（或譯“從屬理論”）和重估亞洲作用論（Andre Gunder Frank）等等，或論證東西交互影響，或論證亞洲一度曾為世界中心，都對1450或1492年以來歐洲霸權建立之前的亞洲形勢做了新的描述，並立足於世界史而研究個別地區和個別國家，對亞洲和中國的作用做出評價。“世界史再活性化”了[137]。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目前很多西方學者和華裔學者以15世紀以來的世界史為大背景考察前近代的中國歷史，形成近十年來的東西比較史熱潮。在美國，研究的趨向是重視15世紀以來中國經歷的外在影響，強?#123;1500-1800年歐亞的相似性。在日本，新一代學者注意研究前近代的中國在亞洲經濟圈的作用，例如，研究東亞經濟史的濱下武志提出前近代朝貢貿易體系及其中間項“域圈”概念，也提出歐洲侵入之前的亞洲有了地域市場[138]。這造成一種新的學術生態：作局部的研究不能不通觀更大的空間和更長的時段，包括中國的前近代史正被綜合到新的時空維度之內。萬志英明確地說：“對中國的歷史學家，需要提醒中國史研究已經以哪些方式被?#123;入世界史的敍事之中了。”[139]
無待贅言，比較中外的差異，“局外人(outsider)的視角”有其優勢或長處[140]，比較中外，也有助於瞭解自我。但是，比較中外不能取代研究中國自身發展脈絡的前後差異。因此，在異說紛陳的今天，更須要借鑒內藤的經驗，博采眾說，做出獨斷。這是我們從內藤先生治學得到的第二點啟示。
內藤的認真研究廣義文化，值得我們重視。在內藤看來，文化是唯一的實在。內藤強?#123;中國文化的變革與傳承，歷史是文化的發展過程。在這一點上，內藤和與他生於同年的克羅奇（Benedetto Croce，1866─1952）之強?#123;精神異曲同工。克羅奇同樣認為精神是唯一的實在，歷史是精神的發展過程。簡言之，返照歷史的，在內藤為文化，在克羅奇為精神。在我國，錢穆先生和他們的見解幾乎是一模一樣，錢穆先生也認為：“中國新史學之成立，端在以中國人的眼光，來發現中國史自身內在之精神，而認識其以往之進程與動向。”[141]“中國史之變動，即中國史之精神所在。近人誤認為中國史自秦以下即絕少變動，其實皆由未嘗深究國史之內容，而輕率立言之故。”[142]內藤說的啟發和近年海外研究模式的連續提出，將有助於我們對中國的內在精神的演變和趨向做出進一步深入的研究。
（銘謝 草寫本文，承蒙陳慶浩博士、潘哲毅博士、朱麗雙女史代為搜集和複印資料，至為感念。）
[1]黃宗羲《明儒學案•發凡》:“講學而無宗旨, 即有嘉言, 是無頭緒之亂絲也。”
[2]John Lee《有關唐宋變革的近年英語著作：議題和趨向》(Recent Studies in English on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Issues and Trends), 《國際中國學研究》第2輯, 漢城: 韓國中國學會, 1999年12月,“新世界”一語見於此文第365頁。引自Jacques Gernet,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nd edition, translated by J. R. Foster and Charles Hartman, pp.300-329.
[3]Miyakawa Hisayuki, An Outline of the Naitō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Far Eastern Quarterly,XIV.4, August 1955,pp.538-539。此文摘要收於James T. C. Liu（劉子健）和Peter J. Golas 合編的Change in Sung China,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and Co., 1969, pp.4-8。
[4]吉川幸次郎著、Burton Watson譯《宋詩概說》(An Introduction to Sung Poetry ),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吉川依據內藤時代觀，論述宋詩時代背景及其與魏晉南北朝唐詩之不同。並請參看宮崎市定從景氣變動史觀所做的書評《吉川幸次郎著〈宋詩概說〉》，《東洋史研究》第22卷第1號，1963年。
[5]Tanigawa Michio,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Japanese Periodization of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1, 1987, pp.150-168.
