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铁平：正确对待学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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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铁平：正确对待学术批评
时间:2011年1月9日 作者：伍铁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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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批评本身就是一项严肃、崇高的学术研究事业，容不得掺杂任何私心杂念。我们不得不严正指出，《学术界》2010年第11期所发表的邵文利教授的文章《清剿学术腐败需多方努力》（以下简称“邵文”）在正确的标题下面暴露出若干严重的问题，特开诚布公地指出，以就教于邵教授和广大读者。

邵文的主要篇幅是批评肖某（邵文未点名）抄袭剽窃胡建刚的文章，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是邵文的要害和他的主要目的似乎并不在此，而是在于他文章摘要中所说的一句话和文末的结束语。他的文章摘要中说：“当前学界尚有一种妄下结论的文革式学风，它同样不利于学术发展，在进行正常的学术批评时当引以为戒。”在文章的结尾处，还有这样一句话：“当前学界还有一种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就妄下结论的学风。近读王庆的文章《逢迎和吹捧应远离学术——从对朱德熙先生<语法答问>的批评谈到当今学界乱相》，似乎就涉嫌这种风气。”

王庆博士的文章主张独立思考，倡导培养批判性思维，这在当今的学界尤显重要和紧迫。王文的最后，批评了邵文利的文章《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许嘉璐先生高尚人格和闳深学术管窥》（载《学术界》2010年第3期）。邵教授不但不反思自己肆意吹捧的恶劣行为，反而给王文扣了一顶吓人的政治大帽子“妄下结论的文革式学风”，并将王文同肖文相提并论，语气之重，前者远甚后者，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深究邵文批评肖文的真实目的，是引出对王文的批评。

我仔细读过王文，认为该文完全是摆事实，讲道理，绝对不存在什么“文革式学风”（如果大家不相信，可以仔细去读一读王文，就可以豁然，全不用我在此多说），相反，王文对邵文利在《学术界》2010年第3期所发文章的批评太软弱，根本没有指出该文的主要问题是对许嘉璐的无原则的、肉麻的阿谀奉承。

邵教授大概感到自己的文章确实存在王文所说的“对许嘉璐教授为师为学称誉太过，过甚其辞”的毛病，在邵文的最后（第102页）加了一个注脚：“谈到这里，笔者有必要说明一下：拙文在原稿的基础上对文章副标题和摘要、关键词都做了修改，最后定稿的标题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浅议许嘉璐先生的为师和为学》。关键词是：许嘉璐；人格师德；学术贡献。文章摘要也做了相应改动，至于最后发稿时没有采用这个改动稿，恐编辑部另有考虑。”[1] 这样，邵教授就把吹捧的责任推到《学术界》编辑部。既然如此，邵文为什么还要批评王文有“妄下结论的文革式学风”呢？这种说法不还是显然要讨好权贵吗？同邵文对王文的批评相反，我们认为在当前吹捧成风的坏环境下，作为一个青年教师，王庆博士敢于勇敢地站出来连续发表了10篇摆事实、讲道理的高水平的学术批评文章（最近一篇刊《云梦学刊》2010年第6期，文题是《从学术批评我们能看到什么？》），是一件值得大加称赞的事情。我们奉劝邵教授，解剖自己的灵魂，同王博士作一个认真的比较。

拙著《语言文字学学术批判和批评文集》（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以下简称《文集》），有6篇文章点名（4篇）或不点名地批评了许嘉璐教授信口开河的不良学风。在书中我坦诚地承认在训诂学和古汉语方面我只能向许教授学习，但在语言理论和外语知识等方面他所犯的知识性错误之多（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有六七十条）、之浅显，的确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在拙著出版以前，我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公开发表这些文章的时候，许教授还担任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的职位，理应有自知之明，他的错误败坏的已经不是他个人的名声，而是有损我们国家的形象。随便举一个例子吧，许教授居然敢于公开发表著作，说普希金的诗是用古俄语写的（见《文集》第319页。在许教授的仅约900字的文字中，除该错误之外，还有3个常识性错误，外加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污蔑小国只有娼妓、白粉和语言文字）。许教授的“吹鼓手”可能会为他开脱：“委员长忙于公务，无暇他顾。”但是请问，我们国家（无论什么国家）什么时候规定过，国家高官必须写学术文章，而且是越多越好呢？

