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陵兰：历史权利、国际法与当代地缘政治

senlau

近日，法国、德国、英国、挪威、瑞典、芬兰、荷兰等多个欧洲国家宣布要向格陵兰岛派兵参加“北极耐力”军演。但从欧洲媒体披露的信息看，目前各方派兵的规模真的“屈指可数”，继德国宣布出兵13人后，法国、丹麦和挪威也相继公布了其“保卫格陵兰岛”的兵力规模，其中挪威向格陵兰派遣了2名军官。历史上，挪威和丹麦曾是一个国家，但当挪威和丹麦分家以后，曾就格陵兰岛究竟属于谁的问题掀起过一番不小的风波。

格陵兰岛最早的欧洲定居者是来自冰岛的维京人，他们于10世纪抵达了这个岛。来自冰岛的“红发埃里克”建立起了格陵兰最古老的北欧人定居点，公元982年，埃里克因被控谋杀而在冰岛被宣布为法外之徒（即丧失公民权与法律保护）。在这一时期结束后，他重新返回冰岛，并于公元986年带领一支由25艘船组成的冰岛移民船队前往格陵兰，其中仅14艘成功抵达。1261年，冰岛和格陵兰的维京定居点接受了挪威王国的宗主权。与王国的联系在15世纪中断——格陵兰定居点的居民逐渐消亡，到中世纪后期，挪威王室和北欧殖民者的血脉均告断绝。历代挪威国王也未能兑现其承诺——这些承诺本是北欧殖民者履行义务的前提，即保障格陵兰的航运与贸易往来。

无论是在1397年至1523年间建立起的卡尔马联盟，还是此后在1534–1814年间丹麦与挪威之间王室联合建立的联合王国，挪威和丹麦作为同一个国家，格陵兰的土地那时还并未成为丹、挪之间的争议对象。1605年，丹麦-挪威联合王国尝试重新殖民格陵兰失败后，1721年，挪威路德宗牧师汉斯·埃格德（Hans Egede，1686–1758年）带领一支丹麦-挪威传教团前往格陵兰，旨在寻找古代定居者的后代并进行基督教化。未发现任何欧洲定居者，但与因纽特人建立了联系，并开始了贸易往来，还在戈特霍布（Godthåb）建立了贸易站。18世纪，面对英国和荷兰在格陵兰的贸易活动损害了丹麦利益，1776年，丹麦-挪威王国对格陵兰贸易实行国家垄断，禁止外国渔民和商人进入，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50年。

1814年，由于丹麦在拿破仑战争中长期支持法国，在法国战败后，根据《基尔条约》，丹麦-挪威王国不得不将除格陵兰、冰岛和法罗群岛以外的挪威割让给瑞典。丹麦保持了贸易垄断，并将利润用于格陵兰的发展。实际上，丹麦的活动仅限于格陵兰南部和西海岸，但挪威方面担心，如果对丹麦在格陵兰的统治不加抵抗，丹麦的贸易垄断将扩展到东海岸，从而对该地区挪威人的活动产生负面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挪威和丹麦分别强化各自在格陵兰地位的愿望导致两国关系趋于紧张。1894年，丹麦在东海岸建立了贸易定居点阿马萨利克（Ammassalik），并将其贸易垄断扩展到东海岸。挪威的猎人和捕兽者加强了在北部的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丹麦以保护因纽特人为由，谋求建立对格陵兰的完全控制。1905年独立后，挪威认为东格陵兰的无人居住地区应是挪威的属地，并不承认丹麦对岛上无人居住土地的主张。挪威方面指出，《基尔条约》仅授权丹麦对商业利用的区域（即西海岸）行使权力。挪威认为，格陵兰其余部分是“无主地”（Terra nullius）。丹麦则认为，“挪威人无法证明其权利，而他们自己已充分履行了满足其权利的行为”。1919年7月4日的一次会议中，丹麦同意不对挪威在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上可能提出的对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任何权利要求表示反对，条件是挪威在同一会议上不反对丹麦对整个格陵兰的权利主张。当时，挪威占领了东格陵兰的部分地区。1919年7月22日，挪威外交大臣尼尔斯·克劳斯·伊伦（Nils Claus Ihlen，1855–1925年）口头发表了声明：“（丹麦）王国政府关于丹麦对整个格陵兰主权的计划……不会遇到来自挪威方面的困难。”1921年，丹麦再次发布声明，将其贸易垄断扩展至全岛。挪威政府认为这一决定侵犯了挪威的权利以及生活在东格陵兰的挪威捕鲸者的权利。1924年7月，两国签署了《东格陵兰条约》，规定两国在东格陵兰无人居住部分享有平等的狩猎、捕鱼、科学活动和建立气象站的权利。格陵兰土地本身的权利问题则留待日后解决。