[6]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序章》，廣島：溪水社，1988年。參見佐竹靖彥《唐宋變革の地域的研究•序論》，京都: 同朋舍，1990年，18頁。對寺地遵的這一意見，小林義廣略有不同的意見。如果僅就《概觀的唐宋時代觀》、《支那近世史》第一章而言，寺地氏這一對唐宋間的變革模式化的批評或許在某種程度上可謂允當，但是，取閱《支那近世史》第二章以下，對於中國社會從唐末到宋元經歷了怎樣的變化，內藤還是做了很認真的追溯的。也就是說，正像寺地氏不得不說的那樣，以模式化方式處理唐宋間的變化，更大的責任似應歸於二戰以後的唐宋變革論。見小林義廣《內藤湖南の中國近世論と人物論》，内藤湖南研究会編《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名古屋: 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01年，313頁。
[7]包弼德撰、劉寧譯《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劉東主編《中國學術》第1卷第3期，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0年，86頁。
[8]瞭解唐宋之間的差異，何者是同質的因襲和延續，何者為異質的突破或斷裂，需要微觀的考察和宏觀的評估。人們趨近一致的意見是，在唐宋之際，經濟、社會、政治、文化、民間信仰乃至對外關係等諸多方面確實呈現了許多變化。在這些歷史呈現中，在經濟方面，諸如租稅方面兩稅法的改革、農作技術的明顯改進、農業的進一步發達、水稻及茶等商品化作物的增長、燒瓷冶鐵等行業的長足進步，商業的繁榮取代律令制下的官市和關津貿易、貨幣流通的取代錢帛兼行、集市網絡支撐的城鎮的增多、大如華南小如蘇州撫州等大小社會經濟區域的形成、人口的激增、北方與南方在經濟重要性上的易位；在社會方面，四民社會層級的結構性鬆動、士大夫的場域流動及代際沉浮、地域社會和不同類型的精英的形成、多樣化的家族的出現、戶等的變化、官私賤民的人身依附關係的蛻變、鄉村制度和村落秩序的形成；在政治方面，世家貴族權勢的失墜、君主獨裁制的興起、君權相權互動之下的君主專制化、律令制的瓦解、中央集權與地方勢力的消長、士大夫的文化主體意識和政治主體意識的形成、科舉官僚體制的壯大、黨爭等政治文化的變貌、職役法和胥吏制的出現；在文化方面，由於科舉制度和朝廷右文政策導致的學術昌明和門類多樣、從注重注疏到注重修身養性導致新儒學的形成、文學與藝術新體裁的出現、城市發展促成藝術趣味的轉變和庶民文娛活動的繁榮、應用科學和實用技術的顯著進步、印刷術的促進教育普及、羅盤的促進航海發展；凡此種種，有些雖有地域差別，但是，在時間上，莫不或前或後參差發軔於唐宋之際。或者說，宋代上述領域出現的新事物、新氣象，大多可以從唐代中期覓得端緒，驗得萌蘖。不僅這樣，在這些變化之中，有一些看來已經不像是王朝更替之後原來秩序的重新整合，也不像是傳統之內的變化（change in tradition），而應該是結構性範疇的變革。在這一點上，學者所持史觀（persuasions）或有不同，在局部問題上的估計或有出入，乃至於大有出入（例如對南宋以後江南農業發達程度的估計），但總體上看法趨近一致，至少在宋代中國既有更新（renovation）又有創新（innovation）這一點上取得了共識。可以說，在今天，唐宋變革說已被視為符合歷史實際的綜合判斷而為學界所接受。質言之，如果不涉及宋代是中國的中世還是近世這一時代性格的判斷問題，而單就唐宋之際曾經發生重大變革這一點立論，似乎只有個別學者持審慎態度,而沒有哪位學者提出異議或相反意見。
[9]佐竹靖彥《唐宋變革の地域的研究》，京都：同朋舍，1990年；大澤正昭《唐宋變革期農業社會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6年。這是相繼將“唐宋變革”直接?#123;入標題的專著。在美國，有Peter K. 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22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此書為1997年6月5-11日以美國歷史學家為主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召開的中國史之宋元明變遷國際研討會部分論文合集。此外，1993年 2月13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中國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就發起召開了“宋明變革”討論會。
[10]谷井俊仁立足於分析內藤湖南和宮崎市定的論著，從考察交通的發展著眼，提出《明清近世論》。岸本美緒氏從世界史的共時性、明末清初讀書人的歷史觀等角度著眼，使用“近世”一語指稱明末清初以後的時期。參看岸本美緒《風俗と時代觀》，《古代文化》48.2，1996年2月號，55 [123]頁，同作者《時代區分論》五《明清知識人の時代觀》，新《岩波講座•世界歷史》1《世界史へのアプロ─チ》，東京: 岩波書店，1998年，31-34頁。在日本研究明清時代史和中國近代史的學者中，近年顯示出按照“傳統―近代”兩個長時段進行研究社會史和重視明清時期變革的顯著傾向，見渡辺信一郎《時代區分論の可能性——唐宋变革期をめぐって》,《古代文化》48.2，1996年2月號，47 [115]頁。
[11]佐竹靖彥等合編《宋元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東京: 汲古書院，1996年，及佐竹靖彥為此書寫的《總說》，3-42頁。參見P. J. Smith and R.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54。
