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在这个新世纪，无论谁再对这两个名词追根究底似乎都有些过时了。或许经济学这位社会科学的显贵在近几个世纪的发展实在过于迅速，尽管屈指算来这两个学派的诞生最长不过一个多世纪，但却已不知何时半个身子被埋没到经济思想史的故纸堆中去了。关于奥地利学派，有人相信当知识贵族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于1991年逝世时，所谓的“奥地利学派”便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尽管这种断言一定会遭到柯兹纳（Israel Kirzner）、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等现代奥地利学派传人的反对，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在主流经济学的课堂上，奥地利学派只能出现在“经济学流派”这一章节中了。相比较而言，芝加哥学派的境遇则要好得多。虽然“芝加哥学派”的称呼也已经逐渐淡出了经济学家的日常文献中，但并不是说芝加哥被遗忘了，而是由于“芝加哥的影响如此广泛，芝加哥的数据经验检验的研究技术被运用得如此普遍，以至于芝加哥学派的名气正在消失”（《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之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仅标页码）。换句话说，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如今已经完全成为了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奥地利学派湮没在了经济思想史之中，而芝加哥学派则湮没在了当代经济理论之中。
也许正是上述原因，2001年出任经济学教育基金会（th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Education）主席的史库森（Mark Skousen）所著的《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之争》才会让我们觉得此书值得重视。如果只述及其中任何一个学派，这本书或许只能是众多当代经济思想史资料中不起眼的一册文献而已。但将两个学派结合在一起，并且问他们“是朋友还是对手”，这就足以引发我们的好奇心。确实，我们知道奥地利学派不同于芝加哥学派，我们知道朝圣山学社的自由主义战士们分为两大阵营──维也纳与芝加哥，我们也知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对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批评以及愣头青罗斯巴德左右开弓的挑战。可是在我们总的观念里，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尽管两派之间时有争执，但是在需要的时刻他们总是站在同一阵营，作为亚当·斯密的后人，作为“自由之子”，共同捍卫着自由市场经济。他们在自由主义最困难的年代里，成为了自由主义的守护天使。
奥地利学派诞生于十九世纪后期，诞生于经济学正经历第一次危机的时刻。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Carl Menger）在德国历史学派的围城中展开了古典经济学的革命，与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一起，建立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而芝加哥学派诞生于二十世纪初期，诞生于经济学经历第二次危机的时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摧毁费雪（Irving Fisher）的家财，也摧毁了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信心。尽管奥地利传统的继承者米塞斯和哈耶克是极少数预测到危机的人，但他们的极端政策主张无法得到任何人的支持，奥地利学派面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崛起，几乎无回手之力。而此时以弗里德曼为中流砥柱的芝加哥学派站了出来担当起捍卫自由市场的重任。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通过在凯恩斯体系内做研究工作，推翻了凯恩斯体系。虽然，弗里德曼在凯恩斯理论盛行的时期也备受冷落，但是最终，“冷战结束了，芝加哥大学胜利了”（46页）。
对于奥地利学派而言，自由的关键在于“自由意志”，在于蕴涵在个体之中的理性本质。人类社会的特征便在于个人具有理性，具有自由意志，因而他们的方法必然是个人主义的和主观主义的，并且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而早期的芝加哥学派更确切地说是市场的追随者而非自由意志的信奉者，维纳（Jacob Viner）、西蒙斯（Henry Simons）和奈特（Frank H. Knight）都曾如同凯恩斯学派一样提出过政府干预的政策建议。但是自由主义的立场并未变，正如奈特坚信个人自由的价值观，相信“个人自由必须成为有智慧的、道德严谨的人们的政治哲学”（54页）。正是这种并非那么严格的自由主义立场使得奈特一方面认为经济学分析中必须运用数学方法是不能忍受的，一方面又要求他的学生拒绝接受缺乏逻辑和经验支持的思想。这很大程度上就是之后弗里德曼走上的实证经济学方法之路的缘由。
