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又要复兴了吗？！

枫子轩

不登大雅之堂的就都要一勺烩了？

本是。。。

。。。太急

宋公明

下面是引用枫子轩于2005-12-08 12:40发表的:
不登大雅之堂的就都要一勺烩了？

本是。。。

。。。太急

自惭愚钝，不悟尊意～～

aπολλωv

下面是引用宋公明于2005-12-07 12:53发表的:

传统文化决非仅指儒学。汉初崇黄老，杂之以王霸；及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法、儒......三教九流、诸子百家，莫非传统文化。然而孰兴孰废，全在于执政者的需求和好恶——虽然早已经不是“学在王官”的时代～～

公明吾兄，所言甚是，吾亦知之。

吾意：“复兴”之事需涓涓细流，而入涧无痕，入潭无声，国学妙之所在（其实世之大学无不如此）。

而现之儒学界有“民主仁学”之新说，涉于西方未入之地，甚好。然国之现状恐其难有作为，必绰绰于皓首穷经，复兴之“兴”亦与此绝而。

“和谐社会”岂不有同于“中庸”之境，想来必有“大”儒于上层者“兴”之。喜乎？悲乎？

宋公明

迩来高层尚称读书，如闻前总书记江公即爱读《古史辨》，则兄所谓“大儒于上层者兴之”庶几有望矣～～

宋公明

　　鲁迅的同门，国学界的大师，学问高，资格老，如今却贫困潦倒；或许是不愿进体制，不愿被打扰，朱季海，一直处在公众视野之外。

　　对于外界评价，他笑眯眯地反问：“我哪里怪了？

　　他们来我这里拿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就说我怪。”

　　而此外，据说是因为长期受到双塔公园的负责人的照顾，比如免收门票、免费提供开水等等，碍于情面，他就答应了充当私塾顾问。

　　江南的苏州有一处双塔公园，园中矗立的双塔，被看做两支笔，是该城的文化象征之一。一代宗师章太炎的故居便在附近。

　　每日早上的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公园里“啸轩”外侧走廊拐角的硬木椅总会迎来一位从两里外来这喝茶的老人。老人身边的一张红漆旧木桌上，总是放着充当茶杯的玻璃罐、水壶以及一只小塑料袋。他不和旁人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绿树和阳光，或者闭目养神。

　　庭院的另一侧，一群老人在聊天或者打牌，不时的喧闹声更衬托着前者的孤独。

　　这位老人，是章太炎的关门弟子——朱季海，今年91岁。鲁迅是其同门师兄，陈寅恪是他同辈学人。其著作《楚辞解故》因深奥难解，被称为“学界天书”。但同鲁迅、陈寅恪等其他文化耆宿不同，这位国学界的传奇人物，似乎一直在大众视野之外。

　　有人说，在苏州，朱季海资格最老、学问最大、脾气最怪，是个“有点痴有点迂有点怪有点狂的高人”。

　　有人说，朱季海长期穷困潦倒，是一位“无钱、无劳保、无人照顾”的“三无人员”。

　　坊间还有种种传闻。据说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想见其一面却终死未能如愿，朱季海称：“二人皆恃才，不见也罢”。据说南京大学前校长匡亚明要请他出山，老人的答复是：每月薪水由他定，“不能少也不能多”，“而且每节课只上20分钟，因为我没有水分”。

　　最近他出山担任一家现代私塾的顾问，更引起多种的猜测和讨论。近日，记者前往苏州访问了这位神秘的国学大师。

　　一位真实可爱的老头

　　朱季海老先生是没法约见的，因为他没有任何联系工具，除了写信。要见他只有从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在双塔公园里等着。

　　在友人的引荐下，笔者很幸运地坐到朱老先生面前。当得知记者来自广州，老先生立刻就说，英语的“TEA”就是根据中国南方的茶的发音，因为中国的茶叶最先都是从南方港口运往西方的。这样的开场一下子就让记者紧绷的神经放松了。

　　这是一位面容清癯、精神矍铄的长者，脸上很少老人斑。他的衣着朴素而优雅：一顶呢绒鸭舌帽，灰夹克，条纹裤，一双呢鞋。对于外界评价他的“三最”。他笑眯眯地反问，“我哪里怪了？他们来我这里拿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就说我怪。”

　　他把手上的报纸拿给我们看，指着上面的一则新闻——“江苏要消灭20万个自然村”。“这是要干什么？”他告诉我们，没钱订报纸，只能买一些便宜的报纸看，并通过这对当下的世界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对现在某些人的读书无用论，朱季海说：“孔子没能改变鲁国，可是我们拉长一点时间来看，他却能影响世界。”

　　而对如今所谓的“复兴国学”、“返回传统”，他则表示：“现在不是要返回传统，而是要拾起失落的人文。孔子不是一块招牌，也不是一种魔术——念几声咒语就万事大吉。现在所谓的纪念孔子正是一个‘文化盲点’。就像落花流水，几天就没有了。”他接着解释道：“什么叫回到传统？所谓传统就是会一直传下去，传不了的就不是传统。每天都在前进，哪里回得去？”

　　为什么充当私塾顾问呢？他没有回答，只是无奈地说，原来说好的只是形式上挂个名，不采访，不拍照，现在全部不作数了。记者听到一个说法，私塾主人请双塔公园的负责人牵线搭桥，朱季海因为长期受到双塔公园的负责人的照顾，比如免收门票、免费提供开水等等，碍于情面就答应了。

　　他对现在的环境污染意见很大。“现在是垃圾文明，制造各种垃圾，所以癌症大量地出现”。他甚至对茶叶都表示了极度的不信任：“都是农药。”

　　每天都来双塔公园，是“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他无奈地说。朱季海的卧室就在街边，晚上总是睡不好。因此来双塔有三个目的：保持运动，呼吸新鲜空气，还可以“补觉”。当交谈间听到一个笑话，老先生笑得茶水从口中喷出来，流出了眼泪。

　　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实可爱的老人。

　　记者做东，请朱季海到饭店吃饭，一走进大厅，朱季海就说空气不好，都是油烟味。点饮料的时候，朱季海建议喝红酒——“喝点红酒对心脏有好处”，同时要兑着果汁喝。

　　他害怕生病，因为“看不起病，也没有人照顾”。因此朱季海说，活在当下要做学问，首先就是要“保护自己”。

　　朱季海说自己已经买不起书，每个月的收入，还不够吃饭和穿衣。

　　复兴私塾的负责人傅奇告诉记者，朱季海中午有时候到路边的小店吃点东西，有时候不吃饭。双塔公园里的一位老妈妈看他可怜，有时候中午做了饭请他一起吃。

　　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

　　朱季海1916年出生。他的父亲也是一位读书人，曾经留学日本，与革命领袖黄兴相识。

　　朱季海16岁起师从章太炎。对于“章太炎最后的弟子”一说，朱季海说自己并不是最后一个听章太炎讲课的学生，因为章太炎晚年授课是开放式的：交点钱，谁都可以来听。他是其中年纪最小的弟子之一，章太炎十分器重这个聪明而用功的学生，称其为“千里驹”，并委以重任，所以外界有“最后的弟子”一说。

　　“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讲，每课必到的就是鲁迅和朱希祖，鲁迅还做了笔记，现在就放在鲁迅纪念馆里。他后来却说‘一句也不记得了’。”

　　朱季海认为这是当时鲁迅要表明自己的所谓“革命立场”，“这是一种‘左派幼稚病’”。

　　“章老师要我办两件事：一件是筹办章氏国学讲习所；一件是创办《制言》杂志。”朱季海回忆说，自己跟章先生学习，主要的方式就是聊天。

　　章氏国学讲习所于1935年创办后，章太炎指定朱季海担任主讲人，当时朱才20岁左右。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弱冠青年为一群比自己年长的读书人讲学，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令人惊奇的是，朱季海读大学选的专业是物理学，因为“对一切都感兴趣”。朱季海毫不犹豫用一个词形容年轻时候的自己——“潇洒”。那个时候的他，和其他时髦青年一样爱玩，喜欢看电影；不同的是，他对世间万物，甚至高深的学问，都怀有浓厚的兴趣，“研究也是玩”。

　　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朱季海最爱谈的一件事就是第一次北京之行。此行的起因并不令人愉快，因为章氏国学讲习所的缘故，他与同门发生了矛盾，愤而赴京观光。此次的北京之行，却令他眼界大开，收获颇丰。应蒋梦麟邀请，到北大藏书楼新馆开馆仪式上助兴；跟德国学者李华德学习了梵文和巴利文，本来还想学古琴，可惜心仪的老师不在；而最让他感到舒心的是，白天逛东安市场的书摊，晚上在故宫武英殿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读道藏(道教经籍)。

　　在朱季海的记忆中，这段在北京的时光充实而愉快，这是他以后两次来北京所难以感受到的。

　　谈到同门，记者问到他不肯见大师兄黄侃的传闻是否属实，他立刻否定了这个说法：“有机会我当然会去看他。”他介绍说，章老师与黄侃关系很好，写了文章都要给对方看。说起这些，他的眼圈开始红了。

　　而对于章太炎的另一著名弟子鲁迅，朱季海却颇有微词，尤其是对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写道“(章太炎)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讲，每课必到的就是鲁迅和朱希祖，鲁迅还做了笔记，现在就放在鲁迅纪念馆里。他后来说‘一句也不记得了’，这是为什么？”朱季海认为这是当时鲁迅要表明自己的所谓“革命立场”，“这是一种‘左派幼稚病’”。朱先生认为，要救国首先要有文化，“没有我们的历史文化，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呢？鲁迅的出发点并不坏，但是认识不清”。“办《制言》，也是为了制约他们这种全面学习苏俄的倾向”。