[12]關於宋代以後中國社會又陷於停滯的看法，見佐伯有一《日本の明清時代における研究商品生產評價をめぐって——その學說史的展望》，鈴木俊、西嶋定生合編《中國史の時代區分》，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1957年，257-258頁。參見Joshua A. Fogel (傅佛果),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94。西方很多學者, 如Arthur Wright（芮沃壽）、Endymion Wilkinson、Marius Jansen也有這樣的看法，見Fogel書，p.321, n.54。
[13]關於內藤湖南對中國史學的貢獻，筆者的同窗師兄夏應元先生已有簡明扼要的歸?#123;，請閱內藤湖南著、夏應元選編並監譯《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上冊“編者前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2-5頁。更詳盡的介紹見錢婉約博士《內藤湖南研究》，北京: 中華書局，2004年。
[14]1907年10月，內藤湖南就任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東洋史講座講師，擔任東洋史學講座。根據松浦嘉三郎所作的《內藤先生京都大學講義目錄》，翌年(1908) 開設的課程是東洋史概論和清朝史。根據當時人們的回憶，內藤當時講授的東洋史概論是中國上古史。1909年昇任教授，多次講授中國上古史、中國近世史等課。在學生記錄的講義中，在內藤湖南的不同時期的著作中，有關唐宋變革和宋代為近世的論述有詳略的不同。這表明，內藤的唐宋史觀有一個發展過程。 根據內藤的長子內藤乾吉的考證，內藤的唐宋變革和宋代近世說最早形諸文字是在1909年，見於內藤1909年講授中國近世史的講義的緒言:“近世史應從什麽時代開始，當說是宋代以後。”（《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後記》,527頁）。1909年學生聽課筆記的緒言部分全文，現收在《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內藤乾吉《後記》，527-530頁；參看吉川幸次郎編《東洋學の創始者たち》一書中《內藤湖南》章的內藤乾吉的有關發言,東京: 講談社，1976年，104-105頁。 1914年，內藤湖南在《支那論》一書的第一講《君主制乎？共和制乎？》的第一段落《支那の近世は何時に始まるか》，論證了宋代為中國近世，見《內藤湖南全集》第5卷，308-309頁。其後，在1920學年度《中國近世史》講義的第一章《緒論•近世史的意義》，內藤對中國史做了全面分期。1921年，小島祐馬和內藤乾吉根據幾位聽講的學生的筆記，整理成為《中國上古史》，《緒言》中有中國史的時代區分。今天刊行在《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中的《中國近世史》，乃依據內藤湖南1925年的講課筆記整理而成。
[15]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初刊於《歷史與地理》第9卷第5號 (唐宋時代研究號)，1922年5月，1-12頁；再收於《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中之《東洋文化史研究》，1969年，111-119頁。黃約瑟譯《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收於劉俊文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0-18頁。 《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和學生記錄的1920學年度《中國近世史》講義的第一章《緒論•近世史的意義》，如今都有了漢譯。前者即上述黃約瑟譯文；後者見《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上冊，323-334頁。比較兩者，可以看到兩文之間只是在文句表達上略有出入。至於作者為什麽單獨抽出他的講義《中國近世史》的《緒論》，換上了《概括的唐宋時代觀》這樣一個有些奇怪的題目單獨刊出，看來是考慮《歷史與地理》雜誌該期為《唐宋時代研究[專]號》的緣故。
[16]“四庫全書の化物”是狩野直喜對內藤湖南學問淵博的評價，見狩野直喜追悼文《懷念內藤君》(《内藤君を偲んで》)，《支那學》第7卷第3號，1934年。轉引自高木智見《內藤湖南の歷史認識とその背景》，内藤湖南研究会編《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36頁。
[17]《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111頁；黃約瑟譯《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10頁。
[18]內藤的唐宋時代觀的扼要的歸?#123;，如上文所述, 見Miyakawa Hisayuki, An Outline of the Naitō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pp.538-539；Joshua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 pp.195-199；池田溫編《世界歷史大系•中國史》2《三國～唐》，東京：山川出版社，1996年，《補說》36《唐宋變革期》，513-515頁；並請參閱池田溫編同書413－414頁《隋•唐代前期文化概觀》一節中有關時代分期的論述；包弼德撰、劉寕譯《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69－72頁。
