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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横槊赋诗 于 2026-2-6 19:07 编辑
【内容提要】
学界常将明末清初西学（旧西学）与晚清西学（新西学）分作两期，实则新旧西学间有其内在的知识脉络，嘉道时期正处于新旧西学转换期。松江徐朝俊家族约自康熙年间始，五代研习西学、西器，并家藏大量汉文西学文献，借助血缘与文本，促进了旧西学的传承与下渗。徐朝俊《高厚蒙求》五集先后刻于1807—1829年，它既是旧西学的总结之作，又是徐继畬《瀛环志略》（1848）稿本——《瀛环考略》（1844）的主要参考书之一。当《瀛环志略》付梓时，《高厚蒙求》却从参考书中消失。本文提出一类与二类西学文献概念，以《高厚蒙求》为代表的二类西学文献，是晚清时期国人认识新世界、应对新变局、接引新西学的重要本土思想资源，在新旧西学跨时空接榫中扮演了过渡性角色。
【关键词】
西学东渐 旧西学 新西学 徐朝俊 知识史 徐继畬
明清西学东渐史常分作两期。第一期是明末清初时期（简称“旧西学”时代），第二期是1807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入华后，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简称“新西学”时代）。受制于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学科设置，学界对新旧西学间的联系普遍关注不足。例如潘光哲从阅读史切入，细致描绘了晚清士人寻觅、接受西学的读书历程，但其笔下晚清士人的西学“知识仓库”里，并没有旧西学的位置。若将新旧西学贯通思考，至少需要回应两大问题：首先，旧西学如何穿越清中叶禁教期，实现知识传承？其次，幸存的旧西学在晚清扮演何种角色，新旧西学如何衔接与递嬗？本文从西学东渐史研究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中间环节——二类西学文献切入，旨在探寻西学在中国的本土知识脉络。
松江徐朝俊（1752—1823）活跃于18世纪至19世纪之交，著有《高厚蒙求》五集，各集渐次刻于嘉庆十二年（1807）至道光九年（1829），是一部旧西学的总结之作。清代中叶，旧西学面临中辍，新西学又尚未叩开中国大门，新旧西学出现知识断层，徐朝俊及其著作恰承前启后：一方面，徐朝俊家族约自康熙年间始，五代研习西学、西器，并家藏大量旧西学文献，包括徐光启（1562—1633）等未刊著作的抄本。他们在传承旧西学的同时，促进了知识的在地化，为探究在西人相对缺位的情况下，西学如何自主传播，进而渗入地方社会提供了极佳案例；另一方面，《高厚蒙求》中所保存的旧西学知识，成为晚清徐继畬（1795—1873）、梁廷枏（1796—1861）等“开眼看世界”的窗口。相较西人独立编译或中西合作编译的著作，以《高厚蒙求》为代表的二类西学文献，是晚清时期国人认识新世界、应对新变局、接引新西学的重要本土思想资源。
