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岳飞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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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政权虽然暂时安定了下来，但外有金兵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再次南下，内有各地溃兵败将组成的游寇集团和农民的反抗武装，极大中兴四将图地威胁着宋廷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高宗不得不抛开压制武将的祖宗家法，着意笼络重用武将。当时最有名的将领就是南渡后的“中兴四将”。其中，刘光世出身将门，其父官拜节度使，他本人早年曾随父镇压方腊起义；张俊和韩世忠都是行伍出身，靖康年间就追随赵构，在平定苗刘兵变中又都立有大功；而岳飞则是资历最浅的一位，但是在短短几年间，他的战功和威名就已超越其他诸将，绍兴四年八月，在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宋廷授他为清远军节度使，地位与刘光世、张俊、韩世忠不相上下。

  高宗是在向金人求和而不得的形势下才重用武将的，其目的只是自卫，并没有北伐恢复的打算。岳飞收复的失地，实际是从金人建立的傀儡政权伪齐手中夺取的。岳飞出兵前，高宗明白他与其他将领只守不攻的作风不同，特地下手诏，告诫他只需收复伪齐所夺之地，千万不可领兵北上，触犯金人，否则就算立下战功，也定要严惩。这一纸诏书，牢牢地束缚了岳飞的手脚，加上岳家军只有不到三万人的兵力，也无力进行北伐，因此岳飞只好在收复襄汉后，率主力退守鄂州。
面对金人的进攻，高宗始终不愿放弃投降求和。尽管绍兴四年以后，岳飞、韩世忠等率军先后击败了金和伪齐的两次南侵，但高宗并不想利用这绝好时机进行北伐，宋军的战果只是为他与金朝议和提供了讨价还价的砝码。就在各地抗金斗争接连取得胜利的时候，高宗派出求和的使臣络绎不绝。绍兴七年年底，宋使王伦从金朝带来了议和条件，金朝要求南宋称臣、交纳岁币，作为交换，金朝答应废黜伪齐，归还徽宗帝后棺木和高宗生母韦氏，归还河南地。高宗得到这个消息，欣喜异常，屈膝求和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再派王伦使金，与金朝商量具体的和谈事宜。

  高宗议和的决定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其中几位手握重兵的大将的意见，对于和议能否顺利签定至关重要。绍兴八年八月，高宗召韩世忠、张俊与岳飞入朝，希望说服他们至少不反对和议。张俊向来害怕金兵，在历次对金作战中都极力避免与金兵交锋，其为人又善于逢迎，所以马上表态支持议和。而韩世忠与岳飞则坚决反对，岳飞更是对高宗明确表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善，恐贻后世讥议。”这番义正词严的话不禁使高宗对岳飞心生嫌忌。

  其实，在此之前，岳飞已经在两件大事上冒犯了高宗。这位抗金最坚决的大将个性耿直，在战场上有勇有谋，而在政治斗争中却显得缺少心计，太不善于保护自己。

  绍兴七年三月，宋廷解除了“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的兵权，高宗本来答应将刘光世率领的淮西军队拨给岳飞指挥，岳飞信以为真，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兵力大增，兴奋之余，立即提出要带兵10万，出师北伐，这正犯了高宗的大忌。高宗临时变卦，拒绝将淮西军队交给岳飞。对高宗的出尔反尔，岳飞十分愤慨，一怒之下，他竟然离开本军驻地鄂州，以为母守孝为名上了庐山。在高宗看来，这种行为分明是要挟君主，但当时金兵的威胁尚在，解除岳飞兵权的时机并不成熟，因此高宗不得不再三下诏，对岳飞好言抚慰，敦促其下山。六月，岳飞返朝，向高宗请罪，高宗表示对其宽恕的同时，引用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的话以示警告，言语之中已经暗藏杀机。
  第二件事发生在同年八月。返朝不久的岳飞好心建议高宗早立太子。高宗的独子赵旉8年前夭亡，他又在扬州溃退时受了惊吓，失去了生育能力，但高宗时年才30岁，内心仍抱有生育的希望，此时立太子，在他看来无疑是向天下暴露其难言之隐。宋朝的祖宗家法也规定武将不得干预朝政。所以，岳飞的建议一下又触犯了两大忌讳，更加深了高宗对他的忌恨。

  这两件事以及在抗金恢复上毫不妥协的立场，为岳飞日后的命运埋下了祸根。绍兴八年，高宗与金朝的媾和活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文武百官的反对之声日益高涨，只有秦桧极力支持高宗议和。十一月，金朝“诏谕江南使”张通古与宋使王伦南来。金使的称号中将“宋国”称为“江南”，敌对两国互通信息，应称“国信”，金朝却称“诏谕”，显而易见，这是金人故意羞辱南宋。金人接下来的要求更令南宋臣民难以接受，金使居然要高宗跪拜受诏，奉表称臣。为了苟安偷生，高宗对此并不介意，他冠冕堂皇地表示：“只要百姓能免于刀兵之苦，朕可以牺牲自己的体面来换取和议。”然而，岳飞手迹天子有此“美意”，臣民们却不愿“领情”，朝廷内外群情激愤，抗议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声势和规模，临安市民甚至在街上贴出醒目的榜文：“秦相公(秦桧)是细作(奸细)！”矛头虽然是指向秦桧，实际上表达出对高宗的强烈不满。尽管高宗恼羞成怒，将反对激烈的大臣一一贬谪，但面对舆论的强大压力，他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十二月，高宗以为徽宗守孝为借口，由秦桧等宰执大臣代他向金使行跪拜礼，接受了金朝的国书。
   高宗以为和议之事已成，从此就可以安享太平，便大赦天下，给文武大臣加官晋爵。岳飞在接到升官诏书后，当即上书表示拒绝，提醒高宗不可相信金人，并重申自己率师北伐的宏图大愿。高宗和秦桧此时对岳飞切齿痛恨，除掉岳飞的阴谋已经在酝酿之中了。

  果然不出岳飞所料，绍兴十年五月，金人撕毁和议，再次南侵，岳飞率军又奔赴抗金前线。随着金兵在川陕、两淮等地的进攻相继受挫，宋军进入战略反攻，岳飞进军中原。他命原抗金义军首领梁兴等渡过黄河，联络河北义军，结成“忠义巡社”，攻取河东、河北州县，以实现他确立的“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同时亲自领兵长驱直入，进驻郾城。七月，金将兀术集结大军，从开封直扑郾城，岳家军以寡敌众，大败金兵。接着，兀术又转攻颍昌，岳飞对此早有防范，事先已命长子岳云前往支援，兀术在颍昌再遭岳家军的沉重打击。岳家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了距离开封只有45里的朱仙镇。北方义军也纷纷响应，收复了黄河南北的部分州县。金兵不得不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慨叹，并打算放弃开封，渡过黄河北逃。

  岳家军的接连胜利当然不利于高宗和秦桧与金朝重开和议，他们连下12道金字牌，催促岳飞立即班师。此时，数万岳家军由于收复失地很多，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而且，其他各路军队也已接到撤军的命令，张俊、韩世忠、刘锜等部陆续班师，岳飞要想在没有后方支援、缺乏友军配合的情况下，孤军深入，收复故土，实是难上加难。在形势和君命的逼迫下，岳飞违心地拒绝了两河百姓要他继续北伐的恳求，奉诏班师。退兵之日，他不禁深深痛惜自己的“十年之力，废于一旦”！这次最有希望的北伐就这样被高宗和秦桧葬送了。
绍兴十一年正月，兀术统领近10万大军卷土重来，直攻淮西。高宗命驻守鄂州的岳飞率军增援淮西，但岳飞援军尚未赶到战场，杨存中与刘锜、王德等已在柘皋大败金兵。张俊准备独吞战功，便打发岳飞等回军，不料兀术命孔彦舟回师攻陷亳州，并重创前来救援的杨存中和王德军，当岳飞率领的援军赶到时，金兵已安然渡淮北上。

  岳飞两次赴援淮西，行动似乎都慢了一些，他向以用兵神速著称，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反常。究其原因，第一次据说是当时岳飞正患感冒，第二次则是军队乏粮，其中是否夹杂着对高宗阻挠他北伐的不满情绪，就不得而知了。但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这件事还是成了后来秦桧陷害他的口实。

   淮西之战后，高宗加紧了削夺武将兵权的活动。由于南宋建立以来，他不得不倚重武将外抗金兵，内平游寇，结果造成武将势力崛起，对皇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绍兴十一年四月，高宗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召到临安，任命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名为升官，实际是夺去了三大将的兵权，三将所辖军队从此直接听命于皇帝。

  接着，高宗和秦桧将迫害的矛头直指岳飞。七月，秦桧死党万俟卨(mòqíxiè)秉承上意，上章弹劾岳飞，他抓住岳飞曾经擅离职守、私上庐山以及没有及时应援淮西等事，大做文章，并把张俊撤除淮东防务的事情栽赃到岳飞头上。岳飞意识到自己处境险恶，上书辞职，恳求高宗“保全于始终”，能放过自己，但高宗对岳飞的厌恶由来已久，根本不打算手下留情。

仅凭上面的几条“罪状”，尚不足以置岳飞于死地，秦桧又指使张俊胁迫岳飞部下王贵、王俊，诬告岳飞爱将张宪密谋要挟朝廷还兵给岳飞，串通谋反。张宪被押送大理寺审讯，严刑逼供之下，张宪仍然不肯屈招。好不容易等来了除掉岳飞的机会，高宗怎能因证据不足就轻易放过？他决定让大理寺审理岳飞一案。十月，岳飞、岳云父子被投入大理寺狱中，御史中丞何铸与大理卿周三畏奉诏审讯。何铸反复讯问，实在得不到任何岳飞谋反的证据，在审讯时，又看到岳飞背部刺的“尽忠报国”四字，深知岳飞的忠心与清白，便向秦桧力辩其冤。秦桧抬出高宗来，明确告诉他：“此上意也。”也就是高宗要置岳飞于死地。何铸愤然道：“我岂是为区区一个岳飞的性命，强敌未灭，无缘无故诛杀一员大将，势必失去军心，决非社稷长久之计！”何铸既然对岳飞下不了毒手，秦桧便奏请高宗，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锻铸冤狱。岳飞身受酷刑折磨，知道自己根本没有申辩的机会，他在狱中悲愤地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向高宗和秦桧发出了最后的抗议。