[19]內藤湖南《魏晉南北朝通史序》，《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109頁。
[20]Miyakawa Hisayuki上引1955年論文。礪波護《今なぜ內藤湖南か》，內藤湖南先生顯彰會編《湖南》第17號，1997年；再收於《京洛の學風》，中央公論新社，2001年，188頁。
[21]陳寅恪《論韓愈》，原刊《歷史研究》1954年第2期，再收於《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96頁。在中國，也是陳寅恪首先表彰了內藤的學問，參看池田溫《陳寅恪先生和日本》，《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125頁。
[22]大久保利謙《日本近代史学の成立》,《大久保利謙歷史著作集》第7卷，東京: 吉川弘文館,1988年，373-375頁，《明治維新史學研究的發展系統圖》,對我們今天瞭解當時的發達概況十分有用。
[23]《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111頁；黃約瑟譯《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10頁。
[24]《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18頁。
[25]內藤湖南《中國上古史•緒言》，《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11-12 頁；《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上冊，5-6頁。
[26]內藤的“坤輿文明論”，很可能是受到西村天囚的影響。詳見小野泰《內藤湖南同時代——日本天職論》，内藤湖南研究会編《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130-132頁。附帶一提，王國維曾為西村天囚的日譯《琵琶記》寫過序，從王國維所寫的序看，王國維並不大瞭解西村的宋學等學問底細。
[27]鄭樵在《通志•總序》中揭出的“會通之旨”，備受內藤推崇，認為“單單以天子為中心，編纂歷代記錄，只不過是史料的整理，並非真正歷史。《漢書》以下的正史大體上都不脫史料之整理。鄭樵以‘通史’乃歷史本義，誠為卓見。”見內藤湖南《支那史學史》,《內藤湖南全集》第11卷，228頁。內藤贊同康有為的意見，認為“司馬遷之後，惟有鄭樵懂得歷史真諦”。同上，232頁。
[28]內藤湖南《支那上古史》緒言,《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10-11頁；《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上冊，4-5頁。
[29]《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上冊，5頁。
[30]內藤湖南《支那論》,《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308頁。
[31]增淵龍夫認為此處“有力的歷史學家”指的是原勝郎。增淵龍夫《日本の近代史学史における中國と日本（II）——内藤湖南の場合》,《思想》468，1963年，873頁；收於增淵氏《歷史家の同時代史的考察について》，東京: 岩波書店，1983年；此處引文版本據增淵氏《日本の近代史学史における中國と日本——津田左右吉と内藤湖南》，東京：《リキエスタ》の會，2001年，81-82頁。參見J. A. Fogel，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 p.169；葭森健介《內藤湖南と京都文化史學》，内藤湖南研究会編《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255-259頁。
[32]朝尾直弘《日本とはなにか》，此文是朝尾直弘編《日本の近世》第1卷《世界史のなかの近世》(東京: 中央公論社，1991年) 的第1章，21-24頁；參看葭森健介上引文《內藤湖南と京都文化史學》，255-259頁；R. von Glahn, “Imagining Pre-modern China”, P. J. Smith, and R.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38。
[33]參看上注引葭森健介文，259頁。
[34]日本史上的應仁之亂發生在1467(應仁元年)－1477(文明九年)。室町幕府末期，兩派守護大名因為各自支持將軍的不同後嗣而兵戎相見，此後十一年間，戰亂相尋。戰事集中於爭奪京都，京都幾乎全毀於兵燹。從此，莊園制度瓦解，地方武士勢力坐大，新起的大名互相殺伐，開啟日本史上直到1568年長達百年群雄割據的戰國時代。應仁之亂期間，公卿大夫 (公家) 避難於地方，導致文化向地方的普及。內藤認為，應仁之亂是日本歷史上的根本轉折。
[35]Peter Duus, “Whig History, Japanese Style: The Min’yūsha Historians and the Meiiji Restora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3.3 ( May 1974), pp.415-436.
