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学界皆关注 如何缩小收入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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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商学界皆关注 如何缩小收入鸿沟？
（2011-01-31）
● 何惜薇 报道
　　收入差距对任何执政党来说，都可以是失去民心或政权的计时炸弹，也是反对党容易借题发挥的政治话题。我国国会最近辩论了有关维持包容性经济增长的议题，其中一大焦点是最低工资制是否适宜新加坡？在国会议事厅外，本地多个反对党其实都高举“最低工资”旗帜，作为保障低收入者能达到一定生活水平的方案，一些学者也觉得值得探讨。
　　提出“最低工资”的人，其中一个目的是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因为差距太大常被视为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一个的因素。在国会中拥有一个选区席位和一个非选区席位的工人党，最近参与国会的辩论时却出其不意地表示，并不主张在现阶段实行最低工资制来缓解这问题。
　　后港区国会议员、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当时在国会里指出，当政府促进生产力增长和提升员工技能等措施无法有效提高低薪工人的工资时，就有必要重新考虑实行最低工资制。
　　工人党主席、非选区议员林瑞莲回答本报提问时，也表示目前还不是推行最低工资制的时机，大约五年后，也就是多一轮大选时再考虑是否实行比较适合。
　　她支持刘程强有关设立“推荐最低工资咨询理事会”（Recommended Minimum Wage Advisory Board），以便为特定行业设定最低工资水平来供业者参考的建议。
　　她说，统计局会发表“新加坡标准职业分类”（Singapore Standard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用以综合劳动市场数据等，人力部也应发表各职业的现有工资，并制定各行业的“目标工资”，也就是工人党所说的“推荐最低工资”。“目标工资”是指通过提高生产力和技能提升后，工人有望取得的工资。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发达经济体过去10年来的贫富差距排名时，新加坡排在第二，只落在香港后头。
　　而国际上普遍以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反映社会收入分配的情况，0是绝对平均，1是绝对不平均。新加坡10年里的基尼系数为0.425，香港则是0.434。
　　一般而言，0.4是警戒线，在0.4以下代表相对合理，0.4至0.5则表示差距较大。
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我国受雇家庭的基尼系数自2000年以来也节节攀升，在2007年达到0.489，过去两年因为经济衰退才有所舒缓。
　　一个例子是，本地收入最高的受薪阶层，也就是经理，在2009年的月入中位数是6300元，比收入最低的清洁工人和劳工的1000元高出6.3倍。1997年时，这个差距是4.13倍，显示收入差距已进一步扩大。
　　最低工资制怎么能舒缓贫富悬殊问题？我国政府推出的就业奖励计划（Workfare），包括就业入息补助计划（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简称WIS）和就业培训计划（Workfare Training Support Scheme，简称WTS）补贴低薪工人的收入和培训，难道不也是保障低收入者有一定收入的方法？
　　革新党秘书长肯尼斯认为，最低工资制的最大好处是，由雇主而不是由纳税人承担成本。他受访时说，虽然实行最低工资制将导致一些工作流失，但由于许多工资低的工作由外劳做，受影响的未必都是新加坡人。
　　他说：“在推高雇佣成本后，雇主可能因为必须给外劳同样工资，宁可选择素质较高新加坡员工……雇主也可能因此选择自动化的工作流程或重组工作流程来提高效率，从而提高工作队伍的生产力。”
　　至于就业奖励计划，他说，这其实是一项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未必不能与最低工资制相互配合。负所得税是指政府按照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与维持一定生活水平需要的差额，运用税收形式，给予低薪者补助。
　　肯尼斯也提出了就业奖励计划的局限。他说，在现有计划下，工人的工资如果上升到一定标准，就无法再从计划中受惠。人力部长颜金勇不久前在国会上就指出，在2008和2009年之间，大约2万名工人因为薪金涨了而不能继续再接受就业奖励计划。
　　肯尼斯认为，这可能导致工人缺少寻找待遇更好工作或更辛勤工作的动力。这项补贴也同时导致雇主缺乏提高雇员生产力的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大部分的就业补助金是拨到低收入者的公积金户头，肯尼斯不认为它补贴了低收入者与家人的生活费。
　　革新党倡议推出“基本年长退休金”，满65岁者只要工作了特定年限，就算没有足够公积金储蓄或资产也能享有退休金。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陈恩赐同样建议为没有储蓄或未购买保险的长者，尤其是多年来都不曾工作的妇女，提供津贴或协助他们购买保险。这一来，他们的孩子在供下一代上学的同时，也能照顾父母。
　　阿裕尼集选区议员潘惜玉最担心收入差距对孩子产生的影响。例如贫困家庭的孩子没有合适的温习功课的家庭环境，或者没能及早上补习班等，以致输在起跑线上，最终难以摆脱贫穷的恶性循环。
　　她觉得应进行更多研究，了解一个家庭究竟需要多少生活费。她留意到，目前相关的研究止于确保人们是否有能力购买组屋。
　　值得一提的是，受访的两位学者却不赞同“输在起跑线上”的说法。陈恩赐认为，让每个孩子有机会参与各类活动、建立人脉，并且提高他们的“情绪智商”，建立他们的自信心比拥有“经济资本”更重要。
　　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特斯拉（Walter Edgar Theseira）指出，目前没有研究成果可证明金钱买来的优势（如补习等）最终可带来具体好处，例如找到待遇更好的职业和提高社交能力等。
　　他觉得不能单单关注收入差距和相关措施，也应该正视低收入者能以收入购买到什么。换言之，应同时正视住屋、交通政策、低薪家庭孩子的教育、医药保健和退休课题等。
　　特斯拉说，本地有协助低收入者面对各种挑战的政策，但需要考虑的是，制定具针对性政策（如让更多人享有医疗服务）时，是否就此舍弃让更多人能受惠的重新分配收入的做法，何况“重新分配收入或许更能让个人决定如何最好的使用钱财”。
希望预算案能有
助纾解压力措施
　　在国会上提出维持包容性经济增长动议的碧山—大巴窑集选区议员杨莉明不讳言，短期内生活费的压力仍会很大，而依赖提高生产力去推高工资也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她希望来临的预算案能有些协助纾解压力的措施。
杨莉明也是全国职工总会助理秘书长，她认为职总率先推出的“增长与同惠计划”（Inclusive Growth Programme，简称IGP）和更省、更好、更快（Cheaper Better Faster）都是好的开始，但它们要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发挥更大影响力，也就需要更多资源，把触角伸向更多行业。至今已有1万5000名低薪工人从IGP中受惠，当中超过八成工人的工资有望上调至少10%。
　　杨莉明认为，许多经济体都在转型，即使是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和技师（PMET），将来的工作也可能受威胁，只有确保拥有完善的持续教育与培训基础设施，才能长远地协助低薪工人。
http://www.zaobao.com.sg/sp/sp110131_010.shtml
推荐理由: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只问结果不问手段，社会道德沦丧，危险日渐加大，真的应该好好学学别人。不处理好这些，稳定只能是一厢情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