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六十年》专题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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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势诡异的山海关大战

从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回军山海关，到四月初四的山海关前的吴军、大顺军的战斗，这期间有九天时间，在这九天内事件的发生时间，是有点模糊的。
由于水平和条件的限制，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只能把整个事件的发展精确描述到这样的地步：三月二十七日吴军回师攻占山海关，二十九日李自成使者出（到），四月四日吴军于山海关击败唐通、白广恩。
这些资料的记叙不清表现在无法确认李自成的使者，到底是二十九日自北京出发，还是二十九日已经到了山海关。所以现在只能从时间和空间上去予以推断。
山海关至北京的距离，公路大约是七百余里，骑兵全速行军至少需要三天，而且一天两百多里的行军速度，是骑兵完全不保存战斗力的速度，如果需要马上投入战斗，骑兵一天至多走一百五十里而已。此点可见程本直的《白冤疏》，他在向崇祯说明袁崇焕率领关宁铁骑全速回援北京时的情况道：“惟是由蓟趋京，两昼夜疾行三百里。随行营仅得马兵九千，步兵不能兼进。”吴三桂能在两天内夺取山海关，一是由于和他同行的山海关总兵高第的部分部队，依然在山海关负责防务；另一原因是他的四万骑、步、火器混合军团迤俪不绝，在永平也驻有他的部队，后队变前队，前锋是自永平进军，距离上就近了很多。
吴军三月二十六日在河北丰润、玉田一带降而复叛，李自成不会早于二十七日知道，然后他马上从监狱内放出吴襄，派出使者，这样的话使者有可能于第三天，也就是三月二十九日到达山海关。接着再调动兵马，最快二十八日一早出发，三日后到达目的地，也应该是三十日了，但部队必须全部是骑兵，并且到达后也会因人员、马匹体力消耗过大，导致无法投入战斗。所以合理的情况应该是使者先走，大部队至少在六、七天后才能到，因此白广恩所部大约是在四月二、三日左右，甚至可能是四月四日才抵达山海关，随即于四月四日被以逸待劳的吴三桂击溃。
所以大致的情况是，使者有可能携带书信于三月二十九日到达山海关，然后吴三桂留之不表态或者假意同意招降（这点后面会提起，他的部将有此建议），四月四日白广恩部队到达后，双方爆发战斗。
自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四日这期间，吴三桂一直都在山海关大量收集北京方面情报，募集物资扩充兵源，考虑怎么应付“冲冠一怒”所带来的恶劣局面。同时，这期间他也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残明势力的消息。事实上，因为河北、河南、山东以及安徽一部基本都在大顺军的控制之下，而残明势力远在淮河以南，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消息。
他和山海关总兵高第两部在就地补充兵员后，总兵力合计大约五万余人，其中包括吴三桂部众里最强悍的搀杂着部分“彝丁突骑”、“蒙古锐丁”的三千多子弟兵。以吴三桂突出的军事才能以及在关外与满蒙八旗抗衡十多年的战争经验，消灭各方面都平庸无奇的唐、白两万人部队，确实易如翻掌，但面对随后大顺军必然倾巢出动的局面，他没有必胜的把握。
山海关一地的粮饷和兵员、物资等后勤补充，绝不可能支撑一支五万人的部队很长时间，而且山海关一带地形无法机动作战，只能和在宁远一样固守杀敌。但北京所拥有的攻城火器之精良和数量之多，都远不是以前的满清可比拟的。况且他弃宁远入卫京师，本就没多带粗重火器，只能依赖山海关原有的防御装备，因此在山海关的守城战役将变得极为艰难。
另一个极大隐患，是来自关外的世敌——满清八旗军。如果他们一旦介入，对山海关进行前后夹攻，那将是个一面倒的灾难性局面。
四月六日，李自成接到使者被杀的消息，开始对吴三桂问题重视起来。
四月十一日，因刘宗敏等人耽于声色，以诸般借口推脱不愿出征，李自成决定亲自出征吴三桂。同时吴三桂与他还在继续谈判，所以他再次派出使者去了山海关。
但是，为消除他出师之后北京可能动荡之隐患，大顺军在西华门外，将已经归顺并交出家产的原明朝大学士陈演、定国公徐允贞、博平侯郭朋振、新建伯王光通、、平江伯陈治、清平伯吴遵同、永宁伯张锡等六十多位明朝高级官吏斩首。此举可以看出，大顺军领导集团并不真正具备统治天下的政治素质。
四月十三日，李自成携带吴襄、明太子等，率领十余万余大军出京，留牛金星、李牟等人留守。

面对大顺军倾巢而出的局面，吴三桂此刻面前的路有两条：
一，率领五万部下与李自成血战到底，为已经消亡的大明壮烈殉国。不过他此前已经归降过了大顺，所以现在即使死了也只是为报私仇而死，恐怕在史书上也不一定会有什么光彩形象。
二，再次归顺李自成，唾面自干，看着刘宗敏等辈“挟沅日事酣宴”，仰仗大顺权贵们的鼻息苟活下去。
如果吴三桂真的又一次归顺了李自成，恐怕马上就要和前来攻打北京的多尔衮来上一场龙争虎斗。这样的话，基本可以肯定史家必然会说他顾全了民族大义，有一些诸如不计个人得失、忍辱负重、顺应潮流等等评语，譬如最近就有人一直在说尚可喜的降清是与时俱进，不是汉奸。
但做为一个人来说，一千八百年前的喝断长阪坡的燕人张飞张翼德，就对当时秦宜禄的同样行为，作出了他的个人评价：“人取汝妻，而为之长，乃蚩蚩若是邪！”，随后问一句“随我走乎？”不走？抡起丈八蛇矛一矛撅死了事。其口气、态度轻蔑已极。（1）
显然，这样的人在人格上是并不值得尊敬的。这等于献出自己的妻妾给人，并再依附于对方。在汉民族的传统习俗和伦理观中，无论这样做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都基本上可说是个人格猥琐的人。
吴三桂面临的这个问题，是道德和人性的悖论，是个死循环，无解。

在第一次接获李自成起大军前来弹压叛乱的消息时，吴三桂就曾经一度自觉已无路可走，甚至想自杀了事：“吾忠不成忠，孝不成孝，何颜立天地间乎？有自刎而已！”结果被帐下拦住，参将冯有威等人表示愿意誓死杀敌，并出谋先收下李自成送来的银两用来犒赏士卒，然后一战灭之。此计为吴三桂所接纳，于是先收下银两，然后大破唐通、白广恩部。（《明季北略》）
之后其部将又“有进乞师策者”，如“胡守亮素通满语，乃献借兵之策”，谋士方献廷又献计曰：“莫若请北兵进关，共歼李贼，事成则重酬之。”（《甲申传信录》、《甲申朝事小纪》）
当时看来，这不啻于唯一的自保之策，吴三桂以为然，于是他马上做了三个战略战术上的部署：
一，四月四日击败唐通部队后，军事上把防御线向西推进到山海关前的石河西和永平一带，以加大战术纵深，用空间换时间。
二，提出更具体的投降条件，譬如要面见明太子朱慈烺等等，表示出自己想谈判的诚意，继续去和李自成进行谈判，麻痹李自成，迟滞大顺军的进攻步伐。
三，派人去北京及周边地区煽动北京降臣为崇祯服丧，并散布自己为了替崇祯复仇，已经与满清联合要与大顺军决战的谣言，试探各个阶层包括李自成在内的反应。
谣言散布出去后，得到的反馈是令吴三桂满意的。李自成并不在意这些，而北京以及周边地区的人对联合满清也没表现出什么太大的异议，但对给崇祯复仇的口号却表现出了相当的支持，并在京城里掀起了一股反大顺政权的暗潮。不少地方贴出了有“明朝气数未尽，人思效忠”等语的大字报，刘宗敏私杀墙上有帖者几十家，不能禁止。到四月十一日，大字报终于贴到了皇城的城墙上。
事实上，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到满清公然宣布要南下灭明的时候，绝大多数明朝臣子和百姓，包括史可法这样的人，也都还在一致称颂吴三桂的举动。
在四月下旬的山海关之战后，南明弘光朝廷于同年八月加封他为“蓟国公”，并赐银一万两，蟒缎两千匹，同年十月和委任书一起送到了北京。史可法更在《史可法复多尔衮书》中尊称他为“吴大将军”、“我大将军吴三桂”等等，同时极为肯定他向满清借兵的举动：“南中向接好音，法随遣使问讯吴大将军，……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这些赞语可说评价极高。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吴三桂的这三个行动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这些行动对其后发生的山海关大战，起着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山海关大战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
尽管吴三桂最终成了汉奸，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吴三桂都确实是个出色的军人，远比李自成当时的表现来得出色。

吴三桂在经历了愤怒、绝望、犹豫等一系列的心理转折后，开始寻找绝境中的生存之道。
胡守亮、方献廷等人提出的向满清借兵的建议，开始让他动心。在进行了一系列的侦察活动后，获得的的信息是大部分人对向他满清借兵的流言并不怎么反感，并支持其为崇祯复仇，这让吴三桂在绝境中突然看到了一丝希望，终于决心向满清借兵。
大约是在四月八日到十日之间，吴三桂派出了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携带自己要求借兵的第一封书信，前往辽东与满清谈判。
在此之前的满清，只知道大顺军进逼北京，尚不知道北京被攻陷崇祯身亡的消息。但多尔衮、范文程、洪承畴等人都已经意识到，大顺军将是他们日后强劲的对手，因此多尔衮已于四月初九日“统领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合计约十一万人左右开始南下，准备与大顺军联合攻打北京，或者先于大顺军包围北京。
四月十一日，清军越过辽河，随即接到消息，得知李自成已攻占北京，崇祯身亡。多尔衮面对这个情况开始犹豫起来，但熟知农民军情况的洪承畴极力主张马上入关，与大顺军决战：“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后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倘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
多尔衮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取道内蒙，走喜峰口、墙子岭一带入关攻打北京，这是清军入侵中原的一贯路线。
四月十五日，杨坤、郭云龙在翁后（今辽宁阜新）遇到多尔衮大军，传达了吴三桂借兵的意图。
这个时的候吴三桂立场是相当鲜明的。
他在信中称满清为“北朝”，自称“我国”，官职是明朝的“辽东总兵”，并声明是“求助”：“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土以酬，不敢食言。”
吴三桂确实不愧为一个具有相当军事、政治才能的统帅。
在这封信里他先说清身份表明立场，以两国之间的谈判为起点，摆明姿态是借兵。然后要求清军从中协、西协入关，也就是当时多尔衮正在行进中的内蒙——喜峰口、墙子岭路线，而不是从山海关入关。这样一来，多尔衮会从西北方向进逼山海关之大顺军和北京城发起进攻，吴三桂则从东北方向开始进攻，大顺军和北京城将遭受他们的前后夹击。
同时吴三桂心里很清楚，历年来就是因为山海关掌握在明军手中，导致清军无法建立一条安全通畅的后勤补给线，而且腹背受敌，所以最后因人力物力消耗过大而被迫撤回关外。因此在击败大顺军、收复北京以后，清军已经是长途奔袭外加大战后的强弩之末，只要山海关掌握在自己手里，清军基本不可能马上在关内长期立足。因此所谓的“裂土以酬”，最多就是把崇祯皇帝已经放弃的辽东让给满清而已，实际上这是一句空话。
多尔衮对吴三桂的借兵之举当然是大喜，但也猜到了吴三桂想让满清和大顺鹤蚌相争，他好渔翁得利的借刀杀人之计，外加多尔衮和皇太极两人一直欲得吴三桂而甘心，于是当即回信表示借兵不成问题，但条件却变成要吴三桂降清。又毕竟因吴三桂和满清是多年的对头，现在如此轻易的就自己送上门来，他还是很有怀疑的，所以把杨坤留作人质，并命自己妻弟拜然和郭云龙一起去山海关探听情况，同时索要吴三桂答复。他在信中写道：“予闻流寇攻陷京师，……及伯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伯虽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尚复怀疑。……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
随后他下令大军转向，直扑山海关，如此不但不中吴三桂的鹤蚌相争之计，反而以大军直逼山海关背面，一来胁迫吴三桂不得不降，二来等于拿刀顶着吴三桂的后背，让他冲上去先和李自成杀个两败俱伤，然后自己从容收拾残局。
这一年，他们两人的年龄只相差一岁，多尔衮三十二岁，吴三桂三十三岁。两个人都是十六、七岁起就开始了性命搏杀的军人生涯，都是二十几岁就成了独挡一面的统帅，正是一样的精明强悍，两个真正旗鼓相当的对手再次撞到了一起。

吴三桂一边准备决战，一边继续以假谈判拖延李自成的行动，以等待多尔衮的答复。
为了让李自成确信谈判是真的，他又派出了山海关当地生员刘泰临、李友松、谭邃寰和乡绅黄镇庵、刘台山、高选六人“轻身绐贼”，这六人在三河附近碰到了正在前来的大顺军主力，于是向李自成转达了吴三桂的谈判条件。这一计，极有效地迟滞了大顺军的行动。
此前吴三桂派去和多尔衮联络的郭云龙，已经带着多尔衮的回信和其妻弟拜然回到山海关。吴三桂于是一面再次派出郭云龙、孙文焕，带自己的第二封书信前往多尔衮处催促他快速进军，一面联合当地士绅准备抵抗大顺军的军事部署。
四月十九日，吴三桂开始做战前政治动员。他先在山海关演武堂（至今尚存），“合关、辽两镇诸将并绅衿誓师拒寇”，四月二十日又在校场“与诸将绅衿歃血同盟，戮力共事”，杀“奸细张有起、张五”祭旗，激励士气，准备和大顺军进行最后的决战。这就是记载中所谓的“南郊誓师”。
同日，也就是二十日，多尔衮率军到达宁远卫辖下的连山（今辽宁葫芦岛市连山县），准备扎营休息，在这里他接到了吴三桂的第二封求援信。
吴三桂因知道多尔衮大军改道东下，自己已经无法阻止，因此退而求其次，要求对方首先要安民，同时不理多尔衮要他投降之事，依然坚持自己的明朝身份，信中大约道：“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关以西要处，诱贼速来。……今三桂已悉简精税，以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又仁义之师，首重安民，所发檄文最为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
多尔衮从这封信中知道大顺军已经逼近山海关，颇为着急，万一山海关为大顺军占领，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于是清军开始继续急行军，甚至连饭都不吃，饿着肚子赶路。他军中有两个朝鲜人都分别记载了这个情况。《沈馆录》说：“达夜疾驰，人马饥渴，黄埃涨天，夜色如漆，人莫开眼，咫尺不辨。……二十一日，……饥过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至关外十五里许，日已昏黑，屯兵不进，一昼夜之间行二百里矣。”《燃藜室记述》说：“行五日，欲投宿于连山驿，吴三桂又送将官于九王，言贼兵已迫，愿促兵来救，九王闻即发行驰进。……翌日又早发到关门外，相距十五里地，一昼夜盖行二百里云，翌日平明驻关外五里地。关门内烟尘涨天，炮声乱动而已。”
四月二十一日晚，满清八旗军到达山海关外。
一场三个不同阵营之间，在战场上和庙堂中多方面进行的真正决战，即将开始。

李自成也许是被攻陷北京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也许是过于自大，认为在十几万大军的压力下吴三桂怕了，总之他轻易地相信了吴三桂的“谈判”，致使大顺军主力于四月十三日从北京出发后，十五日到密云，四月十七日才抵达永平，期间走了五天时间。
之前在永平，李自成前锋就已经遭遇到了吴三桂的第一道防线，但这条防线基本是乡勇，轻易被击破。因为未见吴军主力，又加上吴三桂派来的六个当地士绅一再声称吴军“愿一见东宫而降”，所以李自成对前锋来报告乡勇拦路的情况并不在意，继续优哉游哉地一路前进，从永平到山海关，大顺军又足足走了四天。
四月二十日，李自成十余万大军方才齐集山海关前十五里的七星寨。
不过即使如此，李自成还是比多尔衮领先一步赶到了山海关。
大顺军第一梯队四万多人，这时早已经在石河西遭遇到了吴三桂布下的第一道防线。
这是由原山海关总兵高第大约一万人部队和临时招募的乡勇组成的混合军团，装备和战斗力都很差。但在吴三桂率领的部分关宁铁骑和吴三桂亲自指挥下，前后已经与大顺军连续十三战，诸书或云吴军“十三战全胜”，或云“十三战无胜负”、“前后十三战，胜负相当”等等，总之不管胜负到底怎么样，双方势均力敌是肯定的。大顺军前锋一直未能突破这道防线。
至此，吴三桂前两个部署的战略目的都已顺利完成，成功地延缓了大顺军的进军速度。
李自成率大军到达后，发现吴三桂派去的六名士绅代表企图逃跑，结果六名代表有五人被杀，高选身中三箭逃回。再看见前方迎接自己的是吴三桂严阵以待的部队，这时他方才知道自己中计，于是下令全军发起攻击，但这一日大顺军没有能攻破石河防线。
吴三桂在这道防线上并未布置他的主力，守营的人其实大多是乡勇。他一直以乡勇和关宁军互相轮换，作战时以关宁铁骑出击，防守时则换上乡勇。所以在战斗紧张的时候，关宁军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四月二十一日清晨，李自成命令吴襄劝降吴三桂，吴三桂以火箭射吴襄左右人，以示之前与父亲划清界线之意：“父既不能为忠臣，儿又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旁以诱，三桂不顾也。”这一着和吴三三桂前次当着大顺军使者的面大骂吴襄一样，还算奏效，李自成没有动手杀吴襄，把他继续看押在部队中。
李自成于是亲自率大顺军主力发动进攻。双方激战半天没有胜负。到了中午，因为正好是吴三桂调回关宁铁骑吃饭休息，换上乡勇和老弱兵士虚张声势之时，加上大顺军兵力已经形成绝对优势，因此李自成一举攻破石河西防线，高第部队和乡勇们损失惨重，大部溃散。但吴军主力却因此未受到太大损伤，就势撤回了山海关。吴军部分主力把守附近的四个卫城，坚守第二道防线，吴三桂本人则带部分主力和那支著名的突击队在山海关前结成大阵，居中策应，并和大顺军主力正面搏杀。
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关下有四座卫城，东西两个分别叫东罗、西罗，南北叫南翼、北翼，和关城主体、长城、敌楼等防御设施互相呼应，形成了一个相当完善的防御体系。
《明史》说，“自成善攻，汝才善战”，李自成一旦面临战阵，就马上表现他擅长进攻战的优秀战术眼光。
在突破石河防线后，面对山海关关城一带坚固的防御体系，李自成充分发挥自己总兵力占绝对优势的长处，自己率领刘宗敏等人以主力和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正面搏杀，同时猛攻西罗、北翼两城，又派出唐通直扑山海关西面三十里的一片石，准备从那里攻破长城防线，以便绕到关外从背后向吴三桂发起攻击，彻底包围吴军，并切断他们的退路。
一片石，又名九门口、九门关，在山脚下沟谷之中九个水门，《临渝县志》载：“大青河水自关外入，其水分九道而下，今名九门口”，关上建有二十多个敌楼、烽火台、战台等防御工事，在东北方向还有一个小卫城，东西向是二洞城门。一片石在关口和长城前都挖有拒马沟，形势和山海关一样险峻。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被冠以“京东首关”之名。
当日唐通部猛攻一片石，但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战斗力极强，不但防守严密，还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派精锐缒城而下进行侧翼突击，多次击退了大顺军的进攻。
二十一日下午，从北京运来的红夷大炮送到一片石，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大顺军依仗兵力优势不断发起强攻，至深夜，一片石终于被大顺军攻破，残余吴军沿长城退向山海关。
唐通部队在大顺军占领一片石后，马上北出长城，开始向东运动，从一片石方绕向东面的山海关立营，向吴军发起进攻。可惜，此时他和部下在夜色中，没能发现隐藏在十五里外黑夜中的十余万满清八旗军。
从唐通率军攻击一片石起，吴三桂就已经知道自己有可能被包围，但却因兵力不足，陷入了苦战。关宁铁骑的战斗力在这个时候体现了出来。
这天战斗最激烈的是主战场边上的北翼城，曾一度被大顺军攻破。这里负责的是吴三桂部将副总兵冷允登，他记叙这天的战斗说：“亲王（吴三桂）领兵当锋，派臣守北城。奈此城逼山受敌，贼欲联络直下，故独日夜狠攻，……贼势蜂拥，竟扑边城直上，臣只率亲丁尽力堵战，正在呼吸存亡之间，急请亲王拔兵协剿”，吴三桂听说北翼被攻破，亲自率领突击队赶来增援，击退了已经攻进城内的大顺军，又守住了北翼城。（《明清史料》）
与此同时，大顺军的骑兵乘吴三桂不在，从山海关西北方向突破吴三桂本阵，大批大顺军直扑西罗城下，开始攻城。守城吴军以火炮还击，吴三桂本人因已经赶去北翼，所以派出部将赴援，在城下前后夹击大顺军，终于这一面的进攻也被吴三桂部队击退，大顺军这天“不复来战，相持竞日，遂收兵”。（《临榆县志》）
东罗城则是吴军向关外撤退的唯一通路，形势也相当吃紧，“危急劳瘁，倍于两城。”但这里因为离主战场最远，所以吴军凭借炮火和火铳、弓箭等远射武器，大量杀伤大顺军，虽然守得极其辛苦，但没有出现失守的危险。
当晚，吴三桂又派出了山海关当地士绅前往关外，告之多尔衮一片石失守，请他马上进军。但多尔衮却奇怪地没有进军，而是全军继续扎营休息。
到四月二十二日晨，多尔衮才移营至山海关两里处的欢喜岭上，把指挥所设在岭上威远台，继续观察吴三桂和大顺军动向。
其实多尔衮虽然已经率大军抵达山海关，但他并没有完全相信吴三桂真的会向他借兵。他和吴三桂在关外生死相搏长达十多年，知道这个“小吴总兵”绝不是个善男信女，所以一路上都在担心吴三桂会不会和李自成合谋，想一举诱杀八旗军主力，并吞辽东。多尔衮抵达山海关后，曾经对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说过他的怀疑：“岂三桂知我南来，故设此诱耳？”（《明季北略》）

四月二十一日晚上，李自成睡得好不好无法知道，但吴三桂是肯定没睡好，甚至可能压根没睡。
从二十一日晚上到二十二日凌晨，他先后派出了三批使者去要求多尔衮进军，路上探子往返相望于道达八次之多。据《临榆县志》载，乡绅佘一元、曹时敏、冯祥聘、吕鸣章、程印古五人被派为代表“出见摄政王于威远台，拜毕，命坐，谕云：汝等欲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予领兵来成全其美，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汝等分谕大小居民，勿等惊慌。语毕，赐茶，免谢，各服马先回。”多尔衮虽然对他们和颜悦色，并一再保证不扰民，但却没有真的进军，连一个兵都没动。最后他派出了亲信谋士范文臣随使者回去，只提出了一个条件：要吴三桂剃发面见。
吴三桂知道这一去，就等于低了头，谈起来恐怕处处被动，因此死撑到底，二十一日晚到第二天凌晨这段时间，一直在派使者来回拉锯，而没有去见多尔衮。
二十二日清晨，大顺军从山海关内外同时向吴三桂发起了进攻。吴三桂军被严严实实地全面包围，和清军的联系已经断绝。
战斗开始不久，压力最大的北翼城少数吴军，估计是乡勇，突然开城出降，但旋即被吴三桂挫败。为了击退东面大顺军的进攻，吴军不顾清军就驻扎东面两里处，以大炮向东侧猛烈轰击，以至多尔衮一度误以为吴军是在向清军开火，戒意更浓。
吴三桂看见这样的局面，知道如果再耗下去，必定和周遇吉一样下场，因此终于决定去见多尔衮。
但面对大顺军已经形成的重重包围，他首先要突出包围圈，才能达到两里外的欢喜岭。
吴三桂的手下有支著名的的精锐部队，其中搀杂大量的“彝丁突骑”和“蒙古锐丁”。这是他自从军起就专门培养起来的家丁，专事冲锋陷阵。一开始编制为一千人，共二十队，每队五十人，打仗的时候“置签二十支，书领队姓名，插靴筒中。遇信急，受制签呼某，某即领本骑随之，冲突无不利”，再后来扩充为数千人，在关外屡战屡胜无往不利，所以即使在清军中也名声极响：“而彝丁突骑数千，尤为雄悍，敌望之遁也”（《明季北略》）。这两天的恶战中，吴三桂正是率着这支部队四处出击，居中策应，才屡屡扳回危局。
吴三桂当即从中选出一百余人，组成了突击队，在炮火支援下，他率这支卫队突破东侧一万多大顺军的重重包围，冲进了清军大营。

多尔衮此刻还在对刚才的炮击疑惑不定。所以即使是吴三桂到了他的大营，也依然有点怀疑，质问道：“汝约我来，我来何用炮击？三桂曰：非也，闯兵围关三面甚固，又以万骑逾边墙东遏归路，故用炮击之使开，可得间道东出也”（《明季北略》）。在身边大学士洪承畴的支持下，多尔衮终于决定出兵。
然而，多尔衮知道，现在李自成兵临城下，正是逼迫吴三桂签定城下之盟的大好时机，如果此时不收服吴三桂，恐怕日后就再无如此之好的机会了。因此他坚决要求吴三桂先归顺满清，薙发，他才能出兵：“然无誓盟，不可信。且闯兵众，关内兵几与闯同，必若兵亦薙发殊异之，则我兵与若俱无惮矣。”
事到如今，吴三桂即使再倔强，也抵不住形势比人强，不由他不低头，无奈只得承认自己的窘境：“今兵少固然，薙发亦决胜之道也。”
不过他此刻也不是全然低头，他对多尔衮还击的态度，既表明了他的无奈，也显得并不那么友好，还保留了一点豪气，对多尔衮依然隐含威胁：“然我固非怯也，徒以兵少止数千[万]。使我有[多]万骑，则内不患寇，外犹可以东制辽沈，我何用借兵于若为？”（《甲申传信录》）
凭借这一点气势，吴三桂在当时局面很不利，也不知道南明政权状况的情况下，多少为明朝的残余血脉争取到了多尔衮在协议上的保障和尊重：“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不侵犯百姓，不强迫汉人剃发、穿戴满清衣冠，清兵不能过黄河等等。
他和多尔衮在威远台上就双方达成的条件，“白马祭天，乌牛祭地，歃血斩衣，折箭为誓”，归顺了满清，成为了满清的平西王。无论多尔衮以后履约情况如何，至少这时，他在道德上算是给自己有了点交代。
吴三桂终于剃了发，终于投降了满清，终于留下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千古骂名。
多尔衮在吴三桂答应剃发后，大喜道：“天下入掌中矣。”
当时三方的兵力状况，多尔衮大约十万余人，李自成大约十万余人，吴三桂大约五万余人。重要的是，吴三桂还掌握着山海关关城和四个卫城，他倒向那一方，那一方就将占据地理和兵力上的双重压倒性优势，足以重创甚至歼灭对方主力。
李自成、刘宗敏的个人缺陷，一系列决策错误，还有大顺政权的“追赃助饷”政策和糟糕的军纪，生生把山海关轰开了一个十万人都补不了的大窟窿。
山海关其实这个时候已经破了。

多尔衮在吴三桂剃发归降后，马上下令攻击正在攻城的唐通部队，唐通措手不及，前面又有山海关和关宁铁骑拦路，退无可退，全军被歼，仅余一百多骑脱走。山海关的后顾之忧彻底解除。
吴三桂回到关内，按约定命令全军剃发，来不及剃的用白布缠在肩膀上或者背上，以区别于大顺军。清军大将阿济格等率左翼从北水门入关，多铎等率右翼从南水门入，多尔衮自中门入，至此，清军主力已经入关。
李自成这时已经发现清军的到场。
顾诚先生在《南明史》注释中说“不少史籍记载清军投入战斗以前，大顺军毫无觉察，等到发现突阵而来的是清军，立即失魂落魄地奔逃。这和当时情况不符。大顺军同吴三桂部作战时包围了山海关，吴三桂往威远台请清军参战时是‘冲’过大顺军阵地的，清军随即入关，大顺军不可能不知道。问题是获悉清军进至山海关地区，大顺军领导人已来不及檄调援军，只有凭手头兵力付之一掷了。”
其实，清军的十万多大军全都驻扎在山海关两里处的欢喜岭，并没地形上的遮蔽，哪怕只凭肉眼，也无论如何都不会看不见。
只是此刻的李自成还不能确定清军的动向，也不知道吴三桂已经归顺清军。不过即使知道，他除了孤注一掷外，也不可能有什么其他选择。因为在这时临阵退却，无疑结果是毁灭性的。尤其在八旗军和关宁铁骑的骑兵面前，更是如此。
他也知道，如果再继续攻城的话，大顺军的伤亡太大，万一清军介入，大顺军很可能会不战自溃。因此他把部队聚集起来，在山海关前从海边到北山一字排开，准备和吴三桂以野战决胜负。此刻，他只有希望清军这次来是想观察双方实力，而不会介入战斗。
不过，李自成对自己的野战技法还是很自信的。

这次战斗，是山海关大战开战以来最激烈也是最残酷的，双方都表现出了极强的战力和悍不畏死的气势。
吴三桂率领全部关宁铁骑列阵山海关西面，今石河西、团练部落一带。他身后的阿济格、多铎部队被关宁军遮挡起来，东边多尔衮的部队则一直延伸到海边。
李自成在野战的技巧和战术上，是相当出色的。《明史》中对他的作战方式，曾作了这样的记载：“临阵，列马三万，名三堵墙。前者返顾，后者杀之。战久不胜，马兵佯则诱官兵，步卒长枪三万，击刺如飞，马兵回击，无不大胜。”
这种战法，和汉尼拔的战法惊人地一致，如出一辙。但骑兵和己方其他部队距离极近的情况下在战斗中佯败诱敌，一不小心就会出现大规模的溃退，所以需要组织者具备极强的战场控制能力和很高的个人魅力。不过多年来的战斗记录证明，李自成是具备这两点的。
战斗打响后，战场上“炮声如雷，矢集如雨”，吴三桂、吴国贵等为前锋，率领关宁精锐，一马当先杀进了大顺军的“三堵墙”。
吴三桂和关宁军都知道成败在此一举，所以格外勇猛，来往冲杀，虽然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但一开始在战斗形势上并没有处于劣势。
惨烈的搏杀，自早上起一直杀到午后。李自成的“三堵墙“战法慢慢地发挥了作用，吴三桂所部因为兵力上绝对劣势，终于开始显露出败象。
吴三桂的四万部队被两倍于己的十万大顺军包围在中间，虽然他左冲右突，多次冲开大顺军的包围圈，但随即又被李自成在庙岗上用旗号指挥机动部队补上缺口，因此始终无法杀出重围。
彭孙贻《流寇志》说：“自成、宗敏知边兵劲，成败决一战，驱众死斗。三桂悉锐鏖战，无不一当百。自成益驱群贼连营进，大呼，伐鼓震百里。三桂兵左右奋击，杀贼数千。贼鳞次相搏，前者死，后者复进。贼众兵寡，三面围之。自成挟太子登庙观战，关宁兵东西驰突，贼以其旗左萦而右拂之，阵数十交，围开复合。”

多尔衮自开战后一直在冷眼旁观。
他虽然已经进关，但依然没有仅仅因吴三桂剃了发，就彻底相信了吴三桂。剃发并不算什么，如果存心要设计讹他，就是剃个光头，估计吴三桂也不会怎么样。所以他留了一手。进关的清军大约是五万多人，还有一半部队则在山海关城内和关外驻扎守备。万一吴三桂有什么动作，他只要往山海关里一退，就安全了。
不过吴三桂虽然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但毕竟他们之间打了十几年的仗，这个人的一切他太熟悉了，多少还有点把握。可对李自成，他则完全不了解，他所知道的全部来自于洪承畴的口述。
多尔衮很清楚北京是个什么样的都城，他自己就曾经两次率大军攻打过北京，都是无功而返。而李自成这回轻而易举地一举拿下了北京，这对他的震动极大，他甚至在怀疑李自成会乘胜攻打辽东。所以在战前，他曾对阿济格等人疑惑道：“吾赏三围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必有大过人者。今统大众亲至，志不在小，得无乘战胜精甲，有窥辽之志乎？”
他今天一直迟迟不动手，让吴三桂先行发动攻击，实是一举数得之计。万一变生不测，吴、李二人也实力有所折扣，自己不至于全军尽墨，还可以“一以观三桂之诚伪，一以觇自成之强弱，欲坐收渔人之利。”（《明季北略》）
现在，仗已经打了半天，他想要知道的，也都知道了。因此当他发现吴三桂的部队开始呈现败像时，他立刻决定全军出击，如果吴军真的被击溃，对他来说绝不是什么好事情。
清军终于出击了。

列阵在关宁军背后的阿济格、多铎，至少拥有两万骑兵。他们从吴军西面绕出，向大顺军侧翼发起了攻击。
也许历史真的由无数巧合组成的。此时在山海关地区，突然自西向东刮起了一阵狂风，一时间飞砂走石，遮天盖日。沙尘暴。
大顺军处在下风，在迎面而来的风沙剧烈扑击下，连眼睛都无法睁开，更不要说战斗了，一时乱成一团纷纷后退，战斗力急剧降低，几乎处于无法还手的状态。
但清军却是顺风而来，战斗力不但完全不受影响，还因顺风使得弓箭的射程大大增加。密集的箭矢犹如雨点一般落向大顺军，随后骑兵冲进了大顺军阵。瞬间，大顺军阵尾就被彻底击溃。
李自成在庙岗听见西面战场突然杀声振天，转身一看，只见无数骑兵“戴缨帽如万朵红云，风卷而西”，“白标兵二队，绕出其后，如发风潮涌，所到之处，无不披靡”，他身边人急忙对他道：“此非吴兵，必东虏也。上位宜急避之。”李自成顿时跌足叹道：“三桂真挟北兵来耶！”二话不说，转身策马离开了战场。（《明季北略》、《烈皇小识》）
李自成的率先撤退，致使大顺军军中无主，失去了指挥。
而战场上因清军的介入，兵力对比是十万对十万，还不算关上的五万清军。大顺军的兵力优势不但彻底消失，还转变为劣势。两万多清军骑兵和四万吴军对大顺军形成了里外夹击，加上多尔衮率领的三万多预备队适时发起总攻，大顺军全军溃散，头号大将刘宗敏身负重伤。大批大顺军部队被清、吴联军压向东面，但东面尽头是老龙头的海面，再无退路，跑到这里的大顺军沿着海边继续溃退，或被杀，或溺死，几乎全部身亡，清、吴联军一直追杀到四十里外方才收兵。
李自成在这次战役中撤退的很突然，其表现极不负责。大顺军此役败得如此之惨，伤亡如此巨大，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按说他的战场经验相当丰富，不会如此轻易就弃军逃跑。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自清军到达后，他就一直在忧虑清军的介入，但因为已经没了退却的可能，所以只能孤注一掷赌一把。因此当他发现清军真的介入了战斗，自己在兵力上已经处于绝对劣势，并且清军一出手就击溃了大顺军的侧翼，和吴军对大顺军形成夹击之势，另外他也很清楚大顺军已经连续激战两天一夜，疲惫不堪，战斗力大不如对方的生力军，所以立刻彻底失去了战胜对手的信心，话一说完便转身奔回了北京。
山海关一役，李自成率领的东路大顺军损失惨重，基本丧失了再战的能力。但具体的伤亡人数，没有明确记载。只是有不少记载说此役大顺军步兵几乎被全歼，骑兵伤亡过半。这个说法似乎比较可信。骑兵速度快，撤退较为快捷，可以很快撤出战场。而大顺军步兵本已激战了两天一夜，又被刚加入的生力军——满清的两万骑兵所包抄，加上吴军和多尔衮主力的合击，确实很难逃出生天。
这次战役中死亡的双方士兵遗骸，甚至在三年后还依然可以看见，足见死亡人数之多。参与了这场战斗的当地乡绅佘一元在他的《石河西义冢记》记到：“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 前面提到在清军营中的朝鲜人于《藜燃室记述》中道，当天傍晚，“战场皆空，积尸相枕于旷野之间，贼从城东海边而走，为追兵所掩，溺水死者不可胜数。……翌日，九王下令军中勿侵百姓，吴三桂以下，皆剃发胡服，率数万兵与清兵一时向西。”


碧血汗青 编辑于 2004-11-25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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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三百六十年祭——谁主沉浮》续
碧血汗青

结语：山海关之战和大顺失败、神州易手

山海关之战的代价是惨重的。
但山海关大战的代价，绝不是神州无复汉衣冠，也不是大顺政权的失败。因为即使吴三桂不降清，即使没有山海关大战，大顺政权在南明和满清的夹击下，也迟早会失败，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不少人把大顺政权失败的原因，首先归结于部分领导人以及部队在进北京后开始腐化变质，这么说其实不是很确切。
大顺政权的失败，应该说是两个原因导致的：一，确实大顺政权中有部分人开始出现变化，有腐化现象。二，虽然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变化，但却还没有彻底变质，这两者合并起来，才导致了大顺政权的失败。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彻底变质了，也许就不会失败了。
大顺军入北京后，腐化不是人人都有，大顺军中还有如李岩、宋献策、顾君恩等不少很清醒的将领和幕僚存在。在四月八日后，李自成也从部下的反映中，开始意识到“追赃助饷”政策的危害，于是下令停止。
但不管在什么朝代，一旦这些类似抢劫、破坏的行为披上了合法外衣，并被推广成为一项运动以后，马上会进入一种失控的无序状态，绝无可能那么容易就被制止。即使是发起者也一样不能。
这些腐化行为最大的问题，是直接损害了大顺政权在基层百姓中的形象。李自成农民军的主力构成是饥民和流民，他们是真正的无产者。在灾区以及被明朝财政制度、贪官污吏们盘剥得无法生活的西北、西南等农村，“闯王来了不纳粮”是具有巨大诱惑力的。而在如北京、开封、济南等这样大、中型城市中，以及南方大片工商业极其发达的城镇里，百姓大多是有家室的市民。虽然同是处在社会底层，但和农民军有着极大不同。南方地区未有如西北、西南等地一样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也是一个例证。对这些自耕农、工商业者、士绅们来说，他们最需要的是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而不是满街抓人拷打索取财物（即使对象是官僚），随意斩杀官绅士民的政府。
而大顺政权的“追赃助饷”政策，又极大地损害了处于上层的官僚地主集团及中层的工商业者的利益，于是大顺政权的腐化行为和“追赃助饷”政策合并在一起，就得罪了城市中的各个阶层和原明朝官僚集团。虽然在初期，有不少明官吏归顺和争相要求大顺政权录用，但随着“追赃助饷”政策的展开，相当多的人开始忐忑不安乃至畏惧，直致抵触、反对。
一个政府没有最基本的立国之本——完善的财政和赋税制度，而是靠“劫富济贫”这么一种近似抢劫的形式，来维持庞大的财政和军费开支，显然是不具备统治天下的政治可能的。虽然大顺军有部分财政记录保留下来，但如顾诚先生所说，那正是一份追赃助饷的记录：“……各地的追赃活动一直延续到大顺军战败西撤为止。与此同时，我们却没有见到大顺政权在甲申五月以前有征收赋税的记载。某些文献由于文字含混给人以大顺政权在退回西安以前就曾征收赋税的印象，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其内容，不难发现所‘征’得的银、粮一般都是整数，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按亩计征的赋税不可能是整数，只有追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另一种是征发制造军需物品的翎毛（制箭用）、钢铁等，也不能说是正规的赋税制度。这些都说明大顺政权在北京的鼎盛时期没有制定赋税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赃助饷的阶段。”
由此可见，大顺政权从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财政和赋税制度，也没有试图建立过。
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李自成的东进速度过快，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和政治方针、政策准备的情况下，就占领了明帝国首都，摧毁了原有的国家机器。
虽然大顺政权在西安就建立和任命了各个部门及官吏，但那只是一种革命成功后的标志性举动和利益分配，并没有真正进入过国家机器的运作轨道。同时大顺政权录用的明朝中央机构官吏极少，地方官吏则是以没有出仕过的士人为主，明朝官吏也一样录用的极少，看李自成等人对待吴三桂、陈演、魏藻德等人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大顺政权不能在收服他们后妥善安抚并使用明朝官僚集团。这一政策客观上造成了整个大顺政权从上到下都缺乏有经验、有能力运作国家机器的高、中级官吏。
因此，当李自成和刘宗敏等人进入北京，面对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机器时，整个大顺领导集团根本没有经验也没有能力使它们正常运转起来，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让它们尽快正常工作，而不是继续破坏这部机器。
大顺农民军始终没能从农民起义这个角色中成功转型。他们虽然摧毁了旧有统治集团，但却没能由农民军最后“蜕化变质”成为新的统治集团。可只要他们一日不完成这个“质变”，就一日不具备重建新秩序的可能，而只能担负摧毁原有秩序的任务，所以他们占领北京后依然停留在摧毁阶段，没有进入建设阶段。
因此，无论山海关之战的结果如何，都只能影响大顺政权的消亡速度，而不会改变其失败的最终结果。事实上，山海关大战之后，大顺军光是在山、陕境内的兵力，依然还数倍于满清军事集团。所以这一战也根本谈不上是影响双方兵力对比的真正决战，仅仅只是拉开了一个序幕。
也许会有人说，大顺政权在立稳脚跟后，自然会开始建立专政机器。但可以预见的情况是，大顺政权在进入北京后，马上要面临北方迅速崛起、正处在鼎盛时期的满清军事集团倾国而来的猛烈攻击，同时要应付南方残明势力的进攻，陷入被两面夹击的境地。且不说在甲申四月间残明势力就已经准备北上勤王，就是在满清开始侵占河南、山东等地的潼关大战期间，史可法在没有事先和清军达成联盟协议的情况下，照样派遣他手下四镇中最有战斗力的高杰兵团北上准备进逼潼关，单方面配合清军进剿大顺军，而不是抗击清军。所以，先不说大顺集团会不会有这个思想意识去建立国家机器，即使有，他们有没有这个时间去考虑、建立、实施依然都是很大的问题，而能不能建设成功则更是一个充满无数巨大变数的假设。而且，历史也无法假设。

另外，山海关之战的结果，也不影响满请军事集团进入中原地区这一最后结果，能影响的也只仅仅是他们进入的速度。
满清军事集团在知道大顺军东进时，就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对手将是大顺政权。面对这个情况，范文程、洪承畴这两位政治经验极其丰富，在明、清都首屈一指的能臣，已经和多尔衮制定了与满清军事集团以往入关时截然相反的政治方针和各项政策。
甲申四月初，范文程上疏制定了此次出兵的各项大的方针政策：“今日当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如是则大河以北可以传檄定也。河北一定，移各官吏妻室，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拔其德誉素著者，置之班行，则见闻可广，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当于长城以西，择坚城屯兵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便，惟摄政诸王察之。”
洪承畴在知道大顺攻占北京后，在入关后的政策上再次重复了范文程的意见：“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县，开门归降，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城下之日，官吏悉诛，百姓乃予安全。有首倡内应者，破格封赏，此要务也。”
然后他又依据和大顺军作战的军事经验，提出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意见。事实证明，洪承畴的意见是极其正确的，而他对大顺军反应的预料也非常准确，确实可称“知己知彼”。
清军入关后，李自成如洪承畴所说那样，“今得京城，财足气骄，已无固志，一闻我军至，必焚宫殿罄府库而遁。”实际上，在李自成还没有决定讨伐吴三桂之时，就已经在溶铸金、银，准备运往西安；而后在西撤时，也真的先搜刮府库并一把火烧了紫禁城。
在大顺军西撤后，多尔衮利用吴三桂全家被杀复仇心切的心理，命他与谭泰等人率军穷追猛打，李自成沿路不断丢弃财物，一面减轻负担，一面想以此阻止吴三桂的追击速度。但吴三桂部队不顾财物而急追不舍，追击中两战两胜，斩谷可成，伤李自成、左光先等，大顺军节节败退，一路奔回陕西。这个状况，甚至包括应该截取李自成从北京带走的财物等等，都一样落入了洪承畴的精确计算中：“贼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日夜兼程，可二三百里。我兵抵京，贼已远去，逆恶不得除，财物无所获，大可惜也。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追剿，倘仍据京城，则扑灭更易。”
在洪承畴和多尔衮的计划中，原本就是要走喜峰口、墙子岭路线进军蓟州、密云，然后直捣北京，这是条满清上下都极熟悉的老路，根本就没有考虑要走山海关。
所以不管山海关在谁手里，满清都一样会入关攻打北京。同时，如果没有发生吴三桂叛乱事件，山海关也仅仅只有唐通的八千人马，简直不堪一击，更构不成障碍。关于这一点，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有过这样的阐述：“从他（李自成）下令吴三桂率部进京和派原驻畿辅地区的明朝投降总兵马科率原部一万兵马同黎玉田一道远征四川来看，证明他根本没有料到清廷利用明朝覆亡必然有分羹之心。似乎在他看来清兵在辽东的用兵和三次深入内地都是明朝的事，大顺政权从未同清军交锋，彼此无怨无仇，可以相安无事。也许是出于这种天真的考虑，他既不派大顺军主力前往山海关一带布防，又把同清军作战最有经验和实力的吴三桂部调来北京（召吴三桂本人入见是一回事，命其率部赴京又是一回事。联系到李自成命马科率部前往四川，很可能是想让吴三桂率部执行南下之类的任务），充分说明李自成对清军即将参加逐鹿中原的严峻形势毫无认识。即使不发生吴三桂叛变，仅凭唐通八千兵马也绝对抵挡不住清军的进犯。”
真想要拦住满清入关，除非调取河南等地的大顺军入京畿，然后招降吴三桂后，用他和大顺军主力一起，与满清在北京一带决战。成败先不论，这还仅只是军事上的假设。事实是要拦住满清入关，绝不是仅靠军事手段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政治问题更可以决定各利益集团和军事力量的忠诚度。
满清在入关后，就马上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举动：
“大学士冯铨、洪承畴上言：‘明时旧例，凡内外文武官僚条奏，并各院部覆奏本章，皆下内阁票拟。已经批红者，仍由内阁分下六科，抄发各院部，所以防微杜渐。以后用人行政要务，乞发内院拟票，奏请裁定。’摄政王从之。 御史曹溶陈六事：一定官制，二议国用，三戢官兵，四散土寇，五广收糴，六通煤运。下所司。”
“五月，辛丑，徵明前大学士冯铨，铨闻命即至。保定副将王应登向清陈七事：一曰立纲纪，二曰在贤良，三曰靖遗寇，四曰申招抚，五曰和兵民，六曰重农务，七曰惩贪婪。”
“给事中刘昌陈十事：立规模，储庙算，推诚心，集群策，施实惠，定经赋，审官制，颁俸禄，明等威，重守令。……顺天巡按柳寅东言：‘近见陛除，凡前朝犯赃除名，流寇伪官一概录用，虽云宽大为治，然非慎加选择之道。鼎革以来，政教未敷，奸宄靡所顾忌。亟宜速定律令。’摄政王报曰：‘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归顺官员，既经擢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斩，问刑准依明律。’顺天巡抚宋权献治平三策：一请议崇祯庙号，一禁革加派弊政，一广罗贤才。摄政王派大学士冯铨祭故明太祖及诸帝。”
“七月，……修政历法汤若望进所制浑天星球一床，地平日晷窥远镜各一具，及舆地屏图，并请所有应用诸历永依西洋新法推算。从之。天津总督骆养性请豁免明季加派钱粮，止征正额并火耗。睿亲王报曰：‘官吏犯赃，审实论斩，前谕甚明。所启钱粮征纳每两火耗三分，正是贪婪积弊，何云旧例。况正赋尚宜酌蠲，额外岂容多取，著严行禁革，如违即以犯赃论罪。’”（《东华录》）
满清政权在入关后，不但马上袭用明官，连大顺官吏都一样录用，甚至在无法定核官阶时，对归顺者有意识地依照高的标准任用。并立刻组建了政府各职能部门，从官制到治安，从官吏选拔和考核，从赋税财政到运输、物资生产，从祭祀前明皇帝到厉行廉政以收服人心，以至天文历法的制定和统一，都一应俱全。
这一切不仅是在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议既出，立刻全面实施，有未及议定条例者，就先依照明律去实施。这和大顺政权入京的政治状况，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大顺和满清这两股政治势力的兴亡之兆，由此一眼便知，再无需多言。

明清换代，其中的兴盛衰亡、功过是非，不是抓住一个吴三桂就可以解释得了的。吴三桂虽然最后是做了汉奸，但却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否定他此前抗清的功绩和个人能力，也不能因此简单地把他定为神州无复汉衣冠和大顺政权消亡的罪魁祸首。山海关之战虽然后果严重，但也没有严重到因为这一战，就影响了两个政治军事集团的兴亡。吴三桂一个人还挑不起如此重大的担子，更不用说陈圆圆了。
事实是，当时的大顺、南明、满清各自采用的政治方针和各方面的策略，对最后的结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的这一易代之变，也一直影响到了今日。再借用一句顾诚先生的话说，就是“明清之际，中国向何处去？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这句话，意味深长，使人读之无法不起敬仰之心。

洛伦佐说，亚玛逊河边的一只蝴蝶轻轻扇动了几下翅膀，最后密西西比河上掀起了一场龙卷风。

汗青 2004.11.24

（1）《三国志》裴注记曰，秦宜禄系曹操养子秦朗生父：曹公与刘备围吕布於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
又云：宜禄归降，以为铚长。及刘备走小沛，张飞随之，过谓宜禄曰：“人取汝妻，而为之长，乃蚩蚩若是邪！随我去乎？”宜禄从之数里，悔欲还，飞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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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当斑猪，那可意气风发了，说甚么文成武德，中兴圣坛，当真是不要脸的胡吹法螺。直到后来修习《LBN宝典》，才慢慢悟到了人生妙谛。其后勤修水功，数年之后，终于明白了天人化生、万物滋长的要道。
我初当斑猪，那可意气风发了，说甚么文成武德，中兴圣坛，当真是不要脸的胡吹法螺。直到后来修习《LBN宝典》，才慢慢悟到了人生妙谛。其后勤修水功，数年之后，终于明白了天人化生、万物滋长的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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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雪垠谈李自成和大顺王朝的失败

　　《读书》

　　米脂清代李自成行宫戏台

　　研究李自成，主要是研究这次农民革命，研究其历史的成败规律。历史的成败规律，要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历史。为什么要解释历史呢，就是为了取得历史的经验教训。过去，有好多对历史的看法，包括李自成为什么失败。这些看法对不对，关键是要通过自己的研究分析得出结果，不是随随便便跟着别人走。作为一个小说家，应该如此，你跟别人走，就不是思想家。跟别人走，那别人解释错了该怎么办呢?所以，一定要有自己的看法。

　　今天，谈这个题目："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就是我对这次历史革命运动失败的规律，它的真正原因所作的探讨，许多意见是跟别人不一样。你们首先听我怎么谈，然后要考虑我谈的对不对。不对，有机会向我提意见或批评。思考，独立思考。首先不说他跟某些意见一样不一样，真理只有一个，真理是科学，历史是科学。小说是艺术。历史小说是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结合，通过小说艺术来反映历史科学。所以，历史小说是创造。《李自成》的许多情节、细节，都是虚构的，可不是瞎写。它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具体的环境、生活的面貌。人物很多也是虚构的。诚然，这个人物在历史上是有名字的，但写到故事中的细节是虚构的。小说与历史不同。现在关于小说部分我就不谈了，只谈历史。李自成为什么失败?过去有各种论点，我对这些论点有的吸收、有的采取批判态度。毛主席有一句话，但没有详细分析，没有做全面的解释。这句话值得我们注意。他把李闯王称作"流寇主义"，李自成算不算"流寇主义"?我们且不说"主义"这两个字恰不恰当，但是毛主席说到一部分真实情况，这个以后再谈。?

　　有人说，李自成失败，是因为到北京之后，刘宗敏夺了陈圆圆，恼了吴三桂，投降了清朝，造成李自成的失败。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我是不同意这个说法的。一方面从事实上不同意。大顺朝经过了十六七年的斗争，占领了河南、陕西，明朝的陕西包括现在的宁夏、甘肃，也包括青海的一半。往东去，他的人马到了山东；往南，到了湖南边界的常德附近。这么大一个局面，会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而且这女人是个妓女)就失败了，这是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你们想想。这丢掉了阶级分析，丢掉了当时具体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而把原因放在一个妓女身上，理论上讲不通。

　　从事实上说，陈圆圆被吴三桂买去，已经到了宁远，宁远现在称兴城，在锦州南边。当李自成进北京时候，陈圆圆已经不在北京，在宁远。但是吴三桂的父母和家里的人(大概有三十几人)还在北京。难道吴三桂不为父母生命着想，不为全家生命着想?难道吴三桂不为千秋名节着想?当了投敌汉奸，仅仅为着一个妓女，这种事情我们今天会不会做呢?尽管我们今天与历史不同，但是，我们了解今天的人情，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的问题。

　　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文化大革命"后，林彪摔死以后，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斗争，看得更深了一步。回过头来看历史问题，也就更清楚了。今天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何况古时讲对父母之孝，比今天高得多。今天我们把满族看成兄弟民族，但是明朝时不是这么看，以汉族为代表的明政权，和以满族为代表的清政权，这有一个民族对立啊!那个时候不讲兄弟民族，是势不两立的民族。难道吴三桂以一个汉族人，为一个妓女被刘宗敏霸去了，竟然不顾其父母，不顾其三十口亲人被杀害，也不管千秋名节，落一个汉奸之名，你们想他肯不肯，到底肯不肯?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在封建时代，你要把他的妻子夺走，这认为是奇耻大辱。你要把他的姨太太、妾夺走了，这不算个事情，甚至可以送人。你看中了，看中了可以送给你，所以有"爱妾可以换马"的说法。看中了一匹马，骏马，非常好，没有钱买，好，把姨太太换一换。如果吴三桂要是真的知道刘宗敏把他的陈圆圆夺去，这个阔公子出身、二十几岁就当了总兵官、挥金如土的人，他就会想，算了，把陈圆圆给他刘宗敏。反过来说，真要是吴三桂为此叛变，那好，刘宗敏和李自成就抬举他，以重礼把陈圆圆给他送回去，这个问题好办。为什么产生这个战争，原因很多也很深。政治原因、阶级原因、军事原因……科学的历史家，应该从这些原因来探讨事物的本质，只有唯心主义者，才会放过了这个历史的本质，把这么大一个生死斗争归结到一个姨太太身上，这个道理站不住，何况陈圆圆此时不在北京。?

　　又有人说，是因为进北京之后，这个刘宗敏抓了许多做官的人(据史料说是几百人)，要钱，拷打要钱，追赃。这是不是一个失策?在策略方面有错误，是一个失策。但是不是刘宗敏的责任?刘宗敏究竟担负多大责任?大顺朝是刚刚建立的新的朝代，皇帝是开国皇帝，不是已经坐了几十年、几百年的一个末代皇帝。开国皇帝必然把军权、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不然不能成为开国皇帝。李自成也不是一个昏庸之辈。刘宗敏敢这么胆大包天，抓那么多人要钱，道理在什么地方?我提出了问题，暂不解释。所以把这个罪状归结到刘宗敏，是忽略了当时大顺朝的政权构成，和大顺皇帝李自成的为人，忽略了这个基本问题。?

　　还有人说，都怪在牛金星当了丞相，别的好事不作，尽劝李自成登基，劝李自成赶快做皇帝。坏就坏在牛金星，这事也不合理。做皇帝是李自成的目的，农民起义最后必然是建立封建帝国。当时还不能，农民起义以后，他变成一国之君，当然是当皇帝。当皇帝是李自成打了十几年的最终目的。有没有牛金星，他都当然要当皇帝。这个账不能算在牛金星身上。?