[36]內藤湖南《應仁の亂に就いて》，《內藤湖南全集》第9卷，130-131頁；儲元熹、卞鐵堅譯《談談應仁之亂》，《日本文化史研究》，166-167頁。
[37]神田喜一郎說: “對於中國人寫的中國古代史，內藤先生高度評價夏曾佑的歷史教科書。確實，我在京都大學念書的時候，也別無此類書，先生因為推崇夏氏的識見，總是勸勉我們一讀。”見神田喜一郎《“內藤先生とシナ古代史の研究”三題》，《內藤湖南全集月報》4，東京: 築摩書房,《內藤湖南全集》第11卷《附錄》，1969年，7-8頁；再收入神田喜一郎《敦煌學五十年》，東京: 築摩書房，1983年，98頁。錢婉約《內藤湖南研究》，87-88、99頁。 清末民初，梁啟超的新史學的發足和歷史觀的轉換來源於浮田和民等人的影響，對於這一點，現在人們已有清楚的認識。西方的歷史分期法，同樣也是通過日本歷史教本而影響中國的。夏曾佑編寫《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三冊，1904年商務印書館刊，即1933年商務印書館更名再版的夏著《中國上古史》)、劉師培編寫《中國歷史教科書》(二冊，國學保存會光緒末年刊) 都參照了那珂通世、重野安繹等人著作，請參閱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第六節，見《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530-537頁。由於梁啟超、夏曾佑有關撰述的問世，中國史書的面貌為之一變，新體裁的中國通史首先分為古代、中世、近世等若干期，再分章分節來寫作。夏曾佑書沒有寫到唐朝以後，也就沒有涉及唐宋轉折問題。 當時，日本出版了大批東洋史和中國史的教本。東洋史這一名稱及其理念是內藤的同鄉也是他的先輩那珂通世創始的。在引入中國的諸多教本中，那珂通世的五卷本《支那通史》(1888-1890) 和桑原騭藏受W. Swinton, Outlines of the World’s History影響而編寫的《中等教育東洋史》(1898年) 影響甚大，兩書均經羅振玉在上海主辦的東文學社印行。那珂書的刊行，引起了中國學界一定的震動。羅振玉在1899年介紹該書時慨歎說，我國歷史不出於國人之手，而有賴於他國之人，誠可恥也。羅氏此語為三宅米吉《文學博士那珂通世君傳》所轉引，見故那珂通世博士功績紀念會刊《那珂通世遺書》，大日本圖書，1915年，27頁，此處轉引自 Joshua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p.7；p.286, n.14。羅氏的這一感慨早於陳寅恪《北大學院己巳[1929]級史學系畢業生贈言》中同樣感慨“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三十年。 桑原的《中等教育東洋史》出版後，經桑原原來在東大的同學、時任教於東文學社的藤田豐八的推薦，很快就有了東文學社學生樊炳卿的漢譯本。樊炳卿在東文學社的同窗王國維奉藤田老師之命為漢譯本撰寫了序文，王國維此序見陳鴻祥先生撰《王國維年譜》附錄二所收佚文，濟南:齊魯書社，1991年12月，356-357頁。桑原的《中等教育東洋史》漢譯本更名《東洋史要》(後改名《支那史要》)，由羅振玉題簽，於翌年(1899年) 出版。 爾後到1906年，不出8年，桑原此書又有了3個漢譯本，見周予同上引文，568頁,第39注。當時，這一現象並不稀奇，日文新書一出，往往即時就有幾個漢譯本湧現。正如梁啟超所說，1898年戊戌政變後，繼以1900年庚子拳亂，清室日衰，國難孔亟。“青年學子，相率求學海外。日本近在鄰境，赴者尤眾。壬寅癸卯 (1903-1904) 間，譯述之業特盛；定期出版的雜誌不下數十種。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輒數家。新思想的輸入，如火如荼矣。”(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29節)。桑原書對中國史學的時代分期很有影響。據傅斯年1918年的見證，中國“普行桑原氏之分期法”，“近年出版歷史教科書，概譯桑原氏為准，未見有變其綱者”。傅斯年《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傅斯年全集》第3冊，臺北: 聯經，1980年；雷頤點校傅斯年史學文輯《史學方法導論》，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53、54頁。傅氏所寫《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就是專門與桑原的分期法商榷的。
[38]J.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p.200.
