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古代文学的博士发EI/SCI论文评中文副教授

伊犁老狼

听一个朋友讲，他所在的一所大学科研考核不管你是从事什么专业的，只要发表的论文属于sci、ei，还有什么pt之类检索范围的，都给上千的科研奖励金，一篇属于sci检索的是最少是5000以上，而文科类论文奖励很少，即使像《文学评论》之类刊物发表的论文，也就是给几百块钱奖金，因为文科奖励太少，有些文科出身的也不知用了什么神通，不断地在sci之类的刊物上发表论文。他们中文系有个年青同事，博士学的是古代文学先秦段，上课也是教的古代文学、诗经选读之类的，竟然连连在属于sci、ei之类的刊物上发表了十多篇论文（据说都是会议论文，连题目都是英文的，咱文科的人也搞不清），到年底一算账，竟然能拿四、五万奖金，而且还因为在此类刊物上发表文章多因此破格获评副教授，职称证上赫然写着——古代文学副教授。
这种现象似乎在该校很普遍，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法学的，都有很多人在EI/SCI检索范围的刊物上发表论文，每到年底，学校都会列出一份长长的在什么EI/SCI国际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目录，有些文科大腕一年能发十篇八篇，但是很少见到他们在国内刊物上的文章。所以，这个学校的国际刊物论文数量很多，年年在省里大学排前三名，超过很多211学校的论文数量，校长们在大会小会上都表扬文科院系的创新精神，并且放言在五年内进入国内一流高校的行列。
咱也是做文科的，弄不明白这里有什么问题，写在这里让懂行的人指教一下，有没有什么门道，让咱也搞点钱花花。

这个贴子在国学数典里面贴过一次，虽然有不少人关注，但是似乎大家讨论的不是我想要的，我想问大家的是中文专业利用sci或者ei的论文捞奖金乃至于评职称是不是符合常规，但是一般的高校给科研奖金的时候并未区分专业，只要是属于某类核心的就可以给奖金，即使你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如果有机械学之类的ei论文一样拿上几千块钱。至于论文是如何写出来，如何发表的，学校应该是从来不追究的。只要核心刊物表中有这个杂志名就行。
还有拿此类论文评职称，貌似全国评职称的文件中都没有限制此类情况，只是规定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就符合条件，并没有说评古代文学副教授一定要发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吧。  但是我个人的感觉是，既然是古代文学副教授是不是应该具有一定的古代文学科研能力才能评吧，如果是拿着数学或者计算机论文评的古代文学职称，是不是有点不对路。

因此，园地中高人比较多，故贴在园地里，让大家看看。

原链接：http://bbs.gxsd.com.cn/viewthread.php?tid=452643

hjqz1

如今的教授之职，非有大师之谓，而是一种教龄与研究龄的衡量和包装，研究有先后，但是感悟有深浅，并不能以发表的论文数量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教授应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教学，学生的认可度如何，对学生学习的突破有几何，教学过程中有无新的见解，不要一本老黄历教一辈子。二、科研，看论文与专著，不是看它们的数量，更重要的还得看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如今的社会，急功近利，贸贸然想要立竿见影，殊不知这种东西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工程，严谨、求真、务实、钻研，才是打造学术的金刚钻，否则这个瓷器很快就会有裂痕，难以持久、美观。

陶梦

现在机械化管理比较普遍，肉食者太聪明了，我等食草动物无法望其项背。
所以，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qqchun

引用第0楼伊犁老狼于2011-02-15 15:47发表的 学古代文学的博士发EI/SCI论文评中文副教授 :
听一个朋友讲...

这种现象似乎在该校很普遍，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法学的，都有很多人在EI/SCI检索范围的刊物上发表论文，...

咱也是做文科的，弄不明白这里有什么问题，写在这里让懂行的人指教一下，有没有什么门道，让咱也搞点钱花花。
.......