　　第四个说法是，由于他错杀了李岩，所以他站不住脚了。这个说法也不可靠。李岩到底是个什么人?到今天还没有解决。过去说他是河南杞县人，是个举人，是兵部尚书李精白的儿子，这完全不对。杞县没有这个人，李精白也不是杞县人，明朝末年举人、乡宦纪事录没有李岩的名字。首先不是李精白的儿子。李精白是安徽富阳东门内人，他们安徽富阳人称李精白家为"都堂李家"。李精白只有两个儿子，一个姑娘。有一个儿子病死，死得早；又一个儿子，崇祯十五年被袁时中杀了。从来没有一个儿子叫李岩，现在没有铁板钉钉的证据。所以说他是李精白的儿子，没有历史根据。《杞县县志》否认，《开封府志》否认。随县有一个人跟他同时，写了一本书，否认杞县有这个李岩，证据确凿。

　　我们现在这个李自成死在九宫山下，而湖南要争，说他隐居石门夹山。湖南的材料他们都送给我了，我看了，都不能自圆其说。历史是科学，不能随便解释。解释历史是解释科学，应该是越解释越符合科学，而不能越解释越背离科学。所以现在无法证明李岩这个事情，不知是怎么回事。但大顺军里确有个李岩，据我看确有，我们常常因为史料不足，没有占有，难以下定论。大顺朝迅速灭亡，许多档案都被敌人毁了。史料不够不要结论。没有根据，我决不说没有李岩这个人，只能说李岩有，情况不清楚。我们搞审干，还要查证落实嘛!还派许多人调查调查。我们现在对李岩这个人没有调查，查不出来。但李岩并不重要，这一点可以肯定。因为大顺朝建立中央政权，他有六部，叫六政府。尚书，没有李岩，侍郎也没有他。武官分好几级，现在有个问题我们还搞不清楚。有人说元帅算一级，我看不对。大概权将军算一级，上将。制将军算一级，中将，李岩部队的军衔是个制将军。李过都是权将军，李岩是制将军，闹了那么久，只搞了个中将，而且每次重大战役，什么人带兵去打仗，大概都清楚。还没有查到哪一次打胜仗，是李岩带兵打的。所以不要把李岩估计那么高，没有证据。退一步说，纵然李岩不死，也不会起重要作用。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胜败，军事上的胜败决定于历史的形势，而不决定于某一个人。杀李岩的时候是崇祯十七年，甲申年六月间，可能是六月下旬。这个时候，李自成已从山海关溃败，退出北京。

　　以后又在正定一带打了两个败仗，他自己也受了伤，精锐部队差不多光了，河南到处反对大顺政权。在这个局面之下，就算给李岩两万人马(据书上说李岩要求给他两万精兵)，纵然给他两万精兵到河南，茫茫中原，到处叛乱，能起多大作用?古代军队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的军队掌握机关枪，掌握迫击炮，各种大炮，还有飞机、坦克，那比老百姓的武装强得多。在三百多年前，主要战斗武器是弓箭、刀矛。你有，老百姓也有。千万不要唯心主义，认为李自成是起义的，老百姓就拥护，不见得。老百姓只看现实，你对他有好处，就拥护你。对他没有好处，就不拥护你。何况正统观念深入人心，尽管崇祯死了，直到康熙年间，许多地方起义反清，还拿明朝后代当旗号。这封建的正统观念，看起来是思想意识，但在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他就变成了物质力量了。难道当时的地方势力就那么拥护你李自成?已经摆脱了封建的正统观念，可能不可能?它是不可能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占领了巴黎，巴黎以外的农村，农民纷纷武装起义，进行战斗。农民是保皇主义者。拿破仑失败之后，被流放到一个海岛上，后来拿破仑带了少数人，坐船从法国南部登陆，形势危险极了。还是农民崇拜他，每到一个地方，皇帝来了，农民就跟着他向巴黎进军，越走人越多。所以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农民总是保皇主义者，在保皇主义者的农民看来，李自成不过是个流贼。我们今天看是农民革命英雄，这是我们今天的观念，农民不那么看。在这种情况下，李岩回河南，两万人马，能不能扭转河南的局势?另外，清兵很快过黄河了，南明高杰的部队很快进入了豫东。所以说因为杀李岩造成李自成的最后失败，这话是没有估计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忘掉了当时的形势。简单地说，过去的看法，都是经不起推敲的。那么到底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就现在从正面谈我的意见。然后，顺便还继续谈谈反对的意见。

　　李自成是崇祯十三年，大概是旧历十月间进入河南。在进入河南的时候，他曾隐伏在汉水以南，郧阳府的大山里(包括现在郧阳地区、汉水以南部分)。人数很少，暂时隐蔽对他有好处，因为当时对明朝危害最大的不是李自成，而是张献忠。明朝几乎以最大的力量来进攻张献忠，这就给李自成造成了机会，可以避开了战争，休息人马。等到十月间，他突然出现了，以最快的速度，从郧阳地区进入河南。走河南的淅川县进入河南，人马不多，河南地区当时没有多少军队。明朝的军队都调走了，全部被张献忠牵制了。明朝的后方空虚，又值河南一带灾荒连年。李自成进入河南以后，就号召饥民提出一个口号，大家都知道"随闯王，不纳粮"。跟随他可以不向官府纳粮，三年免征。他到的地方，三年以内不征粮。提出这个"均田"，我不同意历史家把"均田"口号强调得太过火了。为什么不同意呢?"均田"，必然是政权稳定之后才提出来。李自成虽然提出来，并没有实行。没有政权，你怎么实行"均田"?局部地区的战争停止了，也不行。必须建立巩固政权才能谈"均田"。"均田"也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暂时一个改良主义。如果不从具体问题出发，我首先问你，什么地方实行过"均田"?恐怕谁也答不出来。他没有巩固政权，没有占领过地方，"均田"从何谈起呢?最有效的是三样法宝：一个是三年免征；一个是随闯王不纳粮；还有一个开仓放赈。还有第四个也有效，就是不杀知识分子。举人秀才，只要你不反对我，不杀。为什么放在第四?广大群众才能决定历史的方向。当时是三年免征，"随闯王，不纳粮"这个口号，非常有效。明朝财政枯竭，除地丁粮赋之外，还有各种苛捐杂税，老百姓负担重极了。"随闯王，不纳粮"对号召农民，号召中小地主，非常有效。所以李自成的力量，不仅建立在贫农身上，那个时候，阶级观念不像现在这么清楚，力量也建立在中小地主身上。

　　中小地主对纳粮负担，感到特别痛苦，我们说李自成代表农民，代表贫民，这话不符合封建社会的情况。我们今天有阶级分析，阶级路线非常清楚。农民起义，缺乏这种阶级觉悟。农民是个自在的阶级，而不是个自为的阶级。他没有一套"农民的哲学"。所以他的力量，除建在农民身上之外，也建立在中小地主身上和小商小贩商人身上。但是封建社会怎么构成的，他将来做皇帝还是依靠大地主，还要依靠官僚。不可能不依靠官僚。事实上，后来证明，他到处拉拢官僚。所以说他到了河南，提出"随闯王，不纳粮"这个口号，非常有效。

　　三年免征是给人一个希望，如果闯王站稳脚，这三年不纳粮的确给人以希望，这有效，这叫做乱久思治，大家痛苦久了，痛苦了十几年，现在来这么个人物，替老百姓着想。这老百姓，包括中小地主、包括农民，希望他成功。还有这第三个：开仓放赈，那时明朝政府没有力量来赈济饥民。李自成力量从哪里来呢?李自成专破山寨。他在伏牛山中，破了四十八个山寨，这个数目确不确，不敢说。他进入河南以后，没有破一个县城，专破山寨。为什么不破县城?我们有一句老话：大乱住乡，小乱住城。如果小乱，那个地方有小股土匪出来，住在城里边比较保险。如里是大乱，住城里不保险，一攻就破。当时大地主、绅士都住在山寨里，住在山里，粮食财产集中在山寨里，山寨有地主武装保护，所以攻破了山寨就有粮食，有钱来赈济饥民。这样，饥民到处来跟随他，来欢迎他。另外作些宣传，编写歌谣，"随闯王，不纳粮"这条歌谣都出来了，所以力量壮大很快。这是崇祯十三年冬天。到了崇祯十四年春天，正月间就破了洛阳，不是用武力打开的，而是内部叛变，没有经过激烈战争就进了洛阳。

　　洛阳有个福王，是崇祯的叔父，是当时最富的一个王。进洛阳以后，就杀了福王，用福王的钱来赈济饥民，来扩建部队。所以，李自成是这样起来的。那么明朝是不是没有军队跟他打呢?不是的。从整个战局说，明朝失败的因素很多，从局部条件来说，明朝还是有军队的，可是明朝在一开始就两面作战。北边跟满族作战，国内与各个地方农民武装作战。对满族作战是明朝最大的一个负担。许多精兵都要对付满族，而常常打败仗。对农民起义武装作战，决不仅仅李自成一个，起义的地方很多，李自成只是一部分。这样搞了十几年，搞得明朝财源枯竭，兵源枯竭，一点办法没有了。而李自成趁这个机会进入河南扩大力量。破了洛阳之后，就把明朝末年农民战争史划分为两个阶段。从这以后，农民起义部队，特别是以李自成为代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而明朝被动了。这是李自成的黄金时代。但是，任何事物在胜利中常常滋长着失败的因素，李自成悲剧的因素也从他胜利中产生了。李自成在军事方面不断胜利，可是忽略了一条，不懂得每占一个地方，建立初步的政权，这设官理民关系着政权的巩固。李自成有没有这个力量设官理民呢?有，但没有做，这是形成他最后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你要设官理民，才能够恢复生产。因为没有设官理民，所以生产继续破坏。刚刚进入河南，老百姓对你是欢迎的，拥护的。但过了两年，老百姓没有恢复其生产，负担继续加重，你说不向老百姓征粮，你向地主豪绅们要钱，豪绅、地主的钱、粮是从哪里来的?还是从农民出来的。因封建生产就靠农业，地主自己不种地，土地所有权还是地主的。所以看起来不直接向农民要钱要粮，但每到一地，向豪绅地主下令，限期给多少骡马，给多少粮食，给多少钱，实际上豪绅地主的粮食，还是农民生产出来的。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减轻，反因战争一年年继续，农民继续痛苦。原来农民把他看成救星，日子久了，不能满足农民的愿望，只依靠战争胜利一步步前进。老百姓就拥护你?生产就搞好了?不会!这一套很简单的政策，进不了李自成的脑子里，你看怪不怪?到底为什么没有，我不能完全肯定。我研究这个问题，与李自成内部矛盾有很大的关系。李自成部队到崇祯十四年加入了一个罗汝才，绰号曹操，跟他的武装力量相差不多，这是一个性子猛烈的人。当时合作的条件，是每攻破一地，所得的财产四六分，李自成得六成，罗汝才得四分。李自成如果不能紧紧抓住罗汝才，罗投降明朝，这是个不得了的事情。如果罗汝才与张献忠合作，对李自成的危害也很大，所以紧紧抓住罗汝才，这个矛盾一天不解决，就会影响到建立政权。你说这几个府、几个州、几个县的地方官，那罗汝才是不是要放呢?他要放，原来四六分么!这个矛盾没有解决，一直到崇祯十六年正月间，占领了襄阳、钟祥、荆州这一带，五月间杀了罗汝才，这个矛盾解决了，开始在一些地方上放官，但时间就晚了。这时是一直没有建立政权，没有恢复生产，使老百姓对他失望。这是他失败的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说老百姓判断一个事物的观点，不像我们现在。今天，我们认为你是农民起义英雄，就拥护你，那时则不然。老百姓不喜欢说话，他讲物质条件，任何人都讲生儿育女，讲吃饭穿衣。这些物质条件满足了他，他就拥护你；你不满足他，他不拥护你，这是非常现实、起码的唯物主义。而李自成就没有满足农民这些地方的要求。在战略上犯了很大的错误。在襄阳的时候，讨论下一步怎么办，才建立政权，叫新顺朝。他成为新顺王，开始建立中央政权。建政权以后，就讨论下一步用兵怎么用法。当时，有人提出来从汉水长江东下，占领南京，以南京为京城，然后北伐。这个战署是有道理的。因明朝末年，北方农村破产，而南方比较完整，江南财富还是没有破坏，连北京的供应都主要靠南方。如果先占南京然后北伐，也许是着好棋。现成例子：朱元璋占领南京，然后消灭了群雄。我们这一带是陈友谅的地方，包括江西。长江三角洲是张士诚的地方，浙江一带是明玉珍的地方。朱元璋占领南京之后，先消灭了浙江一路，随后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决战，打败了陈友谅。陈友谅死了，朱元璋继续向西进军，占领了长江上游。回过来进攻张士诚，张士诚建都在徐州，整个长江中下游变成了朱元璋的领土。这个优势很重要，首先是财政方面，经济方面有了一个巩固的基础。然后再统一中国，再北伐。先消灭了元朝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这是成功的道路。当时，李自成如果进攻南京，是符合这个经验的。至于将来会不会失败，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在讨论的时候，李自成认为太缓慢了。经营长江以南，然后再北伐太缓慢了。有人提出个冒进的方法，从襄阳出兵，通过河南，直往北京。这个办法，快是快，可是有人感到不妥当，因为明朝还有一个总督叫孙传庭，这个人很能干，住在西安。如果是大军北伐，通过河南直攻北京，万一北京城攻不下，而孙传庭从潼关出来，退都不好退，怎么办?所以这个战署也放弃了。第三个战署据说是钟祥人顾君恩提出的。首先占领西安，以关中作根据地，然后出兵北伐，进攻北京。这个战略好，因为他可以退，可以守、可以攻，特别是适合李自成和他的将领们的乡土观念。因为他大部分是陕西人，乡土观念很重，如果以西安作为京城，这个他满意，同时，以他家乡的人民作为兵源，办法也好。这一年十月间，再至河南，在郏县一带打败了孙传庭，进入西安，改西安为长安，恢复唐朝都城的名字。这一年十二月间，开始以一部分部队在韩城一带渡过黄河，第二年正月间，以大批部队过黄河向北京进军，主力部队走大同阳和进居庸关。一部分军队由刘芳亮率领越过太行山，走曲阳往北到保定。这个战略好不好?过去历史学家都认为是非常好战略，甚至是伟大的战略。一切事情都是辩证的，都是活的。如果不采取这个办法，不急于进攻北京，两年不进攻北京，局面就完全不同了。占领西安，就连宁夏、甘肃都占领了，汉中一带占领了，四川也占领了一部分，按兵不动，巩固河南、山东、关中地区，花两年时间恢复生产，恢复秩序。北京是个死城，为什么说北京是个死城呢?北京靠江南粮食和财赋、钱。当时李自成的部队已经到山东了，截断了运河，北京成了死城。还有满州的威胁。北京像一个果子在树上，随时去采都可以，何必那么急呢?从西安出兵攻北京是个好的战略，但在运用方法上，犯了冒进主义。好战略变成了坏战略。

　　李自成为什么要急于拿下北京呢?在西安已经是皇帝了，但是没有正式登基，用欧洲的话说，还没有进行加冕典礼，好像加冕典礼非到北京才是正式的。用现在的词汇，北京是个政治首都，从元朝到明朝都在北京建都。明朝在南京建都不久，明成祖十五年就搬到北京。所以北京是政治首都，西安早已不是政治首都了。好像必须到北京，这个皇帝才名正言顺。所以把做皇帝的主谋推到牛金星身上，是不知道当时具体情况。在西安，李自成已经是皇帝气派了，每三天也出来到教场观察练兵，这个时候他穿着黄衣服，前头没有仪仗队，但是有把黄伞，这是皇帝的标志。老百姓一看见黄伞，就赶快躲起来，如果躲不及，就跪在街两边，头低下去，这是皇帝身份了。许多人不了解皇帝身份，不了解封建社会制度，好像他还是农民兄弟。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的有关李自成进北京的画作，画面是老百姓抱住李自成马头，欢迎李自成，拱手表示还礼，这是不晓得什么是封建社会。李自成到了北京，没有马上进城，先由李过派军队清宫，在宫院里头清查一遍，守卫工作做好，然后李闯王才进北京城。不要以为农民起义，他一定是跟农民是兄弟，跟农民是朋友，哪有那么回事。这个问题要从现实出发考虑历史，不要从空想出发考虑历史。历史唯物主义最起码的条件是从实际出发，不从空想出发。这个时候，李自成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到米脂县修他的祖坟。带了一万骑兵，随他回米脂。首先出去的是李过，李过带骑兵沿路修桥修路，在米脂县北门外，把一座很好的庙改成行宫。在城内大宴地方父老，宴会三天。修了祖坟，派五百夫看守。免去一些钱粮。向乡里的亲戚、乡邻和他本族宣布，愿意随我去做官的，跟我到长安去，愿意留在家里的，另外赏赐你们钱，这就走了一批。这大概是崇祯十六年十一月间，办了这个事情。回去以后，准备北伐，到了北京城，最主要一个问题，就是筹备登基。欧洲的话就是行加冕典礼，登基日期不断改变，为什么呢?吴三桂的威胁，吴三桂在北京东边的玉田县。放下这一头暂且不说，且说吴三桂是怎么来的。

　　崇祯十七年二月间，决定调吴三桂兵来保卫北京。为挽救当时的恶劣局面，崇祯也采取了许多措施。一个措施是派李景泰督师，来对抗李自成。李景泰是个文人，刚出北京不敢走了，派了一个大将中军官在居庸关一带守备，抗击李自成。还有一个办法，是迁都逃走，当时有一批人建议崇祯逃往南京，如果是逃往南京，以后局面怎么变很难说。因为明朝有两个京城，实际京城搬往北京了，南京还设有一套六部衙门，只是办事，决策以北京为主。南京作为陪都。如果崇祯当时逃到南京，以崇祯皇帝的威望，经营江南。李自成与他作战，而清兵从沈阳过来，那就变成清兵和李自成的正面作战，南京有个休息机会。以后中国历史怎么发展，不知道，因为它没有变成事实。有人反对崇祯往南京逃。有人又提出另一个意见：崇祯可以不逃，把太子送到南京去，万一北京失守，太子在那里监国，然后当皇帝，有号召力。又有人反对。崇祯这个人死要面子，他的个性，他的悲剧性格促使他只要有人一反对，他就决定不逃走了。按照中国春秋以来的话，叫"国君死事社稷"。就是一个国家的皇帝、国王为他的社稷而死，这是正统的。不逃走了。不逃走，守城的军队靠什么呢?光靠北京的部队?北京的部队腐化了，不能作战。只有吴三桂的精兵可以，这就决定调吴三桂的军队。调走吴三桂的军队，关外的城池就要放弃，不放弃怎么办，有人唱高调，说祖宗留下来的土地，此城不可放弃，放弃了后人要骂的。崇祯又动摇了。是的，我既是英明皇帝，如果在我手里放弃了东北的一份土地，这可不行。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才决定调吴三桂。地方放弃了，要把老百姓都带到关里去。吴三桂一出发，后边就带着几十万老百姓，据说是五十万老百姓。可能数字没有这么多，一天走几十里，如果老百姓不带这么多，轻身前进，吴三桂以骑兵为主，几天就可以到北京。吴三桂如果到了北京，李自成进攻北京决不能成功，可是吴三桂带了几十万老百姓背井离乡，一天走几十里路，把时间耽误了。当李自成到居庸关的时候，吴三桂到了山海关，就差这点远，李自成进攻北京，北京不能守，三天就进了北京。而吴三桂本人走到玉田县，也是差这么一点远。非常严重，前进不能，北京已经被人占了，后退没有办法退。山海关以外，被清军侵占了。带着老百姓他自己还有五万多精兵，给养从那里来?有皇帝在，给养的供应都有办法，皇帝没有了，怎么办?所以吴三桂这时进退都失去了抉择。成了这个形势，要他投降李自成，他不肯。为什么不肯?首先得解决问题。吴三桂的父亲是总兵官，吴三桂年轻轻的做总兵官，总兵官是方面大将，一品官，武一品，吴三桂的舅舅有几个总兵官，他的亲舅舅祖大寿投降清朝，他的亲戚、朋友、舅舅在东北形成了一武力集团。吴三桂的家叫武将世家，代代武将。他父亲是总兵官，老了，他当总兵官。这种世家，与李自成这个"流寇"是势不两立的。所以有人说吴三桂本来想投降李自成，后来听说陈圆圆被刘宗敏夺去了，不投降了，确实是不研究当时的阶级情况、阶级斗争的情况。他代代是明朝大将，已经两代，总兵官下边还有副将、副总兵、游击将军等等，这些那就更多了，形成武装集团，是明朝皇帝的集团，当然不肯投降，他没有写过一封信给大顺皇帝说他要投降，大顺皇帝派人去，他应付一下。为什么?他想摸摸底，因为他没有根据地，没有后方，兵源、财源没有来源。这时候有个政治投机的好题目:如果他能把太子弄到手，拥护太子登基，号召天下人拥护他，他就是复兴明朝的一个最大功臣，当时要求把太子弄到手，这个时候不是因为他要求清兵，清兵才来。

　　这一头暂且放下，来谈第三头，谈清朝兵。事物是错综复杂的，清朝的第一代皇帝叫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死了之后，第二代皇帝叫皇太极，是顺治皇帝的父亲，即清太宗。他们都是满族，特别是皇太极这个人，对中国的威胁最大。作为今天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皇太极是个英雄，对中华民族有重大贡献。原来满族，北到黑龙江是一个地方，一个城、一个小城的国家，完全是部落的社会。通过皇太极把满州统一起来，又通过他把蒙古大部分统一起来。他把北方乱七八糟的部落，统一成一个整体，归到中国版图，所以说皇太极贡献很大。满族原是游牧部落，由游牧部落演变到了奴隶社会，逐步进入封建社会，皇太极作用非常大。当然也有不可取的，他占领了朝鲜，所以他后来跟明朝作战，许多粮食是朝鲜来的，有的船只是朝鲜的船只。皇太极崇祯十六年八九月间突然死了，没有遗嘱，引起了内部争权的斗争。多尔衮这时28岁，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有人劝多尔衮当皇帝。因为他是皇太极的弟弟，他不干，他把那一派想夺取皇帝的人来个很大打击，杀了几个人，就拥护顺治当皇帝，当时顺治是个6岁的孩子，拥护他当皇帝，有三个人成为辅政王，他是辅政王之一，但这个人非常有手腕，也有兵力。八旗，他兄弟三人占了两旗，皇太极留下一旗，在兵力上他占绝对优势，就拥护这6岁的孩子继承皇位，结果他很快由辅政王变成摄政王。这个名一变可不得了，他可以真正代表皇帝。他的地位是步步高升，进了北京后，他是叔父摄政王，摄政王前头加两个字，叔父摄政王，实际上这个头街等于皇父摄政王。相传顺治的母亲皇太后，嫁给多尔衮，皇太后下嫁，到底嫁了没有，说法不同。多尔衮这个人很有办法，李自成进攻北京，他得到情报，就马上动员武装，进长城，兵已出动，这支大军是把满州和蒙古的部队抽调了三分之二，投入这次战斗，要夺取北京。他的部队走了几天后，原来不从山海关走，因为山海关是吴三桂占领，他进不来，他要从山海关以西，现在怀化一带找一个长城口子进来。屡次满州进军都是从这一带，从这个长城口子进来威胁北京，走了几天还是按这个方向走。忽然接到吴三桂一封信，要求清军派两个将领支援他，就是向他借兵。吴三桂当时是借兵，不是投降。信中写道:李自成进入北京，逼死了皇帝和皇后，我现在力量不够，难以恢复北京，请你派兵来帮助我，将来把李自成赶跑了，恢复大明江山，我们在土地、钱财方面给予报答。这是吴三桂的幻想，首先他想把明朝的江山恢复以后，把关外的土地给一点，然后每年给一部分钱，像南宋对待金朝一样。这是吴三桂想的，不让清兵进山海关，划定区域从什么地方进长城。

　　他没有想到多尔衮有多么厉害。一接到吴三桂这封信，马上决定进攻山海关。为什么多尔衮有这么大本领?首先提出这个计谋的大臣是汉族人。有一个原来住在沈阳的人，姓范，很有本领，另外冯中寿，这些人帮助多尔衮分析当时的局面，说吴三桂进退两难，趁此机会夺取北京，可是吴三桂这么个态度不行，要使吴三桂投降。我们来帮助汉人报欺君之仇，剿灭流贼，吴三桂不算什么，这就命令部队改变路线，直攻山海关，大炮放在后面，骑兵前进，直奔山海关。

　　这时候李自成的部队也逼近了山海关，吴三桂一看这个局面，不再借兵，只好接受多尔衮的条件，欢迎多尔衮进山海关。如果我是吴三桂的参谋长，我有个打法，如果山海关守不住，往南退兵，退到天津或更南一点，可以代表明朝，号召汉族，号召各地千万人来恢复北京，不投降清朝，保持独立性，就会变成对峙的局面。好，再往下一步说，李自成由于吴三桂不投降，就不忙举行登基大典。日期一次一次推下去，后来他觉得这个事情非解决不可，越耽误久越不合适，这才决定带兵往山海关去。当时就有人阻止，首先是军师宋献策，劝他千万不要去，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陛下去，对陛下不利；吴三桂来，对吴三桂不利。"不让他出北京。这道理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吴三桂那么坚决，因为他是明朝的将领，不要忽略封建的忠君名义非常重要。李自成进北京以后，策略方面犯了错误，战略方面也犯了错误。策略方面，就是把明朝官吏、贵族抓了很多拷打要钱。这个作法很不好。你进了首都，首先要让首都安定下来，至于将来如何处置这些人，慢慢来，你一进北京马上就搞得人人自危，包括北京周围的许多地方，人人害怕，这不像得天下，自古以来没有这个搞法。

　　你看汉刘邦进入咸阳，约法三章，首先是安定局面，唐朝进入长安也是缓和矛盾，缓和斗争。朱元璋进入南京的时候，也是缓和斗争，把地方上有名望的人请来作客，而李自成一进北京就抓人，拷打要钱，有的打死。这不像建天下的模样。这时候许多人对他害怕，吴三桂当然害怕，你现在想我投降，我投降以后，你不也这样么?

　　李自成的部队大部分是陕西人，陕西人居功自傲，认为老子打天下，你们是后来投降，这个已经表现在对唐通部队的态度上。吴三桂当然听说了。这是政策方面的错误。战略上严重错误，许多书上说李自成进北京20万人马，这是吹牛，古人用兵虚虚实实，吹牛时候多，虚张声势。进北京多少人马，6万人马，为什么不多带?两个原因，一是没把清兵的力量估计进去，没有想到清兵要进来。今后与他争夺江山的，不再是明朝部队而是清朝部队，这点没有估计到。

　　第二点，李自成的部队本来不多，相传有百万人马，那是吹牛，没有，大概几十万人马，地方这么大，南到湖南边界，湖北的大部分，河南全省，陕西，现在西安以西到兰州，宁夏、青海一部分。到处分散兵力，还派兵到山东去，所以兵力分散。另外一个是经济条件。部队的数量多少和装备的水平，依靠的是经济基础，可是李自成占领的地方，从来没有巩固地方恢复生产，到处还破坏生产，遍地饥民，就没有更多的钱养更多的兵，把部队装备好。到北京六、七万人，其中一部分是路上投降的。这么多人马跟吴三桂差不多，吴三桂大约精兵5万人，因为吴三桂当时不晓得李自成的兵力，一直认为他20万人马，所以吴三桂害怕了，又没有后方，山海关是个古城，吴三桂因为战略地理很不利，只好向清朝借兵。可是李自成带6万人马往山海关，战略上非常不利。

　　如果李自成真的带20万人马进北京，在山海关打败仗以后，不会马上退出北京。北京可以守，不说守北京城，如果守城郊的三个战略据点，能守几个月，这个结果会大不相同。你很快丢掉京城，全国人民一看，唉!你果然没有天子之份。你完了。所以不叛变的地方也叛变了。因为北京是个政治城市，问题严重了，不应该丢掉北京这个政治首都。如果有20万人马，丢不掉，你可以继续守下去，因为你后方可以陆续派兵增援，只有6万人马，他就留下1万人马，不是精锐部队，让李过守北京。我们说1万人马守北京这么大一个大城，人是很少。李自成带领不足6万人马到山海关，所以宋献策坚决劝他不要去，他坚决要去，为什么要去，他是不得已，马上退出北京，会一垮到底，不如孤掷一注，拼上了。但他作了两手准备，他去时把崇祯太子带上，祟祯三个男孩子，太子老大16岁，永王、定王都小，只有十来岁，三个都带上。还有俘虏的晋王、秦王都带上。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带上，好留下谈判讲条件的后路。万不得已，你要谈，跟你谈，缓和军事上的对立。我都没有加害，优待你父亲。并没有杀害，都带去，这说明李自成准备了两手，能不打就不打。

　　为什么宋献策反对他去呢?因为后边没有后继部队，不应孤军深入，中国人叫悬军深入，悬在空中。他的后方在陕西，北京周围没有同伙的部队。刘芳亮的部队在保定，还要镇守河北省南部许多地方，就这一股部队，到山海关，如果打败仗，回都回不来，没有后方，叫悬军深入，战略上非常不利。可是明知道战略不利，又非去不行。他如果现在退出北京，不得了，政治上失利，那就带领这五六万人马往山海关去，到山海关去作战，第一天不分胜负。吴三桂战斗力很强，就在山海关西边，一个石河滩上作战。打了一天，多尔衮的人马来到，实际上李自成对多尔衮的人马行动消息不灵、情报不灵。打了一天的晚上，黄昏时候，多尔衮到了石滩外几里路的地方，驻兵韦泉城，这时，吴三桂带着一批人到韦泉城见多尔衮。多尔衮很生气，以吴三桂为投降的明将来对待，要他剃头，梳辫子，改装满州服饰。士兵剃头来不及，明天作战时，背上缠块牌子，表示是吴三桂的人。

　　当天夜里，清朝的军队就进入了山海关。大概有两万骑兵，大队还在后边。第二天继续作战，李自成还不晓得清军要参战，而且进入了山海关，清军这时就隐蔽在战场后边的树林里，李自成不晓得，这一天战争非常激烈，吴三桂拿出全力，李自成也拿出全力。打了半天，忽然起了阵怪风，飞沙走石，大风刮了一阵刚停下来，清军大喊三声，然后骑兵冲下，这时李自成才发现清军的出现，就下命令撤退，他先走，整个指挥这场战争的是刘宗敏，可能混战期间，命令很难传到各个部队。大顺军到北京是有腐败现象，但是战斗力还是很强。因为这个命令不能传达到各个部队，所以变成各自为战，死伤严重，几乎全军覆没，五六万人就这样殉死战场了。

　　清兵和吴三桂是不是死伤也很严重呢，我看也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清兵和吴三桂没有继续追击，证明他们的损失也很大。大概只追了30里就不追了。李自成就停在滦县，派人去告诉吴三桂，太子还给你，你不要跟我打仗，我要跟清兵打仗，吴三桂不敢接受，因为他完全被控制在多尔衮手上了。清兵后继部队继续来了。吴三桂不敢接受太子，谈判也失败了。停了一天多，李自成继续往北京跑，过了永平30里路，才把吴三桂的父亲杀掉了。对明朝的太子、永王、定王一个都不杀，愿意逃就逃吧!这一点还是很有气魄的。后来这三个孩子都逃了，其中太子在北京被他外祖父**了，被多尔衮杀害。这事与战争无关就不谈了。

　　李自成逃回北京停留一天，匆匆忙忙在武英殿搞了个登基大典。这当皇帝还要在天坛祭天，由牛金星带他去祭天。祭天之后，第二天夜里，北京部队退走，李自成最后退，五更时退出北京。宫殿、城门能烧的都烧了，中央的门没有烧，因为他从那里出北京。部队溃不成军，到真定以北打了一仗，指挥战争的是谷可城，在战中被杀了，李自成中箭乱骂，嘴巴咬起来，晚上住在村庄里头，老百姓反对他，一进村庄就烧房子，扰乱，他没有办法就赶快走，从那里进娘子关旁边的故关。

　　进入山西，从此以后根本就站不住脚，战略上一步步失误。政策上错误这事情都不能让牛金星负责，他是开国皇帝，他最有权，有绝对权威。他不下命令，谁敢。到了平阳，六月间这才杀李岩，是不是李岩有怨心，有叛变行为，没有，也不敢说绝对没有，但是他有个规律，一个部队当失败时，必然互相猜疑，你怀疑我，我怀疑你。李自成毕竟是个人，他也不可能避免。他怀疑李岩不可靠。有人说李岩是刘宗敏杀了，刘宗敏是执行人，李岩要求给他两万人马回河南，收拾河南局面，李自成起初不同意，后来答应了，答应以后就告诉牛金星，你给他饯行。因为他当皇帝不能随便给李岩饯行，这个局面完全不一样，他是皇上叫牛金屋去执行。在饯行的场合上，宣读皇帝的诏书，杀掉了他们兄弟两个。所以，如果不是李自成下命令，牛金星他敢?而牛金星杀李岩，李岩没有跟他争权夺利，所以是李自成了命令，让丞相牛金星执行。这个账不能算到牛金星身上。那么牛金星为什么不可以替他说话呢?我也常想，我要是牛金屋，也不敢说话，万一真出了事情，我担得了么，我也担不了。所以这个事谁都不敢。军队一败，互相猜疑，这个情况大不一样。因此处理不利，杀自己人，而且乱杀并不奇怪。总结起来，李自成就这样在战场上失败了，战场一失败，刚刚建立的政权，被人推翻了，因他的政权建立才几个月，这个政权凭什么建立很

　　有问题，如果早建立两年，干部才有训练的机会，锻炼的机会。临时派人去当知县、当县令，根本没有和当地的任何人联系。我们再想想，这些人不可能是好人，好人不敢。所以到一个地方去只晓得像大顺军一样，要骡子要马，要钱要粮，甚至要女人。所以新建立的政权，并没有获得人民的拥护。一看李自成打败仗，北京丢了，就哗变了，都反了。按道理讲，清兵进入中原以后，有个民族斗争，为什么李自成不号召汉人跟这胡人斗争?那时称满人为胡人。这是多么有力的号召啊！但是号召不起来，南方许多人自发地和满族人斗争，而李自成号召不起来，原因何在?可见李自成已经失去民心了。已经没有号召力了。试想，李自成凭借陕西一省来对抗清朝，绝对不行。因陕西同样是经济残破，而满族进关以后，不仅是满族部队、蒙古部队、加上汉人早期投降的汉军籍军队，还加上北京地主联合起来，成了联合力量对付李自成。满族随之两路进军，一路从长城以外进攻榆林，进攻延安；一路从洛阳过黄河，进攻陕州，进攻潼关。延安先丢掉，李过守北线，先失守榆林、延安。书上说李自成守潼关60万人马，那是胡诌。清朝要吹，李自成要吹。清朝要吹什么呢，证明这是武功，说李自成60万人马，一战就溃了。李自成已经没有多少兵了。当清兵进攻潼关时，李自成跟刘宗敏两人亲自去守潼关，这两个人都已经受过伤，才好，重武器丢掉了，当时重武器是大炮，红衣大炮，是西洋传过来的。当时中国炮兵水平，跟欧洲18世纪炮兵水平相等，跟现在的大炮不一样。是前膛装药，后膛点火，都是这个炮，也开始有开花炮，可清兵将大炮都夺去了，所以清军进攻潼关时，首先按兵不动，随后用大炮向李自成阵地打。随着武器的发展，战术上也要改进，李自成挖了三重壕沟，来躲避清军的炮弹，但是顶不住。李自成与刘宗敏就率军队往西安奔去了，把潼关交给了马世耀，七千人守潼关。清兵从潼关南边直插过潼关，要马世耀投降，他不肯投降，写信给李自成说:你在反攻，我从内地响应，这封信在中途被清军截获，就杀了马世耀。?

　　李自成回到西安，停留几天，又匆匆忙忙逃走，一路从邓州到襄阳，到武昌，打一仗败一仗。包括他叔父、他的妃子都被捉去杀掉了。宋献策、刘宗敏被捉去杀掉了。这么败到通山一带，由于这些战争都不大，有人不晓得局面，说李自成准备占南京，南京占领不了，准备到湖南去，这个时候无所谓计划，能逃就逃。势必到通山一带，已经是人马很少了。而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留下的部队四分五裂?他离开部队是什么道理，我一直到现在没有想通，他最后孤家寡人，一个人死了。他死了以后，他的部队分两支，一支原来就跟他不在一起，高夫人、高一功、李过，大概20多万人，从另外一路到鄂西南这一带。可他自己还有一都分人呢？田见秀、张鼐许多人都跟他一起，还有郝摇旗这支部队怎么离开了，分散了，如果说战争打散了，也说不通。因他是皇帝，势必要维护他。这个历史我没有研究透。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最后众叛亲离。实际上是他害怕跟自己的部队在一起，因为历史上失败的农民战争往往是内部把首领杀了，黄巢死时，是他外甥把他杀了，所以我写小说就好写了。我谈历史，历史科学，没有证据我不能随便谈，他在死以前，内心有很多矛盾，甚至性格都变了，他不愿跟自己部队死在一起，所以他带很少人马离开部队，害怕部队叛变。?

　　是不是地主把他打死了，我对这也有个想法。因为那个时候既失去了政权，明朝是正统的。南方老百姓只把你看作流贼，不看成是大顺皇帝。你若建立五十年江山，二十年江山，人家

　　把你看成大顺皇帝。你刚登基就离开了北京，一路逃跑，他不把你看成流贼?不要忽略正统观念的厉害，哪个老百姓看到，都想把你杀掉。老百姓杀这些人，是为了要保家，安居守业，他不是因为你是李自成，非杀你不可，你破坏了他安居乐业，灭亡了明朝，他不杀你?!所以到哪个地方都一样，这是必然的。有人说杀了农民英雄，一定是地主，不见得，那程九伯到底是地主不是地主，不知道。我们研究这个问题，要从现实考虑，先不要有个抽象的概念，老百姓是一定拥护农民起义的!那不见得，完全不见得。封建时代正统观念非常重。所以李自成糊里糊涂、孤家寡人死了。而这死决不是有计划，有什么计划?是逃兵，没有计划。而他不死是不是有办法?没有办法，这就是历史条件，最后决定历史进程。你是北方人，北方人情风俗都熟悉，北方人已经对你绝望了。而到南方，人情风俗你不通，怎么叫南方人会拥护你呢?这不可能，纵然不失败，也仍然毫无办法，所以他是个悲剧人物。?

　　那么，后来高夫人、高一功、李过率领的部队，走另外一条路，到了长江以南，最后还是投降了南明，什么道理呢?南明纵然不成个朝廷，高夫人投降的时候是一个唐王，在福建称帝，年号隆武，称隆武皇帝也没有什么力量。两湖总督何腾蛟在长沙也没有什么兵，高夫人为什么要投降?原来何腾蛟在湖南演习，派了千把人，不晓得李过的部队，去试一试。一试，这千把人被李过杀得差不多了，后来，才知道是李过、高一功率领的。这时让他投降南明，李过当然不愿意。因为李自成自己没有孩子，只有一个养子李双喜，李双喜以后渺无消息，可能是在山海关战死了。大顺朝必须有继承皇位的人。这皇位只能落在侄子李过身上，所以李过又改名李锦，皇帝登基要改个吉利的名字，过，是犯过错的过，不是吉利字；锦是前程似锦的锦，所以改李锦，正式跟高夫人过继。南明皇帝给高夫人的敕谕，封高夫人为贞淑夫人，就是你教子教得好，难道南明皇帝那么糊涂?难道不知道李过是他侄子?他不是高夫人的儿子?所以说他教子有方，是这个意思他已过继高夫人。高夫人为什么显示出她的英明?高夫人原来的故事不知道，小说写高夫人是根据她后来的作风塑造的形象。不要把小说人物细节当成真实，因为这时她还有20多万人马，要不要取消大顺国国号，向南明称臣?充满着矛盾。李自成亲自带领部队打了17年，这个时候，取消大顺国号，变成南明部队，当然说不过去。李过本人也未必愿意，因为他马上要登基，已经名字也改了，改成李锦了，最有发言权的还是高夫人，她是皇太后，是皇太后主张，目前非走这条路不行。一边有清兵，一边有南明的力量，而且现在已失去了北方，四面都是敌人，要想存在下去，要想为先皇帝报仇，与清兵作战，必须取消大顺国号。名誉上投降南明，但这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条件大概没有写到文字上，是口头上讲的，在欧洲叫"君子协定"。就是李过、高一功给南明皇帝奏本，对李自成仍称先皇帝，高夫人仍称皇太后。后来南明隆武死了后，到永历皇帝，一直没有变。那么南明皇帝为什么这样忍受?你李自成是流贼，还这么称皇帝、皇后，为什么还称先皇帝呢?用口头协议。但后来又分裂了。田见秀向清朝投降，正在谈判时，失去警惕，清军夜里进攻，田见秀死了，张鼐死了，这支部队消灭了。李过病死在广西，高一功率领余部往鄂西退去，半路遇到张献忠的养子孙可望埋伏的一支部队打起来了，高一功阵亡，剩下少数人退到鄂西，由李来亨率领，直到康熙三年最后失败，全部自焚，这是在兴山县茅麓山。

　　整个是大悲剧，造成这个悲剧，是由当时阶级斗争形势、民族斗争形势、还有军事方面和战略方面的错误。形成悲剧，有各种因素。有人提到在《李自成》第一卷、第二卷中，把李自成写得那么好，他为什么失败了?不晓得一个领导人个人品质好坏，不决定一次运动的成功和失败。孙中山个人品质非常好，辛亥革命失败了，后来几次都失败了。领导人的品质是因素之一，而更重要的是当时阶级斗争形势，敌我双方的兵力，政策、战略正确不正确，决定这个问题。?

　　这是我今天对这个问题比较简单的看法。是不是正确，供大家参考。把过去什么权威意见排开，放在一边，我们只相信马列主义，只相信历史唯物主义。独立思考，追求真理，最后胜利的是科学，而不是其他。



村学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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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三百六十年祭”学术座谈会在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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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文学院 时间:2004-04-01 09:5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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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由浙江大学历史系、浙江省历史学会与杭州于谦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甲申三百六十年祭”学术座谈会在杭州于谦纪念馆举行。
　　
与会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郭沫若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进行了深入讨论，回顾了李自成集团进入北京后旋遭失败的原因，以史为鉴，总结了执政者防止腐败的成败得失。
　　
座谈会由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包伟民教授主持。毛昭晰等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座谈会。会后，与会者在于谦墓前凭吊了明朝的这位英烈。

zm799

老里 [ljc1971228@sohu] 发表于04-18 11:43 [回复] [发留言] [送礼物]




甲申三百六十年祭
离开那些血与火的日子已经很久了。强大没落胜利失败杀戮等等都成了遥远的过去。后人能做的唯有去深刻地反思，大可不必去感慨什么，懊悔什么，指责什么。朝代的兴衰更替本是历史的必然，姑且不论清人的入主算内乱还是外患，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们对此事的耿耿与怀要远远胜于以前的五胡乱华、金人南下、蒙古入侵，以至反清复明的口号足足喊到了上个世纪。
郑和的庞大船队不是去侵略征服的，也不是去通商的。他们的目的后人不得而知，有的也只是猜测而已。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浪费了太多的机会，至少浪费了一个长期赚别人钱的机会。他们见到了世界（其实是世界落后的一部分）但又熟视无睹，依然固执地认为世界就掌控在他们手中，泱泱大国是不需要向别人学习什么的，担心的也只是怕外邦学走了自己的东西。于是有了后面的不许片舟下海。他们被一片树叶挡住了眼睛，也就不可能知道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一群海盗正在用科学武装自己，正在把我们几千年来乐此不疲引以为荣的四大发明改装成进攻我们的利器。不是蓝色的海洋阻隔了大明的发展、扩张，而是知足长乐、画地为牢让他蒙住了自己的眼睛，缚住了自己的手脚。现在的妄自尊大到后面则变成了盲目地自卑。 没有竞争的日子太长了，长的当他明白自己应当发力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肢体早已完全瘫痪；水不流动的时间太久了，腐朽扼死了所有的生机。
没落是强盛时埋下的种子，能不能发芽要看腐败是否能换来足够多的生长条件。是弱小孕育了强大，还是强大滋生了衰亡？盛极必衰这是历史验证了的自然规律，从埃及到巴比仑到马其顿到罗马、、、、、、没有谁能常盛不衰 ；然而，否极就一定能泰来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强大本身就意味着是极少数。
泱泱大国礼仪之邦儒家文化直到现在还深深地左右着我们的思想、行为。从强秦到西汉到盛唐再到宋、明```````对外的战争大都是为了抵御外侵，或是为了反击侵扰的。我们的文化左右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决定了我们的行动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们是这样说的也这样做了。然而到了今天这一准则是不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是不是变成了“人小犯我我忍之，人大犯我我抗议之，人若杀我我奋起反抗之`````忍耐演变成了我们处事的习惯，而决不是战略上的一个步骤。我们是内战的专家，外战的败家（至少是非胜家）。凡事都会有它的极端，都有它的两面性，而且还会发展变化。不屑于外战可能会变成潜意识里的害怕外战，最后在外战中灭亡。儒家思想本来是善于平衡、中庸的，但我们在对外的问题上却走上了极端。
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历史已经走过了几千年，而 左右我们思想的文化却基本上保持着原状。发展变化了的未必都是好的，但是，长期得不到发展进步的一定是落后的，不合时宜的。不是说它完全不好（它原来是好的先进的），而是说它现在不好。鲁迅先生要做的工作他自己只完成了一丁点，若不是菁华早逝先生的呐喊一定能唤醒更多的思想。我们不敢直面自己的缺劣，不能面对残酷的现实。
从第一个 汉人到努尔哈刺麾下为官，后金便开始了本质上的强大。机会是别人给的，但却是自己抓住的。大明不缺的就是才俊又岂止几个不第之流。然而造化偏偏要弄人，才俊们不是在相互倾轧中陨命，就是被阉党们成批地放倒。太阳被乌云笼罩、吞噬，而星星却因为夜太黑而星光闪耀。空气、水分、土壤、阳决定了生灵的生死、兴衰。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变自然的法则。真正的才俊是不可能得到重用的，因为管人才的都是蠢材。蠢材最明智的一点就是决不让有能耐的压住自己。蠢材是相对而言的，治国安帮他们是蠢材（亦或是他们根本没必要表现这方面的才干），尔庾我诈结党营私他们是绝对的高手。当一个国家的人才开始被迫外流的时候，它腐败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仁人志士报过无门，奸佞小人把持朝政，能不亡国吗？
从古至今，口口声声说自己爱惜人才的大有人在。孟偿君就是最典型的一个，然而他的虚伪却被王安石一语道破：鸡鸣狗盗之徒附焉，故仁人志士不至也。当爱惜人才成了沽名钓誉幌子，成了一种形式的时候，即便真有人才也会被当作碌碌之辈。客观地说，范文成等人只能算作二流人才，但他们却发挥着一流人才的作用。这里面大概就有个如何识英雄、重英雄、爱英雄、用英雄的道理。现实就是这样：最好的东西放在不好的环境里它就有可能变成不好的东西，不算太好的东西放在了最好的环境里它就有可能变成最好的东西。
是历史造就了熊廷毕、袁崇焕这样的英雄，然而英雄却只能选择悲剧。熊廷毕走了还有袁崇焕，而袁崇焕走后大明就只能将第一道防线从锦州移至山海关。一城一地的得失其实并不重要，（齐国不是曾经以即墨而复国的吗）可怕的是从此清人的队伍中多了几万由祖大寿、耿精忠、尚可喜统领的汉军。袁崇涣在锦州城下炮毙了努尔哈刺，清人用计让袁崇涣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历史在这里和我们开了一个玩笑：一个开国帝王的价值居然远不及一个戍边将军。清人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帝王，而大明却从此失去了几乎是唯一的一座可以阻挡一切的冰山。我们不应该能责怪祖，尚、耿等人的反叛，他们都是曾和清人浴血奋战过的将军，而且是九死一生。难道这还不够吗？我们还应该要求他们怎么做？当一个真正的英雄惨死在为之尽忠的君主的手里，当你用生命和鲜血保卫的民众要分食你的血肉的时候你能做什么？反叛已经成了必然，只不过是如何选择时间和人物的问题。历史捉弄了他——让他成为英雄，却又要让他站在一个注定要灭亡的阵营中。
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绝对的东西。好人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做坏事，恶人有时候也会做出好事来。没有谁天生就是英雄或是汉奸。当只剩下华山一条路的时候，谁也不会坐以待毙。李自成逼着吴山桂当了汉奸，袁崇涣悲惨的结局刺激了他的部下的出走。就连杀袁崇涣的凶手也有他充足的理由：只要条件足够袁也可能背叛大明，只不过是可能性及小而已。我们是该批评用人者的没有远见呢，还是该责骂被用者的判节呢？

当李自成和他的十几个亲随蛰伏在商落山中的时候，他的心里是充满自信的。中国传统农民的对生存和土地的渴望支撑着他的精神，左右着他的思想。那时他知道今天应该做什么，明天他要做什么，将来他想做什么。当他再次杀出来的时候，他的心里非常明白他要做什么、他想当什么。正是这些指引着他带着他的农民兄第们最终杀进了北京。然而，他忽略了一个将来更重要的问题——当当皇帝的目标实现了，下一步该做什么。或者说：现在应该为将来准备些什么。一个人在奋斗了几十年，几乎是倾尽毕生的精力实现了他的目标，而又突然找不到下一步的目标的时候应该的最痛苦的，最惶惑的。
李没能挣脱自己的宿命。一个人是不可能分属两个阶级的——既要当农民的领袖，又要当皇帝——地主的代表。他既没有去拉拢利用旧的地主官僚，也没能扶持出新兴的地主阶层来。当事物发生质变的时候，它的操纵者也必须发生变化。如果连思想上的变化都没能实现，那失败就成了时间的问题。转变有时候是需要流血的，而且常常会伴随着残忍的杀戮。刘邦杀了韩信等人，朱元璋杀了无数自己的患难兄弟。而能象赵匡胤那样国事家事两不误的实在是难能可贵。其实，李只是想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只是想拥有生存的权利。当皇帝并不是他要考虑的事情，只是大明的极度腐败不堪一击把他推倒了矛盾的最前沿，让他承担了本不应该承担的历史重任。他没能象刘秀、朱元璋那样成功地实现角色的转换，从而也就不可能象他俩那样成为一代帝王。
其实，满清并不具备入主中原的实力。他们是在反抗大明压迫的战争中逐渐成长壮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胜利是完全建立明王朝的腐败 没落的基础上的。而同时李自成集团超乎寻常速度的腐败崩溃，也就宣告了在中原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军事集团能够单独和他们相抗衡。并且，大明的腐败遗风让那些抗击清军的军队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都是各自为战。从而被各个击破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南京城下郑王联军的先胜后败成了分水岭。抗清的战势进入了残局阶段，而满清也由胜势变成了胜局。而郑成功的角色也由抗清英雄变成了民族英雄——郑成功能做的也只有去做他的民族英雄------从荷兰人的手里夺回台湾。
用气数已尽来阐述抗清失败的原因，应该是比较简单明了的。然而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大清并不是一个先进的集团，并不代表新生的力量。甚至它的绝大多数东西还得向自己的败将学习。历史有没有倒退不好说，但至少没有前进。
在那一刻埋下了痛苦的种子，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品尝它的苦果。
过去的已成历史，历史应该是一面镜子，我们应该拿它来看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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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那棵树
　　——甲申三百六十年祭


　　李雪晴


　　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世界，东西方先后有两位君主走向绝境——一个将脖子伸进了树枝下丝带吊环里，另一个将脖子伸进了断头台的铡刀下，而两人死后其民族的走向却是天壤之别。就是在这个年代以后，东西方的崛起与没落明显加快，我们看到：世界的天平开始失衡……


　　楔子


　　四月初的太阳照着北京城，暖融融的，懒洋洋的。这是世纪初的北京——公元2001年的四月初，就是在这样一个上午，我又一次来到故宫后面的景山公园。


　　又一次来绝不是因为这里多少景致没看够。相反，这里其实没有多少景致可看，尤其是置身于这周边的风景名胜中——正南是故宫，西边是北海，而这里则只是一座土山，几个亭子，她根本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地方。又一次来是因为有件东西上次过眼太匆匆，没有细细品味。


　　这件东西就是那棵树，崇祯吊死的那棵树。


　　那棵树其实仅仅是一种象征——在土丘一般的景山东南下方，立着一株歪脖子槐树，上挂一牌——“崇祯吊死煤山处”。自然，没有几个人会相信这就是崇祯吊死的那棵树，因为这棵碗口粗的歪脖子树最多不过三、四十年树龄的样子，而自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到现在，差三年就满甲申年的第六个轮回了。如果那棵树还长着，该是多么让人感慨万千。面对它，会让人感受到岁月的无情和苍老！


　　我在那棵树前徘徊了好一阵子，随后就拾级而上，在景山顶处的万寿亭坐了下来。故宫就在前方，强烈的阳光使我不得不眯起眼睛——正前方是从天安门甬道到故宫博物院出口的中轴线，这样一看，故宫恰似一本摊开的历史书。


　　那是个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甲申年。三月十八日，势如破竹的李自成农民军攻破了崇祯的最后一道堡垒——北京皇城。明崇祯帝朱由检在逼死后妃、剑砍长公主后，踉踉跄跄地从紫禁城里走了出来，跑到这后面的煤山上，望着四处燃起的烽烟，一壶酒一直喝到红日坠去，星光临天。随后他在一棵树的枝杈间用丝带打了个结，告诉身边太监：他痛失江山，无脸见祖宗，死后要以发覆面。随后就上吊而死。


　　崇祯之死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他的死，不仅仅在于一个王朝不可逆转的灭亡，更在于一个可能忽略的事实：随着清王朝的入主中原，以一种野蛮落后的孔武粗陋接管一个文明熟透同时也是腐烂的国度，科技文化的因子受到严重窒息，人文精神的嫩芽受到百般摧残，领先世界两三千年的华夏文明几乎止住了脚步，开始落后于西方。


　　上篇：国家与民族永远绑在一起


　　在西方，在崇祯皇帝上吊五年以后，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也走上了穷途末路。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可以说是东西方世界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代——在这之前的几个世纪里，西方经过人文主义的大觉醒和科技的大进步，东西方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不甚偏倚的天平。而随着明朝的灭亡及满清的入关，世界的天平失衡了。


　　亡国先亡天下


　　对崇祯的死，包括不少史学家在内——众多的人抱有同情之心。同情什么？同情他的身世，同情他的结局。虽励精图治却无力回天，国运已经明显不行，苦苦支撑仍力不从心，正如他所说：朕非亡国之君，而事事皆亡国之象。自然，同情崇祯的背后隐藏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没落的悲叹。


　　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然而他同中国的所有皇帝都不一样，从他登基第一天起，国家大厦将倾、分崩离析的事儿就接连不断地折磨着他，照史家的说法，他十七年里励精图治，企图中兴振作，但终是无力回天。国人对于亡国之君的印象是商纣王、秦二世、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之类的主儿，这些人或残暴无情，或荒淫无耻，或昏庸无道，或懦弱无能，不亡没有道理；退一步讲，如果亡在他的祖辈万历皇帝朱翊钧——这个人懒惰得二十多年不理朝政，亡倒也亡了；如果亡在他的兄长天启皇帝朱由校——这个人重用太监大搞特务政治，却在皇宫里对自己的土木手艺手舞足蹈乐此不疲，亡倒也亡了。亡国之君的名义最终落在了崇祯皇帝身上，确实有些“不公平”。于是，史家的观点是：崇祯是在为万历和天启两代皇帝充当亡国之君的替罪羊。


　　中国历史上的腐朽黑暗时代人们历历可数，最腐朽黑暗的我认为应该是在崇祯之前的天启年间。为什么？为一个活人造生祠，这本来就有些出格了，况且这个活人是个流氓无赖起家的阉人；这还罢了，建祠的档次竟还要同“万世师表”的孔子比肩！建祠的位置更是显赫得无以复加，在美丽的杭州西子湖，阉人的生祠建在岳飞墓和关公庙之间，让一位过路的士人忍不住要长叹一声！但这一声长叹的代价却是惨遭毒打，身首异处。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为其造生祠的“高潮”，如开封甚至扒了两千间民房建起一座气势宏大的生祠，有不少地方为建生祠还拆了学堂和其他庙宇。这个阉人魏忠贤的最大功绩在哪里？那就是伺候好了皇上，是皇上最好的奴才！更可悲的还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尚勇乏智的东林党人前仆后继但都一一惨败后，熟读圣人书的人们开始选择沉默，而相当多的选择了拍马逢迎。试想，有那么多的当官为政者情愿甘当一个阉人的鹰犬，甚至干儿干孙，朝野充斥着大量“五虎”、“五彪”、“十狗”以及“干儿义孙” 之类腌渣杂碎，朝政的风气已经无耻到何等地步？读到这一页历史，三百多年后还让我们为民族里这样一群人的丑陋、虚伪、凶恶、嚣张与软弱感到耻辱，而这些事情真可谓世界文明史上的咄咄怪事！


　　崇祯就是接手这样的一个烂摊子，但他以十七岁的小小年纪，驱逐客魏，剪除阉党，整肃吏治，却显得干净利索，手段老到，深得一个国家的期望。当时，许多士人和百姓都觉得大明朝已峰回路转，将开始新的复兴了。


　　然而，烂摊子毕竟是烂摊子，并且这个烂摊子已到了烂透了的地步——二十余年荒怠异常的弊政，尤其是后来天启年间的腐朽加黑暗，大明朝其实正在滑向无尽的深渊，以至于朱由检从接手皇位的那天起，就感觉到屁股下面不是舒舒服服的龙椅，而是一座正喷薄着愤怒与仇恨的火山口。崇祯元年，饿殍遍野的陕西已燃起饥民起义的星星之火，而更大的农民风暴正在酝酿。而长城关外的东北，后金贵族早已崛起，努尔哈赤的子孙正虎视眈眈觊觎着关内的大明朝——在他们的眼中，大明朝无疑于圈养的无数肥壮牛羊等待着他们去宰割，去分享。内忧外患，一边像蔓延而来的大火，另一边又像呼啸而来的大潮，这就是崇祯帝朱由检接手是的窘况，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愈加地严峻。朱由检不由地先乱了阵脚，继而手足失措，继而焦头烂额。可以说，忧心忡忡的心态一直贯穿着崇祯帝在位的十七年。


　　后人们在评述崇祯帝时，大多认为其痛失江山的一个致命之处在于两个字：多疑。多疑使他在用人前后难以一贯始终，多疑使他难以容忍失败，多疑使他变得格外苛求，多疑更使他自毁长城。人们看到，无论是防御后金的边塞还是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将领们，都竟如走马灯一般调换。人们看到，类似袁崇焕这样出色的将领不是死在疆场上，而是死在大明朝自己的刑场上；人们还看到，崇祯帝在洗涤魏忠贤的阉党集团后，多疑使他最终启用的不少人竟还是阉人，只不过换成了自己亲信的阉人而已。


　　崇祯帝为什么多疑？我想，这是应该予以充分思考的东西。


　　是什么致使他如此多疑？或者也可这么说，崇祯帝还能信任什么？

　　在历经了一个黑暗无比的阉人时代，急欲中兴振作的朱由检在启用人方面确实大动了一番脑筋。然而，让他失望的是，经过那个肮脏时代的人们，好像大家都刚刚趟过一条臭水沟一般，有几人身上不沾有污点？于是，他开始像粮店里的新掌柜那样清理着自己的粮食，却发现自己簸萁里扬来扬去竟有那么多的秕糠，难见几粒丰实饱满的谷物，而更多没来得及清理的粮食却正在继续发霉。我想，他被首先感染的情绪大概就是失望，继而便是对整个官宦集团的多疑。


　　崇祯怎能不多疑！

　　他经历了一个连恶贯满盈的坏人都满口仁义道德的虚伪时代，一面是卑劣行径让人作呕，一面却是圣人言辞的滔滔不绝。官场的腐烂气息既令他十分不满，又让他感觉到窒息得无力、虚弱和发狂，他能有什么样的胸怀来相信人！于是，面临着熊熊燃烧的农民起义大火，面对着虎视眈眈的关外饿虎，崇祯只能手忙脚乱而又徒劳无功地一遍遍涂写“罪诏己”。十七年的帝王生涯，终于使他的路途越走越窘迫，越走越狭窄，最终走向了那棵吊着绳环的树。


　　可以说，是那个腐朽的时代埋葬了他和他的王朝。


　　顾炎武是那个时代清醒的思想家，在明亡以后做总结时这样认为：其实有亡国与亡天下之分，亡国只是君王姓氏的轮换和朝代的更替，而亡天下则是整个社会风尚的没落与沦丧。这样也可以说，明朝是先亡天下而后亡国。


　　和腐朽一起殉葬的


　　崇祯一年十一月，陕西延安府一带因为年荒，爆发了农民大起义，领头的是一位从边塞逃亡回乡的军人，其余的便是饥民。正恰似干柴遇烈火，火很快就烧大了，附近饥肠辘辘的农民纷纷加入不说，与此同时，有人又在附近的宜川起事，又一堆火山燃烧起来。


　　好像“熊熊燃烧”得还不够，崇祯并没有真正意识到陕西农民起义这把火的严重性，仍以为是区区几个毛贼为饥饿而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当然，新君即位，百废待兴，崇祯自己定下要做的事很多。到处是补不完的窟窿，很多事如果不用心去做，都可能有使王朝覆灭的危险。当时，有那么多的烂摊子事已经把崇祯搞得焦头烂额，他哪有那么多的精力来洞察天下？

