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解放日（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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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前的那几个小时，黄天献是在懵懵懂懂的状态下度过的——连续多天的紧张和焦虑已经使他的精神几近崩溃，等到大限将至的时候，先前的恐惧情绪反而变成了昏昏噩噩的麻木，使他陷入了仿佛弥留一般的迷茫之中。

  环顾四周，夜色沉重,远远近近的枪声此起彼伏。55军的防御已经全线崩溃，成群的败兵象受惊的兔子一样逃进了市区。城外的据点与警备司令部失去了联系，各部队的长官再也顾不上军事通讯的常识，电台里充斥着凄惨的哀告、凶狠的漫骂和惶恐的叫喊，所有的声音都在嚷着：“喂喂，船在哪里……哪里有船？”

  停电了，厦门岛上漆黑一团，虎头山上的厦门警备司令部也陷入了夜的包围之中。这座阴森恐怖的砖石建筑曾经是南洋水师的官邸、日本海军的要塞、警备司令毛森的指挥部，但这时候却在恐惧的重压下显得摇摇欲坠，如同纸盒子一般的脆弱。

  司令不见了、参谋长不见了，战情室里人去屋空，几个参谋、副官和书记员三三两两地聚在走廊上，交头接耳、嘀嘀咕咕，犹豫着是应该投降还是应该开溜。黄天献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长吁短叹、不知所措——他既不愿意继续付隅顽抗也不敢立刻逃之夭夭，因为抵抗在这时候显然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但如果就此逃跑，却又难免会受到“纪律惩戒”的处罚。



  黄天献还记得10月7号那天，厦门的团（处）级以上干部在厦大校园举办“团拜会”，蒋介石总裁即席发表了一番“中秋感言”。他说自己已经年过花甲，如果是太平盛世，本应该在家里享受天伦，但遇到乱世危时，就没有这样的清福了。夫人出国办外交，自己也仆仆风尘上前线，席不暇暖、食不甘味，“如此冒险犯难，无非为国家尽最后之心力耳”……还说自己虽然已经下野，但还是革命的领袖，时刻都把国父的理想记在心头，他希望大家也赶紧振作起来，以国家的生存为考量，再也不要胆怯畏惧、醉生梦死，争权夺利，“唯必击退来犯之共军，巩固金厦，为公私争气，复可再言其他也……”

  领袖的讲话痛心疾首，把蒋经国、谷正纲、俞济时和曹圣芬（《中央日报》社长）感动得直哭，其他人也跟着眼泪哗哗。于是大家都拍着胸口说起了狠话，市政府和市党部发誓“忠孝救国”、军长师长们赌咒“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警备司令毛森自然更不肯落后，决心率领军统的同志“杀身成仁”，誓与共党血战到底……那气氛真是既感伤又悲壮。



  这番慷慨的誓言当然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但经过那个“中秋之夜”，至少在表面上没有人再敢讨论撤退的事情了。大家虽然公开里都高调“积极备战”，可私底下却在狐疑观望，以骑墙的心态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而现在，最后的关头终于来到了——前线被突破，城里的党政官员首先就慌了手脚，厦门市长李怡星、参议长陈烈甫、地方法院院长林浩、首席检察官余高坚等人匆忙登上舰船，跑到台湾去了。不久之后，第166师也宣布“转进”金门归建（166师虽然名义上是厦门战场的总预备队，但他们属于第5军的编制，接受金门第 22兵团的调遣）。于是，其他的人都开始焦急地盼望着“总退却”的指示，可是等来等去，汤恩伯司令长官部那边却没有任何消息……

