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被神话的“大师”

马克杯

在网络上搜索钱老先生生平著作的时候，发现了下面这篇对话（出处没有去找，应该是访谈之类节目的笔录），搜索了一下，发现坛子里没有。小生我读书不多，能力有限，所以贴出来供大家评一评，以便自己从中学习。

讨论点：
    1）钱老是否是只出学问不出思想的学者。
    2）钱老是否在解放后变成了懦弱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

（其实我是想看看大家对这一整段对话的看法，但是版规好像必须加上讨论的主题）

葛红兵：钱钟书是一个横贯了现代和当代的学者、文学家。目前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什么“20世纪最伟大的学者”、“文化昆仑”，还有人创立了什么钱学。钱钟书也成了一尊神。他是通过学问而成神的绝少的几个人之一。评论一个文学家要看他在审美创造上对时代有没有独特的贡献，他有没有对一种语言的文学创作贡献出独特的什么图式。评论一个学者，则要看他在思想上对时代有没有做出独特的体系性的解释。从这个角度上讲，不论是对一个文学家还对一个思想家要求都是很高的。我想侧重于从思想角度来谈谈作为一个学者的钱钟书。学者有两类。一类是知识者，就是继承了人类以前的知识，然后传播知识，他自己虽丰富了知识大厦但没有奠定新的大厦。另一类，对世界有独特的解释体系，他们系统性地思考这个世界的始源问题，提出一种独特的、体系性的学说，因而称为建构性的思想家。钱钟书属于前者，他是知识大厦里的梳理人，又是一个传承人，但他没有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样一个人物在中国当代获得了这样高的地位和评价，从正面讲我们可以肯定钱在知识上所达到的成就，但从反面讲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荒芜。20世纪中国思想史没有对世界思想史，甚至中国思想史构成新的冲击，没有可以鼎足独立的人支撑起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大厦。在这种情况下，钱钟书的被高评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悲哀

  透过开篇第二句话就闻到一股子刺鼻的酸味，钱老在文学领域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至于到底有没有成“神”不是葛先生的一句话就能定性的，起码在我心中，钱老就是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长辈，仅此而已，并不会产生什么顶礼膜拜的想法。

  “钱钟书的被高评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悲哀”这话我怎么看怎么觉着别扭，被高评就是一种悲哀，合着这个世界就不该有人被高评？我看葛先生的意思是想说“被过高的评价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悲哀”吧。

刘川鄂：有一句老话叫：八十年代出思想，九十年代出学问。钱钟书正是20世纪90年代被发掘出来的。此前他也很有名气，但他真正获得这么高的地位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是启蒙话语年代，像钱钟书这种学者型的人物大家不大注意。20世纪90年代，一是因为电视剧《围城》使作为文学家的钱钟书的知名度提高了，但另一方面主要是知识界、读书界给了钱钟书如此多的高评价。这些高评价表明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思想立场的某种放弃。因为20世纪90年代不光是钱钟书，还有吴宓、陈寅恪这样学者型的文人成了议论中心，兴奋点，这跟20世纪80年代有很大的区别。他们的那种学问跟日常世俗生活相隔得比较远，跟知识分子对社会的直接的批判也相隔较远。所以我觉得有两种文人：一种是思想型的文人，一种是学者型的文人。钱钟书是属于后者的

   最烦的就拿着“老话”来忽悠人的，“老话”有对有错，上来就摆出一句 “老话”是不能增强评论的说服力的。
   
邓一光：我对钱钟书读得不多，只读过《围城》、《谈艺录》、《管锥编》和少量随笔。我的老师非常推崇《谈艺录》，开过专题课，后来的作业也是它，但我觉得它就是梳理，很精制，没有把它当大师的作品来读。他的《围城》给我带来了阅读的快乐，我甚至觉得它和我后来读到的王小波的作品有相近之处，他对知识分子的形象化写照和理性批判在文学上是一个高度，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政治强权体系、根深蒂固的儒学思想土壤、社会变化动荡不已的国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接受过西方文明思想和生活方式的知识分子，他们与当下时代无法融合，他们难以突破自身的狭隘性，在钱钟书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读这部书的时候很早，是上高中的时候，它让我有一种怀疑，对知识分子的怀疑。