  听说岳飞以谋反罪入狱，已经辞官在家、明哲保身的韩世忠再也无法坐视不理，他当面责问秦桧，岳飞谋反的证据究竟何在，秦桧答道：“其事体莫须有。”意思是这件事情大概有吧。韩世忠气愤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但是，高宗和秦桧杀害岳飞的心意已决。在高宗看来，除去岳飞，既可以使和谈顺利进行，又能震慑其他武将，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真是一举两得。因此，他不惜违背“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于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二十九日，亲自下旨，以毒酒赐死岳飞，张宪、岳云斩首。

  岳飞自20岁从军，到39岁被害，一生戎马倥偬，战斗在抗金的最前线，时时不忘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他领导的岳家军纪律严明，骁勇善战，沉重打击了南侵的金兵。有人曾问岳飞，天下何时才能太平，他答道：“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的确，像岳飞这样既不蓄姬妾又不营私财的正派官员，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岳飞越是廉洁正直，高宗和秦桧对他就越是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一代抗金名将最终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于自己所保卫的朝廷之手，不禁令后世之人对他更生无尽的痛惜和由衷的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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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决定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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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凶：与秦桧议和无关 岳飞的性格缺陷导致他被杀
来源：百家讲坛
数百年来，岳飞的死都被牢牢地拴系在“主战派”“投降派”的标杆上面，无疑等同于挥动着道德的大旗，肆无忌惮地将历史从多元的立体，强奸成了苍白的平面。太多人热衷追究所谓“杀害岳飞真凶”，却始终来来回回在高宗与秦桧之间做道德鞭挞，属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岳飞之死：南宋王朝的畸形成人礼

谌旭彬

绍兴十一年年末，一代名将岳飞在临安府的大理寺监狱里面被拉肋而死。从此，中国知名的亭台楼阁中，又多了一个风波亭。与意境空阔的黄鹤楼或凝重贞静的岳阳楼相比，这座位于临安国家最高监狱内的小亭子，从它声名鹊起的那一刻开始，就沾染上了永远也难以洗刷的戾气。这似乎也注定了它无法以实物方式永远留存，许多年过去了，它虽始终保持着一种坚硬的存在感，但却只限于言语或者文字中。

绍兴十二年，年轻的南宋王朝完成了它的成人礼。

但这一年，世间已无岳少保。

一

岳家军空旷的校场里。

一位脸上满布恐惧的中年人的双手被人牢牢地摁在背后的墙柱上，半点儿也动弹不得。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身长七尺的彪形大汉，他手里拿着一把牛耳状的利刃―那是一把随身佩刀。

大汉的眼睛里充满怒火，把瑟瑟发抖的中年人从头到脚扫视了一遍，接着一把扯开他胸前的衣服，将手中的利刃徐徐地推入中年人的胸膛，慢慢地剖开一条裂缝。然后，大汉把手伸进那正冒着热气的胸腔里，左右捣腾，拽出了一颗尚在跳动的、血淋淋的心脏。最后，大汉蹲下来，把心脏放在地上，用牛耳尖刀一刀一刀地割，直到割成碎末为止。

这段血腥的场景出自宋代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那位惨遭剖心的中年人姓姚，名字已经不可考，史书只是简单地称之为“姚某”。而那位操刀剖心的大汉，则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岳飞。

姚某，是岳飞的亲舅父。

事情源于有百姓到岳飞处状告他的舅父姚某，但事情可能并不大，所以岳飞只是让自己的母亲将舅父责备了一番。不久后的一天，岳飞与舅父一起骑马出行，舅父突然催马超越岳飞，然后回头射了他一箭，却只射中了马鞍。岳飞挺枪驱马赶上去，把舅父擒住，随后就有了上面血腥的一幕。

当岳太夫人赶到的时候，姚某胸腔里的温度已经散失殆尽。

岳太夫人浑身发抖，责问岳飞：“何遽若此！”

岳飞回答道：“若一箭或上或下，则飞死矣……今日不杀舅，他日必为舅所害。”

二

又过了许多年。

在临安府的国家最高监狱里，蒙冤的岳飞已经绝食多日。狱卒路人甲颇有些同情心，偶尔会和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聊几句家常。

一个冬日，一个狱卒突然长叹了一口气，对岳飞说：“我平生一直认为你是个忠臣，所以恭谨服侍，不敢稍有怠慢。如今看来，却是个逆臣。”

岳飞瞠目，问：“为什么？”
狱卒回答说：“君臣不可互相猜疑，否则容易出乱子。君主一旦怀疑臣子，就会把臣子诛杀；臣子一旦怀疑君主，就会背叛。如果臣子被君主怀疑，却没有背叛，最终仍难免继续被君主怀疑而诛杀；如果君主怀疑臣子，却没有诛杀他，臣子也难免继续怀疑君主对自己的信任，而最终选择背叛。如今皇上怀疑你了，所以把你送进监狱里，你怎么可能还会有出去的道理！死是肯定的了。若你不死，出狱后君臣继续彼此猜疑，怎么会不反！既然最终会反，你自然就是逆臣。”

这段对话同样出自《三朝北盟会编》。狱卒的话貌似很有哲理，其实只说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皇帝已经把你岳飞下了大狱，也就意味着你们的君臣关系已经彻底破裂了，皇帝不会再让你出去，所以，死，是必然之事。如果换成“岳式语录”的句式，这段话可以总结为：“（在皇上看来）今日不杀岳飞，他日必为岳飞所杀。”

狱卒对岳飞说的话，和当日岳飞对母亲说的话，何其相似，犹如谶言。

当然，这不是谶言，而是命运的伏笔。

三

任何人，在达到一个道德高度之后，个人形象总难免从立体退化到平面，从错综复杂的多维退化到高、大、全的单维。岳飞也是如此。忠君爱国、民族英雄等宏大的表述，掩盖了他性格中的许多缺陷，譬如极不宽恕。

对舅父的残忍，只是岳飞缺乏宽恕的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岳飞的第一任妻子刘氏，同样也遭遇到了岳飞的不宽恕。

刘氏在战乱中与岳飞失散，为生计不得不两次改嫁。岳飞功成名就之后，韩世忠在自己军中偶然发现了刘氏，只不过此时她已嫁给了一个小吏为妻。

韩世忠写信给岳飞，让他“差人来取”刘氏，岳飞没有回音。韩世忠无奈，将此事上报给高宗，岳飞这才不得不上奏解释：“臣我当日履冰渡河，留下刘氏侍奉老母，没成想她竟两次改嫁，臣我切骨恨之。现已差人送钱五百贯，以助其不足。”

《建炎系年要录》中的记载与岳飞的申辩略有差异：“其妻刘氏与飞母留居相州，及飞母渡河，而刘改适。”刘氏并没有主动抛弃岳太夫人，而是在岳太夫人渡黄河南下之后，在战乱中因为无依无靠才改嫁。“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刘氏只不过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走投无路的乱离人中的一个罢了。

岳飞的人格魅力一直被神化，其实真实的岳飞毛病很多，譬如嗜酒、喜欢鞭挞同僚等。

绍兴元年（1131年），赵秉渊在洪州任职，恰好岳飞当时也驻扎在洪州。有一次岳飞喝得酩酊大醉，不知何故竟将赵秉渊打了个半死。绍兴三年，当朝廷准备把赵秉渊调拨给岳飞时，赵秉渊激动地表示宁死也不做岳飞的下属，最后利用关系，改调到了旧交刘光世的麾下。岳飞嗜酒辱人的影响很恶劣，最后竟传到了高宗的耳朵里，高宗只好下了一道谕旨，告诫他不许再酗酒。

追究岳飞的真实性格，是解读岳飞命运最重要的两把钥匙之一，另一把钥匙则是南宋王朝那场必然到来的成人礼。当这两把钥匙合在一起，也就等于开启了通往绍兴十一年那个冬天的风波亭的大门。

四

每个皇权国家的成人礼，通常都需要达成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军队的国家化，也就是将主要军事力量置于中央政府的统辖之下；另一个是财政的国家化，中央政府必须能够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

北宋的主力部队―禁军，早已在开封城下化为乌有；江南地区的财政也无从指望，宋高宗赏赐大臣时，竟然连一匹完整的马都拿不出来，最后只好折算成钱，赏赐“半匹”。所以，当南宋王朝在北宋王朝的土崩瓦解中仓皇诞生时，这两个条件它都难以具备。因此，从宋高宗的第一任宰相李纲开始，努力完成这个成人礼就一直是执政者最大的政治任务。




在军队国家化这个问题上，李纲的政策是恢复唐代的藩镇体制。他建议在宋、金前线的太原、真定、中山等地设立一些允许世袭的军事藩镇，给予藩镇将帅们自主收取租赋的特权，让他们彼此协助，共同抵御金人的进攻。

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当时宋高宗手里连一支像样的军队都没有，更没有财政收入能够支持他组建军队。所以，李纲只能寄希望于将民间的抗金武装以及流落在外成为盗匪的残余北宋部队收编起来组成国家的基本军事力量；选择恢复藩镇体制也是无奈之举，朝廷没有钱可以支持军饷，只好任由军阀们成立藩镇，自给自足。

可惜，李纲的建议与高宗发生了理念上的巨大冲突。高宗始终坚持恢复北宋的禁军体制，要求主要军事力量必须直接控制在皇帝手里，绝对不能容许藩镇的出现。所以，这个政策流产了，李纲本人也被逐出了朝廷。

无名小辈岳飞，在这期间第一次上书给皇帝，对朝政大肆批评。他洋洋洒洒地写了一份《上皇帝书》，但奏章的主旨一团乱麻，对朝廷的政治风向也是两眼一抹黑，虽极力想要说服高宗以武力恢复故土，但却连谁是政敌，谁是同盟也分不清，他竟指着当时南宋政权内最大牌的主战派李纲好一顿痛骂。

稍后于岳飞的著名史学家李心传对《上皇帝书》评论说：“不知所论何事。”然而，史学家们很轻易地原谅了岳飞，说他“作为一个偏?，不了解朝廷争议内幕”（王曾瑜《岳飞新传》）。虽然这种开脱并没有错，但也不见得客观。一个小小的偏将，对朝政一知半解，却敢于写好几千字、不知所言何物的《上皇帝书》，勇气固然可嘉，但这样浮躁、轻脱的性格，却绝非个人之福。