  黎明时分，黄炳炎参谋长突然回到警备司令部，并且带来一个令人意外的命令：汤恩伯长官已经解除了毛森中将的职务，改派第8兵团副参谋长李诚一少将接任厦门警备司令。

  原来，自从第8兵团退到福建以后，保密局就派了许多特工组，成天象防贼一样的盯着刘汝明（8兵团司令）、刘汝珍（8兵团副司令，68军军长）和曹福林（8 兵团副司令，55军军长），搞得这帮军阀头子非常冒火。前线崩溃以后，他们就拿毛森出气，不说自己部下作战不力，反而指责警备司令部骄横跋扈、干扰防务、动摇了军心。毛森哪里担得起这个责任，一着急就把李德全（冯玉祥夫人）给西北军将领写劝降信的事情给抖了出来，说第8兵团心怀叵测、行事诡异，有叛变的嫌疑……这下子可就把事情给搞大了，8兵团的司令、军长、师长们齐声抗议“毛骨森森，血口喷人”，一个个拍桌子砸电话，非要汤恩伯立刻拿出个态度来不可。

  这时候，第8兵团是厦门岛上国民党的绝对主力。他们的态度原本就比较暧昧，先前是靠着蒋介石亲自出马、百般鼓励才能够勉强维持场面的，现在被军统特务当面揭了老底，别说眼前的这一仗打不下去，甚至立马翻脸、就地造反了也说不定……结果情急之下，汤恩伯赶紧撤了毛森的职、又把刘汝明一帮人带到金门去安抚（其实是让他们与部队隔离），只留下8兵团副参谋长李诚一负责收拾岛上的残局。

   ——写到这里，罗嗦几句。

  《叶飞回忆录》中说：“16日黄昏……汤恩伯知大势已去，带了一部分人逃往台湾，用报话机直接呼叫军舰放下小艇接应。这时适逢退潮，船只难以靠岸，急得他在海滩上团团转，直跺脚。这情况，我们从监听的报话机中听到了，听得非常清楚”……还有文章描述得更加生动，说汤恩伯在海滩上用明语向军舰呼叫：“立即放小艇来，要快、要快，不然我就要被共军俘虏了”。

  其实汤恩伯是17日拂晓（早晨6点左右）搭乘炮艇去金门的，并没有坐军舰去台湾。而他坐的炮艇就是“海军军士学校”那帮士官生先前开出去打过一仗的训练船，原本就停在厦大码头上，根本用不着用步话机叫喊，其中一艘运送汤恩伯、刘汝明，另一艘运送万建藩（汤恩伯的参谋长）和毛森，所以应该不会象故事中所说得那么狼狈……从时间上看，叶飞听见报话机呼叫的时候，在厦门海滩上的应该是“金厦慰问团”的那些人才对。



  新上任的厦门警备司令李诚一是黄埔5期生，说起来也算是军统的人，但由于先前一直在北方担任“情报联络工作”（实际上是军统派往杂牌部队的“监军”），所以南方的特务对他并不熟悉。如果换在平常时候，这种违背地缘习惯和派系规则的职务调配在军统单位是根本行不通的，但现在却无所谓了，因为谁都明白这位司令的任期其实不会超过几个小时，所以听说毛老板已经跑掉了，大家也就作鸟兽般散去、开始为各自的前途做打算。



  17号上午8点过钟，黄天献回到柏原旅社（今思明西路的民主大厦，当时是厦门最高档的饭店之一），躲进房间里换衣服。

  先穿一套海员衫，照镜子以后摇摇头：“不行，象个船长”，于是又换西装、再换短褂……结果不是象科长就是象区长。“平常嫌官小，现在嫌官大”，最后找出一身白色的网球服，才勉强打扮成了洋行买办的模样。

  装扮完毕又开始处理随身物品，烧文件、烧信件、烧照片，把公章私章全敲碎。抽屉里有两把手枪，一把从新加坡带回国的韦伯利左轮、一把华侨商会赠送的袖珍毛瑟，房间里还有几口箱子，里面装着茶叶药材、字画瓷器和丝绸金银……黄天献揣了几个戒指，门也不关就走了，并且还对走廊上窥头窥脑的“西崽”说：“赶紧收拾，屋里的东西都归你”

