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子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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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的深入，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僵化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城市的大门渐次向农民打开。外出打工成了农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2000年外出务工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首次超过10%，达到10.7%，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2001年占11.2%，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2002年占12%，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2003年占13.2%，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①]。

   京山县位于湖北中部，地处大洪山南麓。2002年，全县农业人口40.31万人，其中劳动力17.74万，外出务工经商的有7.8万人，占劳动力的43.97%。一些耕地较少同时又没有工业的乡镇，外出务工的比例就远高于这个数字，如坪坝镇，该镇总人口只有2.5万人，而外出打工者就有近1.1万人，打工成了当地农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外出务工或经商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状况，也为劳动力输入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另一方面，劳动力城乡之间的流动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社会治安问题、计划生育问题等等，而留守子女的教育和成长问题则是近年来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坪坝镇中学为例，该校有学生1561人，其中766名学生家长在外打工。父母在外打工，孩子则交给爷爷奶奶看护，或委托其他亲戚照看。但是受托人对这些孩子的看管毕竟不如孩子父母更为直接和严格，在校学生离校后的监管几成空白，有些学生在节假日就四处闲逛，到网吧玩游戏，乃至和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少年”混在一起。有的染上抽烟喝酒的坏习惯，有的打架闹事，甚至小偷小摸，给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在一些地区，留守子女实际辍学、失学比例居高不下，其中或者是因为家中缺少劳力“早当家”，或无人管教、放任自流以致成绩太差升学无望而厌学或弃学。这些令人担忧的现象不独中部地区有，西部地区也同样普遍存在。新华社记者周俏春、邬焕庆与四川省仁寿县教育部门联合对全县２０００名打工子女的学习成绩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有４８％的孩子学习成绩为较差（每学期均有不及格科目），４０％的学生成绩中等偏下。

   近年来，三农问题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之一。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关于“三农”方面的代表议案约占全部议案的１０％，居各类议案之首；年初，中共中央则再次以“一号文件”的形式谈到三农问题，可见决策层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进而是农民的就业问题。改革开放之初，在市场处于卖方的情况下，乡镇企业曾一度辉煌并解决了相当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是随着市场升级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乡镇企业的劣势逐渐凸显出来，大中城市，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成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力的主体。现代化既是一个工业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但由于长期实行城乡分割政策，城市化远落后于工业化，大量人口被固着于农村。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民逐渐被卷入到市场化的大潮中，他们日益明显地感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除了经济压力之外，由于社会分层的客观存在以及随着社会流动加速所带来的机会的不均等，群体之间以及个体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越来越大，农民社会压力和心理压力也随之被扩大。这是集体化时期的农民所不曾经历过的。

   外出务工成为农民舒缓经济压力的最佳选择。在城市化“补课”一时难以完成以及深层体制改革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是不可逆转的。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这个后发—外生型国家的经济转轨是双重的：由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以及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正是在这种双重转轨中，农村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甚至包括家庭结构都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可谓是急剧的转型期（当然剧烈不仅体现在速度上，同时也体现在深度和力度上），这就是中国在实践着的现代化。虽然现代化的物质成果主要成熟在城市里，但是现代化的动员或者说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人们价值观念上的巨大变化则弥散到了哪怕是最偏远的乡村。

   现代性因素对农村的渗入一是通过现代传媒，再就是通过打工者在城市中的耳濡目染形成自己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价值观之后传输到农村。现代性因素对乡村的渗入促发了价值观的多元化，站在人类历史总体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并非一件坏事。但问题的另一面是，留守子女正处在他们社会化的关键时期，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价值观，可塑性很强，在各种价值理念纷至沓来的情况下，此时倘若得不到良好的教育环境，在他以后的角色扮演上就可能会出现角色的错位，甚至造成人格缺陷。即便学校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那也仅能承担了教功能，育的缺位难以得到弥补，家庭和社会必须承担起育的责任。农村远未实现现代化却漫溢着现代性，这就是转型期乡村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下面就调查中所发现的问题从社会以及政策层面作一些简要分析。

  　政策的刚性

   政策的刚性一方面体现为政策的滞后性，不能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体现在不能区别对待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上。①政策的滞后性。由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包括教育在内的许多领域还残留着计划经济的痕迹，过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跟不上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未能与时俱进。②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差异甚巨，即便在同一县域内，各乡镇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是针对条件较差地区所出台的政策，于状况较好的地区而言无疑是不公平的，会束缚这些地方的发展。如果是针对条件较好地区所出台的政策，执行起来对落后地区来说则可能会雪上加霜。京山县一位资深的教育工作者曾向笔者抱怨说，“所谓一费制，就是一次性地废掉农村教育，一次性地废掉这一代孩子”。这个说法或许有点夸张，但却反映出政策的刚性所带来的农村教育的困境。