真的惊诧不已，要想评论一个人，起码要对此人有一定的认识，更别说是钱老这样知识分子。不知道他是真的“读的不多”还是谦虚。

刘：作为一个作家钱钟书的东西并不多，一个短篇集一个散文集一个长篇。但他的写作态度我很欣赏。他散文的题目叫《写在人生边上》，甘居一个边缘人的角色。他的作品中没有很多浮躁的东西，没有那些外在的意识强加的东西，纯粹是作为一个写作的爱好者，他并没有意地把文学创作当成自己终身的职业，而是一种乐趣，所以他写起来非常从容，把他自己的智慧全部融入进去。而且他的《围城》在表现知识分子方面很独到。如果说鲁迅表现了中国农民的灵魂，张家玲表现了中国三四十年代都市男女的灵魂；钱钟书则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真相。当然这里的知识分子不是全部知识分子，而是那些比较卑微、自私、小聪明的知识分子。

葛：从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讲，他在知识分子题材方面是有开拓，对知识分子的表现他是深刻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知识分子很少反思自身的立场和劣根性，钱钟书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他开始反思知识分子自身。《围城》在艺术上了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成就。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长河来说，钱钟书在文学的领域里可能还不能算一个大师――从量上讲他的创作不多，从质上讲，他毕竟没有创造一种独特的审美图式。今天我们把钱钟书看作一个大师主要是从学者的角度来讲。钱钟书身上附带了一个新人文神话。第一个是埋头读书的神话，他如何“一心只读圣贤书”，如何博闻广记；第二个是反流俗和虚名的神话，他如何“两耳不闻窗外事”，别人请他去开会，政府请他出席国宴，他如何拒绝参加等等。
   
  酸葡萄心理的进一步体现。

钱钟书自己给自己造了这种神话，把自己搞成了一个埋头读书、同体制、同大众决裂的“学者典范”。这种神话本身我觉得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不会隐瞒他对时代的看法，他不会对这个现实的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不公、不平无动于衷，他不会对这个世界中丑陋的不合人性的东西视而不见，他不可能是鸵鸟，他对时代包含热爱，对不公愤愤不平，对美好的止不住赞美。想一想钱钟书在文革中做了什么？萨特说过：“在黑暗的时代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钱钟书，他反抗了吗？他躲在锅炉边看他的书――这是一种乌龟哲学。许多人在这个哲学里苟活，还以为自己伟大。
   
   以小心之心度大师之腹，恶意的揣测钱老的行为是“故意”为之，丑恶嘴脸昭然若揭，我怀疑葛先生跟本就没读过杨绛先生写的《围城》后记，一个“痴”字表现的淋漓尽致，或者葛先生觉得自己比杨绛先生还了解钱老。一个真正的学者确实不会隐瞒他对时代的看发，也不会对这个现实的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不公、不平无动于衷，但是表现的方法是多种形式的。在文革的年代，难道知识分子们都是“一根筋”都“视死如归”才算的上是“真正”的学者吗？哥白尼算的上是一位洋“知识分子”，他以身殉道的壮烈行为固然可敬，但是若能“苟且偷生”就能为后世留下更多的理论学说，这样难道不更有意义吗？

刘：中国知识分子参予社会无力，同流合污不甘，这就是钱钟书人格上的意义。

  不懂什么叫“人格上的意义”，google了一下，也没发现相关定义，不做评论。

葛：钱钟书给自己造出来的学者神话对当代学人不媚俗、不媚上，专心学术的精神的培养有一定意义，可能绝大多数人看到的钱钟书也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这个神话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也是一种麻痹。躲在故纸堆里生活，对时代沉默不是“龟缩哲学”吗？《写在人生边上》、《围城》都是很有体悟的，说明他对生活有敏锐的一面，但是解放后他为什么就失去了这些？他不关心这个时代吗?不，他关心这个时代，但他为什么不讲呢?肯定是有某种软弱的方面在主导他，文革吓破了他的胆子，这时他就过分强调他作为学者的一面，故意装作“两耳不闻窗外事”，这是他可悲的一方面。如果我们思考他强调自己埋头读书是想掩饰什么的话，那么钱钟书这个世纪的人文神话不像一开始我们所认识的那么高尚、伟大。在世纪之交人文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是什么，是写一部《管锥编》?是去研究钱学吗?我觉得这不是知识分子真正的出路，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他关注这个时代，但不向这个时代发言，他对这个时代一切都保持沉默，那么他能做什么样的学问？这很可疑。

