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育教学札记

陶梦

认可的学生自然会鼓掌，教师干预就走了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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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180楼陶梦于2011-11-16 23:51发表的 :
认可的学生自然会鼓掌，教师干预就走了味道。

确实有情不自禁鼓掌的，但开始阶段教师应多引导。当然有的老师，包括我，平时不怎么引导，而公开课又需要气氛，只好在课堂上多提醒学生给点掌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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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一枚金币》时，我在拓展环节设置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文中有三个人物，你最喜欢谁？不喜欢谁？为什么？”三个人都有学生喜欢，一个学生喜欢儿子的理由是“他听妈妈的话”，这让我有点始料不及，课堂上因为时间关系没深谈也不宜节外生枝，我好像只提了句不正确的不该听，课后我细想了一下，认为听话总体上还是应看作优点，虽然他头两次骗了父亲，或者三次都可能是为了财产，但也有不可救药的人即便因为财产也不会为了挣一枚金币而去吃苦，他可能认为父亲不过是说说罢了（当时应该没有遗产法吧），反正财产是自己的。当然也有人不认为儿子听话，如果他听话的话，他早应该像父亲期待的那样勤劳、省吃俭用。第二个问题是“文中明明提到三枚金币，课文为什么以‘一枚金币’为题？”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说课题指的是最后一枚金币，因为它是儿子自己挣的。有个学生说是因为儿子挣了那枚金币就可以得到父亲所有的财产，这让我啼笑皆非，很显然他没领会故事的用意。不过现实中那枚金币价值真的有两种可能：取得了父亲期待的教育意义或仅具有功利价值。虽然我（包括其他绝大多数教师）尽可能注重生成，但还是以预设为主，旧思维真的很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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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早上，Q一来就愁眉苦脸地蹲在教室外面，我让她进教室早读，她不听。我知道她的脾气很倔，决定采取冷处理，没有再理会她。下课后我径直回到办公室。不一会儿，一个同学来向我报告：Q在哭。我问那个同学：“你知道她为什么哭吗？”她说，Q说她的爸爸妈妈不喜欢她，喜欢别人的孩子，她想外婆了。我心里有数了，她这段时间一直不愿做笔记作业，上次没及时发给她抄写词语的作业本，她也迟迟不肯补起来，我说了几次没效果，就把情况跟她妈妈反映了，她肯定又挨父母的骂了，觉得委屈，于是想起了疼爱她的外婆（她是由外婆带大的）。这不是她第一次想外婆，有一次她在课堂上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也是因为想外婆，我安慰她说，她可以要求妈妈周末带她去看外婆，她说她妈妈不带她去。第一节课也是语文课，出办公室门我发现她已经不在教室外面了，进了教室，只见两个女同学在她座位旁劝她、哄她，她虽然还在啜泣，但情绪明显稳定了许多。为了不影响上课我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你父母只有你这么一个孩子，他们怎么会不爱你呢？他们批评你其实正是爱你的体现，你的表现如果让他们满意，他们是不会骂你的。你应该体谅他们的良苦用心才对。”这时我发现她心不在焉，现在的她与刚才教室外面的她判若两人，六月的天，孩子的脸，我忽然觉得我刚才所说的话是多余的。


单元测试卷上有一道修改病句题：全校师生和校长都参加了这次联欢晚会。很多学生都没看出问题在哪，个别学生虽然改对了但可能是蒙的。校长是官，这在中国成人的意识中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也是如此。而小孩子不把校长看成普通教师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校长不上课堂讲课。记得以前改错题目中经常会有这样的句子：全校师生和王老师都参加了这次联欢晚会，这次，出题人不把校长当成有别于教师的官有点不合中国国情，事实上在中国非教师出身的校长多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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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毽子里的铜钱》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琦君，我上网查了一下，她是现当代台湾女作家，1918年（一说1916年）生于“浙江永嘉县瞿溪乡一个旧式家庭里，既是官家小姐，又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爱之深教亦严，父亲潘国纲虽出身农野，久历戎行，身为师长，却酷爱中国古典文学，盼她成为才女，就请一位姓叶的家庭教师教她。于是：五岁，认方块字；六岁，学描红；七岁，读诗经、唐诗、习字；八岁，读女诫，孟子；九岁，读论语、唐宋古文、左传，学做古文；十岁，她就过目能诵，挥笔成文了。十二岁，随父母迁居杭州，入弘道女中。”