[39]丹羽正義《內藤先生》，《內藤湖南全集月報》4，東京: 築摩書房，《內藤湖南全集》第11卷《附錄》，1969年，1- 4頁。Heinrich Rickert (1863-1936) 為德國新康德學派的西南學派文德爾班(Wilhelm Windelband) 的接班人。
[40]有關明治初期日本編寫歷史教科書的盛況，請參看大久保利謙《日本近代史學之成立》第九章《明治初期的歷史教科書和明治維新》，《大久保利謙歷史著作集》第7卷，274-290頁。
[41]內藤戊申《東洋史の時代區分——學說史の展望》，《愛知大學文學論叢》IX，1954年，99頁，106頁注6；Miyakawa Hisayuki, “An Outline of the Naitō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p.536。內藤為這部與弟子共同編寫的《新制中等東洋史》（京都：永澤金港堂刊，1931年）執筆寫了《緒言》，其中列舉三點: 一，“歷史教育不在使[年少讀者]單單記憶各個時代發生的一個一個的連續事件，而在使之如實認識由於多數民族的綜合所形成的人類生命的經歷”，俾年少讀者一讀本書而領會歷史要諦。二，四十年來東洋史學進步顯著，“本書至少是建立在東洋史最新研究基礎之上，就這一點而言，自信經過了認真的準備”。三，“本書初稿由先前隨我講筵聽課、領會東洋史精神最為完整的現姬路高等學校教授丹羽正義君執筆，繼由我與丹羽君再三討論，增刪潤色而成”。此《新制中等東洋史•緒言》全文見《內藤湖南全集》第6卷，320頁。後丹羽正義赴歐遊學，內藤親筆擬函，將丹羽推薦給伯希和與馬伯樂。兩函見《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266頁。函中盛讚丹羽的學識，稱道丹羽精究遷固以下直至章學誠的史學義法，對泰西學者之說持故成理。
[42]內藤戊申《東洋史の時代區分——學說史の展望》，106頁。
[43]丹羽正義《歷史學概論》，1923年， 227-232頁。此據內藤戊申上引文99頁轉引。
[44]內藤湖南《魏晉南北朝通史序》，《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109頁。
[45]內藤湖南《日本美術史序》，《內藤湖南全集》第13卷，394頁。
[46]“波のうねりの如く間歇的に來り”。內藤湖南《支那上古史》，《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11頁。夏應元譯《中國史通論》上冊，5頁。
[47]朱熹《孟子集注》卷七《盡心》章下。
[48]內藤湖南《支那論》緒言，《內藤湖南全集》第5卷，306頁。
[49]內藤湖南《倫理の学》，《內藤湖南全集》第1卷，297-298頁。
[50]內藤湖南《魏晉南北朝通史序》，《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109頁。
[51]內藤湖南《支那改革說の二時期》，《內藤湖南全集》第2卷，232頁。
[52]關於中國史上貴族政治之走向君主專制的論證，詳見內藤湖南《支那論》第一講《君主制乎? 共和制乎?》，《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308-325頁；關於中國史上與齊民百姓直接相關的各種勢力如父老、鄉官、鄉紳的簡述，見同書，325-329頁。
[53]1883-1885年，內藤18-20歲，就讀故鄉秋田師範學校兩年。師範生畢業後有在小學服務兩年的義務，內藤曾任北秋田郡綴子村小學首席訓導（相當於小學校長）兩年。在任首席訓導期間，內藤於史籍之外讀過佛經。在此期間，他還幾次讀過讓•雅格•盧梭的《民約論》日譯本。參看溝上瑛《內藤湖南》，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系譜》，東京: 大修館，1992年，57頁。
[54]1907年10月16日，內藤湖南正式就任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東洋史講座講師，擔任東洋史學講座，時年42歲。由於當時講究學院資格，而他是一位並無高等學歷可陳的人物，他在受聘京大教職上頗經歷了一番周折。幸而學術實力、名望具在，並靠大學文科長狩野亨吉的保薦和折衝，他終於得到京大聘任。內藤就職京大兩年後，1909年9月昇任京大文科大學教授，時年44歲。一年後，經大學總長推薦，獲得文學博士。1926年 4月，任帝國學士院會員。1926年，內藤依例自京大退休，但任課到1930年。
