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fenglong88 于 2026-3-9 20:16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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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出版于1996年的《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在学界的评价是“我国第一本提供课程理论解析框架的经典之作”或是“国内课程理论体系构建的开山之作”，可以见这本书的地位是极高的。当从我想从个人认识的角度来谈一下这本书。
的确，这本书系统地总结了欧美等国课程理论的主要脉络，既展示了课程理论演变的过程，又介绍各派理论家的设想，而且还有部分的批判和需要注意的内容。不过，如果仔细研读，我们就会发现书中所呈现的“课程理论”只是把原本嵌入在欧美社会当中的“课程理论知识”单独抽了出来，也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是忽略了美国社会发展和真实的教学现状的“纯学问”的呈现。这种忽略社会背景和实际状况的呈现，会给人一种这方面研究已经很充足的假象。那么，为什么这本书还被奉为了“经典之作”和“开山之作”呢？
这要从1991年这个节点谈起。在1991年之前，我国几乎没有正式的“课程理论”方面的著作。跟“课程”有关的内容，散见于各种师范类教育学的论著中。真正涉及“课程”的似乎只有陈侠的《课程论》（1989）和廖勋哲的《课程学》（1990）。在1991年之后，“课程理论”方面的著作也没有出现过很多即便出现《课程问题论》（毕恩材，王克强编著，1992）这类的书籍，也是从教学的角度去谈论的课程的。直到1996年这本书的出版，课程理论才算是正式在我国登场，至于后面众多关于课程理论的书就纷纷登场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确实有“经典之作”和“开山之作”的地位。但既然这本书是1996年出版的，我为什么要以1991年为节点呢？因为1991年年末发生了一件轰动全球的大事件——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了。
苏联的解体其影响无疑是全球性的，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的冲击尤为巨大。我国的教育制度从建国后就是学习苏联的教学理论一系。苏联的解体后，人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苏联的那一套已经过时了，我们怎么办？我们一定要向打败苏联的美国学习，毕竟美国是当时的赢家——从现在看美国以虚假的“星球大战”计划拖垮了苏联，所倚仗并不是实打实的国力。既然美国赢过了苏联，本着赢家可以通吃的原则，那么美国教育领域实施的是什么呢？答案是课程理论。好，我们的教育就从教学论领域转向课程领域！所以我们才会见到课程论才开始从教学论中逐步分离出来，成了独立的研究方向并且不断地壮大，甚至有学者断言转向课程研究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然走向。但我不这样认为，因为这个转向颇有病急乱投医的味道。在选择课程走向的过程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那个时期各个方面的无助与匆忙，但也不得不说，课程理论的出现也同样给很多人带来机遇和方向。
在这个转向的背后其实有着更复杂的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苏联的教学论里有没有关于课程的论述？
答案是有的。陈侠在《课程论》（1989）中，把苏联教育专著中的“教学论”部分视作课程方面的论述，通过综合分析得出了占比不多的结论。也就是说苏联的教育学研究中课程虽然有，但是是属于教学安排的一部分，课程的构建并不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国家制度其实才是根本原因。苏联时期，所执行的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前提下，课程的制定（也就是教学大纲、施教学科，教学内容）都是由国家主导来制订、贯彻和执行的。在这种一以贯之的教育思想下，课程的制订是统一的，不成问题的，所以苏联的教育方针自然放在可执行的教学上。
第二个方面，美国的课程理论由何而来？
这个问题换个说法就是“美国的课程理论是为解决什么样的美国教育问题而产生的？”以博比特的《课程》为例，据说他写作这书是为了回应“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加速进程中学校教育严重脱离社会实际需求的危机”，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和“学校教育严重脱离社会实际需求”。一个是美国的发展需求，另一个是学校教育落后。发展需求这一方面咱就不谈了，重点说说美国的学校教育为什么落后。美国是一个新兴的移民国家，它的本土学校本身就带有了多元化的色彩，加上不同宗教信仰的教会学校，各个国家移民兴办的各类学校，由于各个州自主的办学资格……（参考《美国公共教育——关于美国教育史的研究和阐释》埃尔伍德·帕特森·克伯莱）这样一来美国各地和各等级的学校的教学内容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可以说多样性（混乱）才是美国学校的常态，至于教学内容更是花样百出。