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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李学勤:"清华简"首份学术报告力争明年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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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5 10:14: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09年05月05日09:11 来源:《中国青年报》


  核心提示

  去年7月,一批流失海外的战国竹简被抢救回国。9个月后,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于4月25日对外公布了初步的研究成果。76岁的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在回答“为何研究进度缓慢”时笑言,“慢是因为读起来实在太激动,每天读得多了,心脏会受不了。”在部分竹简里,他发现了自秦朝焚书后失传的多篇《古文尚书》。

  李伯谦、裘锡圭等11位专家鉴定后认为,“这批竹简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世所罕见的重大发现。”

  这批竹简,被业界称为“清华简”。

  4月29日,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二楼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一个刚组建的研究团队正忙于竹简的比对工作。办公桌上摆着一本由李学勤本人主编的《尚书正义(标点本)》,被称为“清华简”的2388枚竹简就安放在楼上。

  有意思的是,假如楼上的竹简中确实包含着失传2000多年的《古文尚书》,那么,桌上这本流传千年的儒家经典以及这个国家的上古史都将被改写。

  一首周武王时代的乐诗被刻在14支竹简上。很快,李学勤便意识到,这曲当时的流行乐章与今本《尚书》中的《西伯勘黎》故事有重大关联。

  自西汉以来,儒生们都认为灭掉黎国的是周文王。《史记·周本纪》中就有“(文王)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即黎国)”的记载。到了宋代,就有人质疑了,还有人专门出书,认为这不是文王时候的事儿,因为当时商纣王还是天子,周人如果伐灭王国境内的黎国,算是公然地向天子挑衅,这就与周文王的至德形象有冲突。

  据李学勤介绍,直到最近,考古学家还在怀疑“文王勘黎”的真实性,问题是“史书就这么写的啊”。如今,清华简上的这首乐诗已经明确,灭掉黎国的是周武王。

  根据“清华简”的记载,周武王八年,武王征伐黎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席间,武王和周公留下了两首乐诗。

  李学勤还发现,这两首乐诗与《诗经》中《蟋蟀》一诗也有关系。

  现代人解读《蟋蟀》这首诗,大多是因袭汉代人的观点。《毛诗序》中说,《蟋蟀》是晋国晚期的民歌,用来讽刺晋僖公。大意是政府劳役过重,劳苦大众借诗表达对统治者的不满。

  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完全是误读。根据清华简中的记载,周公在“饮至”典礼上喝酒时,听到了蟋蟀的叫声,于是作了《蟋蟀》一诗,表达的是打仗胜利后,对将士的慰问之情,大意是“一年快过去,你们很累了。不过不要太喜乐,因为还要准备更多的事情”。

  在李学勤看来,这短短的14支竹简中,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上的意义。特别是秦代以后,乐经已全部亡佚,这两首“乐”的发现更有其重要性。

  与这14支简相似,初步的研究成果显示,这批“清华简”多为书籍,且大多与历史有关。李学勤指出,如果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属于经部,但同时又富于历史价值。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早在84年前,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做了上述断言。

  以这个观点来评价,此次“清华简”中最大的发现就是多篇从所未见的《古文尚书》。

  据李学勤介绍,《尚书》有《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之分。现代人所读的《尚书》二十九篇被称为《今文尚书》,是汉文帝时由秦国博士伏生默写成。据传,《尚书》原共百篇,被称为《古文尚书》,早已失传。  在初步整理过程中,李学勤等研究人员发现了很多篇体例与《尚书》相近的文章。其中一部分在《今文尚书》中也有,对照起来看,差别很大;还有一些,过去知道是《古文尚书》中的篇目,古代典籍也引过其中几句话,这次发现了全文;再有是没有名字,也从来没听说的。

  比如一组被命名为《保训》的竹简。这组简的长度只有28.5厘米,字体也有点特别,因此最先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整理之后发现,上面记载的是周文王临终前对其子姬发的遗言。“今本尚书中也提到过,说周文王有些遗命,但过去谁也不知道内容。”李学勤说。

  这样的历史空白常常给小说家留下了发挥的空间。在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小说家就杜撰了一回“文王托孤”的故事,说文王遗命姬发拜姜子牙为“亚父”,临死还不忘灌输“忠君思想”。

  根据“清华简”的记载,文王的遗言中讲的是关于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这两个故事是“过去没人知道的”。文王想用这些史事给太子灌输一个思想观念——“中”,即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道。“这说明《保训》的思想与之后的儒学有共通之处。”李学勤说。

  类似这样的发现还有很多。在李学勤看来,《尚书》是古史中的根本,史记就是根据这个写的,因此“清华简”的出现有可能实现前辈们“古史重建”的梦想。

  不过,在采访中也有一些专家对李学勤的乐观持保留态度。

  “对于这件事,我觉得媒体‘炒’得有点过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张忠培说,他认为在报告出来之前,除了清华大学几位见过竹简的专家之外,其他人都缺乏评论的根据,因此他愿意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对于做研究的人来说,材料、报告发表之前,绝不应该谈论文物的价值。”在张忠培看来,搞考古学的人,应该是先坐冷板凳,潜心研究,而不应该急于发表没有成型的结论。

  也有专家对清华方面的做法表示理解。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古文字研究专家濮茅生认为,清华大学的专家们得到这些竹简,心情肯定十分激动,所以才会急于把一些信息告诉大家。“只是专家们要判断这些简的价值和内容,需要更多时间。”

  据濮茅生介绍,目前存世的文献竹简只有三批,即1993年在郭店楚墓出土的“郭店简”、上海博物馆抢救回归的竹书“上博简”,再有就是此次公布的“清华简”。

  其中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抢救回归的竹书,共一百数十余种,内容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音乐、语言文字、军事等。比如从中发现的战国佚书《孔子诗论》就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篇重要的儒家经典,它的再现为人们认识《诗》的编次、诗的本义提供了最直接、最真实的史料,也为人们了解孔子对《诗》意的评价、孔子授《诗》的方法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濮茅生自1994年来到上海博物馆后,就负责这批竹简的整理和对外公布工作。据他透露,有关上博简的第八册报告即将出版,整理工作也将接近尾声。

  “因为我没有看到‘清华简’的原始资料,我无法判断它们的内容、价值。”濮茅生说,“对于竹简来说,还是应该全部整理完,才能讲它们的价值意义。”

  对于这些不同的声音,李学勤指出,此次清华大学公布部分信息的初衷,只是想提供材料,供大家讨论。“等到报告出来后,大家仍然可以讨论、质疑。我们愿意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根据计划,有关“清华简”的第一份学术报告将争取在2010年出炉。“当然,这样也算快的了。”李学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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