　　其实不光农民忍饥挨饿，就是吃粮当兵的日子也十分难过。明朝边关重镇要塞一半在关中，这里面有陕西的大量士兵。根据史料记载，因朝廷财政困顿，从天启末年到崇祯二年二月，延绥、宁夏、固原三镇兵饷已积欠整整三十六个月！于是，士兵因无衣无食大量逃亡。但明政府为节省开支又打起了驿卒的注意，从崇祯二年起欲从中“节金钱数十万”而裁驿站。这些被裁的驿卒无衣无食，大多回乡加入了造反者的行列，其中就包括曾在宁夏当驿卒的李自成。而另一个陕西人张献忠，本是延绥镇的一名军卒，因被陷害而逃跑，于崇祯三年在米脂也拉起一帮小兄弟跃跃欲试，在匪气十足、拥有着众多类似水浒人物混号的大小队伍里，也拉起了属于自己的一面造反大旗。张献忠因身长面黄而被称为“黄虎”，他本人则自称“八大王”。闯王、黄虎、革里眼、点灯子、满天星、双翅虎、紫金梁、不沾泥、扫地王、混天猴、独行狼、曹操、马回回……正是这些逃亡士兵、失业驿卒和饥民，演绎着那个时代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成为最终冲垮明王朝社稷大厦的巨大洪流。


　　明王朝大厦倾覆，本来改朝换代也不是多稀奇的事，然而李自成造反，却不曾料想最后入主中原的竟是剃葫芦头扎大辫子的满清。以后的事实证明，满清的入关，成了一种不折不扣的历史倒退。


　　明王朝腐朽不堪，但正因为腐朽不堪，才成为新生力量的催生剂——犹如腐烂的木质上生出了嫩芽，正待以蓬勃成长。那时的工商业已经很成气候，其实早在万历以前的嘉靖年间，采矿业在民间已经不是零零星星，一些地方还有一定的规模。到了万历时期，万历皇帝朱羽钧迷恋财货，派了大量的太监到各地征收税银，所去之地不是繁荣的市场就是上规模的矿场。史书说万历皇帝派的八大太监所到之处无不民怨沸腾，江苏苏州、山东临清等地甚至激起“民变”，说“民变”其实已经不妥，因为这些“民”已经脱离了土地和其他常见的行业，变成了一些作坊的雇佣工。正是这些太监们欲壑难填的横征暴敛，使得众多的行业作坊纷纷停工关门，也就使得这些雇佣工失去了生存的依靠。


　　明末的工商业其实已经很发达，正如一些史学家所言，已经形成一种气候，酝酿出一种“资本主义” “萌芽”；当然现代有不少人对是否可称得上“资本主义”萌芽一事异议不小，本文也无意去讨论这些。只是这“萌芽”时运不济，相当一段时间内一直被横征暴敛，难有多少生息成长的机会。后来碰到了满清入关，于是覆巢之下难有完卵 , 一个国家和民族遭受劫难，工商业这棵嫩芽也就迅速夭折了。


　　时过三百六十年，等我们再次回顾明末工商业的时候，我们会为之惋惜，会为之长叹——


　　采矿业早已不是星星之火，从一些史书中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在明朝除那些金银铜铁之类的矿产得到开发外，明的采矿业早已多处开花。“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我们从于谦的诗里就知道，至少早在十五世纪就已经开始了烧用石灰。例子比比皆是，就说采煤，明朝时不少王公大臣家里已经开始烧煤。比如故宫后面的那个“煤山”吧，何以有此名字？ 就是那时皇宫里早已用煤做燃料，烧过的煤渣运到皇宫的后面，日积成山，故称 “煤山” 。


　　其实我们只要稍一留意，就会发现那个时代不光已经烧煤，不光使用石灰，景德镇磁窑的生产早已在全世界名闻遐迩，其生产规模和用工制度也已较前朝有了质的变化——大批量地供应全国乃至国外，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事这一行业，只是质量的要求更高、技工的分工更细；另外在造船业上，明朝一直很发达，航海上尽管让宦官郑和之流白白浪费了开拓新世界的机会，但造船航海依然在世界上屈指可数，因为郑成功就是靠的舰队东渡台湾，赶跑了在那里作威作福的荷兰强盗。在军事上，火炮已较为广泛地运用。据说努尔哈赤就是在宁远之战中为炮火击伤致死的。


　　崇祯十年的1637年，江西举人宋应星著成《天工开物》。该书三卷十八篇，收录了农业、手工业、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尤其是机械，更是有详细的记述。《天工开物》一书的出现，说明了什么呢？其至少预示着一种当时社会的工商氛围，预示着社会即将迎来工商业快速度发展的一种转机。只是，可惜的是，这春天里的嫩芽遇上了满清入关的几近灭顶之灾，从而错过了一个良好发展的历史机遇。


　　明朝工商业是那个腐朽王朝的殉葬品。


　　除工商业外，还有一种殉葬品，其价值的惨痛毫不逊色。这就是明末时期日渐觉醒的人文精神。


　　明末前期，即万历时期，李贽所写大量愤世嫉俗的文字在全国士人界造成一次“精神地震”。他的笔锋所及，直指孔孟礼教的凶恶与伪善，让士人震惊，让卫道者恐慌。他不屈不挠，他大义凛然，他视死如归，最后更以“七十老翁更何求”的气概拔剑自刎，书写了其人性的光辉与不朽，直让四百多年后的今人为之由衷喝彩。


　　李贽的文字遭到封杀，然而其思想的吉光片羽早已在明朝后期的思想文化界播下种子，尽管这种子还十分稀少，但觉醒和叛逆的种子毕竟已生根发芽。到了明末清初，出现了王夫之、黄宗羲和顾炎武“思想三大家”，中国的人文精神已经上升到一个高度。自然，很多的人文学者并没有随着明朝的灭亡而销声匿迹，他们的学说和行迹一直延续到明亡几十年以后，但随着清朝文字狱的兴起，这些人文主义的余脉断绝了。


　　明朝末期，尽管国家动荡不安，但整个社会无论士人还是民间思想都比较活跃，那个时候，相继出现了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冯梦龙的《三言》和凌蒙初的《二拍》等作品，尽管这些作品中所宣扬的意识仍不时出现那些布满蜘蛛而又落满灰尘的东西，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作品中看到那个时代躁动不安的社会心态，听到了他们对渴望幸福生活的呐喊和对腐朽黑暗的鞭鞑声。


　　那个时代及随后的一段岁月里，虽然黑暗的高压频频，但在野的少数士人依然敢于特立独行，他们抒发真情，直面黑暗，拒绝 “合作”。人文精神的浩然之气，使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孙奇逢、李二曲、朱耷之类在那个冷寂血腥的年代里大放光彩。这段人文历史，不光后来的史学家们看了要荡气回肠，就连西方学者看了，也觉得可以算的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可惜的是，这“中国的文艺复兴”也成了那个腐朽王朝的殉葬品。虽然这种殉葬要迟于那个腐朽王朝的灭亡。可以说，人文精神作为殉葬品是后来的满清统治者将其推到墓坑里去的。


　　历史常常这样证明：那些腐朽的东西，往往在死亡时要以青春的、甚至是新生不久的美好东西来殉葬。



　　下篇：二百年，漫长而又无谓的“轮回”


　　从1644年明朝灭亡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相距长达196年，然而在这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满清贵族统治的中国走了一个漫长而无谓的“轮回”。而这次轮回点对于二百年前的区别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长期被动挨打受奴役的噩梦刚刚开始，在整个地球上，华夏民族开始沦落为一个长期受宰割、受压迫的巨大整体。


　　满清的目光、胸襟与手腕


　　是什么造就了这一不争的事实？尽管在进入新千年中国的当今，歌颂康熙、雍正、乾隆的作家在大红大紫，歌颂那个时代的电视剧在轮番热播，大量的官员和民众也在喋喋不休剧中人物的尔虞我诈和翻云覆雨，但我仍愿意站出来泼出一盆又一盘的洗脚水：这应该是一个被基本否决的时代！同时，我们也应该冷静地回忆和分析，这样我们才能弄明白：这世界历史上格外重要的二百年，这重新定位世界格局的二百年，这西方世界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二百年，大清国到底在干什么？中华民族为何走了一个“圆” ？

　　让我们将聚光点对准满清——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与满清的政治策略极其相关，我们能做到的是：尽量抛去那种怨恨和鄙视的情绪，尽量以一种平和的眼光去打量这群人。


　　以不少世人的眼光来看，满清入主中原其实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趁火打劫”，然而不幸的是他们成功了——而且是大获成功。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从消灭南明政权到平定“三藩之乱”，满清统治者没费太多周折就彻底坐稳了江山。相比于中国历朝历代而言，清帝国政权的稳定性十分突出，对此就连西方不少研究中国的学者也大为惊奇：入关时人口只有百余万的满族人，不仅征服了几十倍于己的汉民族，而且在这个以汉民族为主的国家里，舒舒服服地当了二百多年的“主子”。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奇迹”。然而，也正是这种“奇迹”，给了西方诸强称雄世界、瓜分世界的绝佳良机！

　　在清朝的二百多年间，因为还是处于一个以汉民族为主的国家里，人口相对极其稀少的满清贵族那根“警惕的弦”就始终醒着。尤其是更高层的满清统治者，无论如何雄才大略还是如何懦弱无能，对汉人、对汉民族都是格外地警惕，这警惕里自然含有蔑视、恐惧和敌意。于是，为保住一姓（爱新觉罗）一族（满族）之私，满清贵族一门心思稳定自己的政权，又一门心思在琢磨汉人、研究汉人、遏制汉人——因为汉人不光是他溥天之下的广大臣民，更是随时都可被取而代之的对手。


　　在这一点上，无论中国的历史学者还是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承认满清统治者的手腕要远远高于元朝时的蒙古统治者。前者不去触动汉人上层阶级的利益，甚至把自己打扮成儒家文化的倡导者、弘扬者，并基本沿用了明朝的政治生态，打造出一套“满汉全席”式的政治“合作”——当然，这种“合作”是以满清贵族为主、以汉族士人为辅的。但就是这种不平等的政治合作关系，竟也让众多的汉族士人感到满足。这样，通过汉族士人来统治整个帝国的金字塔就稳稳当当地建成了。而前朝的蒙古统治者则不然，他们赤裸裸地把汉民族（北方的汉人与南宋遗民的南人）做为被欺压奴役的对象，甚至毫不掩饰对汉民族的敌意和蔑视。他们宁可让西域人甚至外国人来充实中上层的官僚集团，也不愿同汉人的“臭老九”们合作。失去这种“政治中介”的结果，使蒙古人入主中原坐稳江山的时间就大打了折扣。

　　相比于历朝历代，满清统治者们要收敛一些，要节俭一些，要勤政一些，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满清统治者做人为政更加虚伪、手段更加残暴、心胸更加狭隘，这的确也是不争的事实。满清统治者对汉人采取的手段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并不悠久、文化尚处荒蛮、生活上还大多处于半是牧民半是战士的民族，其统治者对于如何稳定政权、如何对付汉人，其实极富心计。


　　怀柔和笼络自然是统治者的基本功之一，然而其民族作为国家的少数人，满族统治者时刻紧盯着汉人，警惕着汉人。依他们看来，任何事务都要试其与他们满清统治的稳定而定，否则无论其发展前景如何广阔，无论如何有利于国富民强，只要可能会带来对其政权的不安定因素，大都会被勒令阻止而夭折的。更有甚者，他们极其重视思想文化领域的风吹草动，汉人们星星点点的思想异端在他们看来都是极其危险的，他们会立即干净利索、毫不手软剪除，更多的时候甚至是“瓜蔓抄”式株连无辜，直至“斩草除根”而后快。满清统治者对于觉醒者尤其警惕，容不得一点的蛛丝马迹，见不得一点的风吹草动，不光如此，还要“防患于未然”，为“稳定”而捕风捉影，而风声鹤唳，而血雨腥风。为一姓一族之私，从而遏制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软化一个民族的骨骼，奴化一个民族的心理。其流风遗韵所及，以至于今天我们在热播的电视电影上看到的，仍是那个时代让人作呕的主子与奴才的嘴脸图。


　　在当今不少人对康熙雍正乾隆们所谓“政绩”、所谓“盛世”、所谓“千古一帝”而啧啧称叹喋喋不休之时，我愿意充当一个不受这些人欢迎的角色，去泼脏水，去揭脓疮，顺便再向这些文化群小们当头棒喝：一群当不够奴才的混蛋！

　　极端自私的专制让国家民族没有机遇


　　我觉得，满清统治者整体上的“忧患意识”比较强，只是这“忧患意识”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国计民生和国富民强，而是将一姓一族之私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关注的只是如何让其满清政权“稳定、稳定、再稳定”，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机遇也就必然接二连三地“涛声远去”了，正可谓极端自私的专制让国家民族没有机遇。


　　唐宋以来，造船航运业一直是中国的强项，然而到了清朝，中国造船航运的步伐大大停滞甚至倒退了，其原因大多也是为了“稳定” ——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政府下令：“沿海省份，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当然，“无许片帆入海”的原因是为了“稳定”，因为那些不肯归附的、继续抵抗的乃至逃亡他国的汉人，大多与大海有关，与帆船有关。


　　顺治十八年（1661）秋，清政府厉行迁海政策，为配合消灭海上的抗清势力，拿出了“坚壁清野”式的绝招：清庭命令滨海居民迁移内地，还派出大量的官员到各地监督迁移，结果从辽东至广东的万里海疆，沿海居民被强行内迁三十里，史书上描写当时的境况是“燔宅舍，焚积聚，伐树木，荒田地，妇泣婴啼，流民塞路，民死过半，惨不可言。” 然而，为了“稳定”，满清统治者顾不得这些。


　　1684年是康熙二十三年，这一年应该是广大清朝渔民们欢欣鼓舞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全国解除海禁。解除海禁的原因是清王朝清除了“心腹大患”——继几年前平定以吴三桂为主的“三藩之乱”后，与过去的一年攻取对岸的台湾，消灭了割据那里多年的郑氏政权。海禁是解除了，但航海行商并不顺利，清政府陆续出台了很多的条条框框，如不许大船出洋了，不许商船往南洋吕宋等处贸易了，不许将船卖给外国了，不许多带口粮有越额之米了，以及出洋后不准留在外国了等等。为了令行禁止，请政府派出派水师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治罪下手也极重，如对将船卖与外国者，造船与买船之人皆立斩；而对所去之人留在外国的境况，他们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同时行文外国，令其将留下之人抓捕后立即斩首。


　　可以看出，清朝制定出那么多详细的商船出洋条条框框，不少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但毕竟有些不大气。就连雄才大略的康熙帝晚年时也对此耿耿于怀，因为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的多达千艘之多，而回来的不过五六成，清庭就派兵船前去拦截去南洋的船只。康熙帝还预见性地谕告天下：“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所言。”事实虽被他不幸而言中，但他并没有想出以后御敌的良策，大概仅仅是如何能长期稳定地统治国内的汉人，如何让君临天下的接力棒在这片广袤的大陆上不断地传下去，就令他十分头痛了。


　　对于航运贸易的禁与行，清庭也有多次反复，在他们的心里，虽然贸易能带来不少税银，但大海和帆船总是带来一些“不安定因素”，甚至就连国内范围内的海运实行与否，直到1811年的嘉庆十六年还在争论，一些大臣甚至一口气说了海运的十多项“弊端”。直到十五年后的道光六年，国内海运一事才有转机：这年二月，海运至津。江苏试行海运米船，共九百余艘，运米一百一十二万二千余石，于二十九日进入天津海口，极为顺利，海船卸米后，往奉天买豆南运。


　　一些事也夷非所思，如有一年嘉庆皇帝传谕到泰国国王那里，禁止再由中国商民代该国商船营运。因为泰国人不习营运，所以多雇佣福建、广东一带的人驾船。将泰国的东西运到中国的港口，返回时再带走中国的货物到泰国。但就是这样一种今天看来两好、双赢的方式，皇帝仍然插手阻止。为什么阻止呢？我斗胆推测：是顾及大清朝的体面，还是对汉人和他国异族有所防范？

　　费正清是著名的西方中国问题观察家，他在详细论述了满清统治现象后这样结论：“归根到底，他们是倾向倒退，眼光向里，防守和排外的。”

　　在矿产业方面，满清统治者的做法与航海贸易极其类似。


　　农是根本，这的确不错，然而死死抱住这一条，让民众老老实实地经营土地，限制商业，不准开矿，却成了满清统治者的一种“传家法宝”。为开矿一事，满清统治者的心态十分犹豫，从动机上来看是尽量限制，为此从清初一直争论到十九世纪初，开矿与禁采，反反复复，总的原因是民间的渴求极强，而清庭的担心顾虑也极深。这种担心顾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现在影视媒体上被吹得浑身发光的雍正皇帝，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否决了两广总督有关在广东开矿的奏请。在传谕中，先是讲了一通“养民之道惟在劝农务本”之类的大道理，接着就说矿场是“各省游手无赖之徒望风而至”的场所，必然会难辨奸良，成为不安定因素。对于开矿带来的税收，作为皇帝的他根本是看不上的，因为“朕富有四海，何藉于此？”


　　满清统治者们对开矿一事十分谨慎，除担心矿场杂人易生事外，还担心开矿很冲了他们的“龙脉”和“地气”。如乾隆五年允许召商采煤，而大臣说服皇帝的理由首先便是“无关城池龙脉”。需要说明的是，允许采煤的这一年已经到了1740年，距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已经近一百年！


　　但不要以为此后在开矿上就一路绿灯，一朝天子一朝思路，1799年的嘉庆四年，乾隆刚死不久，嘉庆皇帝就下令禁止在畿辅开采银矿，理由酷似他的爷爷雍正那一套。历史真会玩戏法，直让后人感到悲哀与无奈！


　　其实不光航海贸易和矿产，其实很多事物如能正常发展，都可成为突破口，进而成为民族自强的一种机遇。如1840年代的英国之于羊毛纺织，结果就成了其工业革命的导火索。但是，满清统治者绝对不要什么革命的导火索，哪怕从此这个民族一跃会跳入龙门！不，满清统治者们梦寐以求的，是其膝下永远跪着时刻愿为其肝脑涂地的亿兆臣民，永远舒舒服服地当着那被拥着、抬着、呵护着的“主子”。


　　这里面比较有趣的，我想说说鸟枪这件事——


　　鸟枪这东西，到了乾隆时期其制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一些地方设立了“民壮”（大约是民兵一类）以协助军队，民壮们的武器不似军队一样要求规范一致，于是有人已打上了鸟枪的主意。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二月，乾隆皇帝下令全国停止民壮演习火枪（鸟枪）。起因就是山东刚刚有人造反，幸亏他们没有鸟枪在手，故而很快就被剿灭。


　　但鸟枪的威力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一个叫高晋的总督上 奏请对武举考试进行改革——将舞刀改用鸟枪，以中靶多寡定成绩。这真是一个好主意，但乾隆皇帝“深思熟虑”后却否定了这个建议，不许武科改用鸟枪。他传谕说鸟枪是制胜要器，民间不宜演习多藏。他举例便是上面山东的那个例子，继而说如武科改用鸟枪，武生必将时常学习打靶，民间私买火药、铅丸的事儿就难禁止了，天下也就难管了。于是“高晋所奏，断不可行。”


　　细想起来，乾隆说的的确有理，国家的“稳定”也的确应该限制鸟枪。但他的这种“深思熟虑”显然是针对了国内，而对来自国外的威胁则没做什么考虑。这恐怕就是几十年后中国与英法军队对阵时，我们从历史电影里痛苦地看到：在对方的枪击下，徒有忠勇爱国之心的清军将士如镰刀下的稻草般倒下，而清军能够摆出的还击样子，除了那类似于二百年前明朝的土炮（炸出的火药射程极其有限）外，大量的就是沿用了数千年的弓箭和刀剑戈矛了。我想，这一点，也许乾隆未曾料到。进而再想，如果乾隆地下有知，也未必后悔，因为此后其满清的王祚毕竟还延续了60多年。


　　在满清统治者看来，危及他们政权的还有甚于“鸟枪”的，这就是汉人知识分子里少数人的异端思想 ，有了这些思想将必然生出反骨，于是便有了一系列的“文字狱”，便有了无数株连无辜、惊草木而又泣鬼神的“杀无赦”。


　　满清统治者对异端思想的警惕性格外高，其实在清初的康熙二年（1653年）就有庄廷鑨一案，但文字狱的真正兴起则在康熙晚期。原因也很明晰：康熙大帝在消灭南明永历政权、平定三藩和灭亡台湾郑氏集团这些玩“枪杆子”的对手后，让他放心不下而又急需整治打击的，就是那些念念不忘明朝故主、时时冷言讥讽满清出身与时政的“笔杆子”了。


　　1711年即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狱起。这位安徽桐城的才子，怎么也不曾想到，自己九年前出版史料书籍，只是因为采用已死去的一位明朝遗老书中所载明桂王的事情，用了南明永历年号，就被检举揭发，为康熙大帝所怒，结果在两年后被横尸街头；而那位死去的遗老即方孝标也没逃厄运，被戮了尸，还有不少同族人受到了牵连，其中就有因此入狱而写出《狱中杂记》的方苞。


　　更为著名的文字狱便是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案了。与上案雷同的地方在于，吕留良同方孝标一样，同是明朝有节气的遗老，同是在著述中存在对满清有大不敬的地方，也同是在死后多年才由他人牵连案发的。只是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极富一些戏剧性，雍正要案情的主角留下做活口，其目的是由他来口诛笔伐来批评指正和引导，以显示自己的英明和大度。他的这一手并不高明，甚至连他的儿子乾隆看来都觉得里面的漏洞不小，于是雍正当时发往地方政府的雄辩大作《大义觉迷录》被收回了，于是当时“被猫放生的老鼠”又被重新抓了回来，还是照杀不误。


　　根据史料上记载，清朝文字狱众多，著名的除上述例子外，还有查嗣庭、胡中藻、王锡侯、徐述夔等案，而其他大大小小的案子更是不可胜数。案中被株连的人众多，遭受的处罚也让人大开眼界。如死人被开馆戮尸，活人被凌迟、斩首、绞死，亲属遭遣戌，妇女被入官等等。这里面，有死不喊冤的，但更多是被牵连的无辜。其实满清统治者们也未尝不知道里面多是冤死的魂，如出题“惟民所止”被诬为就是“雍正无头”的考官，如随意题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秀才，如自号“古稀老人”但不知此号已被乾隆皇帝“专用”的官员，尽管全家哭喊求救的冤声动天，尽管众多的旁观者们也觉得冤情深重，但清政府仍然要“杀无赦”，他们要的就是“宁肯错杀一千不让一人漏网”式的“震慑力”。


　　这种“震慑力”的余威的确巨大，以至于清朝中后期众多的士人以不谈政治为识实务，将大量的聪明智慧用在了文字、训诂、名物的烦琐考证之类学问上，世人称其为“虫鱼学”，这种学问其实与世无益。“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龚自珍看不起这样的文人，但举目之下，有几个文人学士不是如此？


　　一个时代长时期的停滞，一个时代长时期的噤若寒蝉，势必影响到国家民族整体的活力。其实，在年轻气傲的龚自珍准备彻底抛弃那种没有趣味没有意义的“虫鱼学”的时候，却已发现这个国家已经死气沉沉毫无生机，成了一个不仅才相、才史、才将、才士、才民、才工、才商都极为缺乏的衰世，甚至还是连才偷才盗都很少见的社会。1820年，正是整个西方世界朝气蓬勃的时候，而在清朝这里嘉庆皇帝为君25年已撒手西去，接替他的新君旻宁定下了以后用的年号——道光。就是在这一年，这位中国旧世纪里最后的伟大诗人，在某个城郊的某一个灯火参差的傍晚，走进了深深的芦苇丛中，他劝人千万不要再登高望远，因为他已明显地感觉到：这辽阔的中原大地忽然之间已经是沉沉暮气了……


　　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


　　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


　　十九年过后，还是这位诗人，只不过早已不再是英姿勃发，而是变得更加抑郁和悲凉，面对长夜难明、万马齐喑的死寂，诗人忍不住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内心呐喊：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尾声

　　1840年以后的多年，“天公”并没有抖擞，降下的却是无比深重的灾难。然而，惊雷毕竟响了，人材毕竟醒了。但人们醒来时，家园已破，景物已非，国已将不国，整个民族沦落到一种俎上鱼肉的境地。


　　有人说康熙伟大，我怀疑。


　　有人说雍正英明，我嗤之以鼻。


　　有人说乾隆潇洒，我真有些懵懵懂懂了。


　　但说这是极端自私的一群人，我却相信。


　　17 世纪末，在西欧的岛国英国，资产阶级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终于控制了政局，逐步确立了资产阶级国会制度，从而为“日不落世纪”的来临奠定了基础。而在经济落后的东欧俄国，彼得一世开始了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改革，他本人不仅从形象上剔去大胡子换上西装，而且从政治、文化思想和科学教育上全力倡导革新图强。而在清朝，康熙帝在其一系列的军事胜利后，却是一面将自己极力打扮成儒家文化的倡导者，一面又于无声处时时警惕着全国各地的思想异端，并且不时“凌厉出手”，用“文字狱”的大棒将天下士人打得噤若寒蝉、鸦雀无声。而他所御用的西方学士，不过用其在历法上日食月环之类的准确性而已，其实把这些人当作了朝廷宫中的装饰，至于西方的种种科学技术应用等等，几乎全是扯淡。说康熙和彼得一世是同时代的人，让人感觉有些时空错位。


　　在18 世纪初，文化启蒙和自由思想的火种开始在欧洲大陆上烽烟四起，众多的欧洲青年们开始热衷于“周游列国”式的文化旅程，旅程让这些欧洲青年们强了筋骨、开了眼界、长了精神，继而让这些青年们成为欧洲觉醒和崛起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随着大量移民的相互流动，欧洲各国的文化、贸易开始交流和碰撞，其结果是碰撞出火花，碰撞出真理，最后碰撞出一个列强雄起、生机勃勃的欧洲。而与此同时，西欧诸国正为海上霸权而你死我活、硝烟四起，而中欧的普鲁士也正在悄悄崛起。正是在这个当口，雍正在干什么呢？前文已经提到，这个将各种伎俩玩得飞转的阴谋家，其实心胸格外狭隘，他所做的漂亮事，一是全力围歼那些思想异端的士人，一是严令禁止开采矿产和海上贸易。这样的人，有人歌颂说其统治下的中国如何进步、如何发展，让人如何相信？


　　18世纪末，法国进行了大革命，巴士底狱这个象征封建专制的堡垒被人民攻占，贵族的特权被废除不久，《人权宣言》得以发表；而随后不久，在新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功成名就的华盛顿力辞他人劝进皇帝位，在总统四年的任期后不愿意在这个岗位上“奋斗终身”而毅然离去……而就是在这个“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时代，乾隆皇帝在赚得诸如 “十全老人”之类的众多浮名后，在为君称朕六十甲子年禅位后，在继位的儿子面前依然留恋他的皇权，而众多的社会危机正“十面埋伏”于后任者的周围。说乾隆处在这个伟大的时期，说他与华盛顿是同时代的人，让人简直不相信。


　　然而，在甲申年又一次来临的时候，我又一次想到那棵树，想到了那棵树时，有些事我相信了：同样的时间，会有不同的空间。


　　17世纪40年代，相隔几万里的东西方两位君主以不同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这仅仅是另一种开始的一个楔子——


　　在此之后的近二百年间，东方那个庞大的帝国继续重复着那大而无当的梦，奴性的心理、窒息的思想和腐朽的制度，使两三千年走在世界前列的文明江河日下了，帝国与其说是“沉睡中的巨人”，不如说更像一位“病夫”——只是这“病夫”不光四肢无力，而且脑子也不好了。而西方那个岛国在近二百年的光阴里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近代史的第一页先从那里翻开，其人文科技、法制思想和工业革命也在深深地影响着整个世界。


　　1793年的那个夏天，英国使团驾驶他们的船队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他们以补贺乾隆皇帝80大寿的名义，拜见了大清帝国的“九五之尊”。乾隆和满朝官员格外重视的，是英国使团如何行礼跪拜，而对其带来的天文望远镜、地理仪器、钟表、船只模型和武器等等东西却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态。这年秋天，领队的马戛尔尼带着遗憾离开了北京，他十分肯定地说：清王朝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胜过邻船的地方，只有体积和外表。并认为英国会从这个国家中捞到好处的。英使团离去40多年后，即17世纪 40年代的近二百年后，两个国家第一次进行较量时，东西方早已没了那架“天平”，世界成了一边倒的舞台。


　　两个国家较量时，虽然大清国也崇尚“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但泱泱四亿人的大国却没有几人知道：世界到底有多大 ？ 英国到底有多强？据说，连林则徐、魏源这样“睁眼看世界的人”其实也所知了了。


　　这次较量，其实也是两个国家二百年积累的一种较量——当初的历史是否是一种前因？但无论如何，后果是有了。


　　还是那棵树，回首时它已变成了三百六十年前的那棵树。那棵树应该让人警醒，让人深思，让人发奋。


　　又一次想到那棵树，使我感觉到一种后怕：政治的惰怠、残酷、自私和腐朽，加上大众心灵的冷漠、闭塞、自大和麻木，几乎葬送了一个长时期走在世界最前列的民族。


　　又一次想到那棵树，使我感觉到一种庆幸：一个经历过掉下悬崖、后又爬出谷底的民族，已变得清醒，正恢复着元气，她渴望着更加强壮与成熟，也就是说，她渴望着新生。


　　雪晴


　　二○○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凌晨五点二十分于家中草成


　　甲申年正月初八卯时菏泽


　　二月八日定稿

zm799

夹山古意

据石门县志所载，夹山因“两山相夹，一道中通”而得名。然而民间却有另一种说法：夹山原本日开夜合，一天黄昏，某孕妇依山而过，山势偕同暮色合拢，将她连同腹中未见天日的小生命一并吞没。血光之灾震惊山神。为了悲剧不再，这山便不再开合了。在民间传说中，夹山倒不失为一座有灵性的山，颇具慈悲为怀的菩萨心肠。文野两说虽异，但有一个共鸣点：夹山为两山组合而成，似夹非夹，若即若离。
从山脉上看，夹山系交苍接黛于石门县城南十九峰的最后一峰。清人吴恭亨有诗云：“一十九峰青不断，连云列戟石门山o”连绵数十里的十九峰之主峰，颇有几分“刺破青天锷未残”的雄奇，其它诸峰亦有“列戟”般的峥嵘，但夹山似乎是刺天剑戟下一络飘逸的缨，脊岭呈抛物线似的柔，且漫山遍野全是苍翠间驳的绿。乍看上去，两抹青山如古代美人的绿衫一般交叠成V型领，一片淡淡的山岚正从交叠处漫漫开来，亦如衫领间那蝉翼般亵衣下隐隐透现的冰肌雪肤；至于美人的花容月貌，自是让云雾遮住，看不见了，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天下名山，多以巍峨雄奇见长，而夹山高不盈百丈，既无雄岭碍天，又无奇峰镇地，显然无阳刚可言，只有阴柔可品了。不过我倒以为夹山的阴柔正与佛家的教义相谐，与香烟渺渺、梵音袅袅的氛围相吻合，唯其如此，才成为三朝御修千年香火的佛教圣地。至于那些让阳刚之气亢奋得掎云挂雾的奇山异峰，倒只适于舞剑炼丹的道士们辟建道观。
夹山的美不仅在山，亦在水；碧岩泉东，是波光潋滟的玉带湖。湖的右岸，是与夹山“相看两不厌”的一溜条小山，葱茏的灌木丛，绿云般地覆着圆浑的山体，倒映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构成一幅绿色曲线错叠出的现代派画图。湖的中心，耸立着数百平米粉墙黛瓦的水榭，将圆形湖面间成玉带似的一轮。湖的左岸，是一抹仿古长廊，朱栏黄瓦，以鲜艳的金红二色彩绘于水面，恰似一串宝石镶嵌在玉带之上，这玉带之美，全凭了一湖清纯如笋尖露珠般的水。
碧岩泉即是那清澈湖水的活水源头之一。碧岩泉泉眼不大，水从池底的细沙间汩汩流出，像一串串珍珠。无论春雨染绿柳条染浑池塘的夜晚，还是秋霜冻红枫叶冻白板桥的清晨，无论是苦旱龟裂河床的日子，还是冰雪封杀溪咽的时令，她都不徐不疾地吐珠喷玉，从不间断。这泉眼，有如李白的绣口，只不过一个吐出的是半个盛唐，一个吐出的则是半部夹山春秋。“猿抱子归青樟岭，鸟衔花落碧岩泉”——在这句誉为“夹山境”的千古绝唱中，碧岩泉便占了一半风流。据说，当年夹山开山祖善会手持其师赠别的这一偈语寻至此地，见猿抱子嬉戏于青樟岭，鸟
衔花纷投于碧岩泉正与偈语相合，遂于斯开启丛林。偈语之说近乎神话，无以考证其真伪。不过在禅林史话上，却记载着善会的另一佳话：某日，善会喝完一碗茶后又自斟一碗递给侍僧，待侍僧欲接时陡问：这一碗是什么?侍僧一时语塞。明明是茶，却偏问是什么，其言外之意，茶亦非茶，乃禅也。据日本当代禅学家秋月龙珉考证，这就是“茶禅一味”的发轫之作。不难看出，最先悟出茶禅之道的善会极具天赋，也必具慧眼，相信当年从南方远道而来的已65岁高龄的善会，定曾在我此刻身处的碧岩泉歇过脚。是清冽的泉水洗去其眉睫上的浮尘，拭亮那花甲之年的双目，使得他慧眼独具地发现了夹山。从某种意义上讲，碧岩泉不啻是天地磨研出的一方墨砚。善会用心灵之笔蘸着碧近墨色的泉水，方写就夹山寺这千年古刹的辉煌开篇。仿佛天造地设，碧岩泉边恰好有座状若笔架的玄色石壁，正与碧岩泉这方巨砚相映成趣。令人遗憾的是：民国某年大旱，村民欲将泉眼炸大拓取更多的水，结果是泉眼非但未大，反而将笔架般的石峰炸得如同雷霆击焦的树桩。可叹那些饮碧岩泉水长大的人们，始终未能品出泉的秉性，以为施暴就可以使纤细泉水就范，殊不知泉有泉的贞操，水有水的品格。严寒中，柔如月光的泉也能刚烈出白玉般的坚贞，高压下，柔弱无骨的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好在碧岩泉并不计较凡夫俗子们的愚行，依然如故地喷珠吐玉，源源不断地奉献出甘冽的清泉。
在夹山历史上，倒出了一位因善品碧岩泉而饮誉古今的人物，那就是宋时高僧圆悟克勤。时任夹山寺住持的圆悟，不仅继承了善会祖师的衣钵，更是对其“茶禅一味”的理念情有独钟，常常将这四字写成条幅，赐赠僧徒。他在夹山七度寒暑，著成被后世衲僧珍为“宗门第一书”的《碧岩录》。其实《碧岩录》并非圆悟笔耕之作，而是其弟子将他日常对《雪窦百则颂古》的评唱辑录而成，有点像孔夫子的《论语》。自古出产一种名茶，叶片浸泡后，牛角般张开，晃动杯水微澜中，好似群牛相抵牾，俗称“牛抵茶”。莫道其名不雅，却是唐宋九大贡品茶之一。大约圆悟当年占了近水楼台之便，岁岁早于皇帝老儿先饮贡品为快。可以想象，圆悟一边徐饮着碧岩泉沏泡好的牛抵茶，一边向弟子欣然悠哉地评唱佛旨禅意。好茶激活着思绪，好水滋润着喉嗓，空灵的吉光片羽翩翩飞来，睿智的禅理玄机娓娓道出。此前，西来佛法与本±文化相生出来的禅，被一些宗师与喜佛好禅的仕人们神秘化为可参而不可言的玄学，并立有“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禁忌。《菜根谭》中有这样一则并非故事的故事：“某僧欲辞别其师，去他处学禅，师即用棍棒猛击其头。徒顿悟，大叫“懂了懂了”，师笑曰“你说你说”，徒启唇预言，不料又是乱棍直下。瞧，禅即如此说不得的玄乎!而圆悟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仅口若悬河地评说，还让徒儿们连篇累牍地记录下来，真可谓是伽蓝的改革家。然而中国历代改革者鲜有好结局，出家人亦莫能外。圆悟圆寂后，其坐化出的舍利子犹未寒，那些泥古不化的卫道僧们便仿效秦始皇，将这本充满禅机、睿智与哲理思辩的“宗门第一书”付之一炬，遂将《碧岩录》连同“茶禅一味”的墨宝流布海外，大有孔圣人“道不行、乘槎浮于海”的况味。所幸的是，《碧岩录》传至东瀛，不仅使禅风四靡，还催生了日本茶道。据笔者考证，日本茶道开山鼻祖珠光，则是圆悟的第13代法嗣，其茶道理念必然会受到《碧岩录》学术思想的启迪与影响。始皇帝播种的焚书之火，烧得《碧岩录》远遁扶桑而新生，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是凤凰火中涅檠再生。至今，圆悟手书的“茶禅一味”，还被日本奈良大德寺作为镇寺之宝珍藏着；“猿抱子归青樟岭，鸟衔花落碧岩泉”的对联，还高悬在岛国众多典雅的茶室。土995年季春，日本茶道主流派“里千家”茶道学会会长多田佑史万里迢迢寻来夹山，俯身饮了口碧岩泉水，慨然长叹：今生可以暝目也!管中窥豹，可见日本茶道传人对夹山圣山圣水崇敬的一斑。
我对日本茶道知之甚少，对国粹的茶饮也知之不多，眼下置身于茶道源头碧岩泉，却不能不为主倾倒。手捧着一杯友人送上的香茗，浸于正从水面浮飘而上的凉意中，自周身的每一个毛孔沁入心扉，几乎身心禅定了。饱餐着对面山上苍翠的秀色，细啜着绿如琼浆的茶水，感悟着碧岩泉的灵性，直觉得肺叶正被四合而至的绿染成了两片绿叶。
善会、圆悟两代高僧从茶中品出了禅味，而圆悟之后500年，夹山的又一位高僧却从茶中品出了酒香。他便是于清初以奉天玉之法名禅隐于斯的李自成01982年从夹山寺大雄宝殿夹墙里发现的《梅花百韵》木刻残版中，幸存有这位末路英雄豪气犹在的诗句：“煮茶当酒唤同流”。寥寥七字，将草莽味与英雄气勾勒出来。可惜其诗不全了，只留下残句可品。还好在夹山周遭与李自成的故乡米脂，尚流传着一首完整的闯王诗：
一代英雄赴飘萍，大块空余百战身。
捣碎乾坤惊日月，踏翻宇宙走雷霆。
时来作恶天还怕，运去看经佛不灵。
事业尽随流水去，禅房梦醒夹山青。
禅房梦境，醒后感慨，均让诗给含蓄了，或许，他梦见了金戈铁马的长啸，鼙鼓号角的争鸣，捣碎乾坤的神勇，立国登基的威仪；或许，他感叹过风云骤变的无奈，昙花一现的无情，黄卷青灯的落寞，禅房冷月的凄清；或许，他根本没有这么伤感，只有煮茶当酒的豪情……对于李自成的最终归宿，眼下史学界虽有异议，但夹山说已成为了主流说。喜读史善读史的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细读过由李鼎铭先生呈上的以李自成禅隐作结的历史小说《永昌演义》，对其书予以肯定，对李自成予以高度评价，一反前人史册斥之为贼的定论，将他誉为“陕人的骄傲”。全国胜利在望，毛泽东又与黄炎培以李自成失败为题，讨论如何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怪圈。至于《明史》中有关李自成走死九宫山的记载，他早就持有怀疑，进京前夕，曾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这是进京赶考1 300年前，赫赫有名的农民起义英雄李自成，高奏凯歌进入北京城，仅48天就狼狈地逃出了紫禁城，最后流落民间，连他的卒年和安厝地，至今没有个准确的说法。诚然，毛泽东不是史学家，也不能用其“最高指示”替代史论。如果说对于历史疑案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毛泽东的见解则可以说是伟者见伟了。倘若伟人健在，能看见近年夹山出土的有关闯王禅隐的文物及其史料研究成果，大约会说：李自成安厝于斯也!
今年又逢甲申年，距李自成胜利进军北京旋即又败走北京已360年，可谓是“甲申三百六十年祭”。此刻我坐在碧岩泉边，遥望着掩映于绿荫中的夹山寺，不禁浮想联翩。这座曾有过三朝御修之辉煌的江南名刹，闯王禅隐时亦曾有过“九殿一宫”、“骑马关山门”的雄阔。九十年代修复了五殿一宫，可见当年恢弘的大部分。毗邻山门的九曲桥上，依稀可寻伽蓝潜龙的足迹；大雄宝殿旁那幽深的地宫里，隐约可觅刀光剑影的遗存；有那弥散于古刹内外的袅袅梵音，仿佛还诉说着300多年前的甲申风云；那徐疾有致的鼓鸣磬吟，似乎可辨闯字旗下的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东瀛茶道源斯水，甲申风云息此山。
东瀛茶道源斯水——似乎既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悲哀有历史的遗十艮，也有现实的警醒。甲申风云息此山——既有历史的遗恨，也有现实的警醒。
夹山，委实需要品：品山，品水，品茶，品历史，还有那《碧岩录》东渡扶桑的悲欢，还有那犹带甲申风云的钟声、磬声……



村学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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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雪垠希望身后发表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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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6-11/15:00
姚雪垠曾一直担任“中国新文学学会"的会长。我是该学会的副秘书长和“姚雪垠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与姚老交往较频。1994初，姚老来函告我,他拟每周腾出一个下午,向我讲述他的生平及《李自成》的创作情态,并嘱我带上一名研究生及录音机做好记录。我和当年的研究生杨鹏于4月29日和5月17日两次来到姚老的家中。他谢绝一切来访,专心致志述说,谈锋甚键,情辞恳直,夜幕将至而兴犹未尽。姚老嘱附我:“你把我的这些谈话保存好,在我生前不必拿出去发表。”后来这样的约谈因姚老未能再抽出时间而中断。两次谈话均由杨鹏根据录音整理、誉抄。
姚老逝世已近一年,我将这些郑重保存的资料披露于世,以此作为对姚老的深切的缅怀和纪念。
李复威

我对历史的研究很有工夫
（1994年4月29日下午3：00—5：00）
《李自成》第五卷第一单元写得很有特色。
首先,是历史问题。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历史小说大量出现,但都是不懂得历史。像我们这么一个传记文学、历史文学都很发达的国家,我们有作家懂历史的传统,但目前的情况很不好,譬如说湖南有个作家写的《戊戌喋血记》里说酉时太阳很高,这是缺乏生活常识,酉时明明是深夜,怎么可能太阳很高呢?再比如小说中说袁世凯向荣禄告密说谭嗣同要包围颐和园捉拿慈禧,荣禄专门设了个跳舞会来招待袁世凯,这也是不可能的,那时怎么会有跳舞会?那是二、三十年代的事情。小说中还写到赛金花非常开放,赛金花是个苏州女子,有中国妇女的传统,这也违背了历史真实。这本书我没细看,只是翻了翻,太缺乏常识了,简直没法看。再比如说还有一个作家写战国时代就有近体诗，近体诗到唐朝才确定下来,这怎么可能呢?又比如说有本写隋炀帝的历史小说，小说中有个细节写宫女们私下说“炀帝怎么样怎么样”,这也是明显的历史知识不足。炀帝是唐朝时封给他的,是个贬义词,那时隋炀帝早死了,宫女们怎么会知道?
我的小说中牵涉到了郭沫若曾谈到的清兵入关问题。郭沫若这个人我一生最不佩服。我认为对他的《甲申三百年祭》批判很重要。他说是因为刘宗敏霸占了陈圆圆,清军才入关。其实根本没这事。清兵入关,大顺朝生死存亡,怎么可能因一个妓女误国呢?再说当时北京烟花女子有的是,这怎么可能呢?那时汉满两民族一场大战,是汉族的大悲剧,不可能归结到一个妓女身上。我在《李自成》第五卷第一单元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澄清。
六十年代吴晗看了我的《李自成》第一卷原稿,非常激动,邀我来北京,那时他在北京饭店请我,谈了两三个小时。吴晗是个历史学家,学者,但学者都有他的局限，他对明朝初年很了解，但对明末及清朝历史不熟悉。他告诉我，《李自成》第一卷超过了《三国演义》。吳晗明史学会会长、学部委员，而我却还扣着右派帽子，按理说我应该谦虚，但是我没有。
为什么？我比罗贯中晚生了六百年，我懂历史唯物主义，他不懂。他的思想是南宋以来的封建正统思想；我懂历史，他却不懂，他写小说的依据是根据说和民间传说；我懂小说艺术，他却不懂，他只写了战争，没写生活，风俗人情，写生活、风俗人情是《金瓶梅》以后的事，而我写了。不说别的，单单从历史进化论的角度，我就胜过了他。
我认为郭沫若是“五四”时代诗人，而不是史学家。
我不适合于搞政治,我从来没写过一个字歌颂毛主席。毛主席的确对我个人有帮助。但是,如果中国是个法制健全的国家,我就不需要权威来保护我了。你看英国有哪个作家寻求首相保护，美国有哪个作家要请总统来保护?因此，我从不写一个字来歌颂毛主席。
我作为在历史上能存在的作家,我有我许多的特点。第一,我从小青年起,就忠实于历史唯物主义。我对中国革命的路线很有研究,我这两年在研究苏联问题上也有自己的看法。我是个目光四射的作家,我最早发表小说是16岁。那时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是禁书,我只能偷偷地看。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还要写稿维生,所以我专看了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知道了中国当时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我几十年来对历史唯物主义非常重视,这是今天我的优点。
我是先有史学,然后才从事文学的,因为史学在前,所以我有我很深的史学底子。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念》我不知看了多少遍。另外,“五四”以来的几派史学,我都很有了解,像以顾颉刚为主的“正统史学”,对古代史表示怀疑,我认为那是不懂历史唯物主义,对不该怀疑的也怀疑。还有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新思想研究,我也很了解,当时很佩服,我那时买了一本郭沫若的书,批了一句话“最心爱的书”。但现在来看,郭沫若的史学,哲学底子不厚，还不如我。可以说，这三块史学对我都有影响，后来我得出结论，必须踏踏实实地整理资料，才能知道什么对，什么不对。当时的历史学家杨荣国(中山大学教授)、赵纪彬(人大教授)都是我的朋友。如果不从资料上下功夫,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就会用不好,所以作为历史小说家,必须是历史家，并且还需要是杂家。
郭沫若去世时，胡乔木在评价郭老时谈到谈到了四点。我就给中央写了封一万多字的长信,中央当时准备就这个问题召开一个会议进行专谈。我这么说,扑告中称郭沫若是个伟大作家,伟大作家必须有伟大作品,郭沫若的历吏剧都是现代剧,算不了伟大作品,是不是伟大,需要后人来评,中央说这话太早了。郭沫若在文学界没有多大贡献,在思想上也没多大创举,因此不够算伟大的思想家。胡乔木同志说郭老晚年思想有毛病,我不同意。我认为中年开始就说话缺乏科学依据，比如说他考证白起进了楚国三年后被楚国人民赶走,是因为北方有铁器,南方是铜器,北方在武器上胜过南方,所以北方取胜。这不见得,两个民族的生死大战,不可能是铜铁问题,所以不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你比如说美国的武器很先进,但也没有搞垮越南。
我对历史研究有功夫,我写东西很认真。
多尔衮这个人可了不得,他大战前,先了解战争,原来打算从密云一带的长城缺口进入北京因为山海关是很难攻破的。在此之前,清兵曾经从长城缺口进人关四次，一直打到河北、山东一带。后来他了解到吴三桂要去搬救兵,于是不走原来的路,直奔山海关。大兵压境,吴三桂被迫投降,多尔衮重用他,让他连升两级,封他为平西王,真是雄才大略,权术过人。
过去史书上说皇后下嫁,这也是汉人的政治谣言,没有此事。多尔衮与皇太后有感情,他当时很年匠,才31岁,这是很可能的。爱情在内心萌发,也很自然,但下嫁却不可能。多尔衮后来活到了70多岁,没当皇帝,他回沈阳时,因为腿脚不便,康熙皇帝亲自下马扶他,说明康熙对他很尊敬。如果多尔衮年轻时有越轨行为,这是不可能的。康熙就不会对他那么尊敬有加。
《圆圆曲》里有两句诗很有名:“痛哭三军尽缟素,冲关一怒为红颜”。这是像《长恨歌》里唐玄宗到蓬莱找杨费妃一样,是虚构的,是浪漫主义。《圆圆曲》不是咏史诗而是政治抒情诗。多尔衮当时人关时,只是和皇太极一样,想到的是恢复金朝的疆域,并没有想到统一中国。中国太大了,他不敢想,但打进北京后,南面的政权乱七八糟,像《桃花扇》里写的,因此他便领导清兵乘势南下。
多尔衮在位时始终没有当皇帝。这是从大局考虑,我在《李自成》第五卷第一单元里也写到了。
《李自成》的趣味很丰富,都是有历史来源的。它相当于一部百科全书,这在中国还是首创。五四以来,中国小说都是单线发展，复线发展的很少,包括茅盾的《子夜》，也是单线发展，他曾做过复线发展的努力，但失败了。
（李复威 扬鹏整理）

对长篇小说的结构，我有突出贡献
（1994年5月17日下午2：00--4：30）
我提出一个创作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可以不谦虚地说,写小说的都是跟我学的,我提出这个创作道路有三十几年了。1957年划右派时,我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给我一碗饭吃,让我当一个反面教员,不能出书,不能发表文章,老老实实改造。我对极左思想是恨入骨髓,将来非写回忆录不行。1958年,中央传达了铲除毒草的指示,许多人怕我自杀,当时我在武汉,中南作家协会的党支部书记老韩来找我谈话,我说老韩您放心,我没有犯过政治错误,在大学教书也是中等偏上的教授,我有我独到的优点,我研究过美学,我会历史,我有我的古典文学基础,我可以将古典文学运用到新小说当中,我不会自杀,也不会消沉。后来我又觉得我应当搞出点成就来,总有一天,即使我死了,历史变了,我也要让我的家人把小说拿出来发表,那样,我就给中华民族做出了贡献。于是我又开始写小说,我是一边哭,一边写,我写了20几万字给领导,领导根本不看,领导说不能写了。我问为什么不能写了。他说我们讨论过了,毛主席说过:“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你写的是民国初年的事,你那时还小,没接触过当时的人,没有深入当时的生活,怎么可能写得出小说,所以我认为不能写了。所以我对极左教条主义是恨入骨髓的,那些人单单听了“延安讲话”,就觉得不得了啦,官僚主义也很厉害。我于是大哭一场,把写了20几万字的稿给烧掉了,那部小说写的是民国初年民族工业怎样在中国发展,农民如何从农村涌入城市,到工广去,如果写出来,就是中国第一部了。我原计划是写30万字,我在回忆录中一定要重重提一笔。
当时我在上海大学教书,我是自学出生,不会成为大学者,在东北大学时我私下跟学生说:“教书是我暂时的职业,我要写出好作品来。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中国的《红楼梦》都成了历史上的名著,我立志要搞创作,要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作家。”于是我下决心回到了河南,一面哭一面写《李自成》。当时写《李自成》非常的困难,我被划成了右派,没有资格到图书馆读书,先前的一些藏书也不在身边,我是凭着我对历史的基础,一面哭,一面写的,当时我一听见脚步声,我就会起来,把稿子藏到抽屉里。我要完成的东西,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完成,但只要我把精神变成物质,总会有它自身价值的。我就这样写完了第一卷的草稿。如果没有草稿,也就不会有以后的《李自成》了。
少年时代我读的古书对我的帮助很大,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中国古代文人给我的精神鼓励很大,我一个劲地认定:如果生不能出版,死也要上交给国家。
我认为:历史小说是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现在的历史小说、历史电视剧,都是缺乏历史基础。我一直认为郭老不是历史学家,史学家不能浪漫主义,历史小说是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结晶体。现在的电视都不值得一提,缺乏科学的研究精神,不是缺乏深度,就是历史知识不够渊博。
写历史小说,哪些地方该说虚构,哪些地方不能虚构,是个很不容易把握的问题。比如“第五卷”第一单元,多尔衮说道,走山海关进攻北京,这是不能虚构的。再比如说多尔衮从密云进,李自成腹背受敌,与清兵相遇,进到山海关时,突然起了个大风,双方停住,等到大风停止时,清兵出现了,一下子万马奔腾,怒不可挡,李自成军队只好回头就跑,这是虚构。虚构有虚构的条件,首先要做到的是把握住历史真实,从必须进入到自由。如果写历史小说时,连当时的凤俗人情、地理环境他都不知道,那就无从虚构的。在塑造人物时,虚构是必须的……写历史小说与写现实小说有没有相同的道路呢?有,越对现实了解得多,对写小说就越有帮助。文学来源于生活,这句话是真理。但是,直接的生活是有眼的,间接的生活对作家重要得很。生活不要被原则僵化局限起来,这里的“生活”是广义的......我对文学的最大贡献,是文学语言问题和长篇小说结构问题。
我的生活经验很丰富,对古代士大夫的语言,上层知识分子的语言,一般群众的生活语言,江湖语言,封建知识分子语言都很了解并且精通。这对于以后写历史小说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了。我在写小说时,尽量避免运用现代语言,许多词汇,现在已经很难辨别哪是新词汇,哪是旧词汇了,这需要非常的小心。
另外,对于长篇小说的结构问题,我也有突出的贡献。我受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影响很大。以后的小说,故事的矛盾线非常的简单,茅盾在小说《子夜》中曾经作过复线发展的努力,但都没有成功,至于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它在故事结构上也是失败的,从诸葛亮一死,就没有故事了。《李自成》是一部史诗性的长篇,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它的确包含了极为充分的生活资料,写出了自古以来官逼民反的规律,也写出了李自成为什么由弱变强,又由兴盛到失败的内在机制,还写出了清兵如何人关,统治中国的过程,塑造了李自成、多尔衮等栩栩如生的人物。
.....陈独秀在理论上有错误,但做人很有骨气。他在脱离党后仍然一直不领国民党发给他的工资。在涉及党的利益时,他将自己的生死度外。他的身上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性.他对五四新文学的贡献是很大的,许多人不知道,所以许多人骂他，我却不骂。再比如说中国人骂李鸿章、骂胡适、骂左宗棠,我都不骂,李鸿章对中国资本主义早期的发展作过贡献,左宗棠保卫过新疆,是个民族英雄,胡适是个文学、理论、红学三位一体的学者,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别人骂他们时,我都不骂。
今天,我的谈话主要集中在三点:
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必须要有真才实学。只有具有了史学基础,具有了史学家的气质、眼光,明确了研究史学的正确态度,在研究历史时,才不至于莫名其妙。
二、进行历史小说创作,要有相当深的古典文学修养、比如我写的《李自成》如果我没有那么高深的造诣,是根本写不出来的。
三、进行历史小说创作,可以允许虚构,但必须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虚构。


李复威、杨鹏整理
文艺报

zm799

《神州遗恨：中原无复汉文章》
碧血汗青

李白当年流夜郎，中原无复汉文章。
说与南人未必听，神州只在阑干北。

这四句绝句，都是宋人所做。前两句出自苏轼《沿流馆中得二绝句》，后两句是朱继芳《淮客》中的，我把它们放在一起，固然是大乱韵脚不伦不类，只是觉得如果用来说明季之事，却真是再合适不过。此四句，似可道尽当时易代故事，其中意味。
今年是公元2004年，农历则是甲申年。中国人的干支纪年法，追溯起来源远流长。传说当年黄帝命大桡氏造纪年，于是就有了天干地支。我们的每一年，都是用一个天干配一个地支，一个循环六十年，俗称为一个花甲子。这六十年一个花甲子里，又有五个小循环，每十二年为一轮，于是便又有了十二生肖。甲申年，其中的“甲”是天干，“申”是地支。
中国历史上很多大事件，会直接以纪年来称呼，譬如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赔款等等。
不过就影响而言，这些恐怕都没有三百六十年前那个甲申年发生的事件来得那么深，那么大，那么地令以后无数人都难以释怀。
同样，三百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也一样无法释怀。
那个甲申年，是一个真正的多事之秋。那一年里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差不多每件事都足以使历史的进程大大改变。那一年，李自成进京，崇祯缢死，明室倾覆，吴三桂倒戈，清兵入关，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皇朝灭亡，自此以后，神州无复汉衣冠几达三百年。
只是想要把神州无复汉衣冠之事说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难度恐怕不小，因此只得信口散漫写来，因水准所限，其中繁杂无当之处在所难免，权做谈资。

