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臣”到奴仆：漫谈古代君臣礼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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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臣”到奴仆：漫谈古代君臣礼节的变化


现今荧屏上的古装剧泛滥成灾，有一个场景是比较常见的：君主上朝时一群大臣趴在地上三拜九叩的三呼万岁，无论历史背景由春秋战国到清朝，大凡君主上朝就是一堆大臣磕头，君主高高在上稳坐不动。其实这是大有问题的，完全是这些历史剧导演图省事搞出的“硬伤”。
中国古代君臣之间的礼仪，并非自古不变的，我们在影视剧中常见的大臣叩拜君主的那种突出君权威严的场面，大多是明清时期君臣礼仪的表现。在先秦时期曾有君主礼敬大臣的仪制被广泛使用，中国古代君臣之礼向突出君主专制权威方向变化，主要是在秦朝以后。下面随便说说一些礼仪变化的历史，先从秦朝统一前说起：

1．  先秦的君主之礼

  上古先秦的礼仪繁褥，所记述的经典史料文字古朴，十分艰涩难懂，现代的研究者不得不参考后世经学家们的注疏进行解释。
古代君臣之间的礼节，可分为两种形式:
一是举止性礼节，主要是站立礼与跪拜礼;二是称谓之礼。
先说举止性礼节：
  先秦时期，君臣之间的举止性礼节，不仅仅是臣下向君主施行，而且君主也有向臣下施用仪制。站立礼中，君主向臣下所施行的主要是“揖礼”，即后世所说的“作揖”。据《周礼》载，周王召见诸侯之时，向其中没有血缘关系的庶姓诸侯，施以“推手小下之”也即合手前推再稍往下动的“土揖”礼。向有姻亲关系的异姓诸侯，施以合手平推的“时揖”礼。向同姓诸侯，施以合手前推再稍向上举的“天揖”礼。
周王与自己的直属臣下在朝仪之时的礼节，《周礼.夏官》记载：“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还，揖门左、门右。”
上古人写文章惜墨如金，如果没有注释，估计现在没几人能看懂这里在说什么意思。这条记载，郑玄的《注》、唐朝贾公彦的《疏》、清朝孙贻让的《正义》，皆认为是描述周王向臣下行揖礼各定班位的场景。孙贻让说得比较具体:“此朝仪，……孤、卿、大夫皆未就位，王揖之，乃各就本位。士则亦先立在位，待王揖与彼” （孙贻让《周礼正义》卷59）大致意思是：
对孤、卿，一一行揖礼;对大夫，因其同爵者多，且分等，故以对众而行的旅揖分等而揖之:对士,因士分上中下三等，所以分三次行揖礼。所谓“王还，揖门左、门右”，是王回首而对侍从之故士、虎士、太仆辈们行揖礼，因王御朝之时，这些人在王的身后两旁门左门右，王向左右作揖完后还得向后左右作揖,所谓“王既出，(背)负屏，揖卿、大夫讫，乃还，面微向后而揖门左右。”〔孙贻让《周礼正义》卷59〕
  以上所述，周王天子无论是对诸侯，还是对孤、卿、大夫、士乃至更低级的故士、虎士、大
仆等行揖礼，都属于君臣之礼的范畴，而且是君向臣先施礼,还得是向大臣部下一一行礼，而大伙只要对周王行一次礼就行了。可以看出这时的朝堂上最忙的人就是君主了,后世君主高居宝座巍然不动的景象，周王们大约是做梦也没想到的。

