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多可怕？

善者不来

　　人们更多地是从近几年东南沿海地区的民工荒上感受到中国劳动力的供给发生了变化，与之相呼应，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话题自然也就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在3月17日于北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7年年会的学术峰会上，在“迈向新增长方式的中国”这个大的主题下，劳动力要素因与经济增长的密切关系，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热点。相对于悲观论者担心劳动力上升对竞争力的削弱，与会学者们要乐观些：对于中国来说，在短期内，随着劳动力开始由无限供给转向相对短缺，即使是在廉价劳动力行业，工资增长不会直接转化为竞争力损失。
　　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要结束了？
　　刚刚完成一项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调查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公布了一个令他感到吃惊的结论：农村劳动力供求关系正从长期的“供过于求”转向“既过剩又不足”，过去那个经常被人们提及的“中国农村还有一亿或者一亿多剩余劳动力”的“神仙数据”是不科学的。
　　“我们过去说农村劳动力是严重过剩的，农村是剩余劳动力的一个蓄水池，是无限供给的，这种情况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可以表述为既过剩又不足”韩俊认为，说过剩，是指农村劳动力在总量上、在时间上是过剩的。他引用在四川调研时当地一位省领导的说法，说明所谓的农村一亿剩余劳动力，主要是按目前仍留在农村的老人、妇女的剩余时间算的，并不意味着农村有这么多的劳动力可以转移到非农产业。
　　“所以，我们观察劳动力的变化，不能光看总量，还要看结构。从结构看，农村劳动力不足的表现越来越严重。第一，有技能的劳动力供给越来越不足。第二，30岁以下的年轻的农村劳动力，这些城市制造业发展所需要的最重要的劳动力，供给越来越不足”韩俊说。
　　跟韩俊在同一个主题中发言的另外两位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也有类似的发现。珀斯金的研究发现，对于中国而言，1997年是个“转折点”。过去，经济学界曾经非常流行一种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相信，具有剩余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求一个工资“转折点”，即一个国家不再有剩余劳动力的转折点。这就意味着从表面看，中国劳动力可能已不再富余。
　　按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供给减少的一个可能的后果是价格的上涨。作为市场要素之一的劳动力，自然不能例外。学者们研究发现，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上看，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工资仅受到市场力量的有限影响，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进入了一个工资增长的新纪元，平均工资水平都呈现出上升趋势。
　　短期内不会丧失竞争优势
　　对劳动力成本提高给行业竞争优势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悲观论者感到忧心忡忡。珀金斯在他的研究报告中说，“他们担心持续上涨的工资不仅会使他们国家在主要依赖廉价劳动力的行业（比如纺织业、制鞋业、玩具业及消费电子产品组装业）中丧失优势，而且还将因为尚未准备好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更多依赖资本、先进技术和高技术人才的产业转型而使经济受损”
　　这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担心，但实际情况可能不会这么糟。蔡认为，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并不会丧失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从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国际竞争力。因为，如果劳动力上升不是人为而是真实地反映了劳动力短缺的状况，是生产要素禀赋变化的自然结果，则不仅不会削弱竞争力，反而通过推动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长期竞争力和增长的可持续性。
　　“此外，目前显现出来的劳动力供给倾向于减缓的趋势，只是从增量上来观察。实际上，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05－2015年期间，仍将保持年均0.7%的增长率，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大和占人口比重高的特点，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蔡表示，即使在将来劳动力出现绝对短缺，资源禀赋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可以获得动态比较优势的收益，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珀金斯认为，只有在出现两种额外条件时，中国才会出现因工资提高带来竞争力损失：一、生产率必须低于实际工资的增长。二、汇率不能实际升值。而这两个条件基本上是不能满足的。
　　一些政策建议
　　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令人担忧，但是，出现削弱或丧失竞争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作为主导一国经济发展的政府应该或者能为此做些什么呢？
　　最直接的办法是，采取措施来限制实际工资的增长。但是，珀金斯认为，这种措施可能“收效甚微”，而且如果这些措施取得成功，或者看起来成功，都将引起社会关系更加紧张。
　　“相反，让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不但将增加城市地区的劳动力，而且将对民工及其家庭的福利带来积极的影响，从而可以减少那些留在农村地区的农民之中存在的不安定因素”他说。
　　蔡的政策建议更具体。他认为，虽然因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不会立即消失，但仍然可以预言，长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将发生变化，迫切要求增长方式从单纯依靠生产要素的投入，转向主要依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为此，他建议政府应该做相应的政策调整：一、调整核心是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不必然是转向重工业化发展阶段。二、通过发育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转变政府职能，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三、通过改善就业、再就业环境，挖掘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延缓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四、通过发展教育和培训，以劳动力质量代替数量，减小劳动力成本提高带来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