第一章，明末朝政和大臣

一，皇帝的私房钱和拖欠军饷

三百六十年前的甲申年，公元1644年，正月初一。
崇祯皇帝早上走向皇极殿，按惯例去接受臣子们的元旦朝贺。
皇极殿，是明成祖朱棣，也就是赫赫有名的用乐大帝于永乐十八年所建，落成后命名为奉天殿。到了明世宗，也就是另一个很有名的皇帝嘉靖手上，于嘉靖四十一年改称皇极殿。
这是紫禁城内最要紧、最具有皇权代表的地方。
明朝从永乐大帝之后，所有的新君登基典礼，都必须在此举行，在这里登了殿坐了龙椅，才算是真真正正地做了皇帝。因此民间又把做皇帝叫“坐金銮殿”，这“金銮殿”指的就是这个地方。另外，凡是涉及社稷安定的大事，如天子大婚、册立皇后、命将出征等等仪式，也必须在此举行。最后则是每年的万寿、元旦、冬至三大节，天子要在这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然后在此地赐宴宗室、大臣，以示辞旧迎新，天下同乐之意。
可那天等崇祯上了殿，却竟然发现殿上一个臣子都没有。
崇祯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极勤政的一位皇帝。虽然如此，在他手上，朝中的党争却还是和前朝一样剧烈，并无太大好转。其末年的朝纲，也大约是历史上最坏的，好比元旦朝贺如此重要的节日典礼，臣子们敢于一个不到的，印象中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尚无先例。
我不知道崇祯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我觉得他肯定不会好过，至少会恼火，因为这样的情况并非是第一次出现。就在前一年，也就是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元旦，他的臣子们就失朝过一次。
而崇祯的脾气又一向不怎么好。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三月，他以失地之罪，一次斩杀蓟镇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霖，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蓟镇总兵吴国俊、陈国威，山东倪宠，援剿总兵祖宽、李重镇等三十六名官员，又开大明三百年来未有之先例，在殿堂上亲自主持行刑，夹断属官双腿，当头棒打廷臣，一棍纱帽为之裂。
崇祯做了十七年皇帝，期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现在的总理），杀了两个首辅大臣。换了十四个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这十四人，还都是正式的兵部尚书，加兵部尚书衔的尚未计算在内。在这些兵部尚书中，被斩首者有一人，治死者一人，自杀三人，下狱两人，革职查办两人。刑部尚书（相当现在的司法部长）则换了十七人。处死或被逼自杀的督师、总督，包括袁崇焕在内合计有十一人，如蓟辽总督刘策，漕运总督杨一鹏，督师熊文灿，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蓟州总督范志完、赵光抃等；斩杀巡抚十一人、被逼自杀一人：“终崇祯世，巡抚被戮者十有一人：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而河南李仙风被逮自缢，不与焉。”（《明史》）
不过有的时候，崇祯的脾气又是出奇的好，对事关朝廷纲纪和皇帝脸面的事，也能不了了之，其中原由，颇为难解。譬如在前一年崇祯十六年的元旦朝贺，准时到场就只有两个臣子，而崇祯十七年，则连一个臣子都没到，他都没大动肝火。
崇祯十六年元旦那天到的两位大臣，一位姓名不详，只知道是个勋戚，总之是个外戚，这人大约是个老实人，所以早早就准时赶到了。而另一位，则是崇祯面前的大红人，鼎鼎大名的首辅大臣、内阁大学士周延儒。
周延儒在事发后，只婉转兜了几句圆场话，就把崇祯皇帝的怒火平息了下去，此事竟就此不了了之。
单以此论，就可知这周延儒就绝非泛泛之辈。此人字玉绳，宜兴人氏。从记载看，他是个聪明奸臣，不但很能读书考试，而且容貌出众，善体上意。《明史》的《奸臣传》记曰：“万历四十一年会试、殿试皆第一。授修撰，年甫二十余。美丽自喜，……庄烈帝即位，召为礼部右侍郎。延儒性警敏，善伺意指。”金庸先生则在《袁崇焕评传》中这样说道：“周延儒之奸，主要是崇祯性格的反映。但‘逢主之恶’当然也就是奸。这个人和袁崇焕恰是两个极端。袁崇焕考进士考了许多次才取，相貌相当不漂亮，性格则是十分的鲠直刚强。”
这个周延儒，确实是个大大的奸臣。他的发迹，一是由于他聪明伶俐善于揣摩崇祯的心思，另一方面，和明朝末期几位皇帝喜欢攒私房钱这个莫名其妙的癖好有着莫大的关系。
明朝的几个皇帝，在对待钱财的态度上，都有些匪夷所思。按说一个人做了皇帝之后，最看不上眼的只怕就是钱了。因为他钱再多也没用，既没什么可以买的，也没什么物事是皇上要不到的。可明神宗，也就是赫赫有名的万历皇帝，他不这样。他特别喜欢攒私房钱。除此之外，这位皇上还另有一个更莫名其妙的行事风格，那就是不愿意见人。
万历做皇帝时只有十岁，那时的两宫太后都很信任名臣张居正。张居正虽然是罕见的正直忠臣，但他不象中国历史上很多正直的忠臣那样，到处得罪人。而且也不能算得是传统概念上的清官，还很善于权衡人事关系，公关手段不错。当时权力极大的司礼太监冯保就和他关系极好，加上两宫太后对他信任有加，所以内廷不但不会给他掣肘，还一直是他的后盾。
他当政的万历元年到十年期间，大约是明朝最富强的时期。对外，有名将李成梁、戚继光、李如松等人，北方蒙古人的入侵几乎次次大败，最后只能通过和明朝进行边市贸易来获取钱财，不敢入关抢掠，期间还出兵朝鲜，打败了入侵朝鲜的丰臣秀吉部队。对内，则治理黄河、淮河，清理农田面积，大兴邮政交通等等，一时间国家粮仓的储备粮可支十年以上，财政收入甚至一度达到支出后的盈余，都能超过一年国家所需的财政开支。
可惜好景不长，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去世。
万历自小就很怕张居正这个老师，好不容易等他死了，便觉得再无人可制他，于是开始大肆报复。第一件事，就是先追夺老师张居正的官位，抄了他家，又将其家属充军流放，更把将他的长子逼得自杀。再之后，就开始了无穷无尽的敛财历程，然后就是几十年隐居深宫不见一次大臣。
万历在不见外廷大臣期间，对所有和他私房钱无关的奏章也一概不搭理，以至于大明朝的官吏缺了一半而无法任命。关于这些情况，金庸先生在《袁崇焕评传》里如是说：

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称为“内库”。他加紧征收商税，那是本来有的，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矿税”。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甚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太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矿藏，要交矿税。结果天下骚动，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自然就强横不法，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有一个太监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商税，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神宗很懒，甚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御用税监呈报上来，他立刻批准。搜括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又比这数字大得多。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又：

在他二十八岁那年，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一年之间，臣只见到天颜两次，偶然提出一些建议，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皇上完全不理。……到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金庸先生这两段，除“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一句似打击面太大或可商榷外，其他甚是。
《明史》在《神宗本纪》中说：“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清高宗乾隆也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明长陵神功圣德碑》）
这两说所言，基本符合后世史家的公论，即明亡，起始于万历皇帝。
万历好钱，有人说是因为他母亲是农民之女，受他母亲影响所致。这似乎有些牵强。因为后来的崇祯皇帝虽然没什么寒门背景，而且还很勤政，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一样很吝啬于皇家私房钱，也就是内库中的内帑。这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实在令人无可考解。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冬，名将袁崇焕以督师之名出镇辽东，当地部队已经缺饷四月之久。先是，辽东巡抚毕自肃屡屡上奏请饷，但户部未有回复。至宁远、锦州军哗起，依仗当地军政部门的储备发出了大约两万军饷，又由毕自肃等人出面向当地商户借了五万，可依然短缺，最后毕自肃上书谢罪，自杀身亡。
虽然这两次因缺粮饷而酿成的军哗很快被袁督师暂时平息了下去，但军饷却依然没发足。而户部官员又说目前外库缺钱，需要时间才能陆续筹措完毕。
袁督师于是上书请崇祯先动用皇帝内库的私房钱——内帑发军饷救急，以平息缺饷军哗。但崇祯却秉承了明朝皇帝喜欢藏私房钱的一贯传统，心中极不情愿，勃然道：“将兵者果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
这话听着叫人觉得崇祯有点一听军哗已经平息，就不太情愿给军饷的意思。如果只是不太情愿也还好，但照他的意思，似乎只要将领安抚安抚，士兵们就可以不要军饷去打仗了，所以辽东部队缺饷哗变，是袁督师以及辽东将帅们未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才有此事，这就不免刻薄了。其实此事的处置上，袁督师为了不得罪户部委曲求全，已然有些枉杀无辜。当时他为平息军哗，斩杀了十六名为首军人，但那些军人只是绑缚上官索要所欠的四个月粮饷，所以书载只写“军哗”而不写“哗变”。为此袁督师已为时人所诟病，计六奇于《明季北略》中《宁远军哗》一条下评曰：“（毕）自肃奏请，而户部不发，则罪不在自肃，而在户部明矣！至崇焕斩其党，而宥首恶，颠倒如此，安得不启奸人之心乎？宜不越三月，有锦州之哗也。”顺便提一句，那些因缺饷闹事受处分的军官中，其中一位便是日后鼎鼎大名的左良玉，那时他还只是个小小的都司。
而那个周延儒不愧有“性警敏，善伺意指”之名，此刻马上就猜到了崇祯什么心思，这根小荷凭此露了尖尖角，开始在朝臣里一枝独秀起来。《明史》说他当时揣摩崇祯心思，“独进曰：‘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且效尤。’帝曰：‘卿谓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发。但当求经久之策。’帝颔之，降旨责群臣。居数日，复召问，延儒曰：‘饷莫如粟，山海粟不缺，缺银耳。何故哗？哗必有隐情，安知非骄弁构煽以胁崇焕邪？’帝方疑边将要挟，闻延儒言，大说，由此属意延儒。”
以此君臣二人言之，边镇官兵只要有饭吃就可以卖命去打仗了，而臣子还说“安知非骄弁构煽以胁崇焕邪？”，崇祯复怀疑“边将要挟”，此已然荒谬之极，然君臣二人并不满足于此就此罢手。
周延儒毕竟是饱学的才子，二十来岁就在大明朝的两试中都得了第一的堂堂会元、状元，胸中锦绣文章不少，故而他当时曾用了“罗雀掘鼠”的典故，道：“军士要挟，不止为少饷，毕竟别有隐情：古人罗雀掘鼠，军心不变，今各兵止少他折色（1），未尝少他月饷，如何辄动鼓噪，此其中必有原故。”
“罗雀掘鼠”典出唐朝大忠臣张巡在睢阳被安禄山乱军围困时。当时张巡部队因缺粮，有段时间靠抓雀捕鼠来充饥，到最后什么吃的都没了，人也打完了，终于全军战死被害，但却无一人投降。只是这“罗雀掘鼠”实乃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可崇祯却居然大以为然，周延儒的“罗雀掘鼠四字，深契圣心”，当下竟欣然点头道：“正如此说。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今日缺饷，岂遂至此？！”（2）
说老实话，部队将士是在为大明朝和崇祯皇帝卖命，这军饷原本就是朝廷应该发的。这位皇上好象一点都不明白，这些人是在为他守江山。照这君臣二人的说法，朝廷似乎不但不用发军饷，还可以要明军将士们饿着肚子去抓鸟捉老鼠来充饥，然后继续为他们去打仗。周延儒甚至诡辩说朝廷只是欠饷，又没减少士兵的饷银数目，崇祯竟也大以为然，还“深契圣心”，当真是焉有是理。皇上、大臣们对战地一线部队的欠饷问题尚且如此态度，更不用说对地方守卫部队的态度了。
既然皇上不发饷，要士兵们自己去挖老鼠充饥，这就难怪大明朝的官兵要去抢劫民家了。崇祯朝剿灭农民起义最有经验的两大臣之一，兵部尚书卢象升对这个问题总结得最为精辟，他在奏章中说：“请饷未敷，兵将从贼而为寇，是八年来所请之兵皆贼党，所用之饷皆盗粮也。”（《明史》）
原本西北、西南的农民军主要是由无组织无训练的饥民、流民组成，基本没有什么军事素质可言。但崇祯中期以后大股明军加入，尤其是大批中下级基层军官的加入，使得他们的军事素质大为提高，原来屡战屡败的不少“流寇”，一下变成了和明军一样有鲜明军事结构和具备标准军事训练水准的部队，故而极为难治。再加上各种其他原因的促成，最终一发不可收拾而颠覆了大明朝，这些，在后面章节中会再详细述说。
因此明季官兵之害尤过于流寇，或官兵转而为寇，或流寇们打出“剿兵安民”的旗号去争取民心，官匪殊难分清，整个情况已经颠三倒四，这也算是明末一大奇观，实在叫人哭笑不得。如此情形之下，大明朝又焉能不亡。
而崇祯、周延儒君臣两人的这些言论，读来又着实让人无话可说，惟有为舍生忘死抗击清军的袁督师和辽东将士们不但吃不饱、无钱养家，还因讨要拖欠军饷被指责的际遇心酸而已。
后来在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让袁督师含冤九泉的罪状中，也有说袁督师勾引清军犯北京，企图挟持朝廷以邀功邀钱一条，而主其事者温体仁，与周延儒为一党：“温体仁讦谦益，延儒助之。帝遂发怒，黜谦益”，又：“初，帝杀袁崇焕，事牵钱龙锡，论死。体仁与延儒、永光主之，将兴大狱，梁廷栋不敢任而止”（3）。当时的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在《剖肝录》中这样记道：“辅臣温体仁，毛文龙乡人也，衔焕杀文龙，每思有以报之。适枢臣梁廷栋曾与焕共事于辽，亦有私隙。二人从中持其事，焕由是得罪。时有[中]官，在围城之中，思旦夕解围。咎焕不即战。而中官勋戚有庄店邱墓在城外者，痛其蹂躏。咸谓焕玩兵养敌。流言日布，加以叛逆。”
可见袁督师下狱，固然祸起于清之离间计，但最后勘查九个半月竟依然不能洗冤，乃至以身殉国，实是因了周、温等人与钱龙锡等的党争，以及一干朝臣、太监因私产被清军所毁等小小私事而迁怒于袁督师之故，大明朝对清军战事的最后一根中流砥柱就此夭折。
近代梁启超推袁督师为“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说：“故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康有为则在《袁督师遗集序》中说：“天下才臣名将多矣，谗死亦至伙，而恻恻于人心，震惕于敌国，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假若间不行而能尽其才，明或不亡。”
袁大将军之死，崇祯先受敌方离间，过后事实已明但依然拒不认错，以袁督师之死来维护自己的皇帝脸面，当负首责；主其事者温体仁、周延儒、梁廷栋自然也一样罪无可逃，身为崇祯首辅大臣周延儒的这笔“功劳”，是不能没之的。
不过，最后周延儒自己也一样死在了清军犯京这事上，罪名之一竟也是“受贿纵敌”，真可谓天道循环，报应不爽。

（1）折色：明代赋税，原定征收的标的物称“本色”，如改征其他标的物或货币，则称“折色”。明初时，本色专指米麦，折色范围较广，《明史·食货志》：“云南以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代秋租，于是谓米麦为本色，而诸折纳税粮者谓之折色。”明中叶以后，赋税折纳银两较多，这种折征银两一般就称为“折银”或“折色银”，亦称“轻赍”。周延儒之意，是说朝廷只是欠发士兵月饷银两，但没有减少他们月饷的银两数目。欠饷便是欠饷，关月饷数目底事，周说实为无理之极。
（2）本文体例，以官史为本，如《明史》、《清史》、《实录》等，余则取旁书辨比取舍，以实其细末，并于注释中标明其出处，凡未注者，均与其后一注出处相同。在此说明，后不赘述。
崇祯和周延儒两人此几段对话，均出自文秉所著的《烈皇小识》。文秉，字孙符，长洲人，明代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文征明玄孙，天启、崇祯两朝名臣、大学士文震孟的长子。由于身处其间，他所记载的崇祯朝事有相当的真实度。明亡，其弟文乘因投奔抗清部队被杀，文秉也遭到牵连。他在《甲乙事案》自序中道：“予自遭仲氏之难，列在官府者，幸荷宽政，而托在至诚者，反罹密网，孑然数口，屏迹深山，吸风茹霜，莫可诉语。”黄容的《明遗民录》说他“明亡后挈家庐于文肃公之墓下，与天池山相距里许。幅巾布袍，与樵夫释子为侣。采橡实以自给，与城市人绝不相闻”。其所撰书有《烈皇小识》、《先拨志始》、《甲乙事案》、《定陵注略》流传至今，是研究明史的重要史料。
（3）《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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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增刊第4期：明朝灭亡真相
　　　　　　　　　目录
　　　　　　　　　　　　《明朝灭亡真相》（全文）
　　　　　　　　　　　　 1.萨尔浒大战战略
　　　　　　　　　　　　 2.明朝皇帝战略　
　　　　　　　　　　　　 3.明朝的军事实力
　　　　　　　　　　　　 4.袁崇焕战略
　　　　　　　　　　　　 5.凌迟
　　　　　　　　　　　　 6.崇祯战略 6.1.一为内忧 6.2.二是外患 6.3.三是用人
　　　　　　　　　　　　 7.皇太极战略
　　　　　　　　　　　　 8.明朝最后战略
　　　　　　　　　　　　 9.吴三桂的三个选择
　　　　　　　　　　　　 10.李自成兵败
　　　　　　　　　　　　 11.满清战略
　　　　　　　　　　　　 12.南明小朝廷战略
　　　　　　　　　　　　 13.史可法战略
　　　　　　　　　　　　 14.历史的战略
　　　　　　　　　　　　　写在前面
　 收到林洛先生寄来的这篇文章，非常欣喜。林洛先生在文中从各个角度详细分析了明朝灭亡、清朝建立的原因，很值得一读。比如他在对皇太极和明朝皇帝用人方面进行比较时，写道：“
　 皇太极对祖大寿这种强敌，有杀害无数清兵、背信弃义的事实，还能够容忍下来，接纳下来，并且让他一直平平安安活到老。这样的器量，也难怪满清能够使无数的人才死心塌地为之效忠。试问汉人皇帝之中，上千年来几个君王能有这样的器量呢？这样的君王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善待人才，又怎能使人才不趋之若鹜。明朝的皇帝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在分析李自成失败原因时，作者写道：“
　 李自成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也不存在急剧腐化，政策并没有任何错误。经历山海关兵败后才出现军纪问题，但总的来说，李自成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腐化问题。那么李自成失败在哪儿呢？……”
　 对抗清英雄史可法作者的评价是：“史可法是典型的文人出身，缺乏军事才能……不顾实力，只顾报君父之仇。在当时情况下，自顾南保半壁尚不足，却还要欲图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先讨伐李自成军，使得北岸清兵赢得时间和精力。……固然八十万老百姓的死守先该归咎于杀人者。但是史可法的心中，可曾把这八十万个老百姓当成一回事，考虑过他们的生死呢？”
　 最后，作者回顾中国历史写道：“没有谁是真正为了老百姓，强权都是打着为民的招牌谋自己利益，自我标榜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如斯而已。所以中国几千年来，换了这么多王朝，不过都是‘逐鹿中原’，那只‘鹿’就是老百姓，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希望此文对大家了解那段历史有所帮助，亦希望今人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中国》主编时寒冰
　　　　　　　　　　　　　 2002年2月1日
　　　　　　　　　　　　 《明朝灭亡真相》
　　　　　　　　　　　　　　 林 洛
　　　　　　　　　　　　　　　 1.萨尔浒大战战略
　 明朝与满清的第一次大战就是萨尔浒大战。以兵力论。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而明朝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叶赫（满清的世仇）兵二万，朝鲜（中国的属国）兵二万。共二十万左右。明朝是攻势。（一说明军共为九万兵力）明军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有火器钢炮，军火锐利得多。
　 清兵为一路。明军兵分四路，一路由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一路由辽东总兵李如柏率领；一路由开原总兵马林率领，并有叶赫援军；一路由辽阳总兵刘綎率领，并有朝鲜援军。杨镐坐镇沈阳指挥。
　 在指挥上，清兵统帅是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是历史上少有的天才军事家。明军的总统帅杨镐是文官，缺乏带兵经验，没有军事常识，虽然手下每一路的将领不乏经验丰富的军官，但是总体调度肯定有问题。
　 就士兵的素质看。其时明军政事腐败，连带军政废弛，军队缺乏训练，没有必要的军事准备。而且士兵来自各个地方，南方的士兵对北方寒冷气候不适应。清兵却是身经百战，军纪严明，在辽东作战，熟悉地形，适应气候，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清兵采取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战略，首先主攻明军西路。
　 西路军总兵官杜松，明军勇将，率军六万，是为明军主力。史书记载明清两军列阵交锋之时，突然天昏地暗，数尺之外就甚么也瞧不见了。杜松下令点起火把。这下明军在光而清军在暗，整个成为清兵的箭靶子。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主攻，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旗在右翼侧攻。杜松的身中十八箭而死。总兵官阵亡，明军大乱，全军覆没。
　 马林闻变，急守尚间崖（距萨尔浒山约二、四十里）。努尔哈赤挥军北进，大败马林兵。马林仅以身免，逃回开原。叶赫兵见势，不战自退。既败杜松、马林之兵，努尔哈赤即统八旗返回赫图阿拉。
　 当时刘綎不知萨尔浒之败，努尔哈赤使明朝降卒持杜松令箭，假报杜松已得胜深入，刘綎遂直进赫图阿拉，走到阿布达里岗，遭到后金兵夹击，刘綎战死于阵中，全军覆没。（东路总兵官刘絍，明朝骁将，曾打过缅甸、倭寇，更率兵援助朝鲜对抗日本入侵，大小数百战，威震海内）朝鲜兵大惊，不战而降。
　 明经略杨镐闻知三路兵败，急令李如柏撤兵，狼狈逃回。这一次战役，双方作战五日，后金大获全胜。萨尔浒之战的结果，辽东局势起了根本变化，从此明朝在军事上失去主动进攻的力量，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后金则由防御转入进攻，萨尔浒战后不久，后金又连下开原、铁岭，并灭掉叶赫，兵锋直指辽沈。
　 这场大战是清兴亡的关键，当时明朝国力强大，统计人口数量就有六千万，当时实行的是按人口缴税政策，所以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还有学者认为人口在1.5亿左右。其时满清人口约为50、60万，士兵为十万左右。无论怎样计算，明朝的人口远胜满清。明朝可算是有近乎无限的补充能力，满清却是难以承受一败。
　 就战前条件权衡，未必能证明满清一定能够胜利。明军各路指挥官都还是有能力的。
　 从后来的明清多次战争来看，明军问题主要在于士兵的战斗力，野战能力极差，而且士气低落。
　 明清的兵力差距很大，当时明军士兵还没有畏惧“辫子军”的心理，取胜不是没有可能。而努尔哈赤能够以集中兵力，利用时间差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分别与三路明军交战。这种运动战中部队的快速行动速度、持续作战的战斗力，以及统帅高超的指挥能力，的确令人咂舌。
　 明朝后期赖以克敌制胜的锐利火炮在这场战斗中派上用场。火炮固然威力大，攻击力强。但是致命缺点的是移动力差，如果一味依靠火炮，在野战中反而会拖累部队。
　 这场明清第一次大战，暴露了明军一些问题。随着以后的战略的发展，明军这些问题越来越体现在战略决策上，从而导致明军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因为战争的原因，造成巨大的军事开支使得明朝不断加重赋税，激化了国内的矛盾，导致明朝遭遇内忧外患的袭击，两面作战。
　 不过当时谁也不会料到满清将会取代明朝入主中原。满清无论从哪方面说，根本没有灭亡明朝的实力，（事实上明朝也不是满清灭亡的），在军事实力上满清也缺乏统一中原的兵力。努尔哈赤之后的皇太极，一代雄主，以战略眼光认识到自身实力的先天不足，没奢望满清能战胜明朝，只是努力想让明朝承认满清在山海关以北的统治地位，所以战略上一直很谨慎。
　 满清根本不可能灭亡明朝。明朝招致灭亡，完全是自身的原因。满清取代明朝，是在明朝自身、李自成以及满清的合力下造成的。
　　　　　　　　　　　　　　 2.明朝皇帝战略
　 努尔哈赤以13幅甲胄起家，到统一北方，野心勃勃。满清努尔哈赤有军事天赋，皇太极有政治天赋，多尔衮兼而有之。他们积极进取，都在小心翼翼地强大自己的实力，以前所未有的器量拉拢明朝的人才，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相反明朝的皇帝，行径却是匪夷所思，以常人不可想象的作为逐步毁灭自己的王朝。
　 首先得从神宗说起。神宗年号万历。坐了四十八年的皇位。当时明朝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发展相当的不错，国家富强。可是要破坏一个国家，对皇帝来说易如反掌。
　 神宗的所作所为简直不可理喻，可是明朝就是出了这么个皇帝，而且以后的几个皇帝都分别在自己的领域毫不逊色神宗。
　　神宗懒。
　 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
　 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神宗能够懒到这种地步，完全不理国是。大臣们的直言犯忌、乃至所有大臣都在骂皇帝了，也置之不理，以神宗的懒惰而言，很有可能是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
　 难以想象天下会有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皇帝。但事实上这样的皇帝竟然存在。对神宗而言自然谈不上什么战略了，想来再有本事的人在神宗面前也只能放弃努力。
　　神宗的贪也是一绝。
　 天下都是皇帝的，皇帝为什么还要囤积财产呢？皇帝拿这些钱能有什么用处呢，他要什么就有什么，钱能做什么用呢。可是神宗这个皇帝偏偏爱财如命，不过在明朝皇帝中倒也不是绝无仅有的。神宗在贪这一点上一点都不懒，比今天的贪官污吏的热衷丝毫不逊色。
　 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张居正死后，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神宗其他什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呈报上来，就立刻批准。
　 神宗重用太监，让太监作为皇帝代表到处搜刮，所收上来的钱全部放进自己的私人仓库，称为“内库”。
　 可以想象，这些有极大权力的太监出去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混乱。太监本来就是心理不正常的，现在以皇帝的名义做事，有着不受限制的权力，正是宛如出笼的猛虎。他们在将税上缴给皇帝的同时，也要给自己积累财富，这些钱对明朝老百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这样一个在位四十八年的皇帝和他的政策。就是明朝溃烂的开始。
　 正在神宗懒与政事、大肆搜刮的时候，满清开始崛起，并且发兵攻明，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举朝震骇。这时明朝发动了一次反攻，进行了前面介绍的萨尔浒会战。
　 萨尔浒会战大败，杨镐全军覆没，朝廷派熊廷弼去守辽东。
　 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都已经失陷。经过几十年神宗的“勤于国事”，其时军队纪律荡然，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免出战。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兵卒竟然全部逃跑。
　　面对这样的局面，皇帝还是拖欠军饷。
　 边界上的警报不断传来，群臣请求皇帝临朝，会商战守方略。皇帝总是派太监出来传谕：“皇上有病。”无论如何也不肯召开国防会议。
　　神宗的战略，我是迷惑不解的。
　 神宗死后，儿子光宗只做了一个月皇帝，误服药物而死。光宗的儿子朱由校接位，称熹宗，年号天启。
　 熹宗最大的特长就是做木匠活，并且真是一手好手艺。到了醉心于木匠活的地步。如果他是个木匠，倒也还称职，可是他偏偏是皇帝。
　 熹宗又是另外一个匪夷所思的皇帝。他对明朝最大的“贡献”就是重用了魏忠贤来治理国家。
　 魏忠贤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太监。想必任何一个王朝有了魏忠贤，就只能有亡国的下场。
　 于是魏忠贤撤掉颇有军事才能的熊廷弼，重用一大批八股文专家为统帅，导致了每每全军覆没，已经意料之中了。
　 明朝的这几个皇帝根本不在乎江山，一心一意的做自己的事情，倒也还逍遥快活。与满清的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相比，明朝的皇帝完全没有战略可言。很奇怪明朝居然还能生存这么久，这样一个腐烂的王朝，真不如早点结束好啦。
　 身为皇帝这样的不负责任、愚昧、愚蠢。究竟是谁的过错呢？明朝后期的太监掌权危害，其患并不在太监，而在君王的放纵太监。就战略来看，仅以双方统治者比较，明朝不亡，已经是没有天理了。
　　　　　　　　　　　　　　　　　　　 3.明朝的军事实力
　　以下是明代正规军的装备介绍。
　　每一营(5000人)其用霹雳炮3600杆, 合用药9000斤，重八钱铅子90万个；步枪、大连珠炮200杆, 合用药675 斤；盏口将军160位（盏口将军是明代对野战重型炮的称呼），另外有1000人为骑兵。
　 可见明朝军事实力很强，有重炮，有很多使用火药的攻击武器。可以看到，明军装备的“现代化”和”机械化“，比起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弓箭刀枪的清军，差距极大。
　 人数方面，明朝军队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朱元璋刚建国的时候，全国军队达180万人，后来永乐到正统时期甚至超过200万，正统以后保持在120万的水平。
　　而满清入关前最多也就十万八旗子弟。
　 明朝在装备和军力有巨大的优势，为什么会作战失败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军事制度，明朝制度是“将不专兵，兵不私将”。明朝的兵和将不是在一起，而是分开独立的，需要打战的时候才集结一起。这样能够防止大将拥兵自重造反，但是作战起来，则是效率低下，管理混乱和训练不足。
　　兵源问题。明军部队主要的来源是 “垛集军”。“垛集军”就是把大批人民划为军籍，世代相传。明朝皇帝一般把自己的对头变成垛集军的来源。
　 军户的生活相当悲惨。强制的军事屯田，世代不得脱籍，军饷微薄，战时做炮灰，平时做苦力，逃亡则采取连坐，强制亲戚家人代替。这样的兵源先天缺乏强大战斗力和高昂的士气。而且这种“为战而战”的“职业”士兵很容易军心涣散，厌战心理很强。
　 在明朝后期，采用了募兵制的征集部队方式。一般结果是民众将军饷一抢而空，然后四处逃命。
　 养兵问题。明朝实行军事屯田制度，的确是自力更生，不花国家的钱。但是在战争时期是行不通的，如果皇帝以可以屯田为借口克扣军饷，很容易导致兵变，军人生活已经困苦不堪，还要克扣正常开销，只会使得军队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并且毫无斗志。
　 战争时期军饷是极其严重的问题。神宗天性贪财，熹宗宠用的魏忠贤贪财，那些权位极高的太监也贪财，要发达的人只能以钱来谋升官，升官后自然要千百倍的剥削回来。军队的管理这也是这样，军官大肆贪污，虚报兵数。于是军费开销越来越大，户部这儿越来越没钱，只有加重老百姓的赋税。就这样矛盾越来越激烈，军事问题却没有解决。
　　政治上的战略直接影响着战争的战略。
　 明朝重文清武，军队的统帅基本都是文人出身，比如袁崇焕，也是进士出身。文人出真正的帅才很不容易，明朝的运气很好，明末抗清有三个名将，功勋卓著：熊廷弼是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做八股文考中进士的文人之中居然出现了三个军事专家。可是明朝皇帝罢斥了其中一个，杀死了另外两个。其他的文人统帅基本上就是全军覆没。
　 明朝的战略基本上是防守型。所以袁崇焕能够以几千士兵防守住满清十万大军，但在是野战的时候，明朝优势兵力却难以击败清兵。明朝的长城是很有名的，长城就是典型的防守型战略思维产物。
　 明朝后期根本缺乏积极进取的皇帝，战略谈不上积极进取是很正常的，加上体制和实力的约束，后期已经无法开展进攻战了。
　 所谓明朝的超级装备，在某些条件下就变成了不利因素。火炮是从外国传来的，制造这些装备需要大笔的开销，为了避免损耗和外流，一般这些装备都保存起来。可是到了战争的时候，士兵不会使用这些火炮，经常发生击中自己人的事情，更可笑的事，府库管理由太监把持，要使用火炮抗敌，还要向太监们行贿才行。
　　于是军事技术上的进步完全被政治腐败抵消了。
　 可见政治上的腐败完全能够抵消军事实力、军事装备的优势。这个时候军事上的优势甚至变成了危害自身的劣势。从战略上看，这些战争没打之前已经胜负已分。
　 如果不改变明朝腐败的制度，或者说不改变专制的制度，纵然是积累了战术层面上的胜利，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明朝的腐朽注定了他的没落。
　 明朝的溃败不是靠某个英雄能够挽救的。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英雄注定了悲剧的命运。
　　　　　　　　　　　　　　　　　　 4.袁崇焕战略
　 在官渡之战的时候，曹操并没有必胜袁绍的把握。军力相差太多，自己粮草不够，袁绍也不是昏庸之极的人，手下有大批谋士和猛将。曹操要战，是不得已。如果战前有求和的机会，曹操是不会放过的，积蓄自己的实力，削弱敌人的实力，从而达到不战而胜，或者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才是真正的战略。可是战与不战，本是曹操能够控制和选择的，其实曹操退无可退，退兵则必败。既然大环境不是曹操可以决定的，那曹操抱怨也无济于事，只有利用自己的优势和袁绍的劣势，把握最佳的时机出击，如此而已。结果虽然曹操的胜利，但并不是战前可以肯定的。即使有取胜的机会，也仍是需要双方统帅对队战机的利用、转换、把握能力。曹操还是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战后烧掉了自己军中与袁绍联系将领的名单，固然是收买人心的手法，但也是证明曹操清楚地看到那时的形势。
　 同样，袁崇焕无力改变当是明朝政治的腐败，而且抗清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的。但是袁崇焕不可能什么也不做，他还是有可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训练士兵，将满清控制在北方，甚至如果皇帝信任，假以时日，消灭满清也不无可能。看皇帝的战略，需要看到政治的高度，需要看的是吏治、政策、管理、用人。就一个将帅而言，要看的就是他在自己能力和权力范围内的作为。尤其是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的作为。很像下象棋，你比对手少了一匹马，埋怨和不冷静不会对你后面的棋有任何帮助，只有确认这个情况，下出着这种劣势情况最好的对着，利用对手的弱点和软手，争取胜利或者求和。才是正确的战略。
　 所谓战略，就是判断决策的过程，虽然能够对结果有直接和较大的影响，但最终结果并不是单方面战略能够决定的。凭借结果来对一个人定性是不可取的。
　 袁崇焕初到辽东的时候，局面很艰巨。明朝军事上已经是几番惨败，颇有军事才能的熊廷弼也被无端逮捕，士气低落。背后是昏愦胡涂的皇帝、屈杀忠良的权奸、嫉功妒能的言官；手下是一批饥饿羸弱的兵卒和马匹，将官不全，兵器残缺，领不到粮，领不到饷。
　 当时明军一切守御设施，都集中在山海关。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防守京师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没有外围阵地。清兵若是来攻，立刻就冲到关门之前。
　 袁崇焕提出了将防线向北移的战略，不久他到达了宁远，宁远在山海关外二百余里。袁崇焕到后，当即筑城，次年完工，城高墙厚，成为关外的重镇。这座城墙把满清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
　 袁崇焕指挥明军打赢了两次宁远大捷，都是血战险胜。但是这两次的胜利都是属于防守性质的，什么时候开战、什么时候撤走，都取决于满清，清兵有了这样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可以掌握战机，不利的时候就撤退，所以并没有给清兵造成实力上的致命一击，而且明军野战能力极弱，防守已经是十分勉强，更不用说追击。这两次大捷，其实都是清兵的战略撤退，而不是溃败。
　 其间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其中主张：一、用辽人守辽土；二、屯田，以辽土养军队；三、以守为主，等待机会再出击。他提出了战术的基本原则：“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
　 而且袁崇焕还提出和皇太极议和。（这时努尔哈赤已死，满清由皇太极掌权）当时议和是对双方面有利的事情。
　 满清方面，努尔哈赤新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皇太极的权位还不巩固。在经济上，因为与明朝开战，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市场。满洲当时是奴隶制，掳掠汉人农耕，生产力低。但军队大加扩充，这时已达十五万人，军需补给发生很大问题，偏偏又遇上严重的天灾，辽东发生饥荒。向关内侵略，又打不破袁崇焕这一关。
　 在这时候，皇太极定下了正确的战略：侵略朝鲜。朝鲜物产丰富而兵力薄弱，明清交战时，朝鲜出兵助明，又供给明军粮食，成为满清后方的一个牵制。皇太极进攻朝鲜，可以解决经济上、战略上的双重困难，同时凭借军事胜利树立威望，巩固权位。（不久满清进攻朝鲜胜利，朝鲜投降，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
　 明朝方面，明方需要的是练兵、筑城、屯田。明朝需要精锐的野战军，需要建设防御极强的城，更主要的是，朝廷向来拖欠军饷，不得已还要屯田来保障补给的供应。
　 明方的议和是攻势的，最后目标是消灭满清，收复全部辽东失地。清方的议和主要是守势，目的在巩固已得的土地，要明方承认双方的现有疆界，双方和平共处，进行贸易。
　　满清所提的要求是经济性的，皇太极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对于缔结和平具有极大诚意。可是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国，于对方来信一概不答，只由地方官和对方通信，而且对于议和一概不予理会。并且有大臣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
　 谈和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袁崇焕还是利用了满清入侵朝鲜的时机大大巩固了宁远的防御。
　 不久袁崇焕在魏忠贤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直到崇祯杀死魏忠贤后，才重回宁远担当大任。
　 袁崇焕坚持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主的战略。他第二次督师宁远，主要战略就是解决两个问题。
　　其一，军饷问题。
　 当时为了军饷问题已经发生了多次军变。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达四个月之久。袁崇焕杀了几个为首的军官，暂时平息了局势。可是军饷迟迟不到，兵士又哗变。朝廷一次又一次的欠饷，袁崇焕提出了发“内帑”，“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崇祯为此很不高兴，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最后才很不得已的拿出钱来。（看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府库清单所列，府库存银三千七百万两，金数千万两，而户部仅银四十万两、捐银二十万两。可见国库之虚，而皇帝的私家库房还是很充足，崇祯很舍不得拿自己的钱出来）
　　其二，议和问题。
　　袁崇焕罢官时候，皇太极开始自称皇帝。
　 袁崇焕回任之后，与皇太极开始和谈，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反应。袁崇焕提出先决条件，要皇太极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皇太极一直千方百计的求和，不但自己写信给明朝边界官员，又托朝鲜居间斡旋，要蒙古王公上书明朝劝告。每一个战役的目标，都是“以战求和”。他清楚的认识到，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明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满族的经济力量很是薄弱，不会纺织，主要的收入是靠抢劫。）
　　再看一段史实记载。
　 《天聪实录稿》六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
　 可见皇太极有相当的自知之明，用辞十分谦卑。而崇祯毫不理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不承认他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与他打任何交道。既不了解形势，又妄自尊大，并且还激怒了皇太极。
　 崇祯二年，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避开袁崇焕防守的东路，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可见满清之入侵，不是一个山海关可以守住的）
　 清军越三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兵势如风，攻向北京。袁崇焕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比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恶斗八小时，清兵终于不支败退，退了十余里。
　 袁崇焕知道这一仗侥幸获胜，在军事上并不可取，尤其在京城外打仗，更不能贪图侥幸。他对部属说：“按照兵法，侥幸得胜，比打败仗还要不好。”
　 袁崇焕其时因为急于救援，来的兵力较少，他想等到集结大规模兵力，再对清兵进行彻底的反击，于是他调度部分兵力深入敌后骚扰清兵，没有将所有援兵都调来守北京。本来这个战略是很正确的，皇太极这次孤军深入，已经犯了兵法大忌，按照袁崇焕的想法，完全有可能将满清部队一次性的击溃。要知道，满清根本无法承受一次这样的毁灭性打击。所以袁崇焕在等待最好的战机，等待勤王大部队的集结。
　 就在这个时候，清兵溃败之后，心中不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北京城的居民顾着自己身家性命，说袁崇焕不肯出战，别有用心。许多人说清兵是他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有人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石头砸死了几名兵士。
　 崇祯看到袁崇焕迟迟不肯决战清兵，又听到北京城了谣言四起，忧虑重重。加上皇太极恰到好处的一个“离间计”。崇祯终于把袁崇焕下狱了。
　 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崇祯催促满桂（袁崇焕手下大将）冒险求战，满桂不得以出兵，全军覆没。
　 祖大寿（袁崇焕手下大将）本来率军营救京城，看到袁崇焕下狱，掉头冲出山海关北去，结果又被袁崇焕修书回兵，意图打胜战立功救出袁崇焕。和清兵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切断清兵后路，逼迫清兵退回辽东。（袁崇焕死后，旧部祖大寿、何可纲率军驻守锦州、宁远、大凌河要塞，清军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
　 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很多。袁崇焕下狱，导致各路兵马军心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流寇”的骨干。从此溃兵加入流寇，使得只会抢粮、不会打仗的饥民有了军事上的领导， “流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成长为明朝的威胁。
　 后来，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在押送处死中途中，就被民众“咬穿肚腹，直达内脏”。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
　 袁崇焕既忠且能，可惜生不逢时，最后还落得一个凌迟。经历过袁崇焕的凌迟，以为无论谁投降满清都是可以理解的，想想以袁崇焕如此忠心耿耿，尚且是这样下场，何况其他人。
　 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吴三桂父亲吴襄曾为宁远总兵，都是袁崇焕的部属。明清之际，汉人的统兵大将十之七八是关辽一系的部队。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左良玉、曹文诏、曹变蛟、黄得功、刘泽清等都是。这些人有的投降满清，有的为明朝战死，都是极有将才之人，麾下都是悍卒健士。这些都是袁崇焕战略下培养出来的精兵强将。
　　　　　　　　　　　　　　　　 5.凌迟
　 相对于那个悲剧的时代，凌迟只是盛筵上一个不起眼的水果拼盘而已。那只是一个小小的结束，并不是这幕悲剧的高潮。那个悲剧时代太多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凌迟看起来也不算很不可理解。
　 既然说袁崇焕在战略上根本没有过错，为什么又会导致凌迟这个最终结果呢？难道是命运的不公平吗？命运甚至没有给过袁崇焕机会，都是袁崇焕自己在争取。相比之下，命运给了吴三桂机会，吴三桂也及时把握住了，命运也给了史可法机会，史可法却毫不犹豫的放弃了。
　　袁崇焕能够避开凌迟的命运吗？
　 袁崇焕绝非不知进退的人。在魏忠贤权倾天下的时候，袁崇焕一样在辽东给魏忠贤建生祠，魏忠贤派太监监兵，袁崇焕也应付得很好。袁崇焕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他中进士的主考官、保荐他的御史等都是东林党的巨头。可是在袁崇焕的战略中，他首先必须要有督师这个官位，才能够开展自己的练兵、守城战略计划，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当时，魏忠贤大肆消灭东林党人，对袁崇焕还算客气，不能不说与袁崇焕的妥协战略有关。到了今天，有些人习惯性的指责历史上说过违心话的人物，认为他们应该宁死不屈，直言不讳，其实是太过了。有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令人敬佩，有人忍辱偷生，也是为了解决问题，付出的代价、承受的压力更大。
　 要袁崇焕像史可法一样战死，像东林党人一样骂魏忠贤而死，很容易做到。袁崇焕并不畏死，可是这样的死除了给中国历史上增添一个道德高标，给自己留下一个“有气节”的名声，还能够怎么样呢？能够解决当时一丝一毫的问题吗？对国家有一点建设性的作用吗？当时明朝能够没有袁崇焕这样的人才吗？
　 然而，纵然是崇祯信任和重用袁崇焕，给予他完全的权利和军饷，袁崇焕如愿以偿地在十年内彻底消灭满清，那又怎么样呢？
　 他马上要面对的是李自成的百万大顺军。他还能够成功吗？
　 袁崇焕就像是一个消防队员，他积极的扑火，可是外面、里面都起火了，而且火势愈来愈大，最终他也会力不从心，他很有可能也能够平息李自成的大顺军，但是明朝腐败的制度才是那个到处放火的，他能够平息以后显然越来越多的“反贼”吗？他又能够忍心对没饭吃，不得不造反的农民下杀手吗？或者说，他能够觉悟而反对明朝吗？
　 袁崇焕的结果是那个年代注定的悲剧，凌迟只是悲剧结局的一种而已。
　　　　　　　　　　　　　　　　　　 6.崇祯战略
　 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朱由校病故，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次年改元，是为崇祯。弟代兄位，承接下的是一个烂摊子，朝廷内外都被阉宦魏忠贤及其党羽所控制。崇祯不露声色，即位未久便粉碎了阉党，臣民赞颂不已，誉为“神明自运，宗社再安”。既而又下诏，撤罢各镇内臣，以杜绝宦官乱政之门。在位十七年，他一直勤政理事，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
　 讲励精图治，崇祯是朱元璋以后明代16位君主中最突出、最言行一致的一个。
　 崇祯继位没多久，十七岁的时候，能够以相当的老练和果断铲除魏忠贤及其党羽，十分的不容易，丝毫不比康熙铲除鳌拜逊色。
　 崇祯的勤勉是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罕见的。虽然皇帝不是只靠勤勉就能当好的。
　 他面对局势严重时，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天下发“罪己诏”，反省错误招纳贤才，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自杀殉国是的遗书写道：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以一人。
　 这样一个皇帝是怎样失败的呢？他对面临的问题开展怎样的战略呢？
　　其时崇祯面对三大难题。
　　　　　　　　　　　　　　　　　　 6.1.一为内忧
　 李自成、张献忠屡败屡战，总是无法剿灭。而且贼是愈剿愈多。
　 要剿贼就要用兵，要用兵就要用钱，钱从哪里来？皇帝的办法就是加税。其时赋税已经很重，加上连年的天灾人祸，老百姓负担很重，再加税就是逼老百姓活不下去了。
　 万历末年已加重了对民间的搜括，天启时再加，到崇祯手里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时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二千万两（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
　 那个时候的税重到什么程度呢？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三》中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 当时福建的粮食亩产最多三石（不到300公斤），正常年景不过卖一两银子。就算福建粮价疯涨，三石大米也不过卖六两银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私派比正赋多，暗的比明的多。
　 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人们都以无田为幸运。明朝就出现了流民遍天下的现象。
　　流民也要吃饭，也要活下来。
　　而这个时候剿贼的官兵是怎么做的呢？
　 明朝的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了明末的情景和官军的表现。他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他奉命驻守郧阳。七月初，他从长沙动身，水路到达荆州，路经襄阳，八月初六进入郧阳。一路数百里的农田里都长满了蓬蒿，村落破败，没有人烟。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还有城里人耕种糊口。
　 他说，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军路过此地，二三万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兵的。“淫污之状不可言”。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
　 李清在《三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将她们拉到船上抢走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
　 左良玉的部队在明朝官军中并不是最坏的。他们烧杀抢掠，但是还能打仗，比那些见到百姓如狼似虎，见到清兵和土匪便逃跑的强多了。官军抢劫百姓，也是出于迫不得已。官府的税费一征再征，仍然严重拖欠军饷。士兵们被迫卖命打仗，却又缺粮断饷，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
　 明朝的官军数以百万计，便是横行天下的百万豺狼饿虎。
　 与官军的表现相反，李自成的军纪越来越好。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说：早先，张献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抢掠一场。到壬午（1642）夏秋，李自成和罗汝才每得一城，则改为派“贼”防守，并且严禁抢掠，以笼络民心。
　　到这个时候，这个战自然是打不下去了。
　　　　　　　　　　　　　　　　　　　 6.2. 二是外患
　　满清日益强大起来。
　 自萨尔浒之战到努尔哈赤死，明、满清间又发生过几次战役，满清先后攻取沈阳、辽阳、广宁等重要据点，从辽河以东扩张到辽河以西地区，明军节节败退。
　 满清继续向明进攻，在皇太极时期，清军曾四次入关攻明。
　 所谓入关攻明，是指清军不由山海关，而由间道越过长城，深入明之内地，大肆抢掠骚扰，削弱和消耗明朝的实力。
　 不久，清军又取得松山之战的胜利，击溃明军十余万。
　 明崇祯帝即位以后，起用名将袁崇焕。皇太极见辽西方面袁崇焕坚城难攻，于是计划绕道进袭北京。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亲自率军出动，以蒙古军为响导，从龙井关、大安口入塞，攻破遵化，包围北京。
　 袁崇焕闻讯，急率锦州总兵祖大寿等自山海关疾驰入援。不久，崇祯帝杀袁崇焕。
　 这次皇太极统兵入塞，先后攻克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于次年自率大牟退还沈阳，留阿敏等驻守关内四城。
　　不久，关内四城被明军收复，阿敏率残兵败将逃归。
　 祟祯六、七年间（1633--1634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先后航海投降为满清带来许多兵马和船只，并且带来西洋葡萄牙大炮。此炮是当时明朝最新式武器，金军有了这种大炮以后，其攻坚和野战的能力大为提高了。
　 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又命阿济格等入长城，破昌平，焚天寿山德陵（明熹宗陵），然后绕过北京，直插保定以南，凡克城十二座，俘获人口牲畜十八万。明朝督师张凤翼等皆按兵不敢战，听任清兵从容退去。
　 崇祯十一年（1638年），皇太极又命多尔衮、岳托等越过长城，大举深入。明朝以卢象升为督师，宦官高起潜为监军。负责督军迎敌。而高起潜与兵部尚书杨嗣昌皆不欲战，结果卢象升孤军奋斗，在矩鹿贾庄血战而死。
　 这年冬，清兵大蹂畿辅，连下四十三城。次年，清兵南下入山东，攻破济南，俘明德王朱由枢。然后清兵由山东回师出塞，明军皆尾随不敢击，这次出塞，清兵俘汉人四十六万余，获白金百余万，满载而归。
　 几年后，明清之间又发生规模巨大的松山之战。先是崇祯十四年（1641年），皇太极发大兵围攻锦州，势在必克。清兵逼城列营围困，明锦州守将祖大寿告急。明朝即遣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吴三桂等八总兵，领兵十三万来援，集结宁远。
　 洪承畴主张徐徐逼近锦州，步步立营，且战且守。但是兵部尚书陈新甲一再促战，同时又有密敕刻期进兵。洪承畴迫不得已，即进师松山。皇太极闻知，亲率大军赴援，陈师于松山、杏山之间，切断明军粮道。洪承畴抵松山后，因军中乏粮，诸将各怀去志，不待军令，争相率军逃奔，返口宁远就食。清军趁势掩杀，前堵后追。明兵十数万土崩瓦解，先后被斩杀者五万三千多人，自相践踏死者及赴海死者无计其数。最后，总督洪承畴等被围于松山，士卒不过万余，饷援皆绝。崇祯十五年（1642年），松山城破，洪承畴被俘解送沈阳，投降清朝。不久，锦州粮尽援绝，祖大寿也率众出降。塔山、杏山也相继落入清军之手。松山失陷对明朝影响极大，从此明朝在关外已不能再战，完全无力应付辽东局面。
　 崇祯十五年十月，皇太极又命阿巴泰等作皇太极生前最后一次入关攻明，兵分两路入长城，共会于蓟州，直抵山东兖州而还，攻破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杀明宗室鲁王，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余口、牲畜五十万头。
　 次年（1643年）四月，阿巴泰等始率军经通州徐徐凯旋。清兵南北往返，明朝诸军皆尾随其后，始终未敢一战。这年八月，皇太极死，庙号太宗，葬昭陵，其子福临继位，由多尔衮辅政。这时关外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均为清朝所有，唯宁远等四城未克。
　　　　　　　　　　　　　　　　　 6.3.三是用人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
　 他责备“臣皆亡国之臣”，难道真的是手下没有忠君爱国的人才吗？
　 事实上我们知道的明朝可用之才还是有很多的。军事才能极高的有袁崇焕、孙承宗、洪承畴、乃至后期的吴三桂，这些都是难得的将才，如果能够给他们必要的信任和权力，足以抵挡住满清的进攻。政治上更不用说，大批的明朝降臣为满清效力时，能够提出正确的国策。尤其是洪承畴，他的政治才能很高，满清的进驻中原，稳定江山和他的战略有很大的关系。
　 只不过是崇祯缺乏用人的才能而已，这个倒不是崇祯的错。
　 崇祯个性上的缺点，加上处于内忧外患的形势，这一堆烂摊子任谁也难以处理。崇祯这个亡国之君有点儿冤。
　 但是既然身为大明皇帝，必须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既然崇祯为自己的江山付出了自己的代价，也没必要苛求。我们要做的就是吸取教训，至少能够做到用制度的完善来避免因为个性、劣根性犯下大错。
　　　　　　　　　　　　　　　　　 7.皇太极战略
　 满清入关前，从用人就可以看出满清君王的器量和战略。
　 祖大寿，在明末清初，可以说是如雷贯耳。袁崇焕威震辽东之时，祖大寿是袁手下最得力的大将，宁远保卫战、宁锦大捷、北京保卫战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辽东将士中，他是唯一亲见自己主帅在殿前被捕下狱，一怒之下领兵反叛，毁山海关东走。可是袁崇焕在狱中的一纸书信又把他招了回来，他的母亲及孙承宗劝他奋勇杀敌以赎出袁督师。在辽东将领中，他是营救袁崇焕最力一员，曾请求削职为民，以自己的官阶赠荫换取袁督师性命。但袁崇焕最终还是被他奋勇保卫的人千刀万剐了。之后祖大寿率领袁崇焕旧部，这支大明最精锐的部队，驻守宁远、锦州、大凌河等要塞，抵御清兵的入侵。
　 崇祯四年，祖大寿奉孙承宗之命守大凌河城，八月，城才修了一半，皇太极以倾国之师，把大凌河城团团包围住。祖大寿突围不得，援军又被击退，只能闭城坚守。皇太极不断地送信劝他投降，他都不予理睬。坚守了三个月，城里粮食吃完了，开始杀马吃。马杀完了，开始吃平民百姓。平民百姓吃光了，开始吃军中的老弱病残。军中的老弱病残也吃光了，接下去就该是健壮将士的互相残杀了。无论如何，城是没法再守下去了，所有的将领，除了副将何可纲，都认为只剩下投降一条路了。
　 于是祖大寿长叹一声：“人生岂有不死之理？但为国为家为身，三者并重。今既尽忠报国，惟惜此身命。”于是杀了誓死不从的何可纲，与皇太极在城外设坛盟誓，算是正式投降了。然后他向皇太极献策，他愿意带一支兵马去锦州，在城里当内应，皇太极满心欢喜。但祖大寿进锦州城后就抵抗清军。皇太极恼羞成怒，两次御驾亲征攻打锦州、宁远，都无功而返。
　 祖大寿又为明朝守了十年的城，直到崇祯十四年四月，清兵再次倾国而来包围锦州城。这一次整整围了一年，洪承畴的十四万援军在松山被击溃，洪承畴投降；祖大寿粮尽援绝，城中又开始人吃人，只好再次投降。
　 这样的情况下，皇太极仍没有杀他。只是没给他部队，没再重用他了。史书中记载他投降以后的唯一事迹，是曾经写信劝他的外甥吴三桂投降。吴三桂当时还没有“冲冠一怒为红颜”，这种劝降信自然毫无作用。祖大寿平平安安地活到了顺治十三年，老死。
　　可以说征战天下的战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战略。
　 皇太极对祖大寿这种强敌，有杀害无数清兵、背信弃义的事实，还能够容忍下来，接纳下来，并且让他一直平平安安活到老。这样的器量，也难怪满清能够使无数的人才死心塌地为之效忠。试问汉人皇帝之中，上千年来几个君王能有这样的器量呢？这样的君王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善待人才，又怎能使人才不趋之若鹜。明朝的皇帝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皇太极总有统一天下的野心，但是在他那个形势下看来，几乎是完全没有指望的。明朝的实力，包括土地、生产力、人口、人才、兵力、军事力量，是满清的百倍。
　 《天聪实录稿》元年三月初二日，“秀才岳起鸾曰：我国宜与明朝讲和。若不讲和，则我国人民死散殆尽。”
　 《明清史料》甲编，天聪二年八月“事局未定”奏疏：“南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
　 《太宗实录稿》：天聪七年十月，皇太极责骂主张出兵南攻之人：“天予我有数之兵，若稍亏损，何以前图？”
　 皇太极对明朝及其客气，甚至给袁崇焕的信中称呼“汗致书袁老先生大人”。皇太极所求者，只是明朝对满清在辽东地位的承认，和给予一定的钱粮。当然满清有乘机占明朝便宜的心理，但是顾忌也很多，一个袁崇焕的几千兵力就可以几次击败满清，逼迫满清绕道而走。
　 满清就这样，在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三代人的小心经营下渐渐壮大起来，把握住了明朝内溃的战机，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战略：统一中国。
　　　　　　　　　　　　　　　　　 8.明朝最后战略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改元，旋即渡河东征，一路势如破竹。这时，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丧失殆尽，吴三桂手下的三万关宁铁骑成了最后一张王牌。正月十九日，崇祯帝在德政殿召集大臣，正式商讨调吴三桂入关事宜。这其实是饮鸠止渴的一步棋，吴三桂入关，就意味着撤去了满洲人面前最后一道屏障。面对这个难以决断的问题，大明朝的官僚系统最后一次典型地表现了它的低效性。先是，满朝的文武大员面面相觑，怕承担责任，都不敢发言。内阁首辅、大学士陈寅，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同时又认为调兵势在必行。这位老丞相慷慨激昂了半天，却等于什么也没说，可是满朝文武却大受启发，纷纷按这个调子发言，结果调兵之事一议再议，迁延了一月有余仍然没个结果。
　 李自成却不必等待廷议的结果。这一个月之中，他的大军已逼近畿辅。北京的陷落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只有到这个时候，朝廷才下了最后决心。三月初，崇祯帝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入关勤王。
　 可是吴三桂还没来得及赶到，李自成就攻破了北京城。
　 其实明朝本来有最后一次战略的机会。他可以选择与满清求和，来集中精力对付李自成，甚至可以通过割地赔款等方式借清兵的力量来打击起义军。
　　可是明朝是一个什么局面呢？
　 崇祯十五年，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洪承畴于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松山、锦州失守。崇祯便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明白无力两线作战，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崇祯和陈新甲不断商议，朝中其他大臣听到了风声，便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矢口不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你们反对甚么？崇祯每次亲笔写手诏给陈新甲，总是郑重警诫：这是天大机密，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臣知道了。
　 该年八月，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不在家，那人便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书房中的几上而去。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称为《塘报》），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这样一来，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拿到了证据，登时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
　 皇帝再也无法抵赖，恼怒之极，下诏要陈新甲解释，责问他为甚么主张议和，罪大恶极之至。陈新甲的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崇祯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兵部尚书应负全责。
　 那时距明朝之亡已不过一年半，局面的恶劣可想而知，但群臣还是坚决反对议和，连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国防部长暗中商量，表面上坚决不肯承认，最后消息泄漏，便杀了国防部长以卸自己责任。从这件事中，可以见到当时对“议和”是如何的忌讳，舆论压力是如何沉重。连崇祯这样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
　 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思想认为谈和就是投降、就是汉奸、就是秦桧。那是一个非此即彼、决不容忍异见的时代，明末，更是中国历史上读书人道德价值最受重视的时期。
　 想死还不容易吗，可是最后为明朝而死的又有几个人呢？
　 于是，这个对于明朝可行的最后一个战略也被放弃了。
　　　　　　　　　　　　　　　　　 9.吴三桂的三个选择　　　　　　　　　　　　　　　
　 吴三桂驻守山海关的时候，局面之艰难、承受的压力只有比袁崇焕更大。
　 满清征服了蒙古和朝鲜，已经没有后患和牵制，并且可以不经山海关进攻北京城。洪承畴失败投降，松山、锦州的占领，满清战略位置极佳，实力也是空前强大。并且自己也有了大炮等装备。
　 宁远方面，袁崇焕被杀影响深远，明朝军心早已涣散，军饷问题达到最严重的地步。而且自己一方的战略防守位置已经不成形了，只是独立支撑。
　 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李自成大军直逼北京城。
　 这个时候崇祯要吴三桂放弃山海关，全力救北京城。
　 此时，大明朝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李自成的军队连战连捷，士气正旺。吴三桂的三万关宁铁骑能挡得住李自成的百万大顺军吗？
　 吴三桂应该与大明朝共存亡。并且就算是送死，也该兴冲冲地赶着去吗？
　 吴三桂很犹豫，但是圣旨不可不停，于是他带兵慢慢的走向北京城。然而，李自成出乎意料地很快攻下了北京城（多少也是吴三桂期待的）。崇祯自杀，国都易主。
　 这个时候，吴三桂该向谁效忠呢？吴三桂的军力，不过数万而已。
　　当时他可以有三个选择。
　 一、领兵杀回北京，争取夺回明朝皇帝后裔，然后以他的军事才能，保住一方领土，然后手握重兵，权倾一时，达到个人政治的最高峰。可是首先的问题是：他打得过李自成吗？军力相差太多了。而且，满清在关外虎视眈眈，他吴三桂腹背受敌，可能吗？要想活下来，则必须连大顺抗清，或连清抗大顺。否则必死无疑。
　 二、投降满清。马上开关，与满清合兵攻打李自成。吴三桂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吴三桂背不起汉奸之名，何况明朝溃烂，吴三桂早已知晓，李自成军纪严明，而且有招降之意。
　 三、投降李自成。说实话，要作到这点很不容易。吴三桂是大明提督，而且大明刚刚被灭亡，不思报国犹自可，马上投奔“反贼”，只怕招致很多人非议。可是从战略眼光看，不可能选择腹背受敌的做法，也不可能面对国内这样大的变化不做反应，既然排除了投降满清的选择，自然倒向李自成。毕竟大家都是汉人，这样能保证国家不受到外敌的入侵，对自己和士兵的北京家属问题也是一个交待。
　 吴三桂是个一代名将，他看到这样的局势下，投诚李自成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吴三桂把山海关交给了大顺军，带领部队到北京来见李自成。
　　然而李自成却令吴三桂失望了。
　 在回京路上，吴三桂听到了李自成手下冲进他的私宅、查封他的家产、抓走他的家人、抢走他的爱妾陈园园的消息。
　 吴三桂勃然大怒。就这个消息看，吴三桂可以理解为李自成对吴三桂的示好置若罔闻，这种不友好的态度令吴三桂无法信任李自成了。试想自己身为边防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后面的统治者却玩花样，抢走财产、打击家人、甚至把老婆也夺去，简直是对吴三桂及其辽东军队的奇耻大辱，而且连吴三桂都保不住自己的家人，那些边防士兵的家属想必更不用说。
　 一下子，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吴三桂当即退回山海关，并且开始联络满清多尔衮，意图借兵复国。
　 不久，李自成大军进攻山海关，满清奇袭李自成，并且击溃了李自成，清兵顺理成章的进驻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
　　借清兵打击李自成这个战略在当时是认为正确的。
　 政治上，南明朝廷为这个举动很是夸奖了吴三桂，并且认为满清是友军，希望能够联合清兵征讨李自成。
　 在军事上，既然已经和李自成撕破脸皮，当然要考虑下一步的李自成大军进攻山海关问题。山海关固然可以防守清兵，但是这次李自成是从关内来的，对内的防御肯定不足。此之为不借兵不行。
　 至于引清兵入关，其实明朝崩溃，对清兵的防御早已实行同虚设，只有山海关的吴三桂有战斗力。满清数次进攻北京都是绕道过来，不存在需要吴三桂开关引清兵。此之为不开关清兵也能入关。
　　崇祯也有过要吴三桂放弃山海关破“贼”的旨意。
　 谓之吴三桂“汉奸”“卖国”，实在太苛。其时，吴三桂已经没有选择。何况明朝亡于李自成，而非满清。中国又岂是吴三桂一人可以卖得了的？也太抬高吴三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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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自成兵败
　 在事实上，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军纪相当的严明。
　 大顺军在北京一共经历了四十二天。大顺政权当时占领的范围，包括了整个西北、华北、山东、河南两省、湖北、江苏的部分地区。
　 大顺政权的主要政策包括：一、接管政权，稳定人心。二、向南方地区派兵占据要地、委派地方官稳定地方。三、调军南下，准备南征南明朝廷。四、准备即位有关事宜。五、清点府库，没收皇宫、宗室、勋戚、太监的财产，打击官僚。
　 就这些政策来看，李自成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也不存在急剧腐化，政策并没有任何错误。经历山海关兵败后才出现军纪问题，但总的来说，李自成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腐化问题。
　　那么李自成失败在哪儿呢？
　　一、人才的录用。
　 李自成文官除牛金星、顾君恩外，其他多是明朝降官。大顺政权后期缺少的是了解情况、统筹全局、能够制定战略方针的人才。投降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员中，并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其中有的后来被清廷选拔为六部首脑甚至大学士。可是大顺政权规定的是文官受武将节制制度，要求的是起义将领居于支配地位，对降官不能重用，这就是战略上的最大错误。
　 李自成过于迷信军事上的胜利，在政治上没有作为。这与他缺乏政治上的远见和不能够重视政治治理人才有关。他的军饷主要来自追赃助饷，这样能够做到不扰民而补给充足，但是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军队庞大需要大笔的开销，树敌多，没有开展农业生产，缺乏合适的政策在占领地上实行，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看上去占领大片领土，其实并没有良好的治理，而这些政治上的政策不是武将能够了解的。一旦兵败，马上就不可收拾，号称百万大军的大顺军之所以到后期毫无抵抗力，一败涂地，也就是这个原因。
　 满清在入关以前就网罗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在决定战略方针时能够征求他们的意见；入关以后，对明、顺两个政权的官员一概收揽，还多次命令已经投降的汉族官员推荐人才，动员他们写信招降。对曾经对仗的敌人也以前所未有的器量容纳。
　 可见人才只有在能够重用他们的君王手下才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作用。
　　二、追赃助饷。
　 大顺政权坚持“三年免征”赋税政策，通过没收明内帑、宗室、勋戚、太监的家产和对明朝官员实行追赃助饷的办法，来解决财政问题。攻克北京后，缴获属于皇帝的私财（即内帑），可信的说法大概是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数量相当庞大。
　 就战略而言，大顺军在进入北京以后，大规模地实行追赃助饷是不合时宜的。当时仅没收的明廷内帑，就足够大顺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出，不存在财政上的紧迫性。并且，李自成没有考虑到进入北京后客观形势的变化，政策上没有作出相应调整。在大顺政权统治地区地区内普遍地推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绅人人自危，造成树敌过多的局面。
　　当然，其间最大的失误就是造成了吴三桂的倒戈。
　 之前李自成让吴三桂之父安抚吴三桂，并且顺利交接了山海关。但是在京城里，没收吴三桂的大笔财产、将吴三桂的家人下狱、甚至刘宗敏抢走吴三桂的爱妾陈园园，使得本来对李自成不太信任的吴三桂失去了对李自成的信心。
　 直接导致了吴三桂的夺回山海关、交好满清，以国破家亡的哀兵抗击大顺军。
　 李自成进攻山海关失败，在于低估了吴三桂的实力和当前的形势。吴三桂的辽东兵力其时只有三万，却是整个明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与满清的搏斗中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据关而守，有火炮相助，再加上满清上十万铁骑的出其不意。
　 李自成的大顺军实力也是相当的强，并且有兵力上数倍于敌人的优势，山海关险要，可毕竟此时此刻不比吴三桂有整个大明作为后援的抗击满清，说吴三桂是负隅顽抗也不为过。李自成首先将山海关团团围住，还意图劝降。这样延误了战机。攻击山海关的时候，面对的是明军中的最强军力，抵抗之强是李自成没有料想到的。
　 即使是这样，如果没有清兵出现，山海关还是可以攻下来的。
　 可是多尔衮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战机。在吴三桂兵力接近崩溃的时候杀了出来。突然出现这个效果是吴三桂和多尔衮刻意隐瞒造成。李自成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看到突然出现的庞大数目辫子军，知道这一战必败无疑，所以选择了主动离开战场，不久杀害吴三桂的全家，放弃北京城。
　 在军事指挥上，李自成的能力极高，并不存在大的失误。是政治上的失误导致了李自成的失败。
　 之后李自成经不起屡战屡败的打击，又渐渐刚愎自用，重用牛金星，杀害大将李岩，自溃长城。尽管手上有几十万的军力，但是在天才将领吴三桂及其辽东精兵、多尔衮的满清铁骑，还有南明的部队合力攻击下，迅速的兵败了。
　　　　　　　　　　　　　　　 11.满清战略
　 满清进入北京后，多尔衮在范文程、洪承畴等的建议下，提出了“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鞭责似觉过宽。自后问刑，准依明律”的用人政策。也就是说，以前的贪官污吏行为一概不计较，只要有利于大清朝的就用，只要以后不再犯法就既往不咎。
　 这样，满清征战方面有多尔衮及其八旗子弟兵，有吴三桂的辽东精兵，战略方面有范文程、洪承畴等运筹帷幄，政治制定合适的政策，大量启用明朝的降臣治理国家，巩固占领的领土，为出击李自成和南明，（其实军事上满清仍然没有优势，只是李自成和南明本身存在重大问题，自我溃败而已。）以及未来的一统天下做好了准备。
　 同样是明朝这些降臣，在崇祯手下成了空谈、亡国之臣。在李自成手上成了阿谀奉承之辈，成了李自成军饷的来源。而到了满清手下，却变成了中兴之臣，真是令人惊异。
　 在人治的制度下，人才的应用直接决定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所以尽管有满汉之分，尽管有“扬州十日”，尽管有读书人“怀念前明”，尽管有以后吴三桂的 “大周天下”，尽管有台湾郑氏的“反清复明”，尽管有“文字狱”，大部分的普通老百姓仍是安安稳稳的过自己的日子，能够让人活下来就心满意足。
　 清朝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基本上都是实行的“轻赋税”政策，顺利地完成了大乱到大治的过程。什么民族矛盾，民族仇恨，很快就被人淡忘了。
　 治理天下，说难不难，说易不易。用人治国的道理，都懂，这些都是汉人总结出来的道理。明朝皇帝明白，李自成也明白；亡国的经验教训大家都听说过，明朝皇帝听说过，李自成也听说过。可是那个时候真正做到的确是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不能不让人反省，中国的制度和道德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更不要说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提及过的民主和科学了。我们的目光又局限在中国大陆这一片土地上，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有远见的看到世界战略的形成，或者说，那时的中国没有培养有世界战略远见人才的土壤吧。
　　　　　　　　　　　　　 12.南明小朝廷战略
　　南明小朝廷更是将明朝的弱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甲申年（1644）四月，李自成率军攻克北京，崇祯吊死煤山，南京明朝大臣们面临解决王朝继统问题，崇祯的三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只有从藩王中挑选，而当时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系子孙，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后面三者分别在广西、四川，地处僻远，离南京近的只有从河南逃来的福王朱由崧和旁系的侄儿路王朱常芳。（在鹿鼎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为自己拥护的皇位继承正统，这些爱国志士内斗不断）
　 阉党阮大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密谋此事，阮大铖建议立福王朱由崧。其时福王有昏庸之名，但是阮大铖、马士英认为这样的皇帝容易控制，于是就联络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实力派，宣布拥立福王。
　 兵部尚书史可法认为立福王有“七不可”，即贪、淫、酗酒、不孝、虞下、不读书、干预有司，这种五毒俱全的人作了皇帝定会误国误民。
　 然而，福王朱由崧被马士英等人早早迎入南京，史可法与高弘图无奈，也只得加入了奉迎的行列。
　 南明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其物力、财赋、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区雄厚。
　 当时南明设江北四镇，共拥兵三十万。武昌的宁甫侯左良玉，拥兵二十万。
　 福王继位后，组成了东林党和阉党混合的内阁，阉党因为拥戴有功，掌握朝廷权力，竭力排挤，打击东林党人，史可法受排挤，离开南京，督师扬州，高弘图被迫辞职。
　 阮大铖入朝后，任兵部尚书，借作“顺案”之名，恢复了特务机构东厂，处死了东林党和复社人士。史可法曾上书要求给士兵加饷，然而马士英却将奏折扣下，将史可法的士兵的薪水全扣了下来。当时众将怂恿史可法反南京，以“清君侧”为名，将马士英杀掉，但史可法以大局着想，没有同意。
　 朱由崧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生活上荒淫透顶，政事全委托给马士英处理。
　 皇帝如此，大臣们也不逊色。将领们一样只知道吃喝玩乐，对目前的现状毫无了解。
　 江北四镇中，二刘之兵皆“虚夸不中用”，惟高杰兵战斗力强。高杰凶悍桀骜，却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不料许定国暗通清兵，设计于酒后谋害了高杰，渡河降清，并引清兵至仪封。
　 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数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
　 史可法扼守扬州，以身殉国。他的顽强抵抗招致满清的“扬州十日”大屠杀。
　 孙可望后期的飞扬跋扈，最终导致众叛亲离，卖身投靠。
　 郑成功有大志、有军事才能，却私心自用，断送华南抗清大业。之后退守台湾，一心守护自己郑家的地盘。
　 明清之际优秀军事家李定国也是悲剧，出滇抗清前期遭孙可望妒恨，无法在两湖、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却是郑的虚应，结果导致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最后只好死而后已。
　 整个南明前期是建立在错误估计形势上的，朝廷加上继承了昏庸腐朽的传统，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后期南明团结了几十万大顺军、张献忠的战败部队，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共同对付清兵。但是大势已去，各个将领各自为政，没有任何政改吏治，既不得民心，又没有军心，被吴三桂各个击破。
　 南明前期的战略很重要，当时满清刚进入北京，政权不稳，而且准备也不足，南明有足够的实力收复北京。但是南明面临满清这样的强敌无动于衷，认知上出现方向性错误。一直以李自成为敌人，认为吴三桂携清兵入关是救了明朝的江山，以满清为友，打如意算盘，想和满清共同讨贼，图谋划江而治的天真战略。后来清兵兵临城下，满清早已稳定北方，只要不出现战略的重大错误，南明的灭亡已经是无可避免，更何况南明一直应对失策，回天乏术。此长彼消之下，南明之亡毫无悬念了。
　 为什么南明前期会出现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呢？当时亡明者，李自成也。明朝的国都是李自成攻克下来，皇帝也是被李自成逼死的，明朝的天敌是李自成，而没有把满清当成敌人。
　　　　　　　　　　　　　　　　　　　　 13.史可法战略
　 史可法是典型的文人出身，缺乏军事才能，却身居兵部尚书之职，后来更是担负起扬州督师。
　 扬州城破后，清兵开始大规模的屠杀，大约有八十万人左右被杀死，史称“扬州十日”，那是一段极为惨烈的历史。
　　史可法扬州守卫已经是大势已去。
　 他所效力之南明弘光朝腐败已达极致，同时还受马士英阮大铖牵制。他的对马阮之流退让，放弃了特殊时期的中央集权，尤其是对兵权的控制。
　 他不顾实力（这点和袁崇焕大相径庭），只顾报君父之仇。在当时情况下，自顾南保半壁尚不足，却还要欲图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先讨伐李自成军，使得北岸清兵赢得时间和精力。
　 他前期战略失误，最后要作困兽斗，固守一城而不知不应计较一城一池之失的兵家常识。
　　史可法到底是怎样考虑战略的呢？
　 读史可法的“复多尔衮书”，这是当时史可法死守扬州，多尔衮劝降时候, 史可法的答复，应该说是真实地反映了史可法的想法和思路，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战略观来。
　　先看史可法对当前形势的判断。
　 “越数日，遂命法视师北上，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叁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为我先皇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殿，抚辑群黎，且罢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
　　这一段是为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最佳辩辞。
　 言下之意很清楚，如果我史可法是吴三桂，我也会这么做的。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做的对。史可法的态度是和南明一致的，也就是说，明朝的继承人包括朝廷、大臣都理解并且赞同吴三桂的引清兵入关。
　 这一点从战略上讲并没有错误。如果吴三桂不引清兵入关，死守山海关，则必死于李自成的大顺军之手，一旦李自成部队把守住山海关，挡住满清入侵，甚至是和满清谈和，休养生息，积蓄实力，南明更是岌岌可危。
　　再看史可法对未来战略的观点。
　 “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上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火召）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
　 史可法原来是打算用“同仇之谊”来感动满清，幻想连同清兵一起消灭李自成而已。之后想必是贯彻南明那一套划江而治的政策。
　 由此可见，史可法的战略是大错特错了，史可法和南明一样缺乏战略的远见。
　 在扬州之战中，史可法本身就是缺兵少粮，明明知道既无外援，敌军强大不可胜，城破是迟早的事情，还要作近乎自杀的抵抗。读《银河英雄传说》，这样对自己的士兵和老百姓不负责任的将军，我想来是深恶痛绝的。
　 固然八十万老百姓的死守先该归咎于杀人者。但是史可法的心中，可曾把这八十万个老百姓当成一回事，考虑过他们的生死呢？
在我看来，史可法选择自杀殉国，让手下人献城，并且要求清兵善待百姓比较好一点。
　 这当然是题外话了，在满清的战略来讲，大规模的屠杀是让顽强反抗者害怕，杀一儆百。在史可法看来，全城的百姓都能够死得有气节，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史可法的行为已经是不能够用战略来衡量，当时又不能够全城人投票决定是否要无谓的死守招致报复。
　 如果我是扬州城里的一员，我会怎么想呢。也许我会被史可法的精神感动，我能够无畏于生死与满清搏杀。可是我只是一个小老百姓啊，我每天交税就是为国家作贡献，国家也没有对我很好过，赋税很重，自己经常是吃不饱穿不暖，那些明朝的士兵，烧杀劫掠，和强盗没什么分别，我和我的家人生命算是早不保夕，听说北方的老百姓过得还不错，清朝的税很轻，只是要留辫子而已，但是起码能活下来，我敬重史可法，可是也没必要一定要自己死啊。
　 难道老百姓连活着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史可法有权利要求全城的人都像他一样殉国吗？
　 崇祯还知道自杀，还知道要李自成“勿伤百姓以一人”呢。这八十万人的死难道没有史可法的一点责任吗？
　 不过与其说这八十万人死在史可法手上，不如说这八十万人和史可法都是死在封建遗毒的手上，历史就是满纸的“吃人”，死在封建思想下的中国人还多得多呢。
　 史可法爱国，自己也不怕死。可是打战不是爱国和不怕死就可以打赢的，军事统帅必须要有军事才能，否则就是对国家和士兵不负责任。战败的过错不是爱国和殉国可以抵消的，今天我们不会去指责他的行为，但是如果还要去表扬他的行为，就难以苟同。毕竟战争的成败决定于实力和战略战术的运用。不懂军事的人，没有自知之明，却指挥部队，就是失败。
　 史可法的行为不值得提倡，它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死，可以为自己的理想牺牲，但是不能够以自己的标准要求任何人。
　 我对史可法，一个字，“敬”。一是敬重，二是敬畏。
　　　　　　　　　　　　　　 14.历史的战略
　 相对于神宗、熹宗，他们身为君王有那样不可思议的行为，这样的不称职和瞎胡闹的事情来说，这还不是最不可理解的，他们行为的原因很复杂，但是至少还能在生活中看到类似的现象。但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教育、传统理念，竟然是要求老百姓和文臣武将们无条件的向这样完全失德的皇帝效忠，并且不可以有质疑，有反抗，有抛弃的权力，背叛者谓之“汉奸”、谓之“奸贼”，只要战死就能冠以忠臣之名名垂千古。
　 “百姓”是中国的特色叫法，现在我们可以叫做公民了。老百姓包含了封建时代制度、皇权下的臣民或者奴才，弱者以及无权利救济的这些概念。中国家国特征是血缘关系为单位的聚合体，“百姓”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家族为单位，所谓“百”，表示多，用“百”字囊括各种家族。
　 封建时代下，所有的公道、利益均以家族利益为依归，个人在家族中是没有地位，所谓中国人强调集体利益在本质上是强调小集体的利益，当个人利益以及家族外的利益与家族利益冲突时，后者就变得至高无上。当皇族利益与民众家族利益冲突时，皇族利益当然高踞一切。封建时代的特征，就是一切行为不以公平正义理念为基准，而是以家族利益为判断标准。
　 当家族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由于没有统一的超越性正义标准，只好用武力来决定该保留谁的利益——此所谓成王败寇。历代的皇帝只不过是成王家族的代表而已，《二十四史》也不过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不过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却不考虑利益的代表人——皇帝不称职或者干脆渎职的情况，道德根本对皇帝没有约束，只是简单粗暴的要求所有人无条件的忠诚，直到事情恶化到无可救药。这样永远导致的是暴政取代暴政，是王朝一代代的衰弱。
　 所以看待历史，我们根本不可能有立场。没有谁是真正为了老百姓，强权都是打着为民的招牌谋自己利益，自我标榜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如斯而已。所以中国几千年来，换了这么多王朝，不过都是“逐鹿中原”，那只“鹿”就是老百姓，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到今天我们能够提出公民的概念，能够从宪法保证公民的权利，并且从宪法引申出整个国家的法制，就是走向了制度化的进步。可以说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束缚。虽然到今天，还有不少人无法用现代公民的观念来思考问题，看待历史，但是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相信历史会有还原本来面目的一天。
　 看历史，不能够强求古人有今天的思维方式，但是对于他们的行为，需要表示理解。那个时代，根本是无法以对错来衡量，他们都在为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为了活命，为了过得好一点，为了生存下来，在不公道的命运作弄下苦苦挣扎。
　 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地看待，没有什么可以责怪和非议的。他们的选择都是一种自己的追求。我想是要了解当时的大环境，了解历史人物的战略观，并且从中体味到他们的选择都是不得已的悲剧。他们的确这么做了，并且或多或少的改写了历史，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了解过去，那个时代如此的具有代表性，其间反映出中国的特点和劣势，将会一直影响到中国落后，影响到中国近代那段最惨烈的历史，甚至影响到今天，或者还能够影响到中国的以后。
　 到今天我们的思维方式并不会比古代人高明什么，如果对历史不能正确看待，对教训不能够汲取，我们岂不是连古人都不如了？难道需要后人来消化我们连古人都不如吗？不过这样也很正常，我们一直引以自豪的《孙子兵法》，上千年来人人都读，可是总是有大量不懂军事常识统帅犯下简单的错误，即使是现在，因为我们对军事的思维一定高过孙子兵法的范畴吗？未必。
　 到今天，很多贫困者的生活也不会比千年以前贫困者的生活好，到今天有些冤案也和古代冤案一样冤。那么今天我们的进步表现在了什么地方呢？我以为主要是教育，教育主要是常识和思维方式的教育。常识是我们判断的基本条件，思维方式应该是启发式的、独立的、开拓的，不受定式影响的。如果是教育只是将常识学习变为在考卷上淘汰所谓“差”的学生，将思维方式变为只能唯一的思维方式。那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与历史上的教育并没有任何的进步。学生只是从一种奴隶变成另外一种奴隶，但是被奴役的事实并没有改变。
　 如果不能用战略的眼光看历史，我们就不能够明白自己的过去，不了解自己，还谈得上什么“知己”，另一方面，我们对西方和西方文化、政治、思想了解同样不多，一点点见识全来自于仇恨的历史，又怎么谈得上“知彼”。
　 知己知彼都做不到的话，我们凭什么在世界格局的战略中判断形势，制定良好的应对之策，从而强大自己呢？
　　难道凭的是像明朝皇帝一般的固执、狂妄和无知的自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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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雪垠的"李自成"写活了该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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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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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杀碑”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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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5-01-15　文章来源：作者发布 文章作者：李兴濂