　　“但是我还是可以理解他的偏激，因为他的父亲死得很冤枉”。

　　1946年，精通英、德、日语的朱季海来到南京国史馆工作。他看不惯擅长钻营的副馆长，副馆长也很不满，说他“目无官长”；朱季海听到后还击说：“此乃‘长官无目’！”。因此，两年后他没有随同“南京国史馆”迁往台湾。“副馆长是个官僚，学问是有的，但也谈不上有多高明，但比现在的一些官员要高多了。”朱季海说。

　　对于越来越厚的学术著作，朱季海一直非常不以为然。“那是给文盲看的。文盲也不看，就摆在那边装样子”。他认为一本书也许都比不上一条注释。建国初，他给吕叔湘主持的《语言研究》投稿，不见回音。后来在上海见面了。“我问他，稿子怎么样，怎么没有发呢？他说，我们这里要论文的，一条一条的东西不能出。我就说，什么叫一条一条，学术就是问它是不是真理。结果他一回去马上就发了。这是我第一次在《语言研究》上发表文章”。

　　一位贫困潦倒的大师

　　不少人说，以朱季海的条件，到大学当个学术带头人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事实上，朱季海曾经给学术带头人上过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曾经应聘到苏州铁道师范学院，给文学、史学、美术三个系的学术带头人上课。南京大学也请他给老师上过课。

　　然而，朱季海在建国后没有成为任何一家单位的正式员工。这是为什么呢？那样，至少可以保证衣食无忧，不必为生计担心。

　　朱季海回答说：“那时候还可以做事情，我不需要那些东西，我需要的是时间。以前一个星期有3次的政治学习，从‘文革’之前就这样，这样就没有自己的时间。这是一个选择，做这个，就不能做那个。我那个时候不在图书馆、博物馆，就在朋友家里看东西。”

　　他又加上一句：“如果那个时候有一个职位，可能你今天就见不到我了。”那个时候，指的是从新中国建国到“文革”结束，在历次运动中著名文化人物纷纷落马，遭受各种迫害。朱季海有两次逃往苏州郊区，其中一次就是得到要被批斗的消息。

　　朱季海的书法堪称一绝，不少人上门求购，可是据说他对于自己的字十分爱惜甚至悭吝，不肯轻易下笔；即使有人请他吃饭，或者帮他办事，他也不肯动笔。

　　对于这种说法，朱季海显得很淡然。他对记者说，早年别人要他写字，他是提笔就写，不当回事，可是“现在不能写了”。

　　“90年代他们找我写字，苏州郊区的一个公墓，有三块牌坊，每块上面要写四个字。一块是启功写的，一块是赵朴初写的，还有一个找我写。一个字一千块，轻而易举，但是我推掉了。我说我现在不能写，原因是什么？不是钱的问题，一万块我也不敢写。到时候走过去我自己是要看的。”

　　为什么不能写呢？朱季海语焉不详。从长期关照朱季海的俞明的话中可能可以得到部分答案：朱季海的手曾经摔伤，几近骨折，当时没钱医治，留下了后遗症。“他穷得连棉裤都当掉了。”

　　俞明曾任苏州市宣传部长，一直非常关心朱季海的工作和生活，还专门写过介绍朱季海的《痴子》一文。据俞明的看法，朱季海生活困难与他自身的性格也有关系。他曾经让苏州市博物馆给朱季海挂一个顾问的头衔，这样每个月朱季海都能领到一点钱。可是朱季海并没有来领钱。“我告诉馆长，第一个月要把钱送到朱季海家里，第二个月他就会自己来领了。果然如此。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脾气。”

　　俞明说，还有一次，几个热心人要介绍朱季海出任江苏省文史馆员，他们找了语言学家徐复推荐，一不小心把徐复说成朱季海的师兄，朱季海不乐意了，说“他是我大师兄黄侃的弟子，怎么可能是我师兄？”

　　据了解，朱季海目前的固定收入是由苏州市委宣传部每月发400多元，原来是每月100多元，冠以“工农联盟顾问”的名头。“怕他饿死。要是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我们的罪孽可就大了。”俞明说。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女学者、女作家自发地组织起来照顾这位文化老人，请他上馆子改善伙食，带他去医院看病等等。“朱季海对于请客吃饭，从不拒绝，他喜欢吃肉。”

　　据说，老先生还不定期帮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做一些校注工作，获得一些零用钱。

　　一个不受欢迎的父亲

　　朱季海住在苏州观前街1号。观前街是苏州著名的旅游购物区，车水马龙，人潮如织。朱季海的家是一幢中西结合的两层楼的青砖旧洋房，有些地方已经裂开。它和马路之间隔了一条小河。其他房子临河的一面都漆成白色，惟有朱季海的依然是青色，像一块大胡渣。这个房子是当年他的老父亲留下来的。

　　如果说喧闹的环境严重地打扰着他的睡眠和工作，那么与家人的不融洽关系，更让朱季海在垂垂暮年也难以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他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身体不好，疾病缠身；夫人依然健在，是一位朴素善良的妇女，没有多少文化。虽然住在一所房子里，朱季海与家人却形同陌路。熟悉他们家务的纪克先生介绍，他不和家人一起吃饭，基本是自己解决；但衣服还是家人帮他洗。

　　据纪克的观察和猜测，矛盾的根源很大要归咎于经济问题。朱季海虽然名声很大，却不能给家里带来实际利益。家里的经济负担一直十分沉重。“在世俗生活的层面，他几乎是一个废人。对于妻子儿女，我们能不能说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朱季海的儿子朱广明是一位朴实的中年人，他的职业是电表抄表工，虽然生活清贫，他依然坚持买书读书。

　　作为远道而来的书友，记者走进苏州观前街1号，参观了朱广明的藏书。书房也就是卧室，所有的家具都变成了书柜，连床上都是书。朱广明说，因为今天要练字，所以只好把桌上的书搬到床上。他曾被评选为苏州著名的藏书家。

　　朱广明对书的痴迷，无疑有着父亲的影响。但是对于父亲和与任何与父亲有关的话题，他坚持不说一个字。旁人在谈论他父亲的时候，他也神色漠然，不置一词。他也不喜欢家人和外人谈论他的父亲。

　　纪克说，朱季海对子女的要求很高，很少给予鼓励、夸奖。他又很不喜欢子女利用自己的名头到外面办事；而子女们也从来没有因为他的名声获取什么好处。

　　朱广明屋里有一台电脑，这是他的儿子也就是朱季海的孙子的。他目前已经大学毕业，从事园艺工作，不过他对家里的读书、藏书已经没有太大兴趣。当然，这也让家里严峻的经济形势有所缓解。

　　朱广明的卧室旁有一道伸向黑暗的楼梯，楼梯的尽头就是朱季海的房间。除了朱季海自己，谁也不允许进入这个房间，包括他的家人。谁也不知道每天他是如何独自在屋子里度过漫长的时间，里面又藏着多少的学术珍宝。根据极其少数到过这个房间的人介绍，屋子里除了一堆书，就是一张床。朱季海房间的后侧，高高地开着两扇窗户；前侧，安装了家中惟一的一台空调。

　　望着这一切，记者突然想起第二次在双塔与朱老先生共进午餐的情形，他要了一个菜包子，一个肉包子。吃了一个，另一个带回家。也许，那天晚上，那个封闭的房间里，一个包子就是老先生全部的晚餐。

　　章太炎及其部分高足

　　章太炎 (1869-1936)

　　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章太炎为人直爽，性格火爆，经常作出惊世骇俗的言行，被世人称作“章疯子”。曾参加维新变法运动、反清运动以及反袁斗争。他是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有精湛研究的一代国学大师，曾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门下高足甚多。

　　黄侃 (1886～1935)

　　湖北蕲春人，章太炎的大弟子，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字季刚，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有乃师之风，被称为“黄疯子”。

　　朱希祖 (1879～1944)

　　历史学家、藏书家。字逖先。浙江海盐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史地，回国后和胡适合作，推广白话文运动，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钱玄同 (1887-1939)

　　浙江湖州人，语言文字学家。曾从章太炎习国学，开始致力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及《说文解字》研究，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

　　鲁迅 (1881-1936)

　　浙江绍兴人，作家，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听章太炎讲学，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曾在日本听章太炎讲授《说文解字》等课程；晚年鲁迅与章太炎意见相左，反对其“复古”。

　　周作人 (1885-1967)

　　浙江绍兴人，散文家、诗人、翻译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后任日伪政权的国府委员等职。新中国诞生后，居家从事翻译与写作。他曾经写作一篇《谢本师》来抗议他的老师章太炎的“落伍”。

http://news.sina.com.cn/c/2006-03-17/21009376602.shtml

宋公明

章门“五王”轶事■朱元曙

章太炎先生曾把他的五位得意弟子戏封为“五王”。他们是天王黄侃(季刚，1886——1935)，东王汪东(旭初，1890——1963)，西王朱希祖(逖先，1879——1944)，南王钱玄同(中季，1887——1939)，北王吴承仕(检斋，1884——1939)。这五人在他们各自所从事的领域中，均是大师级的人物，后来，我国文史界的不少重要人物都分别出自于他们的门下。“五王”中的朱希祖，是我的祖父。

一、“五王”的来历

章门“五王”的来历，有不同的版本。把弟子们摆在一起评价，最早见于太炎先生《自撰年谱》“宣统二年条”：“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钱夏季中，就是钱玄同。章门“五王”中的吴承仕是民国四年才拜在太炎先生门下的，此时自然不会有其大名，但是，此时汪东就在日本东京，不知为何，也没有其尊名。

“章门四子”及“章门四王”的说法，来源于汪东。汪东《吊吴检斋》诗下的小注：“章门四子，黄季刚、吴检斋、钱玄同及汪旭初。”汪东曾对先祖父朱希祖说：“当日章师戏言，黄为天王，汪为东王，吴为北王，钱为翼王，以钱为畔师，故称翼王。”后来，先祖父朱希祖到中央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汪东又对他说：“章师又谓旭初曰，‘吾门四王当改定，去钱入朱。’”这是“章门四王”的两个不同的版本。(详见朱希祖1939年12月7日日记)