文中卖山薯的老人纯朴、善良、有爱心，作者对他也有同情和关爱。作者说她当时“大约十岁左右”（这是个病句），推算一下，正值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应该是大陆主流话语所说的社会黑暗、矛盾深重的时期，小作者和那位老人地位很悬殊，但他们并不像以前的很多文艺作品渲染的那样“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老人不“仇富”，小孩也不“笑贫”，或者，即使存在阶级矛盾，也有超越阶级的人性。

作者十二岁之前没有上过私塾或学校，而是父母请家庭教师教她，我想让学生对这种受教育方式有所了解，于是在课的最后让学生提出不理解的地方，结果没有学生提到这一点，我便自己向学生发问：“老师怎么会在她家的书房里呢？”学生把它和现在的“家教”混为一谈，我只好自己解释给学生听。这一拓展变成了画蛇添足。

“栉风沐雨”的意思是“形容人经常在外面不顾风雨地辛苦奔波”，可《教师教学用书》在这之后话题一转，说也可以看成是老人受尽了“二婶”这样的人的欺凌，这未免有点牵强，“做小贩的”难免会遭人白眼，受人欺侮，但文中的教师并没有让小作者明白这一点的意思，小作者也体会不了，因为她当时很小，涉世不深。

“有一天，在院子里踢毽子，卖烤山薯的来了。闻到那股子香喷喷的味道，好想吃啊！身边没有钱，却伸着肚子问……隔壁的二婶走过来了……”从文章的叙述看，作者当时住的好像是四合院，从她的履历看，她小时没有去北方居住过，或许南方也有四合院？要么就是我的理解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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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颗纽扣”的房子》系根据意大利儿童文学作家罗大里的同名童话改写，从《教师教学用书》获悉，课文删去了“叙述三颗纽扣一个一个接纳十一个人进小房子避雨的过程”，我想除此之外改动应很少。开头是“从前有个木匠”，但后文出现了汽车，甚至还要买票。“1890——1920马车过渡到汽车”，罗大里（1920——1980）生活的年代离汽车的诞生并不久远，怎么可以用“从前”呢？英文中讲故事时的“从前”一般有两种表达：once upon a time和 long, long ago，从字面上看，once可以指不久以前，但作为讲故事开头的 （used to begin a children’s story, in story-telling style）once upon a time和 long, long ago一样应指很久以前，而不能指当代。当然这篇童话除了汽车，其他都与“从前”不矛盾，比如国王、仆人、因干不动活而被主人赶出来的小老头。童话是文学作品，是虚构的，它反映了现实，也想干预现实，作者在这篇童话中玩穿越提到了汽车，是不是想提醒人们他其实就是对现实不满？如此说来，那倒是独具匠心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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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底之蛙》这篇寓言讽刺了那些见识短浅而又盲目自大的人，“井底之蛙”就是用来比喻见识狭小的人。不过《教师教学用书》还提供了另一种解读：“蛙有蛙的快乐，鳖有鳖的快乐。蛙在井底很快活，鳖在大海很适宜。蛙不可能有鳖的眼光，鳖也不会像蛙一样跃、攀、躲、跳。课文中写鳖不理解蛙的快乐，而蛙即使到了大海上，也享受不了鳖的快乐。是否快乐，要看什么样的环境适合谁，也要看个人的追求。”记得以前人教版教科书中有一篇《坐井观天》的寓言，那篇寓言把“鳖”换成了小鸟，而且把青蛙限定在深井中，不能像《井底之蛙》中的“蛙”那样能“跃出井外”，所以只能看到井口那么大的天空，应该说那篇寓言更能说明“坐井观天”或“井底之蛙”的寓意。《坐井观天》源于韩愈《原道》中的一句话：“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韩愈这句话的源头应该也是《庄子》中的那篇寓言。北师大版的《井底之蛙》基本是《庄子》原文的白话版，所以我们才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这则寓言。当然，为了突出这则寓言通常意义上的寓意，它也用“井底之蛙”为题，而不是原文中的“浅井之蛙”“井蛙”，也就是说改编者也在有意无意地弱化这只蛙能“跃出井外”（因而见识变广）的“事实”。

