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的《1984》、苏联作家叶·扎米亚京的《我们》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并称为20世纪“反乌托邦三部曲”，这三部作品均以未来世界的“乌托邦”作为讽刺的对象。其中，乔治·奥威尔的《1984》最为著名。他凭借着强烈的社会良知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生动再现了极权主义的恐怖，作家欧文·豪称其为“时代的良心……过去几十年英语文学中最伟大的道德力量。”《1984》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销售千万册，并被英美大学作为重要的研读书目。
在探讨《1984》叙事策略的时候，我们可以将《1984》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维度中分析。现代世界为人类世界提供了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人类试图用科学与理性破除宗教与政治的束缚来达到自由，然而理性和科学对“人”的僭越带来的是一个虚无主义的深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尖锐地指出“从进步思想最尖锐地意义上来讲，历代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就如同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警告“对理性的滥用会导致思想的停滞。”[sup]①[/sup]《1984》中极权主义的危害无疑也是这种警告的翻版。
当《1984》在1949年出版的时候，1984年对读者来说还是一个未来，但小说中梦魇般的场景却一直折磨着一代代读者的心。20世纪我们经历过什么：有世界大战， 苏联大清洗， 红色高棉和中国文革。这种全人类的悲剧是人们惶恐于《1984》的历史因素， 二战后冷战的阴影下，小说内容又一次被重新解读。1985年元旦来临之际，世界许多重要报刊的话题之一就是：“我们安度了1984年，预言幸未成真。”我们相信《1984》与20世纪全球社会政治现实的缘分是其影响力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1984》自20世纪过了一半的时候问世，前一代人聚焦于《1984》的政治性，后一代人则在一种更大的文化语境中将《1984》对极权主义的的批判纳入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文本聚焦的不同折射出时代的变化。伽达默尔说过：“意义的发现是一个无限的过程，这个过程通过时间间距来实现。时间间距还有一种过滤我们不知道的对于领会对象的成见、预设及功能性看法的功能”[sup][1][/sup] 一方面说明时代的不同使得学界对《1984》的关注点不同；另一方面也说明《1984》文本本身丰富的可释义性。
20世纪也是一个中心离散的世纪，正如叶芝在诗中所说：“一切都消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那些对现代人生存经验保持密切关切和敏感的小说家所面对的是一个分裂和破碎的世界，只有漂泊没有归宿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契认为现代小说已经成为现代小说家“直观漂泊感”的写照：他认为小说家们借助小说表达出的更多的是世界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这种“直观漂泊感”在20世纪西方小说中的体现是形式的革新，用叙事学的话讲，就在于“故事”和“话语”的重合。20世纪个人生存状态与现代文明的紧张关系使得作家在文本层面的革命必须采取一种更加有效的叙事策略。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谈“轻逸”时指出“一个小说家如果不把日常生活俗务变作为某种无限探索的不可企及的对象，就难以用实例表现他关于轻的观念。