“章门五王”说，来源于黄侃。1935年1月30日，先祖父朱希祖及黄侃等人同赴刘国钧宴，席间黄侃说：“章太炎先生尝对人言,余有五弟子，黄侃可比太平天国天王，汪东为东王，钱玄同为南王，朱希祖为西王，吴承仕为北王。”(《文史大家朱希祖》，学林出版社，176页)

封钱玄同为南王或翼王，是因为其“畔师”(翼王背叛洪秀全自不必说，南王因其早卒，章以此喻钱畔师。详见朱希祖1939年12月7日日记)。说其“畔师”，是因为一、钱玄同主张废汉字用罗马字；二、章太炎之经学主古文，钱之经学主今文。至于黄侃为天王，自然是因为其学问在章门诸子中首屈一指，而汪东为东王自有其原因。黄侃使酒任气，狷介狂傲的性格举世皆知，常常会和人闹出矛盾，比如与“五王”中的吴和钱。但是黄侃晚期最后六七年一直在南京中央大学与汪东共事，且汪为中大文学院院长，黄为教授，但是二人却从未产生过矛盾，不仅没有矛盾，而且黄表现出少有的听话，所以太炎先生戏谓黄为天王，汪为东王。朱希祖《答旭初见赠十一用寺韵》一诗中有句云：“文章要借江山助，此亦足使天王驯。”诗下小注云：“季刚才高气盛，到处龃龉不能容，晚年在南京六七年，与君始终相安。盖惟君能下之，而又能驯之也。故本师戏谓季刚为天王，君为东王。”(《文史大家朱希祖》，学林出版社，127页)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自以为上帝之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东王杨秀清却能代上帝发言，以节制天王洪秀全。太炎先生以太平天国诸王之关系，来喻门下诸子，实有趣焉。它不仅表现出太炎先生的谐趣，也表现出太炎先生对自己学术地位的肯定。

“章门五王”说，在当时的学界流传甚广。先祖父朱希祖逝世后，于右任挽联曰：“稽古证今东汉儒林兼许郑，传薪革命西王封号比汪吴。”顾颉刚挽诗曰：“万卷藏书任取资，焚膏矻矻是生涯。大封合畀西王爵，勘验余杭戏谑词。”即为明证。

二、同门间的矛盾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章门诸子个个是人中精英，并且其中不少人还曾长期在一起共事，自然也免不了俗，闹出点矛盾来，其中闹得最不可开交的是黄侃和钱玄同。

黄侃学问大，脾气也大。其人性情乖戾，一言不合即恶语相向。比如，他和象山陈汉章先生同校为教授，也互相敬佩对方的学问。一次在一起聊天，谈起学问，竟因观点不同而相骂，黄侃继而“欲以刀杖相决”，事后，却又像无事一样，而“善遇焉”。他和钱玄同，我国文字学上顶尖的两位大师，又先后同为北大、北师大的文字学教授，恐怕真是一山不能容二虎，两人常要闹些矛盾。黄侃死后，《立报》上曾登过一篇《黄侃遗事》，文中说：

黄侃尝于课堂上对学生曰，“汝等知钱某一册文字学讲义从何而来？盖由余溲一泡尿得来也。当日钱与余居东京时，时相过从。一日彼至余处，余因小便离室，回则一册笔记不见。余料必钱携去。询之钱不认可。今其讲义，则完全系余笔记中文字，尚能赖乎？是余一尿，大有造于钱某也。”

周作人将这篇文章寄给钱玄同看，钱玄同回信说：

披翁(按黄侃在旧同门中，别号为披肩公)轶事颇有趣，我也觉得这不是伪造的，虽然有些不甚符合，总也是事出有因吧。例如他说拙著是撒尿时偷他笔记所成的，我知道他说过，是我拜了他的门得到的。夫拜门之于撒尿，盖亦差不多的说法也。

这种细节真有一点《世说新语》的趣味。读者不必去考证那一册笔记到底是“撒尿”而得，还是“拜门”而来，权当故事听听而已。不过，先祖父希祖先生倒是实实在在把自己在日本亲笔所记的太炎先生讲课之笔记——《文字学札记》十册，赠与钱玄同，该十册笔记，现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钱玄同遗物中。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文中，回忆他们同门师兄弟于日本在太炎师座下学习的情况，许说：“逖先笔记最勤。”先祖父舍得将自己精心所记之笔记赠与玄同，可见二人情谊匪浅。

黄侃曾戏呼钱玄同为“钱二疯子”，有诗戏之曰：“芳湖联蜀党，浙派起钱疯。”1932年，章太炎在北京讲学，黄侃也在北京。有一次，黄、钱二人在章太炎住处的客厅里相遇，与诸客坐候师出，黄忽戏呼钱曰：“二疯！”钱已不悦，黄继曰：“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的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钱登时大怒，拍案厉声曰：“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于是双方吵了起来。老师闻声，疾出排解，哈哈地笑着说：“你们还吵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快要念‘アィゥエォ’了啊！”(见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

这黄侃与吴承仕原也是极好的朋友，黄一直居住在吴的一所房子内。吴先生是位忠厚之人，而黄侃竟也与其产生了矛盾。1927年，吴承仕任师范大学文学系主任，黄为教授。有学生反映黄在课堂上对女生有不尊重之言，吴作为系主任便善意的提醒黄侃注意一下。谁知黄侃竟大怒，辞去教授之职。搬家时，黄侃竟架上梯子，爬到梁上写下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这真有点小孩子恶作剧了。吴承仕把此事告诉了太炎先生，太炎先生回信曰：“季刚性情乖戾，人所素谂。去岁曾以忠信敬笃勉之，彼甚不服。来书所说事状，先已从季刚弟子某君闻其概略，彼亦云吴先生是，而黄先生非也。”

这钱玄同与吴承仕也闹过矛盾。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北京的章门弟子集资刻《章氏从书续编》，由钱、吴二位主持其事。太炎先生以为这是一件不太复杂的事。但是，书老是刻不出来，先生有些不开心，去信询问已有责怪的意思了。其实刻板实为不易，尤其是其中《新出三体石经考》一书，是由钱玄同手写之后才刻板的，且多次改版。老师来信责怪了，两位弟子分别写信向老师解释，但信中也分别有些推诿，都告了对方的状。老师着实生气，去信说既然两人互相推诿，就一人办好了。于是就不要钱玄同再问此事，由吴承仕一人主持。后来太炎先生也发现其中诸多误会。书刻好后，尤其是看到钱玄同所手书的《新出三体石经考》确实卖力，大为感动。为了弥补对钱玄同的误会，太炎先生特地在钱的手书后作跋，对钱氏大大地赞扬了一番。

平心而论，大师们斗气，也竟是那样率真，似乎还带着孩子般的童趣。吵起架来口无遮拦，任着性子乱说一通，甚至吵过之后，找老师评理。老师批评错了，再表扬一番，便又满脸灿烂。但因为他们是大师，这便成了轶事。

三、同门间的情谊

他们虽有过矛盾，但同学还是同学，情谊依旧深长。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曾说：“黄季刚与朱希祖虽然同是章门，可是他排除异己，却是毫不留情的。”周说：“事情虽是在林琴南的信发表以前，这正是所谓新旧学派之争的一种表现。”事情可能并不像知堂先生说的那样严重。先姑母朱倩早逝，留下一册十五岁时记的日记，日记中记录了希祖先生对其课读的情景。1917年11月7日，姑母在希祖先生的指导下，读了当日《中华新报》刊载的黄侃《秋日偕永宁曾缄慎言、海宁孙世扬鹰若自大通桥泛舟至二插，饮村肆，看夕照，向暝始归，留题肆壁》一诗，并读了黄侃的《诗品笺》。姑母在日记中说：“家君以倩女流，不妨以美丽为宗，训倩即仿黄君之法，文以郦、杨为法，诗以颜、谢为宗，自是以往，当尽力诵法四家矣。”这就是先祖父希祖先生以黄侃的作品为范例，来教授女儿，并要求女儿“仿黄君之法”，可见祖父对黄侃先生是非常看重的。其实，那时在祖父的文学观念中，还不存在后世所谓的“新旧”之说。朱希祖1917年11月5日日记中说：“近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主持文学者大略分三派，黄君与仪徵刘君申叔主骈文，而刘与黄不同者：刘好以古字饬今文，古训代今义，其文虽骈，佶屈聱牙，颇难诵读；黄则以音节为主，间饬古字，不若刘之甚，此一派也。桐城姚君仲实、闽侯陈君石遗主散文，世所谓桐城派者也。今姚、陈二君已辞职矣。余则主骈散不分，与汪先生中、李先生兆洛、谭先生献及章先生议论相同，此又一派也。”可见新文化运动初期，祖父还在“骈散之争”中打转，此时，其观点与1919年初写《文学论》支持白话文还有距离。而此时，正是周作人先生所说的黄侃对朱希祖“排除异己，不余遗力”的时间，可见作人先生的话是不确的。1935年黄侃过世，先祖父朱希祖先生写诗挽之：

浊酒浇愁鬓已丝，飘摇家国付金卮。拥书差傲王侯乐，捐官俄来猿鹤悲。许郑胸怀推独得，齐梁风调系人思。文章庾信同哀乐，不待江南作赋时。

并亲赴黄侃先生寓吊丧。可见他们近三十年的情谊匪浅。

前文说到黄、钱斗口，黄侃死后，钱玄同写挽联：

小学本师传，更?绎韵纽源流，黾勉求之，于古音独明其真谛；文章宗六代，专致力沉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门遽丧此隽才。