  相对于普通官吏而言，黄天献在逃亡的时候是显得比较从容的，这主要因为他曾经受过专门的训练。作为职业特务，隐蔽和逃跑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从军统特训班出来的人物大多都具有“敌后工作”的经验，比如毛森在抗战时期曾经“大闹上海滩”，黄炳炎更是有名的“外勤高手”，黄天献的本事虽然比不上两位长官，但化装潜逃之类的事情还是可以办到的，所以尽管外面的枪声越来越近，他依然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做不得。

  但其他官员却没有这样的本领了。在柏原旅社的大厅里，黄天献遇到了第6兵团副参谋长陈腾骧少将，这家伙穿着一身绸布凉衫，手里头大包小包，后面还跟着几个毕恭毕敬的大汉，那副招风惹祸的高官派头在一百米外就能瞧得清清楚楚——黄天献连招呼也不敢跟他打，低着脑袋就溜出去了。

  写到这里，再罗嗦几句：

  有些军史记载：解放军在漳厦战役中俘虏了国民党第8兵团的正副参谋长。就连《厦门日报》在庆祝解放五十周年的时候也原文照抄，说：“国民党第八兵团参谋长何同堂、副参谋长陈腾骧、74师师长李益智等被俘”——这其实是不准确的。

  首先是名字不对。没有“何同堂”、“何同棠”、“任同棠”这个人，只有“任同堂”；其次是职务描述不对。任同堂和陈腾骧不是国民党第八兵团（刘汝明兵团）的人，他俩是第六兵团（李延年兵团）的正副参谋长，而第八兵团的参谋长是杨然、副参谋长是李诚一；第三，有关“被俘”的说法也有问题——八兵团参谋长杨然（山东沂水人，东北讲武堂十期生）跟刘汝明一起跑到台湾去了，1972年去世，并没有被俘虏；八兵团副参谋长李诚一（兼厦门警备司令）是主动自首的，而且还积极配合解放军剿匪，所以应该算做是“投诚”才对；六兵团的参谋长任同堂（山东广饶人，黄埔6期生）和李延年是同乡，李延年逃出福州的时候把部队交给他指挥，结果他和李以匡（福州警备司令）一起“宣布起义”，虽然这小子后来又革命队伍中开溜了，云南、缅甸、香港、台湾的跑了好多地方，最后在嘉义当了农场主，但始终没有来过厦门，所以无论“起义”也好、“潜逃”也罢，都不能说他是“厦门战役的俘虏”。

  真正在厦门当俘虏的只有第6兵团副参谋长陈腾骧。陈腾骧是福州人，闽军出身，毕业于陆大特别班第13期，福州战役时丢下部队跑到厦门，躲在柏原旅社里当寓公。厦门局势吃紧后，他又想逃，当时进出厦门的客轮只剩下两班，一班是招商局的“仲凯号”，每隔三天往返基隆，一艘是英国太古公司的“安徽号”，每隔三天往返香港。陈腾骧原本买了10月11号“仲凯”的船票，但因为听说李延年被老蒋抓起来了（李延年后来被判了10年刑），他一害怕就不敢去台湾，于是改乘 10月14号的“安徽号”，可“安徽”轮那天没有头等舱了，陈腾骧又不愿意丢面子和老百姓挤在一块，所以决定10月17日再走……结果当天就被解放军抓住了。



  10月17日的厦门港已经没有了客轮的踪影，码头陷入了一片恐慌。天亮以后，成千上万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人群中有军人、有平民，有拖家带口的官吏，也有孤单绝望的伤兵。

  飞机在空中呼啸，战斗机一次次的俯冲扫射，竭力延缓着追兵的步伐；军舰在海面激战，“太康号”驱逐舰冒险冲进海峡，拼命压制着大陆炮兵的火力。港口外停泊着招商局的“中字103”和“中字109”，因为担心解放军随时会冲进码头来，所以这两艘负责接应的坦克登陆舰只敢停在离岸二三百米远的地方，登舰的人员要靠渔民的小船来回转运。

