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回“薛宝钗羞笼红麝串”,贾宝玉要求细看薛宝钗佩戴的红麝串子,宝钗于是摘下给宝玉观看,其中有一个情节很值得推敲: 宝钗原生的肌肤丰泽,容易褪不下来。宝玉在旁边,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这个膀子要是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她身上。”正是恨没福得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第二十八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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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晓玮:桃花诗与梅花诗的演进,以及梅花诗到宋朝登峰造极的原因初探_美女_意象_中国 (sohu.com) 梅最早出现在诗经里,梅花,其名来自于《诗经 · 召南 · 摽有梅》,诗经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在源头处,中国先祖对梅花的认知,以梅子比喻年轻待嫁的美女。随着时代演进,梅花深深植入中华文化当中,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替代的元素。特别是到了宋朝,梅花诗异军突起,登峰造极,梅花成为文人墨客的最爱,更是位列百花诗之首。梅花这种人文意象是怎么演变来的?为何最终超越百花,成为文人眼里的最爱?源头是美与自由。历史上,第一个将梅花与人文情怀挂钩的是北魏诗人陆凯,他的《赠范晔诗》 赠范晔诗 陆凯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南北朝的咏梅诗,其意象也是大同小异,与美女无关。 梅花落 鲍照 中庭多杂树,偏为梅咨嗟。 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 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 念尔零落逐风飚,徒有霜华无霜质。 梅花 庾信 当年腊月中旬,已觉梅花落完。 不信今春开晚,同来雪里探看。 树儿颤动冰落,枝高出手冷寒。 早知觅花不见,真悔衣着薄单! 李唐时期,世人皆爱雍容华贵的牡丹,虽然有也不少咏梅诗,但唐人咏梅,缺乏热情,道不出梅花的超然风韵。进入宋朝,风云突变,世人喜爱梅花到了近乎痴狂程度,梅花诗,梅花词,犹如井喷,数不胜数。林逋对梅花尤其痴迷,其《山园小梅二首·其一》一出,轰动一时,此时说梅花诗词占据了中国诗词顶峰也不为过。“疏影横斜”“暗香浮动”,遂成为梅花的专用词,一直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过。 山园小梅二首·其一 林逋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梅花清艳幽冷,朦胧月色之下,波光清浅,梅花、溪水、明月三者互相衬托,着实一个幽美明净的世界,梅花的冷峻孤峭、清香闲雅之姿惟妙惟肖。 由此可见一斑,宋朝人对梅花的痴迷程度,让人瞠目结舌,他们广植梅树,人人写梅花诗,人人唱梅花调,咏梅诗地位之高,达到无以复加的地位。不仅将梅花列为梅兰竹菊四君子第一,岁寒三友梅松竹之首,而且将梅花与高洁,低调,谦虚与坚强挂钩,进而与文人气节和风骨挂钩。当时的文人圈里,如果你不写几首梅花诗,不填几阙梅花词,就好像你不懂梅花,你都不好意思在圈子里混,世家大族,如果不在家里挂几幅梅花图,悬几幅有关梅花的墨宝,都不好意思在这世界上行走。以至于随手拈出几首宋人写的梅花诗,都是绝世珍品,比如: 梅花 王安石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雪梅·其一 卢梅坡 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评章。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卜算子·咏梅 陆游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临江仙·探梅 辛弃疾 老去惜花心已懒,爱梅犹绕江村。一枝先破玉溪春。更无花态度,全有雪精神。 剩向空山餐秀色,为渠著句清新。竹根流水带溪云。醉中浑不记,归路月黄昏。 虞美人·宜州见梅作 黄庭坚 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阑风细得香迟,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 玉台弄粉花应妒,飘到眉心住。平生个里愿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那么,宋朝文人为什么如此青睐梅花呢? 5. 梅花的人文情节 宋朝知识分子如此青睐梅花,有如下几个原因: (1)先秦时期知识分子享有古典自由 周武王克商之后,周天子奉天承运,掌管天下,天下太大,管不过来,于是,创建分封制,分封诸侯国,国君掌国,国之内,分封诸家,家君掌家。