我引许教授七部著作（我全逐字逐句拜读过）中的这个最荒唐的例子，目的是想说明，邵教授用《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许嘉璐先生高尚人格和闳深学术管窥》作为文章的标题很不合适。可是邵教授的文章已经在《学术界》流传了8个月之久！邵教授虽然作了上述更正，但是，改正之后邵文文题及关键词仍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人格师德，学术贡献”，这些话仍是对许教授的逢迎和吹捧。从邵文可以看出，他十分关心我国语言文字学界的学术动态（这是优点），理应读过公开发行已经11个月的上引拙著《文集》（我对许教授许多常识性错误的批评，首刊于2005年上海《社会科学报》和全球公开发行的香港《语文建设通讯》，至今已长达5年之久），但邵在《学术界》最近刊登的他的两篇文章中都装聋作哑，只字不提许教授的那么多常识性错误，以及我和其他人对这些错误的批评，这是对读者的负责态度吗？这对得起自己的学术良心吗？批评邵教授的“逢迎和吹捧”，以及由“逢迎和吹捧”而造成的当今学界乱相（王庆博士见告，王文的题目是《学术界》主编袁玉立编审建议的），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吗？

说到这里，有必要公开发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一位知名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读过上述2005年港刊我点名批评许教授的文章后，于2006年1月5日给我写的一封信。该教授以清高著名于当世，怕惹是非，迄今尚未发表他给我的信，他说他定将在时机成熟时公开发表。但是我已经83岁，多病缠身，恐等不到那个时候了，现在邵文既然提及对许教授学术的评价，我不能不擅自公开发表该信，意在说明，“山高水长”“人格师德”“学术贡献”（当然指肯定性的）以及我下文将提到的“德高望重”等修饰语绝对不适用于许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位知名教授的信中写道：“铁平先生：仔细拜读了尊著《越是名人，著述越要严谨》、《请尊重理论语言学》，获益良多。先生……极严谨，敢于挑战，唯真是求，唯实是务。学术界的纸老虎很猖狂，影响极坏，只有铁面无私的老将出马，中国的学术评价系统才有可能逐步走向科学、公正。此二文意义甚大，特向先生表示敬意。”

邵文将王庆博士对他的正确批评不仅几乎全部拒绝，而且莫名其妙地将王文与邵对一个剽窃者的批评相连，这不仅是对王庆博士的污蔑，而且暴露了邵教授对打假内容的错误理解（可能是蓄意曲解）。他在上引《学术界》2010年第11期所发表的文章中仅将学术不端行为局限于抄袭、剽窃等，只字不提阿谀逢迎更是极端恶劣的不端行为，实际上是鼓励和纵容人们进行各种剽窃。邵教授大概以为他揭露别人的剽窃行为就可以捞到一笔政治资本，证明他有资格批评王庆博士。殊不知邵教授吹嘘拍马的文章同抄袭剽窃好比是一对双胞胎，邵教授休想用他打过假这一点来掩盖他对许教授学术上的信口开河和严重的克隆行为进行吹捧的错误。明眼人都看得一清二楚，邵教授之所以要给王庆博士批评他的文章扣上一顶莫须有的政治帽子（文革学风），无非是要再次讨好许教授。拙著《文集》第280页举过一个例子：我校的学前教育教授庞丽娟由于吹捧许教授为“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而连连升官。由此可见，吹捧许教授是可以得到回报的。许教授身为高官，对别人正确地批评他在学术上的草率行为应该公开表态，承认错误，公开纠正，直至收回错误百出的书，改正后再出版，这样才能挽回他的声誉和对国家名誉造成的损失。对肉麻吹捧他的言论也应明确表态，加以回绝。然而，令人十分失望的是，许教授竟然反其道而行之，大概是因为嫌邵文利的吹捧还不够过瘾，于2010年9月在北京华艺出版社出版了封面为“许嘉璐著 为了天下天平”一书。许在该书“跋”第199页上申明“本书编辑、出版仓促”。该书封四叠页上列举了许的11本著作，其中包括拙著《文集》批评过的6本。许书不仅只字未提这6本书的大大小小的六七十个错误（大部分是常识性错误），反而欣然接受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领袖罗伯特&#8226;舒乐博士对他的两次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评价“在中国德高望重的人”（见该书第8页、14页、36页，下面引该书时仅注页码），以及我国佛教学诚法师对他的介绍“许先生是一位大学者”（第119页），学诚法师的博客的整理者对他的描述“在有些人眼里，他可能是一位学识渊博，品格卓尔的老师”（99页）[2]。

