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的“卧底”生涯

横槊赋诗

近日整理书架，顺手翻阅英若诚英文口述自传《水流云在》（康开丽整理并撰写，张放译，英达译审，中信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竟时不时将其与杨宪益的英文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薛鸿时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作“比对”。这倒不仅是因为这两本自传最初均以英文写成（这在中国人的自传中颇为鲜见，虽然因各种原因，两译本均有删节），两位传主在一九四九年之后若干阶段的经历亦有某些相似之处，更是因为两人都曾为有关部门从事过秘密工作。而杨宪益的那段经历，在我一直还存有若干疑问。

杨宪益

可能是因为涉密的缘故，两本自传关于那段秘密工作经历皆着墨不多，均不足两千字；且英若诚自传还是在交代其“文革”初入狱原因时“带”出的，章节标题也不很起眼：“为彭真同志工作”（杨宪益自传则是按年代叙说，将其列入“第三十一章”）。但即便如此，将两者“比对”着阅读，当年秘密战线的一些情况也多少是能够见出个大概的。

1

据两人自传，英若诚“入行”比杨宪益早，是在一九五二年。当时，对台工作无疑是一个重点，英若诚的海外关系，尤其是他父亲去了台湾，可能是他被选中的主要原因。在自传中，英若诚也提到“当时台海局势相当紧张”，“我父亲刚去台湾没几年……通过在天津做生意的熟人给我们寄过一些钱……”遗憾的是，关于这一工作何时“告一段落”，英若诚没有说，但从“在将近十年时间里，我被准许接触大量的英文读物”看，他至少干了有“近十年”。而杨宪益则是一九五八年“入行”的，但只干了三年。有意思的是，冯亦代“入行”也在这一年，这或许是因为“反右”之后组织上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

英若诚的“入行”过程与杨宪益相似，都是由素不相识的“神秘人”的来访开始，只是英若诚随即被带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见到了“彭真同志”，而杨宪益只是在“最后的晚餐”上才真正“见识”了“神秘人”的上司——“一个年轻男子”。两人的上级领导远不在一个级别，由此也可以见出他俩在秘密战线上的不同“档次”。

从自传看，两人“从业”的时间虽有先有后、有长有短，但被安排的任务基本相同，用杨宪益的话来说，就是通过“接触一些特殊人物”，“为党收集消息和意见”。而英若诚则在自传中较为详尽地记述了“彭真同志”的当面指示：

“我们看了你写的外国同学和熟人的单子。”他开始说道，“如果我们能得到你的帮助，这对国家、对党、对我军都会很有用，尤其是当前的局势下，海内外敌人又开始蠢蠢欲动。”

对他的建议我有些不知所措，答道：“可我这人不懂政治，不知道能做些什么。”“能。”他答道，“我们不要你多做什么，只要继续和这些人保持联系，注意他们的反应，尤其是对大事件的反应，随时通知我们，让我们有个准备就行。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

在当时的情况下，对英若诚和杨宪益这两个有“里通外国”之嫌的人来说，组织上赋予如此重任，无疑意味着一种特别的信任。而他们原本就打心眼里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因此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洗刷自己身上的疑点，其工作热情也就可想而知了。雷音女士在经传主审定的《杨宪益传》中写道：

他以为身负重任，意味着自己重新得到了党的信任。他在加班加点地翻译大量有用或无用的东西的同时，还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交朋友”，进行一系列的“社交”活动；他按照组织的要求如实向“上面”汇报与外国朋友的每一次谈话内容……

其实，对于他们的这种心理及由此激发的工作热情，组织上是早就充分把握了的。因此，从选择的对象看，组织上显然比较偏重身上带有“疑点”甚或“污点”的人，况且这些“疑点”或“污点”本身也使他们具备了某种“隐蔽性”，有助于他们去收集“同类人”的信息，如由“里通外国”的人收集海外人士的信息，由“右派分子”收集“右派分子”的信息，后者如冯亦代。

当然，为了让他们更努力地工作，组织上也给予了他们相应的工作和生活待遇，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英若诚在自传中只有两句话捎带提及：“他们会先打电话给我，然后派车来接我。通常都请我吃一顿饭，席间话题则随时局而变。”再简而言之，就是“派车接送、边吃边聊”——这的确符合秘密工作的特点，但显然过于简略了。好在杨宪益就此说得较为全面、具体，使我们得以一窥当年秘密工作者的各项待遇：