五

接替李纲，继续促成这场成人礼的，是黄潜善和汪伯彦这两个日后遭人唾骂的“奸臣”。

黄、汪二人采取的措施与李纲完全不同。他们和宋高宗一样对藩镇体制有着深深的恐惧，所以极力主张建立直属于皇帝的中央军。他们决定解散那些抗金的民间军队，也不再招降盗贼，而是从这些民间军队和盗贼军团当中挑选出优秀的士兵，来组建由皇帝直接指挥的中央军，即所谓的“御营军”（在御营军之前，南宋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有两支：一支是常年在西北抗金的陕西军，后演变成四川军团；另一支是老将宗泽统帅的开封军团）。

结果御营军没有组建成功，其编制经过频繁变动，到建炎三年（1129年）终于彻底分裂为三股力量：一是刘光世的御营副使军，二是韩世忠的御前左军，三是张俊的御前右军。这三股力量脱离出去之后，御营军虽然继续存在，但基本上已名存实亡。

刘光世、韩世忠和张俊所统领的这三支军队，后来都发展成了南宋的主力军团，三人也和岳飞一起被视作南宋的“中兴四将”。值得注意的是，在张、韩、刘、岳这四支军团中，唯有岳家军不是从宋高宗的御营军中演变而来的。岳飞军团的前身，是宗泽开封军团瓦解后的残余小部队。这种独树一帜的出身，与岳飞日后的命运也难免有些关系。

在岳飞部队独立成军的过程中，也不难见到其性格中的那些不和谐因子。

建炎元年，岳飞隶属于著名的“八字军”领袖王彦。王彦受命率所部七千人渡黄河北进，岳飞部也在其中。渡河之后，王彦军迅速攻占了新乡城，金军误以为是宋军主力来犯，遂调集重兵围截王彦军，王彦不得不退守共城。在共城，岳飞与主帅王彦在作战方针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岳飞一气之下竟脱离主帅，独自率军离去。






《三朝北盟会编》如此记载：“及飞为镇抚使，恃法严肃，尤不可犯，而（傅）庆不改其常。飞待之异，庆颇觉之，不喜。”岳飞对傅庆的态度发生了不友好的改变，傅庆为此很不高兴。恰逢刘光世派部将王德前往高邮抵挡金军，岳飞也派了傅庆前去支援。傅庆以前曾是刘光世的部下，便在军前对王德表示自己有再回到刘光世麾下的愿望。岳飞的心腹张宪探听到这个事情，密告给了岳飞，岳飞则叮嘱他不要漏言。

随后，岳飞开始部署处理傅庆的计划。他召集了麾下所有的统制官，让他们比试弓箭的射程。傅庆连射三箭，全超出了170步，其他统制官都不过150步而已。在赏赐的时候，岳飞却故意把战袍、金带赏赐给了自己的另一心腹王贵。

《三朝北盟会编》中详细记载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傅庆抗议：“当赏有功者！”

岳飞问道：“有功者为谁？”

傅庆回答：“傅庆在清水亭有功，当赏傅庆！”

岳飞大怒，“叱庆下阶，取战袍焚之，褪毁其金带”，并向众人宣布：“不斩傅庆，何以示众！”

傅庆的死是一桩冤案。当年岳飞擅自脱离王彦，按军法当斩，最后宗泽怜惜他是一员将才，留而不杀；傅庆不过发了一番想离岳飞而去的牢骚，并没有真的擅自脱离编制，岳飞却容不下这位立下诸多汗马功劳的猛将，一定要设计将其杀掉。岳飞的狭隘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岳飞杀傅庆最重要的原因，其实缘于当时南宋各军团之间强烈的排外情绪。韩世忠的“韩家军”、张俊的“张家军”、刘光世的“刘家军”、岳飞的“岳家军”之间，用当时宰相赵鼎的话来说，是“相视如仇雠，相防如盗贼”，军队私人化的程度相当严重。傅庆的跳槽言论，理所当然不为岳飞原谅。

凡事对比之后才能看得更加清晰。绍兴四年十一月，岳飞的幕僚刘康年假冒岳飞的名义，向朝廷请求对其家人加恩赏赐，后来岳母受封为“国夫人”。事后，岳飞极力向朝廷辨明此事，并力求朝廷收回成命。但为了安抚岳飞，朝廷还是决定另外加封岳母为“福国太夫人”，而且由高宗御笔书写这五个字，并亲自颁赐。

幕僚冒充主帅与傅庆那番并未兑现的牢骚，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岳飞对刘康年的处分，是抽了他500鞭子，尽管也很重，但比起将傅庆直接杀掉就轻很多了。

类似的事件并不是特例。绍兴元年十二月，岳飞的外甥女婿高泽民同样假冒岳飞的名义向枢密院投状，要求获得都统制或者总管一类的任命。朝廷答应了他的要求，升迁岳飞为都统制。

这两件事情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岳飞事后再次向朝廷辨明了真相，要求朝廷收回成命，并严惩高泽民。高宗则回复说，“岳飞勇于战斗，驭众有方”，这次任命完全“出自朕意”，让岳飞不要胡思乱想，好好工作。并且下令，要为岳飞铸造一款特别的官印。

若严格按照军法，刘康年和高泽民的举动都应该处斩。岳飞不斩他们，却设计斩掉了傅庆，其中那种自己人和非自己人区别对待的况味，很值得咀嚼。

八

家军体制的形成，不是岳飞个人的罪过，甚至连罪过都算不上―虽然朝廷一直对此很不高兴。

在朝廷无力供养、更无力制约军队的时候，若想让一支军队具备凝聚力和战斗力，家军体制自然是不错的选择。南宋初年所有重量级的军队，以淮东楚州为大本营的韩世忠军，以池州和庐州为大本营的刘光世军，以建康府为大本营的张俊军，以鄂州为大本营的岳飞军，以及远在四川的吴?军，最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组建家军，个中原因，有着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烙印。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岳飞对傅庆的极端惩罚，似乎也可以谅解。毕竟，在中央政府有名无实的形势下，维持家军体制的稳定性与维持部队的战斗力，基本上是一个同义词。

从遍地狼烟到经过一连串的洗牌后只剩下主要的五大家军，南宋的军事力量迈上了一个大大的台阶。五大家军正式成型之后，对金的防御可以说已绰绰有余，但弊端也很严重。家军之间严格划分界限，彼此猜忌，联合作战时常常互拖后腿，正所谓“相视如仇雠，相防如盗贼”；而以朝廷之力，也无法自由地指挥五大家军。

绍兴六年，宋军与金军支持下的伪齐军队在淮南会战。主战派宰相张浚的作战计划是让张家军、刘家军和御营杨沂中军三军联合出击，但刘光世却以没有粮草为借口，拒不合作。张浚从大局着想，以最快的速度给他送去了粮草。可是，当杨沂中的军队抵达指定位置时，刘光世却早就从前线撤了下来，而且还准备向南渡过长江。所谓三军联合作战，自然也完全成了空谈。

岳飞同样也被当时的主流舆论认为不愿意与朝廷合作。《三朝北盟会编》中载，绍兴六、七年间，张浚曾打算征讨伪齐，因此与四大将―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在龟山举行最高军事会议。其间，家军大将们的态度各不相同，刘光世主张防守，韩世忠则极力建议进兵，资格最老的张俊态度模棱两可，对张浚说：“都督你说要打，咱就打；你说要守，那咱就守。”

张浚最后求助于家军当中兵力最强盛的岳飞。结果，“惟岳飞独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岳飞的态度让张浚非常意外。所以，张浚对岳飞的看法大变，认为他是在“养寇自重”。岳飞是不是真的养寇自重先弃而不论，但至少他的态度已经引发了南宋朝廷对他的极大猜忌。

这次会议的最终结果是，除了韩世忠之外，没有一支家军愿意与南宋中央政府的代表张浚合作。而韩世忠之所以愿意合作，恐怕也和张浚一直以来都希望把韩家军打造成北伐的绝对主力有关。

九

龟山的最高军事会议，可看作是南宋政府对家军集团态度的分水岭。

绍兴七年二月，南宋朝廷在考虑良久之后，终于决定对家军采取措施。宋高宗和宰相张浚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罢免刘光世的兵权，解体刘家军。

在“中兴四大将”中，刘光世是真正的战争厌恶者。这位将门之子的全部精力，早已转移到了房宇田产和珍宝古玩上面，高宗赏赐的古玩，他可以从早晨开始，把玩到四更天。出现战事，他也从不亲临前线，只派遣偏将前往。所以，解除刘光世的兵权，很轻易就获得了朝廷上下的一致同意。

问题是：谁来接管刘光世这支军队？

在这个问题上宋高宗和张浚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一个月前，金国派来使者，向南宋通报了宋徽宗的死讯。父亲的去世极大地刺激了宋高宗，恰好此时，他又一次召见了岳飞。岳飞希望高宗能够给自己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军队，去直捣黄龙府。沉浸在丧父之痛中的高宗，立即将岳飞升职为太尉、宣抚使兼营田大使。从此，岳飞的官爵正式与韩、张、刘三大将平行。

三月，宋高宗移驾建康府。韩世忠此时正率自己的贴身亲兵在建康护驾，但高宗却撇开他，在寝宫里再次单独召见了岳飞。

在这次交心中，高宗给了岳飞一个天大的许诺：“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金佗续编》）“节制”的意思是暂时指挥或间接指挥。也就是说，高宗不但把刘光世的5万多部队交给了岳飞，还把川陕的6万多吴家军以及其他一些小军团，总计约17万之多的军队一并交给了岳飞指挥。再加上10多万岳家军，归入岳飞指挥的部队总计达到了近30万，而不受岳飞指挥的韩家军和张家军加起来也不过10万左右。






他告诉张浚，他不同意让吕祉和王德去接收刘家军。因为王德和其他刘家军将领素来不和，别人不会服从他；而吕祉只会纸上谈兵。他们去接收，一定会出乱子，所以，“必择诸大将之可任者付之，然后可定”。

接下来的谈话越来越僵。

张浚问：“那么张宣抚（张俊）如何？”

岳飞说：“张宣抚是老将，也是我的老领导，但为人暴而寡谋，不能让刘家军的将领们信服，恐怕不行。”

张浚再问：“杨沂中应该可以吧？”

岳飞说：“杨沂中与王德是一个档次的，怎么统帅得了一支大军！”