《庄子》原文的寓意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抑或兼而有之呢？我认为更接近第二种。当然，“井蛙”仍然是被讽刺的对象，比如原文说，“还虷蟹与科斗，莫吾能若也”，“适适然惊，规规然自失也”。《秋水》开头也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事实上，“吾乐与！出跳梁乎井干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则接腋持颐，蹶泥则没足灭跗……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乐，此亦至矣。”都无可厚非，它错在认为“还虷蟹与科斗，莫吾能若也”以及当它了解到海之大时，又在鳖面前迷失了自我（“以小羡大故自失”，见郭庆藩辑《庄子集释》）。而鳖就不一样，它对乐有清醒的认识，它也想去体验蛙的乐，但看到蛙的乐不适于自己时便“逡巡而却”，接着与蛙交流了自己的乐。总之，“蛙有蛙的快乐，鳖有鳖的快乐”，无所谓孰优孰劣，这就是庄子的“齐物论”：“物各有分不可强相希效”（ 《庄子集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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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室”与“扫天下”》也是根据古文改写的（《后汉书•陈蕃传》第一节）。它的寓意是：人既要顶天立地，又要脚踏实地。实现远大的志向，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不过《教师教学用书》又说：“事实上，大志向与谨言慎行的关系并不像课文说的那样简单绝对”（课文用的是“扫一室”“小事”而不是“谨言慎行”），也就是说“生活懒散”（比如不修边幅的艺术家）“不扫一室”的人未必不能做成大事，故事中的主角——历史上的陈蕃或许就是一个例子。原文到“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就结束了，并没有课文所谓的“反问”，改编者的那一画蛇添足完全把原文的“导向”改变了。我认为改编（或者说理解）这个故事不应该从“大”“小”处入手，因为陈蕃未必不做小事——课文中所说的“就从自己的书房里出来接待”不就是一件小事吗——而应该从读书与经世致用处着眼，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其实顾宪成的那副著名的对联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解：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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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6日

前几天有两个常一道上学的女孩经常迟到，我知道其中一个女生以前家离学校非常远（我不知道她现在住的地方离学校比较近），而且那个孩子在学校从不惹事，所以每次我只是批评了她们几句。上周，我正在想如果她俩还迟到就要给以惩罚了，谁知就在那一天，她俩又迟到了，原因是前一天她俩把一家布店的布给剪了（说是给同学以及小狗做衣服），店老板一直跟着她们来到学校，她俩吓哭了。我一边跟她们的家长联系，一边嘱咐布店老板不要再找小孩麻烦。当天晚上两位学生的家长去布店解决了赔偿事宜。回顾这件事，我想我要是早点和她们的家长联系或者早点想办法让她们不迟到，可能就不会出这样的事了，看来班主任的工作真得做细一点，再细一点。


这学期每当我找学生回答问题时，总有个别女生根据我的眼神猜测我会找谁回答，还真的能猜个八九不离十。（那些猜测的同学一般也举了手，我没叫他们回答，他们当然会失望，有时他们也会用轻轻的嘘声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有时我会在他们猜过后故意找另外一位学生回答。这些孩子的这种行为让我想起魏巍在《我的老师》中提到的那些调皮的孩子。有人或许说，孩子们在课堂上这样做说明老师在他们的心目中不够威严。是的，虽然新课程标准已实施多年，但现在的课堂还是教师高高在上，学生正襟危坐，很多人美其名曰：没有纪律作保证，哪来教学质量？新理念强调要构建生命的课堂，暮气沉沉的课堂叫生命的课堂吗？其实说来说去，罪魁祸首还是应试教育。