又《致潘景郑书》云：

季刚兄作古，闻之心痛。弟与季刚自己酉年订交，至今已廿有六载。平日因性情不合，时有违言。惟民国四、五年间商量音韵，最为契合。廿一年之春于余杭师座中一言不合，竟至斗口。岂期此别竟成永诀。尤今思之，吾同门中精于小学文辞如季刚者有几人耶？上月曾有挽联寄交汪旭初兄转中央大学之追悼会。今录一纸附奉。如《制言》第七期以后尚有对于季刚之挽辞，乞以此联附录纸尾，幸甚，幸甚。

由此可见，钱、黄二人，虽因“性情不合，时有违言”，但钱对黄的敬慕之情，却始终未改。

同样，吴承仕与黄侃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据吴先生的儿子吴鸿迈说，黄与吴“最要好，常常邀请我们一家人去逛新世界”。黄在北京也是住在吴家。后来，虽然闹了点矛盾，但是，在吴先生逝世后，其家人的讣告，在述及其学术地位时，仍将吴与钱、黄并列，并以此为骄傲。看来钱宾四先生所说的“惟黄侃一人，最为章氏门人所敬”确非虚语。

吴承仕先生的死是最悲壮的。吴先生安徽歙县人，初为司法部佥事，1915年拜太炎先生为师，在太炎先生被袁世凯软禁时，笔录太炎先生绪论，成《菿汉微言》，名动天下，后成为我国著名经学家。1936年，日寇侵华，国势日趋危殆，吴先生于此时加入了共产党，弃国学而谈时政，以抗敌济民为志。为避难，太炎先生劝吴先生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其时，汪东正任中大文学院院长，汪对太炎先生说：“人闻检斋当来，相庆得师。”但是吴先生婉言谢绝了邀请，其于1932年2月复函太炎先生：

先生慈鉴，手谕敬悉，旭初瞩望之殷，劝勉之切，唯有感激，暑假以后，自当南下。私冀时奉明(？)，俾免陨越。如或国难日深，中枢颠陨，托命何所，当不可知，则区区约言，又不足道矣。敬复，即候春安。弟子承仕谨书。二月廿日东北大学休息室中。

1937年北平沦陷后十日，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吴先生化名汪少白，化装转移到天津，秘密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与家人绝音问二年余。1939年8月，天津水灾，吴先生染患伤寒而不自知，仅以一般感冒治之。后来病情严重，天津无法医治，只好秘密潜回北平。不敢直接回家，悄悄住在一个亲戚家中。9月11日身体不支，经友人帮助入协和医院治疗。由于在天津延误时日过久，又并发支气管炎，终以肠穿孔抢救无效，于9月21日逝世。

先于此，1939年7月，吴先生致电同门汪东于重庆，言“始遭名捕，继复利诱。夙承师训，义不如身，两年以来，日撰抗敌文告及秘密撰稿，不下三十万言。诚恐津局一变，音问将绝，故略陈近况。”

吴先生一死，全国误传其为日寇杀害，十一月重庆报载其为敌人肢解以死，举国震动。延安也开了追悼会，毛泽东挽联曰：“老成凋谢。”周恩来挽联曰：“孤悬敌区，舍身成仁，不愧青年训导；重整国学，努力启蒙，足资后学楷模。”中共“七大”将吴承仕列入烈士名单。

对吴承仕先生的死，朱希祖有长诗《天都烈士歌》以悼之。诗中洋溢着对吴先生的敬意，也充满了同门师兄弟的情谊。吴承仕死后，章氏同门多有诗吊之。

钱玄同曾有过三次死亡的故事。第一次是玩笑。钱曾说过：“四十岁的人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这本是一句玩笑之语，也是一句过头话。到了1927年9月12日，正当钱四十岁，胡适等人拟在《语丝》杂志上编一本《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以玩笑之，但终未编成。不过消息传到外地，有些朋友竟信以为真，还打电报到北平来慰问钱氏家属。第二次是误传。抗日战争开始后，北大等大学撤出北平，钱玄同因身体原因未能同行。他在敌伪统治下的北平闭门谢客，寄语后方友人：“钱玄同绝不污伪名。”1938年7月，北平有一个叫钱桐的人死了，报纸误传钱玄同病逝，同门好友及其弟子均感哀痛。1938年7月28日，重庆报纸误报了钱玄同病逝的消息，朱希祖信以为真，写下了《哀钱玄同文》。在当天的日记中，朱希祖写道：

报载七月十五日吾友钱玄同卒于北平。玄同与余，于逊清光绪三十年同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又同在日本受业于余杭章先生。回国后，又同为嘉兴浙江第二中学教员。光复后，又在浙江教育厅同事。民国二年春，余先就北京大学教授，次年，玄同亦来，同为北京大学教授。至民国二十一年，余就广东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始与玄同分离。然每年夏，余必至北平与玄同相见。二十五年夏至北平，玄同已患血压高及头晕，请假一年，时玄同已就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玄同长于小学，精音韵。章师弟子甚多，几累百盈千，然《自撰年谱》仅以黄侃季刚、钱夏德潜(玄同在日本时名号，后改玄同)、沈坚兼士、朱希祖逖先称为弟子成就者。然玄同于近二十年来，提倡白话文，注音字母，而谈经多主今文，颇与先师相违，而先师不以为牾也。余与玄同颇多相合，惟谈经不相合，而心最莫逆也。今季刚已先卒，而玄同继之，其可哀孰甚？因撰《哀钱玄同文》，聊以抒哀，不欲彰表。玄同子三，长子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为孔德中学教员，去年卢沟桥事变起，送其未婚妻至浙江德清，失踪久无音信，玄同病因加剧，今遽传其卒，未知信耶？否耶？

第三次是真的，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真的病逝了。消息直到1月24日才传到重庆，在这天的日记里，朱希祖只有几句话：

闻同学钱玄同确因脑冲血逝世，昔日谣传，竟成真事，可悲也！

“心最莫逆”的玄同走了，寥寥数语，说尽心中无限悲痛。同门之情，情同手足。

章门“五王”至此，只剩下东王汪东和西王朱希祖了。晚年的朱希祖与汪东同在重庆，诗歌往来，常说起旧事，朱希祖有诗给汪东云：

迩来师友半生死，无复古今辩异同。

这正是他们彼时心情的写照。大有杜甫“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的伤感。

先祖父朱希祖于1944年病逝于重庆，汪东挽联曰：

史识宏通，记先师所称有如千事；交友零落，为寝门之哭今几何人。

虽是悼念，也是自悼，孤独之情，油然心生。汪东一直活到1963年，逝世于苏州。时任苏州市政协副主席。

四、新老门生之间

说到章门弟子新老门生之间的故事，有一个人是不能不说到的，他就是孙世扬。黄侃在北大教书时有一批相处极好的学生，如范文澜、孙世扬、曾缄，后二人被称为“黄门侍郎”。据周作人说，这些人曾与朱希祖有过过节。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卯字号的名人一》中说：

朱希祖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在北大主讲中国文学史，但是他的海盐话很不好懂，在江苏浙江的学生还不妨事，有些北方人听到毕业还是不明白。……但是北方学生很是老实，虽然听不懂他的说话，却很安分，不曾表示反对，那些出来和他为难的反而是南方尤其是浙江的学生，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同班的学生中有一位姓范的，他捣乱得顶利害，可是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来，大家还觉得他是用功安分的好学生。在他毕业了过了几时，才自己告诉我们说，凡遇见讲义上有什么漏洞可指的时候，他自己并不出头开口，只写一小纸条搓团，丢给别的学生，让他起来说话，于是每星期几乎总有人对先生质问指摘。这已经闹得教员很窘了，末了不知怎么又有什么匿名信出现，作恶毒的人身攻击，也不清楚这是什么人的主动。学校方面终于弄得不能付之不问了，于是把一位向来出头反对他们的学生，在将要毕业之前除了名，而那位姓范的仁兄安然毕业，成了文学士。这位姓范的是区区的同乡，而那顶缸的姓孙的则是朱老夫子自己的同乡，都是浙江人，可以说是颇有意思的一段因缘。

范某，即范文澜；顶缸的孙某，就是孙世扬。这孙世扬后来当了太炎先生的家庭教师兼秘书。最后也拜在太炎门下。听前辈老师说，黄侃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每年大年初一都先乘火车赴苏州给老师磕头拜年，然后再回南京接受自己的学生拜年。这孙世扬既是黄侃的弟子，又是太炎的家庭教师。拜年时，主客坐定，仆人端上茶来。第一杯敬客人，自然端给了黄侃；黄侃当然不敢当，又转敬给太炎先生；这东家是要敬西席(家庭教师)的，于是这杯茶又转敬给了孙世扬；孙世扬的业师黄侃还在座，这孙世扬也只好再把茶端给黄侃，黄侃再敬老师，这样敬一圈，礼仪才算结束。

按周作人的说法，这孙世扬是因为朱希祖的原因被北大开除的，但从现存的资料可以看出，后来先祖父朱希祖与孙世扬的私人交情却很不错，这也当是一段佳话。太炎先生设国学讲习会于苏州，招朱希祖前往授课，每月一次。从南京坐火车，总是夜间到达苏州，接站的总是孙世扬，有时还有诸祖耿。他们有时也做些诗歌唱和的游戏，先祖父曾有《和孙鹰若、诸左耕送春诗》：

流芳无计强流连，绿暗红稀又一年。春去春来天梦梦，花开花落意绵绵。

杜鹃怨写江南雨，啼鴂哀流塞上烟。剩有依依堤畔柳，柔条荏苒夕阳边。

这孙鹰若就是孙世扬，诸左耕就是诸祖耿。抗战开始后，孙世扬不顾家难，拼全力保护太炎先生的手稿及其他宝贵资料，于万难之中，将这批国之環宝从苏州带到武昌，并准备在武昌开印。此事，一方面得到先祖父朱希祖及其他章门弟子的赞扬，另一方他们又担心意外，所以力促孙世扬将这批手稿资料带入重庆刊印。朱希祖给孙世扬信说：