再看跪拜礼。先秦时的人席地而坐，正规的坐姿，是双膝跪席，臀部压在脚后跟（呵呵，日本人就是这样坐的）对同坐的对方表示敬意，则臀部抬起离开双脚，上身挺直。若再施以手或头、上身的其他动作，则形成各种形式的跪拜礼，如所谓稽首、顿首、空首什么的。《说文解字.手部》段玉裁的注:“凡不跪不为拜”，所以史籍中提到具体的“拜”礼，就是指的这种跪拜礼。先秦时期，无论是礼制，还是史事，都有君向臣“ 拜”--也即行跪拜礼的记录。没错，就是君主向臣下跪拜。
据《礼记.曲礼下》记述:“大夫见于国君，国君拜其辱……同国始相见，主人拜其辱。”这段话所涉及的君主行礼有两方面，一是国君对别国来的大夫行拜礼。二是对“同国”即本国始任为大夫者行拜礼。“拜其辱”之“辱”，按经学家解释是谦指对方的屈下来见，所以“拜其辱”便是行拜礼以欢迎对方的来见,君主以跪拜礼对初任大夫的臣下表示敬意与拜托。《战国策.秦策三》记载秦昭王恳请范睢帮他，也是“秦王跪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唯应允而向秦王“再拜”，“秦王亦再拜”，并对范雌说:“昔者齐公得管仲时以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为父！”对范雌待以极高礼遇。
君对臣还礼的跪拜礼是“空首”，所谓:“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动作是两手拱地.叩头至手而不触地，故名空首。君主还跪拜礼的次数是一拜，所谓奇拜是也。《仪礼.士相见礼》亦载:“始见于君，……士大夫则莫挚，再拜稽首，君答壹拜。”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八载；“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则为长跪。首至手则为拜手。手至地则为拜。首至地则为稽首。”君主对臣下表示特别的敬重，还有施最重的稽首礼的，但不属礼制的规定，而是“非常礼”也，《尚书》中就记有“太甲稽首于伊尹、成王稽首于周公”之事，说的是商王太甲向大臣伊尹行稽首礼，西周成王向周公稽首，不过可能被后世儒家理想化过了。
  除站立礼、跪拜礼外，还有一些礼节也体现出君对臣的礼敬。.如:降阶，下台阶相迎或行礼。例如诸侯国国君—公对其臣下降阶行礼表示欢迎的礼制:“卿大夫皆入门右，北面立。公降阶揖之”如此等等。
  离席，或曰避席。指离开跪坐之席起立，再施以揖礼或拜礼。如春秋时齐桓公大宴臣下，鲍叔牙向桓公敬酒致辞，希望他不要忘记昔日国乱出奔时的苦难。桓公大为感动，而离席再拜，这是君离席向臣行两拜（再拜）的礼。
还有所谓“兴”(兴席)，是在座席上起立以示敬。《仪礼.士相见礼》记述:君赐臣下宴，臣下食毕拜谢退出时，“君为之兴”，便是君对臣之辞去以起立作为相送的礼节，这时大臣们就要说:“君无为兴，臣不敢辞”，然后才离开。更重的礼节是君不仅起立，而且“降送之”，即降阶相送。
此外，还有君为臣“抚席”—抚一下席子请坐、“撇席”—象征性掸席上灰尘之动作让坐等等礼节。
在称谓礼上,古人姓名外还有字，先秦时期有“国君不名卿老”礼制，君主不以名称呼高等官员，以示尊重。

正因为先秦之时君对臣有诸多礼敬的仪节，与后世大不一样，因而令后人对古君王之圣德及礼敬臣下的行为心仪、叹赞。清人康有为很羡慕的加以总结说:“《礼》:天子为三公下阶，为卿离席，为大夫兴席，为士抚席。于公卿大夫拜，皆答拜。”（《康有为遗稿》下卷《拟免跪拜诏》）

2.秦至唐时期的君臣礼仪

中国古代君臣之礼的变化，主要是在秦朝以后，已称皇帝的君主在礼制方面提高与维护其至尊
的身份地位，礼敬大臣的仪制与行为减少，君尊臣卑的纲常由此强化。秦统一后，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君主称皇帝，君臣之礼方面突出了强化皇权与提高皇帝尊威，先秦时期君主礼敬大臣而卑己尊臣的礼仪，当然有损皇帝至尊身份，因而从礼制中取消，皇帝只向极个别的大臣主要是自己的授业师及“三老五更”行礼，所以在朝仪及其他场合中已见不到像先秦时期的君主那样，向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臣属先施以揖礼、跪拜臣下的场面了。此后，只有那至尊的皇帝在朝仪上心安理得地接受百官的跪拜。