对基督教我知之甚少，对佛教我几乎一无所知，我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书呆子，读许教授的这本书以后才知道舒乐博士和学诚法师早已是宗教界鼎鼎大名的人物。我不知道许教授是否曾将他的著作和我国大陆和香港对他著作的批评向他们介绍，因此我绝对无意，也没有资格评价舒乐博士和学诚法师的任何言论，但是，既然许教授将他们的言论收进他的“著作”，这就说明许教授完全同意他们对他的高度评价。这些评价是否符合事实，任何一个读过许教授的书和这些书的书评的中国人都能做出公正的判断：上述评价完全不符合事实。人贵有自知之明，许教授对非语言文字学界的人对自己的过高评价不应该这样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出版10000本《为了天下太平》广泛散发、赠送，因为这不仅暴露了许教授在借他人之口自吹自擂，对批评他的人也打了一闷棍。这只会进一步损害他自己和中国人的声誉。许教授的这本书出版于中国共产党17届5中全会以后，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各种媒体正在大力宣传和贯彻这次全会的精神，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要加强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要从严治党，从严教育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但是许书似乎在同这一方针大唱反调。我逐字逐句地精读过许书，惊人地发现，书中竟有几十页宣传上帝是存在的，其中就有许教授亲自出马的宣教：“根据西方宗教经典可知，其教旨是上帝教导的，至于上帝是从哪儿来的，不需要论证，他（指上帝——伍注）就是存在的，是绝对的（第175页）”，“上帝是造物主，是无需证明的实在，我们所看到的现实的一切，包括人自身，都是上帝创造的。造物主永远不会成为被创造的，被创造的永远成不了造物主。”（第175页）许还未加任何批评地引用舒乐博士的话：“看看我的成就，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相信上帝，相信他会帮助我。”（第20页）舒乐博士还说：“上帝是圣洁的三位一体。我是这样，你也是这样。”（第28页）“我相信上帝”（第29页），许教授接下去说：“基督教解决了一个问题，即上帝的创造是根本原因，就像中国学说中所说的，事物本来就是如此。而这样一个结论就又回到了我在开始所说的，有神论和无神论相差无几。”（第30页）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他们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后要唱欧仁&#8226;鲍狄埃作词的《国际歌》。其中第二段歌词的正确译文是：“从来就没有什么至高无上的救世主，既没有上帝（或译“天主”），也不要皇帝（或译“君主”、“国王”），更不要资产阶级政客。”《国际歌》就是这样宣扬无神论的[3]。由此可见，许书宣传存在上帝，许教授断言“有神论和无神论相差无几”，是完全错误的。从以上所述可以明显看出，如果许教授根本没有向舒乐博士介绍他的书在中国和香港遭到严厉批评的情况，就是欺骗舒乐博士；这是很不道德的；如果舒乐博士已知上述情况，还那么吹捧许教授，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许教授同舒乐博士做了一笔“交易”：许给舒乐博士提供版面，让他发表上述十分错误的观点；作为回报，舒乐博士吹捧他是“在中国德高望重的人”。

许教授可能只顾做这笔交易，没有将自己的书向舒乐博士做一些起码的介绍，致使舒乐博士竟没有发现许教授连《旧约全书&#8226;创世纪》都讲错了。许教授乱讲《创世纪》绝非始自今日。拙著《文集》第298页刊有下面一段话：“其实，许君不仅在其著述中，在尚未收入他文集中的他在重大场合做的报告中也好信口开河。例如《语言文字应用》2004年第4期所刊他在一次大型会议（与会者数百人）上做的报告“回首来程，开夫前路”中居然说：“按照《圣经》的说法，上帝创造了人，但由于人犯了原罪，所以他在创造人的时候，就给人规定了不同地区的人说不同的话，让他们之间不能沟通”。其实，《旧约全书&#8226;创世纪》上说得很清楚：“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只是因为他们后来要造一座通天的塔，上帝耶和华才说：“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这见于《创世纪》第11章）这是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犯了原罪（这见于《创世纪》第3章）以后很晚的事情。由此可见，许君所述，完全背离了《创世纪》。”[4] 身为基督教界的大学者，竟然吹捧连《创世纪》都讲错了的许教授为“中国德高望重的人”，这不有点滑稽吗！

