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馀堂文集》辨伪〉读後

yngwie

最近整理一篇旧稿，因写成已有半年以上，便上网找找有没有新出的研究讯息，在「中国期刊网」上找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徐道彬先生〈《善馀堂文集》辨伪〉一文（《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4期），从公私献著录、文体风格和思想内容上，考辨上海图书馆藏清代学者江永《善馀堂文集》抄本一书，结论是《善馀堂文集》并非全然是江永的作品，其中真伪掺杂，不可尽信。拜读之后，觉得徐先生的考辨方法有值得商榷之后，便把自己的想法简单写出，涉及原文处，仅撮述其说，有兴趣的朋友，可下载附件参考。

诚如作者于文中指出，清代有关江永的年谱、行状、墓志铭等，都未提及江永有《善馀堂文集》一书。最早著录此抄本的《清代别集总目》、《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等书，也都是2000年后出版的，而现藏于上图的《善馀堂文集》抄本二种，皆源自于潘承弼（1907-2003）先生。潘氏在民国年间主编《制言》时，曾选刊《善馀堂文集》部分文字，然而在他个人的著作中，如《寄沤剩稿》、《著砚楼书跋》、《著砚楼读书记》，或参与编纂的《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稿》、《中国丛书综录》（按：个人文字稿本，当然不会载录在此类书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皆未提及《善馀堂文集》抄本。针对这个现象，作者于文中的解释是「为何他（潘氏）不在上述书目中予以载录，主要是因为不能确定其真伪」，而于《制言》中仅选录部分文字，「可以想见潘氏本人对于此书部分内容的怀疑」，「可见潘氏精于审订，阙疑求真的学者风范」。

传世清人著作数量繁多，个人传状文字或目录类书籍偶有失载的状况并不罕见，同时，不见得著名学者一定有诗文集之类的著作传世，如与江永同时学者惠栋，便同样没有文集传世。至于潘氏为何没有在个人著作或主编的目录书籍中记载有关《善馀堂文集》的讯息，其人已逝，在没有确切的资料可供左证，其实不好多做猜测。作者此处所作的解释，其实是自己的猜想，而且，依照作者于文中考辨《善馀堂文集》内容真伪的结论，基本上即以《制言》所收者为真，未收者为伪或可疑。其实，《制言》是一学术刊物，潘氏虽为主编者，且获得重要学者著作的抄本，也不太可能，或有必要将全部内容一一刊载于刊物上；而以《制言》所刊内容做为考辨抄本内容真伪的依据，则更有可议了。而且从江永之后的文献中，也并非全然没有关于他个人「文集」方面的记载，如《婺源县志》即有江永撰有「文集」若干卷及「昚斋文集」的记录，当然，目前并无法确定其与《善馀堂文集》抄本之间的关系，但据近人王欣夫先生之说：「昔年章氏国学讲习会刊《制言》，曾从江氏后人得遗稿载之，惜所印不全。」（《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此抄本来历也并非全然不明，如作者所疑。

其次，作者从「文体风格和思想内容上」来辨析《文集》的真伪，就考证方法来说，其实是较为难困难的。以前者而言，除非对考辨对象写作风格，且对作者于不同时期、不同类型文字间写作方式有整体的把握，且能详细举例比较说明，否则说服力是不太足够的。举例而言，《善馀堂文集》中有〈太极图说〉、〈性理论〉、〈西铭论〉、〈朱陆异同论〉，作者认为「文章篇幅短小，文字平白浅近，没有任何考证和辨析」，与江永「别有管见」的风格，可谓风马牛不相及；而〈太极图说〉开篇即引施璜及吴曰慎言论入题，作者认为江永《近思录集注》极力反对「陆王后学」施璜《五子近思录发明》「采薛敬瑄、胡敬斋、罗整庵、高景逸四家语录入注，各自成书。此不能旁及，亦恐后儒衍说太多，读者易生倦怠也。」云云。江永在义理上宗主程朱，作者也是承认的，撰述几篇有关理学重要观念的文字，其实是很平常的事，就内容来说，此数篇文字确实并无发明，或许这也是江永并不重视，并采入《近思录集注》中的原因。但此种说理文字，又何必定然需要什么「考证」？至于有无「辨析」，只是个人感受程度上的差别。而文中提及施璜《五子近思录发明》一书，观作者所引之言，实在也看不出「极力反对」之意。盖江永所为乃集注《近思录》，多引述朱子之说；施璜所为乃在朱子《近思录》之上，加入朱子之撰述，且多引明代朱子学者之说。两者撰述用意不全然相同，故不愿效法施璜所为，又何来极力反对之意？施璜、吴曰慎等人生卒年虽不详，但就相关资料而言，皆是清初徽州尊朱子学的人，作者于文中指其乃尊陆王者，且云「依据江永的言行，从来不屑于对元明理学家如施璜、吴曰慎等人置一词」，不知「不屑」、「元明理学家」、「陆王后学」之说，何所据而云然？