2011年12月27日

单元测试卷上有这样的问题：

你觉得火柴具有怎样的精神（勇于牺牲、奉献）？你身边有具有这种精神的人吗？请你联系实际谈一谈。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如果只要求写具有奉献精神的人，题目可以这样出：请你说说身边哪些人也具有这种精神），也可以是否定的。我以为学生都会说身边有那样的人，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有一部分学生竟然很肯定的说没有（虽然人数不是很多），说没有的好像都没“联系实际谈”，不过有个同学是这样说的：他们都想着自己的私。有的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不知是不理解火柴具有怎样的精神还是也认为没有那种人才没有回答。作肯定回答的同学有的举的例子不是身边的，比如有人提到了雷锋，还有的举的例子是自己的父母。我想学生身边这样的人应该是有的，但自私的人太多或者说给他们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他们才会作否定的回答，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今的世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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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前一天下午好几个班级都举行联欢会，我班也有部分学生想开联欢会，小Q上午就想着手布置教室，我没有准许，结果她跑到校长那里去告状，那也没用，因为我觉得开联欢会应该有所准备，另外我也有好多教学上的事情要处理。下午，几个学生竟然还想劝我改变主意，不过我意已决。后来她们可能又去了英语老师那里，她们跑过来跟我说，英语老师第三节课带他们去看动画片，我觉得如果还不答应他们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回想起那几个孩子在要求被我拒绝了之后失望的表情，我不禁自问：这件事我做错了吗？

我想起前不久也曾拒绝过自己孩子的合理诉求。他们学校组建鼓号队参加文艺会演，儿子报名参加了，前期学校都是利用午间及自习课时间练习，后来要在周末排练，可因为与他上美术培训班的时间有冲突，我让他放弃，因为他缺了课美术培训班不会弥补的，我有点心疼交的培训费，孩子虽然很不情愿放弃打鼓，但胳膊拗不过大腿，他最终还是服从了家长的意见。结果在演出之前他被裁掉了。那天看完演出回来他告诉我他们的节目获得了一等奖，我当时有点后悔了，我想我要是让他周末去排练，即便他最终也被裁掉了，他也不会有遗憾。如何对待孩子的诉求真的是一门学问，不能只从自己的角度粗暴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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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个星期开始，班上每天都有人生病（基本上是感冒），有的学生坚持带病上学，有的实在支持不住只好请病假，每天都有几个学生不能来。昨天有个学生家长告诉我她的孩子住院了，不光这几天不能上学，连期末考试都不能参加了。今天又有一位学生家长来向我请假，他的孩子也住院了，考试那天可能也来不了。学校别的班没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估计这段时间有一种流行性感冒病毒在我班肆虐，这种病毒看样子很厉害，体质差的孩子一旦被感染很难康复。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话应该反过来说，记得以前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随着人类医疗技术的发展，病毒也不断进化，它永远走在人类科技的前面，从这个角度讲，病毒一直让人类疲于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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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学习。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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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笔直书》节选自《不怕死的太史》，是林汉达根据《东周列国志》中记载的一个故事改写而成，选入教材时又有改动。北师大版教材选入这个故事是为了教育学生学习史官们刚正不阿、宁死不屈的求真精神。

两相对照，我们发现《秉笔直书》和《东周列国志》相关原文对南史氏这个人物的处理是差不多的，但对太史伯等人的处理差异较大。原文对太史仲、太史叔一笔带过：“仲复书如前，杼又杀之。叔亦如之，杼复杀之”，对太史伯也着墨不多，只比他的两个兄弟多了几个字而已，而关于太史季写得最详细，其实跟他的三位兄长相比，他也谈不上形象饱满，小说只是借他的口说出他的三个兄长没机会说的话而已，或者说崔杼的发问给了他说话的机会，正如改写后的《秉笔直书》所显示的那样，换了太史伯、太史仲等人，他们也会说出类似的话。跟《东周列国志》原文不同，《秉笔直书》“详写了太史伯，略写了太史仲、太史季和南史氏，对太史叔只一笔带过”，上面说了，虽然《秉笔直书》对太史伯、太史仲、太史季用的篇幅较多，但他们说的话意思几乎是一样的，都来自原文太史季的话，即“据事直书，史氏之职也。失职而生，不如死。”当然，我们不能据此就断言改编后的故事罗嗦，“重复”是几乎所有艺术体裁都要用到的一种技法，文学也不另外。