因为上一次的军事会议，张浚对岳飞本来就没多少好感。话谈到这里，他的火气也上来了，怒道：“我就知道，除了太尉你，其他人都不行！”

岳飞也不示弱，愤然回击道：“都督既然询问我，我就不敢不说实话、尽愚忠。我岂是为了得到淮西的军队！”

事情正朝着宋高宗最担心的方向发展。

在岳飞的一生里，很容易看到许多彼此呼应的事情，如他诛杀舅父时的那句“今日不杀舅，他日必为舅所害”，和日后临安监狱里狱卒的那句“少保若不死，出狱，则复疑于君，安得不反！”

许多年以前，无名小辈岳飞因不赞同大名鼎鼎的“八字军”领袖王彦的战术方针，而置军法于不顾，怒而脱离部队，以至于王彦终生不愿再和他共事。

许多年以后，声威赫赫的岳太尉再次将类似的冲动复制了一遍。从张浚的都督府出来，他立即给高宗写了一封辞官的奏折，没等高宗批准就冒着“擅离职守者斩”的风险，连驻地都没回，就跑到江州庐山的东林寺，为老母“持余服”，扫墓守孝去了。

冲突继续升级。张浚得知岳飞根本没回驻地，怒不可遏，接二连三地上奏宋高宗，说“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简直是赤裸裸地要挟朝廷，建议朝廷干脆将岳飞的兵权也一起收掉。高宗也很懊恼，屡次对着大臣严厉指责岳飞骄横跋扈。

尽管高宗最终仍然不得不派人去敦促岳飞复出，但他心里那扇一度对岳飞敞开到了极限的大门，却从此悄无声息地完全关上了。当岳飞终于被劝下庐山，前往建康府请罪时，高宗说了一番似软实硬的话：“卿家前些日子的奏折很轻率，但朕并不恼怒。若是恼怒了，怎么会没有谴责卿家呢？太祖皇帝说过，谁犯了我的法度，我用来招呼他的就唯有刀剑。如今让卿家继续执掌军队，寄托恢复的重任，可见朕确实没有怪罪卿家的意思。”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君臣彼此都把这层隔膜深深地埋在心里，彼此都不再折腾，也许最后的结局还不会那么坏。可是，岳飞性格中的狭隘像一条毒蛇般纠缠着他的命运。回到鄂州后，他马上又给高宗上了一道折子，仍旧不依不饶地在折子里说什么“陛下比者寝?之命，圣断已坚；咸谓恢复之功，指日可冀。何至今日，尚未决策北向……”所谓的“寝?之命”，就是他们君臣当日在寝宫里的那番赏识与承诺。

岳飞不断地提醒着高宗曾有过的那个“寝?之命”，其实就等同于在不断地提醒高宗，他从未释怀这件事情，也将自己脖子上命运的吊索越拉越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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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一段网上评论，供参考：http://www.mitbbs.cn/article_t/History/31247495.html

观点似乎合理，但是也不用为了给秦桧翻案就把岳飞写的如此不堪吧。
批判岳飞缺点的地方好像早就有人批过了，都是断章取义的结果。
另外杀傅庆一段自己好像没编好，留了个马脚。

文中说：

随后，岳飞开始部署处理傅庆的计划。他召集了麾下所有的统制官，让他们比试弓箭的
射程。傅庆连射三箭，全超出了170步，其他统制官都不过150步而已。在赏赐的时候，
岳飞却故意把战袍、金带赏赐给了自己的另一心腹王贵。

《三朝北盟会编》中详细记载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傅庆抗议：“当赏有功者！”

岳飞问道：“有功者为谁？”

傅庆回答：“傅庆在清水亭有功，当赏傅庆！”


如果傅庆真的比射箭赢了，他就不会东拉西扯地抗议说：“当赏有功者”。
你考试分数要真的比榜上的第一还高，你也不会抗议说应该按照平时成绩来评奖。
不合逻辑嘛！
傅庆这么抗议只证明当时射箭他确实不是第一，而且在拿着以前的功劳无理取闹。
岳飞杀傅庆也许确实值得商榷，但是为了抹黑岳飞就随意胡编，这个就不是过分的问题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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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和议后的秦桧行为小评 (转自秦桧吧）
1 （原创）绍兴和议后的秦桧行为小评  
　 绍兴和议后的秦桧行为小评  

本来，我并没有打算写这文。然而，近年来看了许多为秦桧翻案文章，说秦桧议和，有利于南宋百姓，甚至说什么“秦桧能够使残破的宋朝有机会修养生息，使宋朝的人民体验和平、富足的生活上百年”！  

然而，这些结论，在史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所谓百年和平，是完全不存在的，绍兴八年，宋金签定和约，绍兴十年，宗弼单方面撕毁条约，进攻河南陕西；绍兴十一年（1141年），绍兴和约签定；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撕毁条约，进攻南宋，请问这所谓的"百年和平环境"从何而来？  

此外我们需要明白一点，赵构和秦桧制止北伐，并不是留骂名后世的主因。当然，这点本身自然是应该谴责的，但他们最值得谴责的是：制止北伐之后，并没有内修朝政，外建武备，只盼依靠割地岁币来乞活。这个才是最大的谴责之处。  

也就是说，如果说赵构和秦桧是出于双方实力上考虑，而制止岳飞北伐，那么，接下来的事情，难道他们不是应该如勾践或者李世民一般，训军爱民，励精图治，提高自身实力吗？然而，很遗憾，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古今中外，无数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和平并不需要条约保障，而需要实力保证。金真有实力灭亡南宋，再多条约也没有用。南宋要立足江南，也根本不需要条约，不要忘记南北朝时期，南朝什么时候向北国签和约啦？  

面对屡屡单方面撕毁和约的强大敌人，赵构和伟大的秦大丞相不修兵甲，不改善内政，只盼望割地，只盼望送钱，换取敌人的欢心。绍兴和约中，把许多本来还在宋军掌握中的战略重地，关乎国防命运的顺昌（刘琦曾在此打败兀术）、和尚原（吴家兄弟也曾在此大败兀术）、邓州（就是著名的南阳，东汉刘秀起家之地）等地方，白白割让给金国。真是理性和现实啊！  

他们割让了前线战略重地，如将精锐岳家军削减，却又没有减轻百姓的赋税。也就是说，百姓在战争时所承受的负担，在“和平”时期也没有减轻。这议和，作用何来？  

我们先看和议之后的南宋军备情况。  

秦桧对于坚持抗金的将领，是不断地加以打击和迫害的。岳飞、韩世忠自不消说，左武功大夫荣州防御使邵隆守商州时，披荆棘，立官府，招徕离散，各得其心，把商州建成强固的抗金要塞。宋金签订绍兴和约时，宋廷把商州割给了金人，他愤愤不平，后常秘密派兵，化装出境袭击。“金人报于秦桧，核心恨愤”，即把邵隆调往辰州，后“改知叙州”，并秘密派人用毒酒把他害死。叙州军民为悼念邵隆的抗金战功，“皆悲哭”之，“为之罢市”（《三朝北盟会编》卷214）。另一著名宋将李显忠，也被金使告为“私遣过界”，“秦桧怒”，即罢去他的军职（系年要录）卷157）。当时还有一位身陷敌击区的河北进士梁助，昼行夜状，历尽了千辛万苦回到南宋。他回宋后，“上书言河北事极详”，并认为“金人必举兵。秦桧怒，直决之”，把他“押赶惠州编管”（《系年要录》卷172，绍兴二十六年三月乙丑注引《赵牲之通史》。）  

秦桧收回众大将兵权后，“其任将帅，必选驽才。”（《系年要录》卷169）。驽将治军“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附摩之恩绝；市井之习成，而训练之法坏。二十年间，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系年要录》卷189）。于是兵力日弱，守将缺人。  

岳家军本来有精兵十万，然而，赵构和秦桧却派了驽将田师中来接受。田师中贪饕无厌，将原张俊军的一套腐败作风，也带到鄂州军中，使鄂州驻扎御前诸军素质退化，其军纪和战斗力“非复”岳飞统兵时的“规摹”（《历代名臣奏议》卷96李椿奏，张拭《南轩先生文集》卷24《答朱元晦》）。同时，他们还对岳家军鄂州大军还进行缩编，由当年的十万大军缩减到四万九千人或五万二千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乾道内外大军数》，），导致这支百战雄师的极度退化。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韩家军身上。  


值得注意的是，绍兴和约签定之后，金朝统治者“以书来索北人之在南者”。宋廷不“敢不如命”，马上将“海州、泗州、涟水在南百姓”，“根刷过淮北。”后又写信给金朝，“许以所索陕西、河南人次第而遣”。绍兴十四年，高宗、秦桧又“命州县根刷，前后归朝人发还金国，”但金人还不满意，于是秦桧又“命尽发前后所得大金、契丹及归朝人五万，还于大金。”秦桧这样做的目的既是满足金国的要求，更是为了“阴谋内弱军势，绝后来归降之心。”（《三朝北盟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  


　  
　 作者： 晓风飞翔 2005-6-22 16:5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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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创）绍兴和议后的秦桧行为小评  
　
此外，高宗、秦桧对于淮水、大散关以北的人民因不堪忍受金统治者的压榨，或因饥荒而冒死南归者，也拒于国门之外。他们下令给宋金交界的地方官吏说：“毋招集流亡，恐致生事。当时，金国连连灾荒，陕西一带百姓“无以食，争西入蜀”但因为秦桧命令，宋庭不敢接纳，以致这些百姓“皆散去饿死，其壮者，北人多买为奴婢。”（《系年要录》卷147）  

有人会问，赵构秦桧他们，强行送北方之人回去，跟军政有什么关系？原来，南宋的主要将领，如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刘锜等，都是北方人，“中兴诸将皆北人”，而他们的手下兵马，也多是北方精壮汉子。可以说，这些逃来北方流民，是宋军的作战主力。而赵构和秦桧如此举动，无疑是断绝了宋军精壮兵员，导致后来宋军战斗力大减。而且，他们的举动，也让北方的百姓和义军心寒，不敢南来，大大巩固金国的统治，削弱了南宋的边防。  