……生活的沉重主要存在于威迫，把我们裹得越来越紧的公共和私人事务的小孔眼大网般的威迫。……他（指米兰·昆德拉，笔者注）的小说告诉我们，我们在生活中因其轻快而选取、而珍重的一切，于须臾之间都要显示出其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重的本来面目。大概只有凭借智慧的灵活和机动性我们才能够逃避这种判决；而这种品质正是写作的依据，这种品质属于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 这无疑是对《1984》写作的最佳诠释。
中产阶级出身的奥威尔一生都想抹平身上的阶级烙印，童年寄宿学校的屈辱（见《如此欢乐的童年》），斯大林极权统治对他的迫害，这一切都与他自己对政治生活的强烈“介入”感格格不入。《1984》中，史密斯是大洋国普罗大众的一员，史密斯的所感所想大部分是源于奥威尔自己的亲身经历。在奥威尔自己的生活中，极权主义显示出了“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重的面目，”在《1984》的文本中，这种恐怖被奥威尔以超现实主义的背景设置，冷峻而不失幽默甚至略带调侃的叙事手法表达出来了。下面以叙事学理论对《1984》做简单分析。
二、极权主义的恐怖——聚焦文本
叙事学将文本分为两个层面：故事和叙事话语，[sup]②[/sup]与之相关的“通常涉及三个对象：（故事范畴内的）情节、人物和（与故事相对照的）叙述话语。”[sup] [/sup][sup][2][/sup]就《1984》来讲，主要人物是主角温斯顿·史密斯，故事是主角在极权国家大洋国对国家机器悲剧性的个人反抗。叙事话语方面奥威尔采用寓言的形式描写了一个梦魇般的未来世界，使文本话语层面呈现出一种时间，空间和身份极度不确定的状态。叙述话语方面的设置是《1984》经得起反复推敲的最重要的原因。
从一开始奥威尔就明白用语言描述极权主义的恐怖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他甚至认为语言媒介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他在1940年这样写道：“你如何去描述一种梦境？显然，你永远都无法将它刻画出来，因为我们的语言传达不了梦中的氛围。”[sup][ 3[/sup][sup]] [/sup]在这里，“梦境”（准确地说，这是一种“梦魇”）源于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时对极权主义的亲身体会，他认为要想表达好极权主义的运作机制是一种相当困难的事。但奥威尔却以一种寓言式的“想象性”写作达到这种目的，他描写了一个未来的超现实的梦魇世界——大洋国，而大洋国本身和现实就有一种互文性的关联。奥威尔亲历过斯大林集权统治的恐怖，他在此以大洋国为极权主义的象征，实质是对现实中极权主义统治的一种批判。寓言式写作的方式可以突破极权主义的政治壁垒，它可以给奥威尔以更大视野的表现度，而在叙事话语的设置上故意模糊时空界限的做法又加深了《1984》对极权主义批判的持久性。当然这种做法也是一种叙事的冒险，按海登·怀特的观点:“叙事不仅仅是一种可以用来也可以不用来再现发展过程方面的真实事件的中性推论形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包含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甚至特殊政治意蕴的本体论[sup]③[/sup]和认识论选择。”[sup][4[/sup][sup]][/sup] 奥威尔在冷战思维中被冠以“反共主义者”就是这种这种冒险的后遗症，但仅仅将“大洋国”看成是斯大林或纳粹极权主义的翻版至少是一种误读。奥威尔的叙事策略是超现实的，他的本意并非是反对革命，而是一种警告，即在现代条件下革命有蜕化变质的可能，使得结果与意图完全相反。奥威尔在《1984》中对大洋国的描写所采用的叙事策略体现出一种忠于现实又超越当下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是奥威尔努力在文本层面上还原极权主义面貌的成果。《1984》在故事层面触及到极权主义对个人生存价值的抹杀，这主要体现在史密斯本人的失败的反抗上；在叙事层面的构思方面则触及极权主义作为现代文明的痼疾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巨大危害，克罗齐[sup]④[/sup]在一句著名的名言中说到：“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 [sup][4,P53[/sup][sup]][/sup]只有故事被确定地讲述之后，才能以此为根据去阐释一些具有深层历史意义的东西。史密斯生活的大洋国的运作机制体现出扭曲人类主体性地位的寓意，这是一种人类现代文明的暗疮，这一层寓意的警示意义使得《1984》有了超越一般寓言小说的深刻性，也正是从这一点上讲，极权主义的恐怖才最让人心悸。具体分析如下