作者又论〈朱陆异同论〉一文，认为内容与「程敏政《道一编》、陈建《学通辩》（按，原文如此，应是《学蔀通辨》）、李绂《朱子晚年全论》、郑之侨《鹅湖讲学会编》等著作中的说法，皆有相同意味。」〈朱陆异同论〉一文与作者所举诸书是否有相同意味，且不细论，把程、陈、李诸人的著作摆在一块，就有点奇怪了。程、李二人的书主要申说朱、陆思想早异晚同，陈建则反对此说，不知〈朱陆异同论〉与其有相同意味，到底是偏向程、李，抑或陈建？对朱、陆异同又是何主张？江永著作的文字风格如何，个人不擅此道，不易判别，但若就思想内容来说，颇疑作者并未深究，信口开河，故其考辨结论也值得怀疑。

《善馀堂文集》抄本中，附有戴震于乾隆十五年所撰江永七十寿序一篇，作者也认为此文有可疑此处。作者曾撰述《戴震考据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一书，其中有〈戴震考据学渊源〉一节，认为东原之学主要乃出于自得，不由师授，否认其与江永间具有师生关系。故在此文中，集中对〈寿序〉提出八点质疑，盖其内容乃证实江、戴间存在此一关系的重要发现。兹略述其说，并提出质疑如下：

一、江锦波《江慎修先生年谱》、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皆未记载此事此文，且江、戴在此前（乾隆十五年）是否相识，仍有争议。按，以《年谱》未载为疑，不足为确证，不详说。其实在《文集》中〈禘祭说〉一文，即有「及门戴震东原」之说，则江、戴二人间存在师生关系，不待〈寿序〉一文而可证。其次，〈答甥汪开岐书〉一文中已提及东原，而此文约略可考乃撰于乾隆六、七年间。故在乾隆十五年前，江、戴二人早已认识，并无疑议。而〈禘祭说〉、〈答甥汪开岐书〉二文，皆作者认为可信为江永所撰者。

其二，〈寿序〉既为江永七十大寿所撰，不能出现江永七十岁后写成的书名。按，此说甚板滞，书籍未正式完成或刊刻前，东原做为江永的学生，有机会见其稿本，在文中提及，又有何可议？

其三，文中提及「《礼书纲目》，前大中丞赵公暨礼馆所抄者，特其梗概，先生尚欲博采众说而论定之。」作者认为江永此书早已撰成，「特其梗概」之说不实。按，就「纲目」一书名来看，「梗概」一说应指此，并非指其书未编纂成，仅指此书非江永关于礼学的最终定论而已。

其四，〈寿序〉中又云：「郑氏之学无所不通，一洗专门固陋之习。唐贾孔诸儒为疏义，犹或未尽中；朱子上接邹鲁，下继濂洛，理精义明，群言有所折中。而踵其学者，或鲜博物考古之功，非学力有所限，盖能兼之难也。」作者认为与东原「先儒之学，如汉郑氏，宋程子、张子、朱子，其为书至详博，然犹失中判」；「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等言论明显抵牾，不出于一人之口。按，此等怀疑也是莫名其妙的，一来，就作者而言，似乎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字中的意见必定要完全相同，才能确认为同一人之作，而排除学者有改变观念之可能。其次，〈寿序〉以博物考古推郑玄，以理精义明尊朱子，和「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之说，有何抵牾？〈寿序〉中又云：「震少览近儒之书，所心折者数人」，举刘原甫、王伯厚、胡朏明、顾景范、阎百诗、顾宁人、梅定九诸人，作者认为此说与汪中〈六儒颂〉之说如出一口，有因袭之嫌。然两说文字有其差异，并非如出一口，且若硬指其有因袭之嫌，为何不可能是汪中因袭〈寿序〉之说？作者又指出，据其「多年研究戴震的感受，他从来就没有“心折”和崇拜的对象」云云，指出「心折者数人」之说不可信，这里就不多说了。

