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郁达夫对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说过这样一句话：“I am not a fighter, but only a writer.”（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郁达夫的这句名言，在当时的上海曾引起一场风波，以至于他被“左联”开除。1939年，当郁达夫到新加坡后，又因为这句话而被卷入另一场风波，引为话题。郁达夫一生中，由于所经历的国内外复杂的历史时期和其性格的独特性，被误解遭歪曲并受到不公正的谴责的事情有许多。然而，纵观郁达夫的一生，特别是占了他文学生命三分之一的晚期，他到底是否只是个作家，人们自有公论，历史已作出公正判决。
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应《星洲日报》之邀，决心到新加坡“上南洋去作海外宣传”，动员更多的侨胞支援抗日战争。郁达夫在新加坡的三年零两个月时间里，除了接编《星洲日报》的日版副刊《晨星》和晚版副刊《繁星》，还接编该报每周一期的《文艺》副刊。同时，郁达夫还兼编槟城的星系报纸《星槟日报》和《文艺》双周副刊，并负责《星洲日报》印行的画册《星光画报》的《教育周刊》的副刊编务，并代理过一段时间的《星洲日报》主编。1941年又担任了新加坡的英国当局情报部创办的《华侨周报》主编。三年间，他写了400多篇政论、杂文散文和文艺杂论。
当时，新加坡有许多抗敌组织，其中以胡愈之、王纪元、张楚琨等为核心的，有新闻界、教育界、文化艺术界参加的“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郁达夫被选为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张楚琨在《忆流亡中的郁达夫》一文中写到：“在这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我和郁达夫天天见面。一起开会，一起对群众演讲，一起慰问星华抗日义勇军。这位发表《毁家诗纪》的诗人团长，不是挂名，而是实干。热情洋溢地负起领导责任来。”“当时战时工作团搞得热火朝天，主要是搞两项工作：一项是成立青年干部培训班，在炮火中训练青年干部，准备担任民众武装的政训工作；另一项是组织口头宣传队、流动戏剧队、歌咏队……”“我记得，晚上熬夜编三个副刊的郁达夫，白天眼里挂着红丝，用沙哑的声音，对青训班作朝会讲话（他兼青训大队长）。敌人轰炸加剧了，第二期青训班一百多人不得不分为四个中队，散布在金炎律南侨师范学校、后港、梧槽大伯公和爱同学校四个地方；他在轰炸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不畏缩。他那瘦削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郁达夫精力过人，他上夜班在报馆看最后的新闻电稿，然后下笔到完成发稿，再看大样，这就已是清晨了，而白天他还要编副刊和参加活动，他每天光是伏案工作就要10小时以上，写稿、改稿、写信、写启事、按语等，每天笔耕四、五千字。以小说和散文著称的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放下了小说散文的写作，用他那支笔夜以继日地写出大量的政论和杂文，像投枪和匕首直插入日本侵略者的心脏。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郁达夫担任了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战时工作干部培训班主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执委、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郁达夫实际上已成为新加坡华侨中的抗日领袖之一。
1942年初，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与胡愈之、沈兹九、张楚琨、汪金丁、高云览等一批在新加坡从事抗日宣传的文化人，乘坐难民船离开新加坡，渡过马六甲海峡，撤退到当时荷兰殖民地———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几经周折，最后在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的马耶公务镇落脚，开始了他生命旅途中最后三年的流亡生活。
千里驰驱自觉痴，苦无灵药慰相思。归来海角求凰日，却似隆中抱膝时。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
草木风声势未安，孤舟惶恐再经滩。地名末旦理踪易，楫指中流转道难。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