首先，“神秘人”借给杨宪益“市里一座带庭院的旧式房子”，说是他的“朋友出国了，房子正好空着。我们马上就可以搬进去住”，这样杨宪益得以离开了单位宿舍楼。当然这一“待遇”并非只针对杨宪益，冯亦代也曾说，“卧底”之后，由“一间不到十平米和一间可以容得一床一桌二椅的地方”而“住进了二居室的宿舍”，可见组织上对从业者的住房问题是非常关心的，至于住房大小、租赁还是分配等等，则会根据各个从业者的具体情况包括工作需要等加以通盘考虑。

其次，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但在那段秘密工作期间，由于“神秘人”的帮助，“杨宪益能定期收到牡丹牌香烟、五粮液和泸州大曲、鲜肉和腊肠、带鱼和各式肉类或水产罐头……”（邹霆《永远的求索——杨宪益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杨宪益的“特供”，固然与其在家中招待外国客人以获取信息的工作特性有关，但显然也体现了组织上对其生活的关心。这方面的情况，在主要依靠“串门”获取信息的冯亦代的《悔余日录》（河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中亦有记录：在工作成绩获得肯定之后的一九六一年，冯亦代得到了“一些费用，老刘同志说有什么个人的花费，也可以用”，之后是调整工资，恢复十五级每月一百二十四元。

第三，家人的生活得到特别的关照。杨宪益搬迁之后，“更重要的是为三个孩子办理转学手续”，长子杨烨转到了北京市第五中学就读高中，大女儿杨荧转入北京女二中，小女儿杨炽则转到家门口的船板胡同小学就近读书（《永远的求索——杨宪益传》）。而从冯亦代日记中说组织上与他“谈了如何帮助冯浩（冯之子）的升学问题和冯陶（冯之女）的入团问题……”可以见出，杨家孩子的转学应该是得到了“神秘人”帮助的。

房子、票子（甚至还有当年凭票子买不到的东西）、孩子……这样的工作待遇即便在今天也是极为优渥而具吸引力的，更何况那是在困难时期，特别是政治上又有了“归属感”。因此连杨宪益都“加班加点”地工作，“按照组织的要求如实向‘上面’汇报与外国朋友的每一次谈话内容”，甚至后来在撰写自传时，杨宪益都不会讳言“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我们在那儿愉快地住了三年”。

但有意思的是，英若诚和杨宪益在自传中对自己的“工作业绩”都评价不高。英若诚说，“我答应了彭真的要求。可事实上我没起过多大作用。”杨宪益则说，“那三年中，我如实地向那位神秘的联系人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但他们对我的汇报似乎不大感兴趣，他们准是感到很失望。”不过从组织上对杨宪益的“考评”看（这在英若诚自传中也是个“盲点”），他的汇报又岂止让组织上“感到很失望”。

2

组织上对杨宪益工作业绩的“考评”，是其自传中写得最为跌宕起伏、精彩传神的篇章之一：

到了一九六〇年，暴风雨猝然而至。他们很客气地请我去吃饭、聊天，那天的筵席非常丰盛，气氛也真诚、热情。但是吃完了饭，我的主人（一个年轻男子，我很少与他见面，但他显然是那伙人的头儿）突然问我对历史人物曹操有什么看法……听他突然提出这么一个怪问题，我不禁吓了一跳，但我还是回答说，曹操是一位大人物，我喜欢他的性格，因为他喜爱诗歌、女人和酒，他天赋很高，多才多艺。我的主人用神秘莫测的语气说，他早就料到我会喜欢曹操的，因为他老奸巨猾、诡计多端。他接着又说：

“我想你的性格有与他类似之处。”

接着他突然转而谈另一个话题：

“杨先生，我听说解放前你曾对朋友们说过，你很喜欢一句中国成语叫‘狡兔三窟’，有这回事儿吧？”

我回答说，我确实说过类似的话，因为当时我不得不兼好几份工作，我在国立编译馆当翻译，同时又在几所大学里教书，因为当时生计艰难。

“很对。”他打断我的话，“不过，这话还有别的含义吧，不是吗？‘三窟’可能是指国民党、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你是不是同时在为三方面工作呢？”

我震惊得说不出话。原来他们一直怀疑我是个双重间谍，表面上装出一副忠于中国共产党的样子，实际上是为外国某个秘密机关工作的一名间谍。我受到极大的伤害，感到非常气愤。他却冷冷地说，现在该是我彻底交代自己所作所为的时候了。我怒气冲冲地离开，他们用汽车把我送回家。第二天早晨，他们派人给我送来一大沓书写纸，供我写彻底交代的材料。我气愤地在第一页纸上只写了十个字就把那沓纸退了回去。我写的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兢兢业业工作了三年，突然被组织上认定为“双重间谍”，这是杨宪益没有想到的，或许也是他直到最后都没有想明白的。但随着冯亦代等“卧底”细节的披露，现在即便从非专业的视角看，组织上的判断也是有逻辑依据、顺理成章的：

