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三公消费”时间表是个良好的开端

hsdp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全国人大预算委主任高强前天表示，将在今年6月报告的2010年中央财政决算中公开“三公支出”。民间所谓“三公支出”是指公费出国、公车消费、公款吃喝。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出国(境)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等支出原则上零增长”。温家宝回答网络提问时认为，“三公消费”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

　　去年3月17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地方财政改革论坛上透露，“预算改革要加快步伐，希望公款消费、行政经费和项目建设的资金明细表明年公开。”从吴晓灵到高强所体现出的态度越来越明朗，这也使得公开“三公消费”第一次有了具体的时间表。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管束公款消费最根本的在于两条，第一是公开透明，第二是民主监督。

　　“三公消费”始终撩动舆论神经，也是民众评判政府时最易采用的论据。不过迄今为止，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没有给出这三部分支出的准确数据。2008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间接透露，全国的“三公消费”每年高达9000亿元，占行政支出1/3。这个数据被广泛引用，可是纳税人对详细的“三公消费”仍旧不知情，要求公开的呼声从未中断。

　　从全国人大财经委的一些表态分析，公开的进程与预算改革的进展挂起钩来，由于统计方面的技术问题拖延了公示“三公消费”的进度。例如因为统计口径、标准等不一致，预算科目比较粗，不够细致，这一方面会导致统计不到位，另一方面也反证对“三公消费”的管理非常粗糙。财政的现实令其不能对公款消费“自圆其说”，公开将影响财政声誉，这大概也是忌讳所在。

　　当然，“三公消费”的公开与否不仅是财政部门的事务，更直接关系到政府部门的社会形象，直观地反映出部门对公款利用的合法、合理与否，这对行政系统无疑是一个极大挑战和考验。国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行至今，行政公开的质量不尽如人意，这也是“三公消费”难公开的大背景，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

　　不管是财政的技术问题或是部门的态度问题，不公开本身就是隐患，已经对大众舆论造成了伤害。民众被迫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境地，“三公消费”只有零星的信息透出，这根本无助于行政公信力的产生及维持。保守估计，北京公车数量有70万辆，广州有20万辆。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每一次都能带来舆情震动，这就是不公开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只有公开才能消除负面的影响。

　　从总理到市民，对公开“三公消费”有共识。在中间执行环节如果出现“梗阻”现象，为大局计，也只能逆水行舟，但求成功。既然已经给出了确定时间表，在此前提下，用切实行动去纠正信息不对称的行政举措应当更迅速些。温家宝总理说这事关整个反腐败，即便往小处讲，起码利于官民互信。公布时间表预示着良好的开端。

　　遏制“三公消费”不受控制地扩张，信息完全透明公开只是起点，民主监督力量能以各自的方式产生积极效果才能带来长效治理。广州曾经因应社会询问主动公开部门预算，以表率之举进行大胆尝试。可也应当察见的是，当媒体和民众推动预算公开达到一定程度，比如遇到某些关键节点，仍然需要诸如人大等权力机关的大力呼应。说到底，人大拥有激活财政公开的最高权限。

原址：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 ... ontent_20901329.htm

公开“三公消费”，不是看他（她）们怎样消费，而是看他（她）们是怎样消耗你不得不上缴的那些税金的。

我带着关注并“路过”的态度转来……
“关注”是我的愿望；“路过”是我预想到了最有可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