士属于最底层贵族,分封制度到了士这个阶层就结束了,士没有分封,就摇身一变,又成为了平民阶层之首。 也正因为没有分封土地的束缚,他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为谁服务就为谁服务,别人管不着,因而,他们很自由,这种自由,我称之为封建王国的古典自由。 没有分封的土地,士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技能来挣一份生活,正所谓:学好文武艺,卖于帝王家。于是,士拼命也要学会一项真本领,因为那是他们吃饭的依凭。士有了本领,就可以自由选择,应聘家君、国君,服务于家、国,君选择臣,臣也选择君,那个时代的士是很牛的,比如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地位很高,礼贤下士是那个时代的风尚,对士不礼貌的国君都会遭人耻笑的。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士为哪位君主工作都可以,因为都是为天子工作,因而,都没有道德层面的问题,这就是古典自由的特点,这也是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士多是“外国移民”的原因,比如孙武、孙膑、伍子胥、吴起、商鞅、李斯等,无论他们在那个国家服务,都是在为周天子服务,因此,就不是“汉奸”,就没有“叛国”之说。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自由,也才有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随着社会进步,士阶层也有了更细致的分工,比如谋士,学士,硕士、博士,儒士、隐士,侠士,战士,勇士,道士,烈士等。 于是,古典自由之下,士为天下谋就成为主流的道德准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成为士阶层的最高理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成为了士的精神写照,那个时代的士是推进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他们是骄傲的,是让人羡慕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士的涵义也逐渐外延,渐渐成为了中国文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名词。 (2)周秦之变让知识分子失去了古典自由 周秦之变是一场根本变革,是制度变革,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变革,没有之一。 秦统一东方六国之后,中国由封建王国进入专制帝国时代。帝国专制之下,没有了分封的国和家,天下只有一个国家,一个皇帝,皇帝的利益就是最高利益,古典时期为天下谋的思想,此时再无市场,为皇帝一个人谋,才是“正道”。 士因而失去了个人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君主只有一个,士再也不能主动选择君主,只能被选择,唯一可以主动选择的就是要么低下骄傲的头颅,要么消极避世。 毛泽东主席有一首诗,读《封建论》,呈郭老: 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粪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一句“百代都行秦政法”,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秦制至今,从未变过。 秦帝国之后,古典自由永远远离了中国,中国知识分子也永远失去了自由,除了短暂的“五四”时期。即便是短暂的“五四”时期,也创造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时代,由此,创造了中华文化史上的又一个高潮。 知识分子一旦失去了自由,就会时刻怀念曾经有过的自由,这种怀念是苦涩的,是无奈的,但也是必然的,因为这是精神需要,是精神寄托。 失去了自由的土壤,消极避世就成为部分士的选择。作为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避世,需要得到心理安慰,需要孤芳自赏,需要顾影自怜,才能达到心灵的平衡。孤独、圣洁、骄傲,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的梅花,就进入了避世者的法眼,就成为情感寄托的物象,帝制下的文人,正是一群有这样心理需求的人,于是,梅花和文人惺惺相惜,有了结合的基础,于是,梅花登堂入室,进入中华文化舞台的中央。 (3)古儒与犬儒之变让知识分子失去了尊严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了秦帝国,演变为法家独领风骚的局面,儒墨道三家惨遭失败,都进行了深刻反思,结果是,道家更加避世,趋向于隐士,炼丹求仙,墨家则向侠士转变,转为游侠阶层打游击,专为底层民众打抱不平,其代表就是大家熟悉的梁山好汉,面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儒家则暂时偃旗息鼓,等待机会,毕竟,活下去才是硬道理。 