在丹麦宣布主权扩张前的15年里，其仅向格陵兰派出了5次与科研相关的探险队，而在接下来的15年里，则派出了20次科研探险队，其中9次进行了越冬。此外，捕猎探险队的数量也在增加。从1929年开始，挪威斯瓦尔巴群岛和北极海调查局（NSIU）每年都会组织前往东格陵兰的科学夏季探险队。NSIU活动范围的扩大，部分可视为挪威当局希望支持挪威私营运营商的捕猎活动。同年6月24日，“北极商业公司”（Arktisk Næringsdrift A/S）成立。该公司的目标是“在北极地区开展捕猎和采矿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业务”。实际上，其活动包括在东格陵兰的捕猎，以及代表挪威国家运营米格布克塔无线电站。仅靠捕猎活动不足以覆盖“北极商业公司”的支出，因此挪威政府为米格布克塔无线电站的运营提供了补贴，并向公司提供了贷款。同年，丹麦人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东格陵兰捕猎公司“纳诺克”（Østgrønlandske Fangstkompani Nanok），其目标与“北极商业公司”相同。

1931年6月16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东格陵兰科学探险队从哥本哈根出发。该探险队有超过一百名参与者，计划持续三年多。数千人前来送行，丹麦首相托瓦尔德·斯陶宁（Thorvald Stauning）亲临码头观看两艘探险船起航。古斯塔夫·斯梅达尔（Gustav Smedal）认为，这次探险将使东格陵兰问题向有利于丹麦的方向倾斜。此外，古斯塔夫·斯梅达尔和阿道夫·霍尔（Adolf Hoel）清楚地意识到，挪威当局不会主动吞并东格陵兰。阿道夫·霍尔是一位有影响力的地质学家，时任挪威斯瓦尔巴群岛和北极海调查局负责人；古斯塔夫·斯梅达尔则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观点的律师。霍尔在挪威获得斯瓦尔巴群岛和毛德皇后地（Dronning Maud Land）的过程中也是一位关键人物。

1931年6月27日，挪威捕猎者、米格布克塔考察队负责人哈尔瓦德·德沃尔德与托尔·哈勒、艾利夫·赫达尔等人一同抵达米格布克塔站，两天后升起了挪威国旗，并宣布占据了东格陵兰大片无人居住的土地。消息迅速传到丹麦人耳中，他们采取了果断措施。7月初，劳格·科赫作为政府特使被派往被占领地区，直至此事提交海牙国际法庭。他一直待到9月8日，期间还在挪威占领的沃赫斯泰特峡湾进行了煤矿调查。起初，占领行动属私人行为，挪威政府一段时间后才得知。斯梅达尔在日记中写道，私人占领的目的是让挪威当局意识到，丹麦对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兴趣可能会削弱挪威对东格陵兰的主权。在霍尔、斯梅达尔及各利益团体的大力游说下，挪威政府于1931年7月10日决定吞并该地区。挪威捕猎者兼作家海尔格·英斯塔德被任命为新领土的总督。挪威国防部长、佩达尔·科尔斯塔德政府中的维德孔·吉斯林命令挪威海军在必要时支持占领行动。挪威国王哈康七世也积极参与支持这片新领土。国王认为丹麦对该地区有不良影响，并坚信挪威在占领格陵兰的斗争中将取得胜利。

