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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夷山竹林坑窑址2025年度考古取得重要进展：一座距今约3000年、保存完整的西周早期原始瓷窑炉重见天日。这一发现不仅以实物填补了中国陶瓷史上西周早中期窑业技术的空白，更以独特的“掏洞式”窑炉结构，实证了福建地区在中华瓷器起源阶段的地位。
位于武夷山茶山间的窑炉遗迹 填补空白：西周早期窑炉重见天日 走进武夷山市武夷街道黄柏村的苍翠茶山间，望见两座古老的窑洞静卧于山坡之上。福建省考古院副院长、竹林坑窑址考古发掘领队羊泽林在考古现场告诉记者，2025年度的最新发掘工作取得重要突破——再次发掘了一座保存状况良好的西周早期窑炉遗迹。 竹林坑窑址的发现可追溯至2009年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当时，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两处原始瓷窑址，因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被列为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100处重要新发现之一。 2011年，这两处窑址均面临被土地承包者修建住宅和开垦为茶园的破坏危险。在武夷山当地文物部门的请示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武夷山市博物馆、闽越王城博物馆联合组成竹林坑窑址考古队，展开抢救性考古挖掘。 考古队在现场发掘出文物（照片由考古队提供） “我们在短短1个月内，就在13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三处西周早中期的洞穴式窑炉遗迹。”羊泽林回忆道。碳14测年结果显示，这些窑址距今约3000年，其产品以“厚胎薄釉”为典型特征，器形涵盖豆、尊、罐等生活用具。这是福建省第一次原始青瓷窑址考古发掘，将福建省青瓷生产的历史上溯到距今3000年。 此次2025年新揭露的窑炉，与2011年发现的窑炉在主体形制上类似，均为长条形斜坡状龙窑，但在火膛与窑室的连接结构、烟道设计等细节上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窑工在短期内的技术调整与改进，为研究早期龙窑的快速演变提供了微观案例。 窑室横剖面图 重要突破：补全西周早中期窑业缺环 “在此之前，全国已发现的100多处先秦原始瓷窑址主要集中在浙江地区，时间跨度覆盖夏商、西周晚期至春秋战国，唯独缺少西周早中期这关键一环。”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郑建明指出，“武夷山的发现，终于补全了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这个重要缺环。” 竹林坑窑炉展现了独特的技术特征。其火膛规模大，进深达3米，约占窑炉总长的三分之一，与窑室的高差近1米。尤为珍贵的是，窑炉的火膛与窑室顶部保存极为完好，结构清晰可辨，为研究中国早期龙窑的形制与演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标本。 修复后的原始瓷豆 修复后的罐 出土遗物进一步揭示了这一窑场的历史面貌。考古学家清理出千余件原始瓷残片，成功修复器物约150件。统计分析显示，豆类器皿占产品总量的70%以上，器型多样，另有少量罐、尊等较大型器物。出土瓷器胎体多呈灰或灰白色，釉层薄匀，胎釉结合紧密，釉面多开细密冰裂纹，体现了成熟的工艺水平。 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郑建明查看出土瓷器 更引人注目的是，同类产品曾在中原地区的洛阳遗址，乃至北京琉璃河遗址被发现。“这说明早在3000年前，武夷山地区的优质原始瓷器可能已经参与了跨区域的文化交流与贸易活动。”郑建明解释道。 走向未来：实验考古与公众展示并进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研究重点正从发现转向深度解读。郑建明透露，他计划开展系统的实验考古研究：“我们将与现代陶瓷工艺师合作，按照推测的古代工艺流程，从选土、淘洗、配釉到成型烧成，完整复现西周原始瓷的制作过程，以实证揭示古代工匠的智慧。” 这一发现也促使学界重新思考中国瓷器的起源与早期发展格局。“西周是中国制瓷史上第一个胎釉成熟的繁荣期。”郑建明分析道，“从窑业技术看，至少存在两个并行体系：以浙江为代表的平地建窑体系，和以福建武夷山为代表的掏洞式窑炉体系。两者可能共同参与了瓷器起源与龙窑技术的创造。” 羊泽林表示，下一步将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推动窑址的科学展示与公众教育，让这一重要文化遗产为更多人所知。目前，考古队正与当地政府、规划部门紧密协作，着手制定遗址保护规划与展示利用方案，未来有望建设集保护、研究、展示、体验于一体的考古遗址公园。 考古队员在现场考古（照片由考古队提供） 竹林坑窑炉遗迹 此外，遗址出土标本今后将主要收藏于武夷山博物馆、南平市博物馆等当地机构，部分由考古单位保存用于研究。届时，南平市民及游客有机会近距离感受三千年前的陶瓷技艺与文明脉络，也将为后续的对比研究、科技检测和数字化保护提供重要的实物基础。 武夷山竹林坑窑址的持续发掘与研究，不仅改写了福建的陶瓷史，更为了解西周时期的手工业生产、技术传播与区域互动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见证着中华先民在文明初创阶段的卓越创造力。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林李冰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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