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青年下乡热潮再起

读书园地日报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不久前﹐北京大学法律硕士生梁元﹐不顾全家人的反对﹐参加了北京市房山区“村官计劃”的面试﹔中国农业大学传播学專业大四学生王幽幽﹐虽在城市长大﹐自称“五谷不分”﹐但也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願服务西部计劃”。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念的提出﹐以及引导大学生下基层配套政策的出臺﹐越来越多有知识的年轻人像梁元､王幽幽一样选择“上山下乡”。据教育部有关负责人4月19日透露﹐今年将有15万名大学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和就业﹐佔今年413万高校毕业生总数的3.6%﹐其中大部分是到乡村服务和就业。

　　有学者认为﹐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来﹐又一次知识青年群体大规模地奔赴农村的热潮已经掀起。

　　“村官计劃”等官方项目受到追捧

　　2005年年底﹐北京市宣布计劃于2006年招聘2000名大学生“村官”﹐立即受到了北京高校学子的热烈追捧。2月7日第一天﹐就有近200名应届毕业生报名。3月20日是截止日﹐共有11354名高校毕业生报名。

　　即使在北大这样的名校﹐这个计劃也颇受欢迎。据北大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统计﹐北京大学共有51人报名当“村官”﹐其中硕士生､博士生22人。而且﹐报名者中半数以上的学生来自城镇地区。而中国农业大学更有733名学子报名参加此项计劃。

　　不仅是“村官计劃”﹐“大学生志願服务西部计劃”﹐“农村教育硕士”､“农村教师特设岗位”､“三支一扶”(即支农､支医､支教､扶贫──编者注)等40多个项目也受到毕业生的欢迎。

　　4月18日是2006年大学生志願服务西部计劃正式招募第一天﹐当日即有4000多名大学生报名。据西部计劃网站显示﹐截止到4月23日23时57分﹐该网站已有29814人报名。

　　自2003年以来﹐已有4万余名大学毕业生奔赴392个贫困县开展志願服务工作。

　　因为报名的人太多﹐“西部阳光行动”的选拔程序比毕业招聘还繁琐

　　来超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大四的学生﹐是民间组织“西部阳光行动”大学生项目的负责人。他说﹐“大学生支教”项目从2004年暑期开始﹐每年寒暑假各一期﹐到今年共有600多名高校学生参与了支教行动。“同学们参与的热情实在太高了﹐报名的人数都过万了。”

　　“西部阳光行动”总干事尚立富也表示﹐知识青年参与志願支教活动的热情在持续高涨﹐以至于选拔工作成为他们的重头工作。“今年仅北京大学就有200多人报名﹐而我们只选拔4人。因此﹐选拔的程序比毕业招聘还要多──报名､初选､面试､笔试､答辩﹐选拔完了还要进行严格培训。但即使这样大学生们还是千方百计想参与进来。”

　　4月21日﹐“西部农村教育暨乡村建设志願者论坛”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青春的聚会﹐一次理想的聚会。许多参与者背着行囊从农村赶来。“灯塔计劃”､“原上草”､“绿驼铃”､“乡村教育促进会”等数十个国内外民间组织的代表纷纷介绍他们近幾年来组织知识青年到农村开展支教､环保宣传活动的做法。民间组织正成为乡村建设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除了民间社團组织外﹐團中央青年志願者工作部资料显示﹐自1997年以来﹐每年暑期我国都有上百万名青年学生以志願者的身份组成实践服务團队﹐深入农村特别是贫困落後和欠發达地区﹐开展文化､科技和卫生服务。

　　除有组织的活动外﹐个人的纯粹志願活动也开始在知识青年中逐渐盛行。《南方周末》原摄影记者柴春芽辞职赴四川藏区支教就激起了许多年轻人效仿。

　　2005年8月﹐柴春芽独自一人奔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汪布顶乡各麦村小学﹐教当地孩子学习汉语和英语。他表示﹐“投身于贫穷乡村的教育﹐纯粹是因为心灵的需要”。