许教授说舒乐博士“有37部书籍问世”（第8页）；舒乐博士自己说他“刚写了一本书，这是我的第32本书”（第26页），这当然很了不起。但是，一位严肃的学者要称颂许教授是“中国德高望重的人”时，起码对许教授的所作所为要做一些调查吧。上面我已经引了拙著《文集》批评许教授乱讲《旧约全书&#8226;创世纪》的一段话，遗憾的是，许教授对这种批评置若罔闻，不知吸取教训（被人批评总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我们并不愿意头上老戴着“曾任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光环的许教授被人批评），在《为了天下太平》（第176页）上又肆意歪曲《旧约全书》，他说：“西方宗教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希望他好，但是人不听上帝的话，偷吃禁果，兄妹乱伦。”《旧约全书&#8226;创世纪》里面写得一清二楚：“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夏娃，作他的妻子。没有一部《旧约全书&#8226;创世纪》说他们俩是兄妹，他们结为夫妻，绝不是许教授瞎编乱造的什么“兄妹乱伦”。《旧约全书&#8226;创世纪》里写得很清楚，亚当和夏娃生了两个儿子。哥哥叫“该隐”，弟弟叫“亚伯”。“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在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5] 许教授不可能没有一点起码的医学常识，兄妹乱伦属于超等的近亲婚姻，不可能生育出许多健康、正常的后代。许教授对基督教的《圣经》都这样肆无忌惮，一再率尔操觚，犯常识性错误（我不知道基督教中有没有惩罚这种行为的教规），基督教的权威舒乐博士怎么还吹嘘他是“德高望重的人”呢？世界上总还有个是非曲直，不能听任许教授这样信口开河，不受到中国政府官员行为准则的处罚。须知，许教授的错误本是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的。他有秘书和几十个硕士生、博士生，他不必亲自动手，让他们查一下任何一本《旧约全书》的第1章（《创世纪》的前面5节才薄薄几页），就不会犯这些低级的常识性错误。许教授的上述胡编乱造是对人类祖先、对《圣经》的不可饶恕的亵渎。对这种人，我们怎能容忍舒乐博士将他吹捧为“德高望重的人”呢？我虽然不信基督教，但是同意“圣经是人类文化经典”，是人类文明宝贵的遗产，是文学的伟大发源之一。任何人，不论曾经做过多大的高官，都无权对这样的经典胡言乱语。

舒乐博士是美国人，他在美国当然有100%的说话自由，我们无权对他说三道四，但是他吹捧的是中国的离任才几年的政要，他理应调查研究，中国的高层次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语言文字学家为什么要出书写文章批评许教授。这不仅是因为他在语言文字学界，犹如他对《圣经》那样，信口开河，影响极坏，而且因为他在长时期担任我国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即中国语言文字工作方面的最高领导）时（至今他还是该委员会的咨询委员会主任）执行了一条十分错误的方针：长期压制我国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对一个冒充教授和研究员的学术骗子徐德江及他实际操纵的私人刊物《汉字文化》的批评，当该刊发表文章攻击我国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是“如同日本侵略军推行慰安妇政策一样犯了罪又不改正罪行”，恶毒咒骂批评《汉字文化》的学者是“恐怖分子”（详情见上引《文集》第15、16、410页）时，许教授竟然利用他的权势不让发表文章反驳。不仅如此，《汉字文化》还不断发文继续攻击我国的语言文字政策。舒乐博士可以设身处地想一想，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当我国大陆和香港根本没有任何人吹捧许为“德高望重的人”时，舒乐博士的吹捧无异于支持徐德江一小撮人、跟着许教授压制对徐德江一小撮人进行严厉批评。当然，我再次声明，这可能起因于舒乐博士不了解情况，但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呀！