方豪较早关注到徐朝俊，他曾介绍徐朝俊《自鸣钟表图法》，称赞该书为“国人第一部关于钟表之著作”。此后，不少学者从科技史角度，分别对徐朝俊在自鸣钟表、天文仪器、星表等方面的成就进行了具体研究。对《高厚蒙求》进行全面评介者是王尔敏，但他仅利用了《高厚蒙求》四集本，而未利用三集、五集本，且对该书的承前启后性缺乏足够认识，因此拔高了其思想原创性，低估了其历史影响力。本文在前人基础上，重点关注知识的源与流，而非对徐朝俊各项科技成就进行具体评价。首先，根据上海图书馆藏松江《徐氏族谱》，纠正徐朝俊为徐光启后裔的旧说，该谱嘉庆十八年（1813）由徐朝俊本人重修，从中可窥见他的家族世系与西学知识谱系，西学借助家族导入地方社会，将外来知识转化为本土知识；其次，集中探讨《高厚蒙求》的版本、内容与特色，厘清该书的知识来源，重审徐朝俊及其著作的历史定位；最后，《高厚蒙求》是徐继畬《瀛环志略》稿本——《瀛环考略》（1844）的主要参考书之一，但道光二十八年（1848）《瀛环志略》正式刊刻时，《高厚蒙求》却从参考书中消失，《瀛环考略》《瀛环志略》西学知识来源的变化，凸显出二类西学文献在知识传承中的过渡性角色。徐朝俊及其著作上承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下启晚清西学东渐，以血缘与文本为纽带使新旧西学实现了跨时空接榫。
一、 “五代于兹”：徐朝俊家族与旧西学的在地化
徐朝俊原名象俊，字冠千，号恕堂，江苏松江府娄县（今属上海）人，嘉庆二十一年（1816）岁贡生。他自称：“余先世爱研数理，手造泰西仪器，五代于兹矣。俊于制举业暇，尝从先君子侧闻绪论。”学界普遍据此误认为徐朝俊系徐光启四世或五世族孙，甚至四世或五世孙。
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松江《徐氏族谱》，刻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嘉庆十八年（1813）局部重修，重修部分集中于“世系表”，而重修者正是徐朝俊。徐朝俊称，族谱自乾隆四十八年后已30年未重修，他“恐子姓散处，久而难稽”，于是发单征求各支派信息，但他因为“郡尊延纂《松江府志》，案牍纷繁”，故在其侄徐士恒襄助下，才完成重修工作。该谱徐朝俊一支的“世系表”末尾，还有大量手写续补字迹，最晚记至同治元年十二月，而其他各支均无，因此这些续补当出自徐朝俊后裔之手。
从该谱可知，徐朝俊实为明朝首辅徐阶（1503—1583）嫡弟徐陟（1513—1571）的后裔。徐陟，字子明，号望湖，晚号达斋，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右侍郎。徐陟的曾孙徐孚远（1600—1665）乃“几社六子”之一，他积极参与抗清活动，永历十五年（1661）追随郑成功（1624—1662）至台湾，死后归葬松江。徐朝俊的家族谱系，参见图1：
由于族谱中“世德纪略”（即小传）出自乾隆四十八年本，徐朝俊未作增补，因此该谱缺徐朝俊及其弟的小传，而且小传作者对西学并不熟悉，这给梳理徐氏西学源流增加了难度。早在崇祯十二年（1639），徐孚远、徐凤彩（1601—1657）即参与商定徐光启遗著《农政全书》，书中含有一些西方农田水利知识。松江几社热衷编刻经世书籍，徐孚远、徐凤彩作为几社成员，关心农政并非因为“爱研数理”。从族谱看，徐朝俊所谓“五代于兹”的西学传承始于其曾祖父徐怀瀚（1666—1738）。徐怀瀚本是徐永贞（1651—1674）的族兄徐允贞（1622—1694）第五子，因为徐永贞早亡无后，故被过继给徐永贞。徐怀瀚字蒙泉，号尚少，金山卫学生。据族谱记载，他“十赴省试不售”，于是闭门著书，“自经史以及诸子百家，皆有撰述，手钞口诵，卷帙甚富，力不能授梓。晚作《十三经同文编》，序自述编纂岁月甚详。生平于舆地沿革分合，考古证今，了如指掌，盖尤一生精力所萃焉。尝从友人处借天文书凡百余卷，俾及门同志之士分抄，阅三日夜校录毕，以书归其人，其人讶其速也”。其中《十三经同文编》即《经传同文汇编》，今存抄本，该书卷端题“云间徐怀瀚编，曾孙朝俊汇辑，元孙福、祉校”，因此是经过徐朝俊及其子辑校后的版本。徐怀瀚擅长历史地理，而谱中所言他从友人处借阅、抄校的“天文书”百余卷，虽未罗列书名，但考虑到自晚明以来西方天文学对中国知识界的巨大影响，其中当包含一定比例的西方天文学著作，这从徐怀瀚直系子孙多精于西方天文学亦可侧面印证。徐怀瀚对地理、天文的爱好，以及相关藏书，奠定了徐家的西学根基。