上两首诗是郁达夫在此期间写的。人们可以窥见此时他的心情。艰苦的流亡生活并未使他意志消沉，相反，他心中却蕴蓄着对法西斯的深仇大恨；浑身沸腾着为国献身的热血；诗中洋溢着抗战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
为不暴露身份，郁达夫他们在巴耶公务开办了一个“赵豫记”酒厂。郁达夫化名赵廉，出任老板。久之，附近武吉丁宜市镇上的日本宪兵知道了赵豫记酒厂这位有钱的老板还精通日语，郁达夫终被胁迫充任了日本宪兵的翻译。
郁达夫虽身陷敌营，但他利用自己方面的优势，在翻译时，居间折冲暗中做了许多帮助印尼人民和华侨的事情。比如：有一次苏门答腊岛首府棉兰市的日本长官派了一个汉奸特务和曾见过侨领陈嘉庚的筹赈委员会成员到巴耶公务，来势汹汹地要搜捕陈嘉庚。郁达夫用日语对宪兵队长说陈嘉庚早已乘船回中国了，这帮家伙是故意来要人找你麻烦的。宪兵队长听了后，信以为真，劈头将那汉奸大骂了一顿，汉奸被骂得莫名其妙，而郁达夫则乘机斥责他们：“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样子。”又如，当日本宪兵审问印尼人时，郁达夫把印尼人的供词翻译时故意大事化小，这样就开脱了不少印尼人。有时，宪兵部接到暗探报告中有关于华侨活动的，郁达夫探悉后就暗中通知当事人，设法躲避。在郁达夫当翻译的七个月中，没有一个中国人在武吉丁宜宪兵部遇害，偶尔有被拘禁的，也会经郁达夫巧妙周旋而获得释放。南洋侨领陈嘉庚曾对夏衍说：“那时候郁达夫先生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日本人逮捕的侨领。”一位马共负责人在与夏衍的谈话中也赞誉郁达夫“真了不起，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由于郁达夫以“富商”身份在这里与日本人周旋，他为保持清醒头脑以便见机行事，甚至戒酒。但他长期独身终会引起日本人的怀疑，于是友人就介绍他与一中国广东台山来的华侨姑娘陈莲有（后改名何丽有）结了婚。陈出身贫苦，没上过学。新婚之夜，郁达夫写了四首诗，其中一首云：
赘秦原不为身谋，揽辔犹思定十州。谁信风流张敞笔，曾鸣悲愤谢翱楼。弯弓有待山南虎，拔剑宁惭带上钩。何日西施随范蠡，五湖烟水洗恩仇。
这首诗抒发了郁达夫内心深处的国恨家仇，他要忍辱负重，渴望着为国家为民族复仇的时刻。此期间，他卖给日本人的酒也都是专门特制的高度酒精酒。他说：“让这些酒精慢慢毒死这些强盗。”
1944年，日军宪兵总部机关移到了郁达夫所在的武吉丁宜镇，并大大加强了该地区的布控。宪兵总部里有不少人是从新加坡调来的，其中有一个叫洪培基的汉奸。此人曾受过日本法西斯训练，在宪兵部充当译员。洪知道这位巴耶公务酒厂的老板赵廉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郁达夫，但没有立即去告发。一次洪培基托郁达夫作媒娶妇，可他看中的那位华侨姑娘已有心上人，更不愿和日军的走狗结缘，是以不能成事。后郁达夫受那位姑娘父亲邀请，给姑娘当了主婚人。这一下就得罪了洪培基，洪旋即去宪兵部告发了郁的真实身份，并诬陷郁为联军间谍。同时，巴耶公务原中华学校校长因被校董会解聘后托郁达夫说情遭拒，亦心怀不满，这位校长则出面为洪奸作了证。
洪培基告密的消息一传开，郁达夫自感自己已经不免。从新加坡一起流亡来这里的一群文化人均感到危险的临近。郁达夫让胡愈之等人分头疏散，自己则静观其变。实际此时他已被严密监视起来，日本人已到东京、上海等地调查“赵廉”的真实身份。在巴耶公务附近市镇的十多个华侨被捕，也都是与赵廉案有关的。郁达夫知道自己已很难逃出敌人魔掌，就作好了牺牲的准备，他1945年正月初一还写好了遗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郁达夫在敌人的监视下终于度过了漫漫长夜，可以和人们欢庆胜利了！可就在此时，万恶的日本法西斯为了灭口，向他伸出了魔掌。
8月29日傍晚，郁达夫在寓所刚吃完饭正和几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个当地青年来把他叫出去说了几句话，郁回来称有人找他说点事去去就回来。当时他还穿着睡衣和木屐，谁知就这样他却从此“失踪”了。后经长时间调查证实，郁达夫是在9月中旬被日本宪兵秘密暗杀的。
胡愈之说：“郁达夫死了！他的一生是一篇富丽悲壮的诗史，他不能用他自己的笔来写这篇伟大诗史，是中国文艺界一笔大大的损失！”当郁达夫走到生命尽头，倒在日本法西斯屠刀下的时候，人们终于清楚地看到，他何止是个作家，明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以笔、以行为、以生命作投枪的战士。
发表于 2005-11-16 16:30:43
发表于 2005-11-16 16:51:34
发表于 2006-1-7 11:54: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