首先，在接受“神秘人”的任务之初，杨宪益就已经露出了“破绽”。“神秘人”告诉杨宪益，他解放前曾通过一些外国友人特别是西方外交官为中共地下党收集过国民党的情报，党认为他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所以决定让他重操旧业。对此，杨宪益可能还有些“沾沾自喜”，以为自己的“一技之长”得到了组织上的肯定。殊不知，组织上对他解放前的这段经历一直存有怀疑，“肃反”期间就曾对他进行过调查，只是最终还是无法确定他是否两面甚至三面间谍。不过，有一点显然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杨宪益有秘密工作的经验。但与“神秘人”初次见面时，杨宪益就违反了秘密工作的一条基本准则，他对“神秘人”说：

解放前，我和地下党接触的事，我是连妻子乃迭都瞒着的，因为我不愿她卷入危险。现在情况不同了，我要把你的建议和她商量一下然后再决定。

“卧底”冯亦代直到迟暮之年都坚守着秘密工作准则，坚持“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连老婆也不能讲”，而杨宪益这个曾经从事过情报工作的“老手”，竟然违背“垂直领导”“单线联系”的纪律，“委婉”地提出让妻子加入，这不能不让组织起疑，更何况在组织看来，戴乃迭本身就有英国间谍的嫌疑。

其次，杨宪益的“汇报”也露出了“破绽”。杨宪益说“神秘人”对他的“汇报”“似乎不大感兴趣，他们准是感到很失望”，并非没有依据。事实上，早在“神秘人”将其“汇报”由最初的定期改为不定期，又由书面改成口头（《永远的求索——杨宪益传》）之时，杨宪益就该意识到自己的“汇报”缺乏价值了。但自以为忠诚而“如实汇报”的他并没有意识到，“汇报”的“言之无物”，没能提供其所交往的“外国友人”中敌特分子的蛛丝马迹，在组织看来，恰恰是不忠诚，甚至也是他的间谍嫌疑之所在。——这，其实也是我直到“卧底”曝光、“聂档”解密之后，才渐渐悟出的。而杨宪益的“汇报”之谜也因此得以慢慢解开。

“卧底”“聂档”事件相继公诸于世之后，杨宪益对自己的那段秘密工作经历一定有过回顾。赵蘅在日记体的《杨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三联书店二〇一一年版）一书中有段记录，说的是“聂档”解密之后的二〇〇九年四月三日在杨家的一段对话，：

妈（杨苡）指着我对舅舅说：“她说我向着李辉，其实我是说那时不叫告密，叫汇报。”舅舅说是啊。

接着舅舅却说了这样一句话：“那时也叫我揭发赵学龄（杨宪益在外文局的同事，曾任《中国文学》编辑——笔者注），找我好几次，我没理。”

从逻辑上看，杨宪益由“那时不叫告密，叫汇报”一下子转到“揭发”的确有些突兀，以至赵蘅用了“却说了……”但从杨宪益的角度看，他的思维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跳跃”，他只是在补充说明“汇报”并不等于“告密”，与“告密”类似的是“揭发”，而他连“揭发”自己同事的事都没干过。换言之，杨宪益很可能意在间接表明当年的“如实汇报”并不包含“揭发”、“告密”的内容。

这里不妨再看看杨宪益的狱中“交代”——枪口下的“汇报”。所谓“交代”，当然包括自我坦白和揭发他人。但即便在不交代就“拉出去枪毙”的威胁下，杨宪益也只是“在绝望中将解放前、解放后我所认识的所有亲戚、朋友的名字统统写出来，并一一说明我和这些人的关系。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对哪些人感兴趣，因此不厌其烦地列出了一百个中国人和五十个外国人的名字”（《漏船载酒忆当年》），然后，“我把他们一个人写了一段，比如：我的妹夫罗沛霖，比我大一岁，上海交大毕业，学电机的，去过一趟延安。我说的都是好话。就一个人一个人那么说，大约每个人写二百字左右……他们看了以后也是很不满意”（李辉《杨宪益与戴乃迭：一同走过》，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在不交代就杀头的严峻时刻，杨宪益尚且“说的都是好话”，而决不“揭发”乃至“构陷”友人，正如黄苗子在《奇文不可读》一文中所说：“昔金圣叹有言：‘杀头，快事也，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不亦妙哉！’个中境界，宪益有焉。”（《永远的求索——杨宪益传·小序》）虽然此评价如今读来令人别有滋味，但用在杨宪益身上大体还是贴切的。当然，最了解杨宪益这种品格、境界的还是戴乃迭，当她在狱中被要求揭发杨宪益的罪行时，戴乃迭说道：“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没有罪行……”（《杨宪益与戴乃迭：一同走过》）

