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不是高考被动的承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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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不是高考被动的承接者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9年06月18日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吾民

　　■老生常谈

　　□吾民

　　大学不应为中学教育的好坏负责,而新生能否尽快适应大学,却可以检验中学教学的水准

　　高考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应该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以来的新现象。近来却备受质疑,争议四起。相当长的时期内,大学招生没有全国性的统考,而是各自为政,拥有较大的自主权。总体上说给考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的空间,当然也带来考试和录取的种种问题或麻烦,所以胡适等有识之士希望以某种形式的统一考试作为补充。但如现在这样一考定乾坤,恐怕不是当时的初衷。

　　曾经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化身,给无数青年带来无限希望的高考,陷入今日进退维谷的局面,似乎重回科举考试的老路,事实上或多或少也确有比附参照的意味。例如借用所谓状元、榜眼、探花、前三甲之类的指称,不仅坊间流行,媒体也普遍滥用。一些地方的中学还要张榜挂幡,将考试名列前茅或被名校录取的学生名讳大事宣扬。而地区差异,则仿佛学额的翻版。形形色色的科场案与今日层出不穷的高考舞弊案,更有惊人的相似。凡此种种,依稀可见科举制的残影。当年科举不是废而是停,只不过将考试转到学校而已。但科举考试与高考全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取士,已博得入仕的名分,后者不过进学,刚获取学习的资格。至于状元,科举考试每届仅一人,而不是每年有一群。古代中国没有分科治学,当然不会有分科状元。不同层级考试的头名,更不可乱称状元,如今出现依据行政区划大小的分级状元,岂非笑话?

　　科举制的弊病,有识之士早已察觉,因而不断呼吁进行必要的改革,清朝的执政者也陆续对形式和内容有所调整,可惜始终不得要领。内外交困之下,最后不得不弃之如敝履。高考要想避免重蹈覆辙,应当以史为鉴,吸取教训。

　　如今高考改革也早已成为教育部门和社会热议的话题,只是上上下下的努力,似乎都是为了强化高考的权威、公正与重要性。这恐怕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应当变换思路,另辟蹊径。科举制的前车之鉴表明,在惟一性的制度设计下,无论怎样防弊,都将防不胜防；不管如何调整,仍然无济于事。因为高考本来就不具备人们所赋予它的巨大功能作用。高考与科举的相似点之一,在于被举国上下视为实现社会垂直流动的惟一途径。科举的确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可以让士农工商改变身份。不过有资料显示,现在乡村或城市里低下阶层的子女上大学的比例逐渐降低,高考在这方面的作用,也呈现不断减弱的趋势。越是企图完善高考的制度设计,高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会愈加凸显。反之,如果高考不再承担其根本不可能担负的社会责任,其负面影响反而相应减小。当务之急,应是尝试用其他不同形式分解过度集中于高考一身的功能指标,使之由决定变为参照。

　　高考处境尴尬的一大关键,在于人们内心的矛盾,一方面以为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所有考生显得公平容易公正,另一方面又质疑能否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考生,尽管这把尺子已经做了因地制宜的调整。平心而论,以中国地域之大,人口之多,尺度无论怎样制作,都无法适用于千差万别的众多考生。况且,标准化就是平庸化。在不同形式的综合平衡之下,天才和偏才将一概被扼杀。近代中国高考史上,一些严重偏科的考生,因为没有刚性的分数限制,通过弹性的法定程序进入大学,后来成为著名学者,至今还被人们津津乐道。

　　在给考生自我选择权力的同时,应该给大学更多的测试和挑选学生的权限。在招生问题上,大学不应只是高考被动的承接者,只能按照高考的分数(无论出题还是改卷,大学教师的参与度都相当低),由高到低逐次录取。

　　说到底,大学是大学师生的共同事业,大学教师最知道什么样的学生可教。大学不应为中学教育的好坏负责,而新生能否尽快适应大学,却可以检验中学教学的水准。让大学引领社会,而不是被社会牵着鼻子走,中学乃至小学的基础教育改革才能有的放矢,目标明确。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大学必须尽快提高自己的公信力和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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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招生体制确实很有必要改了了，应该扩大自主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