（一）、故事层面的分析
史密斯在大洋国的经历是一种类似于超现实的生活经历。他不断地回忆，写日记甚至胡思乱想，奥威尔在情节设置上将史密斯的内心活动提到十分醒目的位置，文中多次提到他写日记：如开头不久就有“他要做的事情是开始写日记”[sup][[/sup][sup]5[/sup][sup]][/sup]又有“突然他又开始慌里慌张地写起来”，“他也一直再写东西”，“他……开始匆忙地乱涂乱画起来”等等，文中关于他写日记描述贯穿整个文本，可以说从《1984》的故事层面上讲，写日记和相关内心活动是史密斯在大洋国人生经历的跌宕起伏的见证，奥威尔对史密斯反抗老大哥的描述也通过日记一步一步展示给我们。伴随奥威尔这一情节设置的同时是我们无从确定史密斯要反抗的对象——思想警察们是如何一步步发现史密斯反抗迹象的。按照叙事学理论，奥威尔对史密斯经历的叙述采用的是“第三人称有限全知的视角”[sup][[/sup][sup]2,P237[/sup][sup]][/sup]读者追随主角视线的时候只能看到史密斯所见所想，而对整个大洋国秘密警察机构的运作机制，比如他们如何断定史密斯想反抗，通过何种具体的形式监视史密斯（电幕不能算是具体形式，因为我们无从知道电幕背后到底是谁），它们日常的心理活动等等都一无所知。当茱莉亚和奥尔良出现在史密斯生活之中不久，史密斯就被抓了。故事层面的内容也到此结束。从读者反应角度来讲, 我们对大洋国的秘密警察感到好奇，史密斯一直担心思想警察会抓他，旧货铺老板林顿先生被抓是这种好奇的强化；与此同时，史密斯在反抗形式一片大好的情况下突然被抓，让读者产生突兀的感觉， 使得读者对思想警察无孔不入、无声无息、运作高效并掌控一切的特点有了一个很深刻的认识。这种叙事策略产生的张力效果使情节设置中凸显了极权主义社会的恐怖——史密斯的一切反抗看似隐秘，甚至以内省的日记来展开，还是无法逃避思想警察的追捕，甚至这一切自一开始就是一个死局，一个阴谋。极权主义社会的运作是不为人知的，像一个光线暗淡的会议室里长长的桌子，“老大哥”就在桌子的最里面一端，我们却怎么也看不清楚，而思想警察的高效又似乎将“老大哥”的存在昭示给了我们——“老大哥在看着你”。控制，一切都是控制，奥威尔在这里所运用的语言是冷峻的，史密斯清楚的知道“一切没有什么不同”，控制者与被控制者，战争与和平，真相与欺骗在这里都是没有标准的，只有老大哥高高在上。《1984》的故事情节的设置以“陌生化”的方式将主角和读者变成琥珀中的苍蝇，看似外面的世界如此广阔，其实自己已经没有了一丝一毫回旋的余地。这种强烈的对比使得极权主义的恐怖以一种诡异而隐秘的方式扑面而来，令人不寒而栗。
（二）、叙述话语层面分析
伴随史密斯经历的大洋国以背景的形式逐步展示在读者面前，最终这一背景成了文本的主宰，吞噬了史密斯，在一定程度上说，也吞噬了大写的“人”存在的所有意义。最可怕的是我们不清楚这种对个人存在价值的抹杀从何处开始，是否会有结束的时候，从这一点上讲，奥威尔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奥威尔在叙述时极力避免空间、时间与现实的对应，超现实的叙述策略无一处不让人感到困惑和压抑。比如小说开篇写到“这是四月的一天，天气晴朗而寒冷，钟声敲了十三下。”这就会让我们问，“这是身在何处，我们又在何时”，一种突兀的陌生感让我们无所适从，一种整体阴冷而压抑的感觉油然而生。没有任何参照系的土地与时间概念，不详的13响钟声，一方面这种故意扭曲现实细节的叙事策略让读者困惑，并希望在下文中找到自己熟知的参照物。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任何言说、思想和文本都将是一定语言结构功能作用的结果，传统意义上的主体都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话者之间共同建构的语义场。” [sup][[/sup][sup]6[/sup][sup]][/sup]在此，由于悬疑策略的运用使得读者不得不寻找《1984》与现实生活中共同的语境，即“对话者之间共同建构的语义场。”