由杨宪益的狱中“交代”再回过头来看他当年的“如实汇报”，便不难发现其“汇报”能有多大价值。“世界上最好的人”自然不会去做“揭发”、“告密”甚至“构陷”之类的龌龊之事。但“汇报”如果没有了“揭发”、“告密”（或者“构陷”）的成分，在当年的秘密战线上还能有多大价值？除了反证他的间谍嫌疑还能证明什么呢？

第三，戴乃迭的“破绽”。真正导致组织上向杨宪益“摊牌”的原因，据现有的资料看，很可能是戴乃迭的一封信。这封信，即便不是“暴风雨猝然而至”的唯一的直接因素，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当年《中国文学》英文组组长唐笙在一九九九年接受雷音采访时回忆说：

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出事，戴乃迭看了外电知道了这事，她写了一封信正式提出意见。她说：“彭德怀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这儿工作，我们也是人，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那时候我们才知道彭德怀的事。我们都非常老实，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说。我的任务就是把这封信翻成中文，交给领导。这件事杨宪益夹在当中，领导就对杨宪益很不满。

可以想见，“神秘人”看到这封信时绝不会认为这是戴乃迭政治上的无知，其职业的直觉只能告诉他们：这个英国间谍因未能在第一时间获取高层变动的重要情报而有些迫不及待了……为了阻止可能的情报外泄，组织上必须向杨宪益“摊牌”，于是便有了上述要求杨宪益“交代”的精彩一幕。

3

但当初读到那精彩一幕时，我还是有些纳闷：既然组织上已经认定杨宪益是外国间谍，令他“彻底交代自己的所作所为”，为何他在自传中又说“后来我们决定不再与这些神秘的同志打交道了”，似乎是自己主动退出的，而且还用了郑重其事的“我们决定”四个字。但通过以上的“比对”阅读，这些“纳闷”也渐渐有解了。

从秘密工作的角度看，一旦发现双重间谍，组织上一般并不会立即将其“扫地出门”，所谓责令“彻底交代自己的所作所为”，其最终目的还是意在让其彻底为己所用。也就是说，当时杨宪益还是有可能继续留在组织内的，只要他表现出对组织的绝对忠诚，努力做出“成绩”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杨宪益用“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以示与“神秘人”断绝关系，可见他的退出绝对是主动行为。

主动退出，看起来简单，其实不然。因为退出同时也意味着上述房子、票子等一系列工作待遇的“退出”，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因此必须是郑重其事“决定”的。事实也证明，那三年“愉快”的生活随着杨宪益的主动退出而告终了——

过了一个星期，那位“神秘人”“脸上挂着腼腆的笑”对杨宪益说：“认识您真高兴，不过我的朋友、那位房主最近从国外回来了，所以说我们要把那座房子收回了，您看什么时候搬方便？”


也是在一九六〇年，杨烨高中毕业报考北大，达到了北大录取分数线，但最后被另一个分数不如他的干部子弟取代，他只能就读北京工业大学。

至于杨宪益的“特供”，那些烟酒鱼肉等等自然也都“退出”了。

这大概也是杨宪益成为戴乃迭眼中“最好的人”所付出的代价之一，也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但杨宪益就这么“决定”退出了。

不过，杨宪益能“全身而退”还是令人不可思议。照理说，秘密工作一旦“入行”，并不是你想退出就能退出的，更不要说“全身而退”，直到“文革”时才被投入监狱勒令交代。这简直比“反右”时杨宪益写了“反诗”而未被划为右派更令人费解。我曾试图用“戴乃迭是英国国籍，弄不好会造成国际影响”来解释，但终究有些牵强。近日在“比对”阅读中旁及雷音的《杨宪益传》，读到冯亦代一九九六年谈杨宪益当年为何未被划为右派的一段话，才豁然开朗：

当时没有碰到他，是没有办法。因为没有他，这个外文出版社要关门了。你英文谁搞？当然有人可以翻译，但是要定稿，要修饰稿子不能够靠外国专家，外国专家对中国的东西莫名其妙。因为要用他，所以有人为他讲了话。


由于冯亦代已被揭晓的特殊身份，现在来看，这段话应该是很可信的。而且从语气和用词看，其中谈论杨宪益“不可获缺”的那些话，很可能就是为杨宪益讲了话的那个人所说的原话。冯亦代虽然没有透露那人是谁，但从当时的形势看，那人绝不可能是外文出版社的领导，而且地位应该不低，甚至不在“彭真同志”之下。而他所谓不“碰”杨宪益的理由其实并不充分，明眼人都可以看出那不过是“保”杨宪益的“托辞”而已。