徐怀瀚之子翊淦、翊淞、翊渶，均擅长天文数学、制作仪器。徐朝俊祖父徐翊淦（1694—1760），字铭训，族谱称其“惟以著述为事，凡经史、六书及术数之学，皆纂集手钞，盈厢［箱］累箧，至今藏书家犹有存者”。其著述与藏书，今已不得其详。相较而言，其弟徐翊淞、徐翊渶更为知名。徐翊淞（1697—1752），字齐南，族谱称其“好数学，工篆隶”，曾在杭州游幕。徐翊渶（1704—1772），字葆华，号季筹，族谱称其“殚其力于《周髀》盖天之学、测时之仪、勾股之法，以至方书、形家之秘，《参同》《楞严》之旨，旁推交通，洞悉其原委而后已。家贫无以治生，时仿西法制鹤漏、自鸣钟、仪表为薪水资，见者皆诧为神技”。西学已成为徐翊渶在地方社会中谋生、立身之资。乾隆《娄县志》称：“吾郡以制鹤漏、自鸣钟、仪表名者，自翊渶始。”将徐翊渶视为开一郡制造西器之风气者。又据藏书家汪启淑（1728—1798）的《飞鸿堂印人传》载：
徐鼎，字丕文，号调圃，江苏华亭县人，胜国文贞公后裔。父淞，字齐南，潜德不仕，精究象纬，于西洋测量制器之法，无弗洞彻。……弟钰，字席珍，号讷庵，性颖敏，能绍其家学，通勾股算法，凡乐钟、日表及日规扇，神工天巧，悉从十指出，分晷不爽。
传中徐淞即徐翊淞，徐鼎即徐翊淞长子徐世鼎（1735—1784），徐世鼎出继给徐翊淞之兄徐翊濂为后，而徐钰即徐翊淞次子徐世钰（1739—1787）。因此，不仅徐朝俊祖父徐翊淦的后裔，其叔祖父徐翊淞的后裔也精通西学，西学作为徐氏家学已枝繁叶茂。
徐朝俊之父徐世懋（1726—1803），字时乘，族谱称其“好书史与铭训公（按：徐翊淦）略同，而尤明割圆八线之学，如《御制数理精蕴》、梅氏历学诸书，皆能掩卷讲论无漏义。又尝为人疗内外疾，相阴阳宅，转凶为吉，有奇功。善弈棋……所著有《周易便蒙镜》《堪舆燮理镜》，皆嘉惠士林名作也，将付剞劂氏以问世”。《御制数理精蕴》由康熙帝主持修撰，为融合中西算学之作；“梅氏历学”则指梅文鼎（1633—1721）历学书，其兼采中西历法。《御制数理精蕴》及梅文鼎历学书，均主张“西学中源”，代表官方立场，因此其流传不受清中叶禁教政策的限制。实际上，从后文徐朝俊的情况推之，徐世懋的书籍收藏与阅读中，另含传教士著作，但小传作者或并不熟悉，或略而不记，甚或有意隐讳。
徐朝俊育有二子。长子徐炳枢（1785—1839），谱名徐绂，又名徐福、徐宗，字元圃，号佩衡、云岱，道光元年（1821）恩贡。林则徐（1785—1850）任江苏巡抚时，他曾上书请修华亭海塘，林则徐以公帑修之。次子徐绶（1787—1821），又名徐祉，字恺之，号受环，庠生。徐炳枢、徐绶均继承家学，曾参与校梓《高厚蒙求》。
徐朝俊家族五代研习西学、西器，以血缘为纽带，在松江形成了一个在地西学圈。有学者推测徐朝俊可能出自天主教世家，然而，从其叔祖父徐翊渶兼通道教《周易参同契》、佛教《楞严经》，而其父徐世懋擅长“相阴阳宅”等看，他们应未信仰天主教。徐朝俊不仅将家族的西学传统发扬光大，而且对整理族中非西学文献也十分热心，除重修《徐氏族谱》、汇辑徐怀瀚《经传同文汇编》外，他还重抄了徐凤彩《诗经辅注》五卷，该书卷端题“云间徐凤彩圣期父著，男允贞丽冲校正，来孙朝俊冠千重钞”，徐允贞系徐怀瀚生父，而徐凤彩为徐允贞之父。此外，徐朝俊还积极参与整理、出版乡邦文献，除分纂嘉庆《松江府志》外，另曾参与校刊《云间书院古学课艺》《赋钞笺略》（云间雷琳、张杏滨笺）和《樵史》（云间陆应阳辑）等，充分体现出他作为地方文人的身份特质。