  人多船少，随着枪炮声的临近，码头上的紧张情绪终于造成了混乱，栅栏被掀翻了，人群冲上栈桥、冲进海滩，不顾水手的呵斥和宪兵的打骂，拼命挤向每一艘不堪重负的舢板。为了能让小船搭载自己，有的人挥舞钞票，有的人朝天鸣枪，大家死死地攀住船舷，在齐腰深的海水里撕扯摔打、推攘踢踏，一位妇人绝望地抛撒着自己的金银首饰，“都给你，都给你，求求你让我上船……我的男人在那边啊，我的孩子在那边啊……”

  海滩上一片狼籍，随处是敞开的皮箱、散乱的衣物，遍地是枪支弹药和旗帜徽章，证件和文书在水面飘荡，哀嚎和咒骂在空中回响。55军骑兵营的人在杀马，当兵的抱住马脖子喊一声“兄弟，对不起……”，顶着马耳朵就是一枪。马倒下了、人也倒下了，扑在血泊里放声大哭：“畜生啊，我连畜生都不如！”

  但也有人不甘心当“畜生”。三十多名军官组成了“忠孝队”，自愿豁出命去抵挡越来越近的共军，但条件是要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先上船。闻听这项“孝举”之后，原本拥挤的人群闪出了一条通道，可那些家眷却迈不开步子了，瘫在地上哭呀喊呀，直到宪兵上来把他们抬走……（那支38人的“忠孝队”随后在白石炮台附近被 92师274团1营歼灭）



  10月17日上午10点，解放军29军85师255团和31军92师274团从东北和西北两个方向同时进抵厦门码头，来不及登船的国民党厦门警备司令部宪兵团、55军残部及大批官员眷属被彻底包围。

  11点10分，停留在海面上的“太康号”和“中字103”、“中字109”拉响汽笛向厦门告别。持续了近40个小时的厦鼓战役由此宣告结束。



  战役结束了，但国民党残兵败将的亡命生涯却并没有完结。

  10月17日的下午，黄天献一直在鹭江大道上梭巡。虽然四周仍然有零星的枪声、战场的硝烟还没有散尽，虽然街面上岗哨林立、解放军正在搜寻着败兵，但黄特务知道自己这时候绝对不能躲进房间坐以待毙，他必须趁共产党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严密的搜捕体系，就赶紧想办法逃离这里。

  鹭江大道是厦门岛上著名的“观景平台”，但这时的黄天献却感觉不到丝毫的美丽。四周望去，他看见虎头山上红旗飘扬，警备司令部的门前已经站着解放军（厦门解放后，虎头山还是警备司令部，29军副军长段焕竞任司令，副司令是86师师长张强生）；街道上锣鼓喧天，厦门大学的学生正在搞庆祝游行，一位戴眼镜的青年纵情高歌：

  啊——

  腾空而起的信号弹，象一盏盏赤色的灯笼

  枪声和炮声，是蒋家王朝覆灭的丧钟

  啊——

  大海怒吼，山岳摇动

  解放军是无坚不摧的英雄，全市人民为他们庆功

  ……

  总商会大楼前，几个士兵正端着冲锋枪朝蒋介石画像扫射，“嘟嘟嘟”的几梭子，打得老蒋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有个人看不下去了，“胜败乃兵家常事，你们打赢了也不要这样搞”，结果立刻被学生们围住一阵痛骂：“独夫民贼蒋该死，镇压民主、剥削百姓，我们就是要把他千刀万剐……”搞得那个“反动头子的徒子徒孙”焦头烂额、面如土灰。（两个月后，厦门总商会大楼前挂起了巨幅毛主席像，长十七米、宽十五米，用八匹龙头细布拼接而成，号称江南第一）