近年来，一些史学家对历代的农民起义，进行了反思，予以重新评价。继潘旭澜教授的《太平杂说》之后，史式教授的《对“黄巢起义”的再思考》（载《同舟共进》2004年第12期）一文，对唐未黄巢起义进行反思，还它以本来面貌。的确，两千年来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上溯陈涉吴广，下至太平天国，达数百次之多，其中有多少是真正的“农民起义”，又有多少能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前进？确实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反思。我在这里，谈一下发生在明末张献忠的“七杀碑”。

崇祯十三年，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率部突围，进兵四川，继又出川。崇祯十七年，再取四川，攻克成都等地，建立了大西政权，年号“大顺”，张献忠自称大西国王。他进川为王后，立即亲自写碑立石，文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后人称为“七杀碑”（见《中文大辞典》）。其意是，上天生了万物来养人，人类却没有做一件善事来报答上天。如今上天显灵，向人发怒了，惩罚人类，就得杀杀杀杀杀杀杀，灭绝人类。张献忠代上天大开杀戒。

清人彭遵泗写的《蜀碧》，是根据他幼年所闻及杂采他人写的记叙张献忠祸蜀杀人的书，开卷惨不忍睹。“又，剥皮者，从头至尾，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何海鸣在《求幸福斋随笔》中也有记叙：“张之为人别无他私嗜好，即女色亦不堪爱，惟独具此杀人之癖，尝剥女足为祭天塔，竟忍断其爱妾之足为塔顶。”天下之人皆可杀，老幼则杀个干净，城里的人都被屠灭了，人头被堆成一座小山，万人坑到处都是。《鲁迅全集》中记叙张献忠杀人的就达10多次。张献忠眼睛杀红了，用兵来杀，杀得没有平民了，就派许多为心腹的人到兵中间去，设法窃听，偶有怨言，即跃出杀之，戮其全家。他使ａｂｃ三支兵杀完百姓后，使ａｂ杀ｃ，又令ａ杀ｂ，又令ａ自杀。据史书记载，张献忠入蜀后，成了杀人魔王，杀得万城皆空，尸横遍野，川人死者以千万计，人口剧减，以至到康熙、雍正年间，要从广东、海南大量移民入川，填补人口空白。

张献忠入川后，为什么这样大肆疯狂杀人？鲁迅在《晨凉漫笔》中说得很清楚：“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已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李自成已经入北京做皇帝了，做皇帝是要有百姓的，他要杀之他的百姓，使他无皇帝可做。

张献忠的农民起义，除了想改朝换代，争抢“那把旧椅子”外，没有给百姓带来任何好处。它根本不是什么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和黄巢起义、太平天国一样，是对人民的大杀戮、大灾难，生产力的大破坏，历史的大倒退。多年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总是对历代农民起义不分青红皂白的歌之赞之，夸大其历史作用；而对它们的反人类的血腥杀戮、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只字不提，甚至遮之掩之。但历史终究是历史，不是什么权威可否定或遮掩的。张献忠与黄巢、洪秀全一样，都是像马克思所说，“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务。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马克思《中国纪事》）

对那些不该全部肯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重新审视，重新评价，应该是史学家的神圣使命，好在，对太平天国、黄巢的重新评价已经有人做了。对农民起义这类历史事件，对张献忠这类历史人物，也应重新评价。我不是历史学家，在这里寄希望于有胆有识的史学家们。

（◆辽宁省本溪县委统战部李兴濂◆邮政编码：11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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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姚雪垠，说《李自成》
【 作 者】王维玲
【 正 文】
1975年姚雪垠定居北京，我开始正式参加《李自成》第二卷的编辑工作。从这时起，到1976年《李自成》第二卷出版，1981年第三卷出版，1985年《小说》第三期刊载“崇祯皇帝之死”，1986年《小说》第一期刊载“李自成之死”，1990年《小说》分两期刊载“李自成进北京”，到1999年4月姚雪垠病逝，我与姚老一直保持着联系。 二十多年的交往，我们之间既是和谐融洽的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又是十分亲近的朋友关系。我从一开始接触姚雪垠和《李自成》，便在心中暗自决定，在编辑工作的实践中，用心学习，使自己得到充实和提高。姚老看出我的用心，对我始终是亲近的、关心的，不放过一切可以提高我学识水平的机会。他给我讲文学、讲历史、讲读书、讲他的创作体会，还讲他的奋斗经历，人生体验，处世交友……叫我参加由他主持，或以他的作品为主的各种研讨会。姚老在学术理论上，在文学创作上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同样他对别人的要求也很严格。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型的作家，又是一位传授知识的严师。回想我和姚老相识相交这二十多年，受教丰富、受益良多。
姚老逝世后，我一直想写篇纪念文章，记述这位硕果累累的文学大家，现在我就围绕《李自成》的写作和构想，围绕《李自成》一书的成败关键——四、五两卷的创作，以及这二十年我与姚老的一些交流作些回顾。对我来说，追忆往事常常使我难以平静，但这又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值得记下的沉甸甸的往事。
　　　　一
在《李自成》第二卷的编辑过程中，我和姚老接触多了，使我对姚老写《李自成》的动念和他在创作中遵循的一些原则，有了较具体的了解。姚老告诉我，他最早产生写《李自成》的动念是在1941年。“因为我对历史一向感兴趣，读书范围很广，1941年偶然读到一些晚明时期的历史资料，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我想，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单以汉民族来说，从秦朝末年以来，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不胜枚举。在中国的新文学中应该有一部写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小说，而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就是很好的小说题材，这是最早的写作动念。”姚老还谈到：历史小说在中国源远流长，深受群众喜爱。早在宋朝时，就有专门说三国故事的。南宋以后，陆续出现了许多演义体历史小说，最著名的有《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说岳传》等等，写农民战争的小说有《水浒传》。姚老觉得，“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还是这些旧的演义体历史小说，新文学没有占领这个阵地，应该有人作个尝试，给读者写一部新的历史小说。这种小说应是不落旧演义小说陈套的新小说。这是姚老写《李自成》的第二个动念。
虽然姚老从1941年开始就有了写《李自成》的念头，但一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也没有实现。主要是生活没有保障。当时姚老主要靠教书和写作的收入养家糊口，微薄的收入，不要说当时没有条件收集资料、研究历史，就是维持一家人的温饱也有很大困难。姚老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研究历史、收集资料，只好就搁置起来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写《李自成》这样的小说，必须先把许多复杂的重大历史问题研究透彻。但解放前的八九年里，姚老对有些问题还不很清楚，所以那时还不能动笔。
上海解放后，姚老的经济收入有了保障，生活也安定了。这时他读了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受到很大启发。姚老说，一是让我认识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上仅有的。”二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虽然给封建统治阶级沉重打击，甚至改朝换代，但是最后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依然继续下去。”从这时开始，姚老下决心要写一部反映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长篇历史小说，反映农民战争的重大的、历史的、进步的意义和它最后又以失败而告终的惨痛的经验教训。就这样姚老进入了李自成的世界。他日积月累，博采广积，慢慢地创作思想形成了，人物形象也活起来了，主要的故事情节也有了，全书的布局大致也明确了。
但在当时还不是作家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尤其是像姚雪垠这样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作家，想写历史小说，谈何容易！所以姚老只能在写反映现实的作品以外，抽暇作一些《李自成》的创作笔记（包括人物性格，细节描写，情节构想，结构安排等等），以免日后创作时遗忘。到了1957年10月动笔之前，这样的笔记已经记下了30多万字。为什么姚雪垠能在1957年10月开始写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写出了《李自成》第一卷初稿，原来他早有酝酿，早有准备。而这酝酿和准备的时间，若从1941年算起，已经16年！确实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所以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明确表示接受《李自成》第一卷的出版以后，姚老从1960年冬天开始修改，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定稿了，于1963年正式出版。
姚老不止一次地谈到，他在动手写《李自成》之前，就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原则，这就是一定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从广泛收集和研究文献史料入手，不急不躁不走省力道路。就是在进入写作之后，他仍然要坚持不懈地收集和研究史料，使自己的思想和创作源源不断地总有充实，总有提高。姚老说：我一贯认为写历史小说“首先应该深入历史，而后是跳出历史，跳出历史不是脱离历史，深入是掌握历史的必然，跳出是获得创作的自由，所以深入是为着跳出，跳出必先深入。”姚老这里说的“深入”与“跳出”十分重要，在《李自成》的创作中，如果没有这种对待历史的辩证观点和科学态度，就有可能被一些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封建社会文人留下的不同倾向、不同内容的史料所迷惑，看不清历史的本质和问题的所在，从而在描绘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出现不应该出现的毛病和错误。
小说创作需要虚构，没有虚构就没有创作，也就没有小说艺术。历史小说的创作也不例外，同样需要虚构，只是虚构的情节，一定要给人以历史的真实感。《李自成》在描绘、渲染、铺张、精雕细刻和史实可信的结合上，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姚老在创作中，始终不忘历史的时代特征和历史的具体性，他笔下人物的思想和感情，性格和形象都深深地打着三百年前的历史烙印。至于风俗习惯、服饰器皿、典章制度以及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他都进行严格的考证，决不随便使用。一时弄不清楚的，宁可不用，也决不马虎。对历史题材的创作要求，以及关于历史真实和历史小说的关系，姚老从他的学习体会和创作感受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在其处理的历史范围内应该以历史家要求自己，甚至应该要求比一般历史家的知识更丰富，因为历史小说的创作者除了研究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外，还必须知道一些无关重要的生活细节、风俗习惯、典章制度等。”“写史学著作必须重视历史的确实性，而写历史小说所重视的除了历史的确实性外，还有历史的可能性。确实性不能虚构，可能性只能是虚构。虚构的基础是作者对历史的认识，然后通过艺术表现的手段，将作家对历史的认识传达给读者，使读者对历史的认识更深刻，感受更强烈。历史小说的一切情节和细节产生于历史科学，归结为历史文学。”姚老的这些话，对我来说不仅是新鲜深刻的，而且是很有启发的。至于小说的艺术风格、艺术手法、艺术技巧，他想的就更多了。姚老过去在大学教书时，他开过“小说研究”这门课程，当时他是作为纯粹艺术技巧问题来讲授的。到了写《李自成》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要把多年来自己在理论上探索的一些问题付诸于创作实践。姚老多次谈到，《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对他的影响。他说：“我喜欢《红楼梦》用工笔描写人物，描写生活画面。我喜欢《战争与和平》的气派大，善于描写战争场面，也喜欢它有几章写地主打猎生活的极其生动的画面。这两部小说在艺术上对我有一个共同启发，就是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应该包罗的内容相当地丰富，人物和世相要缤纷多采。我在写《李自成》时，竭力向这方面追求，我希望全书写成时将会展开一幅十七世纪下半叶各种不同的阶级、阶层的生活画面。”姚老追求奋斗的目标，最终在《李自成》中实现了，从帝王后妃到文武大臣，从文人墨客到市井小民，从义军统帅大将到男女战士，他把中国封建社会各阶层的人物，把上层和下层的生活，展示得有声有色，无比丰富，绘出了一幅中国封建社会绚丽多采的画卷。
《李自成》第一卷出版时，有的人批评姚老写李自成想当皇帝是歪曲了农民革命和农民革命领袖的形象；歌颂牛金星是歌颂姚雪垠自己……这些让姚老又吃惊又出他意料的批评，到了“文革”时，更是猖狂。要不是毛泽东主席及时下达了保护姚雪垠和《李自成》的“最高指示”，《李自成》无疑一定被打成“大毒草”，姚雪垠也一定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但无论是在什么形势和环境下，姚老始终坚持己见，没有一丝一毫退让。他说，写不写李自成有皇权思想，牵涉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两千多年，大大小小几百次农民起义，没有不带皇权色彩的，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的，也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上层建筑、传统的封建法权思想、皇权思想，在人们头脑中起着主导作用的结果。直到20世纪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农民才从这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关于牛金星，姚老说，这是一个复杂人物，在明末农民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他参加了李自成的起义部队，当时举人这一级的人物还没有一个参加农民军的，牛金星肯参加，这是很不容易的，同时他确实有实际学问，所以李自成才那么重用他，让他做首相。如果把牛金星写成“碌碌之辈”，不仅道理上说不通，也把李自成写低了。但在刻画牛金星的时候，也写了他怀才不遇的心态，写他有一股士大夫的酸气，这就为牛金星后来的发展变化埋下伏线。尚炯是封建社会的小知识分子，是同牛金星对照的人物，他极其忠于李自成的事业，却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灵魂中也没有士大夫的酸气，所以他一直坚持到最后，与高夫人一起壮烈牺牲。从姚老对牛金星的论述，我们也能体会到，他对《李自成》这部长卷中一些主要人物的性格把握及其发展，不仅有着充分的考虑，而且是反复斟酌的，不是那么简单随意创作出来的。
在和姚老交谈中，他谈的最多的就是李自成为什么会失败？对这个问题姚老想得很深、很细，而且在进入四、五两卷写作后，他原有的一些想法，有的有所发展，有的有所变化。比如，对于李自成进北京后，严刑追脏的行动和后果，分量就比他原来的构思大大加重了。在姚老的笔下，无论是李自成，还是刘宗敏，在当时都没有想到北京和他们占领的其它州县是不同的。北京在政治上、军事上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进入北京之后，特别需要讲究策略，更何况当时还面临与清兵直接对峙的局面，更需要求得京城的安定。但李自成、刘宗敏和他们的左右都没有看到这一点，一进北京便不加区别的拘捕了明朝大批皇亲、勋臣、上层官吏，严刑追脏。有些人被追了脏，还要处死，结果引起社会上极大的震动，在中下层社会造成恐怖气氛。对于抄没来的大量金银财宝，全部运回西安，没有拿出一部分对北京的贫苦百姓施行救济，把追脏的具体行动同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结果不仅使李自成失去民心和信任，而且人心惶惶，社会不稳。这样的事情历朝开国皇帝都不会做的，独独出于李自成创业建国之初。姚老在第五卷特别以此与后来的多尔衮进北京作了鲜明的对比。
又比如，李自成进北京以后，他让大顺军驻扎在城内，担起向官吏家室搜索金银的追脏工作，良好的军纪就很难再维持下去，随后奸淫掠劫的事情就发生了，而且愈演愈烈，年轻的妇女跳井、上吊自杀的事屡屡发生，造成人心背向的恶果出现。这时如果李自成果断下旨，严申军纪，把军队迅速撤出北京城内，军纪败坏的现象，完全可以阻止，情况也会有所补救。但李自成采取了放纵态度，将领们也贪恋北京城内的生活，军纪继续败坏，李自成和他的大顺军在北京的政治形象和政治影响迅速下滑。京城的百姓由原来兴高采烈地拥护李自成和大顺军进北京，这时感到失望和痛心，转而怀念明朝，把希望寄托在吴三桂拥护太子即位上。开始，姚老对大顺军军纪败坏的现象和恶果还看得不那么严重，但后来他在写四、五两卷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这问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时的李自成已不是一名农民起义的领袖，而是一位新朝的皇帝，在他进入北京之后，他的左右或被封侯、或被封伯，都获得了“高爵厚禄”“子女玉帛”之利，已经形成了一个新朝的封建统治集团，这时无论是李自成，还是他的文武大臣也就没有什么顾虑，再考虑什么影响了。姚老也还写到，在李自成败出北京退到山西后，他有所醒悟，曾想严厉整顿军纪，但收效甚微，派出的军队依然纪律不好。军心涣散，军无斗志，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李自成最后败亡，也没有扭转过来。
再比如，李自成从北京退到山西时，河南的地方武装纷纷起来反对大顺政权，使河南的局面陷入不可收拾。这时李岩请求给他两万人马回河南收拾动乱的中原局面，李自成起了疑心，下旨将李岩兄弟杀掉。假若李岩不被杀掉，给他两万人马，让他回河南，代表李自成独挡一面，也有可能使河南的局面发生一些变化，甚至会有所好转。如果那样清兵就不能毫无牵制地集中力量攻打潼关，只要战争形势稍微有点缓和，陕西暂时松口气，就有可能出现对李自成和大顺军有利的新局面和新变化，所以李自成错杀李岩兄弟的后果关系全局。但最初，对李自成错杀李岩兄弟的严重后果写得并不充分。当时姚老把责任过多地归罪于李自成轻信牛金星的谗言，后来他有所变化，偏重于李自成这方面的责任。首先是李自成对李岩不信任，进而引起疑心，最后给牛金星下旨处死李岩兄弟。牛金星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但最终他还是个执行李自成错误决定的人，这个变化在五卷中体现出来。
姚老说：“我写《李自成》，目的不仅仅是反映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还要通过小说的艺术反映，让读者认识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对人们认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时起积极的作用。”所以在四、五两卷里，姚老既要写出李自成起义的后期，在军事上取得空前胜利的道理，也要写出李自成从胜利的顶峰迅速走向失败深渊的道理。姚老深有体会地说：“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像明灯一样照亮了我的眼睛，照亮了我所掌握的历史资料，让我经过若干年的学习与思考，探索与研究，对李自成失败的原因，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不是一下形成的，是渐进的，从不全面到全面，从不细致到细致，从不系统到系统，到这时我才有了写好《李自成》的信心和勇气。”确实如姚老所说，从1957年他写《李自成》第一卷开始，到1999年四、五两卷出版，他一直在边写作、边思考，他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发展、变化。就是在五卷本全都写完之后，他还计划从头开始再通盘进行一次认真的修改，才算定稿。所以姚老一直把过去已经出版的三卷和现在出版的四、五两卷称之为“未定稿”，就是这个道理。姚老常说，这种边写作，边思考，边修改，边定稿的作法，有无尽的好处，使他的认识水平永不停留在一个水平线上，总是在提高，在发展，这就有可能使《李自成》越来越接近完善。在《李自成》的创作中，姚老的这种追求完美的毅力和精神，实在让人钦佩。
　　　　二
从《李自成》第三卷出版，到四、五两卷出版，整整间隔18年！人们常常不解地问：为什么四、五两卷花了那么长时间？这是因为四、五两卷在《李自成》全书中占非常重要的位置：不仅是全书的高潮，而且关系全书的成败，是关键的两卷。姚老早在动笔写《李自成》之前就说过这样的话：“我首先考虑和解决的就是李自成为什么会失败？而且又为什么失败得这么快！这是我写这部历史小说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倘若这个问题心中无数，这部小说就没法动笔去写。倘若对这个问题认识错了，小说就会全部失败。”由此可见四、五两卷的重要性，然而要写好四、五两卷又谈何容易！
对姚老来说，第四卷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对李自成进北京如何认识？怎么去写？这是姚老动笔前反复琢磨的一个问题，也是《李自成》碰到的一个禁区。过去一直把李自成进北京说成是农民起义的“光辉的胜利”，而在《李自成》这部小说里，姚老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李自成进北京是他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顶峰走向大悲剧深渊的转折点，李自成从这里开始迅速走上了败亡的道路。姚老这么说，是有他的道理的。他说，如果李自成及其周围的文臣武将头脑比较清醒的话，在占领陕西和山西以后，就不应该急着孤军远征北京，而是用上一二年或更多一点时间，经营他已经占领的广大地区，设官理民，恢复农桑，抚辑流亡，让人民有粮食吃饱肚子，有衣蔽体，有屋容身，生儿育女，过上一段时间的安定生活，人民就会继续支持他，拥护他。李自成起义时，人民对明朝不满，人心思乱，所以从者如流；当李自成进入西安取得重大胜利之后，人心思治，希望停止战乱，恢复生产，过上几天安定温饱的生活。但李自成被眼前的胜利冲昏头脑，只想东征成功，攻入北京登基作皇帝。他没有想到不顺从民意，人心就可能动摇，这么简单的道理，李自成没想到，他身边文武大臣也没有想到。李自成迅速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与他在困难时期同百姓建立的密切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是他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李自成走乱中求治的建国路线，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在进入西安之后，先不急于东征，花上一段时间巩固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北部（即今湖北）的广大地区，肃清明朝的旧政权和残余军队，摧毁反动地方武装，团结可争取的地方武装，给人民以恢复生产的时间，让人民有一点“复苏”之乐，人民就会继续拥护李自成和大顺政权，同时李自成也为大顺朝的政治和军事的发展打下点基础。在李自成的新政权稳固了，将士们也得到了休整，生产也有所恢复时，再向北京进军，那时的军事形势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再不用怕吴三桂拒降和清兵入侵了。
姚老还谈到，就是孤军东征，如果从西安出发时，李自成考虑到清兵可能入关的危险性，率领的不是六万人马，而是二十万人马，力量的对比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许吴三桂就不会降清，即使降清，李自成在山海关不战败，北京不失手，河南、山西等地的反动武装就不敢纷纷叛乱，大顺朝新建立的政权就不会那么快被摧毁，李自成和大顺朝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局面。假如还有七八万人马控制在保定的刘芳亮手中，紧急时驰援李自成，假如再有几万人马进驻天津，纵然山海关大战失利，清兵也不敢直向北京，即使向北京发动进攻，碰了钉子就会缩回关外去，大顺朝的命运就不是后来这个样子。还有，假若李自成进北京以后，保持清醒头脑，命令大顺军保持高度戒备，对保卫北京作一些必要的布置。比如，把军队驻扎在城外，保持良好的士气，同时在战略要地通州，积极作防御准备，即使同样在山海关吃了败仗，北京也不致于轻易放弃。如果北京不放弃，对全局就会起很大的积极作用。由于李自成打算建都西安，忽视了北京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和重要影响，所以他进入北京后根本没有采取巩固北京防务的任何有力措施，这是李自成在战略上的又一个重大失误。一连串的失败，使他在山海关大战中本来应该在意料之中发生的情况，在紧急时刻出现时，他便无法应付，只好溃败，最后匆匆退出北京，造成一步被动，步步被动，全局被动，最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姚老在四、五两卷中，以他的胆识和见解，打破过去的禁区，出色地描写了李自成从进北京到退出北京这个沉重的历史故事。
姚老在谈李自成失败和四、五两卷的写作时，说过不少富有创见、新鲜而又深刻的看法，也说了不少让人感动的话语。他说：对李自成失败的分析，虽然是我今天的认识，但我决不是用今天的认识水平去要求李自成，那样做是反历史唯物论的。但就以三百年前的历史具体条件来说，李自成完全有可能避免失败，也可以改写大顺朝的历史，改变李自成自身的悲剧结局。正因为这样，我对他的失败才感到痛惜。同时有一个比较全面，比较系统，比较清楚，又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也就会使我比较容易地写出李自成失败的深度了。
从姚老对李自成失败的分析和认识，让我们对老人的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和写作态度不能不感到欣喜和钦佩。就我看到的文章和资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方法来分析李自成失败的原因，就其论述之全面、深刻、细致来说，姚雪垠还是第一人！所以我在记述姚老这些论述时，常常停下笔来，深思赞叹不已！我想，就为了认识这些问题，姚老要读多少书，作多少卡片，花多少精力和时间，去分析、研究、比较、查证啊！如果说姚老关于李自成失败的论述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历史史料的话，那么他的这种坚韧顽强、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和钻研精神，则是留给我们更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1985年《李自成》第四卷“崇祯皇帝之死”和第五卷“李自成之死”这两个单元在《小说》上发表时，已很精彩。但后来姚老通通推翻重写。当1990年《小说》第二、三期连载“李自成进北京”时（即现在出版的第四卷中的“围城时刻”、“崇祯皇帝之死”和“李自成在武英殿”中的第十三章），我又一次拜读了这个大单元。我敢说这次修改是相当成功的，给《李自成》第四卷增加了几倍的艺术力量！当时我曾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登门祝贺姚老的成功！姚老说：“崇祯皇帝之死”发表后，反应很好，但我并不满意，在写“李自成进北京”这个单元时，又有了新的想法，把“崇祯皇帝之死”中的一些重要情节融入“李自成进北京”这个单元之中，作为第四卷的一个重要内容，使第四卷一下就进入大悲剧的高潮，使四、五两卷的衔接处在故事上一气呵成，结构更加严密完整。围绕崇祯皇帝之死这部分，有的情节重新构思，有的情节精心修改，不称心不如意的宁可弃置，也决不含糊吝惜。 姚老对经历了276年的明朝灭亡和崇祯皇帝的死，是当作一个社会群体的大悲剧， 一个封建阶层的大悲剧，而不仅仅是崇祯个人的悲剧，要写透这一点，就要把崇祯皇帝以身殉国的典型环境写得“满意”，就为这满意二字，姚老写了改，改了写，他不是一万字、二万字地推翻重写，而是几万字几万字的推翻重写，读者如果有兴趣，可以把当年《小说》上发表的“崇祯皇帝之死”与现在出版的《李自成》第四卷放在一起对照比较一下，便可看出姚老付出的心血！现在姚老是把李自成进北京与崇祯皇帝之死交叉在一起来写，写崇祯在李自成进北京之前，从不南逃，不能下决心南逃，到后来明白过来想南逃，又为时过晚，失去了南逃的时机；写崇祯如果南逃了，明朝也有可能避免亡国，然而崇祯的精神已经彻底崩溃，最后身殉社稷，国亡君死，走上了亡国之路；写崇祯在李自成破城前的惶恐、悲愤、幻灭、绝望，错综复杂的心理和李自成破城后，下旨后妃自尽，亲手劈杀公主和幼女，最后偕太监王承恩自缢于煤山脚下。写崇祯、周后虽死，乾清宫、坤宁宫的宫女头儿魏清慧、吴婉容和长平公主的贴身宫女费珍娥，如何各自采取不同的方式为明朝尽忠，为帝后尽节。姚老对费珍娥这个在当时家喻户晓的人物身上花了更多的笔墨，写费珍娥如何被吴汝义发现，献给李自成；写李自成如何被费珍娥的容貌和才华倾倒；写他又如何从自己动心、喜爱到从战争的大局出发，把费珍娥赐给罗虎为妻；写费珍娥如何从一心要刺杀李自成到刺死罗虎而后自尽。这些情节在姚老的笔下，既写得那么生动细腻，又显得是那么深刻重要。
姚老在《李自成》的第四卷，把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同以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政权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战争后，在攻克北京的瞬间，便宣布了明朝的历史和崇祯皇帝本人的历史已经结束。虽然崇祯皇帝至死不认输，不甘心承认自己是亡国之君，但明朝确确实实是亡了，他本人也确确实实是亡国之君了。姚老在塑造崇祯“这个”封建帝王中的复杂人物、复杂性格时，一点也没有简单化。他形象地写出崇祯登基以来，宵衣旰食，勤于朝政，一点也不敢懈怠，极想做一个有为的“英明之君”、“中兴之王”，力挽狂谰，拯救明朝的灭亡，就是在覆灭的现实面前，他还留下“衣带遗诏”和自缢时以发覆面，表明他“做亡国之君我不甘心！”“失去江山，无面见祖宗于地下。”这些姚老写得愈强烈、愈深刻、愈生动，愈能说明明朝灭亡的社会复杂性和历史多变性。如果姚老笔下的崇祯皇帝，是一个腐朽荒淫，不理朝政的无能昏君，也就没有那么多的遗憾，人们会把明朝灭亡的责任毫无保留地归罪于崇祯，崇祯也就顺理成章地落个“亡国之君”的骂名，这样也就没有什么悲剧可言了。崇祯死，明朝亡，许多人为他痛哭，为他殉节，第四卷虚写了懿安皇后和袁皇贵妃回到娘家自尽和新乐侯刘文炳全家自焚，无论是正面的、还是侧面的描写，都是为了反映明朝灭亡时的“这个”典型环境。在典型环境的创造中，姚老把灭亡前崇祯的思想感情、复杂心理浓浓地、具体地展示出来，把崇祯皇帝个人的悲剧与崇祯皇帝所代表的那个社会群体、封建阶层的悲剧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使明朝的灭亡和崇祯皇帝的死的悲剧气氛、悲剧环境和悲剧效果更加真实和强烈！在这里姚老不仅写出这场历史大悲剧的深刻性，还写出了文学的典型性，这样就把李自成进北京和崇祯皇帝之死的艺术水准推了上去，也使四、五两卷的整体水平得到提高，成为全书的高潮。
《李自成》四、五两卷另一个方面的成就，就是更加深化了李自成的性格。写气势磅礴、踌躇满志的李自成率师势如破竹般攻克北京；写李自成以大顺皇帝的身份进了北京、进了紫金城；写张皇后的贴身宫女窦美仪被李自成收为妃子；写田皇贵妃的贴身宫女王瑞芬成了李自成入宫后的管家婆；写吴三桂拒降，李自成围绕对吴三桂用兵不用兵的决策上的矛盾心理。李自成进入紫金城后，他不想打这仗，也没有准备打这仗，但眼前的事实让他骑虎难下，最后他还是决定御驾亲征……。在这里，姚老对宋献策和李岩这两个人物作了细致入微的描写，他俩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看到明朝灭亡后，满洲清朝就成了大顺朝的劲敌。李自成如果东征失败，就可能败出北京，影响所及，不堪设想。所以他俩竭力阻止李自成东征，但最终他们发现，与李自成最初保持的“袍泽”亲情已经所剩无几，而今取代的是君臣关系，虽苦口谏阻，也无济于事了。写李自成不听宋李的劝阻，决定亲率六万大军夺占山海关。对当时清兵的行动，对满洲的军事实力，他不清楚，只是猜想清兵可能南来。他只认为此行是同亡明的残余势力作战，不明白现在他的真正可怕的敌人已经不是吴三桂，而是新兴的满洲政权，是建立在沈阳的清朝。对这一点姚老浓墨重染写得无比沉重。由于李自成对清兵入侵的严重性没有认识，其恶果只能是在山海关大战开始以后和他统率的六万大军溃败之后，在形势不断恶化的进程中逐渐加深认识。
我们在研究姚雪垠的悲剧思想和悲剧艺术，悲剧人物和悲剧命运时，不难看出，姚老在悲剧思想和悲剧创作上的贡献。最显著的就是他在写崇祯皇帝悲剧结束的同时，就进入了李自成悲剧的迅速发展，乃至发生大转折的突变。《李自成》全书表现的是一场农民起义由弱小到壮大，又由壮大而败亡毁灭的大悲剧。《李自成》共五卷，在先前已经出版的三卷中，第一卷写李自成处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如何惨淡经营，不折不挠，保住大旗，站稳脚跟；第二卷写李自成继续在艰难中经受考验。在这两卷里，李自成爱惜百姓，礼贤下士，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处处发挥自己的所长、优点，而他自身的弱点、缺点，几乎都自觉的被克制下去了。但在他破洛阳、杀福王之后，就不同了。闯王的人马发展到几十万，闯王的威望越来越高，闯王的事业走向壮大和成功。这时他自身的缺点、弱点，就开始暴露了。他正式称号定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宣传他的起义是奉上天之命，他自己“乃文乃武乃圣乃神”，这些作法，反映了李自成急于千秋大业告成的帝王思想，反映他的等级观念愈来愈严重，重建一个封建王朝，当一名新朝皇帝的欲望愈来愈强烈，所以李自成并不是在进北京以后变化的。第三卷对李自成思想上、心理上、作风上的这种深刻变化，已经作了充分描写。李自成是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军中产生的领袖人物，他不可能永远保持像一、二两卷时那样的思想作风。帝王思想，等级观念，随着他的声威和事业的发展而发展，到这时历史造就了李自成，已不再是一位农民领袖，而是一位帝王，这就是《李自成》这部小说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历史真实。李自成从襄阳到西安，到进入北京，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这样的胜利大进军，在中国农民起义战争史上也是少见的。遗憾的是这样巨大的胜利，却不是李自成事业的开始和延续，而是他政治上、战略上严重失误的暴露和发展。所以我们在读《李自成》的时候，就有这样一种感受，姚老愈写李自成的空前胜利，愈让人对他突然失败而格外惋惜。山海关一败便不可收拾，先是退出北京，接着又退出山西，退回陕西。潼关战役惨败后，又退出陕西，退向湖广，清兵步步紧逼，接着又放弃了襄阳，退到鄂中地区。在他乘虚进入武昌后，本来可以利用武昌和汉阳的有利地形，抗抵清兵，但他已丧失斗志，当清兵来到时，他继续向东逃亡，在富池口遭清兵夜袭，几乎全军被歼，刘宗敏、宋献策被俘，李自成的眷属有的投江自尽，有的被俘被杀。李自成逃到桑家口，又被清兵追上，又逃入江西境内，清兵穷追不放，又转入湖北通山境内，人困马乏，被乡勇杀害于九宫山北麓牛迹岭下，最终走完了他的败亡道路。姚老在最后这几章，把失败中的李自成的精神状态和心理变化，作了最后一次深化，将李自成的悲剧艺术形象最终塑造完成。
在李自成被害，他的主力部队被清兵歼灭以后，姚老还拿出一定篇幅，写高夫人率余部坚持抗清的武装斗争，甚至不惜放弃大顺旗号，同南明合作，联合抗清，一直坚持了十八年。最后被清兵团团围困在茅庐山中，在清兵攻上山时，所有战士没有一个投降的，高夫人、慧英、李来亨、尚炯、王长顺和他们的亲兵放火自焚，在一片火光中，他们仍然站在屋顶上射杀清兵，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到此姚雪垠才给李自成和他的大顺军划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姚老说，他在长篇小说情节上的美学追求是：壮美与优美交互变化，以壮美为主调。在这里充分体现出来了。本来这部长卷到李自成死就可以结束了，为什么后面又写了这么一大段呢？姚老讲过这样的话：“在中国的历史上，每当民族危难的时候，真正前赴后继、顽强不屈地反抗异族入侵和异族统治的是人民大众，而不是封建上层社会。上层社会中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分子，也只有和人民大众相结合，才能有所作为，而要做到真正同人民大众相结合，把人民大众作为依靠力量，是十分不容易的。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武装余部在抗击民族侵略的战争中是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当他的这些部队流尽最后一滴血时，全中国汉族中的上层社会以及依附于他们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已向满族所建立的大清皇朝投降。然而农民起义的火焰是不会因此熄灭的。当高夫人这支部队最后被消灭时，新的农民起义的火种已经开始播种下去。小说中红娘子和红霞云游各地，就是在传播这样的火种。经过几代以后，到嘉庆年间，终于在四川、湖北等地爆发了白莲教农民起义。”
姚老在《李自成》四、五两卷中，把悲剧冲突的核心提高到历史发展的根本上来，把个人性格悲剧提高到社会的阶级、阶层的悲剧上来，把悲剧的美学特征提高到历史唯物主义上来，这样展示在姚雪垠笔下的悲剧人物和悲剧命运，悲剧思想和悲剧艺术的创造和发展就显得很不寻常。可以说，从崇祯皇帝之死到李自成之死，从明朝灭亡到大顺朝败亡，充满了悲壮之美，笔墨变化之美，这就是姚雪垠花在四、五两卷上十八年的心血结出的硕果。
1999年4月29日姚雪垠以他89岁的高龄离我们而去， 他既没有看到就要出版的四、五两卷，也没有成为千禧年的老人，这确实是十分遗憾的！但他倾注了大半生心血的320 万字的煌煌巨著《李自成》最终完成了。可以说，姚雪垠是在给自己的人生和《李自成》的创作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之后才远行的。写到此，就让我对老人的去世感到无比的惋惜和怀念，同时也感到庆幸和宽慰。
《李自成》这部长篇小说，虽然是经历了42年漫漫岁月创作出来的，虽然姚老在创作中一直恪守“不求急功，但求少愧”的准则，但其间仍难免有文思不属之处，诸如：笔墨失之拖沓，繁复而不够精炼，以今推古的现代化感觉等等，虽然这些不影响全书的整体水平，但我们在认识《李自成》突出成就的同时，也应当看到事实上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这样才不失为一种文学的、辩证的科学态度。其实，姚老生前早有这个思想准备，不然他就不会一再表示全书写完之后，还要统改一遍，才算最后定稿。这里面就包含了听取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意见的想法。
【责任编辑】有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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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历史疑案追踪——谈谈李自成“归宿”问题

