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基督教的逐步兴起,并非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中古以后”,而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一百五十年的公元311年4月。这时,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与加勒留(Galerius)共同颁布《宽容敕令》(The Toleration Edict of Galerius),停止迫害基督教会。312年,君士坦丁一世与马克西米安(Maximian)之子马克森(Maxentius)争夺王位,在米里维安桥(Milvian Bridge)边展开决战,决战前,君士坦丁一世看到西沉的太阳之上有一座十字架,写着光芒四射的希腊文“In Hoc signo Vinces”,意思是“靠此记号,就必得胜”。第二天10月28日,君士坦丁一世命令所有士兵穿上十字架标记的军装,果然一战得胜,成为罗马帝国西部的统治者。于是,罗马帝国在西部对教会的迫害立即停止。313年,君士坦丁一世与罗马帝国东部的统治者李锡尼(Licinius)颁布《米兰敕令》(The Edict of Milan),使基督徒与其他宗教信徒享有平等权利。314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失和,战火重燃,东部统治者为争取异教(Paganism)支持,而重新迫害基督教会。323年,李锡尼终于战败,翌年被处死刑,君士坦丁一世统一了罗马帝国并颁布一系列谕令,给予基督教会以特权。324年,第一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在尼西亚(Nicaea)召开,史称“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aea)。此会议不仅解决了亚里乌派(Arianism)的异端问题,并制定了《尼西亚信经》(The Nicene Creed)。罗马太阳神教(Mithraism)开始走向没落,其不少内容被新的国教即基督教消化了,甚至原来被列为罗马万神殿(Pantheon)崇拜对象之一的波斯太阳神(即光明之神密特拉[Mithra]),其诞辰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原是异教徒节日(在罗马历书也是冬至农神节期),也被改头换面为耶稣基督的圣诞节(Christmas)。崇拜太阳神的异教徒原来是把这天当作明春的希望、万物复苏的开始,因为日照最短的冬至日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意味着“太阳死去”,到二十五日正好是“死后三天复活”,与耶稣死而复活的神迹似乎一致。
至于十二、三世纪,则是基督教经院哲学成熟的时代,不可被误读为“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走向了结合”。东西方教会的分裂(1054年)、十字军东征(The crusades and war in Palestine,1096—1271年),都有希腊语和拉丁语角力的背景。最后,希腊语和拉丁语谁也无法征服同化对方,导致罗马帝国的永久分裂。
前30年,屋大维建立元首政治(Princeps),至公元193年结束;然后“三世纪危机时期”绵延到284年,这时历史教衰微,基督教迅速发展,世俗统治的危机深入;284年至476年罗马帝国由元首制转为君主制(Dominus)。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约243—313年)和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约280至337年)是代表人物,神权政治正式登场。476年,罗马雇佣兵领袖日耳曼人奥多亚克(Odoacer)废黜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Romulus Augustulus,与罗马开国者同名),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以拜占庭为都,多活了一千年,存在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灭亡后,大批学者逃亡西欧,把希腊文化带入西欧,促进了西欧神权政治的解体和文艺复兴,构成一个“死亡了的文明整合世界”的范例。
然而若要说余主要是搞明清史的,我不同意。他在汉代有英文专著,后来又写过几篇汉代重要文章,他也受邀写了《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ely Inner Asia》(1990)里有关匈奴一章,当然这是他的强项,他在《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秦汉卷写的就是对外关系。近代中国他也着力甚深,最近他在写顾颉刚日记的序,文长好几万字,写得很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