这种恶果，充分体现在绍兴三十一年的宋金战争上。绍兴末年，宋军将士已失去绍兴十年时的那种进取之心、雪耻之志，此时算得上是兵无精兵，将无良将。王之道说：“吾之宿将，比自讲和以来，初无尺寸之劳、毫发之功。二十年间，享其富贵尊荣。……黄金白璧，歌童舞女，充知私室，朝游暮宴，其奉养倍侈，有非言之所能尽者，孰肯披甲胄、冒锋镝、奋不顾身以拘国家之急哉?”(王之道：《祖山集》卷二十《与汪中丞画一厉害札子》)又绍兴二十一年何侗论及当时的军政之弊说：“为将帅者，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附摩之思绝，市井之习化，而训练之法坏。二十二年间，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系年要录》卷一八九)。叶适在《题姚令威(西溪集＞)中说：“初，完颜亮来寇，举朝上下无不丧胆，直云：虏百万何可当，惟有退走尔。”  

结果，尽管有名将刘锜指挥，而且集中了江州、池州、建康、镇江四支大军，但宋军在两淮还是一败再败，其中固然有刘锜生病的缘故，但毫无疑问，刘锜此时手中的兵马，已非昔日骁勇善战的八字军，而是被赵构秦桧之流腐化削弱后的军队，刘纵有千般能耐，此时也无济于事了。  

军备荒废了，那民政如何？是不是在议和之后，减少了军费，百姓就过上好日子呢？这个答案，也是否定的。  

在秦桧当政期间，压榨重重，民穷财尽。正如胡铨所说：“自桧当国二十年间，竭民膏血”，国之“府库，无旬刀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宋史》卷374，《胡铨传》）。这个“萧然”景象，便是某些网友所说的和议下的“繁荣”！  

在过去战争期间，赵构秦桧之流，曾以“济军用”为名，向人民预借赋税，但战争结束后，是否归还或者减免赋税呢。恰恰相反，赋税不仅减免，还增加了。“预借之税，今尚未免，巳预借之弊，折纳太重，近于重敛”（《系年要录》卷155）。有些州县在折纳税绢时，甚至“每匹有至十千者”（《系年要录》卷156），民不堪命。  

政府本来有官田，在战争结束后，本来应该减免租的，结果如何呢？绍兴十二年(1142)高宗下诏，命诸路常平司卖官田时要租佃人“增租三分，如不愿增者，许人划佃”（《系年要录》卷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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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某些为秦大丞相辩护的网友，战争都结束了，为何百姓负担并没有减少呢？如果是百姓无法负担军费开支，为何现在他们还要承担比军费开支更重的赋税呢？  

其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些东西，都流入秦大丞相的口袋了。秦桧其家“富敌于国”（宋史 秦桧传）。秦府的府库财富，超过了高宗的“左藏数倍”（《系年要录》卷169）。凡宫廷所稀缺的物品，他家都应有尽有啊！  

由于秦桧“贪墨无厌”，“喜赃吏，恶廉士”（《系年要录》卷169．），故此在他治理之下，南宋多是贪宫污吏。他们为了媚秦，便以刻剥百姓为急务。即如史书所论 “涪敛以待过往，科率以奉权贵。”（《系年要录》卷155）。在他们征收赋税时，则强迫人民“合零就整钱，如绵一钱令纳一两，绢一寸令纳一尺之类，是正税一分，阴取其九”（《系年要录》卷154）。甚至，当时各地都是“官收一岁之赋，而民输两倍之积。” 《系年要录》卷170）。当时的南宋百姓，是何等悲惨！哪里谈得上“富足”二字！

作者： 晓风飞翔 2005-6-22 16:5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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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创）绍兴和议后的秦桧行为小评  
　
若这些赋税只是临时增加也罢，最可怕的是，这些赋税一但增加，就没有回头的可能。甚至出现赵构愿意，秦大丞相还不愿意的情况呢。绍兴二十三年（1153），江西帅臣张守奏请减免当年百姓历年积欠的预买、和买之费，高宗欲准其所奏，但“时秦桧为相，方损度为月近，且日虞四方财勇之不至，怒而不行”。并在各地，还增加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两浙百姓责要缴纳绵、绸、税捐、茶捐、杂钱、白米六色，和别科米麦，“有一亩地纳四五斗者”；京西地区，根据隐田，“增添租米，加重于旧”；湖南“有土户钱、折托钱，醋息钱、麦引钱，各色不一。”总之，“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并令各地，“间乞减免，理宜禁绝”，于是“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文献通考)卷5)  

从上述种种迹象来看，自绍兴和约签订之后，南宋百姓生活不但没有改善，税收非但没有减少，反倒进一步贫穷，进一步增加。  

如此残破黑暗景象。，真亏得某些网友有胆量公然宣称的“秦桧能够使残破的宋朝有机会修养生息，使宋朝的人民体验和平、富足的生活上百年”！  

由于秦桧的黑暗统治，当时百姓也纷纷起来反抗，当时只福建各地的农民起义，就有“数十百部，部数千至数十百人”；有管天下、伍黑龙、卓和尚、何白旗．满小红、朱明领导的义军。还有宣州(安徽宣城县)的摩尼教徒在俞—的领导的起义，而当时宣州知州不是别个，正是秦桧之弟秦梓！  

此外，还有江西刘花、何花等人的起义。起义波及广东的循州、梅州、潮州、惠州等地。接着，海南岛的“琼、崖、詹、万四州”百姓、浙江台州地区的百姓），江西传州的摩尼教徒，福建建州颐宁县的饥民，浙江衡州的饥民，江西吉州地区的农民，都纷纷揭竿而起，杀富济贫，屡挫官军。  

自绍兴六年岳飞平定杨幺以来，至议和之前，南宋境内，有过如此规模的起义么？没有！那些认为议和带来和平，从而给百姓带来福泽的人，难道你们不想想，为何这些起义，不在战事最激烈的绍兴十年前后发生，而在议和之后发生呢？这其中，又意味着什么呢？  

论述到这里，我想已经足够了。秦桧执政期间，是宋代最黑暗、专制、腐败的时期之一。南宋日后的繁荣，大半是建立在孝宗皇帝的励精图治之上，与秦桧赵构之流毫无关系。若以后世南宋的繁荣，来为赵构秦桧屈辱和议辩护，真是张冠李戴，教人发笑了。秦桧祸国殃民，罪证如山，纵巧舌如簧，纵难洗其罪名矣。  

PS：秦桧的祸国殃民之罪，实在数不声数，本文也只是略举一二，未尽全貌。本文也只是略举一二，未尽全貌。本文内里许多内容，都出自曾琼碧教授的《千古罪人秦桧》。超星有这本书，各位不妨去看看。  
此文欢迎任意转载，各位觉得有些道理，不妨转去，不必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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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青史评论]关于岳飞杀舅一事质疑 作者：晓风飞翔

　　关于岳飞杀舅之事，不少别有用心之人拿此来污蔑岳飞的为人，其实若仔细推敲，会发觉其中多有疑团。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此事记载于《三朝北盟会编》卷144以及《建炎，原文引述如下：

　　


　　　　岳飞以通泰州镇抚使方退屯於江阴军。戊申被命，已本进发。癸丑到宜兴，取老小到徽州。有百姓诉其舅姚某搔扰。飞白其母。责之曰：”舅所为如此。有累於飞。飞能容。恐军情与军法不能容。”母亦苦劝而止。他日，飞与兵官押马，舅亦同徒。舅出飞马前而驰约数十步，引弓满，回身射飞，中共鞍鞒。飞邓马，逐舅擒下马，令王贵张宪捉其手，自取佩刀破其心，然後碎割之归。白其母。母曰：“我锺爱此弟，何遽如此。”飞曰：“若一箭或上或下，则飞死矣。为舅所杀，母虽欲一日安，不可得也。所以中鞍鞒者，乃天相飞也。今日不杀舅，他日必为舅所害，故不如杀之。”母意亦解。

　　


　　这里有几个疑团：

　　　　


　　　　一、就上述记载来说，对大部分人物语言都记载得非常清楚，连动作都栩栩如生，唯独没有姚的名字，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按理说，既然有如此详细的记录，那姚某的姓名，就不应遗漏。

　　


　　　　二、事件发生之时，“飞与兵官押马，舅亦同徒”，而后来又出现王贵和张宪的名字，这是一件很可疑的事情。就当时而言，王贵和张宪是岳飞左右手，当时只是“押马”，根本无需军中第一、二、三号人物尽数在场。若他们都在场的话，则岳飞身边显然有大批人马将官，姚某选择这个时候下毒手，岂非自寻死路？因此，“令王贵张宪捉其手”的情况，非常可疑。

　　


　　　　三、姚的做法很奇怪。居然是当众刺杀自己的外甥。别人也罢了，岳飞可是出了名的擅长骑射，不知杀了多少金人，这种猛将谁敢刺杀？以姚某的身份地位，下毒暗杀或者是告密污蔑之类，都安全得多，也有效得多。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四、岳飞孝母是出名的。尽管军务繁冗，只要不出兵，岳飞总是晨昏侍候母亲，亲自调药换衣，无微不至。甚至为了照顾母亲的休息和调养，连走路和咳嗽都不敢出声。岳飞在克复襄汉六郡后，就因姚氏病重，“别无兼侍，以奉汤药”，上奏恳请暂解军务。以其对母亲的尊重和恭谨，下手这般残忍，也是怪事。

　　


　　　　五、就此事而言，尽管岳飞是自卫反击，然而终宋一代，讲究孝德，岳飞如此残杀长辈，时人必有责备之言论，为何不见于记载？秦桧在相期间，拼命修改史书，抹杀岳飞功劳，尽力抹黑岳飞。若有岳飞杀舅之事，他们绝不客气，定然还有相关记录。

　　