值得注意的是，徐朝俊虽非徐光启后裔，家中却藏有其书稿。例如今藏浙江省图书馆的徐光启《开成纪要》抄本，是一部未刊笔记，内容以机械制作、金属加工和矿山开采为主，并涉及农、牧、渔、造纸、化工、瓷器烧制和望远镜制作等。其抄校者为松江藏书家韩应陛（1813—1860），据咸丰七年（1857）韩应陛跋文称：“原书系抄本，得之徐恕堂先生家，陈姓持来。”即该抄本是据徐朝俊家传的《开成纪要》抄本转抄。又如嘉庆十四年（1809），徐朝俊曾仿制《泰西水法》中的“龙尾车”：“华亭诸生徐朝俊，承家学，娴浑天理数。嘉庆己巳，制龙尾车，为灌田之用。一车以一童运之，进水退水，无立踏、坐踏之劳。”《泰西水法》是传入中国的首部西洋农田水利技术专书，由耶稣会士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 1575—1620）与徐光启合作编译而成，曾收入李之藻（1565？—1630）辑《天学初函》和徐光启辑《农政全书》等。徐朝俊所制龙尾车，得到时任松江知府唐仲冕（1753—1827）的赞赏，唐仲冕曾刊其图并颁发属县，推广这项技术。这是《泰西水法》成功付诸实践的少有案例之一。
二、 旧西学的总结之作：《高厚蒙求》及其知识来源
“五代于兹”的西学传承，成就了《高厚蒙求》。该书系自著丛书，汇辑了徐朝俊历年所撰科技与地理论著。书中部分内容有别本流传，例如成书于嘉庆元年（1796）的《中星表》，曾收入南汇吴省兰（1738—1810）辑《艺海珠尘》匏集（戊集）。《高厚蒙求》的命名：“高厚”取自“戴高履厚”，“戴高”者为头顶之天，“履厚”者为脚踏之地，而人居于其间。其意与该书内封所盖“明理器法，通天地人”之印相呼应；“蒙求”则指全书定位为初学之阶，徐朝俊称：“阅天学书中作晷之法，翻嫌论说不明，此无他：著撰此种书人，其心极灵而其笔恒不足以达之所由，阐发少而其文晦，讲论多而其意晦，领会难而其义益晦。盖斯道之独少传人有自矣！”鉴于传教士著作晦涩难懂，影响西学知识的传播，因此《高厚蒙求》力求通俗，意在使读者借由该书得窥西学堂奥。又徐朝俊曾执鞭于云间书院，《高厚蒙求》初集《天学入门》、三集《日晷图法》自序均署“华亭徐朝俊书于云间书院”，则书中部分内容或曾作为云间书院教学之用，此正合乎“蒙求”之意。
由于《高厚蒙求》是分集刊刻，因此形成了三集、四集和五集本三大版本系统，其中学界较为熟悉的是四集和五集本，而三集本则未得到关注。《高厚蒙求》各集的内容、版本及所参考的汉文西学文献，详见下表：
三集本：其中第一、二集及附录《黄道中西合图》刻于嘉庆十二年（1807），第三集刻于嘉庆十四年（1809）。书末附有《仪器目》，内含徐朝俊识语，此为四集、五集本所无。《仪器目》交代了《高厚蒙求》的刊刻历程与计划：
天文历算之学，有其书又必有其器，顾克明数理者，恒不能作攻金工。余少侍先君子学制举业，辄就炉火兼学钟表，缘识五金从革性情。甲子（按：嘉庆九年，1804年）春，读礼杜门，承先君子弥留时，遗命作种种仪器，谬为数学家见珍。丙寅（按：嘉庆十一年，1806年）冬，复据旧时所闻见及与先君子所参究得心之处，钞撰成编，梓以问世。兹当《高厚蒙求》刊既竣，将挈儿赴秋闱，不得不暂辍是业。因综手造既成之器，而并检存稿所待刊者束置案头，姑俟试归续作。时在天中节后二日。
《仪器目》虽附于第三集末尾，但作于嘉庆十二年端午之后。该年徐朝俊为携子参加江南乡试，将《高厚蒙求》的刊刻暂时中辍。徐朝俊及其二子毕生未中举，此次显然也名落孙山，于是他重操旧业，续刻《高厚蒙求》。