我不知道舒乐博士是否能阅读中文书籍。我在上引拙著《文集》第288页义愤填膺地痛斥了徐德江一伙曾攻击《汉语拼音方案》（使用的是拉丁字母）“低能、弱智”，“堕落”，“非驴非马”像“银样蜡枪头”。许教授作为语言文字学界的领导人，不仅不痛斥这种极端错误的言论，反而同他们一唱一和，“用‘虫子似的，弯弯曲曲的字母’这种含有贬义的语言来描写欧洲人用的字母”，这“很不合适。因为前文说过，欧洲人用的字母有希腊字母，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贬低这些字母有损使用这些字母的欧洲人的民族感情。须知每个民族都热爱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我们在评价他们的语言和文字时都必须十分慎重。”（同上引《文集》第288页）舒乐博士所操英语用的是拉丁字母，怎么能容忍许教授的这种言论并且一再称他为“德高望重的人”呢？

上引拙著《文集》第492-493页收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老教授黄安年的一篇好文章。其中有一段话同本文有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是人，同在北师大，别人不知，北师大人应该知道，不因一朝官位高了，什么都长高。学术毕竟还是学术，学术不能玩政治、玩关系。”我是1985年下学期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调来北师大的。对许教授在我来北师大以前如何玩政治、玩关系，一无所知，现在我可深知了，原来他还有跑到外国基督教界和我国佛教界玩政治、玩关系的超人的本领。许教授在上引书《为了天下太平》第133页上说：“要想振兴佛教，按照党中央、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让佛教为促进社会和谐多做事情……因此我这几年就是想了解一下佛教的情况，思考怎样落实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所提出的这种期望。”许教授是绝顶聪明的人。他这段话无异于暗示读者，他这几年了解佛教（从《为了天下太平》可以看出，还包括了解基督教、道教等宗教）是有来头的，他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见该书封面叠页“许嘉璐简历”）大概也是有来头的。我是一个平民百姓，是不是有这种来路，自然无从知晓，但是我每天细读我所订阅的《光明日报》，从来没有读到许教授上引胡总书记的话。这一点最好请党中央有关同志澄清。但是我坚信一点，即使党中央和胡总书记有过某种委托，他们绝不会要许教授借这个机会宣扬上帝存在论，乱讲《圣经》，借美国基督教领袖的口来宣传他“德高望重”，更不会同意他借他人夹道欢迎他（见第168页照片）要他介绍“自己一生的经历和体悟”（第183页）时，居然仿照孔子的话作了如下的自我吹嘘：“（我）五十，开始跨入政界，知天命了；……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说得真准哪！”（第185-186页）我们没有全面了解和剖析许教授跨入政界后怎样地知天命，但是对语言文字学界他怎样地保护学术骗子，我们可是知道得一清二楚。上面我已经详介，恕不赘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有位汉学家教授Victor Mair也是基督教信徒，他很了解徐德江一伙的所作所为，写文章批评过他们，也曾邀请我赴他所在学校参加他主持的一个会议，专门批判徐德江一伙和《汉字文化》（见《文集》第127页）。舒乐博士如能找他面谈，我相信他一定不会称许教授“德高望重”。我还可以补充一个情况。在许教授跨入政界，担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时，出版了一本书，题名是《语言文字学及其应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书中第290页上白纸黑字地印着：“好在这一二年关于学术辨伪舆论开始出现了，浮躁之病有望减弱。但是我担心浮躁弄假者此时又会混迹于反伪队伍当中，毛病未除，又挣了一顶打假英雄的桂冠。”明人不说暗话。我希望许教授把话说开了，点名道姓地说明白，究竟谁是浮躁弄假者，有什么事实根据说他（或“他们”）毛病未除（什么毛病？），又挣了一顶打假英雄的桂冠？许教授可能万万想不到，他这段话倒真激怒了敝人，促使我一本本地精读了他的著作，从而使我发现：许教授本人才是真正的浮躁者、克隆自己著述的头号“英雄”！