刘：我觉得钱钟书这个神话主要不是他自己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病态的精神所致。20世纪90年代思想界的疲软，知识分子批评立场的放弃，启蒙精神的弱化都使钱钟书成了一个热门人物。“钱钟书热”是我们时代精神病态的一种体现。今天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其实有了更多的话语空间，也有更多亟待讨论的问题。如果把钱钟书神化，会有误导的可能，而这种误导往往是有的人所欢迎的
   
   第一句话就显得比上面的葛先生头脑清醒一点。

葛：是的，比之于尼采、萨特、海德格尔，一百个钱钟书又能算什么？
   
   看到这句话，愤怒到了顶点。


刘：回想中国历史上，思想最禁锢的年代往往是“学问”做得最出色的年代。这是知识分子一种放弃，转移的结果。所谓“康乾盛世”，清朝的考据学的兴盛都和知识分子放弃社会参予有关。这也是我们悲哀的一面。知识分子成了听话的、传话的工具，不仅出不了思想家，其实也出不了真正的学问家。这与整个社会政治体制、教育体制都有关。所以“钱钟书热”也是对新中国近50年的教育史、学术史的一个讽刺。

邓：就我的阅读范围，特别是到了当代以后，涉及到中国泛知识分子这个领域的文学读本只有贾平凹的《废都》较有意思。当然贾平凹的《废都》涉及的是文化人，不是知识分子。这两者有相通之处，就是他们有相当多的精神生活层面、文化生活层面以及边缘性姿态，承担着现实和精神上的双向压力和突围。《废都》把文化和文化人的终结归结到一个时代的终结上，写出了文化和文化人的无奈、颓废、堕落、消极和变异，面对文学，面对文化，更进一步面对知识阶层，只有妓女把肉体和崇敬一起奉献到祭坛上，这是极具批判意识的。物质化时代是一个新的革命时代，革命的对象之一是传统的文化和文化人，它们和他们必须接受身份和立场的改头换面，文化和文化人成了一个时代演变的标志。而《围城》的解剖在现代，它是对知识分子自身进行解剖，而且解剖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不是大动肝火，是把人物放在抗战的大后方，放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里进行那种聪明、幽默的小表演。我们对这种表演真的是无话可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哈哈镜，不是寓言，而是我们自己，我们能有什么话可说呢？

刘：作为知识分子我深感矛盾。一方面深感中国需要优秀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发言，另一方面又痛感知识分子的弱点。像《围城》里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批判读起来很痛快，但从另一方面又感到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正面表现知识分子价值的文学作品是非常少的，我们没有浮士德式的探寻理性精神的原型人物，也没有罗亭式的理想守望者。我们看到的尽是对知识分子的嘲讽，尤其是现在的电视屏幕上，知识分子都是带着眼镜，除了懂一点专业技术外其它方面都是白痴的那种卑琐的形象。

邓：这种形象常进入小品。小品是根本不对文化进行理性认识的大众进行娱乐消遣的方式。知识分子在这里面形象都是木讷、可笑、自私、卑微的，从形象到语言都是很糟糕的，这是非常可悲的。

刘：由《围城》我产生了一种联想。中国文学里知识分子价值和力量得不到充分的展示，一种理想化的现代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精神风貌，他们对社会的人格影响未得到充分注意。49年以后“启蒙者被启蒙”，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是社会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是一种社会的批判者的角色，可却要么成为一个听话的人，要么成为一个被改造的人，这是知识分子一代又一代的悲哀。

葛：钱钟书本身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起到了一个诱导的作用。我希望有人能写一部中国《浮士德》。

邓：从泛文化的角度来讲，并不是没有。从屈原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有大量的类似形象出现，一直到10年前的海子，他们始终在做着面对世界和心灵的拷问，与现实保持着一种对抗，可是它们都是以同时终结自己的思考和肉体这种方式来进行对抗的，不行就死掉，并没有人站出来解释这种行为的合理性，行动者和行动的解释者都在放弃，这就是我们没有浮士德的原因。

刘：你的这种认识对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杀现象有一种警醒的作用。

邓：从个体行为来说，那的确是一种优秀的人才能做出的选择，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思想和肉体立场的坚守永远都会是一个无法摆脱的命题，放弃了就是妥协


ps. 第一次发讨论贴，若有什么不符合版规的地方，还要麻烦管理员帮忙修正一下。

宁觉非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shanxilong

在偶心里，钱老就是大师

苏鲁支

大师之所以为大师，一方面总被人肤浅地崇拜，或被可笑地评论，另一方面却依然用他的力量承载着自我和历史的精粹，并托起身后更多的时代。因此，与其关注那些围绕在大师脚边的蚊蝇，不如静静阅读大师的书。