课文与原文对崔杼这个人的处理也不一样，课文中的崔杼完全是一个反面教员：蛮横、凶残、色厉内荏、妄图篡改历史，他虽然在与“正义”的较量中也落败了，但他毕竟为自己找了个下台阶：“吾惧社稷之陨，不得已而为此，虽直书，人必谅我。”据说崔杼杀齐庄公的直接原因是齐庄公与自己的妻子私通，也就是说是情有可原的。太史氏兄弟几人虽然冒死直书，但对崔杼杀君的行为并不完全持否定态度：“不书不足以盖相国之丑，而徒贻识者之笑。”其实这也代表了原文作者的看法——封建社会的价值取向并非对所有的“犯上作乱”一棍子打死。课文删去了那些话当然会有助于把崔杼塑造成一个一无是处的坏蛋，但我认为如果要表现崔杼的凶残，原文的处理更好：不由分说，直接把太史氏三兄弟给斩了。而在课文中崔杼几乎每次都要跟史官“寒暄”一番，虽然除了“你不爱惜性命吗”一句其余的话都蛮横无理。

课文中还有个说法似不太妥当：“第三个太史叔还是不畏惧”“第四位太史季上任”，显然这里应在“太史”后稍停一下（或者说断句），因为故事中没有第一、第二个太史叔或太史季，可是问题来了，根据《教师教学用书》，“太史是古代传下来的一个复姓”，既然是姓，在现代普通话中一般没有“第一个张”“第二个张”之说。有人可能会说“太史”是官名，他们是取官名为姓（“南史氏”可能也是），但课文中“史官”这个词也出现了多次，比如“崔杼一连杀了三位史官”，如果“太史”是官名，仿照“第三个太史叔”的说法，改编者完全可以这样写：“崔杼一连杀了三位太史”，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写是因为现代汉语不允许说：“一连杀了三个张”（当然说“一连杀了三个张家人”是可以的）。再说，即便“太史”是官名，“第四位太史季上任”也说不通，因为季上任之后才是太史，我们不能说“总书记胡锦涛就任（总书记）”。

我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并非有意贬低改编者，我只是想说，虽然看起来改编后的故事主题更突出，但似乎还可以改得更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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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以来经常出现连阴雨天气，一旦下雨学生课间就只能呆在教室或走廊玩耍，孩子们的玩具和玩的花样都很贫乏，常常追逐打闹，很容易出事。昨天早读下课，因为操场是湿的，学生不能做操，有一部分学生就在教室里追逐，结果把小女生L的钢笔套踩坏了，其实还能用，不过因为那是她妈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她伤心得不得了。上课前我大致问了一下，结果谁都说不出个所以然，不知是谁踩的，也不知钢笔是怎么被踩坏的，有的说根本没看见钢笔，大概他们玩得太投入了。上课了，L仍然很伤心，说想回家，我很理解L的心情，因为如果我的一本心爱的书被人弄出了一点瑕疵，我也会很不爽，我便利用其他学生做作业的间隙做L的思想工作，好不容易把L的情绪稳定了下来。谁知一下课她又说要回家，我便把她带到办公室，让她打电话给她妈，可还没说两句话她便哽咽了起来，我便接过电话，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她妈，谁知她妈没好气地说她女儿在学校经常受人欺负——如果说别的孩子偶尔受同学欺负我还相信，她的孩子是不可能受同学欺负的，当然与同学发生小纠纷在所难免，我猜想她妈是不是以为自己的孩子比较优秀没有受到我的重视所以对我不满，如果她真那样想，在我看来也是错误的，我以及其他老师给她孩子的机会并不少，我也给过她不少荣誉。总之，昨天是我的生日，被学生家长数落我心里不是滋味。不过事后站在家长的角度一想也对她当时的心情有所理解，如果我是她，听到孩子那样伤心地哭，自然以为孩子真的受了很大委屈，爱子心切，心里当然不好受。她妈说中午来接她，L回教室上课去了。我发现第二节课下课L又恢复了常态，第三节课是体育课，她和同学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下午她妈也没来接她，她照常上课。毕竟是小孩子，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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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求学生背的课文篇数比教科书的要求多，一方面背诵对语文学习确实重要（听说修改后的课标要求背诵的课文就有所增加），另一方面要想应付统考也必须要求学生尽可能多背。可是每学期总有一些学生不能达到我的要求，他们大多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愿意多读多背，只有个别学生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学期我加大了抓背诵的力度，可是还是有好几个学生不能按期完成背诵任务，如果放任自流，他们不能完成背诵的课文会越来越多，到最后他们即使想补上也没信心了，于是我想不定期地让他们中午留在学校背书，这样他们不但能赶上进度，而且以后会尽可能及时完成背诵任务，因为他们都不想被留在学校。有的家长会送饭给孩子吃，有的家长因为种种原因不能送，孩子身上有零钱我就让他们自己买吃的，如果没有我就代替他们买。尽管我觉得我是一片苦心，可有的家长还是不太理解，他们好像以为我那样做是因为没得到他们的好处，有的塞钱给我，有的说如果我去补习班上课，他们也会把孩子送去的。