但这种寻找在文本内部的寻找最终是徒劳的，《1984》的含混表达从始至终就没有任何清晰可辨的痕迹可以使其与现实时空挂钩，但与此同时《1984》的叙事却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看似相悖实则有迹可循的暗示——奥威尔写的就是未来的1984年的伦敦，这个变异的陌生化的世界依旧有我们生活的影子，随着主角史密斯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大洋国其实和二战后的伦敦极为相似，处处断瓦残坦，生活用品匮乏，小说中真理部与英国BBC广播公司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文本与现实的互文性就这样以一种含混模糊的叙事中体现出来了，读者也在这样一种陌生而又熟悉的语言中试着“缝合” [sup]⑤[/sup]文本与现实的界限。这样促成读者对文本不断诠释的努力更显奥威尔在《1984》中为达到极权主义批判的目的可谓用心良苦， 设置悬念的叙事诱发读者思考文本与现实对应的语境，寻求结果的不确定性与含混性加深了读者对追寻的欲望，从而对极权主义恐怖由来的思考也更加深入，从这方面来说，奥威尔是一个成功的叙事策略家，他成功地抓住了读者的阅读心理。另一方面，这种叙事手法也预示了故事层面史密斯悲剧的结局和极权主义的控制力量是多么强大，钟在西方社会中是不会敲十三下的，四月对英国来说也不是寒冷的，在大洋国，极权主义已经可以改变时间、传统和自然的变化。《1984》的文本里，话语的能指与所指的切合意义已经没有社会文化的背景，只有大洋国指定的含义，除此之外，别无他指。到此为止，我们只是对小说开篇的一句话作深入的分析，就可以得出《1984》叙事艺术的独特之处。
（三）、总结
从表面层次来看，《1984》的叙事话语本身是对梦魇环境的建构，话语的整体性阴暗而僵死。史密斯的经历只是话语大厦的一个部件，但是他随着作者视角的指引，史密斯的经历会使一个极权国家的机器在文本范围内自身运转起来。史密斯的生活经历，回忆，恐惧，恋爱，反抗，屈服；正如一把解剖刀，穿过大洋国这一纯粹符号化的字面意义，从而在文本内部使得极权主义鲜活起来，但从叙事策略的深层作用来看，越是向读者揭示大洋国的种种统治方式，像真理部的日常工作，“新话”，仇恨周，“双重思想”，大洋国极权统治的迷误反而更多，大洋国最初为何要这样作，如此极端的统治模式最初的根源在哪里，长此以往有没有更大的危害，这种思考被奥威尔用含混性的描述偷偷遮掩了，甚至以细节的调侃回避了，比如在作品中只是简单的提到了大洋国以外还有两个国家——欧亚国和东亚国，除此之外，我们无法得到更加确切的认识。另外在描写那些被洗脑的孩子们时，奥威尔的用语简单而生动。比如只写派逊斯太太的孩子“叫嚷去着看绞刑”；“男孩的枪幸亏不是真的”。奥威尔为我们揭开的只是极权主义的冰山一角，这更加使我们在面对极权主义的时候有一种无力的感觉。
三、《1984》中语言的暴力对极权主义的统治的作用
（一）、暴力语言的深层文本研究
在作品的叙事语言方面，奥威尔作为《1984》的“叙述声音”[sup]⑥[/sup]借助史密斯的第三人称“叙事眼光” 一直采用语义色彩灰暗的词语精准的勾画大洋国的各色人物和他们生活的环境，比如描写奥博良的时候说他“体格魁梧、脖子短小，有一张粗犷残忍、兴高采烈的脸”，写史密斯的邻居拍逊斯太太“脸上的皱纹里嵌积着尘埃”，写食堂里多数的人大都“矮小难看，像甲壳虫，眼睛又细又小”等等。在描写史密斯的一些内心活动和相关行动时奥威尔所用的语言有很强的暴力色彩和侵略性。比如温斯顿对派逊斯太太家两个孩子的评价是“他们好像两只小虎犊，很快就会长成吃人的猛兽”，在仇恨周上史密斯在转移自己仇恨对象时说到：“把仇恨从电幕上的脸孔转移到了他背后的那个黑发女郎的身上……把她赤身裸体地绑在一根木桩上，乱箭穿身，在最后的高潮中，他侮辱了她，割断了她的喉管。”再比如形容史密斯工作的真理部“看上去像一个堡垒的抢眼一样阴森可怕。”写凯瑟琳和史密斯做爱时感觉是“抱木头人一样，全身肌肉僵硬”等等这些描写就文本的意义来讲，突出了大洋国极权统治下普罗大众生活的艰辛，另外也说明了极权统治对人性的扭曲，而我们现在将探讨的视角集中在“叙述声音”——乔治·奥威尔这里时，需要注意的是《1984》的文本是典型的罗兰·巴尔特意义上的“被建构”性质的文本。罗兰·巴尔特[sup]⑦[/sup]在《历史的话语》中指出，“历史话语可以通过不同的模式再现出来，它们关注自己的生产过程并且指明了它们所涉及对象的‘被建构’，而不是‘被发现’的本质[sup]⑧[/sup]……话语实质上是意识形态阐释的一种形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虚构的阐释。”