汉代，最高级的官员为三公：即丞相(东汉称司徒)、太尉、御史大夫（东汉称司空)，皇帝对他们的礼敬仪节有“兴”，是以起立作为对他们进见的迎接礼，或对其叩拜的还礼，相比先秦时期君主的向臣下行揖礼、空首礼要怠慢多了，不需向臣下俯身作揖或叩首，无伤皇帝至尊身份，因而尚作为礼仪制度保留。例如汉代元旦朝贺之仪，其制为: 三公上殿后面向皇帝座位，赞礼之太常就高声唱喝:“皇帝为君兴”，即皇帝起立对三公的礼贺表示敬谢之意。三公于是跪伏，然后皇帝坐下。皇帝册、授王、公爵、职时，王、公拜谢，皇帝也以起立作答礼。
王应麟《汉制考.序》还曾叙述:汉制丞相进见时，皇帝为其起立以示敬：皇帝在车上时，若路遇丞相求见，要下车以示礼敬。
君臣处理政务之时，皇帝与三公等在朝堂之中共坐商议，这就是明清之人在追述那时的君臣之礼十分羡慕的“古有三公坐论之礼”、大臣与皇帝“坐而论道”。召见个别大臣时也是如此，西汉文帝召贾谊在宣室(未央殿前)谈论，文帝听得着迷，不知不觉以膝行挪动靠近贾谊所坐之席，贾谊也没什么特别的反映,显示出当时君臣“坐而论道”的场景。皇帝与宰相等高级官员共坐议政的礼制，一直延续到唐、五代，其时仍是“大臣见君，列坐殿上”(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1）宰相还有特别的礼遇,“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历代职官表》卷3)

  君主礼敬大臣保留上古遗风最多的，是尊师敬老之礼。西汉的张禹，曾是汉成帝的授业师.后
任宰相。致仕家居后，成帝不时派人慰问。张禹病时，成帝前来看望,“亲拜禹床下”。
这一时期皇帝敬老的礼仪，主要就是三老五更之礼，所谓三老，是乡官之名。战国时闾里及县，均有三老，汉初乡、县也有三老，由年在五十岁以上者担任；所谓五更，乃年老致仕而有经验之乡间耆老。这也是先秦遗风，\"三老五更\"主要代表了国家重视老人，并使老人\"老有所终\"的养老制度，所以天子也往往尊礼三老五更，以年老大臣为代表。
依照古礼，皇帝向三老五更示敬时，不仅要跪拜，还亲自割牲、执酱、执爵。东汉举行此礼时其仪制为:
举行此礼仪，皇帝要先到太学之辟雍礼殿等候，其御座设在东边之席（以西为上位）。将三老、五更以安车接至后，皇帝于门屏亲迎、行礼。至台阶，皇帝以揖礼相让请他们登阶。殿中，三老被安排在最尊的西席，东面。五更在次尊之北席，南面。皇帝在东席，西面，面向三老更行跪拜礼，以及以三老为师、聆听其讲授且亲自割牲、执酱、执爵侍奉三老，东汉班固《白虎通义》解释皇帝的这种礼敬原则是“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即以对父兄尊长之礼敬待他们。
据《周书》卷十五《于谨传》，周武帝宇文邕在太学敬三老于谨，让于谨“南面凭几而坐，以师道自居”，皇帝反而西面“跪设酱豆，亲自袒割，三老食讫，皇帝又亲跪授爵以侑”，随后“皇帝北面立而访道。”于谨说了些“虚心纳谏”的话以教导皇帝，“皇帝再拜受之”。这反映这时的君臣之礼还带有上古遗风，唐代的这一礼仪也与东汉相似。