还有一个学生语文成绩本来就跟不上，这学期还经常不完成作业，字迹也很潦草，我让他回去叫他家长打电话给我。当我第二次催他时（其实我应该首先给他家长打电话），他竟然问我是不是要他订校训通，那可能是他父母的疑惑，也就是说他们以为我是想每月得到他一块钱的回扣才让他们跟我联系，总之他们就是不愿意跟老师沟通。

其实也不能全怪家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归根结底还是教师自己把自己的形象毁了，不过教师丧失起码的职业操守又跟整个社会的风气不正有关。


班上有个老家在山西的孩子，他是在这儿上的一年级，因为跟不上被留级了，于是他回老家念了两年，上三年级时又转回来了，他的普通话还是蛮标准的。今年他的表弟也从老家转到我们这里读书，他表弟讲话跟他一样短促（不像北方人那样拖泥带水，姑且称之为山西风格吧），可是他表弟的普通话没有他好，Z、C、S和ZH、CH、SH不分，那也许是他从小就离开了老家，而他表弟以前始终呆在老家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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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审驴》这个民间故事讲的是包拯运用智慧，从被掉包的驴身上找到突破口，巧妙地破了案。包拯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料到驴挨饿、挨打后必定会回到主人身边。“审驴”这种事可能有，但主角未必真的就是包拯，人们之所以把事件的主角设计为包拯还是出于对他的爱戴。不过我觉得作者对某些细节的渲染反而削弱了主题，让这个故事有点不可信。这头驴本来就很“瘦弱”（“一头毛色难看的瘦驴”“难道我的驴这么一会儿就病成这个样子了”）——这也是那个小偷拿它来换王五“那头好驴”的原因所在——它被“严严实实地关上三天”没吃没喝之后，应该已经变得弱不禁风了（“驴的嘴已陷下去了，脑袋耷拉着，看上去怪可怜的”），再被重打四十大板（衙役们“纷纷拿起板子痛打驴子”“打得驴子又蹦又跳，放声大叫”），要是被打死了，那还怎么破案？退一步讲，就算驴当时没死，以它后来奔跑的速度（“这头瘦驴三天没吃没喝，又挨了四十大板，受够了惊吓。于是飞奔出了公堂，跑得那个快啊，一下子就不见了”），也可能会像跑马拉松的那位英雄一样累死在途中（跑了“整整十五里路”）。当我告诉学生，我觉得这个故事有不合理之处时，他们也马上想到驴可能会被打死。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需要修改，首先，关于驴的瘦弱应点到为止，另外，既然驴本来就很瘦弱，又已经饿了三天，打的时候就不必太狠了，如果非要重打的话，那就不要先让它饿三天。当然，具体怎么改还值得商榷，但不改肯定是不太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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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批改周记时，发现L在每篇周记后面都写了“读了，好”或“没读，不好”，并画了笑脸或哭脸。我认为写日记对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激发他们的写作兴趣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比较重视培养学生写日记的习惯（因为没时间批阅，所以我只让他们写周记）。每次发周记本时，我都会选两三篇写得好的周记让学生读，这主要是给其他学生作示范，当然这对被选中的学生也是一个激励——有时为了鼓励更多的学生写好周记，我也会向学生展示写得不是最好的周记，这样做也会避免受表扬的学生面太窄的现象出现。L那样做，我认为她的认识有偏差。当我把她叫到办公室，给她做思想工作时，她告诉我是她妈让她写的。我不知道那真的是她妈的主意，还是她们俩都渴望得到更多的表现机会，但如果因为老师没有给她足够多的读的机会就失望甚至怨恨老师的话，那无疑是错误的，家长那么做是对孩子的误导。当然，如果抱着平常心看待“读”，那么那样做对孩子可能会起到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当没得到在班级读周记的机会时，把原因归结为自己写得不够好，而不是怪罪老师偏心，那样做倒无可厚非，不过，我还是不提倡家长的这种做法。

benchren

（首发于本人博客）

Z爱看课外书，发言积极，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都还不错，大概从三年级开始她就担任小组长，只是以前父母要是不督促她就常常不完成作业，现在学习比以前自觉一些了，不过偶尔也会不完成家庭作业。上个月的一天，她就因为没完成作业（也有可能是没带）被班长打了手，这可能伤害了她的自尊，中午我接到她的“辞职信”：