其五，作者认为从文理气势来看，东原28岁时写的〈寿序〉比40多岁时写的〈江慎修先生事略状〉更为高屋建瓴，提要钩玄；且认为〈寿序〉突出「吾师」、「及门」、「门人」之意，与〈事略状〉通篇仅用「先生」一词，轻重显然有别，耐人寻味。按，前说不知所云，后者疑心生暗鬼，乃作者自己的问题。

其六，认为〈寿序〉文字有与江永《年谱》、汪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相近之处，故可疑。按，与第五点相近，不详辨。

其七，认为七十岁的江永，亲属门生众多，有名望者不在少数，若为寿辰作序，为何独存当时连秀才都不是的戴震之文？按，此疑也是莫名其妙的。说江永「亲属门生众多，有名望者不在少数」，想请作者举些例子出来！从现存江永的传记数据可知，其弟子中真正有名望的，就是东原、程瑶田、金榜等人，而东原年齿较前，且受江永及同门重视，由其来撰寿序，又有何怪异之处？且此抄本乃后人所编，东原已享大名，以其所撰〈寿序〉做为附编，岂不顺理成章，有何可怪之处？

其八，潘氏在选刊《文集》文字时，为何不选登〈寿序〉这封对当时学术争论更有价值和意义的信札呢？按，「寿序」并非「信札」。而自清末以来，学者间有怀疑东原背师之说，然大抵批评者多，辨诬者少，其后许承尧、胡适方撰文反驳，前者与《制言》选载《文集》文字时间相当；后者已在民国35年。然此事大抵仅为关心或研究东原其人其学者方显重要，未必为当时学界争论的焦点，且就潘氏而言，或许并不认为江、戴间存在师生关系，有何可疑，而必定需要刊载此文。

总而言之，《善馀堂文集》抄本非江永手定，编者也不可考，不能排除掺有他人之文的可能性。作者提醒在引用此抄本文字时，需加谨慎，其说甚是。但其考辨方法，并非如其所自称般翔实，感觉上，仍纠缠在江、戴二人师生关系上，欲借此一考辨，证明东原并未背师。其实如前文所举出，撇除东原〈寿序〉不论，《文集》中仍有其它文字可证明二人之间的关系，且尚有其它乾嘉学人文字可做左证；而如何评价东原学问之意义，与其是否背师问题，并不必然存在关系。故〈《善馀堂文集》辨伪〉给我们的另一启示，可能也在于研究东原其人其学，不应再纠缠于此事上，否则徒然耗费心力，且引人误入歧途，实得不偿失。

陶梦

方今所谓学者，得考据之皮毛，尽去其精神，破碎大道，外强中干，令人生厌。此种管见陋语，不遇博雅如兄者，恐怕会贻误后人。

停云

哈，东原一句老儒，赚得后人多少口舌。佞汉学者喜攻元晦刑严蕊之事，崇宋者亦乐道百诗谀上诸举。此等言论非特门户之见，乃系缘自朴素之道德主义：饱学之士当为人格楷模。今人亦往往惑于此，故对东原“叛师”之举耿耿于怀，百般曲护不已。又有谓读书可以修德进业，虽非南辕北辙，亦误入歧途矣。实则读书之人未必皆有高尚之品德，而仁义之士多有不治学者。

parivraj

哈哈，其实我觉得他们也未必就不知道学问大不一定是好人的道理，只是徽学的金字招牌要换成现大洋，就不好说自己研究的所谓徽学的领军人物rp有问题，否则就不是给戴震抹黑，而是给徽州给安徽抹黑了。消极点放那儿不辩也不行，那叫听任外人给乡邦先贤抹黑，破坏本省形象，那还得了。