马克杯

不过我感觉钱老一生确实不太关注社会问题，但是这并不是钱老的责任，由此发出“可悲”的感叹是没有道理的。若是能更加的关注社会民生，则钱老在我心目中更加趋于完美。也有可能是我没看到。

醉乡常客

引用第4楼马克杯于2007-12-21 22:19发表的 :
    不过我感觉钱老一生确实不太关注社会问题，但是这并不是钱老的责任，由此发出“可悲”的感叹是没有道理的。若是能更加的关注社会民生，则钱老在我心目中更加趋于完美。也有可能是我没看到。

我觉得如果真的那样，那就不是他、或者不能成为他了。

颠倒梦想

[quote]引用第4楼马克杯于2007-12-21 22:19发表的 :

颠倒梦想

另，我擅自挥发一下楼主的逻辑：没有天天说、时时刻刻地说，“我爱你”、“爱死你了”的话语的→就是不爱人家←因为没有在别人面前、在大街上表白，别人没有听见、没有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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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东西不是耍耍嘴皮子就可以的，很多事情未必需要冲在第一线的表白。

不满大街地嚷嚷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学者，这算是什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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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话，可能比较刺耳，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就事论事。

redhat028

钱钟书嘛，不能学，学了也没用。

redhat028

题目里把大师用引号包裹起来倒别有一番风味

horky

讨论点：1）钱老是否是只出学问不出思想的学者。

钱钟书是不是思想家无需争辩，一个真正的学者和作家必然是思想家，不能将学问和思想截然对立或割裂开来。人们一听“学说”二字，仿佛必须是一个大系统、大体系，是一成套的大理论，只有这样的建造者才称得上思想家，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解和误区，只有助于假大空的理论建构和花架子人才的诞生，其余毫无益处。难道只有这些人才出理论出思想，才是思想家?钱钟书的著作没有理论没有思想?被很多人视为先进神奇的西方思想家的思想和理论，钱先生将它们“消纳”于自己的学说或学问时，某些批判者和颠覆者在哪里呢?那种认为只有抽象的理论才是思想，具体的见解就不是思想的人，恐怕见于为文和行事都将会发生很多困难。
当然如果你只认为只有创立了独立的思想体系并开创了一个文化时代的哲人如亚里士多德、老子、笛卡儿才算是思想家的话，那就无话可说。

宋公明

一、关于学术
首先，钱先生的确不喜欢创建什么体系。学术上，很多体系“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徒然谈论创建体系，却不去回头检讨一下有多少体系还有生命力，标准实在偏颇。
其次，钱先生的著作中，度越前贤的真知灼见俯拾皆是，并世学人，无不钦仰。欲借批判钱氏来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者，非愚即妄。
然后，钱先生真的没有思想体系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想，目前最有发言权的人，还是那位得罪了传主的传记作者——李洪岩，他所著《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锺书生平与学术》的确是迄今最详实的一部钱氏传记。其第11、12、16章值得论者好好阅读。兹节引其第十六章第三节“诗化的哲学”如下，藉免辞费。