刘重日

一
关于晚明民变领袖李自成的生死问题，我的兴趣和存疑是很早的。
1955年毕业分配到历史研究所，我被指派在明清史研究室工作。先读《
明史纪事本末》，再读《明史》，同时做《皇明经世文编》和《天下郡
国利病书》的目录提要。当然也尽量涉猎当代人撰写的明清史事的论著
，其中包括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及李文治先生的《晚明民变》等
等。对于明末农民起义的基本史实和李自成的死，我只有个粗略的印象
。1956年由于《历史研究》尚归历史研究所主办，和编辑部同在一个不
大的院落里。建所伊始，规模不很大，研究人员也不多，又大都是青年
人，整天在一起。我听说关于李自成的死，有位姓申的先生寄来一篇文
章，论证李自成并未死于通城、通山，而是兵败后入湖南石门夹山为僧
而终。年青人好奇心重，总想待发表后以先睹为快，但当时的编辑部大
概以申的观点与郭老相左而终未刊用。
当时我并没有想去探索此事，一是对明末史事知道的太少了，不具
备这个能力；二是在工作学习之余我把全部精力集中到资本主义萌芽
的讨论里，撰写了关于牙人牙行的探讨文章，并予以发表。
事也凑巧，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被正式调入郭沫若主持的《中国
史稿》编写组，第一次分工就指令我写好明末农民起义一章。不必讳言
，那时参加《史稿》组，被当作一种荣誉和领导的信任，焉敢不努力钻
研，以求表现自己。为此，我整整花了三年的功夫。
因为脑海中很早就有个感兴趣的问题，即关于李自成之死的不同说
法，因而在读书和查找资料时，自然更加留心。时间日长，材料日多，
我发现“战死说”，不论是在通城还是在通山都非常混乱、矛盾和漏洞
百出，飘忽不定，令人难以适从。正如徐＠①所云：“自成之死，传闻
异辞”。在李自成生死的各种记载里，年月互异，有四五种说法；死地
也有四五处之多，而死的方式竟达九种以上，却没有真正令人信服的材
料。
《明史》的编纂，前后将近60年，集中了大批优秀学者。关于明末
史事，当然算不上年代久远，一切所需书籍与资料自然一览无余。《明
史》是一部公认的严谨史书，凡属重大历史问题都是经过撰写者相互讨
论以至争辩然后裁定。譬如：关于严嵩该不该入奸臣传的问题，就数次
争论，而且十分激烈。对于李自成究竟是死还是生？众说虽然纷纭，但
分析结果，得出的结论只有“终无实据”而已。张文贞公是奉旨监修《
明史》的官员，同时也是学者，他的这句话始终对我印象很深。传闻毕
竟是传闻，代替不了事实。但写史写书总不能没有个说法，总得从其一
说，故史馆诸公裁定了“通城说”，而其死的方式，亦未有定论。
我认为《明史》裁定通城绝非撰史者的疏忽，他们都是当时学术界
的佼佼者。我不相信这些连《明史·地理志》都撰写得那样详细的人，
竟不知九宫山指何处。竟连明修《寰宇通志》都无人看过，可能吗？我
倒觉得是解放后的寡闻学者做了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多余考证！在我
看来，史馆诸公在几经斟酌之后认为通山说漏洞、硬伤太多，不及通城
说较为稳妥。
通城、通山说虽均无实据，但对夹山说，也仅是文字记载而已。虽
似言之凿凿，我也未敢轻信。正如徐＠①所言：“为僧之事，固无足据
”。都是文字对文字，缺乏可信的依据和实物印证。
《中国史稿》的说法，当然要以主编郭老的意见为根据，这是不能
含混的。同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我不想也不愿意有别
的想法。农民起义领袖战死疆场、马革裹尸，为理想而奋斗牺牲，豪气
千秋，何其壮烈！说他遁迹法门，总脱不了“逃跑主义”，有损于“伟
大形象”，故宁信其死而不信其生。然而满脑子的问题和疑惑，常想若
有机会与郭老能谈谈。三年困难时期终于有了这个机会，郭老把《中国
史稿》编写组的工作人员集中起来，一是研究问题；二是改善一下生活
。其间，我把自己的疑惑和感兴趣的问题简短地告诉了郭老。其实，我
的言外之意是想说郭老不该根据两三学者以考辨“九宫山”所在，而定
自成死地，也不必于1956年发表声明更改“通城说”。他边走边谈，大
意是说要彻底搞清这个问题，还得新材料的发现或者有实物的印证。郭
老指出的是一条研究问题的方向，并不涉及谁对谁错，其态度是科学的
，实事求是的，不像现在有些人对不同意见就一概骂倒。毕竟是大师风
范为学子树立了楷模。
那个时期，由于各种原因，“自成生死”并不多么重要，谁也不去
在没有新的资料发现前再打这种无谓的“笔墨官司”。文革之后，“凡
是论”被实事求是所取代，李自成归宿这个从未解决的悬案，重新被提
了起来。往日的疑惑和兴趣，使我密切注视着通山遇害说和夹山为僧说
的论战。
对此问题，我的态度从来就是谨慎的，本着一个研究者的基本要求
，审视和探索一切历史事件，从未想过要反对谁，维护谁。四十年来，
若断若续地追踪着李自成归宿问题的史料与文物。尽管如此，在1985年
的通山会议上以及将近十年之后的夹山讨论会上，我都没有轻易谈自己
的看法。如今有了新材料，有了多年的研究成果和不少文物的出土，就
不能不对李自成之死重新加以探索论证了。
二
有人说李自成被杀于通山县九宫山，已经定论。这简直像痴人说梦
！若非缺乏常识，则是别有用心！此说证明何在？一无首级二无信物，
这是当时的结论。据《东华录》所载，英亲王阿济格前后奏报本身就互
相矛盾，均未落实。顺治二年七月己巳“摄政王赐阿济格军谕”曰：“
尔等先称流贼已灭，李自成已死，贼兵尽皆剿除。后又言自成身死是真
，战败贼兵共十三次。则先称贼兵尽歼者竟属虚语。今又闻自成逃遁，
见在江西，此等奏报情形，前后互异……尔等之意特以奉命剿除流寇，
如不称流寇已灭，自成已死，则难以班师，故行欺诳耳。尔等虽行诳称
，其谁信之。”作为一个前线指挥，不仅先后奏报不一，对李自成究竟
是死是活，始终闪烁其辞。以顺治二年闰六月奏报看，云“贼兵尽力穷
，窜入九宫山，随于山中遍索自成不得，又四出搜缉，有降卒及被擒贼
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自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
自缢死。因遣素识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可亡，俟就彼再行
查访。”此段文字，实不敢推敲，“降卒”所言，既非二十人之一，何
以知之？“素识”者往认，何不能辨？除非死者非其人。再说从闰六月
到七月受多尔衮责罚，时隔两月，阿济格派人“就彼再行查访”，并无
下文，显然没有眉目，得不到证实。文字记录在案无法更改，于是有人
心生奇巧，以为能证明阿济格曾被再度起用过，便可推翻“欺诳”之过
。既是缺乏常识，又是形而上学之最。军事倥偬之际，戴罪立功者多矣
，不等于没有前罪。且看《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之阿济格传乾隆的
批谕，“谕曰：朕览实录载英亲王阿济格秉心不纯，往追流贼，诳报已
死，又擅至沿边索马，且向巡抚嘱托公事，过迹昭著。虽前次亦有微功
，究不足以抵其罪。黜爵实由自取。其子孙前俱降为庶人。削其宗籍。
”这便是一记有力的耳光！
据统计，明末清初记李自成事者，史、志、稗、乘大致有六十种左
右，但正如徐＠①所言：“自成之死，传闻异辞”。说李自成被打死了
，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怎么死的，谁打死的？异说纷纭，矛盾百出
，且都得不到可信的验证。说法那么多，明清之季的学者也作了一些分
析，最后也只能从其一说而已。对于关键问题，即死者是否是李自成，
结论还是“终无实据云”。其所谓的“考证”，只是用一种无实证的材
料去论证另一种无实据的说法，得出自己倾向的观点，仅此而已。所以
有人说：“李自成死于通山，清初已成定论”，清末已“考证清楚”了
，简直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在讥讽嘲笑别人的同时，自己竟然连文章也
读不懂了！
问题从一开始，一再追查的就是李自成究竟死了没有？九宫山死者
究竟是谁？说他是李自成，凭据何在？这是清与南明两个王朝特别关注
的事情。而最早文献就是阿济格与何腾蛟的两个奏报。两疏歧异矛盾之
处，暂且勿论，一个共同点都是听来的，“空口无凭”。而且都受了各
自朝廷的责备。尽管二人为自己竭力辩护，但终归没有“实据”。若有
人企图用传闻的记载作“引经据典”的文章，那我还可以告诉他《石匮
书后集》等书记载将自成首级献给了何腾蛟，而《程氏宗谱》等书，亦
有献首军门佟的记录。一首二献，岂不更加荒唐可笑么！
老实说，迄今为止根据各种记载综合判断，只有一件事是真的，那
就是九宫山的确死了个“贼人”。但死者究系何人，并没有解决，或者
有人怀着各种目的不愿意承认。阿济格、何腾蛟以及官方人士异口同声
，说那就是李自成，是因一保乌纱帽，二怕获罪。而现在有些人，却不
正面研究问题，在枝节上大做文章，纠缠不清，实在非论史者所当为。
事实上，根本的问题在于死于通山县九宫山的并不是李自成，而是
农民军中一个叫李延的人。在所有的数十种书籍记载中，应该说据有可
信性最强的是当事者，当地或当时的人的各种记述了。
通山《程氏宗谱》载：程安思，字九伯“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
。
《世思堂程氏宗谱》亦云：程九伯“于顺治甲申剿闯贼李延于牛迹
岭下”。
《金氏宗谱》云：“一柏（九伯外甥）一同，追剿闯贼于牛迹岭下
”。
其他如《朱氏宗谱》、《王氏宗谱》、《余氏宗谱》等书的记载均
可印证此事。
康熙庚午举人谢延树是当地人，著有《诗古文集》，其中有“小月
无题”一诗，云：“天剿李延贼，凶魂乃帝催”。
通山发现的新资料，手抄本《九一宫志》（于道观经卷中发现）共
十一则，千余字，时间从顺治二年到康熙二十年。其中有“阴访李延墓
六则”，这六则并未全部披露，只引了一条自认为对己有利的材料，只
说九一道尊于顺治年间接待来自夹山的两位出家人，前来寻找李延死于
何处，葬于何地。最后未找到，走后九一道尊捡了一首“红绫诗”。诗
云：“顾庐恶梦烟灰灭，华堂已毁躏铁骑。壮士捐躯怀前志，小子残生
泄君机。妄言轻信离情起，良谋屡进几度依。难忘恩义凭山吊，莫让随
流世外疑”。作为资料果然重要。通山派认为这是藏头诗，乃顾君恩所
作，这一观点可以接受，但他们以此断定夹山为僧者乃顾君恩，却是错
了。因为去通山找李延墓的是两个僧人而非唯一的一个。从诗意中回味
，作者的确泄露了不少“君机”。道出失败的原因、捐躯的“壮士”，
只好依从“良谋”，最后提醒人们不要“随流”瞎说，且用了耐人寻味
的“世外”二字。这岂不是透出一点消息，即“禅隐”和谋士顾君恩很
有关系吗？自成谋士，兵败中被杀的杀降的降，记录均在，唯顾君恩不
知下落，此人每在关键时刻，始见于记载，确为自成出了“良谋”度过
了多次难关。此诗又一次证明了这点。
通山说的学子，常指责别人不以科学态度对待史实，以至谩骂讥讽
别人，对别人竭尽污蔑之能事。而他们不仅否认史实，且编造历史，假
造《弋闯志》，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编造假《家谱》。相反，对一些有
价值能说明问题但对他们不利的资料，如《九一宫志》等等，竟然采取
了掩盖封锁的手法。这种行为难道不是已经说明了真相所在么？
通山死者乃李延，即使《通山县志》上，也赫然写着：“九宫山北
有李延墓”。
据通城派学子所写《通城说新探》一文云：六十年代初在通山县九
宫山一道观内，曾发现过清乾隆年间该观道士曾为李延立了一块“李延
将军墓碑”，大意记述了李延在当地活动时军纪很好，与道士们相处颇
为融洽。像这种珍贵资料，通山说者为什么长期尘封，秘而不宣？
这些资料充分说明了通山九宫山死难的是有名有姓的李延其人。通
山说者众口一辞，说打死者为程九伯与其外甥金一柏，那么程、金二氏
自是当事人，则程、金二氏之宗谱，当然是确证无疑的第一手材料。那
么，二氏既非农民军内部人，何以知其死者是李延呢？显然和他们宗谱
中所记之“得珠冠、龙袍、金印”分不开（是龙袍还是蟒袍？两者差异
甚微，一般人很难区分。珠冠不等于皇冠。珠冠、蟒袍，宠臣、大臣均
可服用）。许多官修志书如《湖北通志·武备志》，亦不讳言“剥其衣
得龙袍金印”。道理很简单，也十分明显，金印上刻着的就是李延。不
然程氏之流是不会知道的。如果印刻“李自成”三字，宗谱上亦不会编
出个“李延”二字来！宗谱与志书都说此物献于“军门佟”，先不管这
个佟是谁（因当时清高级将领中有两三个“军门佟”的人），倘是“李
自成”三字，“军门佟”焉敢匿藏不报，而此实物信证，足可平息各种
风波，也不会有这个三百五十余年的历史疑案了。这个道理三岁孩子也
明白。
通山说的解释漏洞太大了，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硬伤，怎么办呢？
只有胡说一通了。童书业先生在此根本问题上道是本本分分写着“也许
”、“或者”、“假定是否事实”，有待进一步研究，等等，其实事求
是的态度，与那些强词夺理者实不能同日而语（见《李自成死事考异》
）。
李延根本就不是李自成，连博学的童书业先生也未敢说是“自成别
名”。1984年5 月在通城县发现的《彭城堂金氏宗谱》康熙丙申谱序说
：“李延、李自成流寇猖狂，其烧毁民居也不殊秦火之虐焰”。这是当
地人记当地事，而且正是李延烧了他们的金氏宗祠，刻骨铭记，不会错
录。标明了俨然两个不同的人。
还有一个印证，据申悦庐先生引《半窝杂记》云：一道者言“闯王
知大事已去，抽身而隐。有一义儿，受恩最厚，代统其众，不料至九宫
山为村民所杀，出于意外也。”此又与通山《九一宫志》之“阴访李延
墓六则”相互印证。
遍查《延绥镇志》、《延安府志》、《米脂县志》，他如《绥寇纪
略》、《罪惟录》、《后鉴录》、《鹿樵纪闻》、《明季北略》、《甲
申传信录》、《怀陵流寇始终录》等等，记自成乳名、字者多矣，唯独
无“延”字。李自成也根本不可能叫李延，谁都知道李过乃自成之侄，
据李宝忠《永昌演义》，其侄辈除李过，尚有李通、李遵、李迪（迪、
＠②通用）等等，米脂县闯王纪念馆馆长申长明先生调查表明：自成侄
辈皆以“辶”命名，辈分有别。在封建宗法社会中李自成绝对不可能又
名李延。
栾星先生（通山派）曾寄我所著《李岩之谜》一书，拜读时无意中
发现了一条李延的信息。他说60年代初，在李岩故里调查李岩事迹，在
县委招待所碰见米脂县两位干部，同居一室，便聊了起来。当自己说到
是来调查李岩时，米脂的干部便脱口说，我们县里也有他的后代，我在
李氏家谱中看到过李延的名字。栾星认为这不可能，显然把同音异字弄
错了。后来我写信请申长明先生追查米脂《李氏宗谱》，可惜文革之火
焚后，文物幸存甚少，已无原物，实在遗憾，但亦是可印证李延实有其
人的。
有人曾想以顾氏《明季实录》之附录《酉阳随笔》之“闯贼名自成
，一名炎，米脂人”这条记载，企图用谐音附会，且不说南北音读甚远
，其所引曹应昌《上高汇旃先生书》云：“且闻其（自成）更名李兖，
以应孩儿兑上之谣”。明言乃“据之传闻”。传闻再加上猜测，和《酉
阳随笔》如出一辙，分明是传闻之误。
明明是李延，为什么非要指鹿为马说成是李自成，始作俑者是谁呢
？有人对费密的《荒书》评价颇高，其价值在于所记较为详细，但引用
者却取其所需，弃其不利。其实恰巧是这部记述较具体的著作，道出了
其中蕴含之实情，揭示了一个苦衷和隐秘。
李自成对南北两个朝廷来说都是大敌。阿济格初报“自成已死，贼
兵已灭”，双方朝野为之振奋。清王朝为此祭了天地，告了太庙。结果
自成生死却得不到证实。朝廷为此感到难堪，便下令追查，英亲王也保
证“就彼再行查访”。在此种形势与气氛下，地方官自然压力很大。行
查的文书急如星火，县官自然如坐针毡。《荒书》写得明白：“行查到
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入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
九伯始往见总督。”程九伯为什么不敢出认？以他为首打死的，尸证物
证都是李延，封建专制时代他岂不知“冒功领赏”是要砍头的。所以有
公文榜谕他也不敢张冠李戴。只有县官亲自跑来，当面说了被杀的是李
自成，他才敢走进官府去领赏。这不是把原委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么？
这件事完全说明把李延说成李自成，是阿济格谎报在前，而通山县令谎
证在后。但还是“终无实证”而无法结案。
非常明确，把李延说成李自成是县官在上级追查的情况下亲口说的。
如果说打死人的时间在四五月间（因时间说法不一），除去公文函件的
往返时日，“行查到县”的时间不超过七八月间。理由很简单，任何史
、志、稗、乘关于此事的记载，也不会早于这位县令的信口雌黄。县令
指鹿为马，自有苦衷，但从此传了开去，关于李自成死于通山的记载（
通城另当别论）都是这样误传造成的。自县令亲口说谎之后，有两种现
象可发人深省。以后所有官修志书如康熙间之《湖广通志》、《湖广武
昌府志》、《通山县志》以及后修之《湖北通志》、《九宫山志》等等
，均直书死者为李自成（当然偶然也出现矛盾，如《通山县志》载九宫
山北有李延墓）。而在当地的宗谱里，尚未贸然违背事实，一般成谱早
者依然写着李延，随着时间推移，概律为李延即李自成，最后干脆全是
李自成了。
尽管县令因时势所驱，不得不指鹿为马，混乱视听，但毕竟还是拿
不出凭据，朝廷当然不信，从未行文予以肯定。在这种情况下“军门佟
”手里所掌握的“龙袍、金印”自然更不敢拿出来上交了。因为一旦证
实不是李自成，便是欺君杀头之罪，阿济格就将被处极刑。这个重要的
“实证”自然也就因此而灰飞烟灭了。
总之，谎报加谎言，使不少学子莫衷一是，也是使不少学子信以为
真。更有个别自以为是者，摆出了“教师爷”的架势，对不从通山说者
，不烦冗文，拿着大刀长矛费劲地乱杀乱砍，其实早已无异于唐·吉珂
德，把一切都看错了。那种强说为项，洋洋大论的文章不就都成了“皮
之不存，毛将焉附”了么！
三
关于李自成未死于九宫山的另一种说法，即夹山为僧说，在十年前
我也未敢轻信。但也没有理由和凭据对之加以断然否定。研究历史要求
实、重材料、讲证据。若怀杂念、主观、偏执以至抱有某种情绪，把不
利于“我”者，是资料则断章曲解；对不同意见者则口诛笔伐以期骂倒
，那便不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
李自成“为僧说”，真正有学问的人虽不相信，不予肯定，但亦未
断然否定，斥为荒诞。譬如徐氏《小腆纪年》引了江昱所言之后，按曰
“为僧之事，固无足据”。此文句本来浅显，有人竟一叶障目，连“足”
字的含义也不懂了。童书业先生是饱学之士，以科学态度，大家风范，
讲道理，谈依据，不装腔作势，谩骂别人。尽管他为通山说而“考异”，
但结束用辞也不盛气凌人，只云通山说“是比较可靠的”。而对李延、
李自成“变”的关键问题，没解决就是没解决，直书曰：“自然还待继
续研究”。决不像有的人那样愣是生拉硬扯，自以为是，妄下断言。童
先生不否认为僧说“言之凿凿”，只是由于偏信通山而认为越说得“详
细”，“所以考据家多不相信”。其实这也不尽然，若说“其世愈晚，
传说越繁”是规律，那么通山说之纷纭何尝不是如此呢？这话在五六十
年代，甚至80年代我也认可。但那些有名有姓，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
详细记载，一旦得到某些实物的印证，就会更显得“言之凿凿”的可贵
了。倘若单是记载对记载，文字对文字的扯淡，永远也扯不清，结果必
然是各取所信。所以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有实物加以证明，即要拿出“
实据”来才能敲定。
有人承认“何＠③对历史事件是求真求实的”，却又指责何＠③编
造出了“禅隐”说，岂不自相矛盾，逻辑混乱。李自成夹山为僧在小范
围里早就有传闻，何＠③只不过做了“求真求实”的亲身考查，然后以
董狐之笔记述罢了。此事先有张琮伯亲身经历于前（康熙初年赴任途中
路过夹山与奉天玉和尚面谈甚洽），歙县江昱“特至夹山”眼见于后（
亲去夹山见到石塔、遗像，又访问了寺中老僧，认为“奉天玉”是李自
成“自寓加点以讳之”），又有张琮伯子孙《半窝杂记》可证。怎么说
是“何＠③说他当了和尚”。一个隐秘逃命出家的人，能大张旗鼓地张
扬吗？即便是在小范围里被个别人窥知，也只能在他死后才渐渐地传了
开去。这种极为浅显的道理，竟然有人大作形而上的文章，高明还是拙
劣，自有行家去公断。更有人挖空心思在“奉天”二字上不吝笔墨，但
“塔面大书：奉天玉和尚”的石塔，赫然耸立，不止一人见过，只能诠
释其由而不能否认其实。岂可以常规律之。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中之《流寇琐闻》摘录了崇祯十五年正月十
四日陕西延安府米脂县塘报中一段话，曰：“闯贼名李自成，幼曾为僧
，僧名黄来僧”（《广阳杂记》与此略同）。李自成“小名黄来儿”（
见《罪惟录》、《绥寇纪略》、《鹿樵纪闻》等书）。当地米脂县塘报
，自然不诬。起码印证失败遁迹空门之可能。由于自幼当过和尚，庙中
佛事司空见惯，所以再次当起和尚来，自是行家里手，便于隐秘，不易
露出破绽，且能够充当“高僧”。这大概是他生前未被察知，瞒天过海
，竟然寿终的原因之一。虽未遭宋代李顺为僧而被捕之厄运，却也被当
地政府砸毁坟墓，几乎鞭尸。
这些资料在无物印证情况下，并不显眼，只是文字的一说而已。但
是近十年来，石门夹山出土和发现了许多重要文物，是可以与文字记载
相印证的凭据，作为一个史学研究者难道不该正视和重新探讨么。我相
信倘郭老在世也会去看的。在发现的许多文物中，我以为“西安王马铃
”、“梅花诗残版”、“奉天玉诏”以及奉天玉墓的发掘，葬式、墓志
铭等尤为重要。墓葬的发掘证实其葬式与陕北米脂一带习俗的一致，墓
志铭说明并非一般和尚，隐讳之词不同一般，更说明身份之特殊。“塔
铭”，证实奉天玉确有此僧，不只是传闻和文字虚载，也证实何＠③亲
身考察所写《书李自成传后》之不诬。“西安王”马铃证明乃自成跨骑
之物，据《小腆纪年附考》云：崇祯十七年甲申正月李自成自称“西安
王”，故农民军内部是不能随意盗用的。其“梅花诗残版”于夹山寺院
残壁中的发现，更证明章太炎先生根据民初民间长期留传的“梅花诗”
，考定为李自成所作的确切性。而他对《明史》李自成走死九宫山所提
之“六不可信”，增添了事实的依据。尤其是“奉天玉诏”的发现，为
奉天玉和尚的身份定了性，非为帝者，焉敢用诏。这些经过国家文物局
鉴定是真的文物，否认是徒劳的。把这些点串连成面，加经综合分析，
李自成的影子不是从沉淀而浮出水面了吗？对此夹山说者多年做了很多
研究（请看《李自成禅隐夹山考实》一书），虽然欠缺之处也有，但也
说明了许多问题。文章俱在，自不待我赘言。历史研究常常需要综合分
析和考察，在无直接资料简单说明时，需要各种材料或实物综合印证，
以究其是非。不能以己之偏见，拒史实于不顾，一味吹毛求疵，这是作
为史学研究者不应持有的态度。
就目前通城、通山、石门三家争论来看，关于李自成究竟死在何地，
通山说最不可信，而石门夹山说较为可靠。尽管通山说千方百计否认“
为僧”史料，割裂夹山出土文物，大肆攻击、造谣，以至无中生有，但
都抹杀不了实物的存在，愈来愈多的学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改变了以往
的看法。虽然夹山说尚存不足之处，对资料、文物探究不深、不细，但
迷雾毕竟近于消散了。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才下加鼎
＠②原字为建的外部内加由
＠③原字为王右加粼的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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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甲申三百年祭》 zt

　　最早知道《甲申三百年祭》是在柏杨的杂文集《按牌理出牌》的序里面。一九七八年，按照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法，是戊午年。该年年初，柏杨写了《回头望戊午》、《看九个戊午》、……，《最近的三戊午》等一系列文章。中国的历史虽然长，但有记载的戊午年也就是四十七个。
　　柏杨的自序里这么写道：“……有几篇根本没发表过，像谈以马年的末尾几篇，写着写着，神经衰弱老爷向官打小报告，一口咬定说‘有问题’，怎么历史上没有一个好的马年呢？简直是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呀……”
　　这是我最初知道《甲申三百年祭》。

　　虽然是书，但却不一定都能买得到，相信大家有同感。然而事有机缘巧合者，前天在朋友家赫然见到一本《甲申三百年祭》（人民出版社，1972年2月第二版，1973年4月第1次印刷），这才明了为什么这本书可以用来打柏杨的小报告。

　　《甲申三百年祭》是一本怎样的书？读过的，自然知道；还没有读过的，有机会的话可以读一读。这里，我只想做一回文抄公，不管您看过没看过，抄几段来大家瞅瞅。

（一）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囊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这一段是书中引用了崇祯十年闰四月大旱时崇祯下的《罪已诏》。这类文书，虽不必是皇帝亲笔，但肯定是得到了皇帝的认可的。这段文字，直至读到最后一句，才猛然发觉其为皇帝的口吻。
　　这个猛然发现之中，大有深意。
　　这段文字，今天看来也很生动。

（二）
　　第二件是（李岩）派兵护卫刘理顺的事：
　　　　中允刘理顺，贼差令箭传觅，闭门不应，具酒题诗。妻妾阖门殉节。少顷贼兵持令箭至，数十人踵其门。曰：“此吉河南杞县绅也，居乡极善，里人无不沐其德者。奉李公子（指李岩）将令正来护卫，以报厚德。不料早已全家尽节矣。”乃下马罗拜，痛哭而去。
　　《北略》有《刘理顺传》载其平生事迹甚详，晚年中状元（崇祯七年），死时年六十三岁。亦载李岩派兵护卫事，《明史*刘理顺传》（《列传》一五四）则仅言“群盗多中州人，入唁曰：‘此吾乡杞县刘状元也，居乡厚德，何遽死！’罗拜号泣而去。”李岩护卫的一节却被抹杀了。这正是所谓“史笔”，假使让“盗”或“贼”附骥尾而名益显的时候，岂不糟糕！

　　有一种东西，叫橡皮泥，我们可以把它捏成自己想要的形状。不是吗？

（三）
　　书后有附识，曰：此文以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四日。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专门写一社论，对我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尴尬相是很可悯笑的。

　　阿Q是很忌讳人说他的癞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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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之冲天香阵

(2005-02-23 11:46:52) 作者：MP_4

　　这一年对李自成而言，已经不再是崇祯十七年，而是永昌元年了。
　　也在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大顺，还在“成”的头上加了个“日” 改名为自晟。追封尊号到其曾祖以下。又封牛金星天佑殿大学士，宋献策为军师，增置六府尚书，仿明制建立起了全套政治机构。任命宋企郊为吏政尚书、陆之祺为户政尚
书、巩焴为礼政尚书、张嶙然为兵政尚书。以五等爵位大封功臣，侯刘宗敏以下九人，伯刘体纯以下七十二人，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

　　到最后一个堡垒榆林被攻克之后，除汉中而外，此时李自成已将三秦之地尽掌手中，编制之下计有骑兵六十万，步兵四十万，在当时，“十八子当主神器”的预言已遍传，已有人将其比作了秦王嬴政，未来的一位凶残又强大的开国之君。

　　听着昔日的弟兄们一口一个“皇帝爷爷”，让李自成心花怒放，好不开心。从襄阳时，牛金星就开始每日授课，为他讲经读史，一年多来已有小成。他可以经常脱口而出几句妙语，令周围的人或目瞪口呆，或赞叹不已，后来在北京接收明旧吏的面试中，一位归顺官员自称“善为文字”时，李自成随即调侃道：“何不作见危授命题？”

　　此时的李自成，盘踞关中，遥控河南，已经相当的满足了，他不是嬴政，也没有真正主天下的野心，他的意图乃是与明平分天下。后来当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城破在望之际，他还派出投降太监杜勋与崇祯谈判，价码就是明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而当时，另一家逐鹿候选人多尔衮也曾致书李自成，建议与他平分华北，不过对李自成而言，与满人合作既无必要又风险很大。

　　事实上李自成及其手下没有真正具有长远战略眼光和治理国家（地方）之才者，他们善于破坏而不会建设。牛金星之流只一意怂恿李赶紧攻入京城做名副其实的皇帝，似乎一攻占北京，登上龙椅就解决了一切问题。这一点李自成倒要现实的多，故而昔日在湖北时他会采纳顾君恩的献策先取关中，而未如牛金星所建议的那样进军河北，直驱京师。

　　此时李自成正面临严重抉择，他多年转战，东征西讨，靠的是以战养战，手下也多为桀骜不逊之徒，一旦安定，反而无所适从了。陕西本是李自成的家乡，又是根据地所在，所以他严令禁止劫掠，甚至规定“马腾入苗者斩”，可“未一月抄掠如故”。毕竟这是长期以来养成的传统，何况战乱多年，经济恢复缓慢，自从采纳李岩“不纳粮”建议之后，不再扰民的军队就只能从官吏巨贾、士绅大户那儿进行抢劫搜刮勒索以维持军费开支，甚至发展到“悉索诸荐绅，搒掠征其金，死者瘗一穴”的地步。这样社会难以稳定，民心无法安定，政权亦无法得到本地知识分子的支持。虽有一套政府班底，但管理无方，政令不通，更约束不了军队，基本上可以说，李自成固守一地的结局就是耗尽地方民脂民膏之后难以为继。

　　百万大军久据一地的必定坐吃山空。出兵继续征战，这是大顺政府多数人的意志，这点李自成也无法阻拦，尽管他未必情愿，或许直觉里已察觉到了某种不祥的意味。（东进途中李自成两度欲返。）

　　二月，李自成渡过黄河，兵发山西，正式向京城进军了。

　　这一路开始基本是未遇抵抗，甚至大军未抵，降书先至，三月初七，李自成顺利占领太原。随后在代州与明总兵周遇吉展开激战，周遇吉当年曾跟随洪承畴，参加过松锦之战，不是泛泛之辈，一连苦战十余日，李自成受阻，便欲撤军。李自成吃过无数败仗，这点小挫本不算什么，但他顾忌到他这一套仓促建立的政权机构尚有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这时的他更倾向于先把根基打牢，灭明倒是次要的事。但部将不服，非要先分出个胜负再说。结果再战之下对方弹尽粮绝，不支而退。

　　李自成追至宁武关，通告若五日不降就将屠城。但这回李自成遭遇到了顽强抵抗，周遇吉效法当年的袁崇焕战术，以大炮守城，四面轰击，并不时出兵占据外围，与对方周旋，激战三日，大顺军损失万人。李自成亦发炮还击，几度轰塌城墙，但对方又立即垒成。大顺军一度攻破了城门，但城门随即封闭，杀入城中的上千人马无一生还。李自成大怒，以人海战术前赴后继，持续攻击，最终攻陷宁武关。随后便是屠城，妇孺老幼概不能免。

　　事后看，此为李自成东进之路遭遇到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顽强阻击，但这确实让损失惨重的李自成担忧了，他开始打退堂鼓：如果以后的路这么难走，恐怕很难走到北京吧。他与部下商议说“此去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尽如宁武，奈何?不如且还，伺再举。”平常议事，李自成的习惯是先让众人发言，自己不作表态，到最后拍板定夺。主动表态，实为罕见，十七年来未曾停歇的厮杀争斗让他有了猎犬般高度灵敏的嗅觉和警惕性，对占据京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可就在争议不决的时候，大同总兵姜壤、宣府总兵王承允降书已到，众人均喜出望外，于是李自成下令继续长驱东进。

　　到三月，山西已全境落入李自成手中。此时另一路由刘方亮率领的偏师，也已攻陷保定，代帝亲征的大学士李建泰被擒。

　　三月十一日，李自成兵抵宣府。总兵王承允和监军太监杜勋出城三十里迎接，杜勋出城前，向巡抚朱之冯通报，劝他亦识时务，朱大骂：“尔上所倚信，特遣尔，以封疆属尔。尔至即通贼，何面目见上？”杜勋不作答，大笑而去。独守城池的朱之冯守在一尊大炮面前，眼见李自成部队一步步临近，转对左右下令：“为我发之。”但左右默然，无一人上前，朱之冯欲亲自动手，被周围士卒擎住衣袖，朱之冯捶胸长叹：“不意人心至此！”遂自缢而亡。

　　三月十五日，唐通降，李自成的大军开过居庸关，直抵北京城。

　　彰义门外，香炉缭绕，已铺上了黄毯，摆上了龙椅。李自成心满意足地坐下，身边是沦为阶下囚的两位明宗室亲王：秦王、晋王。京城的虚实他早已派遣手下扮作客商摸的清清楚楚，这一工作甚至他还远在西安的时候就已经着手进行了。现在，四郊各路官军或降或逃基本扫平，北京已是一座唾手可下的孤城而已。

　　尽管经过牛金星、宋献策等人的大力宣传，周围的人都把他视作下一任真命天子，可他自己始终是半信半疑，十几年来忙于征战，或与官兵斗智斗勇，或与同行倾轧算计，一刻未停，他并未做好当皇帝的心理准备，那一套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他是极为陌生的，虚荣和得意满足之后甚至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但他却已正不由自主地正一步步踏入这个陌生的领域。他想减缓一下这过快的步子，所以出居庸关不久便密遣明降将王永吉到北京与皇帝谈判，交换条件是“划江而治”，明帝封他为王，割长江以北为他的属地。但王永吉至今踪迹全无。现在杜勋又被派进去了，条件还降得更低了。

　　刘宗敏过来问：“我军围城一日了，为何不速速进攻，赶紧拿下北京？”李自成摇头，回答说：“待正午吧。”

　　天空飘起了朦朦细雨，这场雨是宋献策前日卦到的，“算的真准，莫非洒家真的当主神器？”这时候杜勋回来，告知崇祯拒绝和议。“这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李自成愤然起身。

　　正午，总攻开始。

　　一声号令之下，火炮齐发，震耳欲聋。大顺军早已准备好了云梯，呐喊声中蜂拥而上，前排是几队架云梯的，后排则是携盾持刀的攻击队，前排倒下，后排跟上，连续冲锋。未经战阵的禁军如何见识过这个？匆忙发过几炮之后便慌作一团，不知如何抵挡。何况守将大多已逃之夭夭，失去指挥的官军四散奔走，不知所措。西直门、平则门、德胜门被一举攻占，太监曹化淳开彰义门投降。到下午外城即被全部攻占。当晚午夜，大顺军攻入内城，至三月十九日晨，太监王相尧以宣武门，兵部尚书张缙彦以正阳门，戚国公朱纯臣以朝阳门迎降，北京内城陷。

　　十九日中午，李自成头戴毡帽，身穿浅白色丝绸衫，座下乌骓马，由牛金星、宋企郊等陪同进入北京城。事前混入北京城的密探已放出谣言，凡欢迎李自成，愿做大顺臣民者将得赏银五两，因此市民焚香举旗，列队而迎者不少，其中还不乏一些急于在新政府中谋取一席之地的旧官吏。

　　李自成志得意满，得意洋洋，行至承天门，他手指牌匾说：“我若一箭射中中间的天字，则天命所归，必能一统天下。”一箭发出，射到了天字下方，李自成惊讶不已。牛金星忙诠释道：“射到下方，那就是把天下一分为二了。”李自成投弓大笑：“解的好。解的好！”

　　一统江山还是一分为二，新王朝开始了吗？

(责任编辑：洪海)



来源：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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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逼民反:明亡三百六十年祭



2005-1-22 22:27:14　作者：狄马　摘自：CAT　






1644 年农历3月19日，北京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团团包围，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仓皇从内宫出逃，在宦官王承恩的陪同下，吊死于煤山。这标志着明王朝在中国近三百年的统治正式结束。因这一年为旧历的“甲申”年，所以每到这一年，人们总会有许多值得回味的感慨。第五个“甲申”年，也就是公元1944年，左翼文人郭沫若写下了他的著名雄文《甲申三百年祭》，重申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贪贿必然亡国的道理；同时也劝谕新兴的工农政党，切莫骄傲自满，以免重蹈李自成“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悲剧。尽管其后的郭沫若以进献“新词”和“颂歌”而为世人所不齿，但凭心而论，《甲申三百年祭》今天看来仍然以其充溢的历史关怀和对农民起义“同情的理解”，不失为一篇好文章。而在第六个“甲申”轮回里，随着历史潮流的沉浮变换，对李自成的评价也经历了一个“天上人间”式的飞跃：在人人尚“左”，“革命”盛行，“阶级斗争”被说成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年代里，李自成几乎就是救苦救难的“圣人”，以至于以他命名的历史小说成为红色年代里唯一一部“御批”创作的小说，“奉旨填词”的作家也因此得免文革游街示众之厄运；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人人言必称“改良”，犬儒之风大炽，知识分子普遍家禽化，“告别革命”成为新的时尚，李自成又重新沦为“贼”“寇”，成为“暴力”的代名词，而这正是几百年来“给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正统史家的一贯看法。真应了圣经上“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话。
　　
其实就李本人的身世和作为而论，他当然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邸保??膊皇翘焐?谋┩健Ｓ胝沤恰⒎嚼啊?琢?獭⑶嗔?桃约捌浜蟮奶?教旃?啾龋?钭猿闪斓嫉呐┟衿鹨迤涫凳亲钌僮诮坦苹蟮摹Ｋ?钠鹨逋耆?且蚣⑩怂?啤?

一

李自成出生于陕北米脂县。在明代，米脂县属延安府绥德州。这里地处苦寒的黄土高原，
　　
土地贫瘠，降雨稀少，而明末的税收和“加派”是按亩征收，不考虑实际产出，这对地广人稀的陕北来说，就显得极不合理。而最令当地百姓不能忍受的是，陕北本来地处内陆，居民靠种地为生，基本没有什么工商业，但官府的各种“加派”只收银子，不要粮食，这就等于额外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再加上无休止的徭役和名目繁多的搜刮使得农民大量外逃，而官府为了“完粮”，规定一户逃则其余九户补足，九户逃则其余一户补足，于是，对不想坐着等死的农民来说，剩下的就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整村整村的逃亡。
崇祯二年，延安人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里，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干旱无雨，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的惨状：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1]
这个古代官吏摧人心肝的奏折今天读来仍然使人神摇。三百年前饥民的话直接、痛快，比后世一打学者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更接近真理。因为根据“血酬定律”，既然“饥死”和“为盗”所承担的“风险系数”是相同的，那么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当然应当选择“为盗”，因为“为盗”至少可以吃饱了去死。这个有良知的官员在他的奏疏里继续写道：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2]
　　
马懋才用“最可悯者”、“更可异者”来备陈当时白骨纵横，相率食人的惨状，而这惨剧的发生地“安塞”，正是早期农民领袖高迎祥的祖居地。同时我们也看到，饥荒固然是由干旱引起的，但只要愿意救济，也不是全无办法。“相聚为盗”恰好说明有可盗之处，否则“相聚”有什么用？官府如能“损有余补不足”，本可以将天灾造成的损害降低到最低。但他们做什么呢？
…… 有司悚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如一户只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二人赔一户之钱粮；一甲只有一二户，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则现在之民只有抱恨而逃，漂流异地。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矣。[3]
即使百姓相率为食，“有司”还在“严为催科”！这说明世界上根本没有纯粹的天灾，无论水旱蝗害，事实上都和专制政府的黑暗和贪婪分不开。延安府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起来造反的。尤其是在崇祯13年9月，李自成的农民军被官军打得大败，当他率众从巴西鱼腹诸山中逃出，进入陕南的时候，身边的部众不足数百。可当11月间，他突然率部进入河南以后，很快聚众达数十万。这和当时河南的灾荒有关，但灾荒不可能年年有，到处有，只要措置得当，也不至于遍地柴薪。而当时的朝廷和官府就像后来的**者一样，一有“人祸”便委过于天，不但不想法救济，反而加征三饷（辽饷、剿饷、练饷）不断，明征之外有“私派”，“私派”之外还有“火耗”，弄得民困财尽，千里榛莽。这时李自成的“三年免征”，“平买平卖”、开仓赈灾就大获中原人心。时人郑廉在《豫变纪略》里详细记录了李自成当时大赈饥民的盛况：“向之朽贯红粟，贼乃藉之，以出示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你也许可以说这是“收买人心”，是“作秀”，但崇祯和他的官府为什么不“收买人心”？为什么不“作”这样的“秀”？因而，就本质而言，与其把农民军称作“农民革命军”、“义兵”或“贼”、“寇”、“匪”、“盗”，还不如直接把他们称作“饥民”更接近事实些。“饥民”当然不是骄傲的资本，但也不是天生的耻辱；抢粮（农民军自己称“打粮”）肯定不是一种荣耀，但当各种通过诚实劳动糊口的途径被一一堵死之后，抢粮吃几乎就是一件无可非议的壮举，至少不比那些将别人碗里的饭夺走的人更无耻。
　　　　
也就是说“造反”的目的不是效忠某个个人或某种“主义”，而是效忠自己的肠胃。简单地讲，就是为了请客吃饭。明末的农民起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几乎所有的起义军首领都有过招安、投降的经历。桀骜如张献忠者竟然也在崇祯11年正式受抚，接受了熊文灿给他的副将头衔。当一个叫林铭球的巡按御史来到谷城时，张按照官场礼仪，立即向他行跪拜礼。本朝的史家在处理这一档史实时，或者假装不知道——实在绕不过去，就说这是一种“策略”；或者说这是“农民阶级的二重性”。实际上，这恰好说明这些起义的农民领袖，包括李自成在内，都不是真心造反，至少在起事之初，他们谁也没有想过要“取而代之”。这样，当官军剿抚并用，答应给他们牛犁耕种，并让他们的妻小吃饱时，手下将士便人心离散，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
　　　　
因此，革命（本文指用群体性的暴力活动来颠覆、破坏现存秩序、制度的行为）虽然有多种，但就它的发生动机来看，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在一种新的制度、理念的引导下，通过有共同理想的队伍，来达到实现社会正义的目的，一类是在饥饿、困顿、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起来寻找出路的；一类是由良知和头脑引导的，一类是由肚皮和肠胃引导的；因而，一类可以叫“良知革命”，一类可以叫“肚皮革命”；“良知革命”的背后是一套新的政治理念，往往能通过一个国家的试验给整个人类提供一种新的制度模式，“肚皮革命”因为缺乏新的制度想象力，所以完成的基本上是一个简单的“改朝换代”，即“屁股变了，龙椅没变”；前一类像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而后一类则几乎可以囊括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所有的农民起义，李自成领导的当然也不例外。
　　　　
诚然，革命，尤其是“肚皮革命”，打断了社会的正常积累，浪费了既有的物质资源，破坏了既定的文化创造秩序，不说别的，单是革命要死人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认定，改良比革命好，这不需要讨论，需要讨论的是，李自成怎么“改”崇祯的“良”？是通过立法？选举？弹劾？罢免？还是上访？检举？或者是在李继迁寨搞一个基层民主试点，成功了的话，再依次向米脂县、延安府、陕西省乃至全国普及？如果这些都不可能，而且也不能造反——因为造反是一种暴力行为，那么，对李自成来说，剩下的恐怕就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等死，如果等死也算一条路的话。
　　
实际上，朝廷和官府正是这么看待这些起义军的。兵部尚书杨嗣昌为了捉拿张献忠，曾张榜通衢，上附一首他自作的《西江月》，劈头两句就是“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不说他残酷镇压农民军，单凭这两句，我觉得他最后自缢身死，就是死得其所。张献忠固然不是善类，但杨嗣昌说的就更不是人话。一个兵部尚书，朝廷重臣，历来以“父母官”自居，竟然要“子民”“作安安饿殍”！而尤其可怕的是，三百年后的一些学者、教授的逻辑和杨大致相似。
中国要想走出“以暴易暴”、“治乱循环”的怪圈，就必须抛弃几千年来“只换屁股，不换龙椅”的革命方式，必须寻求一种和平渐进的方式来切入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这没有错。问题是我们在抛弃传统思维模式，寻求外部资源的过程中，是否一定要将几百年前这些走投无路被迫铤而走险的祖先妖魔化？我们是否能在否定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的同时，能对他们在反抗压迫、与**角逐的过程中所彰显的人格力量、生命意志给予适当的尊敬？一句话，我们在品评这些逝去的英雄时，能否多一点理解，少一点苛责？多一点设身处地的悲悯，少一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高谈阔论？圣经上讲，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当提倡“非暴力” 的人分不清施暴者和反抗施暴者，一例嘲笑挖苦以自高时，我觉得这对后者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一种“语言暴力”；同理，当我们看到一些人用“革命”的手段将另一些人剥夺殆尽，然后号召他们只能“改良”时，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种“居心”本来就“不良”？
在这儿，一些“非暴力”的提倡者混淆了两种伦理关系，即针对自己的暴力和针对别人的暴力。一个人可以放弃“针对自己的暴力”的暴力反抗权，采取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包括投降、顺从、谈判甚至“认贼作父”等一切“非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当这种暴力针对的是第三者，任何人都无权要求受害者——即“他者”—— “放下武器”。具体到李自成的问题上，就是一个人可以当饥饿和公开的抢掠袭来时选择“逆来顺受”，但无权要求别人“坐以待毙”。不管他用多么好听的理论来劝阻别人“告别革命”，在我听来，都像新版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二　　
　　
正如忽视了“暴力革命”的背景一样，学者们在大谈改良的同时，恰好也忽视了改良的条件。我们知道，改良的条件是妥协，是双赢互利的共生思维，而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斗争哲学”；是承认自己的有限和“罪性”，而不是“天大地大，唯我独尊”，更不是一厢情愿地标榜自己“***”，“就是好来就是好”。一句话，就是要承认自己“不良”，至少是有可能“不良”，才能谈得上“改良”，否则，你要他改什么？其次是，要有大致相当的力量对比。与**者没有一个不自我感觉良好一样，世界上也没有一个**者会心甘情愿地放弃特权利益。即使在英美这样一些深具民主传统的国家里，当要求改革的一方，力量没有强大到足以影响甚至威胁特权阶层继续行使特权时，身居要津者一般是不会主动放弃既得利益的。这一点在《大宪章》产生这件事上看得十分清楚。
《大宪章》是13世纪初英国国王和属下25个分封贵族签订的一份关于各自权利和义务的协议书。在这份被誉为“英吉利自由之神”的文件里，国王承诺实行较宽松的统治，比如在司法领域内，《大宪章》第40条规定：“任何人的权利和公正都不能被出卖、被否决、被拖延”，而正是这一条导致了西方自近代以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第39条规定：“未经王国法律或陪审团的合法裁决，任何自由人都不能被拘捕、囚禁、没收、驱逐、流放，或受其他任何形式的伤害”，而西方法律中很重要的“人身保护”原则——在法庭判定有罪之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正是由这一条衍生出来的。不仅如此，《大宪章》的意义还在于人们从这里推导出了一些极其重要的思想，即任何权力都要受到制约，即使是国王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而那时的中国，还匍匐在赵宋王朝的脚下，认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呢！
就是这样一份对西方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件，它自身的诞生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斗争过程。13世纪以前的英国国王在和贵族的长期征战中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约定，国王把取得的土地以采邑的形式封给诸侯，诸侯则出人出钱替国王打仗。但有一条，打大仗或征重税必须取得诸侯的同意。13世纪初，英国在和法兰西的战争中连连败北，以至于丢失了祖传下来的法国北部的两个郡，诺曼底和安茹。国王不服，为了夺回土地，就再次下令向贵族征税征丁，但这次没有取得贵族的同意，他就用严厉的手段强行征取。但令人沮丧的是，国王这次又损兵折将，铩羽而返。正当他雄心勃勃，准备再一次向贵族征收钱粮大干一场时，贵族终于不干了。 1215年的春天，他们起兵占领了伦敦，然后派人和国王谈判。迫于内外交困的形势，国王约翰被迫在贵族们事先起草好的一份文件上写下了自己的大名，并加盖了皇家封印。这就是在西方政治史上，乃至全世界都意义非同寻常的文件——《大宪章》。
在这儿，我们看到，即使在英国这样有契约传统和“绅士风度”的国家里，国王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恩赐臣民某些权利，如果没有诸侯们大兵压境，国王是不会妥协的。事实上，约翰在签完字的当天就痛悔不已。他反复向教皇诉苦，他是在贵族的刀剑逼迫下答应的，因而应当由教皇出面，宣布《大宪章》无效。但《大宪章》规定，国王如违背协议，25个得到授权的贵族可以起兵讨伐之。因而当教皇宣布《大宪章》无效的消息传到各郡时，贵族们立即发兵伦敦，以武力捍卫《大宪章》的神圣性。这时，约翰死了，他的儿子亨利三世继位，由贵族组成的摄政委员会最后确认了《大宪章》的合法性，一种新的政治平衡就这样在武力面前达成了。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如果国王执意不肯放弃“乱收费”的权力，反而认为自己是“真命天子”，起兵的诸侯是“乱臣贼子”，不但要“秋后算账”，而且会“灭门九族”，“凌迟处死”，那么诸侯一方真想放下武器也不敢放了；同样的道理，如果诸侯中一些人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混账思想，而且死咬定要“奋勇前进”，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那么，不要说国王想放权，即使想逊位也不敢了。正是双方的双赢共生思想，为对方的妥协留下了活动的余地，一种动态的权力平衡才最终形成，才不至于鱼死网破，人亡政息。
　　
相反，美国的独立战争正是英国国王贪得无厌，步步紧逼，拒绝和解的结果。1765年，为了转嫁连年战争造成的财政困难，英国议会通过了《印花税法》。根据这项法律，北美殖民地几乎所有的法律文件，甚至连扑克牌在内都必须贴有大不列颠的印花才是合法的，都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税金。但这项法律并没有在殖民地自己的议会里通过，也没有殖民地自己的代表在英国议会里讨论，而根据西方政治“没有代表不纳税”的思想，凡纳税人有权参与立法。因而国王在各殖民地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废除了这项不合理的法律，但在废除的同一天，国王就宣告“过去有、现在有，并且依据权利应该有充分的权力和权威制定……法律和法令……以在任何情形下……管辖美洲殖民地及其人民”。因而，仅仅过了两年，国会就再次通过了向殖民地征收“外部税”的法律《汤森德法案》。根据这项法案，在美洲各口岸，对于进口各种玻璃、铅、纸张和茶叶都要征收若干重税。殖民地人民拒绝缴纳时，税吏就叫上英国军队一块来收。其间，他们多次派代表向英国国会陈述困难，但这些傲慢的英国人不仅拒绝接见，而且有时还把他们安排到荒无人烟、又极不舒适的地方住宿，目的就是让他们尽快离开。
1773 年，英国国会授予东印度公司诸种特权，其中一项就是对美洲茶叶贸易的垄断。也就是说，在这项法令之下美洲人实际上完全不能支配自己的茶叶贸易。激烈的反抗终于爆发了。1773年12月16日，东印度公司的一船茶叶运至波士顿，被愤怒的波士顿人倒入海中。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英国国会的对策是以压倒多数通过《强制法案》。该法案规定，今后所有破坏“和平”与妨害官员执行公务的案件必须移交英国法院审理；允许军队驻扎民房；关闭波士顿港口，直至该城将所毁茶叶赔偿清楚为止。国王写信告诉诺斯勋爵：“事已至此，殖民地必须是要么屈服，要么胜利”——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殖民地预感到一场风暴就要来临，但不知如何应对。为了协调各州的行动，他们决定于1774年9月5日派代表到费城开会。这就是第一届大陆会议。第一届大陆会议虽然通过了和英国断绝贸易往来的决议，但人们普遍不愿独立，他们联合起来的目的只是要让“英国人民感受到他们对于他们的权利的渴求”，因而，会上通过的《权利宣言》充满折衷和让步，甚至“愉快地同意英国国会执行那些只局限于管理我们的对外贸易的法案”，连一向激进的杰斐逊参会时也只是认为国王需要“纳谏”。
　　
实际上，直到1775年的春季，甚至一直到列克星敦的战争已经爆发，好多人仍然相信，假如让英国人知道，枪声虽然响起，但殖民地所要的只是“保卫自己的权利”，他们是会让步的。但英国国王拒绝了他们的种种和平企求，使得殖民地的代表不得不于1775年5月10日再次于费城集会，史称“第二届大陆会议”。第二届大陆会议决定组建一支大陆军，由深孚众望的华盛顿任总司令，但目的只是迫使英国让步。因而大会同时采纳狄金森的请愿主张，并在《关于武装抵抗的缘由和必要性的宣言》中谦卑地写道：“我们并不是出于从大不列颠分离出来的野心而组织军队的……一旦侵略者停止对我们的敌意，我们就会放下武器……我们谦卑地信赖着那至高无上的和公正不偏的宇宙裁决者和主宰者，我们……企求着他那神圣的仁慈能够在这场巨大的冲突中护佑我们，使我们的敌人能够以合理的方式与我们和解，并因而使帝国免于内战的灾难。”但回答他们的是，英王立即拒绝了《请愿书》，并于12月22日发布了《禁止法案》。该法案宣布，殖民地从此不在英王保护之下，并下令封锁殖民地全部港口，许多人才如梦初醒。
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革命”不是议论出来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把革命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就像天下雨不是皇帝祈祷的结果，娘嫁人不是村妇“腹诽”的产物一样，“革命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顾准语）。翻译为“常话”就是，当一个社会或时代的人们面对奴役和压迫，觉得还有希望通过言论、集会、结社等理性方式表达时，他们一般不会铤而走险；但当一个**颟顸的政府对人民的压榨无以复加，不仅剥夺掉了他们通过和平渠道表达愿望的一切权利，而且公然践踏由它自己制定的法律时，暴力反抗几乎就是必然的选择。正如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所说：“绞杀或废除暴君为结局的起义的行为，与暴君前一日任意处理臣民生命财产的行为同样合法。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一切事物都是这样按照自然的顺序进行着，无论这些短促而频繁的革命的结果如何，任何人都不能抱怨别人的不公正，他只能怨恨自己的过错或不幸”。这就是“非暴力”的局限，也是人类历史上一切忧时伤生的思想家面对暴力灾难反复出现的悲凉和无奈。