再看称谓之礼方面，“君前臣名”是君臣称谓之礼的重要原则，它是说:一、臣下在皇帝面前自称必须用其名;二、在皇帝面前提到其他大臣，也须称其名。它循从礼俗中的尊卑之礼而成为君臣之礼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卑”身份的臣子在有“尊”身份的皇帝之前，必须谦称其名以示尊敬。如果某位大臣被破例允许不称其名(不包括自称)，则属于君对臣的极高礼遇了，“赞拜不名”、“诏书不名”等便一属此例。
被赐予“赞拜不名”特权者，朝仪叩拜，赞礼官在皇帝面前不像宣其他官员那样唱出其名，因为是在天子面前，而且是正规的朝仪当众场合，所以官员们视其为恩遇殊荣。被赐以赞拜不名者，往往还赋予君臣礼制其他方面的特权，如“入朝不趋”—入朝上殿时，不像一般朝臣那样以快步趋行表示对皇帝的礼敬，可漫步而行。“剑履上殿”—一般官员要遵从上殿时去佩剑、脱履的尊君礼制，而有此特权者是着履、带剑上殿。这一时期得此殊荣者不乏其人，如西汉之萧何，东汉末之曹操，东晋之王导、陶侃，南朝齐之萧莺、梁之侯景，隋之窦炽等。这一时期，皇帝对亲近大臣常以字相称，不称其名。如汉高祖刘邦于众臣面前称赞张良:“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之外，子房功也”，西汉景帝对窦婴称呼其字“王孙”等。顾炎武《日知录》举唐代为例说，唐太宗时，诸如封伦（封德彝)、高俭(高士廉)等人所以都是以字为名，乃“盖因天子常称臣下之字故尔”，“常不名之，恒呼为‘令公’，‘令公’之号播于四远矣”。
南朝梁武帝时，在君称臣上还有这样一段故事，当时蔡撙为吏部尚书，并以纳言(侍中)代宰相职。梁武帝在一次招待群臣的宴会上，连呼其姓名“蔡撙”多次，蔡撙都假装听不见，梁武帝改唤其“蔡尚书”，蔡撙这才起立应答，还正色对梁武帝说:“臣预为右戚，且职在纳言，陛下不应以名垂唤。”以致“皇帝惭色”（李延寿《南史》卷29《蔡廓传•附孙蔡搏传》）
这里，梁武帝并没有因此感到丢面子发火，而且也认为以名呼臣为失礼，以“蔡尚书”改称之，还被蔡尚书抢白了一番而面有惭色，说明当时确有皇帝在称谓上要敬重高级官员的礼俗。而宰辅一类的官员在朝中也有较高的身份地位，因而蔡撙敢于对皇帝直呼其名表示不满，并维护自己的尊严。
皇帝对三公的礼敬，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允许显要之臣赞拜不名、人朝不趋、剑履上殿等，也反映这一时期高级臣僚较尊贵的身份地位，及君臣之间尚不甚森严的等级差距。而君臣共同坐而议政、君对臣“常从容赐茶”、君主常以字亲近称呼臣下，则又是皇帝以比较密近的方式维持君臣关系的表现。


3、宋以后君臣之礼的变化

  宋以后，君臣之礼变化的重要表现，就是皇帝大力维护自身至尊威严，同时大臣的身份地位在礼制方面越来越受贬抑，文武大员地位身份因此降低，君臣等级的差距向天壤之别发展，君臣间宜师宜友的人际关系再也无法重现了。