先师手稿，一生心血所寄。兄不避艰险，不顾家难，携走武昌，藉得保全，功绩甚伟。然武昌亦非安全之地。此项手稿，世间環宝，兄当澈始澈终，善为拱护，置之巩固之地，方为正道。此间同学及先师故旧，殷望兄携之入川，藏之名山，正为此也。万一江汉告危，不幸炸毁，兄为德不终，辜负海内之望，弟窃为兄危之。来电谓：先将诗文之部就汉上付印。万一付印将半，而汉上紧急，进退维谷，不如径赴此间付印，较为从容安全。且此间同学较多，集资较易，襄校亦便。诗文之部固当先印，然书牍及论医之作，亦可同时付印，不宜作为缓图。以此之故，极望兄速行赴渝。

在先祖父的《重庆日记》中，有不少与孙世扬通信的记录，内容也多关于太炎先生手稿出版事宜。先祖父过世后，孙世扬撰《海盐朱先生哀辞》：

世扬始在北京受文学史于先生，后从章公居吴下。公起国学讲习会，召先生于中央大学，月再赴会。夜半，火车自南京至，世扬迎于火车站以馆。明日讲毕，随过书坊，炱朽蟫断之册，左右提挈而还，好此不为倦。比年，备员沙坪坝学馆，先生所居歌乐山在望，洗沐诣谈，信宿乃别。

最后署名是“受业海宁孙世扬敬撰”。

章门弟子相互援引是有传统的。民国初年，章门弟子陆续从日本回国，就是因为同门之谊和相近的学术观点，相互支持，到1918年，太炎先生已有十位弟子在北大任教，他们是：朱希祖、马幼渔、陈大齐、康宝忠、黄侃、钱玄同、周作人、朱宗莱、沈兼士、刘文典。另外，还有向来被视为太炎弟子的沈尹默，以及1920年开始在北大兼课的太炎弟子鲁迅。这样，在中国学界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形成了以太炎弟子为核心的强大学术阵容，再加上吴承仕、许寿裳等人，他们的力量很快就影响到了全国。

章门弟子这种相互援引的传统在后来能一直保持。老门生对新门生的援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上的传授，二是事业与生活上的关心。章太炎创国学讲习所于苏州招收年轻学子，老门生披挂上阵开设课程，如先祖父朱希祖，以及汪东、黄侃等，都曾去开过课。这是学术上的传授。至于事业与生活上的关心，兹举两例。

一、太炎先生去世后，有同学马竞荃，失所依归，朱希祖特地写信给许寿裳推荐马氏，时许寿裳任北师大文学院院长。信云：

章师设教苏台，从学者七十余人，弟曾每月一次前往助讲。马竞荃同学亦为助讲。竞荃名宗芗，著有《毛诗集解》三十六卷。最近，章师所讲《尚书》二十九篇，上月讲完，新诂甚多，马君完全笔录，其他小学、诸子等，笔记亦多。不幸章师谢世，马君住讲习会中，失所依归，其眷属全在北平。马君恂恂儒雅，笃实可亲，当世不可多观。贵院国文学系大可延聘，斯人胜于时流多矣。

二、有同学徐复，原为黄侃弟子，黄侃逝世后，徐复入苏州国学讲习会，为太炎先生弟子。抗战开始后，徐复流寓重庆。朱希祖知道后，先与其一道编太炎先生文稿，后又介绍徐复到重庆广益中学任国文教员，以解决吃饭问题。徐复先生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高龄九十余，已是我国国学界的泰山北斗了。日前我去拜访徐先生，谈起往事，先生仍殷殷不忘。

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新弟子，对师兄们甚至对师兄们的后人也多有关心，也举两例。

一、朱季海先生是太炎先生晚年弟子，他的性格有点像黄侃。季海先生晚年花不少心血，对先祖父朱希祖的著述目录进行校补和续补，目的是“以广其传”。并写了几段跋语，其跋朱希祖《郦亭读书记》曰：

(该书)“首尾十年，人事万端，流寓巴蜀，举目有山河之异。戎马余生，犹以国史自任如此。其迈往之志，治学之勤，蓄德之宏，考辨之精，即此可见。鲰生横议，固属无知，同门轻触，难与为仁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十时二十分记于灯下。”

先生所作之校补和续补以及跋语，均发表在《江苏文史研究》2002年第2期上。

二、诸祖耿先生也是太炎先生晚年弟子，后为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教授中国古典文学。1981年，我正在研习先秦文学，听说诸先生是太炎门人，通过同学潘百齐介绍，登门求教。潘向诸先生介绍：“这是朱希祖的孙子。”诸先生似乎不信，问道：“问你一个人，伯商先生是否知道？”我说：“伯商先生是我的父亲，他单名一个偰字，已经过世了。”诸先生立即动容，长长“哦”了一声，抓住我的手，说：“我一直在打听你们的下落！”经过“文革”的生死，又见同门后人，其心情可以想见。这之后，我从诸先生读了整整一年的《庄子》。后来，我母亲登门表示感谢，诸先生只说：“不要客气，都是自己人。”

“自己人”，就是章门同人之间的最好心理注脚。


文汇报2006-05-07

宋公明

吴湖帆是二十世纪重要的正统派（传统）画家。

正统派画家与其他画家相比，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如对传统认识的深广以及收藏、鉴定、画史研究与创作的统一等等，当然，这类画家产生的重要条件是旧式社会的氛围。不过，在今天社会结构改变、学科细化的情况下对之研究仍具有现实意义。

在我国绘画史上，一些大画家多喜研究画史，这在士夫画家中表现尤为明显，如赵孟頫、董其昌、『四王』、恽寿平等。其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鉴别能力并服务于创作。中国画不徒为技能之事，邓椿《画继》认为画家『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他指出了画中『文』的因素的重要性。文学素养是画中『文』的重要因素，具体不在本文讨论；其次，画中的『文』主要表现在对绘画史有没有认识上。有没有对画史的研究反映在创作中所能达到的境界、格调是有微妙区别的。境界、格调是品评中国画的一项重要尺度，自然，以高者为上。士夫画与匠人画格调的高低之别虽不为绝对，但为相对。除士夫阶层的文学修养影响之外，两者有没有对画史的认识当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同理，同为士夫画家，是否对画史有所研究也会在画中有不同的表现。

目前，因西方教学体制的引进，美术院校中国画系与史论系的教学各自为阵，从绘画方面讲，它逐渐成为一门纯粹的技能之事。虽然有的画家对画史上富于『文』的气息的作品师法借鉴，但因缺乏对画史的研究、认识，更谈不上丰厚的『文』的修养，故所得到的是苍白的形式而巳。而且，格调低下、取法乎下的创作与欣赏更令人深思。

吴湖帆对画史的研究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创作之中，这对其画中『文』的因素的增加极为相关。创作与研究对吴湖帆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结合，故两者为一种良性循环的关系。严格意义上讲，吴湖帆是一位画家、收藏家、鉴定家，而不是绘画史家。他没有系统的对画史的论述，但在其诸多的题跋中颇不乏对画史认识的真知灼见，而有的研究心得，实不在专业绘画史研究者之下。另一方面，自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问世至清末的千百年来，绘画史研究者的身份皆为业余，其类型大致有二：一为鉴赏家，如张彦远、邓椿、郭若虚等；二为画家（或兼及鉴赏家、收藏家），如赵孟頫、董其昌等，吴湖帆与之类似。

吴湖帆主要以创作方式研究绘画史。以创作方式研究绘画史，诸如赵孟頫 、董其昌、『四王』以及现代的张大千皆属此类型，它主要表现于对古人作品的临摹、师法上。在吴湖帆的艺术生涯中，对古人作品的临摹是一项重要内容，它除了了解、掌握各家各派笔墨习性、技法、风格外，同时，也可以说是对画史的研究。吴湖帆对传统的涉猎极广，他从『四王』正统派入手，进而上溯『明四家』、元代诸贤及两宋名家，在现代中国画坛，能对传统做如此全面把握的，当为白眉。从本画集所收录的吴湖帆临摹前人作品可见，对画史的认识在他的笔下做了形象的展示。因之研究方法的独特，故对画史的认识也有独到之处。

吴湖帆对画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服务于创作，即更好地画画，故其并非为绘画史而绘画史。这一点，现代的张大千、谢稚柳亦如此。所以，这与专业绘画史家形成了较明显的区别。这个区别主要表现在吴湖帆对画史的研究集中于画家、画派的笔墨、风格、技法范围内。

在绘画史研究中，风格为最基本的概念。一部绘画史的展开，亦正在此。同时，技法、风格、流派在画史的研究中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客观存在，它同以阶级斗争、哲学、美学为指导思想的研究方法相比，能以较纯粹的目光来审视绘画史的发展。