停云

哈，今人眼中但有黄白而已，哪里还管的了黑白。西门庆尚抢着要，又有什么了不得，所谓的“徽派文化”何尝干净过。

parivraj

这话不是这么说，抢西门庆毕竟不是为了当乡先辈供奉的，要树标杆当典型，总还是高大全的好。

yngwie

〈《四书按稿》非江永所作考论〉读後

前些天读了徐道彬教授有关江永《善余堂文集》抄本辨伪的文章，同时也在网络上得知，《文献》2011年第1期上亦刊载了〈《四书按稿》非江永所作考论〉一文，想来作者针对江永传世著作，从事一系列的考辨工作。因先前自己也曾注意江永著作的状况，便想早日拜读。承陶版相助，将此文拍照后传寄了给我，否则以此间图书馆购藏学术期刊的速度，怕要许久之後才能见到。昨天在在线聊天时，曾提及将读後感写了出来，下面便说说自己的一些感想，有兴趣的朋友可自行下载参考（http://u.115.com/file/t4b7d35edc）。

首先，从文章的章节安排来看，此文与〈《善余堂文集》辨伪〉的写作方式及思路相近，但就结论而言，感觉上比前文可信度高些。曾细读过《善余堂文集》抄本，但对《四书按稿》一书并未细究，故对此书是否乃江永的著作，虽也曾起疑，但未详考。作者用功此书，提出了不少质疑，是令人佩服的。不过，拜读之后，还是觉得作者的考证方式并不十分严谨，所举例证也有失之于泛的地方，反倒减弱了文章的力道。以下随文提出些质疑，一来答陶版雅意，二来当做自己的读书笔记，非好为苛责人也。

此文的章节安排如下：
[quote]
一、

parivraj

哈哈，老兄這麼肯花力氣。。。要我說吧，這文章議論浮泛，還“錯寫人名，可見其學風並不嚴謹”，必然不是這位專研考據學的先生寫的。

xinghuit

就目前材料看，这本书的编者就是不可考的，因为我们没有铁定的材料来解决此问题。
  令人注意的是考证者的态度，甚至rp问题。
  第一个方面，每条材料都有其效力。它能证明什么，不能证明什么，这就有一个限度的问题。让材料突破其限度去证明它不能证明的问题。其论证就是不严谨的。  第二个方面：对于材料，一定要有所审查，辨析。滥用无效的材料，假材料，结果可想而知。
  第三，使用默证尤其需要谨慎。现在的材料没有记载某事件，并不等于历史上没有发生某事件。同理，“清代有关江永的年谱、行状、墓志铭等，都未提及江永有《善馀堂文集》一书”，并不等于江慎修就没有做过该书。
  第四，基于思想的比较更要谨慎。最直接的一点，《那孟子字义疏证》和戴震的其他著作做比较，也很“不像”，这得不出任何结论。
  其五，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最好保持沉默。作者在朱陆异同上犯的错误就是明证。
  最重要的一点，做人要有人品，不能在考证中杂有功利性的目的。
我看，上述文章被大家抓住辫子，主要是在这些方面做的不好。

parivraj

再过来打打酱油。徐教授拿《四书按稿》引书的不精确体例的不严格乃至避讳字来说事的效果，对这一稿本的抄本而言，是得大打折扣的，现如今对清人著述习惯的研究成果，我想也远不足以支持这些判断。既然他神通广大能申请到经费，我觉得倒不如请个版本专家跑去复旦看看原本（他本人我是不指望了，理由见下），清末民国人要造伪书，除非用时代相近的纸，否则有经验的人就可能看出些问题来，如果造假者真像徐教授说的那么拙劣，说不定还会用机制纸，那就连普通人也能看出来了。