我知道我组长当得很不称职，昨天看到ZXH将组长让给了WJH，我就有些动摇了。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向您“辞职”，我希望你可以将组长的位子给LTF，跟他一个人说好了，千万不要在班上说，我还是挺怕别人笑话的。其实，当一个平民也不错。

当不当组长她也许真的不太在意，不过她把没当班干的同学称为“平民”这说明她还是把组长看作“官”的，这在一个“官本位”的国度里不值得大惊小怪。我知道，虽然信写得比较平和，但她的“辞职”主要还是一种闹情绪的表现，在我的劝说下，她收回了“辞职”信。



前天中午，Z痛哭流涕，背着书包要往校外跑，尽管有同学（她的好友）极力阻止，但她还是跑了出去，好在上课没多久她又被好友拉回来了。在我眼里Z一直是个乖乖女，从没发过那么大的脾气，这一次肯定是受了天大的委屈，至少在她看来是那样。后来我问了她本人及课代表才知道，原来上午数学课时，另一个女生被一个男生气哭了，Z说她在污染环境，当时我也在教室，不过我在忙别的事，没留意到那些细节。放学路上她听别的同学说课代表骂了她。下午上学刚进教室她又被课代表批评了一顿，所以才有前面提到了那一幕。等她心情平复下来，我对她进行了心理疏导，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我更感兴趣的是她的朋友的表现。Z在班上有两个关系很铁的好朋友，三个人不论是在校内还是在校外都几乎形影不离，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从她们的周记看，她们几乎每个周末都会聚到一起。我注意到她哭的时候，她的两个好友在拉她时也哭得很伤心，这才是真正的朋友，你哭的时候她会跟你一起哭，正如《牵手》所唱的那样：“爱着你的爱……梦着你的梦……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路过你的路……苦过你的苦……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逐”，只可惜这种纯洁的友谊大多不会长久，等她们长大成人后，随着爱人的上位，朋友就会让位，即使双方还保持着友谊，肯定不如从前。有的没等到对方成年、结婚就因为种种原因而各奔东西了，比如地理的距离使双方心理的隔膜越来越深，最终“相忘于江湖”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如果她们将来真的形同陌路，当她们回首往事时，她们会伤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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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上面是“化”字，最后一笔是竖弯钩（乚）。《挑山工》课文中的“货”写法是正确的，可课文后面生字表中的“货”的竖弯钩却被写成了斜钩，像“贷”字去掉了一点，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因为字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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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才知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个成语最早见于元·马致远的《陈抟高卧》，人们可能认为它化用了宋·释道元《景德传灯录》中的话：“问手指天地唯我独尊。为什么却被傍者责。师曰。谓言胡须赤。
僧曰。只如傍者有什么长处。师曰。路见不平所以按剑。”“拔刀相助”还见于元·无名氏的《连环记》：“连李肃也不忿其事，因此拔刀相助，得成大功。”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般用来“形容见义勇为，打抱不平”（http://baike.baidu.com/view/75590.htm）可是“见义勇为，打抱不平”非要“拔刀”吗？难道除了“拔刀”就没别的途径？所以我认为“拔刀相助”这个成语变成“见义勇为，打抱不平”的“代言人”反映了中国宣扬暴力的传统，这正是刘再复在《双典批判》中要“批判”的。《景德传灯录》中的“路见不平所以按剑”其实只是在打比方，“按剑”或许只是一种威吓，演变成“拔刀”程度更进了一步，已经采取行动了。其实你遇到了不平事，如果情势不紧急，你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打抱不平，比如你可以调解、说服双方，此法不通再换一招，比如现在你可以打110，武力或者说暴力应该是最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