这种显著变化，主要表现在举止性礼节方面。清人康有为对这一变化描述说:“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康有为《康有为遗稿》下卷《拟免跪拜诏》)，这里说的就是古代中国君臣共同议政的场合中礼节变化的大概情况：唐以前是臣与君共坐，到了宋朝，皇帝仍坐，大臣则由坐改为站立。元朝进一步发展为臣下跪着向坐着的皇帝察复，明清沿袭而不改。
君坐臣立的变化由宋太祖开始，《宋人轶事汇编》卷1《太祖》有这么个故事：
宋太祖在某一天朝堂议事，对仍坐在那里议事的宰相范质说：“我眼昏不明，你们自己看着文书念给我听吧。”，宰相等人奏事时起立以示尊敬，等他们完事后想复位时，太祖已偷偷命太监撤去了座位。从此大臣们坐着和皇帝讨论国事的历史就结束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太祖把易君臣共坐为君坐臣立这一君臣之礼的重大改变，与其“杯酒释兵权”一样做得是如此的巧妙。从此，君臣促膝而谈式的共坐议政，变为君主高坐于御座之上,臣僚站立其下，君臣之间高下分明。个别大臣再坐于殿上，则需皇帝特恩赐坐了，当然他们也只敢侧身坐上半个座位。
  元代，则臣下已须向君主跪伏，如应奉翰林文字官在进实录向皇帝表奏时，便是对皇帝“跪读表，读毕，俯伏，兴，复位”(《元史》卷67《礼乐志一》)。读表时是跪着，读完后，还要向皇帝俯伏行礼，然后起立.归复原位。
明朝沿袭了元代臣下向皇帝跪拜的制度。《大明会典》记述:君臣议政之时，“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这段话的意思表明:百官即所有官员无论品级多高，都要向皇帝跪奏政事。奏完皇帝令起，才能站立起来。皇帝发布圣谕时，百官都要跪着听。皇帝赏赐大臣，大臣必须在御前跪受赐物，然后五拜叩头。
由明朝开始，由于尊君卑臣的强化，君主对臣下已表现为非礼对待的地步，其突出体现，便是明代对大臣们的“廷杖”—堂堂大臣在皇宫大殿上被扒了裤子打屁股。《明史》总结: “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而殿陛行杖习为故事矣。……公卿之辱，前此未有。”据明史专家吴晗先生说，廷杖“始于元代，元代中书省长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记载。朱元璋较元代实行得更普遍、更厉害，无论多大的官员，只要皇帝一不高兴，立刻就把他拖下去痛打一顿，打完了再拖上来，打死了就抛下去完事。”(见《明代特务政治》) 正德、嘉靖时的两次大廷杖，谏止正德南巡廷杖146人，死者11人；嘉靖争大礼，廷仗134人，死者16人，规模浩大，旷古未有。清代的皇帝也有鞭打官员，板责皇子的老师的事。堂堂朝廷命官们甚至皇子之师竟遭杖责，简直是斯文扫地，也可见当时臣僚身份地位降低的程度。  

清朝继承明制，皇帝与大臣议政，或是御门听政，或是便殿召对，都是臣向君跪，大臣持本章至本案前跪放，起立归班“入班首，跪，口奏某事几件”。内阁大学士、学士也是“依班次跪”，皇帝降旨宣答，“大学士等承旨讫，兴，由东阶降”。御门听政，大臣们是跪在硬地上，而且“动辄逾刻”，甚至一跪就跪上几个小时，年迈大臣实在不堪其苦。乾隆五年严冬清高宗御门听政时才萌生了点恻隐之心，为此降谕给在砖地上向其长跪的一品高官宰辅级的大学士、年老大臣加个跪垫，在乾隆看来，已算是对他们的特别优待了。此时的皇帝，与汉代对三公宰辅起立相迎的皇帝相比，在礼待大臣的观念上已有天壤之别！
便殿召对，多是在皇帝的寝宫室内，为高级官员设有跪垫，其实跪在垫上时间长了也受不了，所以有大臣在召见时，在膝间以厚棉裹起来做个垫子。至召对完毕，皇帝令其退出，大臣才能站起来，退后几步，再下跪口祝圣安，然后退出，即所谓“跪安”也。御座之下，天威咫尺，长时间毕恭毕敬地跪，没有顽强坚韧的毅力及一定体力是坚持不了的。乾隆朝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刘于义，在年已七十余时奏事养心殿，因跪的时间太久，站起时踩到自己衣服角，一下摔倒在高高的御座下，因身体肥胖年纪太老，这位七十多岁的正一品宰辅高官就此跌死在乾隆脚下，不知算不算因公殉职？

  同是君坐臣跪，明清两代从细节上看又不一样。明代君臣议事时，只有奏事者跪，其他人站立，且跪奏者奏事完毕，皇帝即命其起立。清代则不然，御门听政时，轮到某班奏事，该班官员要全邵一起跪下。便殿召对，则所有大臣都要跪在皇帝脚下。康熙以后，召对大臣时间久了，也会赐垫于大臣坐，但是慑于皇帝威严与森严的君臣之礼，实际大臣们并不敢坐，所谓得“赐垫坐”者，最多不过是跪在垫上。受优礼的，是各机构的最高级官员，因而被赐坐—跪在垫上。至于正二品的侍郎及以下员，则连跪在垫上的资格都没有。