　　上山下乡不是掉价的事﹐部分大学生做了长期准备

　　正在等待面试结果的梁元说﹐她来自河北省顺平县﹐从小在县城长大﹐没有在农村生活的经歷﹐但一直对农村简单淳朴的生活非常向往﹐对于从事涉农工作也很有兴趣﹐“甚至每当看到农村题材的影视节目﹐都会产生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她不认为去做村官就掉了名牌大学硕士生的价﹕“只要能追求自己的理想﹐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能为改变中国农村的现状盡一份责任﹐我就很满足了。”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專业的本科毕业生龚明顺来自湖南农村﹐他也选择了“村官计劃”﹐作为在农村出生的他﹐对乡土中国有着深切的感情﹐眼看着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他想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回报给农村。

　　龚明顺坦言自己带着很大的理想成分﹐有很强烈､很迫切的意願去改变农村现状。“我当然知道现实肯定不像设想的那麽好﹐但只要每个有能力的人都有心贡献一份力量﹐我相信就能实现目标。”

　　“我要去西部呀﹐我要去西部”﹐湖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法学專业的周钧这样“篡改”着“我要去桂林”的歌词。他说﹐虽然他出生于农村﹐但是对农村为什麽那麽贫穷､那麽艰苦却没有深刻的体会﹐所以他想“趁着年轻多吃苦多长见识”﹐听说西部的状况就两个字﹕“艰苦”﹐于是就报名参加了“西部计劃”﹐想去歷练歷练。

　　周钧表示他的这种想法也非一时沖动﹐而是有过长期的准备。周钧说﹐从大二开始﹐他利用一年时间进行了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障体制的调查研究﹐形成了上万字的调研报告。他以此项目参加湖南省第六届大学生挑战杯﹐最後荣獲二等奖。“在调查过程中﹐农村质朴而贫困､温情而落後的面貌深深地触动了我。”

　　只要在泥土裡站稳脚跟﹐就大有可为

　　如果说即将走进农村的大学生在他们选择这条路的时候多少还有些理想色彩﹐但已在农村扎根的知识青年﹐用实际行动證明﹐农村确实大有可为。

　　2000年7月﹐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的龙波放弃了在城市求职的想法﹐准备回老家四川省新都区龙安镇海源村养猪﹐他的同学都觉得不可思议﹐父母更是极力反对﹐表示“你要养猪你就到新疆去养﹐那兒地宽﹐别在我眼皮底下养”。

　　但他义无反顾地回了家。没有资本﹐就东挪西借﹐甚至在建筑工地摆地摊卖袜子﹔没有人手﹐就把生于成都市区的女友也拉回家一起开养猪场。

　　2002年11月﹐他以10万元起家﹐建成了一个可以养30头母猪的“农大良种猪场”。到了今天﹐他的养猪场已拥有固定资产数百万元﹐並且将自己的技術向农户进行推广﹐带动了数十户农户致富﹐解决了当地数百人的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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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山下乡热潮再起底因


据东方日报郭平特稿，历史往往惊人地重演，起源于「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热潮在神州大地再度掀起，并呈现逐渐升温的趋势。当然，历史不会完全重复。两次热潮兴起的主要原因虽然都是为纾缓城市就业压力，但前者由行政命令及政策驱动，是盲目混乱的；后者则由就业市场导向，是自愿和有序的。此间变化正好折射内地近四十年的发展和变迁。

「文革」浩劫摧毁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企业停产、学校停课「闹革命」，尤其是大中学生更成为造反先锋。然而，如何安置这些完成使命的「红兵」顿时成为当局的难题。毛泽东此时再度显露其「伟大革命家的雄才伟略」，于一九六八年底发布「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 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热潮由此展开，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三届学生（后称「老三届」）全部发配农村，总数近二千万，相当于当时城市人口十分之一。

农村劳力原本就过剩，突然增加众多与农民抢工分（当时农民收入以工分计，工分价值各地不同）的「红兵」，在短暂的兴奋期过后，收入被分薄的农民随即怨声载道。七十年代初期，达到发动「文革」预期目标的毛泽东开始面对现实，邓小平随后在周总理力荐下复出重整崩溃的国民经济，尝尽辛酸的「老三届」随后陆续回城，从而令城市出现中共执政后首次失业高峰，严峻局面直至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步缓解。


九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国企改革导致大批工人下岗引发第二次失业高峰，目前则已进入第三次失业高峰，形势空前严峻。据国家发改委前天发表的就业形势分析报告，今年是劳动人口增量的峰值年，全国□工人数高达二千五百多万，其中包括大学毕业生四百一十三万；但职位空缺仅有约一千一百万。西部大开发、建设新农村自然成为就业选择和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