古文学博士发EI/SCI论文的确不好让人理解，
因为EI是工程检索，而SCI是科学检索，
搞文学的在文学检索系统中发现高水平文章才符合常规。
当然我不排除某些搞文学的人有发EI/SCI论文论文的天赋。

首先我要说的是高校的奖励体制，只要你能在你专业领域的高水平刊物发表论文，
就应该奖励，不一定非得EI/SCI。让搞文学的也发EI/SCI，的确对大多数人来说，
不太现实。

搞文科类专业的能发EI/SCI吗？当然能，就看你选择什么角度。
现在的科学越来越精细，联系越来越广泛，说不定文科某些领域可以使用科学技术上的某些方法，
这就属于新的应用，再进一步发展，说不定你就能开发出一个交叉学科，发EI/SCI那就会很容易的。

不过这不仅需要发现的眼光、独特的视角，
更需要不同专业的人团队协作，仅某个领域擅长肯定做不出。

liumx2000

所述状况有质量辩证，姑且提出一些看法。

1 文科与理科是否势同水火？
2 名利双收是否比合乎“常规”重要？

个人经验：本科机械工程；硕士中国现当代文学；目前攻读翻译学博士。至少到现在还没有精神分裂。 不过根据教授说，读博就要当心精神紧张糖尿病(P-hypertension-Diabetic，P不记得何指)。电子人文论坛就有会通文理的意图。Digital Humanity. 所以，跨学科是可能的，不是掺合水火。

最终人难免一死。那位风闻生活不甚检点的文大腕说“留取丹心照汗青”。只要对得起天地群众和自己，大概不必羡慕或嫉妒他人。

结论：乌烟瘴气会有的，清流洁气也会有的。凭自己的良心好了。

golden21c

有一篇文章，呵呵~~~什么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啊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41064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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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疾呼：“科而不研”愁煞人

2011年03月10日09:05  来源：《科技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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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文章、要项目、要SCI影响因子、要奖项、要评职称……全部直指利益；公关员、信息员、采购员、营销员，科研人员哪个角色都得做。科研系统评估体系的缺失与偏颇，让委员们忧心忡忡——

　　“现在搞药材栽培的年轻人，都不愿下去和药材种植区的药农和研究机构合作，更别说扎根产区了！”江西中医学院首席教授杨世林委员义愤填膺地述说，“他们就想做几个时髦的课题，发几篇文章，升个职称。”

　　“我们天麻、黄连、西洋参的栽培技术都是老教授们在产区埋头六七年研究出来的。”杨世林感慨。

　　更要命的是，在国外的好苗子，回来也变了。

　　“我的很有才华的博士生在国外都做新药研究，回来马上转行，主攻发文章。”杨世林的语气里透着惋惜和不舍。

　　这与曾任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现任济宁市市长梅永红曾提到的“很多从国外回来的人以前跟着导师做实验，现在开始跑项目”的说法如出一辙。

　　是什么改变了一切？

　　要文章、要项目、要SCI影响因子、要奖项、要评职称……搞科研不仅累脑还累心。

　　“现在的评估体系让年轻人都不知道科研的目的是什么了。”中科院院士马志明委员不明白，应用型研究，有成绩、有转化、有效益就好了，为什么要发SCI文章？

　　“不是研究出多少药，却研究出多少垃圾文章？”杨世林也不明白。

　　海军装备研究院综合论证研究所研究员尹卓委员给出了答案：“目前科研领域广泛存在科研项目申报中的‘跑部钱进’、科研经费使用见物不见人等现象。”没文章怎么申报项目？

　　“房子”“票子”“帽子”是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左铁钏委员谈论评估体系时用得最多的词，“现在的评估体系就是要把科技人员向这些方向领。公关员、信息员、采购员和营销员，他们哪个角色都得做。”

