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政府何以自处

随着一年一度大学毕业生就业潮的来临，关于各级政府积极筹划大学生就业的新闻又多了起来。

比如陕西省建议各部门研究开展“个、十、百计划”:科研院校接收1个学生就业；中型企业接收10个毕业生；效益达到一定额度的大企业接收100个学生，如此分担就业压力，鼓励所有单位参与。

长沙市则组成声势浩大的“大学生采购团”,把全国分为几个片区，由政府官员带队组织企事业单位前往纳贤，目标是要引进一万名大学生到长沙就业。

而姿态最为果决者当属重庆。日前重庆市国资委发文，要求市属重点国企确定高校毕业生引进目标任务，实行目标责任制，企业党委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要亲自抓大学生招聘工作，未完成任务的，企业党委书记将被考核和督察。

大学扩招多年，又遭逢经济不景，就业难可想而知。值此时世多艰之际，政府和国企亲自上阵多分担一些就业压力似乎是非常合乎情理之举，尤其是考虑到国企所拥有的庞大的资源优势，以及各级政府所面临的来自于就业不足的“维稳”压力。

在此情势之下，提醒政府注意自身在大学生就业工作中应有的分际，就颇有苛责之嫌，而强调解决大学生就业应主要依靠社会化和市场化途径，则又易招来“昧于时势，纸上谈兵”之讥。

有鉴于此，为了避免陷入无谓的义理之争，我们不妨先避免在“小政府大社会”、“企业人事自主权”、“社会与大学生双向选择”等原则性话语上大做文章，而集中在政府与国企解决就业问题的效率上展开探讨。

如果说此次政府和国企 “挺身而出”的效果还有待观察的话，那么从历史经验看，政府包分配也罢，企业办社会也罢，从来没有太好的结果，不管其初衷多么美好，否则就不会有今日的改革。

而现在的一些国企之所以能有底气在上级号召下大包大揽，甚至能够先招进来培训个三五年再做使用的打算，也主要得益于前些年大规模减员增效令企业实力壮大。如今时移势易，人们大多已忘记此一前缘，身陷历史循环而不觉其吊诡之处。这一情境与一些单位阮囊羞涩时卖公房、荷包再涨时又替员工从市场上买房相映成趣。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眼下的这些应急举措只是权宜之计，一旦情势好转，便会回归常规。历史经验证明，这也是一种危险的想法。1950年代为了解决因基建规模失序而导致的农民工大规模滞留城市，而采取了严格控制城乡户籍分野的应急性举措；1960年代末，又为了解决青年人就业问题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有这些针对就业的权宜性举措，到头来都令我们付出了更多的代价。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三十年前我们面对因大量知青返城而骤然出现的就业危机，采取的是改革的对策：放宽就业门路，允许个体户等各种体制外就业形式“先行先试”.此举在分流了就业压力的同时，揭橥了多种非公经济成分蓬勃生长的序幕。如若没有个私经济的成长，今日之就业形势不知要更严重多少倍。

为今之计，更应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把更多的资源让渡到更能提升就业效率的经济部门，才是真正解决就业难题的正道。解决就业难题需要坚持改革，解决其他难题同样也是如此。那种承平时日奢谈修修补补式的改革，猝临艰难便急回计划经济老路的因循迁延，即便苟安应对于一时，也必将为后人所哂笑之。

来源：http://money.163.com/09/0620/08/5C83PEL300252G50.html
评论：说的不错，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关键还是需要发展经济，而不是靠应急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