皇帝既然要求臣下在其面前站立、跪伏，体现他的至尊威严，向臣下屈尊施礼的事就不可能了，所以，汉唐时期仅存的皇帝向业师、三老五更跪拜的古礼，也在宋代以后被取消。
我们看看宋朝的三老五更之礼可以发现几个特点:
1.皇帝不出迎三老、五更，而由太常寺博士排皇帝安坐等候。
2.皇帝不向三老、五更施礼，而是三老、五更来至御座前，先.向皇帝行揖礼“皇帝为兴”，只是以站起来作还礼。
3.席间，皇帝也不为三老割肉、执酱，而由尚食官代行。
4.皇帝也不送出，而是三老、五更至御座前行揖礼告别。

可见宋代，礼敬三老五更的仪节大量省略了，皇帝再也不需要向别人礼拜了。元明以后干脆取消了这一礼仪。至清朝中期，就是那位让年迈大臣在其座下因跪的太久而跌死的乾隆皇帝，一度心血来潮，打算行三老五更之礼，然而大学士张廷玉婉言劝止，说是这种古礼“臣下谁敢受之?!”
  在君臣称谓之礼方面，皇帝对臣下礼敬的现象也大为减少，如君对臣之称字就已不多见，至于“赞拜不名”，大臣得此礼遇者更为罕见，就连明万历时身为宰辅兼皇帝之师的张居正也未被赐予这种荣誉。明代皇帝对大臣已是直指其名，清代皇帝的“上谕”、对臣下奏折的“朱批”所保留下的称谓看，清帝对臣下也直呼其名，或以“尔”、“汝”称之，宰辅之臣大学士从来也无人敢像南梁蔡撙那样对此表示不满。

宋以后的宰相，包括无宰相之名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其身份地位和权势都已不能与汉魏之时位极人臣的宰相同日而语。明代虽有严嵩、张居正等权臣，但他们并非如以前依宰相制所当然具有之权，本质上说他们不过是皇帝的秘书，所以他们之有权，是在皇帝荒政、昏庸的情况下代行了一部分皇权。清代皇帝勤政、乾纲独揽，宰辅之臣就权力轻微，碌碌无为。明代的宰辅如张居正等人，尽管也曾权力炙手可热，只不过是个别的暂时现象。因为他们的地位身份已相对卑下，因而无一不在低级官员的弹劾下，被皇帝轻易铲除。明崇祯朝17年中，被皇帝换掉的宰辅之臣大学士竟有43人，平均两年5人，其中23人为罢免；七卿即六部长官尚书、都察院都御史，被撤换52人，平均一年3人，其中27人是罢免，21人以罪削职，以罪削者多下狱、处死或充军（据《明史》卷100《宰辅年表二》、卷112《七卿年表二》统计）。这就是说这些高级官僚身份地位相对低下，已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抗皇权了。
君尊臣卑的强化，使臣下每天生活在恐惧中，不敢主动大胆地匡正君主过失，从而削弱臣僚的辅政作用。明清时期皇帝的威严已被抬高到绝对至尊的地步，卑视臣下，君主容不得臣下对其尊严的丝毫损伤，包括直言谏净，甚至以残酷的非礼手段如廷杖对谏净之臣进行严惩，君主的错误施政与行为已无法得到官僚系统的纠正，而曲从、讨好君主，不顾是非的奸臣，则往往因此得势，借此营私，打击正直的大臣，从而导致朝政的腐败。
君主礼敬大臣的仪制被逐步取消，在礼节上不断卑抑臣下的过程，反映出君尊臣卑纲常的不断强化，君臣之间等级差距加大并森严化。宋太祖要求臣下站立地下，自己高坐椅上，就是借此而造成君臣之间的高下之分，以尊君、卑臣。朝堂之上，对宰辅之臣不让坐的“非礼”之举，更属一种有意贬斥臣下的行为。明初强化君主专制，强调大臣跪拜君主的礼仪，就是要将臣僚变为臣仆。到了清朝，明代君主专制体制的延续，又融人满族君臣之礼的旧俗，进一步发展为奏事之臣的全部列跪。这时的君臣礼仪已是一种加强专制君权的手段。