【韦森评论】请注意，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与贝克尔对婚姻、家庭以及利他主义等其他人类行为和社会问题（当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之外的问题）分析，是有着重大差异的。前者要比后者深刻得多，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或者更公允一点说，前者是在哲学层面讨论问题，而后者只是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话语语境中进行“经济学分析”。我刚从芝加哥大学拜访贝克尔教授回来，并且我们在一个多小时的交流中也聊得非常愉快。加之，在芝加哥大学，在弗里德曼去世后，贝克尔的学术地位目前可谓是最高的了,故也许这里我不宜对他做这样的评论。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应该说出自己内心的真正观点。米塞斯的重要性，目前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均仍为人们所忽视了，米塞斯太重要了！米塞斯的思想和探索，实际上比哈耶克的著作还fundamental，更不用说弗里德曼和贝克尔了。奇巧的是，这次去芝加哥，我还在一家书店中买到了米塞斯的一本自传，题目是：Ludwig von Mises: Notes and Recollections。什么时候你们可以从我书房中拿去读读。
奥地利学派无疑是“古典自由主义”，哈耶克带来的所谓苏格兰启蒙思想。芝加哥学派的人在政治上其实非常浅薄，在研究态度上说他们是“实用主义”似乎更合适，当然实用主义本身也就包含了一定的自由主义的意思。早期芝加哥学派里，维纳和西蒙斯并不完全支持放任自由的市场（我读维纳晚期的书，倒觉得和英国的R. H. Tawney很像，可人家是标准的费边社左派），奈特的立场也不明确，只是在他们找到论敌凯恩斯主义以后才慢慢明晰自己的立场。
最近的感受是，无论看一个学派也好，或是某个学者，熟习一些老生常谈的理论话题容易，深入到学科历史背后，触及人物的心灵则难。另一方面，任何伟大的人物，伟大的思想，其背后必然隐藏着某种更深层的关怀，以及立言者提笔为文时挥之不去的那些思想和情感的“内核”。如果我们仅仅以为伯林只是鼓吹了“多元”和“消极自由”，或马基雅维里只是在推销他的关于权谋的理论，那么我们就错过了最重要的东西。对像伯林或施特劳斯这样的哲人当作如是观，对于奥地利学派或者芝加哥学派的前贤，我想，也应当作如是观。就像罗尔斯在《道德哲学史讲义》中提到，他研究康德、休谟等人的态度是首先假定他们的正确性，而不是一上来就置于“批判”或“还原”的立场，因为他认为康德，休谟，霍布斯要高于自己，否则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研究他们？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能够说芝加哥的政治观念或者“实用主义”是浅薄的，或我们能够把他们都看穿了。所以，当我看到方钦在书评中有意识地从历史，乃至传统的层面去体悟这两个学派，尤其是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渊源，而不是仅仅把他们作为一些僵死的理论，（something past sometime），我觉得他是真正理解了，或者说把握到了奥地利学派的思想脉络。如果说有什么“意见”的话，我觉得就是这种梳理，有时候仍然显得简单了。比如，他默认奥地利学派相当于古典自由主义，芝加哥学派相当于新自由主义（而梁捷也似乎赞成这一分类），并总结说，“对于奥地利学派而言，自由是一种高贵的尊严，市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放任自由（laissez-faire）“绝对不是一个贬义词，相反其体现着符合理性的自发演化的道路”。
二位在谈论奥地利学派的发展、衰落的情况时，都没有提到John Hicks的工作。在我看来，如果讨论奥地利经济学的现代发展却避而不谈希克斯，这不能够说是有了全面的认识。实际上，希克斯在《工资理论》中提出实际工资提高导致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变迁，这已经是在尝试用奥地利学派乃至熊彼特的思想在发展古典理论。他认为虽然从短期均衡看，实际工资的提高必然降低利润率，可从长期看，企业可以对技术做出调整，确定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新技术会更加资本密集化，从而提高单位劳动力的最终产量，使经济到达新的更高的稳定增长路径。这一提法和后来发展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差异甚大，而对资本的强调更是具有鲜明的奥地利学派的风格。我们往往只是熟悉希克斯对福利理论，一般均衡和发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工作，实际上这些都是他早期的工作。他在中后期，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以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试图把古典经济学分析和奥地利学派的思想结合起来。其最重要的论著就是1973年的《资本与时间：一种新奥地利理论》，以及1978年论述贸易周期的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the trade cycle。李老师提到的Garrison 等人近年来的工作，实际上和希克斯是一脉相承密不可分。据说，希克斯本人对于诺奖委员会只是提到他早年在一般均衡、凯恩斯主义和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而不提后来的工作，一直耿耿于怀，认为自己受到了低估。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梁捷认为奥地利学派没有完整的资本、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或“现在即使奥派学者用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来讨论宏观、货币、经济周期问题，恐怕自信心也不足”，这样的观点或许需要重新评估。
发表于 2007-10-27 17:1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