  鹭江道尽头的“提督码头”上聚集着好多国民党兵，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正等着坐船回大陆。也许是因为可以不打仗了，这些俘虏显得兴奋万分，他们打开行囊，把军毯、雨布、铁饭盒、铜汤勺之类的东西都摆在地上叫卖，并且还十分起劲地讨价还价：“您老兄就再加几个吧，机枪大炮都白送给你们了，又何必在乎这点小钱呢，行行好，大家都不容易啊……”，逗得旁边的解放军战士直笑。

  提督码头是厦门岛上通往内陆的港口（今厦门内河客运站），这时候已经有从漳州方向过来的航船陆续靠岸。从船上下来的人们穿着军装、中山装，手中的旗帜上写着“政务队”、“公安队”、“财经队”、“文教宣传队”、“前线报社”（十兵团的报纸，今《厦门日报》的前身）、“新华书店”、“人民银行”…… 一个个意气风发、情绪高昂。码头上张贴着《厦门市军管会接管方针》、《军管会公安接管办法》、《军管会政务接管办法》，有消息灵通的人士满世界地传告：新来的“厦门督军”是福建人叶飞，新来的市长也是福建人，名叫梁灵光。



  码头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但黄天献却感到莫名的恐惧和沮丧——作为警察局长和军务处长，港口车站是他经常出入的地方。前些天来这里稽查“匪谍”的时候，他的身后还跟着一大帮特务，杀气腾腾、威风凛凛，可几天后的现在，原本被追捕的“共匪”成了这里的新主人，而曾经耀武扬威的他却只能缩着脖子、低着脑袋，躲躲闪闪，生怕有谁把他从人群之中揪出来。

  改朝换代了，先前趾高气扬的军警头子变成了过街的老鼠，老百姓却依然过着自己的生活。虽然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新的政府还没有开始运转，但有些商铺已经恢复了营业。水牌上标出了当天的市价（厦门当时的货币单位是美元）：占米每担九块一，面粉每包七块六，白糖每垛十二块，花生油每桶三十三……货栈的掮客们也显得非常活跃，卖石板砖瓦的询问哪里的房子炸塌了、卖神香冥纸的探听郊区死了多少人、卖水果蔬菜的讨论大陆的货运什么时候能够开通，而卖雨伞斗笠和樟脑丸的则对着刚刚下船的北方人喋喋不休：“同志啊，我们这地方有台风，我们这里下大雨，衣服很容易生虫的……”

  这样的场景使黄天献忽然领悟到，所谓的朝代更替不过只是一场闹剧而已，表演者在台上呼风唤雨、光彩艳丽，但剧场里不变的主人其实是台下寂静的看客。政治的雷电风云或许能在刹那间夺人心魄，而真正永恒的却始终是百姓的窃窃私语、是那些市井小民们议论油盐酱醋的声音。



  好不容易捱到了天色擦黑，黄天献终于等来了陈憾。

  陈憾是集美人，“集美航海学校”的毕业生，抗战时期加入军统“华安班”，光复之后在厦门警察局里当缉私官，算是黄天献的同乡、学生和部下。48年，陈憾卷入一场勒索华侨商人的案件，结果被当时的军法处长刘浑生判了个无期徒刑，关在厦门思明监狱里差点没被人揍死，直到一年以后，刘浑生因为“共党匪谍案”逃跑了，黄天献才又找了个借口把他给放了出来。

  陈憾现在的公开身份是港务局的领航员，私底下却是“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的暗桩，

  注：

  “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原名“国防部青年救国军”，代号“3811部队”（民国38年1月1日成立）。成员主要来自保密局、内调局（中统）、国防部青年救国团（蒋经国组建的团体）和海员工会行动委员会，最初在上海创立的时候由蒋经国领导，49年5月撤退到厦门后归毛森指挥，设有八个纵队和两个直属总队。

