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经济大国的收入分配

zazhi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改革开放30几年后，终于赶上稳居世界第二长达42年的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中共建政前30年的“超英赶美”说，是没有实质章法的梦想，改革开放则在摸着石头找路子的行进过程中，实实在在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路。

　　然而今天的成果主要是来自于规模。开放伊始，国内民间经济活力的全面激活，沿海地区从南到北，人多、厂多，使得资金累积效果迅速翻滚，此外，早期大量的海外投资、华侨华裔的资本挹注，也提供了资金来源，紧跟着金融市场、土地与房地产的开放，炒作活动又让政府和民间累积了更多财富。

　　起步低的劳动力规模是过去快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这项比较优势现在已经出现困境，人口红利近年逐步下降，随着内陆劳动力的需求加大，全国各地对劳动人口甚至开始出现抢夺潮。

　　这波从富士康事件引发的潮流估计会在短期的未来持续下去，其效应就是人工成本的水涨船高。

　　中国总体经济的增长在过去并没有充分反映在居民收入方面。今天中国与日本人均收入相差10倍，在世界排名中相差约100个名次，这是中国比其他发达经济体都更快达到如此经济规模的代价。

　　日本在经济起飞的60、70年代，就有意识地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全国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强大而稳定的中产阶级。国民收入的增长进一步拉动了经济，但更重要的是，日本让国民收入接连翻倍，是相信改善国民生计要从人民收入开始，人民收入增加，生活才会过得更好更幸福。而人民收入增加也会同时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这点与中国当下的思维很不一样。

　　日本和二战后许多新兴经济体一样，发展过程其实也带有相当的“计划”色彩，然而因为思维不同，日本国民财富累积得比较早，也更加平均。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是为了政治与政权的稳定，搞好经济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可以发挥分配财富、增强凝聚力的作用，因此财富必须集中到国家和政府手中，就成了合乎逻辑的做法。

　　然而进入新世纪，中产阶级增加到一定数量，对社会财富分配有了新的看法，即便不是中产阶级，眼界更加开阔的工人阶级，也更懂得追逐自己的利益，这就是近年政府不断面对的许多新问题的根源。

　　日本经济财政部长与谢野馨前天就2010年日本名义GDP被中国赶超一事说了句话：“日本不会与中国竞争GDP排名，我们搞经济不是为了争排名，而是为了使日本国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在被超越之后说这句话，听来有些酸，但其实很值得中国领导人认真看待。

　　财经学者郎咸平指出，中国人均储蓄只有1万至2万元人民币（1950-3900新元）。对照今天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消息，充分印证国富民贫的现实，也让贫富悬殊的问题更显得迫在眉睫。

　　因为财富的累积一开始就没有平均在人民的身上，所以今天中产阶级的平均月入5000元人民币，其实很难应付节节攀高的生活开支，更何况大城市里的居民，还有很多并没有达到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对这些人来说，生活在大城市里，除了硬件设施比较便利，一出门就要花掉很多钱，只好连亲戚间的互动、朋友间的交际应酬都能免则免，又有何幸福可言？

　　中国近年也开始谈幸福指数和幸福感，一些地方政府信誓旦旦要打造幸福GDP，然而根据一贯的思维，人民所得要靠国家增长带动，而“幸福”所需的房子、工作、教育、生活环境、医药、福利，无一不是要政府投入，政府如果没钱，人民就很难幸福得起来，所以只好继续盯紧GDP增长。

　　国家再富有，如果还有很多勤奋工作的人感觉日子无法过得宽裕，必然是发展路径出了偏差。

　　怎么样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让尽可能多的人民分享国家经济发展的果实，是“十二五计划”必须思考的大问题，因为如果财富累积继续存在不公平与失衡现象，只会造成越来越多的社会躁动，反过来需要政府付出更多代价去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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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搞经济不是为了争排名，而是为了使国民过上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