刘邦建立汉朝后,汉承秦制,但毕竟暴秦概念已深入人心,为示区别,需名正言顺。这时候,一个大儒叔孙通抓住了这个机会。 叔孙通,先秦博士,后附项羽,再投刘邦,叔孙通上表刘邦说:陛下已是帝国皇帝,和您一起玩泥巴长大的开国功臣们,不能再像小时候和你称兄道弟、嘻嘻哈哈、没大没小的,君君臣臣,要分清楚,君有君威,臣有臣样。邦大悦,便请叔孙通为汉帝国制定朝仪。从此,萧何、周勃、灌婴等,再也不敢和刘邦勾肩搭背了,见了刘邦,除了恭敬有加,辅以君臣礼外,再不敢造次。 刘邦感觉很爽,于是开始重用叔孙通及其从鲁地延揽过来的几十位儒生。为保住儒家火种,叔孙通们灵活求变,将孔孟的古典儒家思想与法家的帝王之术结合起来,向皇权低下了古典儒家那高贵的头颅。 至董仲舒,更是将法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揉进儒家学说,形成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新儒家学说,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获得汉武帝认可和支持。而这三纲严重背离了孔孟的古典儒家学说。 这是中华文化史、思想史上最大的变故之一,一是,面对强悍的皇权,初汉时期的儒士们选择了低头屈服,并借机将变形后的儒家私货,揉吧揉吧,塞进了皇权统治思想。二是,独尊儒术,就是统一思想,再无百家争鸣,再无百花齐放,由此,中华文化、中华思想步入了下滑轨道,至明清,至现在,还没触底反弹。 从此,外儒内法,就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华帝国皇权统治的不二法宝。 纵观世界历史,除了宗教,能如此成功禁锢全体人民思想的,也仅此一家,即秦之后的中华帝国! 至于儒家,也从养浩然之气的古典之儒,蜕变为仰人鼻息,投机钻营的犬儒。作为知识分子代表的儒士,深知这一套已与古典儒家背道而驰,渐行渐远,他们选择了忘记,忘记了为天下谋的初心,忘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们失去了尊严。 无疑,这是一个悲剧,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也是帝国专制下的必然结果。从此,曾经群星灿烂的中华古典文化,其光芒渐渐变暗、熄灭,取而代之的是毫无生气,缺乏创新能力的专制文化、统一思想,偌大中国,上下四方只有一个声音在回荡:忠君爱国。忠君是实,爱国是虚,鲁迅先生从这些字缝里只读出了两个字:吃人!可谓深刻至极。 至明清,帝国专制达到顶峰,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也步入死寂状态,最终在文艺复兴后的西方文明面前,完全不是对手,一路溃败,只有招架的份。 失去尊严的知识分子,无奈又无辜,急需精神寄托,于是,天生傲骨的梅花就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在他们的笔下,梅花就是他们的精神象征,对于梅花,他们毫不吝啬赞美之词,也许这样,才能稍许抚平他们那满是伤痕的心灵。 (4)知识分子的选择与代价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两千多年前的声音,穿透时空,飘到我们的耳中,犹似铜鼓铁锤,振聋发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就是古典之儒、古典之士的写照,这是他们的人生理想,也是他们为人处事的原则,即便在帝国专制下,这人性的光芒,还不时的在知识分子内心最深处激荡。 一方面是理想,这个理想就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选择自由…,一方面是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帝国专制,它不允许你有自由。面对这二难推理,士们度过最初阶段的痛苦与挣扎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多数士放下自己的身段,选择放弃理想,放弃自由,屈身为皇权服务,但内心是挣扎的,于是乎,扯过一杆忠孝廉耻的大旗,来作遮羞布,以遮挡那无尽的耻辱,并用口吐莲花,严丝合缝的锦绣文章,论证了为皇权服务就是为天下服务的理论,彻底麻痹自己,以减轻内心的痛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其中代表。 我们不能对范仲淹为代表的士有过份的苛求,在皇权淫威之下,他们几乎做到了最好。他们没有同流合污,而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力选择了“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将军白发征夫泪”,是真正的宰相情怀。 无论如何,即便是帝国体制下,士仍然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以天下为己任仍然是士心中的梦。尽管也有部分士在权贵面前选择了苟且,但是,每当中华民族遭遇苦难时,最先挺身而出的,还是这些士。