四集本：嘉庆二十年（1815）刻，其在三集本基础上，新增第四集，并将原第三集的《揆日正方图表》移至第四集，改题为《揆日正方图表上》，与第四集新增的《揆日正方图表下》衔接。四集本在后世影响最大，最为学界所知。晚清时期的重印本，例如同治五年（1866）刻本、光绪十三年（1887）同文馆铅印本、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书局石印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刻本，底本均为四集本。
五集本：其在四集本基础上，新增第五集《高弧合表》。《高弧合表》成于道光三年（1823），刻于道光九年（1829）。此时徐朝俊已去世，第五集的刊刻者是徐炳枢，他称：“先君子嗜畴人之学，先后纂《高厚蒙求》凡四集梓行，晚年益殚精竭神，推测校核，成《三景八线表》一册，校定《表度说》一册，《高弧合表》一册。”可惜自己“绵于力，未能合付之梓，谨先刊《高弧合表》为《高厚蒙求》五集，其《八线表》《表度说》容当续而梓之”。然而《八线表》《表度说》均未见续梓，不知其稿本或抄本是否尚存于天壤间。道光十四年（1834），云间徐氏又重新刊印五集本。
徐朝俊及其著作在西学东渐史上恰承前启后：从晚清西学东渐观之，他完全配得上学界所奉“近代科技先驱”称号，但从明清西学东渐的整部历史观之，他更近乎旧西学的总结者，因《高厚蒙求》至少具有四大特色：
首先，徐朝俊广泛汇辑与整合旧西学知识，使《高厚蒙求》成为天文历算、机械制造及域外史地的集成之作。他虽是极少数关注到英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1793年访华并记录其事的中国人，但作为地方文人，他难以接触到马戛尔尼、马礼逊等新来华西人，因此其西学知识均来自旧西学体系。他既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又爱好藏书、刻书，虽生活在禁教最严厉的乾隆末年至道光初年，却大量收藏与阅读旧西学文献，包括未刊作品。《高厚蒙求》中明确注明出处的旧西学文献达12种，含《御制数理精蕴》、李之藻辑《天学初函》、李之藻《浑盖通宪图说》、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测食》、阳玛诺（Emmanuel Diaz，1574—1659）《天问略》、汤若望《远镜说》、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天文历法书、王应遴（?—1645）《经天该》、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职方外纪》、南怀仁《坤舆格致略说》、朱注天文历法书和汤若望《恒星出没表》（参见表1）。而《高厚蒙求》所附《黄道中西合图》，徐朝俊虽未注明所参考的汉文西学文献，但基本可确定仿自戴进贤（Ignaz Kögler，1680—1746）《黄道总星图》（1723）。又徐朝俊之子徐炳枢称，徐朝俊曾“校定《表度说》一册”，但因徐炳枢缺乏财力，未能刊刻。《表度说》为熊三拔口授，周子愚、卓尔康笔记，成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徐朝俊或根据实测数据，对其进行了校定。另据学者考订，《高厚蒙求》第三集《日晷图法》中“日晷制法”，很可能源于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口译、孙元化（1581—1632）笔受的《日晷图法》抄本；《高厚蒙求》第三集《星月测时图法》中“造星晷法”“造月晷法”，则与汤若望校、朱补的《日晷图法》中所附“月晷”“星晷”，“从图形和用法上看都基本相同”，很可能参考了该书。而庞、汤二书均未付梓，并罕有抄本存世。
