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泽：日本地震与“大社会”

zazhi

　　英国保守党首相卡梅伦提出的“大社会”（Big Society）计划一直被批评为含糊的构想，甚至被有些左派分子抨击为“企图将政府服务私有化”的糖衣包装。

　　不过，这次日本关东大地震期间，笔者刚巧在东京，由亲身的经验来看，卡梅伦提出的“大社会”并非是一个凭空想象的构想，这在日本社会是存在的，而且运作良好。但要实现“大社会”的构想，亦恐怕不是卡梅伦首相任内可以实践的事，就算像英国一样有良好的公民社会作支撑，亦需要好多代人的努力才办得到。

“大社会”不能单凭国会立法

　　首先，如果大家以为“大社会”可以单凭国会立法就办到，这不单是一大误会，而且成功机会亦相当渺茫。“大社会”是文化或社会集体意识，多于政府具体措施。

　　就以笔者亲历东京地震为例，政府没有立法规定在大地震发生，公共交通中断后要自觉地守秩序，但东京就是不用有人维持秩序，大家都会在东京车站安静地坐在那里，等待地铁恢复服务，或待时机较好时自行步行回家。在香港，灾难时或严寒天气时所设的庇护所，往往都是由政府民政事务局开办或提供经费；但在日本，这类庇护场所可以由民间团体提供，甚至是由大家想不到的日本称作“暴力团”，亦即大家所惯称的“黑社会”来开设。民间普遍能有这种意识，社会的教育，以至社会各群体想塑造怎样的文化，甚为关键。

　　当然，即便民间有这种意识，政府在政策上亦要配合。如果以为“大社会”就代表政府可以消失，这也是天大的误会。事实上，学校、民间团体储备的毛毯可能得到政府资助，便利店向滞留市区的民众派发粮水，可能有获得政府充分授权，以及承诺承担有关开支作背书。

　　此外，日本人在发生地震时可以很容易找到空旷地方避难，因为日本城市规划中，并不会凡有空地都拿来建高楼大厦。中国近年任何空地都拿来发展房地产的思维框框，明显是香港政府的短视官员教坏了中国官员们。

公私领域清晰划分

　　要“大社会”取得成功，查实有赖社会对政府和私人的角色清晰的划分，在涉及具体执行的问题上，例如直接派发物资等，有可能授权私人负责更为快捷和恰当，就像东京各大车站滞留的民众，由东京都政府派员派发物资，光是物流运输，调动人手都不能回应民众一时之需，那还不如由政府简单提出一个明确财政承诺，然后由便利店自己去执行。日本有实施消费税，亦不怕有便利店集中突然哄高价格欺骗政府，因为政府大致上掌握现时各类物品的价格。

　　而有些涉及国防，或重大政策的问题，主导权仍然会在政府手里，就像东京电力公司福岛两间核电厂的安全事故问题，既涉及国际原子能组织，又涉及核燃料这种军事敏感物资，甚至有可能要请求美军帮忙，这当然要由政府出面。而在一些重灾区，像仙台、岩手、宫城等等，由于破坏己经极为严重，民间所剩能力极少，需要军方的援手，这当然又是无庸置疑的政府事权范围，政府在这类事务上没有太大的授权给民间团体的空间。
　　简单而言，“大社会”所涉及就是一个社会对公私分工划分的无形社会契约，日本由幕府年代开始，各地就已出现一些民间自治机制，直至明治维新废藩置县，以及出现民权运动，再到二次大战战败后，美国为日本设计现代宪政制度，当中经历很多的波折，才有今日的日本社会局面。同理，英国要实行“大社会”，亦肯定须对英国朝野间对“撒切尔（夫人）主义”、工党国有化各大企业的时期、公私角色的分野等议题进行讨论和反思，而英国在此过程中也无可避免地会对政府的角色作出激烈的辩论。

　　而中国由以往民间乡绅作为辅助朝廷的力量，到共产党后来取缔一切民间力量，由共产党全盘包揽，到现在发展市场经济，出现李连杰筹办壹基金……也是波折连连；而各大乡村自身的宗族力量又如何处理等问题，一切都千头万绪。

　　当中国人羡慕日本人冷静面对天然灾害，而不出乱子时，很多人都不知，这是日本人这么多年社会变革的结果。中国人不要只是羡慕，日本人最崇拜的中国儒家学者王阳明，最有名的主张便是知行合一。如果中国人认为这就是他们希望拥有的社会格局，应开始思考如何去做，以及付诸实践。天下间没有空谈得来的东西，包括一个良好的理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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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