[55]內藤湖南口述、次子耕次郎筆受《我が少年時代の回顧》，《內藤湖南全集》第2卷，699-714頁。虎次郎得名的由來，一是生於寅年；二是父親內藤十灣景仰“安政大獄”的遇害志士吉田松陰（1830—1859），松陰通稱寅次郎（虎次郎和寅次郎在日語中讀法沒有區別，都是torajirō），十灣屬望於自己的兒子異日有所作為，也一如往年的吉田松陰。內藤湖南本人也寫道：“生平吾仰慕吉田松陰之為人，寓居之坐間，懸以松陰的書字。”（《梁啟超が政變論を讀む》，《全集》第2卷，538頁）。內藤湖南字炳卿，取義如下：《易•革》九五爻：“大人虎變，未佔有孚，其文炳也。”孔穎達疏：“‘其文炳’者，意取文章炳著也。”他的號作湖南，以其出生地毛馬內位於十和田湖之南的緣故。參看礪波護《內藤湖南》，收於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學の百年》，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年，68頁。在德川時代，內藤家是世代仕於舊南部(Nambu)藩的重臣毛馬內館主櫻庭家的低級武士。江戶時代的武士正在經歷著蛻變過程。這一低級武士家族傳到虎次郎的祖父天爵和父親十灣，已經成為儒者。
[56]在近代，中日辦報均受西方影響，情況頗為相似。自王韜從1853年（咸豐三年）在香港刊行《遐邇貫珍》月刊以來，傳教士相繼在上海等地刊行多種月刊，繼之以報紙，如《字林西報》。鑒於西報的是非倒置，王韜決意於1874年（同治十三年）自行創刊《循環日報》。這是中國最早的由中國人自己經營、自己任主筆的報紙。他在報上發表的論說的精華結集為《弢園文錄外編》，1883年（光緒九年）刊行。同年，容閎也在上海創刊《彙報》。此後的梁啟超、章太炎、嚴復、汪康年的辦報，動機或有不同，但意在啟發民智則無二致。
[57]張灝《思想的轉變和改革運動》，《張灝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128頁。
[58]1887年，內藤為佛教思想家和宗教活動家大內青巒居士主辦的佛教刊物《明教新誌》、《萬報一覽》、《大同新報》擔任編輯工作。1890年9月，入《三河新聞》社為記者，踏出從事新聞記者事業的第一步。自1890年12月到1893年1月，任“政教社”發行的雜誌《日本人》（繼而更名為《亞細亞》）的編輯。1893年初再入新聞界，任《大阪朝日新聞》社記者三年，為高橋健三所倚重。1987年，入《臺灣日報》社，留臺灣八閱月。1898年返回東京，為《萬朝報》主筆。1900年，再入《大阪朝日新聞》社，擔任論說。1900-1906年，他是《大阪新聞》社成員之一。在《萬朝報》任職期間，內藤與田岡嶺雲、幸德秋水、內村鑒三、堺利彥等為同僚。
[59]屢為捉刀代筆的“操觚界的輿論導向人物”（opinion leader）有大內青巒、政教社的志賀重昂、三宅雪嶺、高橋健三等。
[60]例如《明教新誌》的大內青巒，任《秋田日報》主筆時期的犬養毅，“政教社”的三宅雪嶺、志賀重昂、杉浦重剛、高橋健三，《日本》、《大阪朝日新聞》的陸羯南，“國民之友社”的德富蘇峰。在這些人物中，三宅雪嶺、陸羯南、德富蘇峰是明治中期的輿論界領袖。
[61]例如，民權主義史學家竹越與三郎的《支那論》，民友社，1894年。若干書名為《支那論》的著述，見山田伸吾《內藤湖南と辛亥革命——もう一つの“近代”》，《內藤湖南の世界》，140頁。
[62]岡倉天心，東京美術學校校長。不耐歐化之風勁吹，辭去美校校長之職，與志同道合者創設日本美術院，大力鼓吹日本藝術的“再國民化”。由於美術院經營不善，失意而出走印度，浪跡印度期間喊出“アジアは一なり”（Asiatic unity、“亞洲一體”）的口號。岡倉天心在英國女學者Nivedita (M. E. Noble) 協助之下於1903年刊出英語本《東洋的理想》（The Ideals of the East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rt of Japan，London: John Marray，1904；法譯本Les idéaux de l’Orient: Le réveil du Japon，traduction de Jenny Serruys，préface de Auguste Gérard，Paris: Payot，1917)，開篇第一句話是“亞洲一體”（アジアは一つである）。到了1938年，津田左右吉發表的文章的標題是《亞洲並非一體》（《アジアは一つではない》），顯然是針對岡倉的口號。津田意在運用批判意識和理性思維，建立獨特的日本民族形象。
[63]例如，津田左右吉 (1873-1961) 有關“中國思想與日本人的真實生活無大關係”(……支那思想が日本人の実生活にはさしたる関係が無かつた……) 的論述，見津田左右吉《支那思想と日本》，《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0卷，260-265頁。茲據增淵龍夫《日本の近代史学史における中國と日本——津田左右吉と内藤湖南》，11-12頁轉引。