文天祥笔下的“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正是这样的写照,他自己也成为了“威武不能屈”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士之一! 也有郁郁不得志的时候,也有不肯同流合污者,选择了“穷则独善其身”,选择了不合作,不作为。代表气节风骨的梅兰竹菊四君子,就成为了他们精神的寄托,比兴的对象。尤其是不与百花争芳斗艳,于寒风大雪中绽放的梅花,更受到士的青睐。 皇权专制下,崇尚梅花文化,是痛苦文人的无奈选择,也是失去尊严的文人的麻醉剂。帝国专制之下,知识分子的无奈,以及做出的妥协和选择,成为了梅花诗繁盛的温床和土壤,有人做过统计,有史以来,有关梅花的诗词,比所有其它花卉的诗词总和还要多。 梅花诗能有今天的地位,完全是文人炮制的结果。 (5)为何梅花文化在宋朝达到极盛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几乎在所有方面,包括经济、文化、政治、科技等,宋朝都达到了古代社会的巅峰,工商业高度发达,GDP水平远超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如此富足,宋朝实行了高薪养廉政策,士们的收入丰厚,除了养活一家人,还足以养活一个私家戏剧班子,来排演自己新创作的诗词。西方史学家曾自嘲:“汴京一个门吏收入都比欧洲的国王收入高”。 宋太祖“不杀士”的国策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开明的政策,并得到了切实的执行,可以说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皇帝分权于士,共理天下。 秦帝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从没有得到过这么高地位!因此,生活在宋朝的知识分子是最幸福的,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庙堂之上,与皇帝平等辩论,包拯吐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拭脸,而老包却只当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虽然也有政治斗争,但只限于政见不同,没有肉体消灭,最多是贬谪。 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政见上不同,但私谊不错。欧阳修死后,给予欧阳修评价最高的,是政敌王安石。 那是一个君子的时代! 宋朝还曾拥有中国历史上相对成熟的政党政治,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党轮流执政近百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与此同时,生活在宋朝的知识分子又是最痛苦的。 这是因为军事上,宋是弱宋,屡遭外族欺凌,先是辽,后是金,最后是更强大的蒙元,其间,连最小的西夏也打不赢。 知识分子,给点阳光就灿烂,更何况,大宋给予知识分子的不仅仅是些许阳光,还有实实在在的财富和尊严。宋朝的知识分子和皇帝分治天下,完全把皇帝当成了自己人,把国家的事情当成了自己的事情,国家有难,知识分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们个个热血沸腾,恨不能立马提刀上战场,为国争光。于是乎,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醉里挑灯看剑,沙场秋点兵”,就成了宋朝文坛的主旋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就成了遗嘱样板。 崖山之战失败后,宋人不愿投降,左丞相陆秀夫背着南宋末代皇帝,不满8岁的赵昺投海自尽,十万军民也相继投海殉国。中华上下五千年,如此壮烈者,仅此一例。这就是宋朝的君臣关系,这就是宋朝的士的赤子之心,君臣同心。 如果把眼光放到1644年4月25日那个早晨,走投无路的大明末代皇帝崇祯,独自走向煤山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系带自尽,身边仅有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太监,就知道明朝的知识分子政策有多么不地道,君臣早已离心离德。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大宋皇家待知识分子不薄,大宋知识分子也就待皇家如己家。然而,国家军事力量羸弱,屡遭他国欺负,国家战略又是以和为上,大宋知识分子徒唤奈何,“可怜白发生”,但报效国家、报效皇帝的机会始终没有到来,留下的都是惆怅和遗憾!惆怅遗憾之余,把梅花请出来,一番倾诉,心情会好很多,于是,梅花文化至宋达到了顶峰,以致于有了梅妻鹤子的林和靖,终生不仕不娶。 这就是中国梅花文化的历史根源,这就是梅花诗到了宋朝达到鼎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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