那个替杨宪益“讲了话”的人究竟是谁，不好推测，只能有待将来解密了。但我直觉，在杨宪益“退出”秘密战线时，那人一定再次替他“讲了话”。

由“水流云在”而“漏船载酒”，随着杨宪益那段秘密工作经历一路跌宕起伏下来，忽然想起他一九九四年接受雷音采访时说的一段话：

钱钟书不大好交友，他光看书，书呆子，不大关心政治……钱钟书就看得起两个人，一个是向达，一个是我。他叫我小杨。虽然我比他年轻，可是对我还比较看得起。

而我则想说，杨宪益好交友，不光看书，也关心政治，但他还是个“书呆子”。“小杨”虽然是“最好的人”，但“在政治上还很不成熟”。

横槊赋诗

杨宪益与其夫人戴乃迭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翻译家、学者以及中外文化交流活动的资深专家。夫妇俩的中国文学外译事业早已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而他们极具传奇色彩的爱情、婚姻及生活往事亦是国内学界及媒体反复挖掘的一座金矿。对于后者，除了杨宪益的自传及其主编的回忆录外，由其亲朋好友以及一些文史研究者执笔的各种传记、回忆、对话及思念类的作品更是数量庞杂，不胜枚举。经过十几年的不懈研究，学界与大众对杨宪益夫妇的这些传奇经历、逸闻趣事早已耳熟能详，有新意的资料或说法已不多见。笔者最近在浏览解密的英国外交档案时，偶然遇到几件关于杨、戴的档案，粗略扫视之后，发现这些档案中的一些记述不同于目前已知的说法。虽然英方档案的一些说辞未必可靠，但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窗户，提供了些许新史料、新看法，这对丰富与深化有关杨、戴的研究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双重间谍”之谜

在杨、戴的传奇生涯中，“间谍”的帽子不时扣在他们头上。当他们夫妇俩1940年代在重庆工作时，戴乃迭就被国民党怀疑为第三国际的一名间谍。在解放战争期间，杨宪益主动投入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地下斗争，利用与英国驻华使馆武官阿德里安·伊文斯 （Adrian Evans） 的密切关系以获取一些国共内战的情报送给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笼罩在杨、戴身上的间谍迷雾并未消除，杨宪益说：“……我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被怀疑为一名英国间谍；这导致乃迭和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双双入狱，达四年之久，从1968年一直关到1972年。”对此“间谍”案，杨宪益在自传中曾予以简单的交代：1958年，一位与其素不相识的年轻同志对杨宪益做了一次神秘的访问，想让他与解放前曾接触的一些特殊人物恢复联系，通过类似的渠道为党收集消息和意见。杨宪益在与戴乃迭协商后决定不妨试试，以换取在东城区八宝坑胡同的一所大房子居住。于是从1958到1960年，他们夫妇俩在秘密战线上为党工作了三年。“那三年中，我如实地向那位神秘的联系人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但他们对我的汇报似乎不大感兴趣，他们准是感到很失望。”不但其工作不被认可，更糟糕的是他被怀疑是“双重间谍，表面上装出一副忠于中国共产党的样子，实际上是为外国某个秘密机关工作的一名间谍”。对此指控，愤怒的杨宪益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作答，显然认为那个神秘部门冤枉了他。“文革”结束后杨宪益夫妇得以平反，证实了这的确是一桩冤案。杨宪益的上述说法有些语焉不详，解密的英国外交档案却透露了该案鲜为人知的一面，远非杨宪益的自述那么简单。

1957年10月9日，英國驻华代办处致函英国外交部远东司，报告了所谓的杨宪益夫妇的“社交攻势”。信中说：“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及其英籍妻子近来竭力联系本大使馆。由于这是自1949年以来第一例此种社交攻势，……所涉的这对夫妇是杨宪益先生及其妻子格蕾迪丝·杨 （Gladys Yang，即戴乃迭）。……在今年6月之前他们从未与本使馆有过任何联系，我们认为他们甚至对在南京就已熟知的约翰·艾惕思 （John Addis）也不相认。此次社交攻势始于6月。就在澳尼尔（O'neill） 一家离开之前不久，杨氏夫妇在北京剧院接触了他们，要求获邀去看本使馆的影展。他们受巴克斯顿 （Buxton） 一家的邀请赴宴，杨氏夫妇向后者解释到，经过慎重考虑及与一位党员同事的非正式商讨，他们拿定主意认为该是恢复过去曾与英国使馆的友好关系了。……杨氏夫妇不久就将其接触扩展到包括领事、梅比 （Maby） 夫人与理查德·伊文思 （Richard Evans）……他们显示出欲意发展一种超出随意关系的各种迹象。”