在徐朝俊活跃的乾嘉道时期，对汉文西学文献收藏之丰、阅读之勤，时人鲜有能与他匹敌者。相较当时盛行的、以阮元（1764—1849）为首的“西学中源”说，徐朝俊对传教士及其著作则充满了温情与敬意。例如他称，嘉庆元年（1796）“春夏间，偶检泰西汤若望《恒星出没表》，与列星较对，舛错甚多，此非作者之讹，传写之误也”。又如罗士琳（1789—1853）《畴人传续编》评价徐朝俊道：“所著论皆捃摭成说，随人步趋。尤论五大洲及附载海族、海状、海舶、海道、海产诸说，亦悉本利氏《乾坤体义》，荒远无凭，不足取也。”罗士琳所批评的“论五大洲及附载海族、海状、海舶、海道、海产诸说”，乃指《高厚蒙求》第二集《海域大观》，徐朝俊《海域大观序》称：“吾人戴高履厚，曾沧海一粟之不如，苟第执拘墟之见，则即中国中人物各异，风气各殊，以此语彼，且有未肯尽信者，何论化外之怪怪奇奇？……兹所辑者，第据《职方外纪》及《坤舆格致》《台郡杂志》诸书，薙其理所未可尽信者，采辑成编，聊广闻见。”罗士琳对徐朝俊随传教士“步趋”颇为不满，并将“五大洲”诸说视为“荒远无凭”，而这恰是徐朝俊所指“拘墟之见”。徐朝俊认为：“师承参错，何止中西？但学者苟取众说而折衷其是，既不得是古而非今，又安可是今而废古？”徐朝俊的家学与藏书，加上这种不以中西、古今为是非标准的开放态度，成就了《高厚蒙求》。
其次，徐朝俊借助制器与实测，将西学付诸实践，使《高厚蒙求》富于应用性。制器方面，他认为“天文历算之学，有其书又必有其器”，不懂得制器则难以真正透悟西学。他曾亲自制造自鸣钟及各种天文仪器，并将制作之法图文并茂地撰入《高厚蒙求》。例如陈锦洢赞赏道：“丙戌（按：道光六年，1826年）春，余自都入蜀，于成都市中购得华亭徐先生《自鸣钟表图说》一册，翻阅再四，见其于作法、修法、用法，靡不燎〔瞭〕如指掌。……自时厥后，凡吾家钟表机轴，偶有损坏，皆手自修理，毋庸假手他人矣。”足见徐朝俊之书可操作性很强，而且流通范围已远至四川等地。实测方面，徐朝俊自称：“余所谈天，全凭实测。”此乃他治学之道的自我总结。《高厚蒙求》第三至五集包含大量实测数据，他通过实测丰富并深化了固有的西学知识。
再次，徐朝俊将西学知识与地方社会相结合，徐朝俊及其家族的在地性前文已多有论及，《高厚蒙求》也颇具地方特色。例如该书解释了松江府城与周边地区潮汐时刻的差异，并测量了各时节松江北极出地的圆影、直影和倒影，这与传教士著作多以北京等为中心不同，是一种西学知识的在地形态。作为地方文人，徐朝俊通过制器、著述与讲授等，促进了西学知识的扩散与下渗，可谓西学的深层次本土化。
最后，徐朝俊还将外来的西学知识进行了更适合中国读者的通俗化改编。《高厚蒙求》书名中“蒙求”二字，已足见其用心。该书图文并茂，例如他为方便读者认识天星，专门绘制了《黄道中西合图》，作为《高厚蒙求》附录，他指出：“汉唐以前学士大夫，类皆洞晓天文，洎乎司天专属一家，而究心此道者遂鲜。江左素称才薮，于天学独缺师承，此无他：心畏其难，故讲贯少而肄业恒不及焉。”因此，他“作此《黄道中西合图》，创坊刻旧本所未有，学者第以歌（按：指步天歌、经天该）按图，按图求象”。读者可以一目了然，易于掌握。《高厚蒙求》的简明性，使该书在晚清时期一度成为有经世之志的中国人认识世界、研习西学的阶梯。
三、 二类西学文献的概念及其知识史意义