[sup][4,P51][/sup]对奥威尔来说，与底层人民保持一致，并将知识分子的道德内省与对中产阶级精英意识的反叛相结合（这是奥威尔的所坚持的“意识形态”）是他在《1984》文本的建构中采用如此激烈与暴力的语言的原因。奥威尔作为一代人冷峻的良心，他从不回避自己对自己所处的中产阶级的厌恶，所谓精英意识对他来是逃避责任与良心的借口。奥威尔在从缅甸回来之后写到：“我尝到过贫困的生活和失败的感觉。这增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恨。” 奥威尔对提供不了道德指南的政治生活的批判是尖利的，正如他在评论司汤达时说：“干革命的十有八九不过是个口袋里揣着颗炸弹拼命往上爬的人。” 他竭力使自己沉落到底层，成为被压迫者的一员，按照张祥龙的说法，这种自我放逐会使得奥威尔得到一种“边缘情镜” [sup]⑨[/sup]的体会，这种鲜明的下层观念使得《1984》中的语言暴力成了闪电般穿透黑暗事物的讽刺的话语，留给我们深刻的印象。
（二）、文本中语言暴力的文化语境[sup]⑩[/sup]
接着回到《1984》文本本身，拉康有句名言：“语言是对人和物的杀戮” [sup][[/sup][sup]6,P182[/sup][sup]][/sup]，这种语言对人的杀戮在大洋国的统治手腕中被发挥的淋漓尽致。比如“新话”，“战争即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的口号，我们可以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这种极权统治手段的危害。
索绪尔[sup]11[/sup]将语言和言语区分开来，语言提供的是一种“能力”，而言语负责将这种“能力”加以实现并付诸实践，类似于肌肉赋予骨骼以活力。言语则被界定为将语言能力转换成为“运用”的行为总和。同样通过语言的具体维度可以上升到语言的抽象层面，而抽象层面实际上发挥着某种超越一切语言经验的超验者的作用。这种作用类似于“语义场”的含义。所有人都掌握语言，这标志着集体层面，但走向集体的过渡却取决于个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语言与言语的差异不仅使语言成为可能，而且语言同样允许每个人了解同类人所说的东西。语言是言语的能力，也是人类群体的宝库。
一旦暴力干预语言，语言与言语的平衡就不复存在。暴力通过入侵语言，把矛头直指语言作为言语的条件又作为常识的环境的本质。这样做的结果是它实施对人内心深处的控制。它企图搅乱每个人保持的同他们自己的集体基本语言的关系。“新话”的危害在于它不再是制约言语运用和丰富自己常识的语言，而是一种让人不假思索就接受的符号系统。利用国家机器的灌输，“新话”让语言脱离原本的历史语境。即所谓“新话的目的不是扩大而是缩小思想的范围。”它调动许多已经被我们熟知的用语，通过与取消了前缀或附加了后缀之间的词语搭配，逐渐富裕日常用语以另外的意思。在极权主义宣传机器的狂轰乱炸中，频繁把这些词投入到非中立的语境中去（一般来说是为了符合极权主义的统治需要）。不断的重复抹杀了意义，从此“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就会成为普罗大众的行动指南，如同缓慢发作的毒药，语言从此不是言语的意识。 极权主义通过暴力手段干预语言。就《1984》更大意义上的寓意来说，“暴力”的意义可以对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分析。
对个人的抹杀是和权力的运作分不开的，罗兰·巴尔特说，权利“无处不在永久延存的原因是，权利是一种超社会的有机体的寄生物，它和整个人类历史，而不止是和政治的和历史学的历史相联系。在人类长存的历史中，权利寄寓于其中的东西就是语言，或者再准确些说，是语言必不可少的部分：语言结构。”[sup][[/sup][sup]7[/sup][sup]][/sup]