大概杨宪益夫妇与英国使馆职员的交往无非就是宴请、聚会与聊天。他在自传里写到：“（在1966年的‘红八月，他曾居住过的东城八宝坑胡同的居委会同志跑到外文局要求批斗他，他们说） 那几年我常和形迹可疑的外国人来往，看我的生活方式就知道我是个资产阶级，是个坏家伙。”英使馆的职员发现“他们从与严格的党的路线稍偏右的立场出发为中国政策辩护，运用可能对资产阶级的西方有说服力的论点”。除了倾听杨氏夫妇对中国政治的看法与评论外，英国使馆的职员们也从这些交往中获得了一些情报。信中说：“他们愿意提供那些除此之外就不会落到我们手里的情报，例如关于中国宣传杂志的编辑政策、他们机关的工作状况、反右运动的进展、他们孩子接受的教育类型等等。他们也愿意讲一些有关在北京的魏宁顿 （Winnington） 以及其他外国共产党员的闲话。……他们并不向我们盘问使馆的活动。”

杨宪益夫妇的这种反常做法与表现引起了英国代办处的警觉：“杨氏夫妇令我们费解。他们突然而有力地转入我们的方向令我们怀疑他们是否在按中国的一个机构的指示而活动。……然而杨氏夫妇的行为与我们所知的他们过往及现在的身份是矛盾的，保不准他们是独立行事。”毫无疑问，英国代办处怀疑杨宪益夫妇要么受中国某一机关的指使，要么可能只是他们夫妇的独立行动，与中国官方无关。但不论这两种猜测为何，英国代办处的应对策略是一致的，即“我们将继续培养他们作为我们在中国的一个机关中的少数联络者之一，而且我们要警惕他们同样蓄意培植我们的可能”。这意味着英国使馆不但识破了杨宪益夫妇的做法，而且将计就计—— 继续培养杨氏夫妇作为英方的联系人，同时防止被策反。

驻华代办处的艾惕思在10月28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谈了他对此事的看法：“我对杨氏夫妇的判断是他是彻底的玩世不恭与绝对的不择手段，而她尽管有着更能令人接受的品质，但她如此忠诚于杨宪益，所以她将总是听命于他。我认为这将是杨的策略的一部分，即送出一些情报以促使大使馆认为培植他是值得的。通过这种方式，大使馆无疑将会从他那里得到可能他们从其它地方无法获取的情报。我认为不应劝阻大使馆拜访杨氏夫妇。如果他们睁大眼睛，按此信所示去做，他们能够处理这种关系，以便他们泄露些毫无价值的事情以此获得一些有用的东西。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值得的，同时要努力确保这类接触只限于使馆的资深职员。”

11月18日，英国外交部的梅奥尔 （A.L.Mayall）

对北京代办处10月9日的来函作出回复。该回函指示：“看来这种社交攻势一定得到了中国官方的授权，否则这将完全是冒险，特别是鉴于您在9月18日的使馆信件1017/19/57中所述的陈占祥的命运。然而，如果您提高警惕的话，我们不反对您拜会杨氏夫妇并尽您所能地从他们那里得到些信息。”这表明英方认定杨宪益夫妇的社交攻势是一种有中国官方背景的“间谍活动”，同意代办处的应对之策。

而当时的英国驻华代办处也正在努力培植在华联系人。1958年3月13日的一则英国代办处函电就指出：“我们最近一直在评估我们与中国的官方与非官方联系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核实整风运动如何影响了他们。……更准确地说，第三类即‘非官方联系人是我方在 （中英两国） 正常的业务过程之外建立的。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他们少得可怜，我们试着整理了一份此类中的所有中国人的名单，他们是 （我们使馆） 职员所熟知的，我们发现总共有16人。当然，这些人大部分都不是‘新中国的代表，多数人有长期的海外联系，要么源于与外国人的婚姻，要么源于与海外的持久业务联系。”