　　　　综上所述，实事求是的说，岳飞杀舅之事，未必完全无据，但其过程颇为可疑，缺乏可信的凭证。尽管《三朝北盟会编》有所记载，但《三》毕竟不同于普通史书。作者徐梦莘将各家所记，以及这一时期的诏敕、制诰、书疏、奏议、传记、行实、碑志、文集、杂著等，凡是“事涉北盟者”，兼收并蓄，对记述的异同和疑信，也不加考辨。加之该书长期仅有抄本流传，窜改甚多。当中有不少失实之言。若不加分析，胡乱从之，只怕也未必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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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以来，岳飞几乎和诸葛亮齐名，成为文武方面的表率，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但是岳飞的十三道金牌，让世人骂尽 秦 木会 卖国。但是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岳飞会身死功灭？多少年智者道尽英雄泪。
　　
　　 在《国史概要》和许多普及的书里，都明确提出来，宋高宗才是杀害岳飞的真实凶手。明朝文征明有满江红词云：笑区区一木会何能为，逢其欲。就是一部宋史，对此也有所描写。审问岳飞的大理寺的官员何铸，向秦烩辩白，说岳飞实在无辜，为什么一定要杀。秦烩讲：此上意耳。（在四十册的宋史第三十一还是二册的最后一回（卷）列传里有何铸的传，与岳飞传同册）
　　
　　 为什么宋高宗一定要杀害岳飞呢？前人讲的很多，无非是害怕二帝回归，高宗身何处置。这里又出现问题拉，前朝之事历历在目，玄宗奔蜀，代宗即位，天下兵马咸附之，后还都长安，不闻玄宗夺位，也不闻代宗因此不安而杀郭子仪，李光弼。宋朝是史书大兴的时代，以史为鉴最浓，这些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想起另一件事，宋高宗曾对勤王的韩世忠说“朝廷不对你们的小胜而欣喜，对你们知道尊重朝廷而感到高兴啊”让人明显感觉到乱世的骄兵悍将的气息。在这个问题上，刘光世最通透，就早早上缴兵权，得以安享晚年，当然时人后人评价并不高。他的部将后来在要求归岳飞节制而不得的情况下，发生哗变，军纪不严可想而知。但是他却因此得以善终，让人想起宋朝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南宋四大将在绍兴9年前后也都兵权归朝廷，张做枢密使，韩、刘、岳飞作了枢密副使。不久，岳飞因兵事重掌兵。
　　
　　 我宋史岳飞传里有一段对话，刘光世上缴兵权时，部下两将，杨沂中、***（忘名字了）本来是要划归岳飞节制。但张俊（不是四大将之一，是那个文官）和高宗讲，兵权不应该过于集中，于是打算让张浚（四大将之首）统辖，就此事问岳飞，岳飞说，张浚会因为什么什么管不了，张俊说那杨沂中如何？岳飞说两人本来权位相当，如果提杨为管两将部队，恐怕会不和。张俊讲：我本来就知道非你管不了这两支部队！！！岳飞说我不顾恋权威，但知为国而已。并在次日辞职回乡守墓。经高宗反复劝慰并因兵事急始返。
　　
　　 还有一次，岳飞曾几次问高宗立储的问题，高宗因为泥马渡江，受了惊吓而不举，本就是大烦恼，唯一一个儿子又三岁死掉了，这个问题本来就很敏感，而岳飞却几次过问，后来高宗立养子太祖九世孙为太子，岳飞又表示恢复希望尽在孝宗，这颇有权臣过问内事的意味，高宗恐怕也难免不悦。虽然一时用人之际，却也有些杀机在其中拉。
　　
　　 王翦领举国之兵灭楚，却在前线，隔几天就向秦王请置田宅请赐封赏。刘邦在前线对抗楚霸王，萧何却在关中大置田宅，子弟多不法而不管。这些功臣都用这种小瑕疵来消弭功高震主之嫌。诸葛亮虽然行事高洁且获名身后，在于皇帝是刘禅这种白吃皇帝，什么事情都依赖相父。但是高宗显然不是刘禅。刘光世于四大将名声最差，功绩最薄，反而能善终，岳飞珍爱名誉重于生命，却身死功灭。
　　
　　 岳飞行事之高洁，屡见史籍，岳家军之名号著于宋军。在这中情况下，怎么能不让高宗疑虑？刘裕北灭南燕，西取蜀，进关中灭后秦，功业著于南朝，北府兵名震中原。于是刘宋代晋，而史书不以为非。赵宋于建国之初，欧阳修变提出过中国史两循环。秦-汉-晋/隋-唐-宋。而宋朝竟也衣冠南渡，宛如梦幻。这种前车之鉴，高宗怎能不知！！！
　　
　　 宋文帝鉴于澶（这个字忘了怎么写了）道济功高震住，虽然其行事高洁，无有不法，但在自己病重时，担心幼子不足以置之，便将其杀死。道济临死，乃大呼：汝乃自坏万里长城！！！ 后来北魏大兵临境，宋文帝哀叹，澶道济若在，怎能让他们如此纵横。但是哀叹归哀叹，南朝宋并没有因为他一个人的死而灭亡于北朝。而功臣名将刘裕，桓玄等人却篡夺过正统晋的天下。何况在高宗手里，除了岳飞还有三大将。
　　
　　 于是，在岳飞即将收复中原，大功可成之时，赵构便派秦木会用十三道金牌招回岳飞，并下狱死。
　　
　　 虽然，岳飞确实无罪。但功高震主，有篡位的能力便是罪。如不杀，司马家，桓家，刘宋乃至五代赵宋的起家，都在于此，赵构有能力防患于未然。怎能不下手！
　　
　　 明以来，由于理学的传播，篡位改朝成了禁区，岳飞之死便从来不从此一角度阐释。但是，纵贯历史，岳飞之死实在是此一情况--功高震主遭疑忌杀害的最后绝响，用此一角度最得其精髓。
转自『煮酒论史』 [青史评论]岳飞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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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的死，和哪个时代的特点有关，北宋在总结五代军阀混战的教训，开始弱化武人，重用文人，对宋来说，来自于内部的危机，大于来自外部的，岳飞三十余岁就做到枢密副使，是很大的官了，很了不起了，加之他年轻气盛很容易成为皇帝的猜忌对象，据说岳飞干预过宋高宗的立储问题。

neverdefeate

虽然另类，还是下了功夫琢磨的。好文

iampuzzled

请教lz，lz所列5条，前2条不过是私德，后3条。
关于淮西抗命的：
“关于岳飞在这次淮西战役过程中的表现、行动及其所起的作用，从这次战役结束不久以后开始，直到南宋后期为止，曾出现过许多违背当时实际情况的议论和记载。现在，姑且把岳飞下狱前后秦桧党徒的弹章中的一些诬枉言论留待后章引用，在此只引录两段有关记载：

　　第一，秦桧的死党王次翁的《叙纪》（其子王伯庠编写）中说：

　　绍兴辛酉，虏人有饮马大江之谋。大将张俊、韩世忠欲先事深入，惟岳飞驻兵淮西不肯动。 以亲札趣其行者凡十有七，飞偃蹇如故。最后又降亲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举。”飞奉诏移军 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诛飞意。①

　　第二，岳飞冤死不久，即曾有人编写了一部《野史》行世，其中的《岳飞传》述写岳飞不肯遵命出援淮西，说道：

　　绍兴十一年，兀朮重兵攻淮西，（上诏湖北宣抚使岳飞以兵援淮西），飞念前此每胜，复被招 还，壮心已阑，且轧于和议，辞以乏粮。及濠梁已破，方以兵来援。张俊、秦桧皆恨之。②

　　这两种记载一出，其中撰写南宋历史的人，如熊克和李心传等，全都不加分辨地抄袭沿用，而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的记事，竟还把《叙记》和《野史》中的话糅合在一起，并且把《野史》中的“及濠梁已破，方以兵来援”句改为“及濠州已破，飞始以兵至舒、蕲境上。”而这又为后出的《皇帝中兴两朝圣政》及《宋史全文》诸书所辗转抄袭。但是，我们把当时一些具体事件与《叙记》、《野史》的记载稍加核对，便可知道，这两种记载全都是不真实、不可信的。我们不妨对证一下：

　　——指令岳飞出兵求援淮西的《御札》，已被岳珂全部收入《金佗稡编》的《高宗皇帝宸翰》卷下内了，其中，只有在闻知岳飞移师庐州时所降《御札》中，有“中兴勋业，在此一举，卿之此行，适中机会”诸语，乃是对岳飞的移师庐州进行嘉奖的话语，而不是督迫他出师的话语。在此外的各道《御札》中再也找不到“社稷存亡，在卿此举”一类话语。可证《叙纪》所载全属无稽之谈。既然是从舒州移师到了庐州，则所谓“飞奉诏移兵三十里而止”者，当然也同样是无稽之谈。

　　——根据《金佗稡编》所收录的《援淮西一十五诏》看来，岳飞第一次接到令其出兵江州的《御札》，是在绍兴十一年二月初九日，而在二月十一日他就遵命由鄂州率部出发，不是前往江州，而是直趋淮西地区的舒州。到二月十九日就又得到赵构《御札》的夸奖。在这中间，何曾有如《野史》所说，以乏粮为辞，不肯奉诏出兵的事呢？

　　——岳飞之率军抵达舒州，应为二月中下旬之间的事，其后没有多久，就又奉命移师庐州。当他和岳家军抵达庐州之日，正是杨沂中、张俊之军已从濠州溃退南奔之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把《野史》之文改为“及濠州已破，飞始以兵至舒、蕲境上”，这与当时事实真相自然就相去愈远了。

　　就在绍兴十一年的岁末，秦桧及其党羽们陷害岳飞致死，他们虚构了好几桩罪状，而不肯出兵救援淮西即是其中之一。及岳飞身遭惨杀六十多年之后，他的孙子为了辨雪岳飞的沉冤，特地写了《吁天辨诬录》一书，其中的第一篇即为辨正秦桧党徒所捏造的岳飞不肯奉命出援淮西的种种谰言。但是，不论就这篇《淮西辨》来说，或就岳珂附加在《援淮西一十五诏》每一《御札》之前的小段文字来说，也全都包含了不真实的成分在内，因而也不是全可信据的。为要恢复这一事件的本来面目，我特地在此把赵构的《御札》和岳飞的行动，以及此二者与淮西战役的先后次第，稍稍做了一番梳理和排比，免致读者陷入五里雾中。 ”
邓广铭《岳飞传》第16章

建储：
“岳 飛 嘗 面 奏 ， 虜 人 欲 立 欽 宗 子 來 南 京 ， 欲 以 變 換南 人 耳 目 ， 乞 皇 子 出 閤 以 定 民 心 。 時 孝 宗 方 十 餘 歲 。 高宗 云 ： 「 卿 將 兵 在 外 ， 此 事 非 卿 所 當 預 。 」 是 時 有 參 議姓 王 者 ， 在 候 班 ， 見 飛 呈 劄 子 時 手 震 。 及 飛 退 ， 上 謂 王曰 ： 「 岳 飛 將 兵 在 外 ， 卻 來 干 與 此 等 事 ！ 卿 緣 路 來 ， 見他 曾 與 甚 麼 人 交 ？ 」 王 曰 ： 「 但 見 飛 沿 路 學 小 書 甚 密 ，無 人 得 知 。 」 但 以 此 推 脫 了 。 但 此 等 事 甚 緊 切 ， 不 知 上何 故 恁 地 說 ？ 如 飛 武 人 能 慮 及 此 ， 亦 大 故 是 有 見 識 。 某向 來 在 朝 ， 與 君 舉 商 量 ， 欲 拈 出 此 等 事 ， 尋 數 件 相 類 者， 一 併 上 之 。 將 其 後 裔 ， 乞 加 些 官 爵 以 顯 之 ， 未 及 而 罷。 」 義 剛 。”
朱熹《朱子语类》卷127