   这所谓的“十万精英”是保密局在49年10月以后最大的本钱——想想《威虎山》里的“联络图”就知道，“反攻大陆”时候，手里掌握“东南沿海地下军”会有多重要——所以到台湾以后，蒋经国为夺回这路人马的领导权与保密局争斗得很厉害，毛人凤之死、毛森被通缉流亡，都与这件事有关。



  当天，跟陈憾一起的还有警备司令部军法室主任魏光清（上校）和保密局码头队队长吴在川（少校）等人，他们也是准备找门路逃跑的。

   虽然都想逃跑，但大家的打算却不一样。按照陈憾的说法，厦门未来几天内能够开放的只有“提督码头”，可以出港的也只有来往于漳州的客船，所以魏光清的主意是先潜伏起来，等香港方向通航以后再开溜（香港—厦门的航运要到11月12日才恢复）；而吴在川的想法则更为彪悍，他的手下还有三十几个弟兄（属于赖国民领导的“行动大队”），所以“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先在厦门搞一场“特别行动”，不暗杀几个共产党官员也要杀几个“附匪”的士绅，然后再劫船跑到金门去。

  但黄天献的计划却比较简单，他决定当天晚上就坐船到漳州，无论如何也要立刻离开厦门。

  之所以这样考虑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黄天献很不愿意跟魏光清呆在一起。魏光清是军法室的主任，不仅血债累累、是共产党的大仇人，而且每次审判大会的时候都在主席台上招摇呐喊，“曝光率”很高。先前黄处长在码头上兜了两圈都被好几个人认了出来，能发现魏主任的人就更不会少。照黄天献的估计，未来几天内，厦门岛上的盘查必将越来越严，而漳州一带的警戒则有可能相对松懈一些，所以他宁愿到解放军的后方去寻找机会，也不想留在厦门岛上陪着这“共产党搜捕的大目标”担惊受怕。

  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逃到漳州，黄天献还认为自己能够跟“救国军”的水上纵队取得联系。

  “反共救国军”水上纵队的前身是“福建水上保安总队”，司令王调勋（原军统福州站站长，“黄河故人”兄前些天还在《第四个地下党》中提到过他），副司令吴贞（原军统泉州站站长）、督察长刘长泗（原军统“金厦肃奸委员”），下辖6个地区总队、6个特别支队和4个独立大队，几乎把福建沿海的船员和渔民全都拉进了队伍，这样不仅使得许多渔港骤然间变成了“寡妇村”，也使得解放军在福建这传统的航海大省征战的时候几乎没有海船可用，从而直接影响了岛屿作战的进程。

  说起来，水上纵队的规模很大、战斗力却很差。全套美式装备的队伍只有两支，一股是王调勋组建的“闽海保安大队”，队部设在闽北的川石岛（1950年1月解放）；另一股是沈觐康训练的“福建盐警第一大队”，队部在漳州的东山岛（50年5月解放）。黄天献曾经是沈觐康的副手、兼任过盐警大队的总督察，他知道东山岛部队在厦门失守之后的“应变计划”是偷袭漳州沿海的码头、切断大陆对厦门的粮食供应，因此，只要能预先潜伏在港口附近，他就极有可能与自己的老部下接上头，并进而跑到台湾去。

  于是，在厦门解放的当天夜里，黄天献就伪装成一个采办“刁糖”（漳州产的红糖，是制作糕点的重要原料）的食品商人，坐船离开了提督码头……



  ——事实证明，黄天献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留在厦门的魏光清两天之后就被人揭发了，随即被捕枪毙；陈憾和吴在川等人也于11月被捕，50年1月判处死刑。

  但黄天献自己的命运也并不妙。虽然他终于经漳州、石码逃到了东山岛，而且把家眷也从香港接到了台湾，但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平静的生活。1953年1月，他在随“救国军南海纵队”进攻福建湄洲岛的战斗中被解放军28军82师的部队击伤，几天以后就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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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的俘虏倒是真放得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