美国当代哲学家莫尔顿·怀特说：“几乎20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声名显赫的19世纪的德国教授的观点开始的。”意指黑格尔古典哲学“终结”后，当代哲学召唤着今日笛卡尔或培根。不过，20世纪初非黑格尔化的狂风骤雨延及今日，已不复是一般语言尤其是数理逻辑语言的转向问题，而是演变为艺术语言转向的突出问题了。修辞代替逻辑，譬喻取代论证一，成为当代西方所谓哲学“第三次浪潮”。这一浪潮分支萦多、花样歧出，但大体可概括为诗化哲学，哲学解释学、消解哲学、接受美学是其显著代表。《管锥编》具有诗化哲学的基本特征。
西方哲学经历了中世纪信仰时代、文艺复兴冒险时代、17世纪理性时代、18世纪启蒙时代、19世纪体系时代，到20世纪，被称为分析的时代。“分析”二字，表明20世纪“把分析作为当务之急，这与哲学史上某些其他时期的庞大的、综合的体系建立恰好相反”。五、六十年代以来，英美与欧洲大陆哲学日益松动、分化，渐渐互通音问，不复各守盯畦。倘若说1900年前后语言转向中瞬紧抓住“数学精神的典型代表是胡塞尔和罗素”，那么，现在全变了——现象学已“逐渐演变为胡塞尔不无轻蔑地称作 仅只是人类学 的东西”，分析哲学也逐渐增加了历史主义、减少了逻辑性力。哲学不再追求逻辑范畴、概念系统或宇宙本源，却向艺术靠拢，以至“在英美，哲学已经在主要文化功能方面被文学批评取代”。当然，“野孩子认父母”，诗化哲学在欧洲也有悠久传统，刘小枫先生《诗化哲学》一书即进行了梳理，但他并未讲当代诗化哲学。
按美国哲学家理查·罗蒂的概括，尼采对康德和黑格尔的反动，是想用文艺（尤其是文学）去取代科学作文化的中心，正如科学早先取代宗教作文化的中心一样。尼采与诗化哲学的趋向在于：力图使延续两千多年的西方文化到此中止，背叛西方文化的古希腊自然论源头或海德格尔所谓本体神学传统。他们想把西方传统未予考虑的东西加进去，或把这个原本放在自然论范围之内考虑的东西拿出来，放在新视角下重新予以考虑。这个东西就是人。人这个复杂的“存在”，下能以单一的自然论模式去说明。因为人不仅生活在因果链的理性之中，而且存在于因果关系无以解释、理性逻辑无从约束的非理性语言世界中。所以，必须以人文学科予以综合诊释。这就是当代西方思想界所谓“诸样式间分界含混”。某些以汉语为母语的学者从各自专业出发，或称之为科际整合，或称之为跨学科研究不管怎样称呼，总之它意味着通过人文学科的打通、综合，从而对人的认识加深了，也就意味着哲学的人文色彩加深。而文学是人文学科的中心，表现的人类精神风貌最亲切动人。钱穆曾说，中国思想传统特征是“和合会通”，西方则是“分别独立”；钱锺书说：“在外国，研究人情的学问始终跟研究物理的学问分歧，而在中国，只要你知道水电、土木、机械、动植物等等，你就可以行政治人。”准此而言，当代西方思潮有向古老中国传统印合之迹象。理查·罗蒂且说：“我们大家都应该通过自觉地模糊文学与哲学的界限和促进一种无缝隙的、未分化的一般本文观念，来设法使自己离开我们的行当。”这不正是钱锺书的“打通”思想吗？
我们不妨把钱锺书的几段话引在下边——

吾辈穷气尽力，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

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酷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

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以此词通常意义说。而是求“打通”。以打通拈出新意。

二、关于用世
钱先生并非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1946年5、6月间，他在《周报》上发表了《所谓“警管区”在英国》、《15天后能和平吗？》（笔谈），公开议论时政。1989年春夏之交，我们也曾经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他参与签名的公开信。论者舍此不讲，却说钱先生“躲在锅炉边看他的书――这是一种乌龟哲学”，真是诬蔑。
《论语·宪问》：“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孙。” 作到这些，一个知识分子已然俯仰无愧怍。论者强人所难，非要别人在黑暗的时代去反抗，不免拉大旗做虎皮，脱离实际，轻妄无知。


三、温故知新

王杨卢骆当时体，
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

马克杯

引用第7楼颠倒梦想于2007-12-22 08:55发表的 :
另，我擅自挥发一下楼主的逻辑：没有天天说、时时刻刻地说，“我爱你”、“爱死你了”的话语的→就是不爱人家←因为没有在别人面前、在大街上表白，别人没有听见、没有看见
====================================================================
很多东西不是耍耍嘴皮子就可以的，很多事情未必需要冲在第一线的表白。

不满大街地嚷嚷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学者，这算是什么标准？
.......

    您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文章是我转贴的，黑体字是我写的。对于两个讨论点，我的看法是：

1)钱老可以称的上是一位文学家和思想家。
2)钱老并非是否是一个懦弱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

  我发现10楼的horky 也误会了我的意思，冤枉。

    我在4楼回复的意思是，钱老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否和他的学识以及社会给予的评价相称。我现在的观点是：稍嫌不够。（这个不好量化，我是凭自己的了解和感觉。看了11楼宋公明回复的“关于用世”，我又学到了一些）葛，刘，邓三人因此而发出“悲哀”的感叹显然是逻辑混乱的，因为知识分子不欠这个社会什么，承担“社会责任”并不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不过最近看到了王怡说过的一句话：知而不言是一种罪。