笔者在现有的解密外交档案中尚未找到这份“非官方”联系人的名单，大概也不可能找到，一般出于保护情报源的目的，但凡涉及重要情报来源的档案或者不予解密或者即使解密也以涂黑或开天窗的方式来处理，以防泄密。不过笔者发现三份外交函电或明或暗地显示了杨、戴二人有英国使馆的“非官方”联系人的嫌疑。（1）1958年12月16日，英国驻华代办处报告了大跃进时期河北安国县的一个公社的具体情况，其信息来源是“一组来自北京的外文出版社的人员，中国人与外国人都有，上周受邀访问了河北省的一个明星公社。这组成员中的一位就公社的一些特点向我们作了如下讲述。……”（2）1960年3月28日，驻华代办处在致英国外交部远东司的函电中说：“我们为数极少的中国联系人中的一位最近说，在诸如隶属于外文出版社这类机关的知识分子出席的会议上，他们被告知 （城市人民公社）在北京的推进将是谨慎的……”（3）1960年9月26日，代办处在向外交部远东司汇报的一份函电中举了几例“闲话”（gossip），其中一例是：“据一位外文出版社员工的妻子说，外文出版社正忙着在所有的列宁著作中搜寻有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引文，这些引文将被编入一本关于该问题的小册子，并译为数种语言。”

当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外文出版社 （1963年更名为外文局） 工作的外国专家很多， 著名的还有美国人沙博理 （Sidney Shapiro，1915—2014）、爱泼斯坦 （Israel Epstein，1915—2005）及其英籍妻子邱茉莉 （Elsie Fairfax-Cholmeley，1905—1984） 等，英国使馆在外文出版社发展的耳目未必就是杨宪益夫妇。不过联系到他们夫妇曾在1958—1960年间为国内的秘密部门收集信息，那么他俩的嫌疑应该很大。更为巧合的是，爱泼斯坦与邱茉莉夫妇、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在1968年先后被公安局收审。虽然“文革”后杨宪益夫妇得以平反，但四年牢狱之灾表明他们夫妇在当时确实受到了国家安全部门的强烈怀疑。

就此谜案而言，英国的外交档案也有自相矛盾之处。1972年5月12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的理查德·伊文思 （R.M.Evans） 在致北京大使馆的艾惕思的电文中提到一事：“在1956与1957年，我对她 （戴乃迭—— 笔者注）很熟。我还记得在北戴河的一个房间度过的一个傍晚， 那是1956年夏天她与其丈夫在北戴河租住的一段日子。那晚我们用很长的时间来谈论政治，是以一种极其严肃的态度谈论的。”伊文思的回忆显然与英国使馆宣称的“在1957年6月之前他们从未与本使馆有过任何联系”之说不符。如果伊文思的记忆是准确的，则表明杨宪益夫妇与英国使馆在1957年6月之前是有联系的，至少与使馆的理查德·伊文思很熟。如果伊文思的记忆有误，那么1956年的那次北戴河长谈可能是在1957年6月，即杨宪益夫婦发起“社交攻势”之后的某个夏天。

如果英国使馆的说法为真，即杨宪益夫妇的“社交攻势”始于1957年6月，这显然早于杨宪益所说的在1958年受一位神秘联系人之托为党收集消息和意见。对于这一矛盾，笔者认为有几种可能：其一是杨宪益记忆有误，即把1957年领受的任务误记为1958年。杨宪益的自传写于1990年代初，那时的他已年近八旬，对年份的记忆大概不会太准确。其二是有可能杨宪益夫妇“独自”联系英国使馆在先 （1957年），而中国有关部门的委托在后 （1958年），杨宪益的自传中也许并未道出全部实情。

从英方档案披露的点滴来看，杨宪益夫妇泄露的无非是外文出版社的一些活动、当时中国的世风民情以及一些朋友圈的闲话，即使在对外严密封锁的1960年代，这些所谓的情报也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似乎看不到事关社稷安全、军国大计之类的敏感信息。当然在“文革” 时期这些闲话类的小道消息就足以构成里通外国之嫌，而在“文革”结束后就不成为问题了，这大概就是杨宪益夫妇在“文革”后被平反的原因吧。杨宪益说：“大约在1978或1979年，安全部的几位官员专程来外文局，向我们正式道歉。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过许多非法逮捕，这一切都是‘四人帮的过错。如今他们意识到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想加以弥补。他们说，他们要当着我们的面把这个案件的档案材料统统销毁，从而确保这一切指控不再存在。”虽然事后表明杨宪益夫妇的间谍案是一桩冤案，但这种指控在当时似乎并非完全空穴来风。

