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似乎从来没有今天这么糟糕，有时甚至到了相互鄙视（如果不是敌视）的程度。纵观历史，翻译理论的长足发展，始于二十世纪。此前的理论，大都和实践联系紧密，以总结经验为主。而经过最近数十年的发展，翻译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似乎日渐疏远，而实践者也越来越对它持怀疑态度。
几年前，林戊荪先生来我校开了一个小规模的座谈会。老先生提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老生常谈的问题：沟通翻译实践和理论的桥梁是什么？当时我过于害羞，觉得自己的想法不成熟，所以没吭声，在座的其他人也没有给出答案。最近看到一位博友在讨论这个问题，促使我重新思考我当年想出的答案。我当时的想法是：沟通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桥梁，便是语言水平——母语的和外语的。反过来讲，语言水平低劣，是造成翻译实践和理论之间脱节的症结所在。而今天我想稍做修正：真正的桥梁，是对语言的热情。
最近在“班布里奇翻译研究”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当今很多人大谈“归化”、“异化”，殊不知钱钟书先生早在1963年在《林纾的翻译》中就谈到此问题，指出这一区分来自施莱尔马赫（钱的文章里译为希莱尔马诃），只不过他用的术语是“欧化”和“汉化”。这篇文章的用意是批评有些学者不重视文献回顾，而我的问题是，同样是欧化、汉化的理论，为什么在钱钟书先生用来就显得那么自然妥帖，而在如今某些学者笔下，这理论却显得云山雾罩，甚至牵强附会？有人可能说“因为他们不是钱钟书”。这回答虽然偷懒，倒也值得深思：我们当然不能要求这些人去写《管锥编》，但起码在运用翻译理论这个问题上，他们和钱钟书的差距在哪里？
大而言之，学术水平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小而言之，我以为差距在于究竟对语言有无热情。《林纾的翻译》以引许慎关于翻译的训诂开始，旁征博引，提到Savile、Leopardi、Schleiermacher等人对翻译的见解，甚至还引用堂吉诃德的话，说阅读译本像从反面看花毯，可谓洋洋大观。这固然反映钱钟书的博学，但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他在各种语言间来去自如的喜悦（ecstasy），及对语言的挚爱，用Nida的话说便是fascination with language。读者能够强烈地感觉到作者对语言的热情。而这种热情，在如今不少操演西方某品牌理论的学者中间，是难得见到了。他们的文章令人想起冷冰冰的解剖刀——不，解剖刀好歹锋利，而他们手中的工具则是锈迹斑斑。所以更恰当的比喻也许是流水线或养鸡场。
也许有些人是原本有热情，但在这畸形的学术体制之下，评职称、发文章、混学位已经把他们的热情消耗殆尽。有些人则是本来就没有热情，学术研究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饭碗、房子、车子、票子。
由于缺乏热情，他们对语言越来越陌生。日常生活中鲜活的习语、文学作品中优美的语言、电影电视中流行的说法，他们不感兴趣。外语几乎纯粹变成了学术研究的工具，冷冰冰，死板板。最典型的表现是，举不出新鲜的例子来说明理论；在分析例子的时候，暴露出语言知识的匮乏和视野的狭窄。
拿近日在澳门举办的韩素音翻译奖颁奖仪式来说，评委之一居然只花了二十分钟讲评那么难的一篇文章（调试设备用了半小时），而且居然把原文中的give us看成give up，还说自己很奇怪为什么几乎所有的选手这里都没翻对。这就是缺乏热情带来的结果：敷衍和马虎。
实践者中也有纯粹拿翻译当混饭手段的人，但我要说，跟理论研究者比起来，这部分人的比例要小，甚至小得多。毕竟翻译并不是一个很赚钱的行业。笔译的价格低地球人都知道，即使口译也绝非象某些人认为的那样赚钱。同声传译被吹成了日进斗金，可是第一，那实在太累，第二，这个行业很不好混，除非你有了名气，进了那个圈子，而且也是青春饭。这还说的都是商业翻译。文学翻译更惨，稿酬低得足以让译者蒙羞。那么，是什么支撑着这些人做下去？答案是热情。很多译者，尤其是文学翻译的译者，都说他们是出于对语言文字的热爱而从事这一行业。可是在我印象中，很少有搞理论的人说他是出于对语言文字的热爱才干这行的。如果他们个个都很诚实，恐怕有相当一部分会告诉你，是出于评职称的需要才搞理论的。
相当一部分研究翻译的人其实不爱语言，更不爱翻译——这就是翻译理论和实践越来越脱节的真正原因，而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因为搞理论的人翻译实践的字数不足或是没出版过译作。钱钟书翻译的东西也不多，大都散落在他的学术论文里，但几乎条条都是精品。
前几年讨论实践和理论为什么关系不好，热了一阵，现在大家似乎都懒得再提。为什么？没劲。Those who love language and those who pay lip service to it simply have nothing to talk about. All they can do is to stare and find each other abominable.
发表于 2007-10-22 13:37:37
发表于 2007-10-22 14:2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