权利与语言是一种互生的关系。语言按其结构是一种法则，“语言本身包含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异化关系。说话，或者说发生话语，并非是交流，而是使人屈服：全部语言结构是一种普遍化的支配力量。” 这种支配力量在福柯那里被称一般化为权利的“规训”，所谓规训，是“一般肉体的支配方式”[sup][8][/sup]，此外，福柯将权利与知识看成是共生体，两者以一个庞大的权利网牢固地控制整个现代社会，知识的是有关社会、历史和政治条件的问题，是判断正误的基础，即所谓“真理的话语。”这与罗兰巴尔特的有关权利和语言的观点是相似的。规训的机制和以往那种粗暴的、针对肉体的否定权利完全不同。过去那种君主式的权利是消灭性的，而规训是监督式的、控制式的，又是生产性的，巩固性的，目的在于使规训对象有用。下面以《1984》中老大哥和双重思想为例分析语言与权利的运作对极权统治的巨大作用。
1、老大哥 在大洋国中，“老大哥”是极权国家的代表，他自身的所指意义
只是一种象征，而能指在权利机制的作用下被置换成一种注视的权利话语，一种意识形态的压抑，一种权利掌控的象征。正如秘密警察奥勃良所说：“‘老大哥’存在与否并不重要，但他永远不会死亡，而且国民永远都会感受到他凝视的目光和威力。”这种权威性注视不单单是为外部极权政治所强加，而是成为大洋国国民自己行为和思考的一种方式。他们最终形成的是一种自我的监视。这也正是极权主义权利运作最恐怖的特点之一。
2、双重思想 大洋国最有特色的话语规训手段是“双重思想” 。“极权主义废除了思想自由，其彻底程度是以前任何时代前所未闻的。而且认识到以下这点很重要：它的思想控制不仅是负面的，而且是正面的，不仅不需你表达---甚至具有-----一定的思想，而且他还规定了你要怎么思想，他为你制造一种意识形态，他除了为你规定行为准则之外，还想管你的思想生活，极权国家的特点是他虽控制思想，但是他不固定思想，他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又逐日修改。他需要教条，因为他需要他的臣民绝对服从，但是他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极权政治的需要，”[sup][3,P134][/sup]双重思想意味着一个人的思想中同时保持并接受两种相悖的认识的能力，即所谓“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双重思想是党的核心思想，信念在于借助权利的力量用话语创造一个更具权威的世界。在海德格尔那里，语言是人类存在之家，而在极权主义统治这里，本真语言成了权利的运作工具，成了人存在的精神牢笼。人的存在必须依靠感知，感知以思想形式存在，思想以语言符号为根本，只要权利运作的机制保证双重思想的自证性。双重思想就可以作为一切控制手段和极权技术的合理化依据。只要有双重思想，就没有什么是不正确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只有党脱离于历史之外成为永恒的坐标。
3、总结 以上就是本文聚焦《1984》文本从叙事学入手对《1984》所做的解读，极权主义的恐怖浸透文本的方方面面，而在此中史密斯对大洋国的反抗，也显得尤为意味深长。
四、失败的追寻，解读史密斯的反抗
和大多数人的生活一样，史密斯生活在大洋国的噩梦里，但他头脑尚有几分清醒，他试图打破这种噩梦，走出梦魇的折磨。
（一）、史密斯的反抗
史密斯以一种自我反思的方式来治疗自己，不断的写日记，记下自己的记忆，极权主义对思想的侵蚀渗透史密斯记忆的最深处，留下残缺不全的回忆和超自然的幻想,史密斯甚至无法断定自己童年记忆的真实性，提到他对父亲的回忆时，史密斯说到：“他的记忆更加淡泊了，只是模糊的记得是个瘦瘦黑黑的人”，想到妹妹的时候史密斯：“一点也记不得他的妹妹了。”。史密斯无法拒绝这种幻像，大洋国的世界是自我封闭的，无论是党内成员、党外成员还是普罗大众都认同了这种幻像，他在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无法找到真实的自我，他不停的在梦境中流浪，寻求一种反抗的可能。
（二）、反抗的聚焦点——“性爱”与“身体”
他找到了朱莉娅，并与之相爱。在郊外与朱莉娅约会的路上，在长满风信子的田野上，温斯顿感受到了乡村田野的美丽，他寻到了梦中的黄金乡。他在自然和性中发现了反抗大洋国的支点，反抗，什么才是真正的反抗，在大洋国这样一种极权统治无处不在的国家，谈任何暴力反抗都是极为奢侈的，肉体行动的意义对暴力国家机器一点作用都没有。只有思想和行为的反抗才会有意义。罗素说过：“参差多态乃幸福的本源，”[sup][9][/sup] 对史密斯来说，乡村田野和女性的身体一样是有差异的地方。他们都是复数的、多样的，经历着变化，有自己的“四月”，他们代表着自由和生命的活力。这就像导演帕索里尼在电影《索多玛120天》中的实践一样：“性是一种让人承受到思想上创伤的事物。