综合杨宪益的自传以及解密的英国外交档案，笔者试着勾勒此案的大致轮廓：或许是杨宪益夫妇独立行事，或许是受某一神秘部门之托，他们在1957年6月后开始频频联系之前被冷落了的英国驻华代办处及其职员，试图从英方外交人员那里获取一些有用的信息。但敏锐的英国外交官识破了杨宪益夫妇的“计谋”，反而利用此机会有意培养杨氏夫妇作为英方的联系人以套取中方的情报，同时努力防止被策反。杨宪益桀骛不驯，再加之其嗜酒如命；而戴乃迭纯真善良，有点儿不谙世事，这样一对“书生”型的知识分子夫妇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斗得过敏锐狡诈的英国职业外交官的。于是杨宪益夫妇在与英国驻华外交人员的频繁交往中不知不觉地泄露了己方的一些消息，而他们辛勤汇报的那些东西又毫无价值，让有关部门大失所望，进而被怀疑为“双重间谍”。埋首书斋的一介书生懵懵懂懂地卷入了外交“谍战”，导致了在“文革”期间的牢狱之灾，实在令人唏嘘。

二、获释时间的考证

杨宪益在自传中说：“我是1972年五一劳动节前一天获释的，所以说，我坐了整整四年的牢。大约五天以后，乃迭也出狱了。”戴乃迭写于1992年的一份英文讲稿也这么说：“1972年5月，我知道杨宪益已经被释放。一周以后，两个同事来带我回家。杨宪益已经整理好了房间， 在我的桌子上，我看到一瓶白兰地。我说：‘好久不见，没想到你还没有改变过去的颓废毛病。杨宪益说：‘是支部书记指示这样做的。”显然夫妻俩的回忆是一致的，即杨宪益的获释时间是1972年4月30日，戴乃迭的获释是在五一节后的那一周。而英国外交档案的记载是戴乃迭在1972年3月28日获释，杨宪益的获释比她早一周，那么这两种说法何者为真呢？

1972年4月7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致信戴乃迭的姐姐希尔达·布朗夫人 （Hilda Brown），告诉她关于戴乃迭获释的消息。信中说：“当杨夫人在3月30日拜访英国驻北京的领事以更新其在1968年就已过期的护照时，她告诉了他一些关于她被拘禁及获释的情况。……她于3月28日回到了家，即她在外文出版社的原公寓。她受到了来自同事与朋友们的欢迎，其热烈程度超出其预想。公寓里装饰着鲜花，并被重新粉刷了。她评论说这是迎接某人回家的一种资产阶级做派，但她被告知这是党命令这么干的。她的丈夫已在一周前获释。他们均将恢复原来的工作，她丈夫被告知他将领到补发的工资，这也是党的政策。杨夫人说一个子女已与他们团聚了，其他2个子女正从东北与湖北调回北京。”

4月27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又致信希尔达·布朗夫人，向其传达中国官方的态度，即不反对她就其妹妹获释一事接受媒体的采访，并在信中附上英国使馆与戴乃迭精心准备的一份聲明：“如果媒体问询起来，您不妨采用杨夫人与我们大使馆一致同意应予使用的措辞。杨夫人最焦虑的是不应提及超出这份发言之外的任何事情。您可酌情使用：（声明如下）

杨夫人曾在3月30日短暂地拜访了大使馆以更新其护照。她的健康状况良好。她告诉我们，她在拘留期间受到善待，在此期间她的健康状况不错，（拘留期间的） 伙食与卫生的水准都挺高。她现已回到其原来的公寓。经过一个短暂的休整后，她将作为一名翻译在外文出版社重操旧业。她受到了朋友与同事们的热情迎接，这超出了她的预料。她丈夫约在同时获释并已恢复了之前在外文出版社的工作。她非常高兴的是一切都已恢复原样，而她又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她万分感激那些对她的幸福予以关注的人们。”

英国 《泰晤士报》 也在同年3月29日报道了戴乃迭获释的消息——《杨夫人在北京获释又回到家中》。报道称：“北京，3月28日—— 格蕾迪丝·杨夫人在被中国当局拘禁了几乎四年后，今天回到她在北京的家。”

英国外交文件中的获释日期是当时的记录，而杨宪益夫妇所说的日期是多年后的回忆，显然前者比后者更可信、更准确。杨宪益夫妇在自传或自述中将其获释时间记忆为1972年的五一节前后而非3月下旬，两者相差了一个多月，笔者认为杨宪益夫妇极有可能记错了他们的获释日期，让七十多岁的老人准确记得二十多年前的某个日子，恐怕有一定难度。

求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需多方资料的相互印证，不可偏听偏信。在目前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研究中很少见到官方资料，类似英国外交档案之类的外国官方文件的征引更是稀缺。笔者并非本领域的专家，充其量只是一名杨、戴传奇往事的阅读者与仰慕者。本文仅对所见的几则外交史料作一粗浅的解读，缺乏宏大的研究主旨，有关杨宪益夫妇“间谍”嫌疑的勾勒并不完全，有些纯属推测；至于对其夫妇获释时间的考证更显无聊。窃以为本文最大的价值就是抛砖引玉，期待学界对此问题的更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