话又说回来，有皇帝的专制主义的存在和加强，大臣变成臣仆或奴才是必然趋势。考证“臣”字的本来意义；臣，上古就是指男性奴隶。《尚书.费誓》：“臣妾逋逃。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还有《礼记.少仪》所载：“臣，征伐所获民虏也。”据近人研究，甲骨文中的“工”、“奴”、“奚”、“臣”、“妾”等，也都是指奴隶。由此看来，大臣们由先秦到清朝，完成了一个语言学上名致实归的大循环。本来就是这么回事：想做皇帝座下的大臣，就先得有做奴才的觉悟。



参考书籍：
《中国古代人际交往礼俗》、《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辑、《中国社会史料丛钞（上、下册）》等

钱一文

呵呵，拜读了，收藏了。。
关于君臣礼仪变化，了解不多，只提两点
1、三纲五常伦理道德的紧箍咒在历朝统治者的口诵中，步步升级，“由臣子而奴才”“由国臣而家奴”；
2、古代起居生活和君臣礼仪变化二者关系，其实大有文章可做，二者是互有影响，尤其唐宋以前，中国起居生活变化很大，也是儒家道德规范的重要时期。

hw8210

呵呵，拜读，至于评论么，实在是没这个水平，就不妄言了。

不是学这个的。

出于专业兴趣，我想问一下，

各朝各代对违背君臣礼节（指日常礼节的违背，而不是臣乱君纲的大罪），一般设置什么处罚？

“十恶”里面有“大不敬”，是专门针对这个的么？

还有逾制一说，惩罚严重么？

superyi

引用第1楼钱一文于2007-04-26 11:34发表的 :
呵呵，拜读了，收藏了。。
关于君臣礼仪变化，了解不多，只提两点
1、三纲五常伦理道德的紧箍咒在历朝统治者的口诵中，步步升级，“由臣子而奴才”“由国臣而家奴”；
2、古代起居生活和君臣礼仪变化二者关系，其实大有文章可做，二者是互有影响，尤其唐宋以前，中国起居生活变化很大，也是儒家道德规范的重要时期。

谢谢.
宋以前君臣席地而坐，在水平位置上君臣基本不分高下。宋以后流行高脚椅,君臣本来可以一起坐在座椅上的，宋太祖却要求大臣站立地下，自己高坐椅上，很明显造成君臣之间的高下之分.应该说他也是在与时俱进啊.

sysiphus

唐代“大不敬”包括：盗大祀神御之物、乘舆服御物；盗及伪造御宝；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若造御膳，误犯食禁；御幸舟船，误不牢固；指斥乘御，情理切害及对捍制使，无人臣之礼“。通俗地说，主要是盗窃皇族祭祀物品或其他御用物品以及无视君臣礼仪的一些罪行。
   因此，以上君臣礼节方面仅仅是部分而已。
  十恶中包含的具体犯罪，在分则中处罚相当重，关键的还有，唐律明确规定，犯十恶者，不享有议、请、减、赎、当等减刑特权，而且为“常赦所不原”。

superyi

引用第2楼hw8210于2007-04-26 19:03发表的 :
呵呵，拜读，至于评论么，实在是没这个水平，就不妄言了。

不是学这个的。

出于专业兴趣，我想问一下，
.......

一般礼仪错误应该没什么生命危险;明朝有御史专门在朝会时负责纠正大臣礼仪错误,在行礼时发现问题马上会指出并纠正.万一这天碰上皇帝心情不好,那就难说了.

逾制,古代服装建筑凡是衣食住行都有等级规定,按权力官位等级划分限制范围。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就视为逾制。比如儒服深衣就有规定的样式服色,没有考上科举的人是不能随便穿的,否则可能会被打屁股.平民考上科举可以脱去短布衣衫穿上儒服当官了,叫释褐.如果严重逾制--比如穿了皇帝才能穿的服色,就要掉脑袋了.所以现在搞的什么汉服,基本属逾制范畴.放在古代全得打屁股.

大不敬,按我的理解是指严重侵犯皇帝尊严的罪行,.大概严重逾制也算吧?

hw8210

^_^，有意思！谢谢楼主和sysiphus的回答。

有没有学法制史的啊，欢迎到法律版！

还有，醉哥啊，你看我提出了那么有见地的问题，你怎么不给个小钱，^_^

borhes

宋以前就算“君臣皆坐”（我总觉得有点怀疑），水平位置也不可能相齐，皇帝坐的地方是要高几阶的，所以称“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