他们具有决裂的价值，以及解放的价值，只有性和性的暴力，才可以消除任何隔阂抵达一种纯粹的状态，” [sup][10][/sup]乡村田野和女性身体之美是史密斯可以坚守的最后阵地。“性作为唯一可以突破政治的表达方式，或者更准确地说，身体作为唯一可以突破这个世界历史记忆与政治的工具……成为一种可怕而有力的表达。身体，成为唯一不能再被社会秩序编码的一种表达方式。唯有身体残存着自由主义的一切可能。” [sup][11][/sup]，人性的本能和自然情欲是对极权统治无声的反抗，因此在他看来，“他们的拥抱是一场战斗，高潮是一次胜利。这是对党的打击，是一件政治事件”。在大洋国极权统治的束缚中，人体身体的差异已经模糊不清了，只有具有思想透明的状态的民众才是适合极权主义统治的顺民，史密斯寻求一种个体差异本身就是反抗的开始。
史密斯的反抗最终以失败结束，被捕后，他被奥勃良经过残酷的折磨和精神洗脑，被迫屈服了，彻底放弃了自我。最后在文章的结尾。史密斯经过老大哥的巨幅画像，潸然泪下，他“战胜”了自己，爱上了老大哥。我们在同情于史密斯的悲惨遭遇的时候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史密斯成功了，他梦中的黄金国会不会成为现实？我们可以参照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的描写，最后动物们在猪猡的残暴统治之下，刚摆脱人类的剥削，又沦为奴隶。“动物庄园”又恢复了“庄园农场”的旧名，最终是猪和人类欢聚一堂，“再也分不清哪是人，哪是猪了。”《动物庄园》中革命的经历为我关照史密斯反抗提供了一个参照，即使史密斯成功了，所建立的“黄金乡”依然是大洋国的翻版，就像小说中史密斯多次地到的“那不会有什么不同。”史密斯加入了兄弟会，企图以暴力革命颠覆政权，史密斯在入会时宣誓可以做任何事来进行腐化，削弱和破坏。而以暴力对抗暴力的颠覆活动并没有任何理论和道德上的优越性，最终的结果依旧和大洋国的统治没什么不同。就如鲁迅所说：“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残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统治下臣民的欲望。” [sup][12][/sup]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奥威尔对人类发展前景是有些绝望的。
以上是对史密斯反抗经历的简要分析，
五、总结
奥威尔的警示是有益无害的，《1984》的噩梦在20世纪一度成为人类最哀伤的回忆。劳改营和奥斯威辛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随着时代的进程，奥威尔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他的价值绝不只是在于对苏联斯大林或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攻击，在现代文明冲突成为研究话题之后，第三世界文化现状，技术进步对人主体安全感的威胁，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强势输出等等话题，都有极权主义批判的一席之地。在现代主义兴起的20世纪和现代性批判问题成为我们学术话题的今天，对极权主义的警惕和解决之道也已经纳入现代主义的主题之中：“对现代主义的种种恐惧感（如极权主义，平均主义）在20世纪把众多国家联合起来，把极少数共同性的国家文化联系起来，迫使各相迥异的文化建立联系。” [sup][[/sup][sup]13][/sup]多元文化的交流，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以封闭式暴力控制为特征的极权主义在现实中不可能重演，就一种最深层的警示意义上讲，《1984》的意义在于保持思想独立，个性自由以及人主体地位不被践踏， 《1984》所带给我们的这种警示意义仍然是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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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9-13 08:3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