   我尝试着将“钱钟书 鲁迅”作为词条google了一下，发现了一些文章，关于第一个讨论点的，不妨一看。

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1086680766_zuojiapipan1/9.shtml
http://lawreport2008.blog.inhe.net/viewdiary.33102.html

马克杯

引用第9楼redhat028于2007-12-22 16:51发表的 :
题目里把大师用引号包裹起来倒别有一番风味

我在google搜索了一下，有196,000个查询结果，真不少。

马克杯

引用第11楼宋公明于2007-12-22 22:09发表的 :
一、关于学术
首先，钱先生的确不喜欢创建什么体系。学术上，很多体系“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徒然谈论创建体系，却不去回头检讨一下有多少体系还有生命力，标准实在偏颇。
其次，钱先生的著作中，度越前贤的真知灼见俯拾皆是，并世学人，无不钦仰。欲借批判钱氏来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者，非愚即妄。
然后，钱先生真的没有思想体系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想，目前最有发言权的人，还是那位得罪了传主的传记作者——李洪岩，他所著《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锺书生平与学术》的确是迄今最详实的一部钱氏传记。其第11、12、16章值得论者好好阅读。兹节引其第十六章第三节“诗化的哲学”如下，藉免辞费。

.......

    看了您的文章，深感知识不够用，十分感谢，俺补课去也～

尚戚

钱锺书还是大家，夫妻俩都不错。

chaque

如上面各位所说，顶楼贴出对话的水准是很低的，其中的内容不堪一驳。我只举两点为例，说明这些对话者观点的幼稚：

刘：作为知识分子我深感矛盾。一方面深感中国需要优秀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发言，另一方面又痛感知识分子的弱点。像《围城》里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批判读起来很痛快，但从另一方面又感到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正面表现知识分子价值的文学作品是非常少的，我们没有浮士德式的探寻理性精神的原型人物，也没有罗亭式的理想守望者。我们看到的尽是对知识分子的嘲讽，尤其是现在的电视屏幕上，知识分子都是带着眼镜，除了懂一点专业技术外其它方面都是白痴的那种卑琐的形象。

邓：这种形象常进入小品。小品是根本不对文化进行理性认识的大众进行娱乐消遣的方式。知识分子在这里面形象都是木讷、可笑、自私、卑微的，从形象到语言都是很糟糕的，这是非常可悲的。

刘：由《围城》我产生了一种联想。中国文学里知识分子价值和力量得不到充分的展示，一种理想化的现代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精神风貌，他们对社会的人格影响未得到充分注意。49年以后“启蒙者被启蒙”，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是社会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是一种社会的批判者的角色，可却要么成为一个听话的人，要么成为一个被改造的人，这是知识分子一代又一代的悲哀。

葛：钱钟书本身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起到了一个诱导的作用。我希望有人能写一部中国《浮士德》。

以上内容只能算是对小说《围城》的一种不入流、不及格的评论，连钱钟书的衣角都没有摸到一下。我们在衡量一位艺术家的水准时，首要的指标是作品的艺术质量：语言和风格是否有原创力，构思是否精致，情节是否体现了出众的想象力，刻画是否生动等等。比如我们熟知的作家乔伊斯，笔下的人物大多灰暗猥琐，但不妨碍爱尔兰视他为国宝，全球范围内也认可他是“世界文学”的历代巨匠之一。那种认为文学作品应该体现一个时代、一个阶层、一种职业的“价值和力量”、“理想化的”“精神风貌”、“对社会的人格影响”的想法，本身大概还停留在六七十年代所谓“现实主义”的幼稚文学观层面上。