另外终于下到了续修四库166册（虽然瑚琏兄发布这个资源很多年了，还是得感谢一下，呵呵），见识了一下这本书，又想起徐教授的开篇这么说：
  

当时看到有点发愣，分上下栏的抄本比较少见也就算了，没有“栅栏框格”（没见过这个说法，“乌丝栏”多好听的名字为啥不用呢？），怎么来的“版框”高、宽呢？现在看到续修四库本，我算是明白了。这也是没花钱去复旦的后果之一，徐教授人很实在，把缩版影印的续修四库当成抄本来描述了，从63到267页，正好是205页。其实原抄本还是普通不分栏的版式，要不然像Cadal上的本子（现在在Archive.org就能查到本书：http://www.archive.org/search.ph ... on:universallibrary ），徐教授岂不是得解释成把原抄本一页拆成四份再影印了？

但他所谓212*310的版框大小，我还是搞不懂，线装书的“页”（或“叶”）其实是现在洋装书的两页，所以宽大于高很正常，现在如果说是“根据”续修四库的影印来谈“版本”，那么大小就不可能是这样了。续修四库好像连版本说明都没有，复旦图书馆也检索不到这个本子，此间诸兄知道的话请提供点线索。

另外他文末谓“佐案”当是“姓某名佐”的人，但我觉得也完全可以是书名（“佐证性的案语”嘛（从网络搜索结果看，这词似乎也可以是个法律术语）。虽然到底什么书查不到，但他查不到的书名不也很多？），如果是这位叫“佐”的同志作伪，把自己的按语混到正文去已经是蠢极了，何况157页下栏的“又佐案”呢？难道是要应了大话西游里“为什么要说‘又’呢”这句话不成？

yngwie

徐氏〈辨伪〉一文，将《善馀堂文集》略分性理、札记、书信、传记四部分，前帖对文中有关性理部分及东原〈寿序〉的疑偽之說提出质疑，这些天将《善馀堂文集》再细读一过，以下便針對徐文其它問題再逐一提出商榷，以證明其说皆不能成立。

页47，指《文集》中与吴绂论礼书札文尾有「先生教之，弟绂识」七字，至少表明最後半页掺杂了吴绂所言。按，《文集》中《随笔札记》部分，自「吴太史有〈肆献裸馈食说〉」以下，即间杂江、吴二人文字，因江永对吴氏的看法，有赞同，也有异议者，故札记中皆先引吴氏之说，再陈述己意。「掺杂」之说，甚觉无谓。其次，文中有「吴太史云：所驳极当。。。」、「吴太史云」、「堂上七尺南向，甚合鄙见。。。拙见如此，先生教之，弟绂识」等文字，表示吴氏曾与江永当面讨论，或见过江永的商榷文字，结合江永行迹，此应即为乾隆五、六年间至北京时，与吴氏的论学札记。

页50，论〈旅酬上为下〉、〈评及门素衣麑裘文〉一段，徐氏将此文分为序言、正文、自记三部分。这样的分法并不十分适当。〈旅酬上为下〉题下以小字注明「坊刻文」，可知乃当时坊间流行的时文教本，所谓「正文」、「自记」皆不知名士人所为，江永的意见於「正文」及「自记」中的双行小字夹注；作者所谓的「序言」，即江永长篇的论说文字。江永常年坐馆，曾自编教材，间也评论坊间相关文字，故文中云：「坊刻有此文，虽胜於俗文之全无考据，然质之礼经，实未尽合。因以鄙见，窃附各节之下，以示及门，亦即借此以穷经也。」而〈评及门素衣麑裘文〉一文，即是其针对学生作业的批语，两文实无可疑之处。

江永又云：

是题之曲折如此，学者当细绎《仪礼》，通考前後，始明其义。又当如古人设緜蕝习礼之法，假立宾主，循而行之；否则用童子八九人，依《仪礼》教之行事，然後是礼之曲折本末可见。世安得有治经若此者乎！《朱子语类》说〈旅酬〉数条，当时问者不详，听者不审，得此遗彼，皆不可为据。

同时在〈再答汪答汪灿人（按，汪绂，字灿人，号双池）先生书〉中则提及：

教童子演〈士相见〉、〈投壶〉、〈乡饮〉，先儒无此说，弟实倡之。其端始于与学徒讲「旅酬上下」，不能使人共晓，乃仿古人设绵蕝之意，令童子数人，假立宾主，依《仪礼特牲篇》演出。後乃思此意若推广，颇有益，不惟使幼者化其骄逸之习，长其敬谨之心，且令观者见先王制礼，若此其彬彬郁郁，或亦观感而兴起。（《文集》中有此文，作者文中反转引自《清代徽人年谱合刊》所收《双池先生年谱》，标点有误，且有漏字）