三

回到李自成的问题上，就是面对明末官贪兵懈、厂卫林立、政体朽坏、天怒人怨的现状，无论朝野、官民都认为需要改良，问题是谁来改良？怎么改良？说简单点，就是谁“改”谁的“良”？是李自成“改”崇祯的“良”，还是崇祯“改”李自成的“良”？关于前者，我们已在上文提及，由于信息资源、权力分布的严重不对称，李自成根本不可能“改”崇祯的“良”，倒是崇祯有义务而且有可能“改”李自成的“良”。因为从皇权专制的“法理”上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可以而且能够对他王国疆域内的一切臣民、事务进行符合他意愿的改良。实际上，无论古今中外，改良的主动权始终在强者，即政府手里。套用现代经济学的说法，崇祯是这个帝国的“法人代表”，他有权对这个帝国范围内的一切生命、财产按照自己的策划重组、关并、划转甚至破产。可是这个帝国的“大老板”在李自成起义之前和起义之后都做些什么呢？
一般来说，亡国之君是容易遭人唾骂的，但提到崇祯，人们总是眼泪汪汪。什么“日理平台，勤于政事”，什么“减膳撤乐，厉行节约”，仿佛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明君，只是让李自成害了。其实这些都不过是做做样子。“日理平台”与明代的政治体制有关。明朝从开国皇帝朱元璋起，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际上是“皇帝集权”，废除了千百年的宰相制，实行“阁臣辅政，阁部平行，群臣互制”的“文官制”，实际上就是谁也不相信，大凡小事都得皇上点头，连阁部大臣也不过只是“票拟”而已。具体到崇祯这个人更是 “为政察察”，用人多疑，又好自作聪明，他不“日理”谁“日理”？
　　
至于“减膳撤乐，厉行节约”，不过是彻头彻尾的“作秀”罢了。比如，自崇祯10年起，皇帝因为“天下多事”，就下令停止了宫中几乎所有的娱乐活动，唯独 “打稻戏”不废。所谓“打稻戏”，就是在秋收季节由钟鼓司的官员扮作农夫农妇表演的庆祝丰收的节目。表演时皇帝必须亲临现场，所以这对崇祯来说，是一个显示“重农”的好机会，但大臣要他拿钱修水利，他就不干了，而大家知道，只有修水利才是重视“三农”的切实措施。崇祯8年，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攻陷了凤阳，掘毁了凤阳祖陵。崇祯闻报后痛哭流涕，马上宣布“避正殿，撤乐减膳。从初三日始，居武英殿，百官俱宿公署，阁臣俱宿于朝房”，“惟以青衣从事”。自己换一个办公室，穿着烂衣裳上班，要求手下大臣“宿办合一”，吃饭时少几道菜，这都不错。但关键问题是得取消加征，赈灾济困，让老百姓不要跟着李自成跑，这才是当务之急。如果老百姓有饭吃了，你在宫中搞两场文艺表演，多吃几碗红烧肉，有什么关系？但他就像后来的**者一样，一味装腔作势，汲汲邀誉，一遇兵败城毁的事，只是一个劲儿地下“罪己诏”，但这有什么用呢？对一个皇帝来说，要紧的不是感动臣民，换取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的几滴眼泪，要紧的是，朝廷得拿出钱粮，救济灾民，让老百姓回家种地，至少得停止横征暴敛，因为在天下汹汹的大势面前，加征无异于“驱羊饲虎”，但崇祯是直到上吊之前一个月还在严辞催逼钱粮。
　　
以前的史学家一提到明亡，就要大讲崇祯年间的大灾荒，实际上崇祯在位17年，不可能年年有灾荒，处处有灾荒，而农民起义的规模却越来越大，原因正在于，崇祯年间的赋税之重，催征之苛都超过了前代。实际上早在马懋才备陈灾荒的第二年——当时的李自成刚刚举事，只是“三十六营”中的一个小首领——职方郎中李继贞就上书崇祯请求赈济陕北饥民。他认为“如此，则民之已化为贼者，将还化为民；而将化为贼者，且永不为贼”，但崇祯贪吝，只答应给十万。李为他算了一笔账，一个饥民一两，只可活十万人，而当时“斗米七钱，亦只可活五十日耳”。他请求皇上拿出“内帑”，“活数十万生灵”，但崇祯说什么也不干。李因之忧愤而死。
加征当然不自崇祯始，万历末年就有“辽饷”，但以崇祯时为最苛繁。先以辽东战事紧急加征“辽饷”，后因农民起义声势日壮，崇祯又降旨征收“剿饷”：“流寇蔓延，生民涂炭，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饱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话说得可怜兮兮，好像他自己不同意，只是大臣们竭力鼓吹。实际上，“勉从廷议”不过是“装处”而已，原定“暂累吾民一年”的“剿饷”并没有在一年之后结束，而是随之就成为“定额”。非但如此，仅仅过了一年，他又下旨加征“练饷”，意即因清兵内犯加征的练兵军饷。三饷并征，加上有司暗中卡拿的各种“私派”和“火耗”，百姓就只能为匪为盗，聊以度日了。
　　
这种“逼上梁山”的恶果在当时不要说文人雅士、行政官员，即使普通百姓也已看得一清二楚。崇祯14年，河南的许多州县已为李自成所得，汲县百姓王国宁冒死上书，指斥朝廷：“时时搜刮孑遗，日日更换守令，追呼于不毛之地，敲扑尽绝粮之人，终不能无米为炊，白骨再肉也”[4]。但崇祯至死不悟，以为只要把诏书写得“语重心长”、“情深意切”，百姓就任由驱使，不复有怨言，甚至到崇祯17年2月，也就是离他上吊只剩一个月的时间了，李自成的百万大军已逼近北京，他还念念不忘征收钱粮。在一封专门的“催征敛”诏书里，我们看到这样的文字：
边饷甚急，外解至皆由有司，急赃赎而缓钱粮，不严赏罚何以劝惩？今内责部入，外责巡按，痛禁耗羡。完额则升京堂，否则除名。[5]
这里面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像崇祯这样的**者，反人民、反人道的本质至死都不会变；第二，自我感觉良好的本质至死都不会变。他压根就没想到，当时北中国的半壁江山已为李自成所得，“有司”已成李自成的“有司”，还怎么“赏罚”？怎么“劝惩”？京师官员都想着今后的身家性命，谁还顾得了“升京堂”？至于 “除名”更是笑话，一个自己也面临“下岗”的皇帝还怎么“除”别人的“名”？看来崇祯是不上煤山不死心了。
面对官员们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奏报，崇祯有时也会唏嘘感叹一番，但大臣们如果要他拿出“内帑”助饷，他就会叫穷，不是王顾左右而言它，就是说砸锅卖铁也凑不够那么多。崇祯10年4月，他刚刚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总揽“平寇”事务。可当杨向他要增兵的饷银时，他就叫起穷来：“目今帑藏空虚。……前查约数若干，限二日内奏夺，如何不见奏来？”表演得煞有介事，连扮相台词都酷肖逼真。但问题是没有钱怎么打仗？他当然不肯明说，但明摆着是让士兵们去抢了。更可笑的是，他还当场批评大臣们：“去岁谕令勋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切体国之心。就是直省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了。怎么这等愚！” [6] 看来他自己是不愚了，遇到紧急军情，他这个帝国“大老板”一定会慷慨地“注入资金”的。可实际上怎样呢？
崇祯17年1月，李自成已逼近北京。他想把最后一张牌打出来，即，调吴三桂入关对付李自成，但又怕清兵来犯，拿不定主意，就召他的父亲吴襄询问军情。他先问“卿父子之兵几何？”，吴先以虚数应付，最后实答，只有三千精兵；他又问“需饷几何？”吴答以“百万”两白银。他立即大吃一惊。可当吴算完帐后，他也相信了，但随之就哭起穷来：“卿言是，但内库止有七万金，搜一切金银什物补凑，得二三十万耳”。 [7] 可等李自成入京，也就是他说的“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以后一查，“括各库金共三千七百万有奇，……户部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有奇。而大内旧藏黄金四十余窖”。整整是他说的“二三十万”的一百余倍，这还不算黄金。为此，崇祯年间的进士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里感叹道：“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奇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策安在也？……吁，其亦可悲也矣！”就是这样一个宁肯亡国也不捐饷，宁肯将黄金窖藏也不停止向老百姓搜掠的皇帝，他不上吊谁上吊？
　　
在这样的君主专制下，不要说李自成——一个边陲小镇的驿卒——不可能改良，朝廷重臣，包括阁员辅臣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生怕招来杀身之祸。“崇祯五十相”之所以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说的就是他赏罚不明，刑罚太严，有恩不欲归下，有过则尽量外推，用人多疑，举措乖张的特点。从崇祯十年温体仁去职到周延儒二次入阁，短短四年换了五个首辅，最短的一位是孔子的63代玄孙孔贞运，在首辅任上只干了两个月。“五十相”指的是他在位17年，先后换过五十个内阁大学士，这在历史上都成了一个笑话。
与所有的专制政体一样，腐败也是一个终崇祯之世都没有解决了的先天性痼疾。崇祯年间，官员贪墨、买官卖官到了无官不贪、明码标价的地步。官员们通过行贿购得高官，但行贿的钱不是黄河之水，从天而降，自地涌出，必得加倍搜刮才得补偿。崇祯虽痛心疾首，大动刑厝，无奈罚不胜罚，杀不胜杀，最后往往以劝“大小臣工痛加修省”，也就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而告终。
除了官贪，还有“兵暴”。由于明朝的军队长期缺饷，再加上发饷的官员层层克扣，实际到士兵手里的很少，有的部队甚至常年不发一分饷银，这为军队的集体哗变和四方剽掠埋下了祸根。比如，左良玉的部队，人称“左军”，是出了名的骄悍无礼，“扎营之处，方圆数十里，妇女悉被奸污”，因而，不仅老百姓畏之如虎，有的地方官也禁止左军入城。更令人发指的是，有的部队为了掩败、领赏往往“杀良冒功”，就是把老百姓的人头拿来作为自己杀敌的凭证。至于动辄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珍奇，淫妇女，焚民居，更是司空见惯。因而，当时老百姓有“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说法，而正是这一“梳”、一“篦”（旧时妇女用的一种很细密的梳子）、一“剃”将老百姓推到与君王的战争状态里。








四

根据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的说法，当人们发现立法者和执行者的意图确定不移地指向奴役和压迫时，每一个人都有权通过诉诸上天，来决定是否采用战争的形式捍卫自身的权益。在战争状态里，以前的一切法令都不再有效，准确地说，是立法者自己先行将它的尊严践踏净尽的，现在，每一个人都将生命交给上天来决定其存留。你也许会说战争会死人，但当一个政权昏暴到极点，百姓“生不如死”，以至觉得用任意一个政权代替都会减轻他们的痛苦时，他们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就成了合理的；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比起同时代中那些浑浑噩噩、苟且偷生、坐以待毙者，理应受到社会的褒奖和历史的赞美。因为反抗先于革命，也先于改良。一句话概括，就是，反抗先于反抗的形式。
你也许会说激进的革命代价太大，不如“点滴的改良”，可当一切和平改良的途径都被堵死之后，百姓恰好是用锄头、铁锹和刀剑来“改良”的。比如，没有人认为卧轨、自焚、喝农药比和平示威更能解决问题，可先得有和平示威的权利；没有人认为在球场里胡喊乱叫，在厕所的墙上创作“文学”比在报刊上自由发言更酣畅淋漓，可问题是先得有创作和出版的自由；没有人认为吸毒、嫖娼、包二奶、上色情网站比到教堂里沐浴上帝的恩膏更高尚、更有尊严，但每个人先得有寻找上帝的自由；没有人认为结党营私、搞阴谋诡计、歃血盟誓组织黑社会比光明正大地结社、集会更少风险，更能体现社会公义，但问题是先得有结社集会的权利……更进一步说，当一个时代的人民不能用合法的手段传递信息时，他们就会用手（喝倒彩）、用心（编黄段子）、用眼睛（道路以目）来表情达意，甚至在一个从来没有选举传统的国度里，我们仍然惊奇地看到，他的人民会顽强地用脚，用手，用屁股“投票”的动人情景：
　　
崇祯15年12月，李自成进逼襄阳。当大军冒着“左军”的炮火，强渡到汉江南岸时，当地的百姓以“牛酒迎贼”，好多青壮年自告奋勇，担当农民军的向导。由于他们熟悉地形，带领部队绕过了“左军”事先埋设的伏雷和暗弩，使农民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襄阳——这是明王朝的老百姓用脚“投票”，投的是反对票。
　　
崇祯17年正月，李自成亲率大军由长安出发，向北京进军。沿途州、县多望风送款，传檄而定。3月6日，农民军到达山西宣府城下。总兵官王承胤已先期纳款，而巡抚朱之冯却要执意把守。当农民军开始攻城时，朱登城督战，命左右发炮，而奇怪的是，“默无应者”。当他自己亲自点火放炮时，却被人从后面拽住了胳膊。最后，巡抚只有抚膺叹息，仰天大哭。就在巡抚捶胸顿足之际，总兵官王承胤已开门迎降——这是明王朝的士兵用手“投票”，投的是弃权票。
崇祯17年3月17日，农民军已占领了芦沟桥，开始攻打平则、彰义等城门。驻守北京城外的三大营，不仅投降了李自成，而且将三大营的大炮反过来对着北京城轰。这也是明王朝的士兵用手“投票”，投的是反对票。城防司令李国桢见事情不妙，急忙求见崇祯，被宦官喝止。宦官问，何事慌张？李答：“守军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这是明王朝的士兵用屁股“投票”，投的是弃权票。更有戏剧性的是，城头上本来安装了许多门西洋大炮，准备在紧急时使用，但守城的 “内丁”（宦官）上城发炮时，声震屋瓦，响彻云霄，而“不杀贼一人”，因为“城上不知受何人指，西洋炮不置铅丸，以虚击，声殷雷达旦。”  在这种军心涣散、人无斗志的情况下，甚至朝廷大臣也以赖在家里不出来“投票”。 3月19日凌晨，李自成的农民军已攻入外城，崇祯手刃公主和妃嫔多人后，来到前殿，亲自鸣钟，召集文武百官上朝，但令他绝望的是，竟没有一个人前来。
　　
就这样，李自成的农民军长驱直入，一举拿下了北京城。
　　
你也许会说“拿下”又如何？不就是“三年免征”么？三年之后怎么办？我的回答是，三年之后当然还要征，不然政府官员吃什么？但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百姓有权通过逃亡、匿名等斗争方式走向压迫较轻的统治，那怕这种统治是暂时的。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因为三年之后还要征，且不说征多少，就否定百姓用“革命”的手段换得三年的平安。因为在启蒙的语境里，革命是一种权利。既然是一种权利，拥有它的人可以放弃，也可以闲置，但绝对不能被褫夺，就像我买了一把椅子，我可以送人，也可以放着不用，甚至天冷时可以劈开生火，唯独当我坐的时候，别人却从我的屁股下抽走，是绝对不允许的。实际上，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明末百姓来说，不要说三年，就是42天——李自成3月19日进入北京，4月30日撤出，前后只有42天——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对于坐在洋房里，吃得饱饱的教授来说，42天只是一个数字，可对于当年北中国的饥民来说，有42天和没有42天是不一样的：有42天，人们就可以用赈济来的粮食活下来，至少不会把仅有的拿走；没有42天，一大批嗷嗷待哺的饥民就会成为永远的饿殍。谁不信，可以试试。

2004年9月14日动笔
2004年10月1日完稿

注释：
[1][2][3] 雍正《陕西通志》卷八十六，《艺文三》。转引自《李自成大传》，晁中辰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第140～141页。以下注释皆转引自此书。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4] 郑廉《豫变纪略》卷四。
[5] 《崇祯实录》卷十七。
[6] 《杨文弱先生集》卷四十二，按，杨嗣昌，字文弱。
[7] 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上。
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中，《虞渊沉》。
<书屋>2004.12


→ 读者评论意见：
生铁佛：似乎不应该全面否定崇祯的政策和人品,他至少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君王,他也积极倡导抗清,当然,他的错误也是严重的,但从中华民族历史的高度上讲,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暴民团伙的头目对于社会和谐的破坏力远远大于崇祯皇帝.尤其是张献忠的屠杀罪行更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感冒支持你。：东北就是天高皇帝远，君命有所不受，你有你的政策，我有我的对策，对清理农民工工资，吉林市就是阴风阳痿，对政府政绩工程所欠的农民工资就无法兑现。　(评分：很好)

感冒：民主要不了中国的命,为什么要畏之如虎呢?至少要比目前无力节制的官僚腐败得民心!说到分配不公,就要数东北问题最严重了!东北问题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这一点地球人都知道。不改变老工业基地瘫痪的现状,不解决下岗职工就业难的问题……　(评分：很好)

谈古论今：我觉的不能全盘否定崇祯，他至少要比慈喜好一百倍。他有他的时代局现性。与他的出生时及小时侯和社会有关。我觉的他要比历史的许的统至者要强，他至少有宁死不作亡国奴的气节

马扬：以暴易暴的历史条件形成有两个，缺一不可，诸位可以验证。
一、饿孚遍野；
二、分配不公。


ztb：据说毛泽东就很热衷《明史》。
关于明朝的灭亡，古今多有评述，历史的借鉴意义至今尤在。官逼民反，这是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唯一缘由。没有话语权的下层民众，为了摆脱被压榨而死的命运，只能用暴力来解决问题。这已经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宿命。
走民主化道路是今天中国超脱这历史轮回的唯一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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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陵旁的沉思

----：看崇祯帝的悲剧一生

2005-1-7 13:06:13　作者：张星水　





[前言]
在一个深秋的周末晌午，我应朋友之邀，驱车来到了位于昌平十三陵西南侧,悼陵涧村中的一对好友夫妇的“乡间别墅”做客。踏着深秋沉甸甸的金黄落叶，七拐八拐，好不容易才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小山村里找到了朋友的“乡间别墅”。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坐北朝南的小四合院式的农舍，一进门正对着的是主人的客房和卧室，西边是厨房和洗浴室，东边则是一个小果树园，里面种着几株苹果树，不时散发出一股成熟水果味道的清香。看着主人两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儿Li-li和 sha-sha在果树园里嬉笑打闹，活像圣经故事里的小天使一样纯真无暇，使人内心产生一种由衷的羡慕与喜悦。男主人马龙是英国人，女主人张丽佳是中国人，来访的不同肤色客人也都是主人的多年老友，大家吃过西式午点后，在主人家的小园子里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畅所欲言，其间夹杂着英文、中文、法语和德文，闲聊的十分投机，最后，话题终于转到了主人居住的悼陵涧村上来。

男主人马龙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虽然是一个地道的苏格兰人，但却是一个中国通，尤其是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颇有些兴致与研究，谈起历史上的典故来真是如数家珍。经过他的介绍，我们才知道：悼陵涧村也叫思陵村，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陵墓“思陵”的所在地。而在崇祯皇帝陵墓的西北侧一里开外的一片松树林子则是明朝晚期的部分妃子和宫女们的墓葬群，又称“娘娘坟”。我历来对历史问题感兴趣，尤其对明清历史格外倾心，听到崇祯皇帝的陵墓就在村东头外的不远处，兴致马上高涨了起来，决意去瞻仰凭吊一番，马龙耸了耸肩膀，半调侃地说：“OK，让我们去瞻仰一下中国的查里一世吧！”（查里一世是英国历史上的悲剧人物，于1649年被推上断头台），这样，在男主人马龙的陪同下，我们就出发上路了。

[寻访]

沿着崎岖的乡间小路向着目的地进发，道路两边都是笔挺翘首的白杨树和枝叶繁茂的柿子树，而不远处的山峦上则布满了吐露着迷人的橙黄色和橙红色的萧萧枫树丛林，路两旁上时不时有熟透了的橘红色柿子从树梢上沉甸甸地垂直落在地上，“啪啪”发出了清脆的声音，给这个宁静的小山村带来了浓浓的秋意。学识渊博的马龙突发奇想，幽默地谈到三百多年前大英帝国的牛顿勋爵就是在象这样静谧的果树园见到苹果自由落地而产生了“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灵感，体现出了理性思维的光辉与智慧。我亦表示完全认同，而且，掐着指头估算了一下，牛顿这个遗腹子出生于公元1642年，比照中国的历史年表，牛顿正好是明朝崇祯15年生人，那年崇祯帝刚好32岁，离李自成大顺军攻陷北京城仅剩两年的光景，这时期的崇祯帝由于受到朝中大臣徐光启和西方传教士汤若望的思想影响，曾经一度信仰过天主教。

我们闲谈碎扯着，边走边聊，不一会儿，在不远处出现了一片狭窄的庄稼地，矗立着密密麻麻的玉米和高粱秆子，愈往前行，小路变的愈窄，路两边杂草丛生，荆棘遍地，男主人一边提醒我走路须加小心，一边用手杖拨开小路两边灌木丛中半人多高的杂草和荆棘。当我们费力地走过这一片荒野小道后，前方出现了一片较为开阔的玉米地，在这片玉米地的尽头，我们隐隐约约地看到了红色的围墙和一片苍松翠柏。马龙用手指着那个方向告诉我说：前面就是思陵。我凝神远眺，不禁感叹万千：好一座宁静致远的皇帝陵墓啊！随着步伐的加快，我们已经来到思陵的正门口，听到里面有几声犬吠，大门支扭一声打开了，走出了一个60多岁的憨厚长者，他正是思陵的守陵人，马龙用熟练的中文与他亲切地打着招呼，他们之间似乎很有交情，我们被热情地请进了大门。

举目四望，才发现这里原来是一座并不太宽大的园子，在园子里还种着一些诸如大葱姜蒜一类的蹶类蔬菜。在菜园子的中部，排着一长溜破落不堪的石头基座和佛龛，在石拱上面摆放着香炉和几个不知名的奇形怪状的石佛，看样子，一年之中偶尔还会有一两个不速之客前来祭祀一下这位命运不济的明末皇帝。菜地的后面矗立着一座残破的瓮城，瓮城的底座是用一条条青石垒砌而成，写满了乌色斑驳和青绿苔鲜，在瓮城顶部的正中央矗立着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一行大字：大明毅宗烈皇帝崇祯之陵。在瓮城的后面卧着的一堆不起眼的大坟冢就是崇祯皇帝和他的周皇后（李自成破城时自缢而死）及田贵妃（因病早于崇祯去世）的陵墓，坟冢规模很小，与帝王的身份极不相称，但在杂草丛生的坟头上面却长着一株十分粗大的葱茏幽幽的歪脖苍柏，它的倾斜的丰硕树干几乎覆盖了大半个坟冢。马龙告诉我，守灵的这位长者是本地人，已经在思陵村生活了几十年了，他的祖上世世代代也都是思陵的守灵人。老人有着一张十分质朴而又锲刻着岁月沧桑的黝红脸膛，谈起话来十分健谈。拨开历史岁月的班驳尘埃，我们的话题就从这思陵的由来开始谈起。


[悲剧人物:崇祯帝]

说起明末的崇祯皇帝，在中国恐怕无人不晓，在明朝的16个皇帝中，崇祯可算是一个知名度极高的皇帝（这恐怕与明亡有关）。崇祯，姓朱，名有检，生于 1610年，卒于1644年，享年34岁。17岁弱冠之年（尚未成年）即开始正式登基作了少年皇帝，在位整整17 年，是明朝的末代皇帝（不包括南明小朝廷），也是一位在中国历史上颇有争议的重要政治人物。综观其34年的短暂人生之路，功过是非自有史家评述。从史料上看，崇祯帝的幼年生活十分不幸，他的生母刘氏出身卑微而且早亡，导致崇祯幼年从5岁时起就丧失母爱，同时他也没有得到多少父爱，因为他的皇帝父亲也并不真正喜欢他的母亲，故崇祯出生不久后，其母就被打入冷宫，崇祯日后能做皇帝完全是出于偶然，这也形成了他日后生性多疑而又孤僻冷浚的个人秉性。

平心而论，从人性角度而言，崇祯应是一个性格忧郁而又有点急噪脾气的青年书生皇帝。同时，他也十分自信而固执，一直到大难临头时都不肯离开北京城半步，足见他对祖宗遗留下来的江山社稷和京城臣民是何等的眷恋不舍，甚至对于三十六计策中的“走为上策”竟都束之高阁，足见他与像水银一样毫无秩序流动的流寇作风的天壤之别，当然，这样迂腐的坐以待毙也犯了兵家之大忌，最终使他国破家亡。

但是，与历史上其他碌碌无为、昏庸无能的亡国之君相比，崇祯身上却十分突出地显示出失败君主的浓厚个人英雄主义色彩—— 倔强地宁死不屈、国君以身死社稷。而且，令后人感动的似乎是他发自内心深处的仁慈之心，他可以义无返顾壮烈地牺牲自己，但临死时在袖口的遗言中却还惦记着京城百姓的安危“我尸任人分割，勿伤我百姓一人，”，对于一个行之将死的帝王而言，这可决不是伪善，而是肺腑泣血之言，北京城是明朝统治的首善之地，崇祯当然不忍心看到自己的臣民们遭受外来暴力所带来的生灵涂炭和家破人亡。可以不夸张地说，他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以死谢天下”的几个殉道君王之一。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他没有玉石俱焚，放一把火把紫禁城付之一炬，足见他对于紫禁城的一砖一瓦是注入了何等深厚的感情和爱怜，宁可把它留给不共戴天的敌人来享用，也不忍心把它毁灭在自己手中，从而给后世人留下了一笔珍贵无价的历史文化遗产。当然，这也反映出了崇祯帝思想深处崇尚理性而非暴力的善良禀性。其实，崇祯一生中最大的心愿也就是天下太平无事，百姓安居乐业。然而，无情的历史却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自他即位以来，天下似乎就没有太平过一日，而且，社会日趋动荡不安，底层暴力事件不断升级，乃至初燃自陕北贫瘠黄土高坡上的无序暴烈之火呈显愈演愈烈之势，直到将大明朝廷的半壁江山烧为灰烬、化为乌有。

“这是一个对自己天子事业有着无限追求（甚至有点偏执狂）的敬业者，”大多数明史专家对崇祯这样客观评价道。众所周知，明末朝廷面临的诸多社会矛盾和棘手问题如同一堆乱麻搅和着许多炽热的干柴垛子，煎不断、理还乱，一旦遇到非理性的暴烈火种就会迅速地蔓延，让当时朝廷中平庸居多的政客大臣们举足无策、一筹莫展。故史家们大都叹惜崇祯生不逢时，偏偏遇到晚明乱象，大明朝此时已经社会弊端丛生、吏治日趋腐败、朝臣党争愈烈、民间礼崩乐失、朝廷内忧外患、暴民为祸甚烈、清兵虎视眈眈、国库空虚如洗、财政积重难返、军事腹背受敌，的确是病入膏肓之际，崇祯纵有雄才伟略也是独木难支，这在西方民主宪政体制（可以使政权和平更迭）尚没有传入中国的三百多年前的传统中国君主社会里，等待着他的命运结局无疑也只有死亡或投降这两条路可以选择了。

事实上，崇祯自即位以来就已经深刻洞察了社会潜在的巨大危机，他也是明朝历代皇帝中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为数不多的几位帝王之一，正因为此，他才明显表现出求治心切的迫切情绪，希望国事能够立竿见影地从日趋糜烂中迅速好转、恢复生机，这反而助长了他的急躁情绪，往往是欲速则不达。他时常感情用事，举措揠苗助长，加之少年老成，难免产生刚愎自用的秉性，故导致朝廷诸臣皆畏之而又弊之，连抗清大英雄袁崇焕竟也做了崇祯皇帝的刀下冤魂（崇祯误中皇太极阴毒的反间计，而在朝廷内又禁不住奸佞小人的鼓惑和挑唆，同时轻信了世面上无知百姓的流言蜚语和太监的错误情报，说明崇祯当时的政治智慧还远不够成熟稳健，而并非是他个人的人性之恶），这些崇祯性格上一连串的的小失误陆陆续续地发生最终也间接加速了大明的亡国之祸。

当然，凭借崇祯个人的勤勉敬业和品行修为，假如是生逢太平盛世或者是和平岁月，应该会使天下长治久安，他也会成为一代明君圣主，流芳千古，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只可惜他生不逢时。而自崇祯即位以来，朝庭在制定国内政策上又似乎有些操之过急，对于民间索取太多太急，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当然朝廷的出发点绝对是好的，主要是为了保家护国、避免生灵涂炭而向天下百姓征收辽饷（针对后金防御战争的巨额军费开支），而并非为了与民争利，可是在做法上却显出急功近利和急于求成的迹象。似乎崇祯一直到亡国时也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他曾经考虑过和满清军事集团议和，以减轻因为边战过频而给朝廷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但是总碍于大国之君的威仪面子和大多数迂腐朝臣们的反对之声，而有所顾忌。当然，他还受到儒家社会传统中所推崇的“爱国”理念的僵化教育所形成的思维定式的局限，他似乎极怕留下“卖国嫌疑”的千古骂名，故而最终也没有真正将与满清的和谈计划付诸实施。为了表白他自身的清白，他甚至还亲自下令杀死了一个无意中泄露“和谈天机”的兵部尚书陈新甲，而在此之前被他下令凌迟处斩的袁崇焕的其中一项罪名竟也是“擅自与满清议和”。但是，即使崇祯犯过许多昏招漏招，谁也都不可否认，崇祯在位期间也的确作过一些精彩的大好事，例如即位之初就果断地将魏忠贤和客氏等阉党一网打尽，同时为当时读书人的楷模和精神领袖东林党人和一些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的正直大臣平反昭雪。这一连串的重大正义行动显示了崇祯作为一个青年政治家初出茅庐时所表现出来的处世不惊、临危不惧的胆识和谋略，可谓出手不凡、甚至是力挽狂澜，从而给全天下的读书人和士大夫以信心和希望，大家都认为昏聩的大明朝终于出现了一个英明君主。当然，这一系列成绩也给本来就想做大明中兴之主的崇祯带来了一定自信，他很希望借此大刀阔斧地继续革除弊端。

可惜好景不长，崇祯接手的毕竟是一个自万历到天启年来朝政荒废多年的每况愈下的大烂摊子，而朝廷里又没有再出现像张居正这样百年里可遇不可求的杰出大臣来辅佐崇祯。更不幸的是没有出现治世之能臣，却出现了陕北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之流的乱世之枭雄，加之天灾频繁发生、流寇闻风四起、盗匪遍地横生、满清军事掳掠、边关战乱不断、使朝廷很快就进入了内外交困、国库空虚、腹背受敌的异常险恶的不利境地，竟始终再也没有出现任何复苏的迹象和征兆。

实际上，此时的大明朝已经随着历史更迭的惯性力量逐渐驶进了吏治衰败、局面失控的崩盘期。加之为了应付频繁发生的天灾人祸，导致朝廷财政赤字日趋严重，国家收支入不敷出，可是为了维持统治和社会稳定，朝廷又不得不继续养活人数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系统，这又使得崇祯常常为了筹措巨额饷银而发呆犯愁、以致时常苦恼到了夜不成寐的焦虑地步。但是，面对千疮百孔、危机四伏的局面，崇祯仍旧没有灰心，而是振作精神、绞尽脑汁、费尽心思，总幻想凭借其君主个人的敬业力量和真诚态度（包括先后四次向全天下的官员和老百姓下“罪己诏”）来感召打动人心以力挽大明朝于狂澜之不倒，这是他那独特的倔强而忧郁的性格使然，最后却终究事于愿违，面对明朝社会末年的社会危机以贫困的局部地区非理性的暴力方式的总爆发而可能随时秧及到全国大局的糟糕境遇，崇祯始终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事实上明末社会动荡的乱象是当时任何理性力量都无法抗拒的暴烈无序之火），他也随着明朝官军的剿贼计划的失败而最终彻底地失败了，作了他不愿意做的明朝亡国之君。这既是大明朝必然覆灭的恶性循环的历史轮回，同时也是崇祯这个极其勤政而崇尚秩序的文人皇帝的极大个人悲剧。

[凭吊]

望着思陵墓旁的累累荒草，我感到十分怅然而嘘唏慨叹，一个命运不济的青年帝王和他年轻的皇后、爱妃的尸骨长眠于此已有三百六十年了，任凭萧瑟风雨的冲刷和历史岁月的洗礼，依然默默地矗立着，目睹着时光的流逝和岁月的变迁。这里既远离北京城的喧嚣繁华和万家灯火，也没有紫禁城的巍峨雄伟与金碧辉煌，这里每到了入夜总是与漆黑寂寞相伴，的确决非是一处令人留恋往返的世外桃源。但是，这里却是一处令人能够沉静下来陷入深深思考的地方。这里常年与世隔绝，人迹罕至，寂静的像一潭深不可测的死水，偶尔会因为一、两个不速之客的到访而泛起一丝涟漪，然后，随着客人离去，就又很快恢复了它往昔的平静与祥和。遥想那360年前的崇祯帝生前虽然天天生活在无尽的操劳、恐惧、痛苦、烦躁与焦虑之中，死后却享受着罕见的宁静和旷日持久的太平（当然历代盗墓贼的光临作案只能算是例外），这也许就是这位在位时励精图治，试图重振朝纲，但最后却因为政策屡不奏效而处处事与愿违，局面失控，分崩离析，最后被迫吊死在煤山上的“苦命”皇帝的人生归宿吧！而且，令人回味的是，在思陵院落的东侧一百米外的不远处还埋葬着与崇祯一同殉国的御笔太监王承恩的一堆忠骨。

我虽然不是宿命论者，但是却始终相信命运之说。古往今来，确实有许多无道昏君的命运和结局似乎比日夜勤政且自律甚严的崇祯皇帝要好许多倍，就象他自己的爷爷万历和哥哥天启那样昏聩无能、不理朝政的皇帝都先后侥幸逃过了亡国之痛，他们在位期间耗尽了大明朝的政治资源和社会信誉，不负责任地把亡国之运作为遗产留给了自己的子孙。而在崇祯即位之初，国家已经开始滑向了非理性的谷地深渊，即使是雄才伟略的唐太宗在世，我想也难逃亡国之运的万劫不复吧，何况统领大明朝的人是才能并不出众，而且没有任何执政经验而又缺少文韬武略的少年书生皇帝崇祯呢？不过面对各种非理性暴烈力量的无情冲击，崇尚理性治国的崇祯还算苦苦地支撑了十七年，虽未作得中兴之主，却也是拖着明朝这个即将滑入深渊的庞大战车苦苦地挣扎到死，亦实属不易。

“生当做人杰、死矣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这首千古名句不也正是崇祯帝人生归宿的真实写照吗？事实上，崇祯的可怜与可叹之处并不在于其是大明朝的丧国之君，而在于与明末的万历、天启的昏庸无能和不理朝政相比，崇祯的确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一个忧患意识强烈的皇帝，一个连做梦时都想做中兴之主的皇帝，一个远离声色犬马的皇帝，一个喧衣宵食、日理万机的皇帝，一个性格有缺陷但却始终不向困难低头的皇帝，一个从来未向外族侵略妥协退让的皇帝，一个有勇气连颁四次“罪己诏”进行自我反省的理性皇帝，一个在绝望中孤独地奋斗了17年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的敬业皇帝，一个走投无路而上吊自尽、壮烈殉国的刚烈皇帝。

[感慨]
我们发现，在崇祯短暂的34年生命里充满了困惑、恐惧、孤独、倔强、矛盾、痛苦、无奈、绝望、嘘唏与眼泪，却较少见到贪婪、吝啬、暴虐、荒淫、无耻、妥协、卖国与投降。所以，崇祯的人格是高尚的，可以说崇祯虽然具有朱元璋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却没有其残暴的本性、恃强凌弱的流氓手段和驾驭战争的雄才伟略；崇祯虽然具有秦二世的亡国之命，却也没有其懦弱无能的本性和昏庸无道的行为；崇祯虽然具有隋炀帝的亡国之运，但是却没有其骄奢淫逸的贪婪、横征暴敛的残酷和穷兵黩武和凶残；崇祯虽然具备了李后主和宋徽宗的亡国征兆，却没有他们闲情逸致的兴致、温文尔雅的做派、沉迷书画辞赋的嗜好和醉生梦死的太虚境界。崇祯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罕见的勤政忧民的亡国之君。

综观崇祯的一生，他所做的最正确的理性英明之举就是下令诛杀祸国殃民的阉党魏忠贤；而崇祯所做的最错误的非理性糊涂之举就是冤杀抗清名将袁崇焕。前者大快人心，取得了社会知识精英阶层和传统士大夫们的广泛认同和赞誉，在获取民意支持方面得了满分；后者则自毁长城，严重削弱和破坏了边关的军事防御力量，致使在内地与流寇作战的精锐官军不得不经常被抽调北上京师边关勤王护驾，抵御满清八旗的军事侵扰，从而多次失去了聚歼农民军于一役的作战计划，使得深处内地流窜作战的农民军有了喘息之机，并最终坐大变强，成为了朝廷的心腹大患。

当然，从客观上讲，历史上真正摧毁大明朝的应该主要还是下列几股势力和外在力量：庸庸碌碌、明哲保身的朝廷大员；贪赃枉法、盘剥百姓的层层地方酷吏；侵略掠夺、攻城掠地的满清八旗军团；来自陕北的一伙流窜暴动、趁火打劫、反复无常、不受招安的非理性的流民暴力团伙；外加持续不断、经年累月的重大自然灾害。面对这一切不利局面，崇祯作为一个从小就生长在紫禁城深宫大院里面的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本非朱元璋和朱棣式的开国马上武功皇帝）的确是束手无策，回天乏术，最终惟有以一死逃避了，这一切不幸也终于葬送了大明朝。所以，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崇祯算的上是一个真正的悲剧性历史英雄人物，这有点颇象莎士比亚笔下面对死亡结局痛苦挣扎的众多悲剧历史人物，他们之间的固执性格和悲壮结局都很接近，有着相同的痛与恨，而且都是以个体失败和死亡的结局而谢幕。

总之，崇祯所处的历史时代是不幸的，他的个人命运也是不幸的。所以他在临死之前挥剑砍断自己的亲生女儿长平公主的胳膊时喟然长叹道：“汝何不幸生在帝王家？”，相信这也绝对是他的肺腑之言！这说明他的性格特征也具有那个特殊历史年代的复杂性和多重性，他是明朝末年里矛盾旋涡之中的核心人物、病态社会之中的无奈之君、无奈困惑之中勤政之君、困惑绝望之中的可怜之君、绝望期盼之中的孤家寡人，他既是社会动荡的受害人，又是明亡悲剧的见证人，同时，他也是明末悲剧人物中牺牲的最高级别。一句话，崇祯是明末历史大变革中极力试图阻止因为受暴力冲击而摇摇欲坠的朝廷彻底崩盘的理性力量的总代表，也是中华民族历史分水岭中里程碑式的悲剧性代表人物。所以，后人只要一提起崇祯二字，马上就让人联想到亡国的滋味。正是：遗天恨海亡国痛，那比崇祯更辛酸！崇祯执政17年来的勤理朝政，总想使病入膏肓的大明朝起死回生，总想让千百万黎民百姓避免生灵涂炭的无尽努力，最终竟没有换来任何起色，终于被非理性的狂风暴雨和山崩海啸所无情吞噬，成为大明朝的悲情殉葬者。

上升到历史高度上看，崇祯皇帝的最大悲哀就是面对非理性的无序暴烈力量没有任何行之有效的解决手段，除了招安就是镇压，当这软硬两招都不奏效的时候，就只剩下束手无策、死路一条了，这才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最大悲哀，崇祯当然也无法改变这一中国历史传统格局。一个本性善良而缺乏谋略的理性皇帝是很难在这一历史暴烈大动荡的非理性的巨大社会旋涡中驾驭好朝廷这艘航船顺利驶过礁石险滩而不触礁沉没。用现代宪政理论分析，当时的社会政治体制，没有建立起来一套完整的谈判对话机制和领导层的政权更迭制度，崇祯作为相对理性的政府集团的最高领导人面对的是李自成、张献忠这样崇尚暴力、破坏秩序的武装利益团伙，他没有正当合法的渠道与以靠暴力起家并把暴力作为谋生逐利手段的最大武装暴力团伙的流民头领寻求平等的政治对话的可能性，大家要么兵戎相见、要么伏手称臣，而不能平等相待，三百多年前的中国社会更不可能通过组党竞选而轮流执政，即使是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政治制度构想也是到了两百多年后的清朝光绪年间。明朝末年各种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角逐，说穿了，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适用丛林暴力法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暴力最强者定江山，所以也就上演了李自成靠强悍的暴力颠覆了大明朝、多尔衮又靠强盛的武力消灭了李自成的历史循环剧目。在这一点上，吴思先生的奇书《血酬定律》有着十分深刻的刨析。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竟然集中掌握在暴力手段的最强者的毂掌之中，而不是掌握在真理、国民、理性、民主和选举手中，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游戏规则和多么残忍的时代啊！……？

“Hi, Walter，we should go home for dinner（Walter是我的英文名，我们该回家吃晚饭了），”马龙的不经意的话音打断了我的迷茫沉思，抬头仰望天空，已是夕阳西下，远处山峦外的天际残阳如血。突然，一阵冷风飕飕刮过，几只红色的枫叶从远处飘零而落，伴随着的是头顶过路的一群回巢乌鸦呱呱的凄惨叫声，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守陵老人和孤寂的崇祯墓后，我们向着马龙的“乡间别墅”缓缓地行去，但在脑海里却依旧留下了无尽的惆怅与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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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自成的失败看奴性思维

　　　　　　　　　　　　　　　　 铁翎

　　题目中的“史”字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读的史书里有一些所谓“野史”，为
正统史学家所不容；二是指我对于所谓的“正史”有很大的疑虑，因为我历来认
为了给足历代统治者“面子”，“正史”们里头有着许多类似“亩产三百万斤”、
以及六十年代初全家出去讨饭逢人便说“农村形势越来越好”等等的话。偏偏最
近“正史”、“野史”都看了，要合在一起讲一些想法，只好打上引号了。

　　以前上中学学历史课，后来在语文课上又学《甲申三百年祭》，只知道明末
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是败在了清兵和吴三桂的联手之下，从没有深究当时的力量对
比。

　　最近突然想起这个问题，翻开书算了一算，不觉瞪目结舌：从军事力量对比
上看，绝对占了上风的竟然是后来的失败者。不信你用手头数一数：从人数上看，
身为满族人的摄政王多尔衮和身为汉人的吴三桂达成协议后，他们的联军只有十
二、三万人；而李自成的大军号称百万，实际作战人员也有六十余万人，足足是
敌军的五至六倍。从作战技能和武器装备、物资等方面看，双方水平相当，都是
身经百战，而李自成的火器营和骑兵更是天下闻名，再加上横扫半个中国地“打
土豪”，其积累的物资不是偏居东北的的满洲人可比，家在北京的吴三桂就更不
用说了（老底儿大概都去了刘宗敏那里，还包括一个倾国倾城的陈圆圆），可见
李自成在这些方面也占了上风。

　　无论怎么看，李自成军都没有理由要失败。就算按毛泽东的“人民是决定战
争胜负的关键”理论来看，他也不该败。因为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他是个不折不
扣的汉奸（最近有人说吴三桂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京幾、燕赵、中原的汉族老
百姓都不会帮他，更别提不同文不同种的满族人了――这是无可讳言的，当时的
汉族老百姓绝对不会承认满族人是自己一家人，他们认定了满族人是外族人，肯
定还会有人认定他们是外国人，从而更加认定满族人进攻汉族地区是侵略！是民
族压迫！

　　也正因为如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响彻了自甲申年后的百余年，
让满洲统治者坠坠不安，雍正甚至不惜每天只睡两、三个时辰来亲自撰写《大义
觉迷录》，妄图以地域概念偷换民族概念。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汉族老百姓绝
对不会去帮助清军和吴三桂，因为他们绝对没安好心眼；如果李自成军要抗清，
汉族老百姓们至多因为李自成军“变修”后欺压老百姓太狠了而放弃支持。如果
这个假设成立，那只能说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是半斤八两，最后还是应该以军事力
量决胜负。

　　关键是思想上的问题。凭猜测来看，当年一场接触战溃败下来，农民军上上
下下肯定全都觉得大难临头。因为曾经身经百战、历经无数胜败的他们乱了阵脚，
一场战役的失败让他们害怕将要失去已获得的一切。李自成和将领们可能在想：
算了吧，不打了，反正手头还有几十万人，又抢了朱家天下不少钱，躲到一边去
可能还可享享几天清福呢，说不定敌人不会再来找我的麻烦呢。中下级将士们可
能在想：算了吧，不打了，带上打土豪分田地得的财物回家种地娶老婆、生孩子，
说不定满洲老爷们不会打到我的老家呢，打到了又怎么样呢，我做一个老老实实
的百姓不会招谁惹谁吧？至于那大批的明朝留下来的、收容在农民军中的前大臣、
将军、太监们，他们很可能在想：算了吧，还打个屁，打了我也捞不到好处。不
就换个主子吗？我们都曾向李自成投降，，向多尔衮投降说不定待遇更好呢？于
是乎，这些“说不定”造成了一时间的鸟兽散，百万大军不知怎么回事就散得差
不多了，只余下高桂英、李过残部又拖了十几年。可以说，或者是我觉得：李自
成军的失败，正是奴性思维造成的。

　　不要以为下跪磕头的才是奴才，我认为无论是想偏安一方而把大好河山拱手
相让的，还是为保自身而放弃抵抗的，还是想直接投降的，全都是满脑子的奴才
思想。如果说没有这么多的“说不定”的想法，而是重整旗鼓，立定主意要拿天
下，以十万重兵镇守京幾，以三十万军队抗拒来犯之敌，消灭吴三桂并将满洲人
打得元气大伤且赶出关内并非难事，再肃清秦岭、淮河以北，与张献忠、左良玉、
南明小朝廷对峙，那么历史将会有很大的不同。

　　可是，奴性思维一直是明末农民起义军的致命伤，这绝不是瞎话――用现成
的话来说，李自成和他的穷哥儿们是由于阶级压迫而揭竿而起，历经几起几落，
终于打出一个小天下。但当初最先起义的近二十路农民军，除了李自成与张献忠
外已先后烟消云散，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接受了“招安”，投靠了明统治者。因为
那些领头人物们打了一阵子后，发现自己手头有钱了，手头有兵了，老子也不怕
你们这些地方上的小官小将了，干脆投降崇祯皇帝得了，大家一起给皇上当奴才，
皇上还能赏个官做呢，人活着不就是为了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吗？继续东打西杀把
命丢了真不值。你说什么？救民于水火，那跟我不挨边儿，我自个儿刚能救我自
个儿呢。。他们手下的农民兵们一旦有机会吃了“皇粮”，顿时也自觉身价百倍
：俺也是“官军”了，听到了没？官――军！俺八辈贫农，这回可抖起来了，只
要不闹腾着去革他朱家的命，俺就是官面上的人物，俺就是官――军！。天下的
穷哥儿们，对不起你们了，慢慢挨吧，这就是命。

　　其实，好象也怪不了李自成那一代人，这种奴性思维是有遗传的，又象寄生
虫那样会选择人去寄生。还记得花蕊夫人那首诗吧――“大王城上树降旗，妾在
深宫哪得知。四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想当年，数十万人缴械举手
投降，君成了降国之君，臣成了降国之臣，民成了降国之民。这种情况还算是好
的，就怕已经投降甘愿做奴才了，新主子还要你死，面临死亡还不懂得反抗，希
望新主子大发慈悲放一条生路；甚至几十万人就要被集体屠杀了也不知道反抗！

　　人们啊，别以为我在耸人听闻，也不要拒绝回忆，因为事实正是如此――公
元前两百六十年的长平之战应该可以唤醒两千年沉睡的记忆吧：胜方秦军的统帅
白起，下令将战败方赵国军队的俘虏四十五万人杀死。想想看，整整四十五万人，
几乎绝大多数人都在希冀着自己不会被杀死，甚至仅仅希冀着晚一点死，他们只
能无助地嚎哭，却没有想到联合起来反抗并冲杀出去，逃生出去的人绝对不在很
少数。说来说去，就是奴性思维在作怪。更可怕的是，这种奴性思维仍然一如既
往地遗传下来：想一想三十多年前开始的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如果绝大多数
人都想一想这种疯狂、残酷、竭斯底里的行为到底是在建设还是在破坏，是在建
功立业还是在刻着耻辱柱，可能历史会很不同；但张志新式的烈士太少（这是不
争的事实），绝大多数人只能顺从疯狂、顺从残酷、顺从竭斯底里。

　　另外，据一位澳大利亚的朋友说，他去台湾去了五次，对下面这种情况感到
难以忍受：在台湾，现在仍有不少人在怀念日本人的统治，青少年对日本货、日
本明星的崇拜已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很多人甚至由此引发“台湾是日本的领土
就好了”、“日本人把台湾收回就好了”等等慨叹。这位朋友说，没想到中国人
里面也有这样无耻的人，一席话说得我无言以对，联想到有些人痛恨自己的长辈
不是“慰安妇”的情况，真恨不得组织个“铁血除奸团”之类的把这些败类都干
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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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三百六十年祭


● 作者：狄 马 2005-02-02 12:26:28


１６４４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北京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团团包围，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仓皇从内宫出逃，在宦官王承恩的陪同下，吊死于煤山。这标志着明王朝在中国近三百年的统治正式结束。因这一年为旧历的“甲申”年，所以每到这一年，人们总会有许多值得回味的感慨。第五个“甲申”年，也就是公元１９４４年，左翼文人郭沫若写下了他的著名雄文《甲申三百年祭》，重申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贪贿必然亡国的道理；同时也劝谕新兴的工农政党，切莫骄傲自满，以免重蹈李自成“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悲剧。尽管其后的郭沫若以进献“新词”和“颂歌”而为人訾议，但平心而论，《甲申三百年祭》今天看来仍然以其充溢的历史关怀和对农民起义“同情的理解”，不失为一篇好文章。而在第六个“甲申”轮回里，随着历史潮流的沉浮变换，对李自成的评价也经历了一个“天上人间”式的飞跃：在人人尚“左”、“革命”盛行、“阶级斗争”被说成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年代里，李自成几乎就是救苦救难的“圣人”，以致于以他命名的历史小说成为红色年代里惟一一部“御批”创作的小说，“奉旨填词”的作家也因此得免“文革”游街示众之厄运。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人人言必称“改良”，“告别革命”成为新的时尚，李自成又重新沦为“贼”、“寇”，成为“暴力”的代名词。而这正是几百年来“给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正统史家的一贯看法。真应了《圣经》上“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话。

其实就李自成本人的身世和作为而论，他当然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但也不是天生的暴徒。与张角、方腊、白莲教、青莲教以及其后的太平天国相比，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其实是最少宗教蛊惑的，他的起义完全是因饥馑所逼。

一

李自成出生于陕北米脂县。在明代，米脂县属延安府绥德州。这里地处苦寒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降雨稀少。而明末的税收和“加派”是按亩征收，不考虑实际产出，这对地广人稀的陕北来说，就显得极不合理。而最令当地百姓不能忍受的是，陕北本来地处内陆，居民靠种地为生，基本没有什么工商业，但官府的各种“加派”只收银子，不要粮食，这就等于额外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再加上无休止的徭役和名目繁多的搜刮使得农民大量外逃，而官府为了“完粮”，规定一户逃则其余九户补足，九户逃则其余一户补足，于是，对不想坐着等死的农民来说，剩下的就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整村整村的逃往别处。

崇祯二年，延安人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里，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干旱无雨、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的惨状：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１〕

这个古代官吏摧人心肝的奏折今天读来仍然使人神摇。三百年前饥民的话直接、痛快，比后世一打学者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更接近真理。因为根据“血酬定律”，既然“饥死”和“为盗”所承担的“风险系数”是相同的，那么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当然应当选择“为盗”，因为“为盗”至少可以吃饱了去死。因此，这个有良知的官员在他的奏疏里继续写道：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２〕

马懋才用“最可悯者”、“更可异者”来备陈当时白骨纵横、相率食人的惨状。而这惨剧的发生地“安塞”，正是早期农民领袖高迎祥的祖居地。同时我们也看到，饥荒固然是由干旱引起的，但只要愿意救济，也不是全无办法。“相聚为盗”恰好说明有可盗之处，否则“相聚”有什么用？官府如能“损有余补不足”，本可以将天灾造成的损害降低到最低。但他们做什么呢？

……有司悚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如一户只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二人赔一户之钱粮；一甲只有一二户，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则现在之民只有抱恨而逃，漂流异地。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矣。〔３〕

即使百姓相率为食，“有司”还在“严为催科”！这说明世界上根本没有纯粹的天灾，无论水旱蝗害，事实上都与专制政府的黑暗和贪婪分不开。延安府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起来造反的。尤其是在崇祯十三年九月，李自成的农民军被官军打得大败，当他率众从诸山中逃出，进入陕南的时候，身边的部众不足数百。可当十一月间，他突然率部进入河南以后，很快聚众达数十万。这和当时河南的灾荒有关。但灾荒不可能年年有，到处有，只要措置得当，也不至于遍地柴薪。而当时的朝廷和官府就像所有的独裁者一样，一有“人祸”便委过于天，不但不想法救济，反而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征不断，明征之外有“私派”，“私派”之外还有“火耗”，弄得民困财尽，千里榛莽。这时李自成的“三年免征”、“平买平卖”、开仓赈灾就大获中原人心。时人郑廉在《豫变纪略》里详细记录了李自成当时大赈饥民的盛况：“向之朽贯红粟，贼乃藉之，以出示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你也许可以说这是“收买人心”，是“作秀”，但崇祯和他的官府为什么不“收买人心”？为什么不“作”这样的“秀”？因而，就本质而言，与其把农民军称作“农民革命军”、“义兵”或“贼”、“寇”、“匪”、“盗”，还不如直接把他们称作“饥民”更接近事实些。“饥民”当然不是骄傲的资本，但也不是天生的耻辱；抢粮（农民军自己称“打粮”）肯定不是一种荣耀，但当各种通过诚实劳动糊口的途径被一一堵死之后，抢粮吃几乎就是一件无可非议的壮举，至少不比那些将别人碗里的饭夺走的人更无耻。

也就是说“造反”的目的不是效忠某个个人或某种“主义”，而是效忠自己的肠胃。简单地讲，就是为了请客吃饭。明末的农民起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几乎所有的起义军首领都有过招安、投降的经历。桀骜如张献忠者竟然也在崇祯十一年正式受抚，接受了熊文灿给他的副将头衔。当一个叫林铭球的巡按御史来到谷城时，张按照官场礼仪，立即向他行跪拜礼。而史家在处理这一档史实时，或者假装不知道——实在绕不过去，就说这是一种“策略”；或者说这是“农民阶级的二重性”。实际上，这恰好说明这些起义的农民领袖，包括李自成在内，都不是真心造反，至少在起事之初，他们谁也没有想过要“取而代之”。这样，当官军剿抚并用，答应给他们牛犁耕种，并让他们的妻小吃饱时，手下将士便人心离散，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

因此，革命（本文指用群体性的暴力活动来颠覆、破坏现存秩序、制度的行为）虽然有多种，但就它的发生动机来看，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在一种新的制度、理念的引导下，通过有共同理想的队伍，来达到实现社会正义的目的；一类是在饥饿、困顿、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起来寻找出路的。一类是由良知和头脑引导的，一类是由肚皮和肠胃引导的。因而，一类可以叫“良知革命”，一类可以叫“肚皮革命”。“良知革命”的背后是一套新的政治理念，往往能通过一个国家的试验给整个人类提供一种新的制度模式，而“肚皮革命”因为缺乏新的制度想象力，所以完成的基本上是一个简单的“改朝换代”，即“屁股变了，龙椅没变”。前一类像英国１６８８年的“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而后一类则几乎可以囊括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所有的农民起义，李自成领导的当然也不例外。

诚然，革命，尤其是“肚皮革命”，打断了社会的正常积累，浪费了既有的物质资源，破坏了既定的文化创造秩序，不说别的，单是革命要死人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认定，改良比革命好。需要讨论的是，李自成怎么“改”崇祯的“良”？是通过立法？选举？弹劾？罢免？还是上访？检举？如果这些都不可能，而且也不能造反——因为造反是一种暴力行为，那么，对李自成来说，剩下的恐怕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等死，如果等死也算一条路的话。

实际上，朝廷和官府正是这么看待这些起义军的。兵部尚书杨嗣昌为了捉拿张献忠，曾张榜通衢，上附一首他自作的《西江月》，劈头两句就是“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不说他残酷镇压农民军，单凭这两句，他最后自缢身死，就是死得其所。张献忠固然不是善类，但杨嗣昌说的就更不是人话。一个兵部尚书、朝廷重臣，历来以“父母官”自居，竟然要“子民”“作安安饿殍”！而尤其可怕的是，三百年后的一些学者、教授的逻辑和杨大致相似。

中国要想走出“以暴易暴”、“治乱循环”的怪圈，就必须抛弃几千年来“只换屁股，不换龙椅”的革命方式，必须寻求一种和平渐进的方式来切入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这没有错，问题是我们在抛弃传统思维模式、寻求外部资源的过程中，是否一定要将几百年前这些走投无路被迫铤而走险的祖先妖魔化？我们是否能在否定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的同时，能对他们在反抗压迫、与暴政角逐的过程中所彰显的人格力量、生命意志给予适当的尊敬？一句话，我们在品评这些逝去的英雄时，能否多一点理解，少一点苛责？多一点设身处地的悲悯，少一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诛心之论？《圣经》上讲，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当提倡“非暴力”的人分不清施暴者和反抗施暴者，一味嘲笑挖苦以自高时，我觉得这对后者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一种“语言暴力”；同理，当我们看到一些人用“革命”的手段将另一些人剥夺殆尽，然后号召他们只能“改良”时，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种“居心”本来就“不良”？

在这儿，一些“非暴力”的提倡者混淆了两种伦理关系，即针对自己的暴力和针对别人的暴力。一个人可以放弃“针对自己的暴力”的暴力反抗权，采取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包括投降、顺从、谈判甚至“认贼做父”等一切“非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当这种暴力针对的是第三者，任何人都无权要求受害者——即“他者”——“放下武器”。具体到李自成的问题上，就是一个人可以当饥饿和公开的抢掠袭来时选择“逆来顺受”，但无权要求别人“坐以待毙”。不管他用多么好听的理论来劝阻别人“告别革命”，都像新版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二

正如忽视了“暴力革命”的背景一样，学者们在大谈改良的同时，恰好也忽视了改良的条件。我们知道，改良的条件是妥协，是双赢互利的共生思维，而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斗争哲学”；是承认自己的有限和“罪性”，而不是“天大地大，惟我独尊”，更不是一厢情愿地标榜自己。一句话，就是要承认自己“不良”，至少是有可能“不良”，才能谈得上“改良”，否则，你要他改什么？其次是，要有大致相当的力量对比。与独裁者没有一个不自我感觉良好一样，世界上也没有一个独裁者会心甘情愿地放弃特权利益。即使在英美这样一些深具民主传统的国家里，当要求改革的一方力量没有强大到足以影响甚至威胁特权阶层继续行使特权时，身居要津者一般是不会主动放弃既得利益的。这一点在《大宪章》产生这件事上看得十分清楚。

《大宪章》是十三世纪初英国国王和属下二十五个分封贵族签订的一份关于各自权利和义务的协议书。在这份被誉为“英吉利自由之神”的文件里，国王承诺实行较宽松的统治。比如在司法领域内，《大宪章》第四十条规定：“任何人的权利和公正都不能被出卖、被否决、被拖延。”而正是这一条导致了西方自近代以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第三十九条规定：“未经王国法律或陪审团的合法裁决，任何自由人都不能被拘捕、囚禁、没收、驱逐、流放或受其他任何形式的伤害。”而西方法律中很重要的“人身保护”原则——在法庭判定有罪之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正是由这一条衍生出来的。不仅如此，《大宪章》的意义还在于人们从这里推导出了一些极其重要的思想，即任何权力都要受到制约，即使是国王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而那时的中国，还匍匐在赵宋（南宋）王朝的脚下，认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呢！

就是这样一份对西方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件，它自身的诞生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斗争过程。十三世纪以前的英国国王在和贵族的长期征战中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约定，即国王把取得的土地以采邑的形式封给诸侯，诸侯则出人出钱替国王打仗。但有一条，打大仗或征重税必须取得诸侯的同意。十三世纪初，英国在和法兰西的战争中连连败北，以至于丢失了祖传下来的法国北部的两个郡：诺曼底和安茹。国王不服，为了夺回土地，就再次下令向贵族征税征丁，但这次没有取得贵族的同意，他就用严厉的手段强行征取。但令人沮丧的是，国王这次又损兵折将，铩羽而返。正当他雄心勃勃准备再一次向贵族征收钱粮大干一场时，贵族终于不干了。１２１５年的春天，他们起兵占领了伦敦，然后派人和国王谈判。迫于内外交困的形势，国王约翰被迫在贵族们事先起草好的一份文件上写下了自己的大名，并加盖了皇家封印。这就是在西方政治史上乃至全世界都意义非同寻常的文件——《大宪章》。

在这儿，我们看到，即使在英国这样有契约传统和“绅士风度”的国家里，国王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恩赐臣民某些权利，如果没有诸侯们大兵压境，国王是不会妥协的。事实上，约翰在签完字的当天就痛悔不已。他反复向教皇诉苦，他是在贵族的刀剑逼迫下答应的，因而应当由教皇出面，宣布《大宪章》无效。但《大宪章》规定，国王如违背协议，二十五个得到授权的贵族可以起兵讨伐之。因而当教皇宣布《大宪章》无效的消息传到各郡时，贵族们立即发兵伦敦，以武力捍卫《大宪章》的神圣性。这时，约翰死了，他的儿子亨利三世继位，由贵族组成的摄政委员会最后确认了《大宪章》的合法性，一种新的政治平衡就这样在武力面前达成了。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如果国王执意不肯放弃“乱收费”的权力，反而认为自己是“真命天子”，起兵的诸侯是“乱臣贼子”的话，不但要“秋后算账”，而且会“灭门九族”、“凌迟处死”，那么诸侯一方真想放下武器也不敢放了；同样的道理，如果诸侯中一些人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混账思想，那么，不要说国王想放权，即使想逊位也不敢了。正是双方的双赢共生思想，为对方的妥协留下了活动的余地，一种动态的权力平衡才最终形成，才不至于鱼死网破，人亡政息。