　　“把个人职级、科研经费、奖励和晋升、住房、用车紧密挂钩，是一种十分恶劣的利益导向。”尹卓的说法一针见血。

　　“十年之内还不改的话，想把科技变为新兴战略的支柱，可能性很小。”杨世林断定。

　　“我建议，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应该分开，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应该分开，建立不同的评价体系。”杨世林不愿意自己的学生以论文为“纲”，要多培养新药材。

　　“我建议，不搞评审应该采用聘任制。”左铁钏认为无休无止的评审才是症结。

　　“我建议，在科研领域广泛实行行政管理与技术管理两条线。”尹卓建议对国家、军队、国防领域的科技进步奖的评选进行重大改革，废止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流行的以表面“量化”指标为核心的人才评价体系，不以SCI或EI数量和期刊影响因子等量化指标为判据，代之以不同领域的科学创新、技术创新、知识创新、管理创新等以市场和实际应用，以同行业专家委员会集体评价为标准的评价、考核与奖励办法。

　　尽管委员们的建议各有不同，他们在一点上意见一致，“这样的评价体系一定要改！”尹卓说。（张佳星 高博）

golden21c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4211596.html

无“SCI”论文 “天麻之父”“黄连之圣”评不上教授
张 国

2011年03月23日08:23  来源：《中国青年报》  手机看新闻

　　药物研究专家杨世林有个担心：在现有的导向下，中国再也不会有年轻人愿意去跟天麻和黄连打交道。

　　杨世林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所长，这里是世界上五大药用植物专业研究机构之一。该所的老科学家徐锦堂被药农尊称为“天麻之父”和“黄连之圣”。

　　经过多年在药材产区的研究，徐锦堂改变了300多年来人们种植黄连的搭棚遮荫栽培方法，提高了黄连产量也节约了木材。他还结束了天麻不能人工栽培的历史，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野生天麻资源接近枯竭，医用天麻出现断档。

　　为了表达感激，从中受惠的陕西和湖北的药农们分别集资为这位科学家立了塑像。杨世林感慨：徐锦堂先生的成果是“扎根”扎出来的。但令他感到惋惜的是，徐先生一直没有评上院士，因为他没有“SCI论文”。

　　“SCI”是美国科学引文索引的英文缩写。它收录了大量的国际学术期刊，在这些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统称为“SCI论文”。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一些单位将SCI论文引入科研评价体系，以此衡量研究水平。此后，“SCI”成了科学家头顶一根无形的指挥棒。

　　杨世林认为，在这根指挥棒下，为我国医药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徐锦堂先生不仅评不上院士，连教授也评不上，如今评职称、评奖都是要看SCI论文的。

　　他说，我国引入SCI评价以后，几乎没有人愿意像前人那样去做事。搞药材栽培的年轻人，不肯和药农打交道了，只盯着什么是“时髦的研究”，只关心发表几篇文章。而长期扎根产区的研究人员，晋升职称和申请课题都很困难。

　　对此，杨世林表示“很痛心”。他发现，自己身边的那些从事药物研究的年轻博士，在国外留学或工作时明明还在进行新药研发，回国以后“马上转行”，什么容易发论文就做什么，并且追求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文章的“点数”直接跟奖金、职称挂钩。

　　他认为，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太低，根源就是当前的评价体系。至少，应该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有所区分，在不同的评价体系下加以衡量。

　　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志明一直呼吁，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评价不要“一刀切”。

　　他说，针对科技评价体系的意见，科学家们年年讲，可年年不变。让一些大学和科研单位，真正结合本地实际，解决工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追求国外的SCI呢？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运泰说，中国论文数量大增，成了这方面的“大国”。自己不赞成有人所说的“都是垃圾”。但不可否认，垃圾的确存在，真正在国际学术界能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研成果也确实不多。

　　清华大学教授邢新会说，现在科研管理者动辄就谈某项研究得了多少奖，发了多少篇SCI论文，连工程研究也要求有多少SCI论文。自然科学研究和工程研究应有不同的评价标准。管理的多元化，是科技界尤其需要关注的问题，只有多元评价，才能让大家安心做下去。