与今天绘画史研究者不同的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千余年来的绘画史研究者基本以亲自从事典藏、鉴赏（或兼创作）为依，其直接原因在于古代书画展览、出版条件的局限、这种状况至民国时期渐有所改观。吴湖帆对画史的研究是与他的收藏、鉴定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方式对绘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直接从作品入手以文献著录为附。中国绘画史的研究进入明、清後，基本上变成了一部又一部的抄袭史，资料堆砌，汗牛充栋。这种状况在民国时期出版的部分美术史、绘击史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其直接原因在于对文献的过分依赖。吴湖帆的收藏及因特殊身份所见历代书画之丰是其绘画史研究的基础，立足于作品本身是其治学特色之一。梅景书屋所藏历代名迹多有吴的跋语，或长或短，或为考证，或为品评，或梳理画史，等等，不一而足。他曾在民国时期日本出版的一本中国名画集各页上品题研究。所以，这就有可能避免因过分依赖文献所产生的种种弊端。二、从中国绘画史学发展看，民国之前的绘画史研究以鉴赏为主导，研究主体为鉴藏家、画家；五四新文化时期，因西方学科分类介绍到中国以及国内高等院校艺术史课程的设置，此後，绘画史学科逐渐在国内得到确立；八十年代以来，绘画史又从历史学科中渐趋独立，游离于艺术学科本身之外，成为与历史、文学、哲学相平行的独立的人文学科，绘画史研究的范围从狭窄的作品本身跃向了一个广阔的天地。这对推动此学科的建设必将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彼之所长，此之所短；彼之所短，此之所长。在目前的绘画史研究领域内，对作品鉴赏的忽视或力不从心的倾向已明显表现出来，它不仅降低了绘画史研究的趣味和艺术性，而且，它是否会真正的独立，也是打一问号的。这是因为，绘画史的研究不可能代替历史学的研究，它只可为历史研究提供某一方面的服务。如关于（历史）图像的研究、历史地看，中国绘画史研究者是没有历史学家的，而历史学家虽可能对绘画有所研究，但他仍然是历史学家，而不是绘画史家，其实，他也不愿以绘画史家的身份自居。另一方面，绘画史过多地注重精神性研究，它可能会导致『除了作品之外，其他任何都说』的局面。哲学、美学的研究是哲学（史）、美学（史）工作者的事，绘画史研究可为之提供材料，但不可将之无限放大。以目前石涛研究为例，似乎有将他作为哲学家或已将之作为哲学家研究的趋势和状况，但是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似乎难以达到如此的高度，而在中国哲学上史也难以查到石涛的大名。一言以蔽之，惟有绘画史界将石涛视为哲学家。所以，将鉴赏作为独立的人文学科的绘画史的基础将是有益的。

由于古今之变、中西之异的激烈冲突，使这二十世纪的画坛，光怪陆离，令人眼花缭乱。近年来，当冷静下来了的人们以另一种目光重新审视传统以及国内召开的几次传统大师如董其昌、『四王』、赵孟頫研讨会的有力推动，使人们对传统、及近现代绘画史上孜孜不倦研究传统的画家群有了新的理解。

但是就目前的现状来看，人们对传统的理解仍有令人感到遗憾之处，比如讲，将明清传统视为传统精华这-比较流行、甚至是得到公认的观点，就是值得商榷的。当然，由于数年来国内新闻媒介的参与，这一观点似乎已经深入人心。问题是，这一传统是代表了传统的全部，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从另一方面而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评价像吴湖帆、张人千等画家对传统的认识呢？

绘画发展到明清时期，由于文人画家队伍的膨胀，使绘画的业余化加快了步伐，『逸笔草草、不求形似』成了至高无上的审美理想，导致大量的伪逸品画家成为绘画队伍的主体，使绘画整体水平较之于元代之前明显下降。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讲，文人不求形似的绘画观对中国画发展的作用是可以重新考虑的。苛刻地讲，它的负面作用是很大的。吴湖帆对此也颇为反感，只不过他没有从正面论及，有一段话表明了这个意思：

羊毫盛行而书学亡，画则随之，生宣纸盛行而画学亡，书亦随之。试观清乾隆以前书家如苏、黄、米、蔡，元之赵、鲜，明之祝、王、董，皆用极硬笔、画则唐宋尚绢，元之六大家（高、赵、黄、吴、倪、王），明四家（沈、唐、文、仇），董、『二王』（客、湘碧），皆用光熟纸，绝无一用羊毫生宣者。笔用羊毫，倡于梁山舟，画用生宣，盛于石涛、八大。自後学者风靡从之，堕入恶道，不可问矣!然石涛、八大，有时亦用极佳侧理，非尽生涩纸也。

生纸的大量运用是在明中後期，也是中国画走向形式主义趋于业余化之时。有绘画实践的人都知道，在生纸上不宜层层叠加笔墨，宜一次成型，由于它的纤维松，故吸水性能好，与此相匹配的笔是羊毫，与它相关联的风格是逸笔草草的业余文人墨戏--『明清文人』多选择它。吴湖帆所说的光熟纸，性能与绢近似，宋、元画家以及董其昌、『四王』，近现代的吴湖帆、张人千、谢稚柳多用之，它适合多次渲染，由于它的纤维组织较生纸密，故吸水不若生纸，与它相适应的笔是硬毫--『晋唐宋元画家』多选择它。从这一层面讲，作画态度的草率与生纸、羊毫是有关的。还以山水为例，宋画的丘壑之美，令人叹为观止，不论是纪念碑式的立轴，还是诗意化展开的长卷，抑或空灵的边角小景，千岩万壑，映带左右，对物象结构的交待无不清楚而不同于明清部分山水的水口不分。就作画态度言，明清较之宋元，无疑是显得轻心掉之。而这，正是作画之大病。

实际上，所谓传统，乃极抽象、广义之概念。唐以前的中国画以壁画为主，卷轴存世甚少；之後，卷轴画发达，在这个意义上讲，卷轴画代表了中国画，也体现了传统中国画的艺术成就。就卷轴画而论，宋、元、明末清初是画史上的几个高峰，若以它们各自所达到的高度讲，明末清初是逊于宋元的（晋、唐亦为高峰，表现在人物画上，因传世作品多为宋人摹本，这裏姑置不论，或可视为宋人的再创造）。今人言传统，多以宋元、明清语之，实际是将传统粗分为两大系统。明清出之于宋元，是绘画发展史实，是一个源与流的关系。明清绘画在继承宋元的基础上，在技法、风格方面有所创造、发展，在某些方面不乏出蓝之胜，但在总体来讲是『取法乎上，适得其中』，并没有达到宋元的高度。宋元在中国绘书史上，一如古希腊、文艺复兴作为西方美术史的顶峰一样。

吴湖帆五十岁生日时，梅景书屋众弟子精心编撰了《梅景画笈》。这部画集被称为现代画苑的『中兴之谱』 。吴湖帆或许没有达到他理想中的艺术高度，但他对传统的认识没有局限在明清写意传统的范围内，并与其他画家诸如张大千、谢稚柳等一道构筑了二十世纪中国画坛的辉煌，使之成为继宋、元、明末清初之後中国画史的又一高峰。因此，他的艺术实践，不仅有现实意义，而且也具有历史意义。五百年来吴中画学，以沈文唐为极盛。文故石田弟子，文门后学，其传浸广。诸家 并挹注宋元，然时有利行之评，初无南北之论。莫是龙、董其昌出，始张南北宗之目，于 是画学为之一变。流风所被，自云间而娄东，而虞山，清三百年画苑，终以四王吴恽为 大宗，而吴无一人焉与于其俦，又无一人焉能于别峰相见，如石涛、八大、石溪、渐江 之流，其于绘事，虽薪传未绝，而规模日隘，道穷则变，存乎其人。湖帆晚出，生于光 绪甲午，实公元一八九四年。吴人，自名翼燕，字遹骏。更名万，字东庄，号丑簃。 改字倩庵，名倩。书画署湖帆，斋题梅景书屋。卒以此名世者三：艺事则书画，一也；赏 鉴，二也；收藏，三也。盖此三者并为世所推，则其确然有以自立可知矣。

湖帆年十三始学画，初学戴熙，津逮四王吴恽，弱冠乃专力为之，二十五而鬻画。三 十六得董其昌《画禅室自怡册》，题识再三，其宝重矜秘之者，情见乎辞。其要谓董在元 明以后为画家关键，一洗积习，实开文人画千古法门；但无天分工力者，不可学之。其 四十时跋又云“董香光一洗宋以来刻画之迹，变为豪放”，皆有得之言，至以为“画中之 圣”，则少壮一切快意之谈耳。或谓湖帆作画于干湿互用、黑白对比处多得力于董，此就 技法言之，良不虚矣。然有进于是者，若其中年以后，力去刻画之迹，以追豪放之境，滥 觞所自，未始非《自怡册》之寥寥四叶有以启之也。癸酉一跋，以为夫子自道也可。惟其 家藏既富，涉猎尤多，其所从事，自小李将军，以逮李唐，无不兼收并蓄，初非莫董南 北之论所能限；其研精衡山，尤喜六如，亦非四王末学曾不敢一窥文唐蕃篱者所能拟议。 盖湖帆于画，自三十一岁寓沪而所交游薰习观摩者日以广，三十七岁乃改学宋元。四 十一岁为故宫博物院审查委员，所见宋元名迹愈多，即专主宋元，画格乃益遒上。时又 与摄影家郎静山相往还，郎氏所摄风景故多画意，湖帆因之别有会心。自是拈毫作画，每 转光影为笔墨，是亦吴画风格新颖善变之一端。明年任中国参加伦敦艺术展览会检选委 员，日与名迹相质，所以自课其作者，日以远矣。 四十三岁《云表奇峰》出，时论翕然 归之，吴画始独树一帜矣。

五十一岁获观《海野图》，画《海野云冈》，自题“宋释巨然《海野图》开卷作云冈之景， 大气磅礴，足夺董元，启米高南宗法派”，余惟南田之跋巨然《长江万里图》曰：“今世所存 北苑横卷有三：一为《潇湘图》，一为《夏口待渡》，一为《夏山卷》，皆丈馀景，塞实无空 灵之趣。若此长绡，观其布置，足称智过于师。”吴学南田有得，宜此二跋之论董巨，几 于异曲同工，岂所谓“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耶?余观其题因知其所取舍，庶几嗣响南田耳。