许教授的书《为了天下太平》中的问题远不止以上所述。他将他的书印了10000册，广泛地免费赠送，要人们（包括他的学生和他领导下的教师）学习，这就违背了党中央号召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教导。许教授的这本书同他别的书一样，还喜好说他并不熟悉的英语，举个例子：许教授在其著述中竟3次重复同一句错误的话“‘基督教’和‘文明人’在英语中是一个词”，我在拙著《文集》第284、294页上都严厉地指出了他的这一错误。没想到许教授不接受教训，在《为了天下太平》这本书第45页竟然将“美国著名政治家、金融家、教育家、犹太裔公认的领袖”著名的专著The Mystery of the Kaddish（[犹太教每日祈祷时吟诵的]祈祷文的奥秘）误译为《卡地许解密》。许教授在上引《语言文字学及其应用研究》第288页上说：“做学问是苦事，也是严肃的事，一点也马虎不得。”对照我们列举的许教授著述中六七十条各种性质（包括英语）的错误，从许教授嘴里说出这句话真是莫大的讽刺！我们之所以要批评他，是因为他在学风上起了很坏的带头作用。由他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真是玷污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名声。

拙著《文集》中有篇文章《越是名人，著述越要严谨》（第318—319页），点名批评了许教授的错误，并且发出质问：“出现上述错误，责任固然主要在作者本人，但是有关出版社也责无旁贷。出版社是否不敢审核并改动名人的著述呢？”在许教授的这本新著《为了天下太平》中，除开本文前面所列举的许多大的错误之外，我们也发现多处不严谨之处，例如第98页对学诚法师的介绍是：“学诚法师，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驻会副会长（协助会长工作），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长、《法音》主编、福建莆田广化寺方丈、陕西扶风法门寺方丈、北京龙泉寺方丈等职务。”可以看到，后面三个字“等职务”完全是多余的，难道学诚法师是“职务”吗？这里有作者的责任，也有出版社的责任，出版社要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因此，我们不得不同样对出版许书《为了天下太平》的华艺出版社和负责审核我国所有出版物（自然尤其应包括国家政要的著述）的机构和人士发出上述质问。


注释：
[1]邵文利把吹捧的责任推到《学术界》编辑部是很不道德的。邵文的正文中至今还有不少肉麻的吹捧，编者和邵本人并未删除，如“喜窥先生宏学”，“先生学术的博大精深”，“广沐先生之恩慈”。尤其不应该的是，邵文竟然认为：倡议制定和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都“与先生的多年努力有一定联系的”。这些工作原本就应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分内的义务。相反，邵文如果忠实于历史，为什么只字不提许教授千方百计压制对徐德江和《汉字文化》反对该法的一系列行动和言论的批评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下面还要提及。
[2]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语成语大词典》（1985年）对“德高望重”的解释是：“品德高尚，名望很高”；对“卓尔不群”的解释是“卓尔，高高直立的样子。不群，不同于一般人。形容道德、才智等超出众人。”
[3]从思想角度分析，这一段歌词说明无产阶级如果不从神权、君权和资产阶级政客的蛊惑宣传中解脱出来，是不能求得自身解放的。详见拙著《国际歌》（注释和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3月。法国人笃信天主教，所以我们将Dieu 译为“天主”，在耶稣教中该词的英译文是God，通译“上帝”。Dieu也可以译为“神”。
[4]我在写这段话前，读过香港《语文建设通讯》主编姚德怀先生的文章（可惜没有记下刊期，要请姚先生原谅）《新式猜谜游戏——猜内地名人一（指许嘉璐教授——伍注）》，深受启发，特向姚先生深表迟到的感谢。姚先生的这篇文章中提到：“基督教‘孝敬父母’一贯如此。《圣经&#8226;出埃及记》第20章‘十诫’之五：‘当孝敬父母。’”但是许教授在《为了天下太平》第103页却说：“像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都是反对尽孝道的。”
[5]引自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的《圣经》（新标准修订版，新标点和合本，1995年 南京）“旧约全书&#8226;创世纪第1-5节”。

（感谢伍铁平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首发 2011年1月9日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2291&type=1013
自古文人相轻，以至现在一提起学术批评，就会有人猜想是不是有什么恩怨存在，引发乱战。全社会确实应当正确认识学术批评，形成一个良好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