两相对照，岂不可见，江永正在自践其说，且书信中亦提及「旅酬上下」之文，亦可为证。而作者的理解反而颠倒如下（懒得打字，直接贴图方便些）：
  
又，江永所言：「《朱子语类》说〈旅酬〉数条，当时问者不详，听者不审，得此遗彼，皆不可为据」，作者的理解则是，此言与江永对朱熹的尊崇相抵触，不当为江永所为。且不说江永并未直接批评朱子，何况即便尊朱，也未必事事皆需与朱子意见相同，不能提出批评。此种质疑，甚为滑稽。

同页，《文集》中有四篇为歙县岩溪项氏所撰传记。作者认为：

纵观江永一生行迹和交往，只在婺源东北及休宁南部活动，不曾与行商在外的歙县项氏有所交往，更无姻亲关系。。。而且江永常年蛰居乡里，不善招摇，也不会如袁枚辈卖文为荣，更不会为一家之作尽了行状。

这种质疑也是挺有趣的。现今可见江永《年谱》及传状文字，对其生平事迹的记载非常简略，作者仅以此为据，即认为其一生只在「婺源东北及休宁南部活动」，岂不可笑！且认为其「不曾与行商在外的歙县项氏有所交往」，而〈文敷项公小传〉则明云：「巖溪项公文敷，余姻霦玉翁从子」。至於作者又认为所传诸人，其子嗣无甚资质可言，有些名字竟以「某某」代替，就更让人失笑了，「蛰居乡里，不善招摇，也不会如袁枚辈卖文为荣，更不会为一家之作尽了行状」，亦是如此。古代学者文士为人撰作传状文字，不管出於何因，本即平常之事，这里把袁枚搬出，不知有何代表意义。

页78，疑〈虹川风土记〉非江永所撰，其说云：
  
按，「同年」是否仅能严格限定为乡试、会试同榜者，不敢确定。但作者仅引《年谱》乾隆二十三年「家居课孙朝阳、锦波」，未引及下一年「虹锺垣洪遇昆敦请馆于其家」，而此年二月，江永成《音学辨微》一书，其序末记「乾隆己卯仲春，婺源江永慎修氏书于虹川书屋，时年七十有九」，与〈虹川风土记〉中「余七十有八始游婺西虹川」之说合观，可知江永於乾隆二十三、四年间，馆於虹川洪氏家中。而文中又记洪氏族人欲修族谱，「欲余少留旬日，为之订定，俾授剞劂」，江永应其所请，故文末云：「予虽老耄，尚能黽勉以効一臂」。而作者文中所引「康熙甲子诗春」一段云云，其实乃江永於〈记〉中所述洪氏族人思裕之语，如何可以移置为洪丹采之说，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而此文稍有可疑之处，仅在其篇题，因文末云「故综前後修谱之本末而为之序」，或许应题为〈××洪氏××谱序〉，而非〈虹川风土记〉。

作者又疑〈耘经家塾记〉非江永撰，一者认为此文为散文佳作，但从文章言辞风格看，明显与「邃于经而不健于文」的江永绝不相类。又认为，文中无时间地点的交待，所记「栖筠子」其人，亦未交待其姓名，「此人必为闻名之人」，「但遍查明清古人与古籍，惟有明代锺离人有吴作栖筠子者，着有《裨统孚玉》四卷。」怀疑理由难以成立，不需多辨，但很佩服作者为了查考一个人名，能够「遍查明清古人与古籍」，起码此点是我做不到的。故其说虽不能成立，其努力是很值得肯定的。虽然我也怀疑怎麽个遍查法，又花了多少时间，如何能够保证没有遗漏。

对〈《善馀堂文集》辨伪〉一文中所提出说法逐一检讨後，徐氏的说法几乎没有可以成立者。故上海图书馆馆藏《善馀堂文集》所收文字，除戴震所撰〈寿序〉外，皆可确认为江永所撰。

parivraj

“皆可确认”哦？哈哈哈，Y兄怎么也说那么满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