   ⒊ 政策的运动式执行

   在我们这样一个改革的时代，倘若政策太富有弹性，那么包含改革目的的政策执行起来就没有力度，改革的效果则会大打折扣，以运动的方式来执行政策固然可以取得整齐划一的效果，但对差异性的故意忽略可能会伤害那些处于弱势的人。比如轰轰烈烈的“并校运动”就导致了一些不能忽视的负面影响。首先是给那些年龄较小的孩子及其家长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有的地方3－4个村小学并为一所，有的甚至6个村小学并为一所，坪坝镇所有小学经合并后仅余2所，留守儿童则是这场并校运动最主要的受冲击群体。学校减少了，但是合并之后的班级人数又太多了。从我们所调查的几个镇的情况来看，几乎所有的中小学班级人数都在60－70人之间，有的班甚至达到了80多人，这和城市里提倡小班教育成了鲜明对比。对老师来说，这么大一个班，要想做到因材施教是不可能的，有的老师甚至连学生都认不全，又怎能要求他关怀学生成绩之外的事情呢。

   ⒋ 以入学率为取向的评价机制

   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应试教育的机制仍在发挥着主导作用，考核学校和教师的主要标准还是入学率一类的硬指标，因此在实践中大行其道的依然是应试教育的那一套做法，反映在教师对待学生的的态度上，就是“带好一个差生，不如培养一个好生”，一些升学无望的孩子就在有意无意中被抛弃了，而留守学生占了被抛弃中的绝大比例。

（三）对策性思考

   由以上分析可见，留守子女问题源于转型期的特殊性，但在机制上起着根本作用的仍然是传统体制，或者说，留守子女问题是传统体制的滞后性在转型期的突出表现。

   据此，笔者不揣浅陋，认为，从解决农村留守子女问题乃至提升农村整体教育质量的角度来看，应该采取如下一些措施，以期缓解问题或为解决根本问题奠下基础。

   1. 改革现行教育投入体制，逐步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比重。适应税费改革以及取消农业税的新形式，在现阶段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转移支付的资金不被挪用和占用。不管是财权适应事权，还是事权适应财权，只有在财权与事权相一致的基础上，明确各级政府之间在农村义务教育的权责，才能从投入体制上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的健康发展。

   2.  不仅从理念上更重要的是从制度上深入推进素质教育，弱化统考制度这根指挥棒的作用，为农村教育创新留下广阔的空间。有了宽松的环境，农村学校才可能逐渐建立起以学生为本的机制，从每个学生的兴趣、特长及其个性、气质出发，因材施教，把包括留守学生在内的所有孩子一个都不少地纳入到学校素质教育的关怀视野内。

   3. 鼓励民间资源进入教育行业，制定多种优惠政策，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缓解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紧张状况。继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使各级各类学校真正成为独立的办学主体。只有这样，学校之间竞争的压力才能转变为学校内部提高教学质量、关心学生成长的动力。

   4. 针对各地的具体情况，学校撤销与合并不能搞一刀切。在交通不便的地区，学校合并后仍应保留针对低年级学生的教学点。

   5. 设立课后活动中心。节假日越多，留守孩子就越觉孤独，在社区或学校中成立课后活动中心，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或者成立各种兴趣小组，弥补放学后及或节假日的教育空白。

   6. 开展针对“代理父母”和监护人的培训。不仅孩子的爷爷奶奶或其他被委托人，即便是孩子的父母也同样缺乏监护知识和教育的基本理念。由政府、社区、学校在外出人员较集中的地区共同组织针对“代理父母”和监护人的培训，有利于问题的缓解。

   7. 在有条件的农村学校设置心理辅导办公室，可由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培训心理辅导老师，并纳入到教育系统的管理工作中去。

   8. 扩大普通高中和职业中学的招生规模，同时由劳动等相关部门免费举办各种技术培训班，为那些不能继续读书的孩子提供就业的知识准备和技能培训，而不是让其放任自流。

   9. 给农民工以公平待遇，把农民工子女就学纳入到城市教育体系里面去。根据全国总工会和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在第二产业中农民工所占比例高达82.7％[③]，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城市政府应继续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定居条件，并把农民工子女教育和劳动保障、职业培训等纳入到正常的财政预算以及议事日程中去，为农民进城就业、安居营造良好的环境，这是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最终也是最好的办法。

   总之，留守子女问题是三农问题的衍生物，它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长期累积的严重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打破体制性障碍和改革的深入有了一定的进展。新问题实质上是老问题在新形势下的局部反映。在社会转型的高速时期，要求家庭、社区、学校、政府等各社会主体，特别是政府须必须具有高度的灵敏性，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彻底解决留守子女问题的前提是消弥城乡差距，它不仅仅是要解决其表面上所呈现出来的农民的就业和收入问题，它背后其实更是个权利调整和利益的重新分配问题，这虽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却也是一个紧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