僭越：
万俟卨竭尽全力，对岳飞深文周纳；周三畏则畏首畏尾，对万俟卨唯唯诺诺。①最后，万俟卨命大理评事元龟年所定的岳飞罪名，主要有三条。第一，岳飞和岳雲分别写“谘目”给王贵和张宪，策动他们谋反，其中岳飞的“谘目”由幕僚于鹏和孙革执笔。第二，淮西之役，“拥重兵”而“逗留不进”，“坐观胜负”。第三，岳飞得知张俊和韩世忠等军战败后，曾说“官家又不修德”。又岳飞曾说：“我三十二岁上建节，自古少有。”此语被引申和篡改为“自言与太祖俱以三十岁为节度使”。这两句话被定为“指斥乘舆”的弥天大罪。

第一条罪状的物证全属子虚乌有，被说成是王贵和张宪“当时焚烧了当”。第二条罪状是在岳飞辩驳“甚明”，行师“往来月日”可考，“竟不能紊”的情况下，强行诬陷定案。第三条本是口说无凭，而董先被迫赴大理寺作旁证，又说岳飞无“比并”太祖的“语言”。
王曾瑜《岳飞新传》第16章

以及何涛所说“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李心传所言“余尝得当时行遣省札，考其狱词所坐，皆一时锻炼文致之词，然犹不过如此，则飞之冤可见矣！”

对这些内容lz有何评价？邓先生称万俟卨等锻炼构陷，不知lz又有何评价？

iampuzzled

引用第107楼zk555于2009-06-06 06:42发表的 :
千古以来，岳飞几乎和诸葛亮齐名，成为文武方面的表率，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但是岳飞的十三道金牌，让世人骂尽 秦 木会 卖国。但是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岳飞会身死功灭？多少年智者道尽英雄泪。
　　
　　 在《国史概要》和许多普及的书里，都明确提出来，宋高宗才是杀害岳飞的真实凶手。明朝文征明有满江红词云：笑区区一木会何能为，逢其欲。就是一部宋史，对此也有所描写。审问岳飞的大理寺的官员何铸，向秦烩辩白，说岳飞实在无辜，为什么一定要杀。秦烩讲：此上意耳。（在四十册的宋史第三十一还是二册的最后一回（卷）列传里有何铸的传，与岳飞传同册）
　　
　　 为什么宋高宗一定要杀害岳飞呢？前人讲的很多，无非是害怕二帝回归，高宗身何处置。这里又出现问题拉，前朝之事历历在目，玄宗奔蜀，代宗即位，天下兵马咸附之，后还都长安，不闻玄宗夺位，也不闻代宗因此不安而杀郭子仪，李光弼。宋朝是史书大兴的时代，以史为鉴最浓，这些怎么可能不知道？
.......

如果岳飞要迎回2帝就不会建议早日立储，这本身就是防金人这手的。而檀道济本就有谋反弑帝的前科（少帝），他的被杀怎么能和岳飞比呢？

muntzer

岳飞之死，当然不会是象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简单，但是，靠片面罗列几条史料来虚构史实，要把岳飞打入十八层地狱，同时，还美化赵构、秦桧怨杀岳飞的千夫所指的恶行，实在是罕见的恶劣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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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赵构为什麽要杀岳飞

作者：卢麒元


高宗，名赵构（公元1107年－1187年），字德基，汉族。徽宗第九子，钦宗弟，北宋灭亡后，在南京即帝位。在位36年，让位后病死，终年80岁，葬于永思陵（今浙江省绍兴县东南35里处宝山）。赵构不愿收复北方故土，宠信秦桧，处死岳飞父子，为后人诟病。


笔者曾仔细研究过赵构的书法，意趣古雅，构思缜密，法度森严，用笔细腻而有分寸。笔者一直费解，此公常年颠沛流离，一生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何以书法竟能如此沉静安稳。笔者亦曾仔细阅读赵构的文章，简洁明了，外圆内方，寓意深邃。笔者感到惊讶是，如此文字，绝非昏君之文笔。


赵构是乱世之君，应亡而未亡，并得以善终，其中原因颇为耐人寻味。赵构敢于使用双料间谍秦桧，娴熟驾驭虎狼之兵将，周旋于强敌金帝国之侧，他不仅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他也确实是有些水平和权谋的。笔者认为，赵构历经危难，身处机枢，对形势看得比较透彻，手腕也算是十分了得的。然而，遗憾的是，此君有知而无志，有才而无德。赵构母亲地位卑微，赵构自幼缺少宠爱，一直谨小慎微地在夹缝中求生存，致使他性情偏狭、自私、阴险、狡诈。他对宋室并无太多责任意识，他对子民亦无关爱之情，他更无千古一帝的野心。赵构的内心深处，始终沉湎于康王优游的上流社会生活。为此，他竟然可以欣然而坦然地做金主的侄皇帝。所以，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平衡方略。


平衡方略也是宋朝的立国方略，成为有宋以来历代中国王朝的家法。在对外策略上，宋朝坚持北守南扩的方针（发展是硬道理）；在对内策略上，宋朝坚持保上压下的策略（稳定压倒一切）。宋朝的平衡方略不难理解。赵匡胤原本就是贵族，政权是靠贵族支持取得的，他们的统治基础依托于贵族和大地主，必须确保贵族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这就决定了宋朝的立国方略。平衡一词，当然是托词。不过，这可不是名词或形容词，这是一个动词，一个血淋淋的动词。由此，就可以理解王安石变法（照顾自耕农利益）之失败。当然，也就不难理解岳飞之被杀了。


岳飞触犯了宋皇的两个xxx忌：一是功高震主，将来不排除黄袍加身的可能性；二是北方土改，极有可能形成新的均田制，搞得贵族和大地主们惶惶不可终日。皇上想杀岳飞，大臣们更想杀岳飞，君臣同仇敌忾，理由当然就“莫须有”了。


笔者一向认为，宋朝是中国国运的转折点。宋人援道释入儒，从根本上毁灭了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传承。宋儒开启了中国犬儒的时代。犬儒比之奴儒，要可怕得多。犬儒除了奴性更强之外，还具有凶残的兽性。千万不要小看了中国八百年来的主流知识精英（这个历史特点）。因此，王安石被上下左右交向攻击，岳飞孤零零地慷慨赴死，这一切就不再令人感到意外了。所以，笔者对于张载和二程的评价甚低（留待另文细评）。中国由秦朝建立的封建加法制的治理逻辑被彻底颠覆了，由宋朝开始，中国盛行封建加迷信。赵构竟然编出了“泥马渡康王”的拙劣故事。愚民到这种程度确实古今罕见。破坏了法律基础，也就自然解除了道德约束。迷信、权谋和实力决定一切并成为一个时代的审美标准。由此，才会生出所谓的平衡方略。正因为如此，举国皆知秦桧是间谍而仍可为宰相，全民皆知岳飞是忠臣而仍然被杀害。由宋一代，中国人开始丧失道德判断和道德坚持，一个鲜廉寡耻的民族当然没有希望。于是，元灭宋，清灭明。到了近代，差一点儿就亡了中国。


平衡方略，要点是对外妥协和对内镇压。平衡即取舍。何取何舍？这可是个大问题！在阶级矛盾压倒民族矛盾的时候，取舍就会变得不可思议。宋朝的政策取向很明确。让自耕农（中产阶级）破产，成为庄园奴隶；让大地主兼并，成为庄园奴隶主。为了镇压庄园奴隶的反抗，不惜借助外国的反动势力。别以为大地主名字不好听，他们一个个都赫赫有名，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秦桧等等等等，够牛了吧！王安石变法是为了自耕农，所以必须失败；岳飞北方土改也是为了自耕农，所以必须被杀。他们统统被平衡掉了。


800年过去了，中国人进步了吗？当然进步了。不过，只是走了三寸金莲那样的一小步。我们仍然是十二分的不愿意搞法制（更谈不上民主了）。我们仍然十二分酷爱平衡方略。只要有一点点的机会，就会有人拼了命要搞封建迷信。封建还是那些老玩意儿，镶不同的花边而已。迷信可就进步了，今日时髦的新自由主义，迷到你不信！设想王安石在世，变法就有机会吗？设想岳飞再生，可以实现均田了吗？由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毛泽东晚年弘扬法家哲学的道理了。


读史可以知兴替。此话近乎真理。


剔除那些华丽的词汇，看一看制度和政策的实质，不难恍然大悟。中国当下的“国进民退”，中国当下的“房地产新政”，是不是有一些庄园奴隶主的味道。中国的精英们虽然没有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们那样有才，但那颗驿动的心可能比秦桧的更狠和更黑。他们就敢公然剥夺属于国民的基本权利，将现代中国公民再次沦为“庄园奴隶”。看看数亿的农民工吧！看看数亿的城市贫民吧？看看数千万被数十年供楼款绑架的中产阶级吧？他们像不像是新的庄园奴隶呢？