相反，美国的独立战争正是英国国王贪得无厌、步步紧逼、拒绝和解的结果。１７６５年，为了转嫁连年战争造成的财政困难，英国议会通过了《印花税法》。根据这项法律，北美殖民地几乎所有的法律文件，甚至连扑克牌在内都必须贴有大不列颠的印花才是合法的，都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税金。但这项法律并没有在殖民地自己的议会里通过，也没有殖民地自己的代表在英国议会里讨论。而根据西方政治“没有代表不纳税”的思想，凡纳税人都有权参与立法，因而国王在各殖民地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废除了这项不合理的法律。但在废除的同一天，国王就宣告“过去有、现在有，并且依据权利应该有充分的权力和权威制定……法律和法令……以在任何情形下……管辖美洲殖民地及其人民”。因而，仅仅过了两年，国会就再次通过了向殖民地征收“外部税”的法律《汤森德法案》。根据这项法案，在美洲各口岸，对于进口各种玻璃、铅、纸张和茶叶都要征收若干重税。当殖民地人民拒绝缴纳时，税吏就叫上英国军队一块来收。其间，殖民地人民多次派代表向英国国会陈述困难，但这些傲慢的英国人不仅拒绝接见，而且有时还把他们安排到荒无人烟、又极不舒适的地方住宿，目的就是让他们尽快离开。

１７７３年，英国国会授予东印度公司诸种特权，其中一项就是对美洲茶叶贸易的垄断。也就是说，在这项法令之下美洲人实际上完全不能支配自己的茶叶贸易。激烈的反抗终于爆发了。１７７３年１２月１６日，东印度公司的一船茶叶运至波士顿，被愤怒的波士顿人倒入海中。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英国国会的对策是以多数票通过《强制法案》。该法案规定：今后所有破坏“和平”与妨害官员执行公务的案件必须移交英国法院审理；允许军队驻扎民房；关闭波士顿港口，直至该城将所毁茶叶赔偿清楚为止。国王写信告诉诺斯勋爵：“事已至此，殖民地必须是要么屈服，要么胜利”——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殖民地预感到一场风暴就要来临，但不知如何应对。为了协调各州的行动，他们决定于１７７４年９月５日派代表到费城开会。这就是第一届大陆会议。第一届大陆会议虽然通过了和英国断绝贸易往来的决议，但人们普遍不愿独立，他们联合起来的目的只是要让“英国人民感受到他们对于他们的权利的渴求”，因而，会上通过的《权利宣言》充满折衷和让步，甚至“愉快地同意英国国会执行那些只局限于管理我们的对外贸易的法案”，连一向激进的杰斐逊参会时也只是认为国王需要“纳谏”。

实际上，直到１７７５年的春季，甚至一直到列克星敦的战争已经爆发，好多人仍然相信，假如让英国人知道，枪声虽然响起，但殖民地所要的只是“保卫自己的权利”，他们是会让步的。但英国国王拒绝了他们的种种和平企求，使得殖民地的代表不得不于１７７５年５月１０日再次于费城集会，史称“第二届大陆会议”。第二届大陆会议决定组建一支大陆军，由深孚众望的华盛顿任总司令，目的只是迫使英国让步，因而大会同时采纳狄金森的请愿主张，并在《关于武装抵抗的缘由和必要性的宣言》中谦卑地写道：“我们并不是出于从大不列颠分离出来的野心而组织军队的……一旦侵略者停止对我们的敌意，我们就会放下武器……我们谦卑地信赖着那至高无上的和公正不偏的宇宙裁决者和主宰者，我们……企求着他那神圣的仁慈能够在这场巨大的冲突中护佑我们，使我们的敌人能够以合理的方式与我们和解，并因而使帝国免于内战的灾难。”但回答他们的是，英王立即拒绝了《请愿书》，并于１２月２２日发布了《禁止法案》。该法案宣布，殖民地从此不在英王保护之下，并下令封锁殖民地全部港口。这时许多人才如梦初醒。

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革命”不是议论出来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把革命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就像天下雨不是皇帝祈祷的结果、娘嫁人不是村妇“腹诽”的产物一样，“革命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顾准语）。这翻译为“常话”就是，当一个社会或时代的人们面对奴役和压迫，觉得还有希望通过言论、集会、结社等理性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时，他们一般不会铤而走险；但当一个独裁颟顸的政府对人民的压榨无以复加，不仅剥夺掉了他们通过和平渠道表达愿望的一切权利，而且公然践踏由它自己制定的法律时，暴力反抗几乎就是必然的选择。正如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所说：“绞杀或废除暴君为结局的起义的行为，与暴君前一日任意处理臣民生命财产的行为同样合法。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一切事物都是这样按照自然的顺序进行着，无论这些短促而频繁的革命的结果如何，任何人都不能抱怨别人的不公正，他只能怨恨自己的过错或不幸。”这就是“非暴力”的局限，也是人类历史上一切忧时伤生的思想家面对暴力灾难反复出现的悲凉和无奈。

三

回到李自成的问题上，就是面对明末官贪兵懈、厂卫林立、政体朽坏、天怒人怨的现状，无论朝野、官民都认为需要改良。问题是谁来改良？怎么改良？说简单点，就是谁“改”谁的“良”？是李自成“改”崇祯的“良”，还是崇祯“改”李自成的“良”？关于前者，我们已在上文提及，由于信息资源、权力分布的严重不对称，李自成根本不可能“改”崇祯的“良”，倒是崇祯有义务而且有可能“改”李自成的“良”。因为从皇权专制的“法理”上讲，“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可以而且能够对他王国疆域内的一切臣民、事务进行符合他意愿的改良。实际上，无论古今中外，改良的主动权始终在强者，即政府手里。套用现代经济学的说法，崇祯是这个帝国的“法人代表”，他有权对这个帝国范围内的一切生命、财产按照自己的目标进行重组、关并、划转甚至使其破产。可是这个帝国的“大老板”在李自成起义之前和起义之后都做些什么呢？

一般来说，亡国之君是容易遭人唾骂的，但提到崇祯，人们总是眼泪汪汪。什么“日理平台，勤于政事”，什么“减膳撤乐，厉行节约”，仿佛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明君，只是让李自成害了。其实这些都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日理平台”与明代的政治体制有关。明朝从开国皇帝朱元璋起，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际上是“皇帝集权”，废除了千百年的宰相制，实行“阁臣辅政，阁部平行，群臣互制”的“文官制”，即皇帝谁也不相信，大凡小事都得自己点头，连阁部大臣也不过只是“票拟”而已。具体到崇祯这个人更是“为政察察”，用人多疑，又好自作聪明，他不“日理”谁“日理”？

至于“减膳撤乐，厉行节约”，不过是彻头彻尾的“作秀”罢了。比如，自崇祯十年起，皇帝因为“天下多事”，就下令停止了宫中几乎所有的娱乐活动，惟独“打稻戏”不废。所谓“打稻戏”，就是在秋收季节由钟鼓司的官员扮作农夫农妇表演的庆祝丰收的节目。表演时皇帝必须亲临现场，所以这对崇祯来说，是一个显示“重农”的好机会。但大臣要他拿钱修水利，他就不干了。而大家知道，只有修水利才是重视“三农”的切实措施。崇祯八年，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攻陷了凤阳，掘毁了凤阳祖陵，崇祯闻报后痛哭流涕，马上宣布“避正殿，撤乐减膳。从初三日始，崇祯居武英殿，百官俱宿公署，阁臣俱宿于朝房”，“惟以青衣从事”。自己换一个办公室，穿着烂衣裳上班，要求手下大臣“宿办合一”，吃饭时少几道菜，这都不错，但关键问题是得取消加征、赈灾济困，让老百姓不要跟着李自成跑，这才是当务之急。如果老百姓有饭吃了，你在宫中搞两场文艺表演，多吃几碗红烧肉，有什么关系？但他就像所有的独裁者一样，一味装腔作势，汲汲邀誉，遇兵败城毁的事，只是一个劲儿地下“罪己诏”。但这有什么用呢？对一个皇帝来说，要紧的不是感动臣民，换取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的几滴眼泪，要紧的是，朝廷得拿出钱粮，救济灾民，让老百姓回家种地，至少得停止横征暴敛，因为在天下汹汹的大势面前，加征无异于“驱羊饲虎”。但崇祯是直到上吊之前一个月还在严辞催逼钱粮。

以前的史学家一提到明亡，就要大讲崇祯年间的大灾荒。实际上崇祯在位十七年，不可能年年有灾荒，处处有灾荒，而农民起义的规模却越来越大，原因正在于，崇祯年间的赋税之重，催征之苛都超过了前代。事实是，早在马懋才备陈灾荒的第二年——当时的李自成刚刚举事，只是“三十六营”中的一个小首领——职方郎中李继贞就上书崇祯请求赈济陕北饥民。李继贞认为“如此，则民之已化为贼者，将还化为民；而将化为贼者，且永不为贼”，但崇祯贪吝，只答应给十万。李为他算了一笔账，一个饥民一两，只可活十万人，而当时“斗米七钱，亦只可活五十日耳”。李继贞请求皇上拿出“内帑”，“活数十万生灵”，但崇祯说什么也不干。李因之忧愤而死。

加征当然不自崇祯始，万历末年就有“辽饷”，但以崇祯时为最苛繁。先以辽东战事紧急为由加征“辽饷”，后因农民起义声势日壮，崇祯又降旨征收“剿饷”：“流寇蔓延，生民涂炭，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饱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话说得可怜兮兮，好像他自己不同意，只是大臣们竭力鼓吹。实际上，“勉从廷议”不过是“装处”而已，原定“暂累吾民一年”的“剿饷”并没有在一年之后结束，而是随之就成为“定额”。非但如此，仅仅过了一年，他又下旨加征“练饷”，意即因清兵内犯加征的练兵军饷。三饷并征，加上有司暗中卡拿的各种“私派”和“火耗”，百姓就只能为匪为盗，聊以度日了。

这种“逼上梁山”的恶果在当时不要说文人雅士、行政官员，即使普通百姓也已看得一清二楚。崇祯十四年，河南的许多州县已为李自成所得，其中汲县百姓王国宁就冒死上书，指斥朝廷：“时时搜刮孑遗，日日更换守令，追呼于不毛之地，敲扑尽绝粮之人，终不能无米为炊，白骨再肉也。”〔４〕但崇祯至死不悟，以为只要把诏书写得“语重心长”、“情深意切”，百姓就任由驱使，不复有怨言。甚至到崇祯十七年二月，也就是离他上吊只剩一个月的时间了，李自成的百万大军已逼近北京，他还念念不忘征收钱粮。在一封专门的“催征敛”诏书里，我们看到这样的文字：

边饷甚急，外解至皆由有司，急赃赎而缓钱粮，不严赏罚何以劝惩？今内责部入，外责巡按，痛禁耗羡。完额则升京堂，否则除名。〔５〕

这里面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像崇祯这样的独裁者，反人民、反人道的本质至死都不会变；第二，自我感觉良好的本质至死都不会变。他压根就没想到，当时北中国的半壁江山已为李自成所得，“有司”已成李自成的“有司”，还怎么“赏罚”？怎么“劝惩”？京师官员都想着今后的身家性命，谁还顾得了“升京堂”？至于“除名”更是笑话，一个自己也面临“下岗”的皇帝还怎么“除”别人的“名”？看来崇祯是不上煤山不死心了。

面对官员们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奏报，崇祯有时也会唏嘘感叹一番，但大臣们如果要他拿出“内帑”助饷，他就会叫穷，不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说砸锅卖铁也凑不够那么多。崇祯十年四月，他刚刚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总揽“平寇”事务，可当杨向他要增兵的饷银时，他就叫起穷来：“目今帑藏空虚。……前查约数若干，限二日内奏夺，如何不见奏来？”表演得煞有介事，连扮相台词都酷肖逼真。问题是没有钱怎么打仗？他当然不肯明说。这明摆着是让士兵们去抢了。更可笑的是，他还当场批评大臣们：“去岁谕令勋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切体国之心。就是直省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了。怎么这等愚！”〔６〕看来他自己是不愚了，遇到紧急军情，他这个帝国“大老板”一定会慷慨地“注入资金”的。可实际上怎样呢？

崇祯十七年一月，李自成已逼近北京。崇祯想把最后一张牌打出来，即调吴三桂入关对付李自成，但又怕清兵来犯，拿不定主意，就召他的父亲吴襄询问军情。他先问“卿父子之兵几何”，吴先以虚数应付，最后实答，只有三千精兵；他又问“需饷几何”？吴答以“百万”两白银。他立即大吃一惊。可当吴算完账后，他也相信了，但随之就哭起穷来：“卿言是，但内库止有七万金，搜一切金银什物补凑，得二三十万耳。”〔７〕可等李自成入京，也就是他说的“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以后一查，“括各库金共三千七百万有奇……户部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有奇。而大内旧藏黄金四十余窖”，整整是他说的“二三十万”的一百余倍。这还不算黄金。为此，崇祯年间的进士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里感叹道：“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奇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策安在也？……吁，其亦可悲也矣！”就是这样一个宁肯亡国也不捐饷、宁肯将黄金窖藏也不停止向老百姓搜掠的皇帝，他不上吊谁上吊？

在这样的君主专制下，不要说李自成——一个边陲小镇的驿卒——不可能改良，朝廷重臣，包括阁员辅臣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生怕招来杀身之祸。“崇祯五十相”之所以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说的就是他赏罚不明，刑罚太严，有恩不欲归下，有过则尽量外推，用人多疑，举措乖张。从崇祯十年温体仁去职到周延儒二次入阁，短短四年换了五个首辅，最短的一位是孔子的六十三代玄孙孔贞运，在首辅任上只干了两个月。“五十相”指的是他在位十七年，先后换过五十个内阁大学士，这在历史上都成了一个笑话。

与所有的专制政体一样，腐败也是一个终崇祯之世都没有解决了的先天性痼疾。崇祯年间，官员贪婪、买官卖官到了无官不贪、明码标价的地步。官员们通过行贿购得高官，但行贿的钱不是黄河之水，从天而降、自地涌出，必得加倍搜刮才得补偿。崇祯虽痛心疾首，大动刑厝，无奈罚不胜罚，杀不胜杀，最后往往以劝“大小臣工痛加修省”，也就是以加强思想教育工作而告终。

除了官贪，还有“兵暴”。由于明朝的军队长期缺饷，再加上发饷的官员层层克扣，实际到士兵手里的军饷很少，有的部队甚至常年不发一分饷银，这为军队的集体哗变和四方剽掠埋下了祸根。比如，左良玉的部队，人称“左军”，是出了名的骄悍无礼，“扎营之处，方圆数十里，妇女悉被奸污”，因而，不仅老百姓畏之如虎，而且有的地方官也禁止“左军”入城。更令人发指的是，有的部队为了掩败、领赏，往往“杀良冒功”，就是把老百姓的人头拿来作为自己杀敌的凭证。至于动辄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珍奇，淫妇女，焚民居，更是司空见惯。因而，当时老百姓有“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说法，而正是这一“梳”、一“篦”（旧时妇女用的一种很细密的梳子）、一“剃”，将老百姓推到与君王对立的战争边缘。

四

根据十七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的说法，当人们发现立法者和执行者的意图确定不移地指向奴役和压迫时，每一个人都有权通过诉诸上天，来决定是否采用战争的形式来捍卫自身的权益。在战争状态，准确地说，是立法者自己先行将它的尊严践踏净尽的，以前的一切法令都不再有效，现在，每一个人都将生命交给上天来决定其存留。你也许会说战争会死人，但当一个政权昏暴到极点，百姓“生不如死”，以致觉得用任意一个政权代替都会减轻他们的痛苦时，他们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就是合理的；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比起同时代中那些浑浑噩噩、苟且偷生、坐以待毙者，理应受到社会的褒奖和历史的赞美。因为反抗先于革命，也先于改良。一句话概括，就是，反抗先于反抗的形式。

你也许会说，激进的革命代价太大，不如“点滴的改良”，可当一切和平改良的途径都被堵死之后，百姓恰好是用锄头、铁锹和刀剑来“改良”的。更进一步说，当一个时代的人民不能用合法的手段传递信息时，他们就会用手（喝倒彩）、用心（编黄段子）、用眼睛（道路以目）来表情达意。甚至在一个从来没有选举传统的国度里，我们仍然惊奇地看到，他的人民会顽强地用脚、用手、用屁股“投票”的动人情景：

崇祯十五年十二月，李自成进逼襄阳。当大军冒着“左军”的炮火、强渡到汉江南岸时，当地的百姓以“牛酒迎贼”，好多青壮年自告奋勇，担当农民军的向导。由于他们熟悉地形，带领部队绕过了“左军”事先埋设的伏雷和暗弩，使农民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襄阳——这是明王朝的老百姓用脚“投票”，投的是反对票。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亲率大军由长安出发，向北京进军。沿途州、县多望风送款，传檄而定。三月六日，农民军到达山西宣府城下。总兵官王承胤已先期纳款，而巡抚朱之冯却要执意把守。当农民军开始攻城时，朱登城督战，命左右发炮，而奇怪的是，“默无应者”。当他自己亲自点火放炮时，却被人从后面拽住了胳膊。最后，巡抚只有抚膺叹息，仰天大哭。就在巡抚捶胸顿足之际，总兵官王承胤已开门迎降——这是明王朝的士兵用手“投票”，投的是弃权票。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农民军已占领了卢沟桥，开始攻打平则、彰义等城门。驻守北京城外的三大营，不仅投降了李自成，而且将三大营的大炮反过来对着北京城轰。这也是明王朝的士兵用手“投票”，投的是反对票。城防司令李国桢见事情不妙，急忙求见崇祯，被宦官喝止。宦官问，何事慌张？李答：“守军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这是明王朝的士兵用屁股“投票”，投的是弃权票。更有戏剧性的是，城头上本来安装了许多门西洋大炮，准备在紧急时使用，但守城的“内丁”（宦官）上城发炮时，声震屋瓦，响彻云霄，而“不杀贼一人”，因为“城上不知受何人指，西洋炮不置铅丸，以虚击，声殷雷达旦”〔８〕。在这种军心涣散、人无斗志的情况下，甚至朝廷大臣也赖在家里不出来“投票”。三月十九日凌晨，李自成的农民军已攻入外城，崇祯手刃公主和妃嫔多人后，来到前殿，亲自鸣钟，召集文武百官上朝，但令他绝望的是，竟没有一人前来。

就这样，李自成的农民军长驱直入，一举拿下了北京城。

你也许会说“拿下”又如何？不就是“三年免征”么？三年之后怎么办？我的回答是，三年之后当然还要征，不然政府官员吃什么？但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百姓有权通过逃亡、匿名等斗争方式走向压迫较轻的统治，哪怕这种统治是暂时的。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因为三年之后还要征，且不说征多少，就否定百姓用“革命”的手段换得三年的平安。因为在启蒙的语境里，革命是一种权利。既然是一种权利，拥有它的人可以放弃，也可以闲置，但绝对不能被褫夺。就像我买了一把椅子，我可以送人，也可以放着不用，甚至天冷时可以劈开生火，惟独当我坐的时候，别人却从我的屁股下抽走，是绝对不允许的。实际上，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明末百姓来说，不要说三年，就是四十二天——李自成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四月三十日撤出，前后只有四十二天——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对于坐在洋房里吃得饱饱的教授来说，四十二天只是一个数字，可对于当年北中国的饥民来说，有四十二天和没有四十二天是不一样的：有四十二天，人们就可以用赈济来的粮食活下来，至少不会把仅有的拿走；没有四十二天，一大批嗷嗷待哺的饥民就会成为永远的饿殍。谁不信，可以试试。

注释：

〔１〕〔２〕〔３〕雍正《陕西通志》卷八六，《艺文三》。转引自晁中辰著：《李自成大传》，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３月版，第１４０～１４１页。以下注释皆转引自此书。

〔４〕郑廉《豫变纪略》卷四。

〔５〕《崇祯实录》卷一七。

〔６〕《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二，按，杨嗣昌，字文弱。

〔７〕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上。

〔８〕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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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王家范


［摘 要］360年前的“甲申之变”，当时有人称之为“天翻地覆”，其实不过是又一次周期性的改朝换代。亲历者事后的历史检讨，史料较为丰富，然观点十分混乱，反映了各种不同当事人的观察视角和心境体验是何等的不同。本文秉着“记忆史”的思路，以叙事的风格，欲将引起这一历史事变的各种侧面展示于读者面前。作者所能感慨的是，一个政权的崩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天运、人事”一齐奔来，终究说明“合法性资源”的丧失，是关系政权生死存亡的深层因素，而事变的发生则往往带有偶然性。

［关键词］明清易代　偶然性　必然性

[作者简介] 王家范，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1644年皇城根下的老百姓，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子民”的身份归属一变再变，前后经历了“大明”、“大顺”和“大清”三个朝代。虽说中国历史向有周期性改朝换代的习惯（新名词叫做“王朝周期率”），成王败寇已成常识。但这样的“半路杀出程咬金”，让京城里的人怎么也弄不明白，刹那间紫禁城的皇帝宝座怎么倒让“第三者”莫名其妙地给夺了过去？

360年，六个甲子过去了，往事如烟。所幸保存下来的明清易代记载算是多的，仅在京亲历的回忆录就有十来部，扩大到相关人士著述也不下三、四十部（不包括南明部分）。20年前，我搜集并阅读过这些“记忆”资料，也做过研究。这次重读，说实话，仍是一头雾水――历史永远是混沌不清的：这结果是偶然还是必然？为甲申再祭，首先想到的是这个题目。要对这段历史进行哲理性的探讨吗？不，我能做的，就是作些历史性的叙述。老祖宗叫做“述而不作”，西方流行的新名词称“后现代”。后现代史学推崇“叙述法”（而非过去流行的诠释法），认为故事说完了，“叙述者也就死了”，余下都是读者自己的事。

历史学家比过去谦逊多了，不好意思再用“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来标榜自己职业的绝对神圣――想借助陈旧的历史构筑未来的蓝图，实在是一种过高的奢望。新的说法，历史学实际上只是一门重新处理“记忆历史”的人文学科。历史既已经远逝，不可能被原模原样地得到整体“克隆”――留下的都是些记忆碎片，有的是落花缤纷，满地枯叶，不知如何收拾是好；有的则是荒芜零落，依稀见到的只是模糊的历史背影。但是，以“记忆历史”为名，拂去历史学神圣的光彩，决不意味着历史思考的艰难性和智力考验的程度降低了。这些陈年往事，无一不是我们先辈煎熬过的人性历练、社会写照，也不断地在拷问后代子孙的智力水平：你们怎么认识，是比我们聪明，还是依然故我，没有进步？

崇祯十七年春夏之交，北京城的老百姓，虽说向来见多识广，处变不惊，但怎么也想不到，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历史的造化要让他们经历接二连三的大事变，体味什么叫做惊恐万状和不知所措。

崇祯皇帝登基已经有17个年头。18岁时接手的是他“木匠”哥哥撂下的，被大宦官魏忠贤恣意捣乱7年，朝纲千疮百孔的烂摊子。[1]即位伊始，对着前任政治狂烧了二把火。一把火，不动声色地把大宦官魏忠贤的势力消灭殆尽；第二把火，为东林冤案平反昭雪。一时道路相传，都以为“大明中兴”有希望了。然而，没有多久，崇祯皇帝对臣僚的谦逊和柔情消失了，脾气变得越来越坏。令他烦心的是，官僚们办事不力，相互间的攻击隔三逢二，无有休止。经心腹太监密查，说是在高尚的词句和说不清的是非之争背后，仍在玩门户党争老一套。17年里，他先后更易内阁“宰相”50人（其中处死2人、充军2人），任免刑部尚书17人，兵部尚书处死2人、被迫自杀1人，诛戮总督7人、巡抚11人。[2]崇祯帝辩解说：“朕所诛者是贪欺二字。” [3]处理的都是那些伸手要权要钱，说假话大话却失职连连的“劣臣”，下此狠手，也是出于无奈。他发狠说“但要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就满足了，以此表达对官僚层素质普遍低下的强烈不满。[4]当几度整肃无效，失去耐心之后，崇祯帝再度起用宦官和东厂，重蹈永乐皇帝开创的宦官干政覆辙。

最令他头大的，则是起自陕北的明末农民起义军。崇祯执政17年，农民军跟着他17年，犹如幽灵附身，是专来催命、索命的。应对当政者的剿抚互用，农民军东奔西突，转战秦、晋、冀、豫、鄂、徽、鲁、川、甘等九省，死去活来。崇祯九、十年间，农民军经卢象升、洪承畴等人的合剿，几临灭顶之灾，可辽东的清兵南下袭明，卢、洪先后抽调到抗清前线，一死一降，无意中帮了农民军。躲过大劫大难之后，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离开隐伏多时的陕南山区，向连年旱蝗饥馑至极的河南挺进，五战五捷于中原大地，气势极盛（惟有三攻开封无功而返，以黄河决堤、水淹全城为结局，北宋东京的繁华陈迹荡然无存）。崇祯十六年冬，被崇祯帝强令离开潼关出战的明军最后一支精锐部队全军覆灭，时势已经为李自成敞开了一条通向北京的胜利大道。甲申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大顺政权正式成立，并亲率10余万大军渡河东征。

因此，甲申新年刚刚撩开它的面纱时，中国的政局实在是迷雾重重，有三个政权相互对峙着，前景深不可测。除正统的大明政权、西北的大顺政权外，还有一个从辽东崛起、由“金”改名为“清”的东北政权。努尔哈赤是在统一女真族后，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宣布与明政权处于敌对状态的。到其子太宗皇太极手里，父子两代经营50多年，屡败明军，边境不断东展西扩，基本慑服了蒙古诸部落，崇祯九年（1636年）正式改国名为“大清”。到甲申，年轻的新政权已经长大成人，进入了它的“青春躁动期”。

京城里的老百姓大约是从三月十六日大顺军攻陷昌平、火烧十三陵的消息传来，紧张气氛开始扩散弥漫。但九门紧锁的北京城，在冷兵器时代，固若金汤，从来不容易被攻破。北元、后金的部队曾几度抵达城下，都望洋兴叹，转一个圈便开溜，因此并未意识到将有特大事变发生。不祥的预感也是有的。去年夏秋之交，京城里遭遇到一种很奇怪的瘟疫，身上突生一隆起赘肉，数刻莫名死去，患病者有十之四五。年初又有呕血病流行，不时听到出丧的嚎哭，撕裂心肺，再加北来风沙暴袭击，“飞沙走石，或二三日一见，或一日再三见”，上上下下都高兴不起来。[5]

　　事也蹊巧，北京城的攻陷，全出李自成的意外，几乎兵不血刃就城门洞开。三月十七日半夜，崇祯帝最倚重的守城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外城西侧的广宁门，义军由此进入今复兴门南郊一带。义军在北面的德胜门、西面的阜城门、西直门三处摆出攻城态势，炮声震天。十八日，在昌平投降的太监杜勋由软梯入城，代表李自成与明秘密谈判，要崇祯帝逊位，未获成功。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接刘宗敏率军进入，此后内城各门齐开；中午，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沿途百姓早听得传令，各各在门前摆设“永昌”香案，书“顺民”二字于门上，闭门不出。不到半天的时间，京城的百姓已经从“大明”的子民变成了“大顺”的子民。宫中遍搜崇祯帝不得，全城严查。二十二日，确知崇祯皇帝已自缢于煤山（今景山公园内，死时虚龄36岁）。李自成下令收尸入棺，予以“礼葬”，在东华门外设厂公祭，后移入佛寺，有和尚为他诵经。二十七日，大殓毕，下葬于西山的田贵妃墓中，未能入围昌平明皇陵。[6]

　　大顺军占领京城，前后42天，几度宣布要举行登极仪式，却一再推迟，百姓惶惑不解。进城初秩序尚好，店铺照常营业。转折发生在三月二十七日起拷掠明官，四处抄家，连累店铺商家罢市，恐怖气氛逐渐浓重，人心开始不安。四月十四日，西长安街出现“贴示”：“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定于本月二十日立东宫为皇帝，改元义兴元年。”谣言四起，甚有说观音托梦“明当中兴”，估计都是吴三桂一类人放风，借此动摇大顺军心。[7]吴三桂南下投顺途中，获知吴家被抄，反叛回山海关。义军高层四月初已经获悉，经过一段踌躇后，于十二日杀戮大臣勋戚30余人。十三日，李自成亲率10万大军，奔赴山海关前。二十六日，义军从山海关败归，仅余三、四万人，城里军纪开始严重失控。二十九日，在举行登极仪式的烟幕下，大顺军怒杀吴三桂家大小34口，部署焚烧宫殿和各门城楼，并于次日清晨急促撤出北京，由山西、河南两路向西安方向退却。[9]

此时京城的官民百姓，但知吴三桂得胜，将奉明太子进京即位，不知清军紧跟着也已经于三十日晚抵达蓟县。多尔袞在得知李自成军撤出后，与吴三桂一起统领满汉精锐，星夜赶路，于五月初二晚进抵京城脚下。吴三桂受命不准进城，继续追杀西逃的义军。初三，大明一些在京官员准备好“迎驾”的一应仪仗设备，身着白色丧服，齐集东郊，打开朝阳门，吹号击鼓，迎候大明太子入城。但令明官大吃一惊的，“望尘俯伏”，山呼之后，登上宝舆的不是大明太子，而是胡服拖辮、人高马大的满人（即多尔袞）。不等众官弄个明白，即有清传令兵怒喝：着所有内外官民人等，悉去丧服白冠，“我大清摄政王率满洲兵入城来了！”有脑子转得快的几位明官，迅即联名上《劝进表》，不想被清国内阁大学士范文程呛白一顿：“此未是皇帝，吾国皇帝（即皇太极的儿子福临，史称顺治帝，虚龄7岁即位）自去岁已登极矣，何劝进之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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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启皇帝热衷木工技艺，水平一流，然不问朝政，魏忠贤等由此得逞，肆虐天下。明政权之崩坏，天启7年间已然成形，死后17年明才灭亡，说明事有不可预料者。详参《先拨志始》、《三朝野记》、《三案始末》诸书，不赘。

[2] 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

[3] 史惇：《恸余杂记》，载赵士锦《甲申纪事》本内，中华书局，1959年。

[4] 文秉：《烈皇小识》（“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上海书店，1982年。以下凡出于该丛书者，不另注。

[5] 刘尚友：《定思小记》，郑振铎“明季史料丛书”第八种，1944年圣泽园刻本。据周同《被瘟疫灭亡的明朝》一文称，前者为“疙瘩瘟”，是一种腺鼠疫引起的淋巴结肿大，后者则为肺鼠疫。载《光明观察》2004年1月27日。

[6] 以上叙事据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赵士锦《甲申纪事》、钱［由丂只］《甲申传信录》、文秉《烈皇小识》等书记载综合，并参考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甲申核真略》，据前引郑振铎“明季史料丛书”所收圣泽园印本。

[7] 详陈济生《再生纪略》、聋道人《遇变纪略》（又名《燕都志变》）与《甲申核真略》、《甲申传信录》诸书。《再生纪略》据嘉庆白鹿山房刊本“丛刻三种”。《遇变纪略》据《荆驼逸史》本。《燕都志变》附于郑廉《豫变纪略》后，载“三怡堂丛书”，并指作者为徐应芬。

据赵士锦《甲申纪事》。有说90余人，甚至更多，日期也不一致。此据赵说，似较确。

[9] 据《定思小记》、《再生纪略》、《甲申核真略》、《甲申传信录》等书，略加考订斟酌。

[10]据《定思小记》、《甲申纪事》、《再生纪略》、《甲申传信录》等书，参考徐鼒《小腆纪年附考》。

生当明清易代之际，事前、更多的是事后，有许多人都在检讨和思考这段历史。检讨细致到了应该任用什么人、处置什么人、这个战役该怎么打、那个战役打得如何不对头，以及执行哪些政策就可能逢凶化吉，苦思冥想，呕心沥血，虽不无“事后诸葛”的嫌疑，但看得出是十分用心的。

先说崇祯皇宫里的一帮人。20年前，一位好友特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收藏的古代孤本里，给我寄来一份复印件，内容是由杭州人韩顺卿在苏州的故纸堆中发现的，题名为《天翻地覆日记》的手抄本。从文字表达判断应出自内宫宦官之手，也有学者怀疑它就是久已失传的宦官王永章的《甲申日记》。其中有这么一段情节：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六日，万岁谕娘娘云：“贼陷昌平，悔不从汝言，早令太子南迁。”入夜，贼犯平则等门，竟夜未睡。

十七日早朝，怒书御案曰：“文武个个可杀！［原话如此，皇帝的批文常常是白话，清君有时还狗屁不通，明朝没有发现］”（此一情节在《烈皇小识》等书中均有记载，《小腆纪年附考》亦采入）

……（罢朝后）大门楼接进伪诏一封，召太子、永王、定王入宫，谕“汝等”二字，即哽咽不成语，抚其手。

谕娘娘云：“廷臣惟争义气，全忘忠义。十七年辛苦，仍为若辈所误。朕惟一死报祖宗，但苦百姓耳。”

娘娘云：“毛文龙不诛，袁崇焕不杀，卢象升、洪承畴不必勤王，贼犹可灭。天运人事，一至于此。”

万岁又云：“除却数人，竟无人可图大事耶？”

娘娘云：“早年求治太急，朝廷皆不安于位。后来已补救不及。或者永乐爷杀戮忠臣太过耶？”

撇开《日记》的真伪不论，“娘娘”的看法在当时极具代表性。明方的检讨异口同声地都这样说：当年袁崇焕不杀“皮岛”上的毛文龙，辽东一帮骄兵悍将就不会叛明而降清，明就会有从背后牵制清人不敢贸然南下的武装力量，骄悍的军阀们也无缘替清军灭明充当“马前卒”；不是误中皇太极“蒋干盗书”式的离间计，杀了袁崇焕，辽东的失守以至后来吴三桂的出卖山海关，都可能避免；更要紧的，如果不是把剿杀义军最为得力的卢象升、洪承畴调到抗清前线，改剿为抚，而是趁热打铁，崇祯十三、四年左右，说不定农民军的事情也就侥幸解决了。此后，回头全力对付辽东，何至于有“清兵入关”这局悲剧呢？

搁下明君臣各种“假设”不论，再说李自成方面。在古代，有关农民军的“记忆史”，都是别人给他们写的。那么多的甲申实录，都把他们写成“祸水西来”，所幸还注重描述，北京42天里农民军的行动细节，无意中被保存了一部分。读这些相关资料，头脑里曾闪过一念：但看义军东征沿途，直至入京前后，明朝大批官僚、将帅望风而降，争先恐后“改头换面”，其中不少人品低劣猥琐，寡廉鲜耻，大明王朝人气之差，超乎想象。魏斐德曾据《明季北略》等书作了统计，在京自杀的明官40人，其中大多数来自南方，且多居高位；投降大顺的高级官员竟有167人，南北方籍贯相等，年龄与资历偏低者占大多数。[1]需要补充说明的，魏没有统计在此前后投降的武官和太监，文官投顺名单中也有一些是受党争之害被诬陷的（南明清查“从逆”，是党争的延续）。有一件事更带滑稽色彩。五月初，有目击者看到，大约是江淮地区的一个前科举人，不知北京已经易手给清人，仍乘船由运河北上，“大为招摇”，到处声称他是去赶“大顺朝”的官员招考的。[2]这一切似乎预示事变也有另一种可能：不是辽东的清兵在中间横插一杠，李自成是可以慢慢坐稳皇帝宝座的；果真如此，“二十五史”煞尾，就不是《清史稿》，而是“大顺史”了。

　　李自成终究没有做成皇帝。说大顺军因为骄傲而失败，今天看来是皮相之见。我倒觉得，李自成一帮人身上“朴素的阶级情感”未能及时褪去，这对想做稳皇帝是致命的。在立足未稳之前，就忙于对京城勋戚与官僚实行大规模的“拷掠”抄家，固然也可以认为出于建立“财政基础”的考量，但给人的感觉，总更像穷汉子积久的情绪发泄和劫夺“富有者”急哼哼、时不我待的肤浅心态。他们不够“狡猾”――不能透彻地意识到这是改朝换代、生死攸关的一局大棋，完胜需要大智慧、大手段。为着彻底制胜对方，有些棋子要先走，有些要后走，有时更要舍得拼“炮”弃“卒”，以迷惑对手。譬如对吴三桂，既然知道他军队所处战略地位事关紧要，派人招降他，却又在北京抄他的老家、夺他心爱的陈圆圆，这与刘邦在“楚汉战争”紧急关头，对韩信、彭越的隐忍妥协相比，就知道李自成他们太没有“文化”，吃了不读历史的亏。还有，李自成不像朱元璋那样一早就下决心“转世投胎”，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若即若离，缺乏表示诚意的策略手段。但我也想为李自成叫一声屈。李自成实在没有朱元璋幸运，他遇到的时代，活跃在功名场上的知识分子，多数心态浮躁，专长内耗，钩名钓誉，不务实学。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点了明亡的一个死穴：明中期开始产生了一种叫做“道德灾变”的社会风气，知识分子很喜欢唱高调，也热衷抱小圈子，动辄以“异端”、“伪学”整人，结果假人走红，真人受气[3]，连李卓吾这样的书呆子也不放过。李自成身边，投顺者甚多，但既没有李善长那样干练的行政高才，也没有刘伯温那样胸富韬略、世不再出的智囊（李岩是个虚构的人物，史家已有考证[4]）。那时中国也不是没有高人，李自成遇不到，或者那些人不屑与“流寇”为伍。清国的大学士范文程是一位民间高人，但他“养”在辽东，被太祖、太宗慧眼识中，帮助清人完成了“入主中国”的大业。可以说，毁坏明王朝与李自成帝业，是各类人物的综合作用，但范文程，也包括洪承畴等“贰臣”，都有一份“功”或“罪”参与其间。

说一说“第三者”清人的“记忆史”。清人始终坚持，他们不是从明朝手里夺得江山的。1645年清兵南下，摄政王多尔袞有一封信寄给史可法，半为恐吓、半为劝降。信写得很机巧，说：“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肆毒君亲。中国臣民，未闻有加遗一矢。”因此，“夫国家之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得之于明朝也。”[5] 现在看来，明清易代这一官方“辞令”，是清政权深思熟虑后创造的“意识形态话语”（首倡者为范文程）。事隔73年后，康熙五十六年，有一篇长达2700字的“圣祖长谕”，历数平生，大讲兴亡治乱之道，其中有一长段与前说呼应。康熙帝对臣下说：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奏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翦灭闯寇，入承大统。昔项羽起兵攻秦，后天下卒归于汉；其初，汉高祖一泗上亭长耳。元末陈友谅等并起，后天下卒归于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觉寺僧耳。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耳。[6]

我仔细琢磨过康熙帝的说法，觉得“味道浓极了”。康熙帝既承袭先辈的“话语霸权”（得手了，什么话都可以说；那时没能力，可以说成不忍取北京等等），但也增加了一层意思：过去我们是尊重你们大明天子为“共主”的，可你们的皇帝不争气，老百姓造反，把天下丢了，这怪谁？在中国，在历史上，谁是“真主”，不是看出身，而是看谁有能力为天下扫除“乱臣贼子”，“应天顺人，抚有区宇”，把握中国全局。在这种“英雄不问出身”典型的中国话语背后，还包含有强烈的反驳：别以为我们是“少数族”，多少也是一族的大头领；你们过去的皇帝，一个是小小的亭长（最多相当于乡长），一个是穷村小庙里的和尚，你们怎么就没有觉得不对味呢？

清人的成功不容易。这里只能说一项：清人在入关前后，对汉族王朝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合法性资源”一直是在努力学习、认真钻研的，也很重视发挥为他们服务的汉族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方面，与过去辽金、蒙元相比，都可谓“当刮目相看”。因此，机会到来时，在运用汉族意识形态资源，收笼人心方面，真是“后生可畏”，紧紧抓住“救民”、“安民”这二条汉族统治的“祖训”不松口。例如入关前，即宣称“此行除暴救民，灭贼安天下，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随军大学士范文程在代表多尔袞接受吴三桂投降时，特别强调此次“兵以义动”，是为你们报君父之仇，“国家欲统一区夏，非又安百姓不可”。入京后，立即宣布废除明末加派，减轻民众负担；另一条也很厉害，下令“故明内阁部院诸臣，以原官同满洲官一体办理”，对在京明官一揽子包下，概不追究他们“从逆”大顺的“政治问题”；发现强迫剃发感情上有大阻力，从策略考虑，果断暂缓薙发，能进又能退。[7]因此清兵在华北、西北的军事行动，几乎通行无阻，颇得汉人的协助。现代清史研究的开山祖是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讲义》里评论这段历史，也说：“世祖开国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根本外，余皆沿袭明制。明之积重难返，失其祖宗本意者，清能去其泰甚，颇修明明代承平故事。顺治三年三月，翻译《明洪武宝训》成，世祖制序颁行天下，直自认继明统治，与天下共遵明之祖训。此古来易代所未有。清以为明复仇号召天下，不以因袭前代为嫌，反有收拾人心之用。”称赞满族为“善接受他人知识之灵敏种类，其知识随势力而进”，前期诸帝比明中后期都强，可惜末代子孙“死于安乐，以致亡国灭种”。

当时，无论是明人还是清人，都明白事变是由所谓“流寇”即农民起义引起的。不是农民军17年对明的长期消耗，几无可“勤王”之兵（明的军事主力全在北方），京城也不会坐以待斃，大清兵更不可能如此轻易地阔步走入紫禁城。因此，明清易代之际的“记忆史”，议论的焦点自然要落到追究大明君臣的“责任”上来：大明政权究竟出了哪些致命的毛病，才变得不堪一击，拱手与人？

“记忆史”在这方面提供的材料不胜其多，观点却十分混乱。皇帝那边直到临死前还冤气冲天，觉得是臣僚坑了他，“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写“记忆史”的也有不少同情这种说法。另一种声音则明里暗地指向了崇祯皇帝，埋怨他专断自负，随意杀戮，喜怒无常等等。总括起来，总不离导致王朝灭亡的那些陈旧老套，例如皇帝刚愎自用（或昏聩荒淫，但崇祯不属于此），“所用非人”，特别是任用宦官，更犯大忌；官僚群醉生梦死，贪婪内斗，“不以国事为重，不以百姓为念”，虽了无新意，却都一一可以援事指证。

有没有可质疑的余地呢？我想是有的。这些毛病在王朝的早期、中期也都存在，不照样可以拖它百来年，甚至长达一、二百年？万历皇帝“罢工”20年不上朝，经济不是照样“花团锦簇”，惹得一些史家称羡不已？再说彻底些，无论哪个王朝，农民的日子都好不到哪里去，农民个别的、零星的反抗无时不有，但真正能撼动根本、致王朝死地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二、三百年才有一次。因此，用所谓“有压迫必有反抗”的大道理来解释王朝灭亡，总有“烧火棍打白果――够不着”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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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9－243页。

[2] 陈济生：《再生纪略》。

[3] 万历年间，临川汤显祖先生早发此感慨。他在给王肯堂的信里直抒胸臆，曰：“世之假人，常为真人苦。真人得意，假人影响而附之，以相得意。真人失意，假人影响而伺之，以自得意……大势真之得意处少，假之得意时多。”《汤显祖诗文集》卷4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36页。

[4]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32页及注14。

[5] 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任道斌点校）卷7《摄政王与史可法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608页。

[6] 《圣祖仁皇帝圣训》卷九《圣治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六、卷218。

[7] 据蒋良騏《东华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清史稿·范文程传》，并参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第397、379页。


重读明清易代史，新的发现和体会也有一点。近几年西方人对明清史研究的热情很高，出了不少书。他们的视角独特，往往能言人所未言。譬如美国的弗兰克，他在《白银资本》一书里，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其实这项研究，中国学者梁方仲、全汉升走在前，只是没有引起国人足够注意）。一万吨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三亿二千万两白银。弗兰克等人为了向欧洲中心主义展示“造反有理”，说那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因此推论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促进了中国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增长。

这一项被西人渲染得有些特异的“白银”功能，在明代历史上，是否像弗兰克说的那样，使明史变得一片光明？还产生了别的什么效果没有？假若经济形势真那么好，明末的社会动乱和政权的崩溃，当如何解释？很明显，从“白银资本”话题出发，有一个疑问是必须被提出，并加以深究的：这么多闪闪发光的白银到哪里去了？在哪些人手里？作什么用途，是用以发展经济、改善国民生活了呢，还是用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

不错，从众多的“记忆史”里，也能够确证明王朝君臣上下搜刮到的白银数量，多得惊人。崇祯末仅国家财政收入，已经上涨到年约三千余万两白银.[1]五六十年间，民间负担增加到三倍。崇祯五年有人揭发，淮阳巡抚半年内即有赃款17万两私入“小金库”，不防突然调任，仅支二万离去，余额尽为后继者所得。后者又兼了缉私的“巡盐”，欺匿盐税21万两[2]。然而，数额巨大的白银储备，花在奢侈性消费方面，多少还能对各类“生活服务业”起点“推动”作用，遗憾的是相当部分却被收贮在国库或官僚的私宅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掌握实据，竟是因为他们死到临头还抱住不放，最终被大顺军抄没，原形毕露。

据《甲申核真略》、《再生纪略》、《甲申传信录》等书记载，甲申正月初一，前线告急，内阁向皇上询问库藏究竟还有多少银子。崇祯愁眉不展，含糊地说：“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不愿透底。三月初十，义军离北京越来越近，为筹措军饷，皇帝派太监向大臣、勋戚、大珰逐家强行“捐银”。众人各各哭穷，都说“家银无多”。龙颜大怒下，老皇亲张国纪捐二万，皇后父亲捐一万，其余“未有及万者”。退休太监头司礼监王之心最富，纷传家产在30万两以上，也只肯认捐一万两。大学士陈演推托“从未向吏兵部讨一缺”，向来清苦，一毛不拔。

然而，到大顺“拷掠”抄家，老底全兜了出来：陈演被拘，派人送四万两至刘宗敏府，结果为家仆告发，“先后搜掘黄金360两，白银48000两，珠宝盈斗”。太监王之心家，搜得白银15万两，珍玩珠宝大抵价值也在15万两左右。在皇后父亲周家，搜得白银53万两，“缎匹以车载者相属于道”。据说大顺军早有“坐探”潜入京城，对官僚的家底深入摸排，因此刘宗敏等对他们的“追赃”定出了“指标”：内阁大臣级为十万，各部、院、锦衣卫以及顺天府长官七、五、三万不等，科道监察官员和吏部官员五万至三万［这是受贿最多的部门］，翰林三万至一万，其余部属（司长、处长）则各以千计。当然，这种“毛估估”也有个别是虚夸的，有的被酷夹而死，仍不足此数。但若考虑到这些官僚勋戚还有收贮或存放在别处的大量金银，例如票号、钱庄，以及蓄藏于老家的，占有的白银肯定还有不少未被大顺军抄走。在京抄得总数多少？《怀陵流寇始终录》的作者说：刘宗敏上交一千万两，而李岩、李牟“用刑宽，所得少，以己物充数”。李岩有否其人也成问题，此说只能姑妄听之，但总数有千万两之多，似不算夸张；这里，还没有包括各书透露的大顺军官和士兵私抄入己之数。《甲申核真略》作者由接触义军所得印象是：士兵囊中多者五六百两，少者亦有一、二百两。

从国库里抄没的有个大约的总数。据目击者杨士聪《甲申核真略》叙述，从四月十日起，即有马骡等车辆不断装运各库银锭往西安。十六日更是以千骑计。据他观察，所载的内库“镇库银”，刻有“永乐”字号，每锭500两，每骑二锭（千骑则为一百万两），其它寻常元宝则打成包裹搭装在一起，不易辨认。估计白银总数是3700万两，黄金为若干万两。[3]赵士锦任职户部，比较清楚底细。他在《甲申纪事》中说：载往陕西的银锭上有万历年号，因万历八年以后所解内库银尚未有动，计白银三千余万两，黄金150万两。白银数与前杨士聪比较接近，再将黄金折为1500万两白银，总价值约为4500万两白银。史惇在《恸余杂记》里说崇祯帝确实以为内帑已空，为厂监内臣所欺隐，一直蒙在鼓里，结果尽为“闯贼”所得，“宫中得金银七千余万”，此恐得之道路传闻，未必确凿。我约摸地估算，掌握在京城皇宫和官僚手里的白银，总数至少在五千多万两以上，约占弗兰克所说白银总数的1/6。至于贮藏在各地藩王、官僚、富绅私宅里的白银，其数亦当十分可观。文秉为明末内阁大学士文震孟之子，依据父亲及亲友所藏大量邸报奏疏抄件，按年汇辑成《烈皇小识》，保留了揭发官僚贿赂的诸多“原始材料”。书中记载崇祯三年，后金兵入犯永平（今卢龙县，属唐山地区），乡官白养粹降敌。督师孙承宗命辽东明将祖大寿（此人后降清）、马世龙退敌。收复永平后，“叛人白养粹已死，其母尚在，张春先至，尽封所有而出，绝无染指。世龙则尽取其所有。大寿至，遂将白母用极刑，乃尽出其窖藏，盖几百万云”。河北的一个乡官（退休官僚），窖藏白银达几百万两，由此推想全国官吏聚敛的总数会有多么大！弗兰克不理解“国富”、官富不等于民富。在此情景下，普通百姓能捧些小银子过过手气，就算阔的了――保不定今天在手，明天还得交进官府（明末赋税是要交白银的）。

各书记载，都对京城勋戚、官僚的贪财吝财以及种种媚态，极尽暴露讥讽的能事。例如对大顺长官将士使用贿赂旧技，多有送金银珠宝的，甚至也有送婢女或以婢女冒充女儿上门的，无耻至极。清朝康熙年间计六奇汇编的《明季北略》，因收录杂芜、考辨不精，史家使用常取谨慎态度。其中收录有宋献策、李岩两人的长篇对话，我估计是落第文人借宋、李之酒，浇自己心中的愤懑，显属编造，却点出了大明政治与白银贪婪的关联。大意是：李岩问明朝经科举选官入政坛非常不易，“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多见也？”宋献策的解释，大明天下，满朝公卿，哪个不是坐享荣华富贵，年薪丰厚，怎么肯随便舍弃？刚考上的，会说“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顶。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老官僚则认为“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独死无益”。因此宋献策总结说：他们每个人都认为“功名”是自家辛苦挣得来的，各处和各个环节都得花费白银，子母相权，赢利至上，弃旧事新，把忠义二字抛到九霄云外，是毫不足怪的。

以上所述，足以说明社会实情与弗兰克等人的想象大相径庭。在明代，白银滚滚，并没有显著改善民众的生活；白银的诱惑，倒是极大地刺激了当权者的贪欲――要知道，白银不只具有资本流通的作用，更有易于贮藏的功能。因此，在白银时代，官僚层的贪婪，是实物经济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明中期以来廷臣间无休止的争斗，以及亡国前后投降失节之风的极盛，都与白银的诱惑不无关联。后者在甲申变故中暴露淋漓尽致，前一种情景，则可援引周延儒事为证。周被崇祯帝罢归后，于十四年再度出山，任内阁首辅，就是由复社张溥、吴昌时等人集资六万两白银，贿通亲信内监办成的。事后证明复社此举愚蠢至极。周延儒以及与周勾搭成奸的一些人，“表里为奸，无所不至，赃证纍纍，万目共见”，最终在京城陷落前一年，被崇祯帝因“交通内监”无情诛戮，复社亦蒙受污秽。[4]总之，白银的权力化，权力的白银化，从明中叶开始直到清亡，除顺治朝、康熙前期和雍正一朝稍有收敛外，贪污贿赂的规模是一波比一波扩大，官场腐败，人心不古，吏治每况而愈下。明清官绅消费奢靡成风，“春风薰得游人醉”，自然觉察不到岩浆的“地下运动”，突然井喷，悬崖勒马也就来不及了。

文秉描述编写《烈皇小识》的心情是“悲愤填膺，扼吭欲绝，涕泗滂沱，几执笔而不能下”，发问道：“天乎，人乎，岂气运使然乎？”其实，凡说到明亡的原委，明末清初人必追问“殆由天运，抑或人谋所致”，困惑不解，非文秉独然。[5]

现代人往往指“天运”为迷信、愚蠢，不屑一顾。今天我要为这一说法“翻案”。明清易代的原因，可以罗列几十款，款款都找得到证据；但若强行证伪，每一款都很难单独成立。然而，还有一种因素长期被忽略，或者说意识不那么强烈，那就是：在明代的中后期，东亚大陆适逢称为“小冰河”的自然灾变周期，从中国到朝鲜普遍受灾，西北与中原尤为严重。正是这一“天变”的因素，把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一起，中国政坛才最终演绎出百年一遇的“火山爆发”。

最近韩国学者朴根必、李镐澈在我国《古今农业》上发表了题为“《丙子日记》（1636—1640）时代的气候与农业”的论文，指出“17世纪的东亚通常被称为近代前夜的危机时代，即所谓的寒冷期(小冰河时期)”，这种灾害性的气象危机，因有《丙子日记》的发现，在朝鲜境内已经得到确证。我国中央气象局科学研究院编著出版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以及相关论文集刊，也证实1470年至1644年为我国旱灾严重（且旱涝互生）的历史时段，其中全国性大范围有旱象的年份为18年。[6]现在看来，由于气象史专家搜索的历史资料不全，实际情况远比他们已经调查的要严重得多。河南商丘人郑廉在清初著有《豫变纪略》一书，因对农民战争期间河南省情熟悉，记载详尽，在明清易代诸书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他对河南全省灾害，作了详细的统计年表，阅后触目惊心，摘录于下：

崇祯3年 旱。

4年 旱。

5年 大旱。

6年 郑州大水，黄河冰坚如石。

7年 夏旱蝗。

8年 夏旱蝗，怀庆黄河冰。

9年 夏旱蝗，秋开封商丘大水。

10年 夏大蝗，闰四月山西大雪。

11年 大旱蝗，赤地千里。

12年 大旱蝗，沁水竭。

13年 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阳地震，斗米千钱，人相食。

14年 二月起大饥疫，夏大蝗，飞蝗食小麦如割。

15年 怀庆地震，九月开封黄河决。

《豫变纪略》还抄录了吕维祺给朝廷奏折的全文。吕氏曾任兵部尚书，退休在家，目击河南灾情严重、备受征派增饷之苦，不吐不快。奏疏写于崇祯七年，字字沥血，不忍卒读：

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輓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千钱者；有采草根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兼以流寇之所焚杀，土寇之所劫掠，而且有矿徒之煽乱，而且有防河之警扰，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而且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补禄……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贫，良之不率而奸，不可得也。[7]

易代之际弃官返乡的宋应星，除所著《天工开物》向为学人推崇外，尚有刻于崇祯末的政论著作《野议》。他是预感到危机逼近的晚明“醒人”之一。在该书《民财议》一文里，点出了“民穷财尽”的时代要害，也说到了多年灾荒对北方农业生产的影响，亦转录于下：

普天之下，“民穷财尽”四字，蹙额转相告语……其谓九边为中国之壑，而奴虏又为九边之壑，此指白金一物而言耳。

财之为言，乃通指百货，非专言阿堵也。今天下何尝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谷、山林之木、墙下之桑、洿池之鱼耳。有饶数物者于此，白镪黄金可以疾呼而至，腰缠箧盛而来贸者，必相踵也。今天下生齿所聚者，惟三吴、八闽，则人浮于土，土无旷荒。其他经行日中，弥望二三十里，而无寸木之阴可以休息者，举目皆是。生人有不困，流寇有不炽者？所以至此者，蚩蚩之民何罪焉！

这一轮“小冰河期”，综合南北方志的记载，灾变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万历十三年（1585年）开始变得明显，但时起时伏，崇祯一朝才达到灾变的高峰，收尾一直要拖到康熙二十六年（1667年），态势呈倒U形。[9]魏斐德《洪业》开篇就注意到了自然灾害对当时中国社会和政局的影响，援引埃尔文的统计，1585－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40%。[10]但从整个周期看，不是自然灾变立即就会引发社会动乱；清初顺治朝和康熙前期，尽管仍处于灾变期内，社会秩序却在逐渐修复之中，两者的关系绝非完全重叠“同一”。

呜呼，说不尽的明清易代种种历史原委！面对偶然、必然的哲学难题，甲申之际的各种人，都表现出一种迷惘：说完全是天变所致，是也不是；否则“谋事在人”，又怎么说？难道混沌的历史，真像先哲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所说，有一种神秘的综合力量在主宰，它叫做“气运”？那么，“气”是什么，“运”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王夫之说“气运”，概念演绎得有点神秘，但反复读《读通鉴论》就知底了，老先生其实还是得从“人气”、“民心”上去发挥。每当王朝中后期，总会有神经过敏的知识分子凭感觉跳出来，大叫世风日下，国运不济，实际上却是：什么都可能发生，也可能什么都不发生。但有一点没有疑问，“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忧患意识，意识到危机，说明还有希望。凡属王朝灭亡，都是麻木不仁，听不得危言耸听的警告，结果什么毛病都改不了，天灾人祸一齐奔来。天灾可能造成经济恐慌，若无人祸烈火浇油，“天崩地裂”也是可以避免的。

(原载《史林》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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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倪元潞于崇祯末接任户部尚书，有《并饷裁饷疏》，详列全国三饷各地区（收）与兵饷各军镇（支）分项数，是至今最为详尽可靠的三饷与兵饷数据。总计三饷总收入20101533两，兵饷总支出21221487两，仍有赤字。再加原正常年财政收入约一千余万两，总数当在三千万两以上。参《倪文贞集·奏议》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六、别集五。

[2] 文秉：《烈皇小识》卷三，前为曹暹，后为史［范土］。

[3]杨士聪文内又云：户部银数，外解银不及40万，捐助20万。若此，户部历年积存已为战争掏空，上年度的财政应收款约三千余万两，解京只及零头。但刘尚友《定思小记》则说海内应解“京银两”岁二千万（其余则解往规定地区），到户部仅二百万两，似较合情理。

[4] 事详文秉《烈皇小识》卷七，谓“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郞吴昌时为之经营，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始得再召”。并参夏允彝《幸存录》、陆世仪《复社纪略》两书。

[5] 佚名：《明亡述略》，文内曰：“呜呼！天之厌明久矣，其兴可复望哉？使得贤主建国，君臣同心，无蹈前代之辙，江以南犹不能长保，况承以淫昏之人，欲苟延其祚得乎？”这是连南明之事都说透了。文附于《崇祯长编》本后，“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版。

[6] 《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地图出版社，1981年；《气象科学技术集刊（气象与旱涝）》，科学出版社，1983年。

[7] 郑廉：《豫变纪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

宋应星：《野议》，载《宋应星佚著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9] 这一灾变在江南也有明显的反映。笔者据《杨园先生全集》、《阅世编》、《历年记》、《补农书》，参《松江府志》、《嘉兴府志》以及《启祯闻见录》、《李煦奏折》等资料，作过年表汇总，证明周期变化也与文内所列时间范围对应。将另文叙述。

[10] 魏斐德：《洪业》“导言”，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