在挪威宣布红发埃里克地归属挪威的当天，丹麦便向海牙常设国际法院提起了诉讼。该案于1931年7月13日正式受理。挪威方面委派霍尔和斯梅达尔作为听证会代表，丹麦则派出了包括极地科学家劳格·科赫在内的代表团。1933年4月5日，法院宣布判决。常设国际法院以12票对2票的多数裁定丹麦胜诉。在两位未支持丹麦的法官中，包括挪威和意大利的法官，他们对判决理由持有异议。挪威撤回了总督海尔格·英斯塔德，并命令他及其协助管理埃里克红地的合作团队撤离定居点。随后，丹麦任命艾纳·米克尔森为东格陵兰监察官。丹麦将“红发埃里克地”更名为克里斯蒂安十世地。挪威接受了法院判决，并于1933年4月5日结束了占领。哈康国王对本国在海牙的败诉深感挫败，其随从甚至担忧他的健康状况。阿道夫·霍尔指责挪威当局缺乏追踪北极事务的意愿和勇气。英斯塔德通过电报得知自己失去了埃里克红地总督的职务。不久后，他被任命为斯瓦尔巴群岛总督。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德国占领了丹麦，但除了在格陵兰岛上或多或少成功建立了一些小型气象站外，并未占领格陵兰的全部或部分领土。1941年春，美国根据与丹麦签署的协议派兵进驻格陵兰，接管其防务。古斯塔夫·斯梅达尔和阿道夫·霍尔周围的人士，曾尝试通过直接接触吉斯林以及帝国专员约瑟夫·特博文，试图在德国赢得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煽动舆论要求将该岛归还给挪威。在1941年春季的一次会议上，吉斯林向霍尔和斯梅斯塔德等人透露了宏伟计划，打算派遣100名捕猎者前往埃里克·劳德之地。德国人无意在格陵兰直接开辟新战线，最终此事归结为挪威国家统一党派出船只，为在那里越冬的7名捕猎者运送补给。当得知德国情报部门已让一名国社党成员登船，计划在埃里克·劳德之地北部的约翰斯布为德国空军建立一个秘密气象站时，这艘船在巡逻东海岸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处被截获。

值得一提的是，1916年丹麦与美国签署《美利坚合众国与丹麦关于割让丹麦西印度群岛之公约》，根据这一协议，丹麦将其在西印度群岛的全部领土（圣托马斯岛、圣约翰岛、圣克罗伊岛及附属岛礁）的主权、所有权和统治权永久割让给美利坚合众国。美国为获得这些领土，同意向丹麦支付2500万美元（金币），同时声明美国不反对丹麦将其政治与经济利益扩展至整个格陵兰。此外，1951年两国签署的《格陵兰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建立和运营军事设施，以“保卫格陵兰及北大西洋条约区域的其他部分”，实质上是将格陵兰纳入北约的集体防务体系，应对来自北方的潜在威胁（主要指苏联）。美国拥有在该区域及其邻近空域、水域进行建设、驻扎军队、运行设施（如气象站、通讯站）、提供内部安全、控制交通等广泛权利。丹麦可派军官加入指挥部，美国指挥官需就影响丹麦利益的事务与其磋商。

· 挪威此次向格陵兰派遣两名军官参与“北极耐力”军演，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从历史维度看，这更像是挪威在当代北约框架下对北极事务的一次低调参与，而非对尘封领土旧梦的重温。在挪威低调参与军演的同时，美国却以赤裸裸的霸权姿态，将格陵兰岛视为可以明码标价的“房地产”，公然提出“购买”格陵兰的荒诞主张，甚至威胁动用军事或经济胁迫手段夺取该岛控制权。这种将主权国家领土视为商品、无视当地居民意愿的霸道行径，不仅遭到丹麦政府和格陵兰自治政府的坚决拒绝，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美国的“购岛”闹剧，本质上是试图用19世纪的帝国主义逻辑改写21世纪的国际规则，将盟友的领土视为可以随意交易的资产，这种“返祖”冲动不仅损害了国际法治秩序，也必将加速其国际信誉的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