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三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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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宇明
　　朋友最近去了一趟香港，回来说起自己的见闻。他说香港有三个细节给他留下了至深的印象：一是书店里什么书都有，其中不乏批评香港现任特首和政府组成部门主官的；二是港人说话轻言细语，象谈恋爱，决不会大声喧哗；三是港人上街办事，摩托车、电动车随意放在指定的地方，并不上锁。
　　书店什么书都有，批评现任特首和政府部门主官的书籍可以堂而皇之摆上书架，说明香港公民的言论自由得到了充分保证。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民主开放，是否充满人性的温润，一个重要的标尺就是公民自由度够不够。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人的自由是天赋人权，不需要谁的赐予，更不能被外界的权力剥夺。西方有句话，叫“不自由，无宁死”，可见自由之重要。只有自由，人们才会有创造性的思想，也才有可能获得自己喜欢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自由也是公民渲泄不良情绪的一种途径。一个允许公民说话的社会，一个公民说了话不必担心被“跨省追捕”和网上通缉的社会，公民的内心很少有纠结，更不可能动辄发动反社会行为。公民自由更是反制权力腐败的利器。书店里可以随意摆放批评现任领导人的书籍，从一个侧面表明：香港社会监督官员的目光无所不在，官员的权力得到了相当严格的看守。在此种环境中，官员绝对不敢野蛮拆迁，不敢“躲猫猫”，不敢质问公民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而会老老实实考虑公民的感受，廉洁地从事公务活动。
　　当然，一个真正法治的社会，公民的自由不是无边无际的，公民自由的边界是不妨碍他人的自由。港人说话轻言细语，不大声喧哗，就是为了不影响别人。香港有关部门对社会秩序的维护绝对不只是依靠公民的自觉，而是毫不犹豫地请科学的机制帮忙。朋友说，他所在的旅行团就有不少人因为在大街上高声喧哗被罚过款，一次三百元，最多的一个人被罚了三次，一共九百元，罚得那个人心痛。你说情也好，作检讨也罢，都不起作用。从香港回来的这段时间，他们几乎人人养成了低声说话的习惯。港人上街，不给摩托车、电动车上锁，更是标示了他们对社会秩序的信心。港人认为，在香港这个治安良好的地方，摩托车、电动车被偷走的概率非常小，就算一时被偷了，高效的司法机构也有办法给你找回来。突然想起内地某些人的奇谈怪论，他们谈到公民对他人、社会是否信任时，总喜欢将其归结到胸怀问题，好象一个人不信任他人和社会就是天生的小心眼似的。其实，许多时候，公民对他人、社会信不信任，更多的是取决于信任之后的结果。如果我们付出信任没有遭受什么损失，下一次就会继续信任下去；假若付出信任会带来惨痛的代价，我们以后自然不敢再轻易交出信任。在一个长期以邻为壑的社会，我们需要反省的不是公民面对他人和社会时要不要支付信任，而是我们的社会环境以及我们的政治、社会体制能否真正支撑起这样一份信任。
　　我没有去过香港，不知道香港的楼房有多高公园有多漂亮，但香港的这三个细节足以让我对它生出好感，也让我对未来走近它怀有深深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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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想去香港看看，虽然觉得现代化城市不是心里向往的，看看感受一下，看看这样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