笔者曾经说过，新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之路，将是被自由者通向奴役的道路。


汪精卫投日作了汉奸之后曾经说过，岳飞是该杀的，因为他是军阀。汪精卫的话在今天也不陌生。长期以来，国内外反动派对于毛泽东的评价也大体如此。国内的自由派学者们此刻正在进行着同样的学术叙述。是的，立场决定了观点。站在贵族和大地主的立场上，秦桧才是英雄，对外妥协和对内压迫当然会成为必然的选择。不剖析赵构和秦桧，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岳飞的。当然，不剖析这些花样翻新平衡方略，我们也就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国内外一切反动派何以如此惧怕毛泽东；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国内外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为什麽会热爱毛泽东。人民的大救星是人民对政治家的最高评价。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周文王和毛泽东获得了这个评价。这个评价胜过了所有庄园奴隶主们设置的奖项。人民永远不会将戈尔巴乔夫之流称为人民大救星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八百年过去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能够读懂宋史吗？显然，不能够！至少，没有人真正读懂秦桧。一句“莫须有”其实已经道出了宋朝的政治内涵。何为“莫须有”？第一，杀岳飞乃是朝中共识，所以理由“莫须有”；第二，杀岳飞的理由难于启齿，所以理由“莫须有”；第三，杀岳飞无需司法程序，所以理由“莫须有”。够清楚了吧！朝中共识（庄园奴隶主共识）；难于启齿（不让庄园奴隶知道）；无法无天（公然的政治迫害）。这就是南宋的政治。所以，我曾数度前往岳飞庙，却不会去向秦桧夫妇吐口水。我还没愚蠢到那种程度。南宋应该被唾弃的肯定不仅仅是秦桧夫妇。我更有兴趣唾弃那些没有被摆上台面的家伙们。读不懂宋朝的历史，就能读懂今天的事情吗？


对赵构的研究，令笔者感到十分的痛苦。历史毕竟不是戏剧。赵构这样的人物，绝对不是用昏君一词就可以概括的。他这样的人物历史上太多了。他们大多数都是有些才华和有些水平的。他们一点儿也不昏。问题是他们的立场决定了他们的行为。代表了庄园奴隶主利益的赵构们，会永远地执行平衡方略的。除非有一天，能够有庄园奴隶的代表出来与之“平衡”。其实，这是一个浅显的真理：人民不能当家作主，“明君”可能比“昏君”更可怕！


笔者感慨王安石和岳飞的命运。但是，笔者更感慨八百年来中国黎民百姓的命运。


笔者斗胆重释历史，那是因为历史并未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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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高盖世的岳飞是如何一步步将自己埋葬的

摘自《历史为何不忍细看》

　　一千多年来跪在岳飞坟前的四尊铁人：秦桧夫妇、张俊和万俟，似乎已经告诉了人们答案。对于岳飞的死，他们当然难脱干系。但仅仅是他们四人，就能置岳飞于死地吗？

　　处死岳飞，当然需要皇帝点头。杀害岳飞的人中宋高宗应该算一个。但高宗皇帝为什么一定要杀岳飞呢？

　　岳飞是南宋初年最杰出的抗金将领，在张俊、韩世忠、杨沂中、刘光世、岳飞五支抗金大军中，岳家军军力最强，纪律最严明，战功最显赫，是南宋王朝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岳飞本人因累累战功加官至太尉、少保，是正一品的官员，在武将中军阶最高，位居三公之列。高宗皇帝更下诏命说：“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兵权之重，天下无双。对于这样一位担负着南宋中兴重任的军事统帅，能说杀就杀吗？

　　那么，是什么时候，埋下了杀害岳飞的种子？它又是怎样发芽而后疯长的？

　　如果将南宋的朝堂比作一架天平，那么，主战派和主和派便是天平的两边。无论哪一派占上风，天平就会向一边倾斜。而宋高宗就是调节天平的那只手。和耶？战耶？始终是朝堂上争议最激烈的话题。当然，主战派砝码的分量还来自于在前线作战的几支部队。军事上的得失，直接影响着宋高宗调控天平的决心和力度。岳飞显然已是天平上那颗最大和最重的砝码，主和派自然处心积虑地想把他去掉。但若仅仅以主战和主和两派斗争来反映南宋国内的政治态势就未免太简单一些。实际上，宋立国以来，就一直被一项国策所困扰，那就是如何安排军人的位置。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军人出身，而且是靠兵变夺取政权的。他深知军队的厉害，但他不学汉高祖刘邦滥杀功臣，而是设宴款待石守信等大将，宴饮之间，许以高官厚禄，然后要他们交出军队指挥权。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故事。接着，他又制定了以文制武的文官管理制度。整个北宋期间，这个制度牢不可破。

　　但南宋一开国，情况就不同，高宗赵构刚登基就被金人撵着屁股打，一直跑到温州，还一度住在海船上以躲避金兵的锋芒。而手下的一班文臣只会跟着逃命，一点退敌的本事都没有。是岳飞、韩世忠他们打退了金兵，才使得南宋保有了长江以南的大片国土。但战争的狼烟并没有因此消散，金人的铁骑还在江北的大地上驰骋。由于南宋一直面对强敌的压迫，军人的作用便日显重要，军人的声音也逐渐由弱变强。但这显然与宋的立国制度格格不入。

　　宋设枢密院，为国家最高军事机构，知枢密院事一直由文官担任。其实，北宋的边关统帅也都由文官担当。比如，宋仁宗时，镇守西北防御西夏的两位统帅，一位是韩琦，另一位是范仲淹，时称“韩范”，都是当时著名的文人。南宋沿袭旧制，仍然由文官指挥军队，并且每支部队的规模、编制，都有一定的限制。

　　岳飞独立成军时只有正兵万人，但在镇压太湖杨么、钟相起义后，吸收了大批原起义军士兵入伍，军力大大增强，总兵力增至10万。这本来是件好事，但却引起了朝廷的深度不安。宋廷诏令岳家军以“三十将为额”，就是想以军官数量来限制岳家军的扩张。但随着岳家军不断打胜仗，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不久即增至84将，大大突破了朝廷的编制限额。因为宋高宗不吭气，枢密院对此也无可奈何。

　　军队作战，需要征粮、筹款、派夫等后勤供应，因此，便要占有固定的防地，享有便宜处置管内行政、财政的权力。岳家军因为军队庞大，所管辖的州县比起其他部队自然要多出好几倍，而且岳飞战区随着战事推进还在扩展。加之幕僚队伍也在一天天扩大，大批读书人来到岳家军，他们为军队书写文书、布告、奏章，甚至参与政治谋划和军事行动。而这正是执政的文官集团最不愿看到的。这批读书人不但在文书布告上激扬文字，借机宣泄自己的情绪，而且还处处臧否时政。岳家军的文告奏疏常常引起朝臣们的强烈不满，但这些都被岳家军取得的一系列胜利而掩盖了。

　　一开始和岳飞发生冲突的恰恰就是主战派的重要人物张俊。张俊原为翰林院编修官，因勤王有功，且力主抗金，受到高宗皇帝的信任，迁知枢密院事，相当于今天的军委秘书长。他指挥全国的抗金军事行动，直接对皇帝负责。但知枢密院事只是个正二品的文官，而受他指挥的岳飞因军功赫赫已被皇帝拜为太尉，官居一品。将帅之间的关系便显得很微妙。绍兴七年(1136年)岳飞计划乘金人废刘豫之机，合诸将之兵北伐。皇帝亲自接见了他，赞许他的计划，并下诏将王德、郦琼两支部队交由岳飞统一指挥。但张俊不想岳飞军力太过扩张，想另外安排这两位将领，于是找岳飞商量。岳飞认为如果那样安排，恐怕两人不服。张俊当即变脸说：“我当然知道，除非太尉(指岳飞)，谁都不能胜任。”岳飞与张俊发生冲突，心情也很不愉快，当日便上奏章，要求解除兵权，回去为母亲服丧。张俊大怒，上奏说岳飞处心积虑一意想兼并其他部队，提出回家服丧，是对皇帝进行要挟。而秦桧在一旁也流露出“忿忿之意”。在皇帝的默许下，张俊不但坚持自己的安排，并且还派都督府参谋官张宗元担任岳飞军队的监军。这引起了岳家军将领的强烈不满。岳家军主将张宪称病不理军务，其他将领如法炮制。而且“部曲汹汹，生异语”。这件事更增加了朝廷上层文官集团对武将的疑虑。岳飞被杀，秦桧便是从这里打开缺口，找到陷害的理由。

　　不久，郦琼叛变投敌，张俊引咎辞职，秦桧接任枢密院事，接着又担任了宰相。秦桧是主和派的领袖，受到高宗的信任，一直与金人周旋，力图创造和议局面。这样，一心想依靠作战收复河山的岳飞与秦桧之间不断发生摩擦。绍兴九年(1138年)，当秦桧声言和议已取得进展，金人将归还南宋三京及河南之地时，岳飞上奏章反对说：“金人不可相信，和议不可依赖。相国(指秦桧)为国家谋划不善，恐怕为后世留下笑柄。”皇帝看了岳飞的奏章后，便将和议之事搁下，秦桧因此对岳飞恨得咬牙切齿。

　　绍兴十年(1139年)岳飞率大军北伐，郾城一战，消灭了金兀的骑兵主力，接着又取得朱仙镇大捷。他打算乘胜前进，一举收复中原。然而，南宋朝廷上下对岳飞的胜利却忧心忡忡，高宗急令岳飞班师，并一连下了十二道金牌。岳飞抗争不过，悲愤地仰天长叹：“十年之功，毁于一旦！”翌年，金兵入侵江淮，高宗又急忙诏岳飞赴江州救援。岳飞却迟迟不肯发兵，他提出要乘金人后方空虚，准备直捣中原。高宗为此竟连下十七道文书，岳飞不得已才出兵救援。朝廷上下对岳飞的抗旨行动议论纷纷。而一直被胜利的光环笼罩着的岳飞，哪里知道，因为自己率性的行为，已经种下了被罪的祸根。

　　宋高宗一方面对以岳飞为首的抗金将领优抚有加，勉励他们努力作战；而另一方面，又默许文官集团想方设法削弱武将兵权恢复传统体制的措施。此时，在南宋的朝堂上，“文武之途若冰炭之合”。在文官们的眼里，军队本来只是一架作战机器，不应该有自己的思想，不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更不应该有自己的感情。而自说自话、不听招呼，总是特立独行的岳家军显然已经严重偏离了正统轨道，这当然是不可容忍的。宋金绍兴和议签订后，以秦桧为首的文官集团立即着手解除张俊、韩世忠、岳飞三人的兵权，将三支部队的指挥权直接收归枢密院。

　　这时的岳飞已经预感到祸之将及，日夜不安，心情十分沉重。他在一首《小重山》词中细诉自己的苦闷心情：“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但不等岳飞找到解脱的办法，在高宗皇帝的默许下，秦桧等一干人已迫不及待地对他下手了。

　　没有谁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因为在秦桧的背后，是整整一个王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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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既然来了，还请回答下110楼的问题。真理不在字多，卢麒元等的杂文就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