[64]關於近代日本如何構築“東洋”概念和“東洋史”，見Stefan Tanakade專著論述: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65]增淵龍夫上引書，55頁。
[66]內藤湖南《日本文化とは何ぞや》(其の一)、(其の二)，《內藤湖南全集》第9卷，14、18頁；儲元熹、卞鐵堅譯《何謂日本文化》(一)，《日本文化史研究》，北京: 商務印書館，1997年，7、10頁。
[67]小川環樹 《內藤湖南の學問とその生涯》，收於小川環樹責任編集《內藤湖南》，東京: 中央公論社，1971年，37頁。
[68]內藤湖南《日本上古の狀態》，《內藤湖南全集》第9卷，23頁；儲元熹、卞鐵堅譯《日本上古的狀態》,《日本文化史研究》，15頁。
[69]內藤湖南《日本文化とは何ぞや》(其の二)，《內藤湖南全集》第9卷，19頁；儲元熹、卞鐵堅譯《何謂日本文化》(二),《日本文化史研究》，11頁。參看內藤湖南《唐代の文化と天平文化》，《內藤湖南全集》第9卷，179-181頁；儲元熹、卞鐵堅譯《唐代文化和天平文化》，《日本文化史研究》，61-62頁。
[70]內藤湖南《中國上古史》緒言，《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9頁；夏應元譯，內藤湖南《中國史通論》上冊，3 頁。關於內藤的文化史觀及其文化的內涵有廣義、狹義的不同，參看夏應元《內藤湖南的中國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1981年第2期，3頁；J. A. Fogel，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 )，序言，p.xxii , p.285, n.8。
[71]內藤湖南《中國上古史》緒言，《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10頁；夏應元譯，內藤湖南《中國史通論》上冊，4 頁。
[72]內藤湖南《所謂日本の天職》(明治二七年/1894稿)，載《燕山楚水》，《內藤湖南全集》第2卷，133頁。
[73]《哭文芸閣》最先發表於1904年10月7日的《大阪朝日新聞》，再刊於《書論》第13號，1978年秋季號，《內藤湖南全集補遺》，154頁。內藤湖南與文廷式交往的記載，散見於《燕山楚水》，《內藤湖南全集》第2卷；內藤致文廷式的書信見於《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參看神田喜一郎《內藤湖南先生と文廷式》,《圖書》第360號，1979年，32-37頁；劉方撰，高田時雄譯《文廷式と日本》，《月刊しにか》第2卷第13號，大修館，1991年，83-87頁。
[74]錢婉約博士已將他來中國的時間、經由城市和活動情況列為表格，見錢婉約《內藤湖南的中國行——“內藤湖南與中國”初論》，馮天瑜主編《人文論叢》1998年卷，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此文中作來華九次；錢婉約《內藤湖南研究》69-71頁作來華十次，內藤1934年抱病出席偽滿洲國的日滿文化協會成立大會，是他第十次，也是最後一次訪華之行。
[75]旅歐(1924年7月－1925年2月) 行程見內藤氏《航歐日記》，收於《內藤湖南全集》第6卷，474-506頁；參看礪波護《內藤湖南の歐洲紀行》，《湖南》第22號，2003年。
[76]貝塚茂樹《內藤史學の本質》，《內藤湖南全集》第7卷附錄《月報》5，3頁。
[77]在日本大正時期 (1912-1925)，持中日“並非他人”的同胞論的山路愛山，民本主義者吉野造作，國家主義者北一輝(1883-1937)、矢野仁一相繼刊出各自的支那論。參看山田伸吾《內藤湖南と辛亥革命——もう一つの“近代”》，《內藤湖南の世界》，138-141頁；關於內藤和山路愛山的意見分歧，見增井經夫《內藤湖南と山路愛山》，刊於竹內好、橋川文三合編《近代日本中國》，東京: 朝日新聞社，1974年。
[78]內藤湖南著、錢婉約譯《清朝衰亡論》，內藤湖南著、夏應元選編並監譯《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下冊，721頁。
[79]參看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青木書店，1976年，涉及學者與現實政治的關係的事例，全書隨處可見；寺地遵《日本における宋代史研究の基?#123;》第6節，中國史學會編集《中國史學》第1號，1991年，202-208頁。
[80]周一良《日本內藤湖南先生在中國史學上之貢獻》,《史學年報》第2卷第1期，1934年，15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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