（参考《今日美国教育》 滕大春）加上美国没有统一的毕业要求，很多学生上过学之后，所学的知识跟当时的美国社会无法接轨，所以产生脱节就是必然的了。在这个前提下，课程理论应运而出。也就是说，美国的课程理论是为了解决资本社会下工业发展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给各个州下各种类、各等级的学校做尽量统一的设想。这个设想主要是给各学校里有课程决策权的人做参考的。这些人可以在课程理论的框架下，自行安排本学校的教学内容。也就是说“课程理论”本身是一种有分权倾向的指导意见。——到了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苏联当时的教学论当中为什么不感冒课程理论了。因为“统一”和“分裂”是不调和的两端。
(综合前面两点看的话。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的教育转向课程改革其实是一趟走向精神分裂的旅途。明白这点的话也就理解这近30来中国教育的乱象了。)
第三个方面，课程理论自带的教育缺陷。
前面提到了，我国转向课程理论并不是自身教育发展的必然，而是因苏联解体后，在世纪动荡下的不得已的选择。课程理论在被引入之前并没有获得充分的研究，我国的学者对课程理论的认知大多也是大多停留在对纸面资料的汇总。离开了实地的考察对课程理论的认识自然无法达到《美国反对美国》那样的高度。从而也就没办法看到课程理论从诞生之初的缺陷。
课程理论诞生还是得回到博比特撰写《课程》一书的初衷：为了解决“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加速进程中学校教育严重脱离社会实际需求的危机”。这里面危机的社会背景是资本主义社会，而目的可以说是应“工业化”发展的需要。
考虑到资本主义的学校是为扩大资本服务的这一点，我们当然可以理解，课程理论是为资本社会服务的——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后面的美国的课程革新者也有人指出这个问题，但也这其实是无法撼动的现实。
至于应“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其实不论是杜威也好，博比特也好，不论是泰勒也好，施瓦布也好……他们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让学生能更好的成为资本社会的一个齿轮或一个铆钉。也就是说课程理论的初衷是把人变成能与社会契合的部件。如果说我们教育的文化传统是希望学生成才的话，那么课程理论的指向的是希望学生成器。或者说考察我国的育人方针“”德、智、体、美、劳”和“三个面向”，我们就会发现我国的教育传统一指向学生（人）的发展。而欧美的课程理论是应社会的需求来是定型塑人。
第四个方面，课程理论研究过程中呈现的不良影响。
最后我们依然回到这本书上来，在这本书中，关于课程理论的论著可以说是颇为全面了。不过，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两个问题不容忽视：一个是研究风气上的，一个是呈现面貌上的。
先说研究风气上的。贴几则过去写的三则“闲言碎语”：
*我看美国教育哲学的流变情况，有一个感觉，就是就像美国两党轮流执政一样，总是在不同流派之中互相倾轧而前进，他们没有什么持续的传承。所以很多东西可能只是一时的风潮，并不等于这个风潮能解决本质的问题，很多时候更多是满足一部分人的需要。
*西方的理论很容易跑单边，新旧互相倾轧，很难达到融合。
*西方理论其实是在互相倾轧之中发展起来的，他们走的不是融合和取长补短的路子，所以很多人只是在验证自己的想法，所谓的实验只是局部的，经验往往是有偶然性的。
以上这三则主要是当时学习教育哲学时产物。我觉的可以平移到课程理论的研究上来。简单概括特点的话，就是“”倾轧，独断，不兼容。”至于我这点就不再展开说了。大家可以通过自行阅读来印证一番，或着反证一番。
再说，呈现面貌上的。课程理论的提出者确实很多，博比特，杜威，施瓦布……一一罗列下来，十分突出个人的理论研究。这样容易让中国的研究者产生一种“我上，我也行”的假象，故此，在中国的课程改革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提出了以“自我实现”为目的的课程主张，五花八门，各种各样，林林总总，形形色色……
回首我国近30年来的几轮课改，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前面两点的不良倾向。比如说每一轮课改的展开都不会总结上一轮的经验教训（不兼容），总是用新的指导概念覆盖旧的指导概念（倾轧），总是强行推广一些没有经过论证却自认为绝对正确的做法（独断），以及为出新博采发明的各式各样的概念和说法（“自我实现”）。前面的这些现象我也不一一举证了。
以上，就是我在读这本书中的“异见”了。个人笔力有限，拉拉杂杂说了一些东西，但总觉得没有说清楚，没有说明白，但只能打住了。最后还是贴一则“闲言碎语”为结吧。
*课程理论，这东西在美国是给有课程决策权的人参考的，大学的参考意义比较大一些，基础教育的参考价值极小。 中美教育发展的轨迹不一样，简单地做横向参考不是不行，但要是摘来美国的一点东西就往中国教育上安，会出各种问题的。 令人遗憾的是，从素质教育开始，这种东拼西凑的行为越演越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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