其于摹写，则三十八岁临梅村画中九友册，四十临戴熙为其外祖父沈树镛画册二十 帧，形神俱似。若六十一临大痴《富春山居图》，六十二临仲圭《渔父图卷》，则笔益精炼， 神明焕然矣。至六十一写《秋山图》，六十三写《浮峦暖翠》，六十五写《江山胜览》，则直 以意为之，涉笔成趣，居然大痴，呼之欲出矣。如及见烟客、廉州，亦必有南田、石谷 之契欤?湖帆最善设色，其用青绿，自湘碧入，中更衡山，以上窥三赵，尤于鸥波三折 肱焉。时效董摹杨升《峒关蒲雪图》为没骨山水，亦能自出新意，开前人未有之境。自谓 “不能写生”，丙子画荷，以八大之放笔，为南田之没骨，风华健举，遂成创格，是曰《雾 障青罗》。其后十年，作《梅兰双清》以赠梅兰芳，则清韵欲流，芳兰竟体，是又宋元之逸 韵，鸥波、停云而后不绝如缕者，写赠伊人，信有徇知之合。

纵观五十以后之作，则五十三有《潇湘雨过》、《林塘晚归》，五十五有《秋岭横云》， 六十一有《寒林云壑》、《稼轩词意》、《黄茅小景》、《溪山萧寺》，六十五有《庐山五老峰》、 《庐山小景》、《大龙湫》、《九芝呈瑞》，此皆晚笔，几如庖丁之投刃皆虚，目无全牛，雅 思不尽，无非合作。观其六十七岁之作，则有《谢朓青山》、《松溪仙隐》、石梁馀劲，犹 堪没羽。其未到庐山，而屡画庐山，又当与大千绝笔，并为艺林佳话耳。孰料晚失护持， 频遭非意，遂致病风，一中再中，未尽天年，人间吴画，遂止于斯。

其书早年学董，中复时取赵笔，又喜薛曜《游石淙诗序》，遂作瘦金体；得米书《多景楼诗》，复效米意，乃尔神骏。晚节颓然白放，喜作狂草，直以董笔作怀素 书耳。大氐吴书真行篆隶俱工，草入能品者，则病后精力衰减，不耐真行也。

湖帆善鉴，壮岁审阅故宫旧藏，尝谓真伪参半。或问鉴别当据笔墨、绢素、题识、印 章否?日：是则然矣，然作伪能手于此等处最为留意，于轮廓布局，运笔设色，皆能摹 仿维肖，易售其欺。惟细小处，如点苔布草，分条缀叶，及坡斜水曲之属，势难面面俱 到。吾每于此着眼，故易得其情耳。余观湖帆丙戌题所画《潇湘雨过》云：“董北苑《潇湘》、 《夏山》二图卷皆董思翁画禅室所藏。《夏山》今在庞氏，《潇湘》在张氏，余皆见之，尺寸 悉同，盖一时笔也。”戊子春作《秋岭横云》，自题：“《潇湘》、《夏山》二卷，以平澹取胜， 盖晚笔也。《洞天》一图，恐出房山手摹，而景局更深密。”戊子初冬作《北苑夏山横幅》， 自题：“董北苑《夏山》、《潇湘》二图，皆宣和秘府之物，宋末为秋壑所藏，越今九百馀载， 尚在人世，余并寓目。”是于北苑二卷源流、尺寸、风格，洞鉴无遗。其戊子二作：春笔 兼取《洞天》景局，为北苑晚笔平澹之境，少添深密，故诡云为董为高也。初冬之作，近 景略取《夏山》，远景迷茫，宛然《潇湘》，意主平澹，颇得二卷神理。湖帆鉴赏之精如此， 故能据骑缝印及火烧痕拔黄子久《富春山居图》首段于宋元集册中，今藏浙江省博物馆者 是也，即此亦足证其留心细处之言为不妄矣。又尝于破画堆中检出大痴道人八袠有一画 于云间客舍之山水轴，既无著录，又乏藏章，非具真赏，谁敢相认，今藏南京博物院者 是也。抢救文物，可以华国，岂非善鉴之功耶?

鉴赏又必资于收藏，湖帆之祖即吴大澂，外祖父沈树镛，妻潘树春伯父祖荫，三家 金石书画之藏，并知名海内，三家者尤物，汇为湖帆夫妇之藏，其积之已厚，加之精识 敏求，当抗战风云之际，所得最多，宜其蔚为大观耳。至其剧迹，世所艳称，今故可得 而略也。

综论平生，湖帆于画，可谓好学不厌，诲人不倦，故其所作之多且精如是，其门墙桃李遍海内外又如彼，是足传矣。

朱季海  一九八四年七月五日

宋公明

『闲闲书话』 朱季海（太炎门生）著作知见录


作者：侠盗楚留香提交日期：2003-5-6 15:03:00  

??《庄子故言》中华书局1987
　　
　　《南齐书校议》中华书局1984
　　
　　《楚辞解故》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
　　
　　《画谱》释道济撰，朱季海注释
　　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
　　
　　《南田画学》恽格撰，朱季海辑
　　古吴轩出版社1992
　　
　　


作者：侠盗楚留香　回复日期：2003-05-06　15:07:52
　　『闲闲书话』苏州一宝 朱老季海
　　
　　
　　 作者：侠盗楚留香 提交日期：2002-09-13 22:45:00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苏州一宝 朱老季海
　　　　
　　　　
　　　　此老被周劭称之为“存世的章氏最后的一位高弟了”。
　　　　
　　　　确实，太炎生前对他也是极有好感的，以“千里驹”誉之。见1933.10.31写给潘景郑的信：“季海以仔肩国学自任，其学识又足以副之，真所谓千里驹也。独其用力过勤，胸会受伤，宜自将护幸从旁慰谕之”。朱属龙，时年仅17岁也。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47.9“季海自南京国史馆来访，云：五六年前在沪尝与孙鹰若过余。与同过通志馆访孟晋，问仲容先生未刊遗著。谓批定礼书通故，即有三百余条。”
　　　　
　　　　1948．9“晴，夜有月。早季海自南京来，谈国史馆诸公近况，有大可诧怪者。午后二时去。 ”
　　　　
　　　　任启圣云：“季海，苏州人，学问渊博，颇得章先生器识。因藐视诸助教，甚少听课。及先生殁，亦挽以联‘赐尔来何迟也，禹吾无闲然矣’，运用自然，恰合身份。余以同学关系曾交谈数次，其人面目俊秀，言吐风雅，惟恃才傲物，旁若无人，盖亦狂狷之流。”
　　　　
　　　　此狂狷老为人禀性孤怪，脾气极大。略举一二：
　　　　
　　　　太炎杭州墓祭，邀他前往，因主办者写错其名，遂端坐面包车上坚决不下。
　　　　
　　　　当地文化界官员请他写篇纪念性文字，答曰：屋旧，修好再说。（此老寓居观前街陆稿荐旁老巷中一旧洋房内，白天每至双塔喝茶）
　　　　
　　


作者：槐安馆　回复日期：2003-05-06　15:42:48
　　此老日子过得太穷了。
　　
　　 寂寥寂寥扬子居
　　
　　 年年岁岁一床书
　　
　　 唯有南山桂花发
　　
　　 飞来飞去袭人裾

宋公明

朱季海题高邮王氏纪念馆
新社会代替了旧社会，应该知今识古；
旧文化发展成新文化，必须继往开来。

aimeng

正在看朋友介绍的南怀瑾系列之<<论语今说>> 大家所讨论的问题他老人家也有发表看法，确是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一直想找一位愿教古文的老师，让小孩子从小能够接触些老文化，也可让其自私，不懂礼节等恶习修正些。小时学这些可能比我们长大后再学更好些吧，至少没有所说的带着功利之心来学吧：)  

可惜一直就没能找到。
这段时间和儿子一起在学习<<三字经>>虽然他不懂里面的意思，姑且让他能背诵吧。

lijiangjun

引用第14楼宋公明于2005-11-29 20:20发表的“章太炎最后的弟子——朱季海先生（转贴）”:
硕果仅存晚景凄凉
朱季海先生为太炎先生的弟子，最聪明的弟子。现居苏州定惠寺巷，垂垂老矣，而且晚景凄凉。因为不愿随俗，他没有工作也没有任何经常收入，与老夫人关系不佳，有时候要靠买文、卖字、甚至卖书为生。其人知识面之广、记忆之好是惊人的，外语也很好。但是因为生活坎坷，对人防范之心很重，甚至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步。举个例子来说，我和其他人曾经捐款、并找了一家企业筹备常年赞助他，只是为了抢救国宝的意思；当地政府的一位朋友还组织免费为他维修（简单装修）住房。但是老先生却因为一次款到晚了（办事人员出差没有交代），加上装修不如意，大骂我们。我们对他一口一个“朱老”、“季老”，简直到了一句一鞠躬的地步，根本不可能有“嗟来之食”的不敬。我找到一家著名的出版社，想为他出版文集，但是因为出版社有年度计划，当年没有余地了，所以要下年安排；被老先生大骂，说我故意耽误是想偷他的文章（从专业讲倒是有可能，他写的是《夏小正》），最后连出版社出书面证明，证明文章已经交到校对那里了，给最高的稿酬、一字不改，也不能息其怒。弄得我很狼狈。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学问极好的当代仅存的老儒晚景凄凉的原因。不久前，有见到季老，他居然忘了我是谁。悲哉、悲哉！
大家对此有什么主意吗？

世外高人，脾气就是怪点的。何况年纪那么大了

黄山谷

留得一丝血脉将来还有复兴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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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倡导的，往往正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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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想是有源头的，当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想走入困境的时候，它必然向传统回归，这就是文化发展的规律。