葛：是的，比之于尼采、萨特、海德格尔，一百个钱钟书又能算什么？

这个说法就极其可笑，好比嘲笑雄鹰说：你跑起来这么慢，比至于猎豹、羚羊、梅花鹿，一百只鹰又能算什么？

钱钟书的擅场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他对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史学乃至心理学当然都有涉猎，但是考察、参照这些学科的目的，主要还是要服务于广义的文学作品中的主题讨论。比如我记得《管锥编》讨论过“聋人多笑”，但这当然不是医院耳鼻喉科的研究，甚至侧重也不是这个现象的社会心理学方面，而是要考察在各时代、各国的文学作品/书面文献中，对“聋人多笑”这个母题(motif)的描摹、再现都采取了哪些形式、有哪些异同、体现了哪些修辞趣味。
顶楼对话者表达的看法，说明他们对钱钟书工作的主旨、性质都是极其陌生、不得要领的。相比之下，刘皓明先生2004年写出的《绝食艺人》虽然对钱钟书也多有苛评，但毕竟还是把他放在以Auerbach、Curtius等人为代表的传统的文学/语文学研究层面考察，这一定位相对还是较为准确的。
换言之，如果拿西方大师作类比的话，钱钟书的比较对象也应该是像英国的C.S.Lewis、Helen Gardner（Lewis也像钱一样以虚构作品出名），德裔的Auerbach、Curtius，美国的Irving Babbit，当代的George Steiner这些人；将钱的成就与上述这些人衡量异同得失，我以为相对来说还算是符合学科常识的比较。

至于说到什么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等等，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文化评论，而不是出于学术价值的衡量了。这里论者的观点同样也是非常浅薄可笑的，因为这几个人还是在49年以来所谓“戴眼镜的人”那个意义上使用“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换句话说，就是径取俗义，完全没有顾及到“知识分子”一词的概念史。
要谈学者的社会-历史意义，我们自己首先就要理解社会-历史是怎么回事，尤其是“知识分子”一词在俄国、法国社会历史语境下的起源，以及在当代社会学中的普遍用法。按照这种用法来规定的话，钱钟书根本不划归到“知识分子”这个范围里去，至多也只能算是一个“人文主义者”（这似乎也是法国人在悼念钱时给出的评价）。没有能够精确地使用“知识分子”这个术语，而把与这个身份定位相关的一些奇怪的期望加在钱的身上，这使得葛红兵等人的评论接近于商场女店员的闲谈（我在这儿当然根本没有歧视女店员的意思），而于文学、思想甚至社会学都毫无干涉、毫无助益。

说实在的，从内容的水准考虑，我觉得这个谈话更像是发生在钱钟书自己小说里，是在一群曹元朗、苏文纨之流中间进行的。所以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葛红兵对钱钟书的评价是否有效”或“葛是否达到了能评论钱的资格”，而恐怕是“葛红兵跟曹元朗比如何”或“葛红兵有没有苏文纨的才气”。这当然同样是属于文学的话题，足够后世的研究者们省思、揣摩的了。

xinghuit

谈大师首先不要神话大师，比如说认为大师就可以无所不能。真正的大师首先是专家，而不是杂家。我们也不能指望钱先生做他不可能做到的事，无所不知的人也是一无所知者。比如楼主所说：
   20世纪中国思想史没有对世界思想史，甚至中国思想史构成新的冲击，没有可以鼎足独立的人支撑起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大厦。在这种情况下，钱钟书的被高评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悲哀。
  这样的工作让思想史家们去做恐怕更合适些。
再者，不问时事和能否做大师还是两回事。做精深的专家，他的发言权更多是在他研究的领域里，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说话，势必会闹笑话。我们现在的几个“大师”，超越自己的领地去说《周易》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说什么磁悬浮列车，不都会闹笑话吗？

chaque

说老实话，我还不知道钱钟书是怎样被“神话”或“神化”的。是朝廷组织了公祭，为之修建了祠堂？还是已经封为旃檀功德佛、斗战胜佛？或是已经被写入了《指环王》中，跟精灵王、老巫师并列？如果反对“神话”、“神化”钱钟书，先要把他已经成“神”的证据拿出来，再作反驳。

其次，即使真存在应该反对的“神化”，也不能像顶楼的那些对谈者一样，因为梨子不是苹果而反对梨子。你要按照对方被“神化”的方面和特性，一一据实给予反驳。比如，如果你认为盛传钱钟书的记忆力好是神化，那么请证明他其实患有健忘症；公认钱懂七国语言，如果你认为这言过其实，甚至认为钱连英语都不会，也请举出他出乖露丑的例子（有人现在已经做了这样的论证，但基本上没人信服）。

让我看，通常“造神者”和“毁神者“都是同一群人，至少是有着相近的浅薄、低俗、哗众取宠的本性。这个聚谈里的邓刘二位，恕我没有耳闻，不敢断定；但葛红兵是我说的这群人中的一员，我以为是没什么可争议的。

chaque

另外，宋公明兄前面提到的《所谓“警管区”在英国》一文并非出自钱手，有这个说法是柯灵的误忆，钱曾致信《随笔》杂志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