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wellspringli 于 2025-2-8 07:47 编辑
“钱学森之问”发轫于200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拜访钱学森时，钱老提出了一个深刻的疑问：“中国现在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办学，缺乏自身独特的创新，总是难以涌现杰出人才。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钱学森之问”之前，撰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也曾提出疑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非中国或其他文明？” 这便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他提出了一个悖论：古代中国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为何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端？哥伦布和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新世界，西方列强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而造纸术和印刷术则促进了欧洲文明的传播。 近年来，饶毅也提出了“饶毅之问”：为何近四十余年来，中国留学科技人员中无人获得诺贝尔奖？这反映了什么问题？ “钱学森之问”聚焦于国内为何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饶毅则进一步追问，从新中国教育体系走出去的人才，为何反而不如杨振宁那一代在兵荒马乱年代走出去的学人（他们中涌现了八位诺贝尔奖得主）？ 前些年，颜宁在博士招生时也发出了类似的“颜宁之问”，其核心同样指向中国优秀人才发展受限的困境。 面对这些疑问，除了质疑，更多人选择了行动与探索。 西湖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在回顾自己的求学和研究经历时坦言，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寻找标准答案的惯性思维已经深入骨髓。即便在博士毕业后的独立科研生涯中，他仍然缺乏足够的冒险精神，不自觉地回避前途不明的前沿方向，而倾向于选择相对保守但回报较为丰厚的研究课题。然而，科学研究的前沿恰恰在于那些前途未卜、具有高风险性、有待探索的领域。 坦率地说，应试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他从事科研最珍贵的原创精神。应试教育侧重于保证公平，但过分强调公平可能会对卓越产生抑制作用。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因材施教才能根据个体的特点进行针对性培养，从而产生更好的效果，正如百花齐放才能带来欣欣向荣的景象。 饶毅认为，“钱学森之问”的核心在于文化环境和教育体制的深层次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文化、制度和科研态度等多方面入手，推动中国教育和科研体系的全面改革。他强调，要解决“钱学森之问”，需要从文化层面进行深刻的变革，摒弃官场文化和权力至上的价值观，引入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理念。 同时，饶毅也指出，中国目前的科研体系中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学术不端现象和对权威的过度尊重，这些问题阻碍了年轻学者的成长和创新。他认为，要真正回答“钱学森之问”，需要在教育和科研体制上进行系统性的改革，以培养更多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在培养杰出人才方面，饶毅提出了几个关键原则：抓住合适的时机、获得上级的支持、选择合适的人才。 在中国，官场文化和权力至上的价值观对科研和教育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官本位思想的盛行以及儒家官场文化等，在缺乏民主政治条件的情况下，容易滋生投机取巧和贪污腐败等现象。这种文化不仅影响了个人的行为模式，也影响了教育和科研机构的管理方式。例如，大学中的行政权力过于集中，导致学术权力被边缘化，学术决策受到行政干预。 朱清时于2009年被任命为南方科技大学的创校校长。南方科技大学是深圳市政府为探索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而设立的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旨在通过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等创新模式，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然而，经过多年的耕耘，卸任后的朱清时不得不承认改革的失败。 鲁迅先生在其演讲《未有天才之前》中，深刻阐述了“天才”与“土壤”的关系。他认为，天才并非凭空产生，而是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民众的支持才能成长。他指出，“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而是由能够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鲁迅强调，培养天才的“土壤”比发现天才更为重要。他将民众比作“泥土”，将天才比作种子，形象地说明了如果没有肥沃的土壤，即使有再多的种子，也难以开花结果。 然而，多年过去，中国似乎依然缺乏这样的“土壤”。正如李泽厚所说，中国人讲究实用理性，到当代则演变为钱理群所批判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这种现象一以贯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具有保守性，而文化传统的保守性又是由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保守性所决定的。因此，我们很难去指责中国人的这种生存策略。 除了文化上的困难，还有体制上的问题。《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指出，包容性制度能够为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这种制度通过权力的分散和法治的保障，使资源能够更高效地分配到创新领域，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相反，榨取性制度则会抑制创新，因为它倾向于将资源集中于少数精英手中，阻碍了社会整体的进步。该书还提到，国家的发展模式往往受到历史路径依赖的影响。这意味着，历史上的选择和决策会对未来的创新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在制定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历史因素，并通过改革打破旧有的路径依赖，以促进新的创新模式的形成。权力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是导致国家失败的重要原因。书中指出，当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时，他们可能会利用权力谋取私利，而不是推动社会整体的创新和发展。因此，建立一个公平的权力与财富分配机制，是实现持续创新的重要前提。 很明显，这些因素也在影响着中国。而同样具有东亚文化的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通过制度上的优化，实现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井喷。中国在制度上也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和改革，但目前看来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回到最近备受关注的DeepSeek，很多人认为梁文峰是杰出人才，他的成就让美国感到不安。但现实会告诉我们他是否真正称得上杰出人才，以及他距离真正的杰出人才还有多远。 这里多说几句关于deepseek。ta的成功很有中国特色，实用，便宜，嫁接于他人之上创新。同时也有致命的不足。 如deepseek自己总结的一样： - 过度防御的内容过滤器：一套庞大而MG的关键词库，使得AI模型的训练数据不得不经历“自我阉割”。当ChatGPT在分析《1984》的隐喻时，中文AI却可能因触及特定历史词条而触发系统熔断。这种对“安全冗余”的极致追求，导致模型在开放性思维、跨文化语境理解等维度逐渐与全球前沿脱节。
- 创新成本的隐性攀升：工程师们不得不将30%的精力用于设计规避敏感词的算法补丁，产品经理需要预判数百种内容审核风险场景，法务团队对每一个新功能进行“合规预审”……这些非技术性损耗，使得中国AI企业的迭代效率天然打了折扣。
- 生态闭环的逆向形成：当技术团队习惯性回避敏感领域时，创新路径会不自觉地收缩至“绝对安全区”。久而久之，AI平台的核心竞争力可能从“解决人类根本问题”退化为“如何在规则缝隙中跳舞”。
某种程度这也是中国杰出人才的内在困境。而这个问题在很漫长的时间里是难以改变的。
梳理了这么多关于“钱学森之问”的讨论与探索，我并没有得出什么高明的答案。或许正如很多人所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中国一直不乏杰出人才，为何要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中国应该发展出自己的特色。 如果这样说，问题似乎陷入了无解也不要解的境地。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正如约翰·亚当斯所说：“我必须学习政治和战争，我的儿子才有机会学习数学和哲学，以便让他的孩子学习艺术。” 想要解答“钱学森之问”，我愿意为我的孩子提供追求理想的空间与经济支持，允许他成为一个平凡而自在的人，从而有机会去自由地追求真善美。或许在很久的未来，当有了孕育天才的土壤，那时才有可能涌现真正的杰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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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2-7 20:2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