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郎朗事件证明“极左”与极右本来就是一回事

对郎朗在白宫演奏《我的祖国》大兴文罪之师其实挺好玩的。好玩就好玩在这实际在客观上对文革来了个否定之否定。

   如果郎朗确如问罪者所骂的那样，是明知故犯、借题发挥、蓄意“辱美”，那就顺便证明了一个事实：在意识形态领域“提高警惕”、“绷紧阶级斗争弦”没错，符合“国际接轨”、“普世价值”。美国能如此，中国为什么不能如此？当年为什么不能对借题发挥、蓄意“辱华”、反共的东西来个揭发清算？由此可见文革的大原则没错。

   如果郎朗确如他声称的那样，此事出于无心，他事先对此曲的政治内容一无所知，那一口咬定他是“是中国独裁者御用琴师”就是制造冤案。这就顺便帮助了今天的年轻人理解无数所谓“文革冤案”都是怎么来的——就是如今这些抓住人的把柄、不由分说、无限上纲一棍子打死的人这样制造出来的。由此可见制造冤案并非文革独有、中国独有。

   这种“冤案制造专业户”从来都是以“紧跟形势、一贯正确”的姿态出现，文革时如此，如今仍然如此：文革时显得比谁“左”，否定文革时显得比谁都右。

   比如，别看吴敬琏如今言必称市场，文革时可是“极左”五．一六，“左”得宣布“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不让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

  又比如，别看这次对郎朗“借演奏反美”义愤填膺、带头揭发的魏京生如今是“民运人士”，文革中却是“极左人士”——当初闹“极左”制造冤案，如今闹“民运”制造冤案，虽然面目不同、借口不同，制造冤案的本质却是一脉相承。

   “极左”与极右本来就是来回变的一回事，而且万变不离其宗——搞破坏。当无力直接对抗时，在“赞同”的名义下搞歪曲和丑化比直截了当说“不”更有破坏性。如今让许多年轻无法理解的各种“文革冤案”、丑闻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而且制造者往往就是如今否定文革最积极的“权威”。

   对郎朗的演奏，美国人暴跳如雷的并不多，倾向于相信郎朗的解释的却很多——“白宫发言人维耶特发表声明，认为这首曲子是在羞辱美国的任何说法都是完全错误的。这只是郎朗最喜欢的中国旋律之一。白宫另外在声明中指出，在国宴上，郎朗演奏的是这首歌的曲子，没有歌词或其它任何政治内容，他只说了歌名，并说此歌在中国很流行”。“《纽约时报》在一篇报导中，以「钢琴政治？」为小标题，简短地提到这个小插曲。文章认为在国宴上演奏这个曲子似乎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选择」，但是郎朗显然不是故意这样做的。”

   有意思的是一些中国人比美国人对“郎朗辱美”更义愤填膺，更积极上纲上线：“如果知道这首歌的背景，还选择它演奏，那你可以怀疑他的动机或大脑智商。如果他不知道，那中国大陆的教育比我想象的还糟糕”、“国礼场合，给人以杯弓蛇影，太不懂事。这样一个中国怎叫人放心”、“很不合时宜”、“希望中美关系不会成为此类以及其他不起眼小动作的牺牲品”、“一个友善的中美关系，需要双方在价值观上凝聚。尽管这次可能是误撞，但希望未来朝这个方向发展”、“美国人民的感情如果因此受到伤害，那俺们应该代表亚洲人民说一声对不起”……

   更积极的是“民运人士”，迫不及待地连夜揭发批判：“有一件让我也感到羞辱的事情，不得不告诉你们”、“赤裸裸地把美国军队比喻为‘豺狼’，并要用武器来对付它。在美国总统的国宴上演奏这样的歌曲，难道不是对美国国家的极大羞辱吗？”

   如此“对美国国家的极大羞辱”，最义愤填膺、最急着积极上纲上线的居然不是美国人而是某些中国人，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难怪鲁迅说：“叭儿狗往往比主人更严厉”。

   法家诛行，儒家诛心。对郎朗的演奏追根刨底要挖出个“蓄意反美”的主观动机之罪，正是儒家诛心的典型作派，也是大肆尊孔的自然结果。这跟文革中以“极左”的名义制造冤案其实是一脉相承。此脉不断，更大更多的冤案还会源源不断，这是靠大骂文革所无法解决的。

网友评论：极左、极右都是中国解放以后的右派，特别是党内右派的马甲而已！如刘邓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从建国伊始就要求依靠地主资本家，不相信也不依靠工农群众。在毛主席审时度势提出大跃进保护工农建设积极性的时候，刘邓先来个“极右”：在自己还处于党政领导优势的时候，就先把主席的“大跃进”定性为“冒进”，然后以“无限正确”的身份自居，打击工农群众的生产建设热情，这就是“反冒进”！在“反冒进”被主席发现并给予打击以后，眼看再不行动就会失去权力，自己已经处于“弱势状态”，于是摇身一变，就搞“拔白旗树红旗”运动，搞起了“浮夸风”，你不是要亩产从200斤达到400斤吗？好，我就给你亩产达到1000斤、4000斤、1万斤、10万斤，我比你还要“大跃进”，一下子就把革命的领导权给夺回去了，同时又达到了打击工农群众建设国家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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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叭儿狗往往比主人更严厉”。“替”美国人义愤填膺，指责郎郎“辱美”的那些人，你们真的甘心作叭儿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