　　在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黄伟光看来，我国目前的短板在于如何把技术工程化，使之成为实际生产力。他说：“我们可能有很好的大脑，很巧的双手，但是二者之间的东西没有。”

　　他说，科技人才并非都是搞理论分析和科学实验的。高级工程师非要去弄个“教授”或“研究员”头衔才显得有地位、有水平，这是不正常的。国家从导向上对工程技术人才应该有合理的定位。

　　多年以前，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曾在工厂工作。他“非常崇拜”那些能工巧匠。他至今仍记得当时在没有起重机的情况下，工人师傅如何挪动大型设备的场面，“太让人信服了”。他还常常想起那些吹玻璃的工人，想要什么形状就有什么形状，这些技艺不是文凭能够证明的。在那时，高级工人“比教授还厉害”。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国家多年不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的评价体系不仅使得我们科研受到损害，而且是毒害了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都不知道做科研是什么目的了。”马志明院士说。

　　马志明还记得老一辈数学家许宝禄的一句名言。许老生前说过，不希望自己的文章因为发表在有名的杂志上而出名，而是希望杂志因为发表了自己的好文章而有名。事实上，他的很多论文都是发表在国内期刊上。

　　但现在，马志明说，连国家科技奖的评审都要考虑一项研究成果是发表在哪本杂志上。国外权威杂志多少分，普通杂志算多少分，反而忽视了论文本身的内容。“这真的是有害的。”他说，在这种评价体系下，好的文章都不发表在本土杂志上了。

　　据上海大学教授、《生理学报》副主编吉永华介绍，我国以前在人工牛胰岛素、哥德巴赫猜想等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都是发表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可眼下，科学家们渴望在英国《自然》和美国《科学》等高端杂志上出现自己的名字，形成了一种新的偏执的追求。

　　《自然》和《科学》都是世界一流学术期刊，文章被引用率很高，“影响因子”居于领军地位。吉永华说，在SCI指挥棒下，科研人员不得不搞“短平快”的研究。而在一些人批评我国盲目追求SCI论文导致不少垃圾文章之后，很多单位为了在“顶尖论文”这个指标上赶上去，又开始追求杂志“影响因子”了。现在有人还会邀请《自然》和《科学》的负责人到中国，请吃请喝，跟人家套近乎。

　　这种局面的另一个恶果是——我国的学术期刊被逼到了边缘，失去了国际上的话语权。吉永华指出，很多被逼急的中文期刊改出英文版，结果国内的人不想看，国外的人也不想看，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杂志。

　　清华大学教授朴英认为，要想改变这种情况，教育部就要“摧毁”针对博士生的评价体系。因为，高校将论文篇数分摊到每个教师头上，并将博士生的毕业门槛设定为发表几篇SCI论文甚至“顶尖”期刊论文。

　　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尹卓也指出，“这样的评价体系应该先摧毁为好”。他说，很多发达国家并没有统一的科技评价体系。我国有这么多科研院所，应该自己进行切合实际的评价。科学是五花八门的，为什么要统一呢？

　　今年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星微电子公司董事局主席邓中翰领衔研制的“星光一号”芯片诞生10周年。这是我国第一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专用芯片。

　　邓中翰将公司的成功归结为一句话：“我们坚持必须在市场上打造新的具有生命力的产品，而不是简单的写报告、发表文章，所以才有今天一系列的成果。”这位年轻的科学家说，自己多年来一直在呼吁，创新不是为了得奖，不是为了发表论文，不是为了评职称。

　　可“论文崇拜症”眼下正困扰着众多科学家。杨世林悲观地说：“如果按照现在的评价体系，我们不可能出现天麻、黄连的成果。”

　　他说：“我觉得评价体系就是一个导向。你要把科学研究引到什么方向？”

　　“本来GDP也好，SCI也好，它们不是不好，问题是一到了中国人手上就往死里整。”这是另一位科学家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