宋公明

朱季海先生墨迹，请诸君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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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不会复兴，因为传统文化就没有衰落过。表面看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传统文化似乎由古代的强势文化变为了弱势文化，但从文化心理结构角度来说，传统文化已经变成了一种心理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渗透到了我们的思维里，不管你意识到与否。文化具有整体遗传性，所以从这角度说传统文化不会复兴，也没有复兴的必要。
   现在很多人担心我们向西方学了这么久，今天仍然在学，比如每年都有新的法规出台，我们会不会被全面西化而丧失我们民族的特性，所以提倡所谓的传统文化复兴。但是，正如上面所讲，文化或者民族特性具有整体遗传性，当然不是生理上的基因遗传，而是民族文化心理的遗传。
   这里涉及到中国传统思维和近代西方思维的问题，中国传统思维是整体的系统思维，是整体的宇宙观，是天人合一的圜道观，所以一部《周易》包含了古代社会的百态。从阴阳到五行，从自然到人类社会，无所不包；而西方的思维方式是注重分析的思维，喜欢把一整体细化分析。所以当生产力还不发达时，人类对自然界的了解还不多时，古代中国的思维方式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当人类力量增强时，对自然的控制力加强时，西方注重分析的思维方式就使得西方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此时的中国却仍然跳不出那种循环的圜道观，造成近代的落后。我想未来的世界将是两种思维不断融合的世界，在保持各自民族特色的同时吸收对方的思维优势。
   即兴发挥，一点拙见，见笑了，欢迎指正。     

宋公明

刘博平先生治学一二

刘赜，字博平，湖北广济人，1891年生于湖南牛鼻滩一舟上，故自号牛鼻滩生。1914-191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师从著名国学大师黄侃先生。1929年始就教于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讲授文字、声韵、训诂和《周易》研究诸课程，兼任系主任多年，1956年由教育部评定、国务院公布为一级教授。至1978年病逝，50年贡献于武大，为中文系“五老”之一。1929-1963年间，刘博平先后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武汉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说文〉释例匡谬》、《楚语拾遗》、《古声同纽字义多相近说》、《〈说文〉形声释例》等多篇重要论文，1963年出版《说文古音谱》一书，1978年病逝时留有《初文述谊》和《小学札记》两部遗著。
刘博平是章黄学派嫡传弟子。1932年，他将声韵学教案整理编撰成《声韵学表解》，寄请黄侃审阅，黄侃特意请自己的老师章太炎为书作序，序中评价道：（此书）“言古今韵，能得大体”，并称许刘博平为“再传弟子”。
刘博平治学严谨，精益求精。他用日记记录40余年治小学之心得，于1953年冬石印成35册《简园日记》，在校内广为流传。后又觉尚有不足，便毫不客气地全部收回，只取其中1947-1953年间札记题名为《简园日记存钞》。黄焯先生（黄侃之侄，时亦任教武大）为其作序高度评价：“盖其所钞而存者乃其四十年来閟声光一室之中，覃精冥悟，深造自得，信足达颉诵之玄意，将质诸百世而无疑者。”但刘博平仍觉得此存钞还有待补充修订而未出版面世。今世人所见《小学札记》，是他1964年以73岁高龄将存钞改写，76岁重新修订，82岁正式定稿时仍然打算继续修订。但不久便卧病在床，抱憾而去。
1980年，时任副校长的刘道玉非常提倡、重视学术交流，竭尽所能为校内各种学术会议的召开铺路搭桥。在中文系主办的一次古代文论讨论会上，古籍出版社社长李俊民和总编辑包正弟均有出席。会后，黄焯宴请李社长一行，感谢其同意出版自己所整理黄侃著作和他本人的著作；同时将刘博平的《初文述谊》和《小学札记》两部遗著郑重推荐给出版社。李俊民早年亦为黄侃入室弟子，与刘博平有同门之谊，当即欣然同意。这两部遗著于1983年合为32开精装本《刘赜小学著作二种》出版，重约4斤，共1236页，其中《初文述谊》964页，《小学札记》272页。刘博平在世时爱好书法，《刘赜小学著作二种》全由他用毛笔写成，字源部分为篆书，其他部分为小楷，其篆书被郭沫若称赞为“珠圆玉润”。出版社便完全尊重他的手写原貌进行影印，标题亦为他曾经书写所成。著作仅定价9.75元（1963年出版的《说文古音谱》定价20元，可见此书的出版并无任何盈利目的），共影印了4000本。
历史证明，一门学术的学统极其重要，人文学科尤其如此。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第三章中谈道：从清代到民初，研究《说文解字》的学问如此发达，其重因之一即在有学统传承下来。俞樾传道与章太炎，章太炎又传道与黄侃，其他即使没有师生关系者，也在学术上继相接受深刻的影响，如此一脉相传则有利于让优良之处沉积下来。刘博平作为章黄学派的嫡传弟子，其《刘赜小学著作二种》即是对章黄学派学统的传承和光大。
章黄学派的理论精髓在于：以形说义，依声求义，即本着字形与字义相联系的原则来推溯《说文解字》所收录的9000字中字源及其派生的同源字和同源字族。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论到：“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即谓文代表字源（根），字在文基础上派生出来，由文到字是汉语演变的方向和轨迹。如“朿”这个象形字派生出了“刺”（用刀刺人）、“莿”（用草木刺人）和“策”（马鞭），因此“朿”是文，是本；后三者则是由其发展而来的字。章太炎由此得到启发，于1908年在其所撰《文始》（我国首部推溯《说文》中同源字与同源字族的著作）一书，以音义相联的原理和依声求义的方法探求出《说文》所收9000字中共有文（字源）519个，并逐一细列每个字源所派生出的同源字，形成5000多个字族群，由此为《说文》9000字构建了较全面的字族系统。
黄侃继承了章太炎这种研究方法。他在《说文略说》中谈到：“盖提挈维纲，止在初文数百；自是以降，要旨由初文变易，孳乳而来……今若推其本原，往往集数十初文而联为一贯，用以得文字之太初。”又在《训诂学讲词》中谈到：“文字根于言语，言语发乎音声。则声音者，文字之钤键，文字之贯串，故求字之系统，既不离乎声韵，而求文字之根源又岂能离乎声韵哉？”然而黄侃著书立说过于严谨，认为“五十当著纸笔矣”，遗憾的是他恰好于50岁那年突然病逝，没有留下已写好的论著，因此这一方法在他那里贯彻得并不彻底。但黄侃曾在《说文解字》文本上就字源和字族作过批注，由黄焯在80年代整理出版为《说文同文》一书，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据此将章黄二人的统计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完全相同者占67％，部分相同者占21％，不同者仅占12％。毫无疑问，黄侃正是继承章太炎“以形说义，依声求义”的研究方法来对《说文》进行研究的。
到了刘博平这里，他仍然继承了这种研究方法，仿照黄侃将《说文》9000字分布在所定古韵28部，古本声19类（纽），撰述《说文古音谱》，为《初文述谊》中进一步推溯字源和字族打下基础。同时，他在《刘赜小学著作二种》中进一步光大了这种研究方法，表现在：首先，选字、分字更为精细。他仅选取423字作为《说文》9000字的字源，并将其细分为独体象形的文（字源）189个，独体指事的文51个，合体象形的文80个，合体指事的文58个，变体象形的文9个，变体指事的文23个，省体象形的文7个和省体指事的文6个。其次，更全面地构造《说文》的字族系统。刘博平进一步论述每个字源的形体、旨趣和音义关系，比章太炎更为细致精确地逐一细列每个字源的同源字，只有少数疑者盖缺。最后，他引进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览述远古社会的历史文化及其影响下文字发展和字形、字音、字义间的关系，充分展现《说文》所收9000字所蕴涵的远古社会包罗万象的社会历史文化信息，这是章太炎和黄侃所缺乏的。
刘博平在解放后初步接受了唯物史观，他在赠送给其得意弟子李格非的对联中写道：“期以声音训诂拥护民德须用马列主义衡量群言。”1962年，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极力提倡名家为学生们作学术报告。刘博平在其《研究〈说文〉的任务与方法》这一报告中，强调应运用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义观点和相互联系的方法研究《说文》，批评清代小学家反历史的推测和解释古人造字的本义，以及未将9000字作为一个整体，而是一个个孤立加以研究的方法。此学术报告被整理为论文《刘博平谈研究〈说文解字〉》，发表于《江汉学报》1962年第5期。他在授课时也常谈道：造字者以自然界、社会现实和民族进化史迹为依据，汉字的发展规律是以社会发展和民族进化史迹为根基的，研究者要将文字的形、音、义，字源、字族与社会发展、民族进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做到“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如州、周、舟和畴是一群同源字族，州，水中可居曰州。先民遭洪水，水中高土可居而生聚。“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者，明九州得名，本于民居高土之州，且明陶唐氏之所以号曰尧也，尧，高也。周，取两旁之水的匝绕意。舟，取舟可居犹州可居的类象之意。畴，耕治田也，取于高土各治其土之意。由此，“州”这一字源派生出“周”、“舟”和“畴”等同源字。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其远祖早已把天地人看成一个有联系的整体，形成一种视天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万事万物都似乎有密切关系的整体直观之思维方式，这是近十多年来研究者的看法；其实，刘博平总结概括出的先民造字的五种条例早就初步揭示出此种思维方式，这五种条例是：名事相依、音义相承、事物类象、共同与个别和正与反。他的这种观点直接为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字文化学提供了依据，正如李开金先生在《绍章黄学统探文字真源——〈刘赜小学著作二种〉发微》一文中所说：“《初文述谊》等二种著作是从文化史上，从民族思维发展史上探索汉语言文字创造演变规律的巨著；加以重新组织，便可成为一部富有鲜明特色的《汉字文化学》。”

飘然一客

此贴现在看到，很受教育

borhes

不太清楚“传统文化”指的是什么？如果是指“春节”或“筷子”什么的，那确实是“不可能复兴，因为根本没有衰落过”；如果是指“经史子集”或“五行八卦”什么的，那肯定是没有复兴的指望了，因为要弄懂都很难，而且也没什么实用价值了。

gdzhousq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