书籍是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达恩顿（Robert Darnton）曾提出著名的书籍循环交流模型（Communication Circuit），将作者—出版商—印刷商—运输商—书商—读者—作者视为一个环形的循环交流，关注书籍生产流通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及其相互影响，使书籍史研究摆脱了简单的“作者—读者”模式，深化了学界对知识传播过程的理解。由于书籍及其所承载的知识有时并非作为整体进行直接传播，因此仅关注书籍自身的生产流通存在不少局限。例如丹尼尔·莫奈（Daniel Mornet, 1878—1954）在18世纪私人藏书拍卖目录收集汇总的2万册图书中，只发现了1册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社会契约论》，那么《社会契约论》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是否被高估？正如达恩顿所指出的，莫奈“忽视了《社会契约论》通俗本，尤其是卢梭《爱弥儿》第五卷内的通俗本，在法国大革命前就是毋庸置疑的畅销书”。因此，研究《社会契约论》的传播史，仅关注《社会契约论》自身的生产流通远远不够。
同理，在明清西学东渐史中，汉文西学文献也存在丰富的层次性。如果将西人独立编译或中西合作编译者视为一类西学文献，则国人在一类西学文献的基础上摘录、吸收、阐发等而形成的作品，可视为二类西学文献，由二类西学文献还可衍生出三类西学文献，以此类推。在明清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二类西学文献的影响在某些时期甚至大于一类西学文献。一方面，从出版与流通看，一类西学文献很多是教堂刻本，普通读书人如果和传教士、中国教徒等缺乏接触，则获取相对不易，而二类西学文献同传统书籍在出版与流通上并无分别，受宗教、地域等限制较少；另一方面，从阅读与接受看，由于二类西学文献较一类西学文献进行了更多中国化改造，并将其从原初的外来性、宗教性等的文本与语境中剥离，因此对普通读书人而言，语言及文化的亲缘度常更高，知识传播的阻力相应减小。以西洋医学心、肝、脑“三贵”说为例，范行准注意到：
清季会稽赵彦晖（晴初）见钞本医书《彻剩八编·内镜》有引以智《小识》三贵之文，而谓其说与合信氏《全体新论》、王勋臣《医林改错》略同，皆为医家所当参阅，以目稽胜于悬揣也。（详见《存存斋医话》卷一页十五至八）固亦由衷之论，惜彦晖未知其文本之《小识》，更不知《小识》之文本之《主制群征》也。
换言之，西洋医学知识经历了汤若望《主制群征》→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刘思敬《彻剩八编·内镜》→赵彦晖（1823—1895）《存存斋医话》的层层“转贩”过程，《主制群征》是一类西学文献，后续各书则是二类乃至三类、四类西学文献。无论缺少任何一环，这个知识链条均是不完整的。因此，关注二类西学文献，在知识史上至少有三层意义：
首先，只有意识到二类西学文献的存在，才能避免将二类西学文献误作一类西学文献，而忽略其知识源流。由于各类西学文献常被不加区分地混杂使用，因此厘清知识的层次非常关键。例如《高厚蒙求》，通过梳理其所参考的汉文西学文献，可以避免将该书的原创性过分拔高，从而将其安放于应属的知识传承谱系中。
其次，长期以来，由于哲学史、思想史在西学东渐研究中的强势地位，学界倾向于重视原创性、思想性更高的一类西学文献，而将二类西学文献目为辗转稗贩乃至剽窃之作。实际上，二类西学文献对一类西学文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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