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子”是怎样坏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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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 9月6日    作者：宋志坚


   “SCI现象”引起了科研界广泛的关注。有人称它是一把已经坏掉的尺子。既然是“已经坏掉的尺子”，也就说明它原先并不“坏”。于是，尺子是怎么坏掉的，就具有了思考的价值。

   把SCI引进我国科研评价体系，作为评价科研人员之科研水平的一把尺子，不过是20年左右的时间，该算是一个新事物，然而，我们就有这个能耐，在这短时期中冒出一批“SCI大师”。被SCI收录的论文，有的10年500篇，有的干脆就一天一篇。采用的方法大同小异，按新语丝网站负责人方舟子的说法，就是到一些影响因子极低，发论文非常容易的刊物上刊登小论文，论文的内容都大同小异，用相同的简单的方法不停地测不同化合物的晶体结构。

   以论文的被引用率作为衡量论文作者和发表论文的期刊的影响因子及其水准的客观依据，也算是一个新事物，连“影响因子”这个词汇都能使局外人耳目一新。然而，又马上就有人为制造“影响因子”的高招：论文作者自己引用自己的论文，此所谓“自引率”。宁波大学那位已有130余篇论文被SCI收录的郑岳青教授，平均每篇论文的被引用率为6次多一点，“自引率”就高达4次。

   面对如此“低投入高产出”的“科学研究”，笔者好有一比：室内温度是由室内的温度计测量的。提高“室内温度”的最简捷的办法，就是给这支测量室内温度的温度计加温。只需一盏酒精灯或一支蜡烛，也就能使温度计中的水银柱直线上升。至于室内温度是否真有升高，大可弃之不顾。

   采用此类投机取巧之手段获取名利，最突出的其实还在政界。以“政绩”考核干部，本来也是很科学的一种方法。看一个干部能不能提拔，只看思想不行、只看学历不行、只看年龄也不行，惟有政绩，方是各种因素的综合。然而，应付政绩考核的办法也跟着出现，或是将政绩简化为GPT，或者干脆就弄一些专供上级领导看的“政绩工程”——这种以急功近利、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为显著特点的“政绩工程”如今已经成了一大公害。与此相比，SCI的变味走样，也就小巫见大巫了。

   这就难怪，在“郑岳青现象”被新语丝网站披露之后，宁波大学校方居然会认为郑岳青的做法“没有什么不正常”，校内职工的反应也“非常平静”，而网上也会有人为他喊冤，说他还是“比较老实的一个人”。平心而论，说郑岳青“比较老实”是有参照系的，至少他没有剽窃别人的成果，没有弄虚作假偷梁换柱；说“郑岳青现象”“没有什么不正常”也是有参照系的，整个社会都有人在用升高温度计的水银柱来替代提高气温，不正常的已经变得非常正常，怎么能独独苛求SCI甚至是一个年轻的教授呢？何况，据有关权威人士说，“SCI指标可以量化、易操作，经过10多年的应用，已经成为科研系统中一项重要的'政绩工程’”。

   在我们中国，一直以来似乎总有某种“元素”，就像能使金属失去原有光泽的氧元素一样，使任何新事物——不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变味走样。太多的欲望使人贪得无厌，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惰性又使人不想付出相应代价。于是就有人——包括权势者和想获得权势的人——投机取巧，使原先有益于社会的新事物渐渐地适合于他们的口味而成为社会的弊端。曹操首创的九品中正制，隋唐时期出现的科举制，作为不拘贵贱地评价和选拔人才的机制，起初都不啻是新事物，以后又都成了一把坏掉的尺子，或许就有这种“元素”在起着作用。

   SCI成了一把坏掉的尺子。仅仅将它归咎于现行科研评价体制的弊端，不去找一找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原因，笔者以为是很不够的。你想想，在那种能使任何新事物变味走样的“元素”相当活跃的时候，即使如有些专家所说，科研评价以同行评议为主了，同行评议会不会蜕化为圈子中人的评议，恐怕还很难下定论呢!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人类文化有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之分。西方文化为罪感文化，做错事的人有一种原罪性的罪恶感，东方文化为耻感文化，做错事的人只有被发现时才有耻恶感。然而，当社会评价失衡以至于头足倒置，许多不正常的事情反而变得正常的时候，不要说人的诚信与良知，就是那种只有在“被发现时才有”的“耻恶感”也会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